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对外汉语教学事业,对于向世界推广汉语,传播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具有重要意义,下面这3篇对外汉语的教学法是快回答为您整理的对外汉语教学范文模板,欢迎查阅参考。
对外汉语教学 篇一
一、威妥玛与《语言自迩集》
威妥玛,1815年出生于伦敦。1841年,年轻的威妥玛随英军参与了第一次鸦片战争。《南京条约》签订后,威妥玛被任命为英国驻香港军队翻译,同时还担任香港最高法院粤语翻译。此后。威妥玛历任英国驻香港汉文正使、英国驻华署理公使,并“两次担任英国全权驻华公使”。1883年,威妥玛卸任回国。1888年,由于其在汉语研究及教学方面的崇高威望,威妥玛被英国剑桥大学聘为该校首任汉学教授。威妥玛担任该职位直至1895年去世。威妥玛长期从事职业外交和汉语教学,“在华四十余年,公务之余博览群书,对于汉语和中国文化有独到研究”,在威妥玛众多的汉语研究著作与教材中,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当数《语言自迩集》
(一)内容简介
《语言自迩集》是威妥玛多年汉语教学与研究经验之总结。全书共分八章,涉及汉语教学中的语音、词汇、语篇和语法等诸多方面,内容丰富翔实。第一章“发音”。在该章中,威妥玛采用英语、法语、意大利语等多种欧洲语言的语音来描述汉语发音,并将汉语语音分为单元音和复元音、辅音及送气音。每个音之后都列出相应示例以便学生更直观地了解和模仿。此外,威妥玛对汉语语音中的声调和韵律也作了较为详细的解释。第二章“部首”。该章以《康熙字典》中所确立的214个部首为讲解纲要,帮助学生学习“汉字的书写”。威妥玛按照部首的笔画数列出了一份“部首总表”,其中包含了全部214个部首。第三章“散语章”。该章是汉字、词汇教学的核心内容,共分40单元,包含1080个条目。威妥玛以汉字为讲解单位,先给出一个汉字,然后用“威妥玛式音标”注明其读音,再解释该字的各个义项。这种解释通常非常全面,往往会列举出该汉字的大部分常用字义。在讲解几个汉字之后,文中还会出现一组例句,分别展示上述汉字的具体应用,并且通过加注释的方法对句中某些字、词的习惯用法再进行解释说明。第四章“问答章”。该章共有10篇课文,采用对话体形式,如:“您贵处是那‘儿?敝处是天津,没领教。我也是直隶人。阿!原来是同乡。……”[3][p.178]每篇课文之后,威妥玛先列出文中生字并加以注音,然后再对文中的生词、俗语、语法等进行详细讲解。第五章“谈论篇”。该章包含一百段两人对话。每段对话谈论一个话题,内容十分广泛,涉及个人修养和学习、儒家思想、生死观、因果报应观、鬼怪故事、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各种社会活动礼俗等诸多方面。相比“问答章”中简短对话,“谈论篇”出现的对话不仅话语长度增加,而且谈话的主题性和探讨的深度进一步加强。第六章“秀才求婚,或践约传”。该章改编自中国传统戏曲《西厢记》。威妥玛“请来了几位中国朋友帮忙,删节和修改故事的主要情节作为骨架,然后充实其他”,最后由另一位汉学家禧在明(WalterHillier)对整个故事做注释。威妥玛相信,“学生将会看到,要学习像在北京讲的那样的汉语口语,现在这篇作品,是一种扎扎实实的帮助”。[3][p.9]第七章“声调练习”。该章实际上是第一章“语音篇”的延续,重点探讨汉语语音声调。在详细解释汉语声调变化的同时,威妥玛还为学生专门编写了“练习燕山平仄编”和“声调练习”两大类近千余道习题。第八章“词类章”。该章是威妥玛对汉语口语语法进行总结的一次尝试。威妥玛将西方语言学的一些基本概念、术语引入到汉语口语语法研究中来,对句子结构进行分析,探讨了汉语句法中的“纲”“目”关系;同时,他还参照西方语法体系,将汉语中的“单字”划分为名词、冠词、量词、形容词、代词、动词、副词、介词、连词和叹词10类,并通过实例一一说明。
(二)特点剖析
