洛阳诗韵教案 篇一

一

清人潘德舆曾通论七绝特质，说这一体裁“易作难精，盛唐之兴象，中唐之情致，晚唐之议论，途有远近，皆可循行；然必有弦外之音，乃得环中之妙”（《养一斋诗话》卷二）。这段话至少包含了两层意蕴：一、就表现手法言，盛、中、晚唐各有开拓，晚唐以来的七绝，议论成分的突出最引人注目。二、就整体风格言，无论采用什么手法，七绝传统上终是以浑含蕴藉为宗。以下即从手法与风格两点出发，对宋初七绝作一考察。

在表现手法上，宋初七绝有两个特点：第一，随着说理手法的大量运用，写景抒情之中也多掺入议论笔调，两者有时无法截然划分开来。如徐铉《阁皁山》：“殿影高低云掩映，松阴缭绕步徘徊。从今莫厌簪裾累，不是乘轺不得来。”传达对此山的爱赏之情，纯以翻案笔法出之。释赞宁《落花》：“蝶醉蜂狂香正浓，晚来阶下坠衰红。开时费尽阳和力，落处难禁一阵风。”花开难花败易的惆怅，隐然升华到了人生哲理的层次，却又只可意会，不能坐实。穆修《登女郎台》二首其一：“台前流水眼波明，台上闲云鬓叶轻。莫把姑苏远相比，不曾亡国只倾城。”这两首诗的议论成分也有翻案的味道，而作用与徐铉之诗又自不同。女郎台风景虽然秀美，规模却远不能和姑苏城同日而语，穆修并不否认这一点，而是通过倾城与倾国的对比，来转劣势为优势。在他笔下，女郎台比姑苏少了一份危险，却反而多了一份可爱。这些诗都旨在写景抒情，多半并非有意传递什么道理，议论笔法完全是为曲传情、景而服务的；但后者的介入，无疑丰富了诗作的表现手段，可以取得一些单凭描摹或抒发无法获取的艺术效果。由于议论笔调的渗透，甚至以往难以言传的景致，也有了言传的可能。如司马池那首著名的《行色》：“冷于陂水淡于秋，远陌初穷见渡头。犹赖丹青无处画，画成应遣一生愁。”这是一个颇具挑战性的题目，行色似无而有，绝对实写不得，只可用议论侧笔，以虚写虚。描摹行色要同时顾及两层：一是形态，二是情感。此作前半摹态，后半表情，都倚重于议论。前半的比较是精华所在，吴子良就说：“此诗惟第一句最有味”（《荆溪林下偶谈》卷二）；不过后半写愁，也费斟酌。如藉由某一种个别情境来写，则有损于前面营造的抽象韵味；如单纯抒情，两句七言又显得空间太宽，不易填满，因此同样不得不以议论手法故为曲折，最后才逼出一个“愁”字，既增添了诗笔的流转，也使得情绪表达集中于一点，不致削弱力度。这些地方，非议论笔调不能为功，可见参以议论，对宋初七绝更自如地写景抒情是不无帮助的。

这一时段前后，出现了两组纪咏地理古迹的大型联章诗，即由南唐入宋的朱存所作《金陵览古》二百首，以及后来仁宗庆历间杨备的《金陵览古百题》。这类作品初见于五代后唐庄宗时李雄分咏金陵、成都、邺下三地的《鼎国集》②，但李诗现今一首无存，所用诗体已不可考，朱存与杨备之作则均为七绝。写作大型七绝组诗，始于中唐，是一种比较新的现象，就题材来说，基本可分为宫词（如王建、花蕊夫人之作）与咏史（如胡曾、汪遵、周昙之作）两大类，《宫词》以叙事、描写、抒情为主，《咏史》则纯就史事发表议论，表现手段各有取舍，泾渭分明③。朱存、杨备的作品则不然，吟咏古迹，多寄托今昔盛衰之感，但又不时加入一些对历史的理智思考，兼有感性与理性的因素。这一类型联章七绝的存在，也可视为议论笔调渗入抒情写景的一个例证。

第二，唐末五代以来七绝作者，在表现手法上分化比较明显，干谒诗人主要写议论性的内容，其他作者则多重视造境抒情④。但宋初自太宗后期起，七绝作者多有兼写这两种作品的。智圆之作多以说理见长，如《湖西杂感诗》二十首、《嘲写真》、《舟归咏雁》、《诫后学》等。他还用七绝写过不少读后感，如《读王通中说》、《读毛诗》、《读禅月集》、《读项羽传二首》、《读杨子法言》、《读罗隐诗集》等等。但他也有一些七绝，抒怀写境，每以景语作结，以求余韵悠然，如《春日别同志》、《夏日湖上寄太白长老》、《西湖》、《送禅者》、《古意》等。重显诗如《送宝月禅者之天台》、《和颃书记见寄》等，则多以情景抒写取胜，但他也偶有《寄陈悦秀才》等议论直白的绝句。这种兼容并蓄，有时紧挨在同一题目之下，如上引穆修《登女郎台》二首其一，虽阑入说理口气，旨归仍在于写景，其二却与之大相径庭：“女郎名字本风流，好与州人作胜游。倘使此台呼丑女，汝阴城里一荒丘。”专注于议论，而且诗意与前一首的欣赏偏爱似乎不无矛盾。穆修七绝如《过西京》、《赋催妆》、《城南（一作南城）五题》等，多数写得颇为旖旎；而在这一首诗里，他的说理冲动却展露无遗，乃至已顾不上与另一首相协调了。这些作者身份、地域不一，七绝总体的艺术手法倾向也各有侧重，但在维持倾向性的前提下，尝试兼涉其他表达手段，这一点则是一致的。

