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们越来越注重自身素养的今天，报告的使用频率呈上升趋势，报告包含标题、正文、结尾等。你还在对写报告感到一筹莫展吗？三人行，必有我师也。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以下是爱岗的小编帮大伙儿整理的9篇三农问题的相关范文，欢迎参考阅读。
农问题 篇一
目前社会上不应该用过激的言论，解决或缓解“三农”问题的出路在什么地方？首先要强调一点。也不能用过激的办法来解决“三农”问题，因为三农问题是由历史造成的并在历次体制变动中不断累计起来。面对这些问题，企图想让一届或两届政府来彻底解决这些问题是完全不可能的不能操之过急，只能重点突破，如果社会上一些人总用一些偏激的言论、并提出一些异想天开的解决办法，对解决三农问题毫无益处。最近有人讲，解决三农问题关键是要使政权退出农村，认为这是一种极为幼稚的想法。因为在市场经济情况下，农民是弱势群体，如果我政权退出农村，这些弱势的群体谁来保护，农村的公共品由谁来提供，农村贫困问题由谁来解决。从世界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验看，保护农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帮助陷入困境的农民，并向农村提供公共品，都是政府在农村的责任。很显然，如果让政府退出农村，这些能产生很大外部效益的公共事业会立即出现供给缺位。另外，还有人讲解决“三农”问题主要在三农之外”觉得这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不全面。因为他把三农的长远问题和近期的问题混淆在一起了不能把寄托于长远的战略手段放到现在来解决三农问题。所以最后我结论是解决三农问题既要在三农之外，也要在三农之内，既要在近期也要在长期。
有以下几个问题需要解决：认为在三农之外”解决“三农”问题。
将来我解决三农问题的目标是要把城市和农村、政治和社会纳入一体化的进程。为了这个目标，首先“三农之外”改革和政策目标是什么？觉得核心是要实行向城乡一体化的制度过渡。无论是长期还是近期关键是要解决农村劳动力的转移问题，围绕这个问题进行人口政策、就业政策、社会保障制度和财税政策（包括农村税费制度）改革。这里，有两点需要强调：第一点是农村税费，目前的农村税费改革不是最终目标，一种过渡方案，最终应该实行“城乡一体化的税收制度”目标，所以尽管目前农村的税费改革有进步，但是税制结构设计还是不合理的仍然是一种歧视性的政策，这种歧视性政策从长远看是要消除的
一级市场由国家控制，第二是土地市场开放问题。现在土地基本上没有市场而言。二级市场农民不许进入，农民在土地交易中始终处在被剥夺的地位。改革开放以后，国为什么会发展这么快，发展成本也这么低，关键就在于农民有一块地。土地是农民生存的最后一道防线，也是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稳定器，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之所以在就业不充分的条件下，还能稳定在农村，就是因为农民还有一小块土地。今后，如果说土地市场还不开放，还是由国家用低价强制购买土地，农民得不到应有的补偿，最终会造反的这会直接干扰我国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为什么？一是现有的城市发展是关起门来搞城市化”把农民关在城外，第三是城市化”道路选择问题。目前我城市化道路走了一条不符合中国的道路。自己在城内搞现代化，这是为城市“锦上添花”而不是搞农村“人口城市化”二是城市化道路上搞“天女散花”强调大力发展小城镇，因为“小城镇，大战略”能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大问题。这是一种错误的战略选择和过时观念，实际上这是一种“离土不离乡”传统观念的延续，实质上就是不愿意让农民进大中城市，不许他分享大中城市积累的文明成果。从国情来看，中国若要遍地都去搞小城镇，总有一天我国会没有土地可耕，国的城市化不能仿效美国模式，因为美国的土地资源要比我国丰富得多，而日本的城市化模式值得我学习，土地稀缺、人口密集，国应该与日本一样，走“资源密集型”城市化道路，这样可以节约土地和水资源，并能集中使用城市公共设施。
农业内部也要进行改革。世界任何国家，外部进行改革的同时。最终农民群体不可能变成零，工业化后仍会有一部分农民留在农村，政府要关注这部分人口的生存权和发展权。怎么关注？近期有几个问题需要研究解决：
对农民的收入要采取直接的支持政策。现在政策对农民的支持不是产量的支持，第一。而是对农民的收入进行支持。有人说对农民支持要间接支持，有人说要直接支持，认为目前间接支持和直接支持都要搞，但是要有重点的搞。有人讲不能对农民进行直补，觉得这个有两个误区需要注意：一是以现行的体制，总搞间直接补贴能不能坚持下去？因为我过去对粮食采取的就是一种间接补贴，最后导致的结果就是越改补贴越多，去年七百亿，今年预算补贴又是七百亿，连续几年来我对粮食的补贴超过三千亿，这种间接补贴会造成低效益，引起腐败，农民损失大，支付成本高。二是中国现在实际上需要进行直接补贴的不是多数人而是少数人。国目前用于农、林、牧、渔四大业的劳动力是31991万人，看上去很多，但是实际算一下，真正用于种植业的劳动力目前不到两个亿，这两个亿如果剥离了一些东部沿海地区，仅剩一些农业主产区，实际需要补贴的就是一个亿。12.85亿人中，国补贴政策的目标锁定1亿人。因此“国是以少数人补贴多数人”个错误的概念，真正要补的实际是少数人，而不是多数人，如果进行直接补贴我还是有能力的
粮食流通体制改革。近期的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必须坚持市场化的方向，第二。加快改革步伐。总体改革思路应该是粮食主产区的购销要放开，国家的储备粮数量要减到合理安全界线，国有粮食企业要走市场化的改革之路，对粮农的保护和补贴要与国有粮食企业划断，并采取直接的补贴办法。
农村金融改革。目前，第三。国推行的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力度不够，范围太小，效果也没有农村税费改革那么大。今后，改革的思路就是要在进一步对外开放的条件下，沿着金融市场化方向，设计农村金融体制改革方案，从金融市场主体和资金规模上都增加对“三农”供给，用一种平等观念对待农民，让他能和城里人一样有权利获得自身发展所需要的资金。认为想靠现有的金融体系来解决农民贷款难问题根本没有可能，必须通过改革发育新的金融组织。
农问题 篇二
1996年，温铁军正式提出“三农”，2000年李昌平给朱镕基写信阐述“三农”问题的严峻性，2001年“三农”问题的提法写入文件，2003年正式将“三农”问题写入工作报告，时至今日，“三农”占据中央一号文件多年。可为什么，就是党和国家年年关注年年提的问题一直得不到解决呢，哪怕是较大的改善也没有！
二、中国农民问题
(一）“三农”身份的缺失
提到农村，大家脑中浮现的多半是这么一副画面：泥泞的马路，蜿蜒的大山，还有那随处可见的鸡鸭鹅；说起农民，大家想起的多半是这么些词汇：老土，黝黑，傻呵呵；谈起农业，大家的思维还是停留在安徽凤阳的小岗村。是的，和城市相比，农村就是连郊区都不如。但请别忘了了，城市搞得再漂亮，没有农村这一稳定的基础是不行的。邓小平同志在《我们的宏伟目标和根本政策》就曾这么提过，“中国社会是不是安定，中国经济能不能发展，首要问题是看农村能不能发展，农民生活是不是好起来。”有了农业的发展，才有农村经济的发展，也才有农民的好日子，方才有国家的团结安康。
(二）所谓的“群众路线”
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在实现自己历史使命的过程中要是得不到农民的支持，这种“独唱”不免要变成“孤鸿哀鸣”。中国共产党在长达将近百年的实践斗争中，总结出了一条完整的群众路线：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可事实，真的如此吗？每当国家出台了新文件，最直接的影响是大家坐在一块，说是领会中央精神，实则是走形式。兴许，他们就根本不懂什么叫做宣传，什么叫做传播。好的政策并不是高山流水，更像是阿里巴人。只有人民真正体会到了实实在在的好处，方能称之为好。不然的话，写得再好，不如一场春雨来得实在！
(三）基层专权，“生财有道”