相比以往的汉语教材,《语言自迩集》无论在教学内容的选择还是教材编写等方面均有其独到之处。首先,《语言自迩集》是第一部以北京话口语作为教学对象的汉语教材。此前,尽管已有相关汉语字典、教材出版面世,如马礼逊的《华英字典》、卫三畏的《拾级大成》等,但这些字典、教材所使用的表音法“都声称描写的是南方官话(thesouthernmandarin)”[3][p.14]而非北京音。然而,凭借多年的职业外交经验和敏锐的洞察力,威妥玛认为,北京话才是官方译员应该学习的语言。在《语言自迩集》第一版序言中,威妥玛解释道:“自从带有许多学生的外国公使馆在北京建立,不首先学习这种语言那几乎是不可能的了,因为它比任何其他语言都更重要。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服务的初学者,用不了多久就会发现,他正在学习的语言恰是帝国政府主要官员所说的话。同时,他的老师、仆人,他所接触的十之八九的人,都很自然地讲这种话。”[3][p.14]。正是出于上述考虑,威妥玛果断地选择北京音作为《语言自迩集》的音系基础,希望借助《语言自迩集》的出版发行在来华外交人员中推广北京话教学,从而使他们能够尽快胜任外交工作。《语言自迩集》出版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成为来华外国人学习北京官话的唯一教材。据专事日本汉语教育史研究的早稻田大学教授六角恒广考证,“那时候可以说,不仅在北京,即使在世界上,北京官话的教科书,除威妥玛的这本《语言自迩集》以外,再也没有了”[3][p.2]。其次,《语言自迩集》中所使用的拼音方案是众多拼音方案中最流行、影响最大的一种,史称“威妥玛式拼音”(Wadesystem)。在此之前,历史上也曾出现过多种用罗马字为汉字注音的方案,但始终没有形成一种统一、公认的模式。威妥玛通过总结前辈学者的经验教训,在其中国老师应龙田帮助下,创立了这套拼音方案,并首先将它公布于1859年出版的《寻津录》(TheHsinChingLu:BookofExperiment)一书中,然而却没有马上得到普遍认同。后经威妥玛修改,至《语言自迩集》出版,这套方案才最终形成一个较为成熟、完善的体系。在《语言自迩集》第一章中,威妥玛向读者详细解释了这套拼音方案。“威妥玛式拼音”体系,包含声母27个,韵母40个,在声调方面,威妥玛摒弃了前辈学者坚持的“五声说”,而将汉语声调按照北京官话的实际发音定为“上平”、“下平”、“上声”和“去声”四个声调,并且在每个音节后右上角标注1、2、3、4分别代表上述四个声调;此外,在字母后左上角加“‘”符号表示送气音,具体如下表3所示:和以往拼音方案相比,“威妥玛式拼音”不但“减少了音符的数量,力求各个音符的一致性并近似英语的发音,从而达到经济、一致的原则”[4],而且还具有很强的操作性,使学习者能够很快地掌握汉字的发音。再次,就教材编写角度而言,《语言自迩集》充分体现了系统性、实用性和趣味性的有机结合。纵观全书,《语言自迩集》包含了语言教学中的各个要素:语音、词汇、文化和语法。第一章“发音”和第七章“声调练习”主要针对汉语语音展开论述,“较完整全面地讲解了19世纪北京官话口语的发音系统,尤其是极准确地记载了口语系统中最具特色的轻声、儿化、音变现象”[1][p.41];第二章“部首”和第三章“散语章”以汉字、词汇为核心展开教学,利用多种方式分析讲解汉字特征和词汇知识;第四章“问答章”、第五章“谈论篇”以及第六章“秀才求婚,或践约传”在词汇教学基础上,进一步深入探讨汉语语言文化;第八章“词类章”则将西方语法体系引入汉语研究,并试图总结汉语口语语法特征。各章循序渐进、由易到难、逐步扩展。而在编写过程中,威妥玛十分注重所选内容的实用性,因为《语言自迩集》最初设定的教学对象为来华的使馆工作人员,而这些人来华后主要的交际对象为中国官绅阶层及商人,因此威妥玛将与这两类人密切相关的内容均收录到《语言自迩集》各章之中,如“谦称、敬称的使用,中国人见面的问候方式,官场上熟人间的相互照应,求人办事的表达方式,如何恭维别人,官场的勒索之风,捐官制度,如何向人赔礼和招揽生意,中国的科举制度,中国的宴会情况,包括如何寒暄、排坐次、招待和告辞”[1][p.45],希望学习者通过系统学习可以尽快将书本知识转化为实际的交际能力,进而更好地胜任外交工作。此外,多年的汉语学习经历和教学经验让威妥玛认识到,中西方存在着巨大的文化差异,而这些差异正是西方学生兴趣之所在,因此,在教授语言知识的同时,威妥玛还采用多种形式对课文中出现的相关文化现象详加解释,例如,在谈到中国人姓名结构问题时,威妥玛通过具体实例向西方人“说明了中国姓氏的特点,同时也指出了具体语用,如对已婚妇女的称呼结构是‘夫家姓+娘家姓+氏’,‘翁’则多用于文人”[5],这种寓文化差异于语言教学中的模式,既丰富了教学内容,又有效缓解了语言学习过程中的枯燥和单调,增强了学习的趣味性。