表现手法的选择与整体风格的形成不是一回事，可也并不是渺不相关的。相对来说，写景抒情，容易造成兴致的杳远；说理议论，容易造成意态的爽利。晚唐五代七绝的议论虽然突出，但运用多限于特定的诗人群体；宋太宗后期以来，栖身方外的僧徒、服膺儒学的官员等各类型的诗人都开始采纳这一手法，加之宋初以来说理笔调向抒情写景的渗透，这两点在某种程度上共同指示着一个趋向，即宋初七绝中，清畅流利的风格愈来愈成为一股不容小觑的势力。

二

在整体风格上，宋初七绝的这一趋势有一个发展过程。摹景抒怀之作起初还多保持蕴藉融远之貌。如由南唐入宋的孟宾于，当时诗名藉甚，所作《公子行》、《湘江亭》诸诗，写法皆依循绝句正格。五代后晋时他在中朝应进士举，写过一首诗上献主司：“那堪雨后更闻蝉，溪隔重湖路七千。忆昔故园杨柳岸，全家送上渡头船。”借相同的雨后树上鸣蝉景象，把家乡与京城绾连起来，结尾处全家相送，则期望之殷不言可知，希求主司提拔的意思尽在其中，而又含蓄有致。这首诗在宋初“大播人口”（王禹偁《孟水部诗集序》），传诵颇广，可见当日诗坛风尚所在。由吴越入宋的钱昭度、钱易等人也是如此。像钱昭度的咏方池诗：“东道主人心匠巧，凿开方池贮涟漪。夜深却被寒星映，恰似仙翁一局棋。”点点星光倒映池中，比之为一盘围棋，自是切合池形之方的妙喻；而“仙翁”两字闲闲点出，隐用观棋烂柯故事，暗示主人家的庭院美如仙境，则写池而又不限于写池。这一层措意甚是深微。钱易诗多学李贺，造境奇特，七绝写景却仍求融美，如《芦花》：“深溪高岸罩秋烟，飒飒江风向暮天。凝洁月华临静夜，一丛丛盖钓鱼船。”以动衬静，不乏情韵。来自蜀中的田锡绝句仅有两首，都是七言，看来并不着力于此。如《西楼残月歌》：“西楼置酒宾客饮，西楼酒阑夜亦残。汪汪月华如玉盘，酒力不禁明月寒。”实际上是微型化的歌行，整个构思都取自温庭筠的《夜宴谣》，以宴后的冷清与宴会的热闹相对比，酒阑人散后的明月独照是促使情绪转折的关键性意象。但《夜宴谣》篇幅较长，不惮穷形极状，最终以“脉脉新蟾如瞪目”作结，相当具有压迫性，仿佛逼着诗人对这种酒食征逐的生活痛作反省。田锡为求浑融，弃而不用“瞪目”这一极有力的比喻，换成了平淡无奇的“玉盘”，顾及绝句的特质，而不惜降低表达的效果。生长北方的寇准，七绝也谐婉而流丽。以上这些例子时间上先后不一，地域上南北不一，大致可以说明太祖、太宗两朝写景抒怀七绝的主导风格取向。

转贴于

但也正是自太宗朝开始，这类绝句中流利乃至疏放之作渐渐增多。活跃于太宗、真宗两朝的诗人如魏野、张士逊等人，所作多是这一路数。魏野好以联想衍展成篇，如《留题浐川姚氏鸣琴泉》：“琴里休夸石上泉，争如此处听潺湲。爱于琴里无他意，落砌声声是自然。”此诗切合泉名，把琴声比泉声，这是他七绝常用的写法。另有一部分诗作，设想稍奇，如《雪竹》：“溪南一向几多垂，欲咏终难比并伊。应是（一作似）彤庭将御试，麻衣群见折腰时。”拟喻尤其独特，但把雪竹比作求取功名之辈，奇则奇矣，而一切高情远韵，却都谈不上了。最成功的作品当推《送寿师新加命服后归蜀》：“日照孤云作彩霞，帝乡风送去天涯。野人遥望归何处，万里峨嵋便是家。”从色彩着眼，用“彩霞”比命服，同时以“日”切帝恩，以“孤云”切上人，设喻妥帖通贯。整诗均由这一构思生发而来，名利之事，偏能写得飘逸雅致，不失高人身份，所以难得。但这种例子并不多见。反复使用联想，给人造成得来太过容易之感；这其实是以思理代替了细致的写景、抒情，且又多半为联想而联想，语尽篇中，没有回味，和浑融蕴藉之风距离较远。

张士逊老寿，身历太宗、真宗、仁宗三朝，仁宗时两度拜相，官位甚显。他的七绝不少，大多浅白流利。时或由地名自然生发，如《题建宁县洛阳村寺》：“金谷花时醉几场，旧游无日不思量。谁知万水千山里，枉被人言过洛阳。”扣住地名的巧合来写对洛阳的怀念。《云峰寺》：“百越回辕度翠微，全家还憩白云扉。白云知我帝乡去，旋拂征鞍也要归。”扣住“云峰”之名，以白云有情反写自己的眷恋。本地风光，愈见爽利。魏、张一为隐士，一为高官，足见这一风气涉及阶层之广泛。

流利乃至疏放的诗风，在太宗、真宗朝先后两位文坛领袖王禹偁、晏殊的七绝中也有所体现。王禹偁有些作品造语很流便，但他的绝句可贵处也正在于此，即信笔写来，能自然现出作者的神情。如《眼疾》：“古人功业甘无分，往圣诗书合有缘。何事病来花满眼，只将简策枕头眠。”又如《独酌自吟拙诗次吏报转运使到郡戏而有作》：“日高睡足更何为，数首新篇酒一卮。郡吏谩劳相告报，转输应不管吟诗。”寥寥几笔，便勾勒出自己乐道好诗而不介怀富贵的疏放意态。这完全来自于作者的个人气质，绝非刻意妆饰所能办，可谓是一种得之于无心的艺术效果。