我们村的会计和主任已经蝉联二十年了，书记在自己的岗位上逝去，不过不是书中所讲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坊间传闻是亏心事做多了遭到报应。看看他们的年龄，也才五十出头，六十不到，估计这套班底还能在职位上发光发热十多年。试问，国家农村的村民民主自治是这样设计的吗？造成这样的现状是国家管理的“缺位”还是部分村民的“越位”？
(四）友展滞后，人才流失
在城市的发展进人瓶颈的时期，农村潜力才是真正中兴的力量。中国守着这么一座金山，却不知道怎么去挖掘！不，不是不知道，是无从人手。中国的改革始终停留在城市产业的转型上，却不曾真刀真枪的运用到农村实际中。农村犹如一位患病多年，卧床不起的病者，如若再不进行手术，他将带着无尽叹息病去。这是一种多么残酷的事实，一种没有希望地等待，他们也渴望改变，可事实呢，没有出现一个给他们指明方向，给予他们武器的这么一批人。我想，这不仅是中国的悲哀，也必将成为中国稳定的最大隐患。当农村的思想处在这么一个真空的状态，任何一种极具煽动性的不法言论和思想都有把他们引向无尽深渊的可能。常言道，水可载舟亦可覆舟！
(五）农村腐败问题
上任后，在反腐这块力度明显比以前大多了，强调道“要以猛药去病、重典治乱的决心，，以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勇气，坚决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倡廉进行到底，苍蝇老虎一起拍”。我觉得这是真正有利于民的。不要以为就城市有“老虎”，农村才是老虎的栖息地，“苍蝇”多了也烦人。邓小平曾说，“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麻雀虽小，玩得却是整片天空；白蚁虽小，毁的可是共和国的大厦！这不仅是我们农民兄弟的悲哀，更是整个国家的悲哀。殊不知，在国家髙唱赞歌之际，农村人们却在谱写着自己的“农殇”！
三、农村问题的几点建议
(一）重视农民力量，助跑中华崛起
早在建国初期，毛泽东就告诫全党，“所谓人民大众，主要的就是农民。忘记了农民，就没有中国的民主革命；没有中国的民主革命，也就没有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也就没有一切革命。我们马克思主义的书读得很多，但是要注意，不要把农民这两个字忘记了；这两个字忘记了，就是读一百万册马克思主义的书也是没有用处的，因为你没有力量。”在改革开放的攻坚时刻，更得发挥他们的作用。正如恩格斯所论述农民的政治作用所言“农民到处都是人口、生产和政治力量的非常重要的因素。如果没有他们的积极参加，任何社会的变革和发展都是不可能的。”重视农民力量，助跑中华崛起！
(二）强化宗旨意识，改进工作作风
在农村地区任职的公务员中，很多人思想存在模糊认识，认为职级小，责任就该小，报酬低，贡献就该少。这是一种典型的消极怠工。把自己的工作等同于公司企业的工作，给多少钱就干多少事。且不说这在企业中是否应该，放在政府中就是一种“忘宗”的行为。政府公职人员的宗旨是为人服务，而不是为人民币服务。如此这般，如何做到“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
(三）完善基层民主，注重血液更替
所谓的民主并不是没有限制的放任。既然党和国家把这权利下放给我们基层干部，我们就该好好作为一番。可事实又是怎样呢？基层干部无论在认识和能力上都存在一定程度上的欠缺，对于国家政策和时局的把握都尚不尽人意。很大程度上表现出一种心有余而力不足的现象。对此，我觉得国家应该引进一种竞争机制，有能者居之。给予有能力的年轻人更多的机会，让他们把自己所学到的知识充分运用到实践中去，在实践中提升自我，造福一方。同时，我觉得政府可以趁着寒暑假之余，把本地的大学生和髙级知识分子聚集起来，开个座谈会，问计于他们。可以谈谈当下的时局，对家乡的发展，以及将来的打算之类。
农问题 篇三
三农问题，即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已经成为中国现代化建设中的一个突出问题，并引起了各方面的重视。十六大报告对三农问题给与了特别的关注。报告指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建设现代农业，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任务。几年来，中央逐年加大对农村的财政支持力度，特别是农业税的减免，使中国农民进入了一个无税时代。但是，中国的农业和农村的落后面貌远没有根本改变。根据有关资料，我国至今仍有占63％的人口在农村，有占近50％的劳动力从事农业，而创造的国内生产总值只占15％。从进出口来看，2004年农产品进出口额为514亿美元，占全国进出口总额11548亿美元的比重为4.5%，而其净出口额为-46亿美元，对农村GDP的贡献率为负数。经济的落后导致在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等方面的问题更加严重，上不起学，看不起病的问题普遍存在。
60年代，曾经提出过“以农业为基础”的口号，并把发展的次序规定为“农轻重”，也就是说，要把农业的发展放在第一位。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这一方针并没有得到真正的贯彻落实。中国的改革开放，虽然是从农村开始的，但农村的改革基本上是停留在家庭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二十多年来没有大的进展。家庭联产承包制度虽然起了一定的作用，但这种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无法实现规模化的经营，作用极其有限。所以农村的发展也不可能有大的突破。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实际上是把发展的重点放在了城市。无论是国家的财政投入，还是社会投资，绝大部分都集中在城市。因此，农村和城市的差别不但没有缩小，而且有扩大之势。统计资料表明，1978年时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是2．57：1，农村改革开始后这一比例逐步降低，到1983年降到最低点1．82：1，随后城乡收入差距又有扩大，到1990年城乡收入比为2．2：1，1995年为2．71：1，2004年，则达到3.2：1的历史最高水平。我国城乡人均收入比大大高于大多数国家不到1．5：1的水平。
因此，发展农村，迅速改变我国农村和农业的落后面貌，已经不仅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当务之急，而且成了一个必须尽快迅速解决的重大社会问题。如果不能迅速扭转这种情况，不但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将受到影响，而且有可能引发更多的社会矛盾。
“中国的根本问题是农民问题”。在民主革命时期提出的这一著名论断至今仍然没有过时。今天我们可以说，中国现代化的根本问题是三农问题。没有中国农业和农村的现代化，也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的现代化，没有农业和农村的崛起，也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崛起。
二
解决三农问题涉及许多方面，如体制的改革问题、农业的规模化和产业化问题、农村的城镇化问题等等。但是，最关键的是钱的问题。没有钱，什么事情也办不成，而农村由于贫穷落后，缺乏自身发展的能力，所以必须从外部注入大的资金。单靠一般的政策性倾斜，或国家逐年加大财政投入的力度，很难从根本上迅速改变三农面貌。要把发展的战略重点由城市转向农村，必须在财政支出、社会投资和银行信贷三个方面下手，三管齐下。就是说，应该将政府的财政支出、社会投资和银行信贷资金的大头转向农村和农业。
以2004年为例，在国家空前加大了对农业和农村财政支出的情况下，全年中央财政用于“三农”的总支出共2626亿元，而当年中央财政总支出18274.39亿元，用于三农的财政支出不到总支出的15%。2004年全国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为70072亿元，其中农村11452亿元，城镇58620亿元，农村投资不到城市投资的1/5。银行信贷资金农村得到的更是少得可怜，2005年6月末，全部金融机构各项贷款本外币余额为19.9万亿元，农业贷款余额仅为10299亿元，仅为5%多一点。