(三)影响及意义
作为一部“西人学习汉语的教本、一百几十年前北京话口语实录描写及汉语语法研究集大成的著作”[4],《语言自迩集》的出版发行不仅对当时来华西方人的汉语学习,而且对日后的对外汉语教学均产生了积极深刻的影响。首先,《语言自迩集》有力推动了西方人汉语学习的整体进程。尽管在威妥玛之前,以马礼逊为代表的来华传教士们就曾编写过一些汉语学习教材及工具书,但这些著作或偏重方言、或零散而难成体系,《语言自迩集》则凭借其丰富的内容、系统科学的编排一经出版便大受欢迎,很快成为当时英、美各使馆工作人员学习汉语的必备教材,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汉语教材匮乏之不足。不仅如此,随着《语言自迩集》影响日益扩大,“日本也以它为蓝本,编写日本人使用的汉语课本。据专事日本汉语教育史研究的早稻田大学教授六角恒广所著《日本中国语教学书志》介绍,1879~1880年出版的广布精编《亚细亚言语支那官话部》(共七册),内容、结构多据威氏《语言自迩集》。1880年出版的《清语阶梯语言自迩集》,更是威氏书的改订……类似的书还有几种。于此可见威氏书的合理性、适用性以及它的影响”[6]。另据相关史料记载,“《语言自迩集》也曾在朝鲜半岛流传,在韩国奎章阁就发现过它的一个手抄本”[3][p.2],甚至在欧洲,“如俄罗斯1902年出版的《汉语阅读》—《汉语口语》(北京音)(参考书)一书前言认为‘最近有许多欧洲国家出版了学习汉语及其语法的教材……这对我们来说没有一点儿实际意义。至今为止大家认为伟德(即威妥玛)的课本是最好的’”[4]。可以说,《语言自迩集》的影响是世界性的。其次,《语言自迩集》无论是在教学方式还是教材编写等方面,对当今对外汉语教学仍具有相当的借鉴意义。例如,在汉字、词汇教学中,威妥玛采用以汉字为核心,以词汇为引申,以注释为补充,以练习为巩固的模式,有效地实现了各语言点之间的串联和融合;在语法教学中,威妥玛充分考虑到西方人的不同语言背景和需求,以英语语法为参照,通过大量实例归纳总结汉语语法,开启了现代汉语语法研究之门。而在教材编写上,威妥玛则以系统性为纲,以实用性为目标,以趣味性为辅助,实现了三者的有机统一,有利于激发学习者的学习兴趣。此外,“该书大部分内容都是在介绍、宣示中国传统文化,并且基本上是一种肯定、赞赏的倾向,客观上起到了向西方、向世界传播、弘扬中华文化的作用”[4]。鲁健骥先生在评价该书的编写时就指出,“这部教材在当时西方人编写汉语教材历史上可以说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尤其是对后来汉语教材的编写,有很大的影响”[7]。
二、翟理斯对汉语教学之贡献
翟理斯,1845年出生于英国牛津北雷帕德。其父贾尔斯牧师(JohnAllenGiles)是当时英国一位久负盛名的作家。在父亲影响和督促下,翟理斯从小接受古典式教育。1867年,年仅22岁的翟理斯通过了英国外交部的选拔考试,被派往中国,成为英国驻华使馆中的一名翻译学生。此后,翟理斯历任天津、宁波、汉口、广州、汕头、厦门、福州、上海等地英国驻华领事馆翻译、副领事、领事等职,直至1893年因健康原因辞职返英。1895年威妥玛去世,而由他所担任的剑桥大学汉学教授一职一度出现空缺。两年后,翟理斯凭借其在汉学领域取得的骄人成果全票当选剑桥大学第二任汉学教授。翟理斯在回顾其一生时曾说,从1867年起,他人生主要有两大抱负,其中之一便是“帮助人们更容易、更正确地掌握汉语(包括书面语和口语),并为此做出贡献”[8]。福开森(J.C.Ferguson)在评价翟理斯时也曾说,“或许他最大的成就在于使学习中国语言和文学变得容易多了。在这个方面,曾经在中国生活过的任何一个西方人都不是他的对手。我们都从他的著作中受益,现在,我们应该承认这一点了”[8]。《汉言无师自明》(Chi-neseWithoutaTeacher)和《华英字典》(AChi-nese-EnglishDictionary)的问世正是他为实现这一目标所做出的重要贡献。