晏殊七绝偶发议论，有意不同流俗，如《端午作》：“汨渚沉沉不可追，楚人犹自吊湘累。灵均未免争琼糈，却道蛟龙畏色丝。”意偏而新。其他写景抒情之作，也多清畅明快。如《吊苏哥》：“苏哥风味逼天真，恐是文君向上人。何日九原芳草绿，大家携酒哭青春。”称心而言，语激意竭，断非传统的浑含蕴藉所能范围。晏殊和上面列举的几例有几点差别：一、上面几例大体同时，自太宗朝即开始活动，晏殊则于真宗景德间以神童召试授官，年代较晚。二、魏野诗如其名，一向疏野；王禹偁整体诗风也以清畅为主，七绝的风格都符合自己总的创作个性（张士逊存诗不多，无从深论）。而晏殊写作别的诗体，用笔多闲雅细腻，同七绝的作风有一定差距。三、魏野、张士逊、王禹偁三人都来自北方，晏殊则是江南诗人。这些区别都反映出，七绝疏放之风随时间的推移，影响有进一步扩展的趋势。

以上从手法和风格两方面，对宋初七绝、尤其是写景抒情之作进行考察，所有描述都呈现出这样一个趋势，即七绝中流利疏放之作数量逐步增多，影响明显上升。而这一趋势，也正是此后宋代七绝一个重要的发展方向，值得我们注意。

① 参看刘宁：《唐宋之际诗歌演变研究》第四章第二节，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94页-202页。

② 参看赵望秦：《大型咏史组诗辑目》，见所著《唐代咏史组诗考论》，三秦出版社，2003年版，第210页-212页。

洛阳诗韵教案 篇二

关键词：社会背景；建筑的和谐美；空间构成

中图分类号：J0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0）24-0040-01

一、社会文化背景不同

不同的社会和文化背景也决定了中西建筑的比较并不存在严格的意义上的对等性。中国自秦统一到20世纪初，虽有朝代的不断更迭，但就传统建筑而言，以土木为材的木构架建筑体系却是一脉相承的。建筑的类型和样式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有的只是不断地丰富和完善，尽管也有与外来文化的交流，但这种交流还不足以对传统文化和建筑造成实质性的影响。相反却在中国传统文化强大的同化力量之下，这些原来外来的建筑样式逐渐融入中国建筑的文化传统之中。

由于“西方人崇拜上帝，中国人崇拜祖先”，不少文化史学者如此来评价中西传统文化信仰上的差异。这一差别直接影响中西宗教建筑文化的文化性格。像埃及多种崇拜之中，有一个具有绝对权威的主神――太阳神，他是全埃及人信仰的偶像，连法老也要借助于他的光华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在军人及百姓中灌输自己是太阳神之子的教义，以增强皇帝的威严。

二、建筑中和谐美的不同

中国建筑和谐美首先在“天人合一”的有机整体观中表现出来，是中国建筑最基本的哲学内涵，也是中国古代颇具魅力的风水理论的源头活水。

建筑形制的和谐，通过建筑物的对称，均衡，韵律，尺度等形式美原则以及数字色彩等具象化的象征手法演奏出的“礼乐和鸣”。

由相同或者相似的节奏感而形成的韵律美是中国建筑艺术和谐美的一个重要语汇。梁思成先生举例说，如果有一座由左到右或由右到左按一柱一窗，又一柱又一窗排列的建筑物，它的节奏和韵律就像“柱窗柱窗柱窗……”的2/4拍子；若是一柱两窗的排列法，就像是“柱窗窗柱窗窗柱窗窗……”的圆舞曲；若是一柱三窗地排列，那就像是“柱窗窗窗柱窗窗窗柱窗窗窗……”的4/4拍子了。

西方建筑也体现了对和谐美的理想追求，表现出来以和谐为美的审美特征，西方古代建筑十分重视建筑物外观造型的整体和谐，讲究建筑物的对称、比例、均衡、统一等形式美，这与自古希腊以来所形成的以数为和谐的传统有极大的关系。

亚里士多德进一步深化了美是和谐的论点，认为美是由诸部分组成的整体的和谐：“一种东西要成为美的东西，无论它是一种有生命的东西，还是一个由部分构成的整体，其组成部分的排列要有某种秩序，而且还要有某种一定的大小。美是同大小和秩序有关的。”

西方人认为建筑和谐的美分为两个层次，外层次和内层次。外层次：建筑物外观所体现出来的比例、尺度、韵律、序列等形式美原则。内层次：是指在这些形式美的背后所蕴涵的精神内核。

外层次是内层次的直观显现和物化形态，内层次则是审美主体对外层次审美体验的必然结果。

三、建筑空间构成的不同

中国建筑不是以单体取胜，而是以群体组合见长，讲究各单体建筑物的横向有序铺排，各单体之间用廊柱等结构将它们连结为一个庞大的建筑群体，在建筑方位、建筑色彩、建筑图案以及建筑的空间分割等方面又深受“阴阳”“五行”“四象”“八卦”“河图”“洛书”“天干”“地支”等观念影响。

中国古典建筑与西方古典建筑及现代建筑在扩大建筑规模上是采用不同的方式，西方建筑将复杂的内容组织在一座房屋里，由单层变多层，在平面上以至高空中作最大限度的伸展，因此而产生了一系列高大的建筑物，取得了巨大而变化丰富的建筑体量。中国古典建筑将不同用途的部分处在不同的“单体建筑”中，有一座变多座，以院落为基础，一个层次接一个层次地广布在一个空间中，构成一个广阔的有组织的人工环境，因此产生了一系列单座建筑数量众多的群体。