这种情况必须迅速加以改变。应该使用于发展农村和农业的国家财政、社会投资、银行信贷的规模起码与农村人口所占比重相适应，即分别达到63%或者以上，则中国农业和农村应该得到的份额将分别达到11386亿、44145亿和12.5万亿或者以上。这对中国农村来说，简直都是天文数字。如果这样，中国农村和农业将会在三、五年内发生巨大变化，不用十年就有可能根本改变其落后面貌。
除中央财政外，地方财政也应做相应的调整。中央和地方财政用于农村地区，主要应该用于加强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教育和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主要是“五通”，即路通、电通、水通、汽通、网通。争取用几年的时间，使农村乡、镇以上地区做到高速路或准高速路连接，电、水、汽基础设施完备，通讯网络覆盖，以便为吸引大量投资做好准备。同时，要大力发展农村教育。除一般基础教育以外，还应大规模地开展对农村富裕劳动力的职业技能培训，提高其就业能力，为使他们从农业生产中转移出来创造条件。农村教育有一个师资问题。所以解决农村教育问题，首先应从培训农村教师开始，建议规定有条件的大专院校都要承担定向为农村培训教师的任务，财政上可以由国家给予全额或部分补贴。另外，国家应该鼓励和以优惠的政策吸引城里的退休教师去农村从教或办学。第三个方面，就是用于农村的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和养老保险制度的建立。在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下，农村的社会保障基本上处于空白状态，应该改变这种状况，使农民享受和城里职工同等的待遇。
社会投资应转向以农村地区为主。国家应该像当年建设经济特区那样，制定优惠政策（如三年免税）鼓励投资商到农村地区投资，特别是鼓励大中型项目到农村地区去建设，以项目建设带动农村的城镇化建设。一个大项目，就可以带动一个城市的崛起。以2004年的固定资产投资的63%，即44145亿元的固定资产投资计算，可以在农村地区建设亿元以上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44000多个。根据民政部公布的2003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报告，截至2003年底，全国乡镇总数38290个，其中镇20226个，乡18064个，平均每年每个乡和镇都可以获得一个以上的亿元投资项目。有人担心农村投资的效益问题。实际是，农村地价便宜、劳动力便宜。只要能够实现“五通”，投资成本可以大大低于城市，而随着农村的发展和农村购买力的提高，农村地区市场的发展，可以肯定，在农村地区的投资效益会大大高于现有城市。
信贷和金融方面也应该做相应调整，不仅使银行信贷的规模与财政和社会投资的规模相适应，而且应该多方面为农村发展开辟财源。中国现在的金融政策，不利于钱往农村流动，反而使农村的钱流入了城市。应该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形成钱往农村流动的金融体制。例如规定国有商业银行实行农村项目优先的原则，以及利率方面的优惠政策。同时，可以允许地方政府发行专门用于农村交通和其它公共设施建设的债券。地方政府发行债券，关键是要加强监管，防止贪污挪用等腐败现象的发生。在严格管理和监督的条件下，还可考虑放开农村金融市场，允许农村多渠道进行集资，利率可以自由浮动。在农村市场利率高于城市的情况下，城里人也会愿意把钱投入农村。此外，也可以考虑发行三农，设立国家三农发展基金等。公务员之家
上述三个方面如果一时做不到，那么也应该争取三到五年内做到。
1949年，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把党的工作重点由农村转向城市。经过了五十多年的发展，现在是应该把工作重点由城市转向农村的时候了。
农问题 篇四
农业问题，主要是农业产业化的问题。市场经济是以市场为导向、根据市场配置资源的经济形态，农业的购销体制不畅是农业不能快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常常听到农民兄弟抱怨种了东西卖不出去或卖得过于低廉，根子在没有遵循市场规律。产供销形成一条龙是当前农业在市场经济中大有作为的一着好棋，党和政府在创设“产―供―销”链条的活动中起着关键作用。农业产业化的另一个问题是中国农业目前基本上属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没有形成规模经济。加入世贸组织后，如何应对国外的集约型农业的挑战？这将是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面临的严峻问题。从现在看来，目前中国应在解放剩余劳动力的同时，通过加快农业机械化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抛弃小农经济的自给自足，迎接入世挑战。
农村问题，目前突出表现的一个问题是户籍制度改革。以往户籍制度将城乡予以二元分割，形成了城乡之间经济发展、文化水平的较大差异。这种户籍制度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是自上而下行政管理的必要，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已经受到理论界的一致质疑。目前，各地兴起的户籍制度改革纷纷向这种不合理的制度“开刀”，希望能够借此进一步解放农村剩余劳动力。但需要前瞻的是：户籍制度改革以后，解放的剩余劳动力如果得不到合理的安置和疏导，形成的移民潮会给社会治安造成相当大的压力。因此，城市化的步骤需要控制，小城镇是消解城乡二元对立、改革户籍制度的必要配套措施。
农民问题，可以分为素质和减负两个问题。农民素质问题，主要是指文化素质。据统计，截至2000年底中国义务教育即普九中人口覆盖率达到85％，在普九未能覆盖人口中，农村人口占大多数。同时，计划生育政策在农村也受到一定抵制，在“放一只羊是放，放一群羊也是放”的错误观念指导下形成的便是“越穷越生，越生越穷”的恶性循环。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如果没有一定文化素质的国民如何与强国竞争？因此，提高农民素质是富民强国的重要举措。公务员之家：
农问题 篇五
尽管农村是掀起中国改革的先锋，但随后长期的忽视已导致农村改革还处于初始阶段。随着其他各方面改革的深入以及市场机制的基本建立，所谓“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三农”问题又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制约，是导致目前内需不足的主要因素，因而越来越多的学者将目光投向了这一领域。我们这里将近期学术界对解决三农问题的相关讨论作一综述，以对目前三农问题的解决思路作一梳理。
1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性
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统称为“三农问题”，这三者是相互依存和作用的[1]：农民是经济的主体，具有主观能动性，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农村的发展水平，农业是农民经营的产业，农业发展的如何，及其结构分配直接关系到农民的收入，影响到农民的积极性、农村的稳定性。农村是农业和农民赖以存在的社会环境，某种程度上制约着农村经济的发展。笔者认为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三农”问题关系到国民素质、经济发展，关系到社会稳定、国家富强。