(一)《汉言无师自明》
1872年,学习汉语不足5年的翟理斯出版了他的第一部汉语教材—《汉言无师自明》①。和以往汉语教材相比,该书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简单、实用,适合学习者自学,这也是书名《汉言无师自明》想要传递给读者的一个重要信息。首先,翟理斯在书中采用一种特殊的方式教西方人读中文—即用英语为汉语标注读音。例如“你为什么不来?”(Whydon’tyoucome)一句相应的读音为“Neewayshummopooli”[9](p.3),这样的拼写在外国人,特别是以英语为母语的人眼中,可以很快转换为[ni:wei∫nmpulai],而这种读音和汉语本来的发音几乎相差无几。从严格意义上来说,这并不是一种科学的方法,但这种方式的优点就在于学习者可以借助熟悉的母语学习、掌握外语而不必专门学习汉语的发音规则以及纷繁复杂的部首,极大地减轻了学习者的负担。只要拿起这本书,学习者就能够讲出简单的汉语句子,进而达到会话交流的目的,因此对那些希望在短时间内掌握一些日常对话的外国人而言,不失为一种易学易用的有效方式。当然,这种标注法并非随意而为,而是“严格按照英语的元音和辅音来标注汉语”[8]。潘伟斌在《汉语学习何以无师自通?—翟理斯<ChineseWithoutaTeacher>研究》一文中,对翟理斯的拼音体系进行了归纳和总结,并指出,“翟理斯对于辅音的描述是十分接近威妥玛式拼音的,除了对于辅音j、x、z、zh和r的描述存在一定差异外,剩下的辅音完全一致”;“而对于元音的描述,翟理斯更多的是从学习者的母语背景出发,尽可能地选用简单的英语来描述汉语的元音”。[10]值得一提的是,全书通篇没有出现声调,这并不意味翟理斯不重视汉语声调,只是在他看来,该书只是一本速成教材,使用声调无疑将会加大学习者的难度,故弃而不用。其次,书中所选场景、例句、字词等均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实用性强。《汉言无师自明》全书虽然只有67页,但书中却涉及基本数字(第一章)、旅游(第二章)、商务(第三章、第七章、第八章)、日常用语(第四章)、家庭生活(第五章)、运动(第七章)、航运(第九章)等多个场景;且书中所搜集之例句均短小精悍,口语化程度高,例如在请客吃饭这一场景中,先后出现“叫厨子来”、“明天晚上要请客”、“烤一个羊腿”、“煮一块咸牛肉”、“有鱼肉没有”、“要四样点心”、“烤两个野鸡”、“买一瓶”、“炸几块面包”、“不要拿猪油炸拿牛油炸”、“叫厨子做鸡汤”[9]等常用句式;而在书中最后一章,翟理斯还特别收录了600多个常用汉语词汇,供学习者参照使用。再次,淡化语法观念,强调实际应用。和其他汉语教材相比,翟理斯并没有在书中长篇累牍地详细介绍汉语语法,相反只是用了两页的篇幅极为简单地提及三条语法现象,“名词、形容词无词尾变化、同一词语可表单数或复数”、“人称代词介绍”、“动词除过去时之外,在所有体、态、数以及人称上均保持原形,而过去式通常在原词后添加‘了’、‘着’、‘过’来体现”。[9]很显然,翟理斯并不希望学习者过多关注语法从而影响实际应用,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该书的“实用主义”。尽管《汉言无师自明》内容不多,亦缺少《语言自迩集》所表现出的学术性,但其简单、实用的特色却让该书在出版后倍受外国人的青睐,短短数十年,一版再版。截止1922年,该书已经出版至第十版,足见其受欢迎程度。的确,即便今天,《汉言无师自明》所体现出的从学习者需求出发兼顾实用性的编写理念,对当今对外汉语教材的编写仍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二)《华英字典》