以民居形式为例：从平面形式看，中国古代门堂分立的四合院似乎与古希腊、罗马的围柱式庭院民居甚为相似，而实际上它们的设计意念却大相径庭。西方住宅的庭院主要为解决通风、采光等实际问题而设，因而院子周围密密麻麻排着许多房间、餐厅、游戏室，甚至工场、作坊等。而中国的住宅是依据门和堂的分立来构思的：堂是房屋的主体，门是一种标志，是轴线上建筑序列的起首，门和堂之间必须有一个过渡，这多少是从意念上而来的。不少早期四合院在门和堂之间只用墙垣围闭，以后房间不敷用时，才在东西围墙增建两厢，也从一个侧面表明中国住宅的院子并不完全是为了实用。

洛阳诗韵教案范文 篇三

【关键词】《约/束》；改编；《威尼斯商人》

中图分类号：I05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5）04-0018-02

《威尼斯商人》是莎士比亚较成熟的喜剧作品，是他早期喜剧的代表作之一。它以爱情、友谊、婚姻为主题，并通过犹太人的代表夏洛克与基督徒安东尼奥之间的一磅肉契约，深究了当时普遍存在的种族、宗教与经济冲突。由台湾豫剧团改编的梆子戏《约/束》于2009年在台北市城市舞台成功首演。2011年4月7日，在美国莎士比亚学会（SAA）第39届年会上演出，并成为美国密西根大学跨文化研究教材中的一个案列。梆子戏《约/束》的跨文化改编引起了国内外莎士比亚研究者的重视。

梆子戏《约/束》之所以能够成功，首先是建立在编者对原著精神正确把握同时又立意求新的译趣之上的。豫剧本《约/束》以“贴近原著精义”为改编原则，企图挣脱语言、文化换译过程中的约束，将“豫味”与“莎味”相结合，寻求开创戏曲的新领域。它以“本土化”的改编方式将莎士比亚的剧作《威尼斯商人》纳入中国戏曲的文化土壤之中，将原作中的人名、环境、地名、风俗礼仪进行了本土化切换。与此同时，改编本紧紧地抓住了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所体现的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以及莎士比亚早期歌颂式喜剧中那种轻快乐观、生机勃勃的喜剧节奏，歌颂爱情和友谊，批判人性的贪婪与凶恶。原剧的三个主要情节为：三匣选亲、割肉契约、戒指盟约。彭镜禧教授依据自身对《威尼斯商人》的解读，认为这出戏最重要的主题是：“契约”以及与其相伴而生的“束缚”①。莎士比亚的剧作可以说是波澜壮阔，容量很大，每部剧作通常有两个或者三至四个情节线索齐头并进、交错发展，各个情节线之间起到互相补充和烘托的作用。《威尼斯商人》的主要情节线索除上述三个之外，还有杰西卡和罗伦左的爱情线索，以及朗斯洛特和他父亲之间的插科打诨，围绕“约束”这一主题，编者将后边两条复线删掉，并浓缩了三匣选夫的场景。改编者保留了三条主要的情节线索，在一波三折的戏剧节奏中尽显友谊和爱情的可贵，同时让剧中代表新生活的资产阶级的青年们在曲折前进的剧情中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在体现了原著喜剧精神的同时，对爱与束更是给出了别番见解。

莎士比亚的喜剧节奏轻快，展现了无限的生命力量。而生命在前进的同时最大的特征便是对旧事物的扬弃。莎士比亚在剧中对旧事物和人性的阴暗面进行了批判和讽刺，使得戏剧场面错落有致，同时也拓宽了戏剧中所反映现实的经度和纬度，戏剧场面波澜壮阔且富有丰富的社会内涵。这一悲喜结合的特征在喜剧《威尼斯商人》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威尼斯商人》在讨论亲子、夫妻、朋友关系的同时以一磅肉契约为基点探讨了宗教矛盾、种族歧视、经济利益冲突等时代性议题。其中悲剧人物以及该剧的悲剧性主要体现在与安东尼奥订立一磅肉契约的犹太人夏洛克身上。在英国，犹太人所受的压迫不亚于欧洲大陆任何国家的情形，各地政府普遍禁止犹太人置产，各工会也都排斥犹太人，使得犹太人无法从事一般工作，因有巨额现金，不得已从事放贷行业，从事放贷行业则必须重利②。这出戏又包含着浓厚的人道主义精神。《威尼斯商人》如天秤的两端，一端是三对有情人的爱，另一端是由宗教、种族、经济利益引起的犹太人夏洛克与基督教徒安东尼之间的恨。夏洛克是一个悲喜交加的人物，他的狡猾、凶狠、放贷取重利让人憎恨，同时他又深受民族压迫的残害，是一个单亲家庭中的父亲。莎士比亚看到了犹太人受压迫的社会现实并且用比较公正的手法将其表现了出来。

那么《约/束》是如何体现原作的悲喜因素的呢？作为一部喜剧，同时改编本所在地的文化语境内不存在宗教矛盾，《约/束》将夏洛的犹太人身份转变成为大食人，民族矛盾轻轻一转便也成为了族群之间的冲突，并将他刻画成了漂洋过海来中原经商的一个贪婪取重利的高利贷商人，因与安东尼奥有过过节以及经济上的冲突而在安东尼的商船出事后向他索要契约约定的一磅肉。在剧中，代表爱与善的一方凭着智慧攻克重重障碍取得胜利。贪婪的夏洛虽在正面冲突中溃不成军，却也让观众看到其背井离乡的“异乡人”的离愁别绪以及在中原经商时的无奈与遭受排挤时的愤懑。这样的悲喜因素融合既让观众对夏洛产生怜悯，同时也在善的一方取得胜利时感到欢快与轻松。