“三农问题”一直以来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瓶颈[2]，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成为了社会主义建设函数当中的重要变量。在“以农补工”和“一国两策，城乡分治”的状态下，农村越来越被置于边缘化境地；在“市场失灵+政府失灵”的困局中，农民于市场经济语境中表现得越来越失语。如此，以土地为生存技术和生活保障的农民只有选择外出逐利谋生，同时也把更多的梦想和希望留给了他们的下一代。在广大农村，父母双双出去打工，16岁以下的“留守儿童”已经愈来愈多。实际上，很多外出打工者基本上是为他们的子女积攒学费而“投资未来”不断流动的。可是，这些“留守儿童”又成了当下中国基础教育的盲点他们小小年纪便得不到父母的关爱，家庭教育处于空白，一些学生养成了许多不良习气甚至做出令人难以置信的恶性事件来，一些家庭“投资未来”的理想也随之破灭。
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不断提出对“三农”问题解决措施，并且指出解决“三农”问题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国务院总理在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强调，解决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是我们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3]。他提出，2004年要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的要求，采取更直接、更有力的政策措施，加强农业，支持农业，保护农业，努力增加农民收入，要保护和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等等。2005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马凯表示，必须继续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放在整个经济工作重中之重的位置上[4]。他提出了完善支农政策，改善生产条件，稳定涉农价格以及拓宽增收渠道等措施。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8]：“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事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大局，必须始终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
2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2.1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党的重要历史任务
今日的新农村建设不过是过去10年中国乡村建设在新的历史阶段的一个延伸而已。当然，它也有自己独特的内涵[5]。自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农民负担重、农民增收难等问题就一直困扰着中国农村的发展，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期，“农村真穷、农民真苦、农业真危险”的呼声又一次响起[6]，“三农”问题又一次引起朝野上下的广泛关注，且成为党和国家工作中的“重中之重”。在这一背景下，新时期的乡村建设运动蓬勃而起，并从前人那里获得了经验和精神上的双重支持，而新的时代条件和时代问题又使这次新乡村建设运动有了新的样式、特征和意义。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了今后5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奋斗目标和行动纲领，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任务，为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三农”工作指明了方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加速推进现代化，必须妥善处理工农城乡关系。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全面进步。农村人口众多是我国的国情，只有发展好农村经济，建设好农民的家园，让农民过上宽裕的生活，才能保障全体人民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才能不断扩大内需和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发展。当前，我国总体上已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初步具备了加大力度扶持“三农”的能力和条件。“十一五”时期，必须抓住机遇，加快改变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滞后的局面，扎实稳步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2.2农业科技在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2l世纪是信息时代，是生命科技的世纪[7]，是自然科学发生重大变革并取得突破进展的时代，是人、自然社会协调发展的世纪。技术、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和急剧变化，给农业科技工作带来了良好的机遇和严峻的挑战。
农业科技将向深度和广度发展，现代科学技术在学科分化、分工与更新的同时，将走向新的综合与联合，现代农业科学技术将具有智能化、生物化、产业化和企业化的明显特征。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更加紧密结合，人们在21世纪能更好地掌握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有力地促进农业发展的战略决策，体制、机制和政策的完善，以及农业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推动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全面发展。而农业科技的发展在推动新农村建设中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农业科技是推进新农村建设的重要支撑[8]。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建设新农村，发展农业和农村经济是首要任务。无论是新兴产业的发展还是传统产业的提升、土地产出率的提高还是农产品的加工增值、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增强还是环境资源的保护都离不开科技进步。尤其是我市目前农业和农村经济增长中的结构性、素质性问题仍然比较突出，资源与环境的形势依然比较严峻，农民文明素质和生活质量不高的状况尚未显著改观的情况下，科技创新与进步的作用更显突出。
2.3建设新农村必须大力发展县域经济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任务，为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三农”工作指明了方向。我国作为农业人口占绝大多数的国家，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之举。县域涵盖“三农”，联结城乡，是解决“三农”问题的主阵地；县域经济是城乡融合发展的区域经济，其实力和活力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的方略，应把发展壮大县域经济与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结合起来，积极探索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新路子。