《汉言无师自明》可以说为西方人掌握汉语口语提供了一条便捷之路,而《华英字典》的完成则为外国人学习汉语书面语提供了巨大帮助。早在1874年,翟理斯就萌发了编纂一部英汉词典的念头,并开始着手搜集相关资料。经过数十年不懈努力,《华英字典》第一版于1892年面世。由于种种原因,第一版《华英字典》中存在较多错误。此后的20年中,翟理斯不断修改其中的错误,直至1912年第二版《华英字典》出版面世。和第一版相比,第二版的《华英字典》不仅更正了初版的许多错误,还增添了许多新词汇。相比早期来华西方人编纂的字典,《华英字典》最突出的一个特点就是词汇量大,内容丰富。正如翟理斯本人在第一版序言中所言:“编纂《华英字典》的初衷在于为外国学生学习中文提供有利帮助,因此本字典收录了尽可能多的地道的中文表达法。”[11]全书共收录汉字单字13838个,“对每个单字都给出了其不同词义的多个英语释文(对应词或说明性释义),起领头词作用的单字条目下所收的多字条目内容丰富,涉及面广,不仅有单词、短句,还有完整句;……所收词目有文言和书面语言,有口语和俚俗词语,有专名也有成语、谚语、惯用语,全书所收多字条目粗略统计10万余条”[12]。其次,《华英字典》中收录汉字的注音也是同类字典中最为详尽的。威妥玛在《语言自迩集》中创立了一套“威妥玛式拼音”用来拼读汉字,然而,这套体系的缺陷在于没有充分考虑到汉语语音特点,采用过多的附加符号,这也给学习者和使用者带来一定的不便和混淆。为此,翟理斯结合自己在《汉言无师自明》中制订的拼音方案,对威氏拼音体系进行修订和完善,“主要表现在用相同字母加点的办法来标识送气和不送气的汉语双唇音(p-p’)、舌尖中音(t-t’)、舌根音(k-k’)、舌尖前音(ts-ts’)和舌尖后音(ch-ch’)”[2][p.96]。这一新体系又称为“威妥玛—翟理斯氏拼音”(Wade-Gile’sSystem)。这套拼音体系具有一定的科学性,且简单易学,因此,直至1958年中国政府公布《汉语拼音方案》之前,“威—翟”体系成为中国地名、人名和专有名词的国际通用拼写方式。另一方面,翟理斯还根据《佩文韵府》为每个汉字注了音韵(翟理斯用字母“R”来表示音韵),并用数字1到4来表示该汉字的各个声调。此外,翟理斯还参照借鉴了庄延龄等人的汉语方言研究成果,在每个汉字下注明该字在不同方言中的发音,并用相应的字母来表示其所属的方言区。例如,“C”表示广东话、“H”表示客家话、“F”表示福州话、“W”表示温州话、“N”表示宁波话、“P”表示北京官话、“M”表示中原音、“Sz”表示四川话、“Y”表示扬州话。[11]“如此煞费苦心地给汉字详细注音,在汉英词典中可谓空前绝后”[12](p.134-135),但这也正体现了《华英字典》的实用性。因为,许多使馆的翻译学生在学习两年汉语官话后被分派到中国各地,而在当地方言有时要比官话更通行,从这个角度而言,《华英字典》中所标注的各地方言读音为这些翻译学生提供了莫大的帮助,这也是该字典受到驻华使馆界普遍欢迎的重要原因之一。当然,《华英字典》也难免存在一些不足,例如,所收录词条很多是翟理斯在阅读和编纂中“信手拈来”之作,缺乏一定的标准和系统性;此外,“过多收录方言(特别是沪杭一带的方言)”、“极少收录清末和民国初年已经大量涌入汉文书报刊中的新词”、“个别汉语字、词的英语释义不准确以致有误”等也是《华英字典》存在的缺点。[12]尽管如此,《华英字典》以其大量的词汇、丰富的内容、详尽的注音、完善的检索方式,成为“20世纪头30年最流行的一部巨型汉英词典”[12],为西方人学习中国语言、了解中国文化架构起一座桥梁。
三、历史的经验与借鉴—对当今对外汉语教学的启示
对外汉语教学 篇二
论文摘要:成语是一种有着鲜明特色的语言现象。本文通过对比语言学的相关理论来对比和比较英汉成语、习语的异同,探究其在语言结构、表现形式及文化内涵方面的表现,探讨英汉成语差异产生的原因,并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成语教学提供一些建议和方法。