莎剧与梆子戏在“假定性”、“传奇色彩”、“插科打诨”等方面有诸多的相似之处，但同时也有着诸多的不同。改编者认识到要突破莎剧意涵丰富的约束，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便是莎剧人物的多面性、丰富性、立体性与豫剧人物“脸谱化”的单一形象之间的矛盾。夏洛克便是莎士比亚笔下错综复杂人物形象和性格的典型代表。因改编后的剧本的时空背景是北宋的首都开封，当时的开封经济繁盛，很多大食人前来经商并形成了居住社区，因此编剧决定将夏洛的犹太人身份改为大食人，民族冲突也因此失焦，以族群冲突代之。中国戏曲的写意抒情对西方戏剧的写实性冲突的演绎存在一定束缚，为了表现夏洛复杂的人物心理，夏洛的扮演者豫剧皇后王海玲以57岁的高龄实现老生打底，融入净脚、丑脚元素的跨行当演出，呈现出与以往剧中人物脸谱化、程式化不同的表演，在中国戏曲舞台上塑造了一个落寞、凄凉、被孤立的“异乡人”形象，为了表现夏洛的贪婪与精打细算并体现他商人的身份特征，还首创了舞台新程式――耍算盘。在剧中夏洛有这样一段唱词：“离绝域、到中原、越过千山和万水，白手起家、谨小慎微……精打细算全枉费，完美的合同与愿违。”③此时的夏洛不是在原剧中遭受民族压迫生存环境恶劣的犹太人，而是一个背井离乡的生意人，在外遭受排挤与欺负，他的精明与如意算盘最后落得竹篮打水一场空，却也表达了异乡人的辛酸与苦闷。

戏剧语言是剧本组成的第一要素，也是戏剧作品民族化色彩与剧作者个性化的体现。莎士比亚不仅是伟大的戏剧家，他也是一位杰出的诗人。诗化的语言、丰富的意蕴、语言的张力和色彩绚丽的形象，给光彩夺目的莎剧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剧作家曹禺曾说：“莎士比亚的诗，就象泉水那样喷涌出来，每个人物，哪怕是一个乞丐，一个流氓坏蛋，一个王侯，说出来的台词，时如晶莹溪水，时如长江大海，是宇宙与人性的歌颂，是用利刃解剖人性的奥秘，是寻常却永恒的哲理的珠玉，是阳光灿烂的人道主义的精华。”他甚至认为，“想用外国语言把他剧本中的全部诗意和奥妙都译出来，那简直是不可能的。④”莎士比亚的戏剧翻译为汉语，其神韵已在语言的换译中失去一部分。将莎剧改编为戏曲，戏曲的唱词如何体现原作的多重意蕴如诗意、哲理性、双关语、暗讽，又是编剧面临的一大难题。梆子戏《约/束》的改编本对原作的无韵体语言进行了诗化处理，采取“贴近原著精义”去形存神的态度，一方面将原作中精彩的对白采用和活用到改编本的念白中，另一方面又根据豫剧的特点，汲取中国传统文化和日常生活中的生动语言，去弥补和诠释原作中删去的机警、蕴含丰富的戏剧话语言，以别番机趣来诠释原作的魅力。豫剧的语言河南化本身就带有喜剧性，再加上热闹的排场，一搬上舞台便使观众感到喜庆与生机勃勃的节奏感。轻松愉快是莎士比亚喜剧的主要基调，这样的表演与改编正是抓住了喜剧中喜剧性的根本，给观众带来一种愉快、身心愉悦的观剧感受。

河南方言具有质朴、幽默、通俗的特点，演起来更是接地气亲且和力强，同时河南方言跟普通话发音较类似，在剧场的接受中也比较不会产生距离感，避免了观众因听不懂而生厌。在改编本《约/束》中，编剧和演员充分利用和发挥了豫剧的语言特色，同时也从我国丰厚的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既使戏曲宾白质朴、通俗，又使唱词文雅、细腻，使得戏曲得以雅俗共赏。如以下改编本《约/束》慕容天引经据典奉劝夏洛以慈悲为本，得饶人处且饶人，以及夏洛不愿放弃复仇的两段台词――

夏 洛：芝兰芬芳虽可慕，海畔自有逐臭夫。

有人喜欢臭豆腐，有人厌恶烤乳猪。

有人欣赏俏鹦鹉，有人宁愿养鹧鸪。

有人偏好蓝配绿，有人只要红带橘。⑤

慕容天：……柳毅传书成合卺，漂母一饭值千金。

一念之间怀恻隐，结草衔环报深恩……⑥

芝兰芬芳的人人期盼与日常生活中的臭豆腐、红配绿结合起来，再配上台湾豫剧皇后王海玲老师生动的表演，既让人觉得可亲可喜，又使人觉得浓厚的喜剧气息扑面而来，同时语言中又带有一丝的细腻与典雅。

由于语言换译的困难以及文化背景的不同，莎剧中的很多典故中国是没有的，因此编者选择了文化的挪移。如原作《威尼斯商人》中夏洛克引用《圣经・旧约》里的一段话，安东尼奥讽刺他异教徒也会引用圣经了。文化换译之后，《约/束》中的夏洛引用的是《弟子规》中的“凡爱众，贵分晓；与宜多，取宜少。将加人，先问己；己不欲，即速已……”这是中原人的君子准则，充分说明，夏洛已经被中原人同化，然而在他的生意和生活中却遭受到中原人的排挤和孩童的奚落，只因他是大食人。改编者的这种安排是将观众的接受考虑进去的，犹太人在经过二战的大屠杀之后，其问题得到世界的普遍性关注，但是《约/束》中夏洛的“异乡人”形象却是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是实实在在地存在于我们的现实生活中的，这会让观众产生思考并在剧中找到一种归属感。

除了上述戏剧节奏的把握、悲喜因素的转换、形象新塑和语言换译四个方面，台湾豫剧团还在剧中融入了一些现代元素，台湾豫剧团的舞美和表导演团队都为《约/束》的成功改编与上演贡献了力量。因此跨文化改编不仅要把握好文化换译过程的几个关键要素，各个部分的完美配合才是制胜的关键。

参考文献：

[1]彭镜禧。梆子莎士比亚：改编《威尼斯商人》为《约/束》[J].上海戏剧学院学报，2010，（6）：93.