发展壮大县域经济，是解决“三农”问题的一条重要途径[9]。改革开放以来，沿海地区坚持把发展壮大县域经济作为解决“三农”问题的切入点，使广大农民群众成为发展县域经济的主力军，实现了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和小城镇的蓬勃发展，为农民创业、就业、发展市场经济提供了大舞台。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推进，推动了县城和中心镇的发展，促进了产业集聚、人口集聚和农民分工分业，形成了以城带乡、以工促农、工农联动、城乡互动的新机制，增强了城镇对县域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和对农村发展的带动作用。生机勃勃、快速发展的县域经济是沿海地区发展的一大亮点。比如，浙江省坚持以县城和中心镇为依托，以特色支柱产业为支撑，以乡镇企业为主体，把乡镇企业、专业市场、工业园区和城镇建设有机结合起来，充分发挥区域比较优势，鼓励农民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和中小企业，做大做强特色经济，形成以工业化支撑城镇化、城镇化提升工业化的发展格局。同时，充分发挥县域经济实力强和带动农村发展能力强的优势，着力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城乡互动共促的新机制，有效地推动了农村非农化的进程，为农民提供了更多的创业门路和就业机会，促进了农民收入持续快速增长。而县域经济发展壮大，又推动农村社会事业全面进步和农民素质全面提高。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大力发展农村社会事业，促进城市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城市公共服务向农村覆盖、城市现代文明向农村辐射。由此可见，县域经济发展与新农村建设可以实现良性互动[10]。所以，建设新农村必须发展县域经济。
3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性
3.1县域经济的发展现状、趋势和挑战
县域经济是以县(市)级行政区划规定的范围为管理对象，以发展本地经济为宗旨的经济，是具有区域性、层次性、开放性特点的经济系统，是一个功能相对完备和健全的经济单元，是一个县(市)范围内的经济的总和，是区域经济的概念之一[11]。县域经济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其经济活动内容的广泛性、综合性和丰富性。在县域经济这个范围内，既有城镇经济，也有乡村经济，既有第一产业，也有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各种经济成分比较全，可以说，几乎整个国民经济的所有指标，在县域范围内，都可以得到反映。
建国后，县域经济的发展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12]：农村经济阶段、乡镇企业大发展阶段和全面推进“三化”阶段。进入新世纪，县域经济发展开始进入一个新阶段[11]。经过20多年的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的发展阶段。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进入农产品供给由长期短缺转向总量基本平衡、丰年有余的新的发展时期。所有这些都标志着县域经济的发展环境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需要从“新阶段”的战略高度来把握县域经济发展方向，着力解决县域经济发展中的困难和问题，不断壮大和发展县域经济。
县域经济是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单元，是国民经济的重要基础。既是城镇经济与农村经济的结合部，又是工业经济与农业经济的交汇点，也是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衔接处。它是强国富民的基石，是工业资源的基地，是拉动消费的“超市”，还是经济发展的动力。但是，县域经济发展也存在很多的局限性，如城镇化发展滞后，高等资源要素缺乏，产业结构不合理，政策体制性影响等等。面对县域经济的这些特点，我们应以战略性的眼光看待县域经济的发展。
3.2县域经济发展的战略与措施
发展县域经济，必须坚持“城乡一盘棋，工农一齐抓”[13]的指导思想。把县域经济的发展摆在战略位置，打破城市工业、乡村农业、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结构，进一步壮大县(市)经济的实力。
笔者认为，必须把增加农民收入作为县域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紧紧扭住经济中心不动摇，以结构调整为主线，积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以增加财力、提高综合经济实力为核心，不断推进县域经济的跨越式发展。笔者觉得要重点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一、把经济结构调整作为县域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农业调整，要按照“区域调特、规模调大、品种调优、效益调高”[10]的思路，来提高农业的整体效益。
二、把壮大民营经济作为县域经济发展的根本出路。从县域经济发展的走势看，民营经济产权清晰、主体明确、机制灵活，越来越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很强的吸引力和极大的竞争力。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对促进县域经济发展、安置就业、活跃市场和保持社会稳定等具有重要作用[14]。因此，要想加快发展县域经济，就必须走出一条挖掘民智、吸引民资、依靠民力做活民营经济的发展之路。
三、把培育特色经济作为县域经济发展的主攻方向。从区域竞争的态势看，特色就是财力，特色就是潜力，特色就是竞争力，特色就是生命力。经济发达县（市）的实践也证明，发展特色经济是成功之道。特色是品牌、是市场、是竞争力，要想加快发展县域经济，就必须更好地适应形势，放大优势，培植强势，做亮特色经济。
四、把加快城镇建设作为县域经济发展的有效载体。坚持“高起点规划、高质量建设、高标准管理、高效益经营”[12]的原则，积极推进以县城为核心的城镇建设，引导生产要素尽快向城区集聚和重组，为二、三产业的快速发展拓展空间，创造条件。
五、把抓好项目建设作为县域经济发展的强力支撑。从经济发展的动力看，只有坚持不懈地抓投入、上项目、引资金，才能增强经济发展后劲。
3.3县乡干部在县域经济中的职责
县域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县乡干部的正确领导，县乡干部在推动县域经济发展方面起着主导作用。县委书记在一个县处于核心地位，其作用发挥得如何，对该县的经济发展至关重要[15]。而要推动县域经济，就必须提高县乡干部的领导发展能力。
提高领导发展能力，对发展壮大县域经济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16]。笔者认为领县乡干部要提高领导能力，应着眼于抢抓机遇、科学决策能力的提高，突破封闭思维模式，面向市场，创新配置资源思路。为发展壮大县域经济准确定位；应着眼于把握重点，推动落实能力的提高，以推进工业化、农业产业化和城镇化为切入点，为发展壮大县域经济提供强大的支撑力；应着眼于教育、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机制创新能力的提高，实施人才战略，为发展壮大县域经济提供不竭的推动力。在新的经济发展浪潮中，县域经济能否走向壮大，关键在于培育人力资源，解决制约县域经济发展高素质人才匮乏的“瓶颈”[16]。因此，必须从提高县域经济发展的大局考虑，把实施科教兴县人才强县战略落到实处。
总之，三农问题错综复杂，任重而道远，以上仅仅是对近年来学术界对三农政策论述的一个综述。任何改革的一小步进展都离不开社会各界的群策群力，本文只是就其中的根本性问题进行梳理，试图为下阶段的改革和有的放矢的争论理出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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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问题 篇六