汉语成语是汉语中一种极具特色的语言现象,它具有丰富鲜明的文化色彩,并被广泛运用在现代汉语书面语和口语中,然而留学生学习成语时会遇到很多困难。本文意在通过对英汉成语的比较,了解英汉成语的差异,希望对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成语教学起到一定的帮助。
汉语的“成语”和英语的idiom是不对等的。《现代汉语词典》对“成语”的解释是:“人们长期以来习用的、形式简洁而意思精辟的、定型的词组或短句,汉语的成语大多由四个字组成”。《朗文当代英汉双解词典》中的idiom有两种含义:1、a phrase which means something different from the meanings of the separate words;2、the way of expression typical of a person or a people in their use of language。为了方便起见,本文中提到的成语是汉语定义中狭义部分和英语中的第一种含义。这里不对英式英语和美式英语进行区分。另外,文中所涉及到的汉语学习者特指母语为英语或者精通英语的留学生。
一、英汉成语的相似之处和差异
英汉成语都是经过长期积淀,并有相对固定形式的一种语言形式。通过英汉成语的对比研究,对对外汉语成语教学能提供一些启示和帮助,从而使对外汉语成语教学取得较好的效果。下面主要从成语的来源出处、结构和表现形式、意义的整体性以及其中的文化色彩四个方面来讨论英汉两种语言形式表现在成语上的异同。
(一)来源出处
英汉成语的来源有一些是共同的,也有很多不同的地方。下面从几个来源和出处对英汉成语进行对比。
1、生活方面
来自农业方面的成语:例如,英语中有to call a spade a spade,汉语中“瓜熟蒂落”、“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等。由于中国长期以来是以农耕为主的文化,所以来自农业方面的成语相对多得多。
来自航海方面的成语:例如,英语中to clear the decks等,汉语中“一帆风顺”、“同舟共济”等。由于西方的航海业发达,而中国长期以中原农耕文化为中心,航海业并不发达,所以这方面的成语英语要比汉语多很多。
来自商业方面的成语:例如英语中有to talk shop, none of my business等,汉语中有“奇货可居”、“利欲熏心”等。由于中国历史上长期以来实行重农抑商的政策,所以来自商业方面的汉语成语大多含有贬义的色彩。
来自军事方面的成语:英语中 to put up the sword, 汉语中“破釜沉舟”、“偃旗息鼓”等。汉语中的相关成语大多和历史故事有关。
2、来自着名文学作品中的成语。英语中的成语大量来源于莎士比亚的作品,以及《伊索寓言》和希腊罗马神话等;汉语中的成语多来源于古代诗词歌赋,以及传世的寓言故事和神话传说。如“老骥伏枥”(曹操《步出夏门行》),“刻舟求剑”(《吕氏春秋》)等。
3、来源于宗教中的成语。英语中的这类成语主要来自《圣经》,如the forbidden fruit, Judas’s kiss;汉语中的相关成语主要来自佛教,如“五体投地”、“回头是岸”等。
通过对成语来源的对比可以看出,由于人们对世界的认识大体相同,英汉成语在来源的几个方面具有相似性,而在每个来源的具体表现上则呈现出很大的差异性。在不同的来源分析方面,英汉成语表现为数量上的必然差别,这也是两种语言形成过程中受到不同价值观和对世界的不同认识所引起的。其次,不同的对成语的影响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方面。
(二)结构和表现形式
英汉成语都是经过长期的历史积淀遗传下来的一种语言形式,结构都相对稳定,一般是生动活泼的语言,表示的是独特的意义,用简单通俗的话表示深刻的道理。两者的不同之处体现在具体的结构和表现形式上,从成语的外部特征来看,汉语中的成语多数是由四个字组成的,其中96%是四个字的,但是也有三字和四字以上的成语。而英语中的成语则没有固定的字数限制,结构相对灵活。
(三)成语中体现了不同的民族色彩和文化、思维方式等