[2]莎士比亚。莎士比亚全集[M].梁实秋译。呼伦贝尔：内蒙古文化出版社，1996.

洛阳诗韵教案范文 篇四

关键词：自然精工 以文为诗 以议论为诗 以才学为诗

宋代诗风的形成，经历了学习和超越唐诗的过程。欧阳修正处于宋代诗歌风貌成型的前期，他在“唐音”向“宋调”的转型过程中起到了先驱作用。欧阳修是古文家，同时又有高深的学问，作诗似乎就自然而然地“以文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1]（P83）这受了韩愈诗新运动的启发，但他进行北宋诗新运动时并没有生搬硬套，而是把古文运动的精神扩大到诗歌领域，广采众家之长，提倡自然精工的风格，于平易流畅之中又极富情韵幽折的含蓄之美；于议论中饱含深邃的情理性；以散文的句法入诗，在以文为诗中寄寓浓烈的感情；以才学为诗，彰显其赡博才情。宋人及后人大多数从他自然精工的风格、以文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的角度着手，评价其对宋诗具有开拓性的诗史地位。在他的影响下，宋诗朝平易冲淡、重视理趣、以文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等特点发展。郭绍虞认为“宋诗之变，始于欧阳修”[2]（P31），可谓的评。欧阳修把“唐音”转向“宋调”的实绩是宋代诗风转捩革新的标志。

一、平易自然和精致工巧的互融

宋初诗歌沿晚唐五代之习，有白体、西昆体、晚唐体，其中以西昆体的影响最大。欧阳修继承韩愈的诗新运动，始以平易疏畅之辞、劲健真挚之意，矫西昆浮艳雕饰、情辞相背的倾向，呈现出自然精工的审美风格。叶梦得在《石林诗话》云：“欧公诗，始矫昆体，专以气格为主，故其诗多平易疏畅，律诗意所到处，虽语有不伦，亦不复问。”[3]（P146）叶梦得认为欧公作诗一反西昆体雕润密丽、情辞相背的陋习，专注诗歌的气韵和风格，故欧诗具有平易自然和精致工巧的特征。虽用意精深、诗律精工，但是却表现出不露斧凿之痕的平易疏畅之风，在平直中又不乏见其清新巧丽、思深意高。但魏泰在《临汉隐居诗话》中论其诗“才力敏迈，句亦清健，但恨其少余味尔。”认为其轻快疏畅而缺乏含蓄蕴藉，往往缺少诗味余韵。欧公却认为诗文意含蓄但要着意余味。据《苕溪渔隐丛话》引《西清诗话》，他曾对人说：“‘春风疑不到天涯，二月山城未见花。’若无下句，则上句不见佳处。并读之，便觉精神顿出。文意难评如此，要当着意详味之耳。”[3]（P210）可见欧诗虽然平直古淡、平易疏畅，看起来不见佳处，但是深入研读却能感受到其精心安排和深厚的情感蕴藉。试看于平直中不乏清新巧丽的《戏答元珍》：

春风疑不到天涯，二月山城未见花。

残雪压枝犹有橘，冻雷惊笋欲抽芽。

夜闻归雁生乡思，病入新年感物华。

曾是洛阳花下客，野芳虽晚不须嗟。[4]（P427）

此诗乃景v四年（1037）春欧阳修贬谪夷陵时的赠答友人诗。题目冠以“戏”字，是声明此篇不过是游戏之作，其实正是他受贬后政治上失意的掩饰之辞。诗题中“戏”字诙谐幽默，但是却是蕴藉深厚独具匠心。诗作起句不凡，下面又环环相扣。首句用“疑”字领起发问造成二月山花未开的原因。语言浅切自然，不见妙处，但是诗人用设问自问自答让人眼前一亮，引起读者的惊异之情，故方回评论此句为“未见奇妙，若可惊异”[5]（P199）。随后诗人用白描叙写残雪久压枝条上的橘子却耐寒不凋，响雷惊动竹笋破土而出抽发嫩芽。此处暗指诗人虽然身处逆境但是却像冬橘和笋芽一样意志坚定，生命力顽强。“夜闻归雁”二句，诗人在大雁归来、病魔缠身中产生了客子迁谪山乡的思乡之悲。尾联则是全诗的升华语，诗人自解早年作客洛阳，熟稔洛阳牡丹。宽慰自己虽然今日山城野花虽晚，但全不在意，结句极见胸次之旷达。故陈衍在《宋诗精华录》说：“结韵用高一层意。”，表现出诗人谪居山乡的自解宽慰之意。

此诗以浅切自然语言写景述怀，浅近而深远。全诗构思精巧，写得很有讲究。诗句结构关系衔接紧密，意脉完足，圆润流畅。故方回《瀛奎律髓》说：“以后句句有味。”[5]（P199）唐人律诗常用平列的意象、断续或跳跃的衔接，欧阳修则崇尚将八句诗构成流动而连贯的句脉，审美体验的日常化、平常化，这无疑是唐诗之后的一条新路，也是欧阳修把唐诗风味转向宋诗格调的“学唐为宋”的典范。欧阳修与文人连环酬唱，它将诗歌题材引向咏物娱乐，引向通俗化、生活化，引向表现士大夫的人文精神及文化人格，最终成为宋调鲜明特色。