教育“三农”问题的提出
相对于城市学校而言，农村学校办学条件差、办学水平低；农村教师流失严重，优质师资缺乏；农村学生学习生活条件差，这些都严重制约着农村教育质量的提高和农村学生的全面发展。要推进教育均衡发展，必须重点解决好农村学校、农村教师、农村学生这三个方面的问题（简称教育“三农”问题）。“三农”问题，关系着国家发展的全局，教育“三农”问题，同样也关系着教育发展的全局。
破解教育“三农”问题，是教育自身发展的现实要求。从现行的教育结构看，农村教育具有面广、量大、比例高的特点。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的不断推进，作为教育事业重中之重的农村教育，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仍然是我国教育事业最薄弱的环节，农村教育是整个教育的“短板”，没有占教育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村教育水平的提高，就没有教育整体水平的提高。
破解教育“三农”问题，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中国正处于由人力资源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迈进阶段，农村人口素质问题已经成为制约中国迈向人力资源强国的瓶颈。从根本上讲，教育需要有农村的价值定位，提高农村人口素质必须依靠农村教育，农村教育在中国人力资源强国建设中的基础性、先导性、全局性作用日益凸显。不管城市化发展到何种水平，农村学校、农村教师、农村学生都将长期存在。因此，破解教育“三农”问题，端正农村教育发展观，提升农村教育质量，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
破解教育“三农”问题，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客观要求。随着社会文明进程的推进，教育已经成为人们生活的必需品。农村教育真正进入大众化时代，应该摒弃完全精英教育的理念和做法，不能仅限于教会学生“如何生存”。农村教育更需要关注农村学生文明观、世界观的培养，使他们懂得怎样“理解生存”，追求“生命存在”的意义和价值，追求人与自身、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教育的公平是最大的社会公平，破解教育“三农”难题，是实现教育公平的有效途径，也是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一条重要途径，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一项基础性工作，让生活在农村的孩子和城里的孩子一样，享受优质的教育资源，共同成长进步，让农民能够获得更多受教育的机会是破解教育“三农”难题的基本目标，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客观要求。
教育“三农”问题的破解之道
本世纪初，在全面深入调研，准确掌握实情的基础上，衢州市邀请著名教育专家顾明远先生主持制定了《2003-2010衢州教育发展规划》。在规划的指导下，衢州市、县党委和政府统筹安排，坚持教育优先发展战略，把教育工作重心定位在农村教育上，以创建省级教育强县为抓手，着力建设办学条件优良的农村学校，大力培养适应教育发展的农村教师，全方位保障农村学生学习生活条件，在破解教育“三农”问题上进行了积极的探索。
实施六大工程，农村学校亮起来。按照教育规划的部署安排，衢州分步有序地进行了农村学校调整改造。针对学校布局分散、校均规模小，办学效率低的现状，2002年，衢州实施“高中向城区集聚、初中向中心镇集聚、小学向乡镇政府所在地和中心村集聚、新增教育资源向城镇集聚”的学校“布局调整工程”，这为后续的学校改造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避免了重复或低水平建设改造，促进农村学校适度扩充规模，提升办学效率。2003年＜www.kaoyantv.com＞-2004年，实施农村学校“改水改厕工程”；2005年-2007年，实施农村学校“食宿改造工程”；2008年-2009年，实施“农村小规模小学调整改造工程”，同时，加强农村中小学标准化建设，6年共投入12.6亿元，完成农村学校建设改造项目2689个，新建校舍96万平方米，全面改善了农村学校办学条件。
破解教育“三农”难题，提高农村学校的管理水平是关键。为此，衢州确立了“局长抓校长，校长抓管理”的工作思路，实施“校长培训工程”。通过强化培训，校长们因地制宜，创新管理模式，不断提高管理水平。
构建教师培训体系，农村名师多起来。据统计，从1997年－2002年的5年间，衢州共有1800多名农村教师流向城市。农村学校教师缺编，教师素质不高，严重制约了农村学校教学质量的提高。2002年-2008年，衢州逐步解决1800多名教师缺额问题，保证农村教师足编足额配备，使农村教师在数量上有了保障，严把教师入口关，确保新增教师素质高起点。
构建入学保障体系，农村学生笑起来。衢州市属浙江省的欠发达地区，政府财政并不宽裕。但为了保障学生的就学，建立了从义务教育到大学新生的教育扶贫帮困机制，保障所有困难家庭子女的入学机会，实现“不让一名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的目标。同时，还实施了“爱心营养餐工程”。
建立农村劳动力技能培训保障体系。衢州是个传统农业大市，根据2002年的资料统计，全市有农村劳动力90余万。由于农业产业转型升级，产生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达到50余万人。这些剩余劳动力急需通过职业技能培训，才能实现转移致富。对此，自2003年以来，衢州践行穷人教育学，对转岗农民授之以“渔”。
破解教育“三农”问题的思考
对于衢州而言，统筹城乡教育均衡发展，破解教育三农问题，既是产生于教育自身发展、新农村建设的内在要求，也是贯穿于这一过程的自觉实践。回顾这一段历程，可以总结出以下几点思考：
破解教育“三农”问题，可以发挥教育在农村文明风尚方面的引领作用。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教育是引导，教育是影响，教育是感染，教育是文化。因此，教育要善待社会，自觉承担自己的社会责任。发展好农村教育，让教育激活农村建设事业的生机，让教育亲近关爱农村孩子，和谐农村与教育的关系。同时，引导社会善待教育，以教育均衡发展，推进社会公平，改变社会分层，促进社会和谐。衢州农村教育发展的历程，是教育觉醒引领着社会觉醒的过程。以学校的规划布局引领乡镇的规划布局，以师生的文明风尚影响农民的生活方式，以教育的科学民主引领农村的民主政治，以教育的均衡发展促进社会的均衡发展，以教育的科学和谐促进社会的科学和谐。
破解教育“三农”难题，需要责任理想智慧毅力。破解教育“三农”难题，既是当前教育均衡发展中必须面对的新任务和新挑战，也是教育应该承担的使命和责任。面对任务与挑战，使命与责任，教育不能无所作为或知难而退。我们不能把教育“三农”看作包袱，而要看到它是巨大的财富，宝贵的精神资源。要面对现实，充满理想，承担责任，启迪智慧，知难而进，创新思路，寻求突破。一要全面深入了解区域教育发展现状，二要制定科学的区域教育发展规划，三要寻找实施规划工作的突破口，四要有打硬仗不怕苦的信念决心，五要有协调争取社会各方支持的智慧策略，六要有把工作做对做好做完整的恒心毅力，七要认真总结宣传，让工作瞻前顾后，环环相扣，不断提升，持续发展。:
科学规划是破解教育“三农”问题的前提。教育的发展离不开投入，而对于经济基础相对薄弱的欠发达地区，保障教育投入的高效性就显得尤为重要。在科学规划的指导下，每年衢州教育都重点解决农村学校的一至两个问题，形成了积累效应。从衢州农村基础教育的发展历程看，在农村学校改造之前，先进行了大规模的学校布局调整，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重复建设、重复改造，同时也为农村基础教育的规模化发展提供了可能。从而保障了六大学校改造工程资金投入的高效率，同时降低了农村学校的运行成本。