汉语的四字格成语体现了汉民族的审美观和思维方式,对对称之美的追求在这里得到了体现。这不仅是指汉语成语的字数和结构,还指成语的音节整齐匀称,声调平仄相间。且中国人喜欢偶数,四字格的语言形式体现了汉民族“以偶为佳”的心理,以及汉语和汉文化庄重典雅的特点。中国两千多年以来的正统思想,使得由《论语》中演化而来的成语非常之多,这些成语体现了中国重视儒家思想的特质。当然,根据上面提到的成语来源,还有一定数量的成语体现了中国的佛教文化、道家文化,以及古代中国重农抑商的传统政策。而在英国,航海业一直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很多成语是与航海业相关的,体现了当时丰富的航海文化;英国是西方历史悠久的基督教国家之一,故英语成语中有不少是来自《圣经》和基督教的。另外,还有一些反应古时候中西方不同政治体制的成语。英国历史上教皇和国王互相统治国家,彼此之间的权利争斗几乎没有停止过,所以反应这种斗争的成语比比皆是,例如“the king and pope”“kings have long hands”等,而中国长期封建社会产生的相关成语有“为富不仁”“官官相卫”等。
二、原因探究
英汉成语在各方面表现的差异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探究原因:
(一)从成语的源头可以一窥其差异产生的原因。首先两个民族的地理位置决定了不同的人民对世界认识的不同,从而使得成语的来源大不相同。其次,也是成语形成的一个重要因素,基督教对英语成语的影响,佛教、道教及儒家文化对汉语成语的影响导致了英汉成语的另一个显着差异。再次,不同的政治经济制度也促使不同成语的产生。此外,不同国家和地区各自经典的文学作品对成语也有极为深远的影响。
(二)思维方式的不同。汉民族整体思维方式在汉语中的体现是大量的对偶、对照、排比和反复等。这在成语中得到了最集中的表现。汉语成语四字为主,字数和结构对称对偶,音节整齐匀称,声调平仄相间。
(三)从语言的角度来看,英语是形合为主的语言,而汉语是意合为主的语言。而语言中形合和意合差异的产生归根到底还是由于民族不同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等文化因素导致的。
三、对对外汉语教学的启示
在对外汉语教学中,成语教学是不可避免的一个部分。一般来说,开始较多接触汉语成语的学习者已经具备了一定的汉语基础,因此可以通过对比教学的方法,对他们介绍相关的文化差异,让学生了解不同的民族思维方式、、甚至一些着名的文学作品。这也是把语言教学和文化教学结合起来的一种方式。在专业汉语技能课堂教学中,如果出现成语, 教师需要灵活掌握时间分配和课堂节奏,因为一般来说,要把一个成语完全讲透彻是需要一定的时间的。这时候可以简单介绍与此相关的汉语文化知识,并提出相应的英语成语,不仅把语言和文化教学进行了简单的结合,还可以调节课堂气氛。另外,在课程的设置上,可以以选修课的方式开设专门的成语教学课程,以对成语教学进行更透彻深刻的讲解。通过对比分析,学生掌握到的不仅是语言知识,还有跨文化交际的能力,这正是对外汉语教学一个非常重要的教学目标。
参考文献:
[1]陈菁。从英汉表情感的成语看中西“天人关系”的哲学观 [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3年第3期。
[2]连淑能。英汉对比研究[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
对外汉语如何教学范文 篇三
关键词:文化差异;汉语教学;思维模式
一、语言与其对应的价值观
有一句老话这样说:语言是文化的反馈,语言反映了民族的特点以及这个民族的思维方式、生活习惯、人生哲学、价值观等。语言不能脱离文化,也不能脱离社会。可见,语言的产生和存在与民族的社会文化大有关系。民族的心理状态以及思维模式无一不在语言中得到具体的反映和体现。由语言承载的文化,是使用特殊语言表达思想的社会群体独特的生活方式与表达形式。换句话说,文化就是特定的价值观与思维模式,文化是由人类价值观构成的知识体系,构成了社会的基干。帕莫尔认为:获得一种语言就意味着接受一套概念与价值。暂且不去评论这一言论的正确与否,它至少说明了语言与价值观确实有内在的联系,即语言反映了价值观,价值观又影响语言,二者相互促进,相互依存。语言是文化的产物,对外教学汉语也是一种外语教学。对外汉语教学的学生大多为成年人。安东尼说过:“语言的背后是有故事的,语言自身是民族文化的载体,渗透了大量文化内涵。人使用语言,语言是高级的文化产物,不能摆脱文化本身对其的约束。”由此可见语言与文化价值有密不可分的关联。