二、以文为诗的散文化

冠为“宋代韩愈”的欧阳修继承了韩愈诗歌散文化的特点。他把散文的章法、句法大量运用到诗歌中来。方东树所云“欧公作诗，全在用古文章法。如此，则小才亦有把鼻涂辙可寻”[7]（P275）这一方面是受了李白和韩愈的影响，另一方面是为了纠正西昆体过于雕琢华丽的诗风。在欧阳修的倡导和影响下，宋诗出现了散文化的革新特征。从诗体的发展进程来看，其实是一种进步。因为散文句式写到诗里来，诗人可以更自由地挥写，更淋漓地表达自己的感情。用得不好，可能会损害诗歌的声律之美；但运用适当，兼顾韵律，却可以扩大诗歌的容量。钱钟书说欧阳修“一方面想保存唐人定下来的形式，一方面使这些形式具有弹性，可以比较的畅所欲言而不致于削足适履似的牺牲了内容。希望诗歌不丧失整齐的体裁而能接近散文那样的流动潇洒的风格”[9]（P39）。欧阳修的一些长篇歌行冲破了形式格律的束缚，使用散文句式，如和王安石《明妃曲》作组诗《和王介甫明妃曲二首》中的第一首：

胡人以鞍马为家，射猎为俗。

泉甘草美无常处，鸟惊兽骇争驰逐。

谁将汉女嫁胡儿，风沙无情面如玉。

身行不遇中国人，马上自作思归曲。

推手为琵却手琶，胡人共听亦咨嗟。

玉颜流落死天涯，琵琶却传来汉家。

汉宫争按新声谱，遗恨已深声更苦。

纤纤女手生洞房，学得琵琶不下堂。

不识黄云出塞路，岂知此声能断肠！[4]（P1589）

开头二句用类似散文的诗语破空而来，欧公改变诗歌沿袭已久二二三的节拍和句脉，以二三二开头，并用七言和四言混用，是典型的散文句法。用“以”和“为”的虚词使句意表达平易流畅。诗人用散文笔法，平铺直叙胡人骑马射猎的生活状况。诗句接着用质问的口吻发问是谁把“面如玉”的昭君远嫁胡人，昭君在远嫁途中竟然不能遇见故人，只能独自在马上自弹相思盼归之曲。足见明妃远嫁胡人颠沛流离的流落之苦。“玉颜”句以下平铺直叙述说人是由汉入胡，乐曲则又由胡来汉。由胡地叙述起，由汉地叙终，如此往复叙述，突出胡汉之异。句式中的二二三、二一二二节拍交错并行，运用“却”“已”转折连词来叙述昭君和亲远嫁之悲。诗中使用散文化的句式和虚词，不仅有利于诗人“意”的直陈，而且给诗歌带来更多的韵律节奏变化。诗人把统治者无能以和亲求苟安的悲剧寓于从容委婉的叙述，平易晓畅的语言和清晰自然的层次转接之中，反衬出对历史悲剧的深沉感喟。

宋诗的新变，最为直观的表现就是诗体向散文的位移。宋人针对“以文为诗”的争议与分歧往往以欧诗为评价对象。如《隐居诗话》曰：“至如永叔之诗，才力敏迈，句亦健美，但恨其少余味耳。”[3]（P210）陈善亦曰：“（欧）公能变国朝文格，而不能变诗格。及荆公、苏、黄辈出，然而诗格遂极于高古。”[8]（P10）钱钟书亦对欧阳修散文化不甚成功的诗指出批评：“写出来的不是摆脱了形式整齐的束缚的诗歌，而是还未摆脱押韵的牵累的散文。”[9]（P39）《雪浪斋日记》以为欧公诗“只欲平易”“未尽妙”[3]（P208）胡仔却肯定欧公开拓宋诗道路的创新精神，曰：“欧公作诗，盖欲自出胸臆，不肯蹈袭前人，亦其才高，故不见牵强之迹耳。”[3]（P168）

三、以议论为诗的情理性

被学界公认的宋诗特点：“近代诸公乃作奇特解会，遂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沧浪诗话》）以议论为诗，是宋诗最基本的特色，也是欧阳修诗作中最常见的特点。叶梦得一方面在赞扬欧诗平易疏畅之风时，另一方面也否定其以议论为诗中随意发露、无所节制的特点。评价其诗“律诗意所到处，虽语有不伦，亦不复问。而学之者往往遂失于快直，倾锏光蓿无复余地。然公诗好处，岂专在此。如《崇徽公主手痕》诗：“玉颜自昔为身累，肉食何人与国谋，此是两段大议论，而抑扬曲折，发见于七字之中，婉丽雄胜，字字不失相对，虽昆体之工者，亦未易比。言所会处，如是乃为至到。”[3]（P146）由于欧公在诗律用意方面精工深刻，但其诗却囿于不伦而不加删改，发露幽情一泻而下而失于全盘发露，他以议论为诗的倾向也已露宋诗之态。叶梦得认为欧阳修的此论并非单纯的议论，而是抑扬曲折、切中时弊又蕴含着浓烈的感情。如欧阳修作于嘉v四年的政治抒情诗《唐崇徽公主手痕和韩内翰》：