农问题范文 篇七
今年以来，全国有8个省市自治区基本取消了农业税，全国大多数省农业税率一般都减到5%以下了，农民种地的负担相对2000年减少了70%；而另一方面，粮食等农产品又大幅涨价。以稻谷为例，每公斤由1元涨到了1.7元，涨幅70%。而农业生产资料的涨价幅度只有20～30%。这样一来，种1亩地的收入相对2000年增加了500元以上。由此诱发了一系列潜在的矛盾：
一是大量的农民工返乡种地，一时间广东、福建出现了招工难。这既不利于城市经济发展，也不利于农村经济发展；
二是过去的抛荒地，由村委会转包给其他农户承包，现在外出打工的人回来要自己的土地，而占用地的人以合同没有到期为由不同意给地；
三是1997年第二轮承包时，由于当时种地收益微小，所以很多地方没有按照中央规定调整土地。20多年没有调地的地方出现了土地占用严重不平衡的现象。占地少的农民要求重新分配土地或分享土地收益，理由是土地集体所有，我是集体成员；占地多的农民认为，农民负担政策中央有规定，调整土地必须遵守30年不变的政策，双方矛盾日益尖锐化。在贫困地区，占地越多的人，越有能力进城，越是占地少的人越没有能力进城，这样就出现了地主与佃户的关系。佃户是村集体成员，却没有集体土地；而进城人不是集体成员（有的成了国家干部），不尽村民义务，却拥有集体土地，还成为村里的“地主”。《土地承包法》无法解释和处置农村发生的社会实践；
四是随着农业税的取消，农民种地不交钱了。那么，村民自治的财政基础在哪里？村集体作为土地的所有者其权益如何体现？土地是村民共同所有的生产资料，村民作为集体成员，在处置共同产权方面如何体现权利？土地实际上还承担着农民的社会保障，在国家没有提供失地农民社会保障的情况下，集体的土地有无必要承担社会保障功能，该如何实现？农村内部的公益事业和农业基础设施怎么办？这些问题都不能回避。
取消农业税不如“税转租”
政府不要种地的农民交钱了，村委会和村民可不可以说不呢？
农民种地再不要交任何负担，这似乎成为学者专家的共识了。笔者最近到贵州、江西、江苏、安徽、湖北、河北等地，接触了很多乡村干部和农民，他们对取消农业税是赞同的，对种地不交钱一说是非常不赞同的。笔者认为基层的不同声音是很有道理的，农民种地一定要交费。第一，土地承包一定30年或50年不变的政策，导致农民占用土地极不平衡，不收费就无法体现公平。特别是贫困的地方，土地依然是生存的唯一资料，不占用土地的农民如果得不到相应的补偿，就等于他们的基本生存权被剥夺了，这是违反宪法的（《土地承包法》必须尽快修改）；第二，土地属于村民集体所有，不收费就无法体现所有者的权益；第三，村委会作为村民自治组织，必须要有自治的财政基础和财产权基础；第四，村集体经济组织要为村民提供公共服务—水利、道路、技术服务、合作互助、发展基金、五保照顾等，必须拥有一定的资源；第五，农民放弃土地的权益进城发展，必须要拿一笔钱加入城市社会保障体系，这笔钱从哪里来，应该由村集体经济组织转移支付—从地租或承包费中支付。
时下在减农业税的同时，要研究“税转费”或“税转租”的相关政策。种地的农民一定要向村集体交纳承包费或地租，租金或承包费收多少、怎么收、怎么管、怎么分配，以及未来的农村养老制度、合作医疗制度、义务教育制度、村民自治制度、合作互助制度、农村人口转移制度等等，都必须加紧研究、统筹安排。
税转租后，民间会获得很大的一块经济资源—每年至少500亿以上。用好这500亿就能解决以前想解决而又没有解决的问题。如果没有这500亿，农村也许会派生更多的问题，更难以治理。
还土地权益于民
对绝大多数中西部农村来说，土地是村民自治组织的唯一公共财产。如果村民自治组织对土地没有任何的掌控权利，其自治功能就无法实现了。国家规定土地承包必须30年不变，像贵州等地本来就有20年没有变了，再来一个30年不变就是50年不变了。贵州好多的村子现在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20％的家庭基本没有地，20％有地的家庭进了城，没地的村民成了城里人（进城村民）的佃户（一般每亩交300斤租子），城里“地主”有些还是国家干部。进了城的“地主”既不参加村内的公共事业建设，也不参与村民自治范围内的一切事务；20％的佃户名义上是村民，但实际上不是村民—既不是土地的所有者，也不是法定的承包人；村委会根本没有任何自治功能，只是承担一点政府管制村民的职能（如计划生育）。
问题就出在《土地承包法》，它剥夺了村集体的村民土地所有者的权利，也剥夺了村民组织的自治权利，《宪法》、《村组法》和《土地承包法》必须统一到“土地集体所有—村民共同共有”和“自治组织成员是土地的主人”的原则上来。任何人一旦不履行村民义务，不再是村集体成员，其土地所有权应有条件归还村集体（可补偿3～5年的土地收益）。要修改《土地承包法》，还权于民。
信用社：官办不如村办
农村信用社对农村经济发展作用重大，国家很重视农村信用社的改革。但现在官办的农村信用社缺乏农民的参与，怎么改都难以解决信用服务远离小农（所谓的信用低）的本性。让农民的土地成为信用资本，是增加农村投入、活跃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的最现实的选择。国家应该成立土地银行，村一级应该成立土地信用社。村级信用社可以以村民的土地作抵押在国家土地银行贷款，村民可以用自己的份额土地作抵押在村土地信用社贷款。村级土地信用社由村民民主管理，利息收益用于村内公共事业和补贴社会保障，村民进城放弃土地所有权，村土地信用社可以垫付资金。
让土地产权实现社会保障功能
随着国家财政对三农的倾斜，农民的社会保障开始纳入议事日程。这当然是好事，但靠政府财政建立覆盖全体农民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似乎也是难以实现的。比较现实的选择是：主要靠农民土地的产权收益建立覆盖全体农民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同时辅之以国家财政补贴。土地产权的三大块收益完全可以建立起覆盖全体农民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一是农业用地改为非农业用地的增值收益（每年不少于1000亿，拿出500亿搞农村社会保障）；二是农村土地承包收益（5％每年也有500亿以上，拿出200亿搞农村社会保障）；三是土地银行和土地信用社的经营收益（每年不少于500亿，拿出200亿搞农民社会保障应该不成问题）。这三笔加起来，每年是900亿，如果国家每年补贴500亿，那就是1400亿。相当于每个农民每年约200元。如果重点解决养老保障问题，人均年可用资金在600元以上。应该说用农民的土地产权实现农民的社会保障功能是完全可以操作起来的。
农民的土地是当今中国价值最大的财产，其显性和隐性的巨大产权收益如果被社会强势瓜分，中国改革开放的事业就将寿终正寝；如果用来建立农民的社会保障制度，中国改革开放的事业还会扬帆远行。
慎言私有化
现在农村公共服务的提供主要有两个主体。一个是国家，如六小建设、教育和合作医疗补贴等；另一个是农民集资—所谓的一事一议。国家增加对农村基础设施和基本教育医疗的投入是必要的，但村内的公共服务（道路、水利、文化、体育等建设及其维护），国家短期内难以提供，必须依靠村民自己解决。如何解决呢？对绝大多数村庄而言，现实的选择当然是用村民共同共有的土地产权收益解决，国家可以适当补贴。
农问题范文 篇八
实际上，这是一个居住地域、从事行业和主体身份三位一体的问题，但三者测重点不一，必须一体化地考虑以上三个问题。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三农”问题关系到国民素质、经济发展，关系到社会稳定、国家富强。
农业问题，主要是农业产业化的问题。市场经济是以市场为导向、根据市场配置资源的经济形态，农业的购销体制不畅是农业不能快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常常听到农民兄弟抱怨种了东西卖不出去或卖得过，全国公务员共同天地于低廉，根子在没有遵循市场规律。产供销形成一条龙是当前农业在市场经济中大有作为的一着好棋，党和政府在创设“产―供―销”链条的活动中起着关键作用。农业产业化的另一个问题是中国农业目前基本上属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没有形成规模经济。加入世贸组织后，如何应对国外的集约型农业的挑战？这将是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面临的严峻问题。从现在看来，目前中国应在解放剩余劳动力的同时，通过加快农业机械化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抛弃小农经济的自给自足，迎接入世挑战。