二、对外教学汉语相关要求
1.尊重外国学生文化背景
学生来自世界各地,包括亚欧非拉美等多地区的国家,其间有包括宗教、心理、生理、民俗、习惯、语言、文字、知识面等等差异。我们面对他们,应该秉承的是尊重、和平与爱的原则,把握差异并处之泰然。
2.不断满足学生对于汉语知识的追求
学生抱着求学的目的前来,我们必将满足他们的愿望,达到学我所用,让他们切实体会到自身的成长,让教学活动更有针对性。掌握与积累一定数量的汉字可以使得语言表达与学习更加流畅。外国学生有两种情况:(1)有汉字背景,母语中书面语有一些是汉语的学习者,如华裔等。(2)没有汉字及象形字背景国家的学生。在对这类学生的分析中,我们发现,他们认为汉字与拼音的联系很微弱,字形与字音之间的联系为零。汉字中的字形与字音,要耗费很多的精力才可以在他们的头脑中建立关系。因此汉字教学必须结合汉字形成的特点,以时间的顺序慢慢讲解汉字的发展,再根据学生的特点因材施教,采用可以让学生理解的方式来进行教学,帮助学生书写及认读汉语的一些常用语包括口语、书面用语等。
3.扩展中国文化在留学生视野中的位置
对外汉语教学在任何时间,都有必要在学习中贯彻中华的文化,在平常的点点滴滴中加深学生对中华文化的理解。我们应该把文化融入到对外教学中,这样既可以达到我们学习一门语言并用于实践的目的,也可以达到我们更深层的目的:了解中华的文化,还能体现出我们以人为本的原则。通过两个方面可以对外国学生进行中国文化视野的培养。一是掌握好中国民族文化特征,李瑞环曾经说过:“文化总有鲜明的民族形式与风格,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历史悠久。”二是准确地导入文化的基本内容,讲授我国文化的时候要记得面面俱到。如果没有做到就会大大地打击他们学习语言的积极性。留学生地处他乡,总会体会到与当地的格格不入。包括与当地的风俗习惯、语言文化等等,在信奉宗教的地区,留学生还会面临信仰的差异所带给他们的困扰,在生活上往往会发生语言的暴力。但在中国,由于我们5000年中华文化所特有的包容的性质,留学生来华上述情况或有好转。在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挺身而出,主动地去关心并爱护我们的学生,主动的扩充我们的知识面,了解外国学生的想法,从而对症下药;我们需要对学生成长的环境进行深入的了解,包括当地、语言文化、民族特征以及生理特点,甚至包括遗传病种等等,都是我们教育工作者所不得不去了解的,只有深入地了解一个人,一个民族,才能准确地把握他们的心理,才可以将心比心,站在学生的角度思考;同样的,这对我们教师来说,也未尝不是一个自我提升的机会。再者就是国外的学生来中国学习,通常都会感受到语言不通带给他们沟通上的局限性。因此,日常生活必然会产生不适应性,学习压力增大,焦虑不安,生活节奏突变所导致的一系列生理心理问题,这就需要老师对他们进行正确的引导,沟通与帮助。
三、结语
在我国逐渐崛起的今天,中国的经济实力与综合国力都有了提高,我国在世界的话语权也有所加重。在全球范围内来看,中国特有的文化正在被全世界的人们,包括欧洲、非洲、美洲的大部分国家所了解,并不断地宣传传播。对外教学老师要意识到自己不仅作为一名教师,更是作为中国在外国留学生心中的形象,并将饱满的热情投入到对学生的教学中。
参考文献:
[1]赵金铭.对外汉语教学模式创新与教材编写[A].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论文选,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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