故乡飞鸟尚啁啾，何况悲笳出塞愁。

青冢埋魂知不返，翠崖遗迹为谁留。

玉颜自古为身累，肉食何人与国谋。

行路至今空叹息，岩花涧草自春秋。[4]（P1598）

唐代崇徽公主在大历四年远嫁回纥时，途经灵石，以手掌托石壁，遂留下手迹，后世称为手痕碑。碑上刻下唐人李山甫《阴地关崇徽公主手迹》诗。韩绛依韵唱和之作不存，欧诗即和韩绛之作。颈联“玉颜自昔为身累，肉食何人与国谋”是以议论为诗，而且被朱熹高扬为一等高论。朱熹《朱子语类》云：“欧公文字锋刃利，文字好，尝有诗云：‘玉颜自昔为身累，肉食何人与国谋’以诗言之，是第一等好诗！以议论言之，是第一等议论！”[6]（P334）诗人悲伤唐崇徽公主和亲远嫁的不幸身世，愤慨这既是红颜薄命的不幸，更是朝廷当权者软弱无能的悲哀。诗人借古讽今，对赵宋王朝以和亲求苟安的屈辱外交极为不满，却又无力改变，只能以激愤的议论婉转讽刺当朝统治者。诗中情与思、理与趣完美结合，感情跌宕而意境浑成，哲理机趣中显现绵密诗思。

在欧阳修以议论为诗的作品中，有一些以诗论诗的作品也将情思与理性结合，如《水谷夜行寄子美圣俞》《盘车图》等，对梅尧臣的诗歌创作进行了评论。以诗论诗始于杜甫的《戏为六绝句》，宋代开此风气的是欧阳修的《六一诗话》。欧公云：“子美笔力豪隽，以超迈横绝为奇；圣俞覃思精微，以深远闲淡为意。……苏豪以气轹，举世徒惊骇。梅穷独我知，古货今难卖。’”[3]（P267）这些评论精炼准确，情理结合。欧阳修在宋初诗人跳不出晚唐圈子的时候，首先发现并大力肯定苏、梅诗风新貌，而感叹时人对他们还不理解。欧阳修表现出既赏苏之豪健雄放，又爱梅之平淡深远，这就表现出欧阳修对苏梅异样之美的赏析能力。

四、以才学为诗的创新性

欧阳修的诗歌不专主一家兼取众长，从学韩愈李白到渐渐法杜，学韩李宗杜子既有韩李似的雄健豪放，又有杜甫似的沉郁感慨。他的早期诗歌受西昆体影响呈现绵丽温婉的风格，后来力黔西昆体之弊，提倡流畅洒脱、情韵曲折的诗风。欧阳修作诗追求格调高而命意深，以赡博的学问和高明的见识去纠正晚唐五代以来的浅薄和卑俗。因此欧诗呈现温润藻丽的风格特征。《陈辅之诗话》云：“楚老云：‘欧诗如玉烛。’叶致远曰：‘得非四时皆是和气，满幅俱同流水乎？’”[6]（P70）王安石、叶致远道出了欧诗平易流畅、温润秀洁的审美特征。蔡绦《蔡百衲诗评》也评道：“欧阳公诗温丽沉稳，自是学者所宗。”可见当时欧诗温润藻丽、精工沉稳的诗风备受时人追捧。自他以后，以见识和学问标榜成为一代风气，卑俗的诗格成为众人避之唯恐不及的大忌，宋诗的书卷气便越来越浓郁。加上宋代礼遇文人重视学术文化的风气，使得很多博学之士的作品中出现了以才学为诗、风格繁缛、用意深曲等种种现象。宋人以才学为诗，主要体现在用典方面。文士们在作品中用典，是为了让读者更深刻更丰富地体会自己所要表达的内容。欧阳修的以才学为诗并不是故意炫博、用意深曲，而是敏思才情和幽微深邃情感的直接显露。他有时通过“已故为新”的手段巧妙地表达反常人的“胸臆语”。

花光浓烂柳轻明，酌酒花前送我行。

我亦且如常日醉，莫教弦管作离声。[5]（P900）

《别滁》首句写景，点明送行时间。本应是花开浓艳、春光灿烂的“花浓光烂”的正常语序，但作者却把“花浓光烂”倒装成“花光浓烂”，这不是作者在卖弄技巧，而是为了更好地表达花和光既浓又烂，突出山花烂漫、春光融融的乐景。这里重在突显送别时的乐景来照应后文流露出离别的伤感之情。次句叙写滁州民众在花前酌酒为这位贤德太守举杯践行的场景，表达滁州吏民对欧阳太守的款款深情。作者虽处逆境贬谪之中，但是生性旷达，自得其乐。在滁州饮酒作乐倘徉山水之间，不知不觉在与民同乐中度过了两年多的任期。突然要调任前往扬州，因此发出了“莫教弦管作离声”的安慰语。钱钟书说：“这两句可以说是唐人张谓《送卢举使河源》里：‘长路关山何日尽，满堂丝管为君愁’；武元衡《酬裴起居》：‘况是池塘风雨夜，不堪弦管尽离声。’白居易《及第后归觐》：‘轩车动行色，丝管举离声。’，等等的翻案。”[10]（P45）欧诗后两句似从以上诸诗化出，但反用其意，是以才学为诗的实绩。可见诗人饱读前人之诗汲取古人语言资源，然后妙手生新后化为己出。

欧阳修认为作诗力求达到“意新语工，得前人所未道者”（《六一诗话》）→www.kuaihuida.com←的境界，认为好诗要“状难写之景”“含不尽之意”，开宋诗生新之风，被叶燮认为“变尽昆体，独创生新”（《原诗》）。欧阳修把“唐音”转向“宋调”的实绩是宋代诗风转捩革新的标志，是把宋诗推向“学唐为宋”平台的典范。

注释：

[1]张鸣：《宋诗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

[2]郭绍虞：《沧浪诗话校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3]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

[4]欧阳修：《欧阳修诗编年笺注》，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版。

[5]方回：《瀛奎律髓汇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

[6]洪本健：《欧阳修资料汇编》，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版。

[7]方东树：《昭昧詹言》，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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