农村问题，目前突出表现的一个问题是户籍制度改革。以往户籍制度将城乡予以二元分割，形成了城乡之间经济发展、文化水平的较大差异。这种户籍制度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是自上而下行政管理的必要，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已经受到理论界的一致质疑。目前，各地兴起的户籍制度改革纷纷向这种不合理的制度“开刀”，希望能够借此进一步解放农村剩余劳动力。但需要前瞻的是：户籍制度改革以后，解放的剩余劳动力如果得不到合理的安置和疏导，形成的移民潮会给社会治安造成相当大的压力。因此，城市化的步骤需要控制，小城镇是消解城乡二元对立、改革户籍制度的必要配套措施。
农民问题，可以分为素质和减负两个问题。农民素质问题，主要是指文化素质。据统计，截至2000年底中国义务教育即普九中人口覆盖率达到85％，在普九未能覆盖人口中，农村人口占大多数。同时，计划生育政策在农村也受到一定抵制，在“放一只羊是放，放一群羊也是放”的错误观念指导下形成的便是“越穷越生，越生越穷”的恶性循环。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如果没有一定文化素质的国民如何与强国竞争？因此，提高农民素质是富民强国的重要举措。
农民问题的另一个重大问题是减负问题。党中央国务院再三强调要减轻农民负担，但个别地方“令不行禁不止”——农民负担照原样，引发农民抗交国税和集体上访等事件发生。农民负担重直接影响农民收入的增加，农民负担重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政府改革力度不够，目前还有些地方政府部门仍是“管事的人不多，吃饭的人不少”。因此，减轻农民负担首先应该考虑加大力度进行机构调整，减员增效，把农民增收放在第一位。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村人口接近9亿，占全国人口70％；农业人口达7亿人，占产业总人口的50.1％。“三农”问题的解决必须考虑农业自身的体系化发展，还必须考虑三大产业之间的协调发展。“三农”问题的解决关系重大，不仅是农民兄弟的切盼，也是目前党和政府的大事。
解决“三农”问题关系国民经济全局，要把发展农业和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作为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虽然解决“三农”问题的许多措施都与资金的投入密切相关，但是近几年来的金融体制改革所存在的问题在相当程度上削弱了对农村经济的支持，对县域经济，特别是对农村经济的信贷投入相对不足。农业产业本身的体制问题也影响金融资本向其流动，不利于农村经济的发展。
一、农业经济没有形成规模化的经营，加上基础设施差，难于容纳较多的金融资金
目前我国的农业体制主要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种经营方式只能容纳少量的小额农贷资金。一是这种经营方式农户的资产较少，不能承担较大的信贷风险；二是这种经营方式限制高效农业和农业深加工的发展，农民不需要较多的贷款。因此，目前的农村信用社出现三种情况：一是还有不少农村信用社由于历史的问题较多，加上当地的金融风险较大的影响，目前还出现支付的困难，没有钱支农；二是部分农村信用社存款多，但又不敢支农，资金闲置；三是有的农信社实际上办成了商业银行，在城市里与商业银行争存款，争贷款，不愿支农。
二、金融解决“三农”问题的几点建议
目前的金融体制对农业的支持、对县域经济的支持相对来讲严重不足，那么，从金融的角度看，如何解决“三农”的问题？
（一）要尽快恢复农业政策性金融机构的支农业务，同时运用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大对“三农”的支持力度。既想发展农村经济、启动农村市场，又不想付出代价，这是不现实的，只不过我们如果对政策性金融管理好一点，减少人为的失误和腐败，我们的损失就会少一点，以最少的代价获取最大的社会效益。对支持“三农”的政策性投入，国家要建立政策性金融的财政补偿机制，在国家的财力允许的情况下，要及时向政策性金融提供贴息资金和呆账损失的弥补，以及时化解政策性金融的风险，不要让风险积聚过大。
（二）在政策性金融的带动下，积极引导商业金融加大支农力度。一些农业高科技、规模化、产业化和农副产品深加工项目，在政策性金融的支持下形成一定生产能力以后，商业金融要及时给予配套资金。对于长期只存不贷或达不到存贷比例的商业金融营业网点，要强行退出市场，遏制从农村大量抽走资金的做法。
（三）扶持农村信用社建康发展，提高支农能力。对农村信用社的历史包袱，应实事求是地加以解决，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共同负责。那些认为农村信用社不是国营的金融机构，就不能享受同样待遇的思想是对农村信用社的历史不了解，其结果是导致农村信用社的风险越来越大，不但对农村经济的发展极为不利，而且导致农村金融体系崩溃，甚至出现全国性的金融灾难。
农问题 篇九
为什么这么看？因为中国人口在继续增长，我们现在是13.5亿人，中国人口高峰2030年，到时候至少突破15亿。中国要继续发展城镇化、工业化，耕地减少、人要增加，粮食从哪里来？必须要对中国粮食问题表示一种担忧，现在就开始要重视这个问题。
第二个挑战，中国农民收入增长的前景是什么？收入持续增长的趋势是否可以保持下去，现在还有很大疑问，需要从很多方面采取手段。现在我们的农民收入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农民工。2.6亿农民工在城市打工占农民收入中的5%左右。下一步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速度在放慢，所以我想说，这至少是一个因素，农民工转移速度下降，使得农民收入未来增长很可能要放慢。在这样的情况下，城乡差距怎么缩小？这是一个难点。
第三个挑战是农村基本公共服务。近几年，国家政策财力有很大投入，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有很大改进。但是未来的难度非常大，因为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涉及面很宽，农村的教育问题、医疗问题、社会保障问题，农村环保和生态问题。现在我们再往前发展，社会各个方面，包括农村对国家的要求、诉求在增加，下一步怎么往前推进，是一个大的问题。这些基本公共服务很大程度上是公共产品，这些问题需要政府财政给予回应。
下一步财政怎么面对这些问题，我们的基本考虑是：
1.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对“三农”投入要继续增加。我们国家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的财政投入，“三农”投入大概三万亿。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对农业投入大概一年一万亿以上。政府对“三农”的重视程度前所未有。下一步继续按照这个速度和力度安排财政资金和政策。我们还有很多新的问题，包括环保、生态等等。要建立一个投入的、可持续增长的工作机制。
2.“三农”投入结构要优化。三万亿投入，再过两年可能是四万亿投入，要优化结构。中部和西部要倾斜，为什么？道理很简单。中部、西部在我们国家的经济实力相对比较差。第二是想办法平衡好经济和社会事业的发展，产业和经济很重要，同时要关注农村社会事业的发展，要关注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下一步要更多地做一些平衡。农村基础设施包括道路的问题、安全用水的问题，现在三千万农民安全用水没有解决，吃的水都不干净，我们不应该重视吗？农村教育、农村社保、农村医疗、农村环境问题，这都是财政下一步面对的课题。下一步逐步在财政科目中要增加投入，同时这些投入也不是越多越好。我们要考虑到它的可持续性，社会保障包括农村的社保不是越多越好，我们一定要考虑可持续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