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端一生居官清廉，刚直不阿，深得民众的尊敬与爱戴。据说听到他去世的噩耗时，当地的百姓如失亲人，悲痛万分。高考家长网为您带来了9篇海瑞罢官的故事，希望朋友们参阅后能够文思泉涌。

海瑞罢官的故事范文 篇一

周文雍和陈铁军

周文雍，1905年生于广东开平。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参加省港大罢工和广州起义。历任广州工人代表大会特别委员会主席，中共广州市委组织部长、工委书记，广州工人赤卫总队总指挥，广州苏维埃政府人民劳动委员，中共广东省委工人部长。大革命失败后，和中共两广区委妇女委员陈铁军在广州建立党的秘密联络机关，对外假称夫妻。

和陈铁军假扮夫妻后，周文雍的主要工作是组织广州工人暴动。当时，在广州的、陈公博等扮成“新左派”，鼓吹民主、自由，借以笼络人心。为了揭穿他们的假面目，周文雍率领数千名失业工人，在的官邸“葵园”门前喊口号，要求释放被捕工人。敌人恼羞成怒，派出大批军警镇压工人，周文雍受伤被捕。周文雍被捕后，党组织成立了营救小组，陈铁军和大家一起制定营救计划。陈铁军派人把关押周文雍的地点搞清楚后，又让人设法告诉周文雍不饮茶水，以引起“高烧”，说是患了伤寒；再发动狱中难友起哄，迫使敌人把周文雍从监狱送进医院；这时组织便衣武装，把周文雍从医院救出。

周文雍被救出来后，仍与陈铁军假扮夫妻在广州做地下工作。不幸的是，由于叛徒告密，1928年1月27日（大年初五），周文雍和陈铁军同时被捕。敌人向他们施用了酷刑，但他们坚决不向敌人低头。同年2月6日，在他们被判处死刑、即将就义之时，周文雍在监狱墙壁上题写了一首《绝笔诗》：“头可断，肢可折，革命精神不可灭。壮士头颅为党落，好汉身躯为群裂。”还提出要和陈铁军合影，敌人同意了他的要求。他们并肩站在牢房窗前照了相，以作为他们的结婚照。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在敌人的刑场上，他们举行了古今中外绝无仅有的悲壮动人的刑场婚礼。

陈铁军，原名陈燮君。1904年3月生于广东佛山。1924年秋考入广东大学文学院预科。求学期间，为追求进步，决心跟共产党走，她将原名“燮君”改为“铁军”。1925年参加“五卅”运动和省港大罢工的宣传工作。1926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的1927年10月，受党的派遣，装扮成周文雍的妻子，并参加了广州起义。1928年1月27日（大年初五），在组织广州市春季骚动期间，被叛徒出卖与周文雍同时被捕。在狱中，他们备受酷刑，坚贞不屈。敌人无计可施，决定判处他们死刑。在共同进行革命斗争的过程中，周文雍和陈铁军产生了爱情。但为了革命事业，他们将爱情一直埋藏在心底。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们决定将埋藏在心底的爱情公布于众，在敌人的刑场上举行了革命者婚礼，从而表现了大无畏的英雄气概。

1928年2月6日，在广州红花岗刑场，两位气吞山河的年轻共产党人面对敌人的枪口，把刑场作为结婚的礼堂，把反动派的枪声作为结婚的礼炮，从容不迫地举行了婚礼。其婚礼之悲壮，空前绝后。

熊瑾玎和朱瑞绶

熊瑾玎，1886年生于湖南长沙。曾参加同志等组织的新民学会，在创办的自修大学担任过教导主任。曾为、何叔衡去上海参加党的“一大”筹措了旅费。1927年“马日事变”后，遭反动派通缉，于10月逃亡汉口，并在这白色恐怖极其严重的时刻，经郭亮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8年到上海，在中共中央机关任会计。后至湘鄂西苏区，任宣传教育部长兼苏维埃政府秘书长。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任新华日报社总经理、《晋绥日报》社副总经理、解放区救济总会副秘书长、中国人民救济总会监察委员会副主任等职。建国后，历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至第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不久因年高体衰而休息。

朱瑞绶，1908年生于湖南长沙。1924年入长沙女子师范读书。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在株州搞了一个时期的铁路工人子弟教学和职工家属工作后，因“马日事变”转入地下。1928年夏天到了上海。不久，也调到了中央政治局机关。

1928年，熊瑾玎在上海中共中央机关任会计，负责筹措经费，并奉命建立了中央政治局开会、办公的机关。由于对外用“福兴”字号老板身份掩护党中央秘密机关，做经营湖南土布土纱的生意，因此同志们便戏称他为“熊老板”。为掩人耳目，他和朱瑞绶假扮夫妻。后来于1928年8月结婚。

1931年，因顾顺章叛变，中央机关搬迁，熊瑾玎和朱瑞绶先后去湘鄂西苏区工作。第二年又回上海，二人同住中央交通机关。1933年4月8日，熊瑾玎去法租界给同志的家属送生活费。这时，同志家属已被逮捕，熊瑾玎被守候在那里的法国捕房捕去。熊瑾玎被捕后，根据党的指示，朱瑞绶积极设法营救，她找了宋庆龄，请了史良、唐豪、董康等律师。在第二次开庭时，朱瑞绶经组织同意随史良前往探望，不料在候审室门口被叛徒徐锡根指认，也遭拘押。朱瑞绶被关押了八个月，终以无罪获释，而熊瑾玎却被判了八年徒刑。1937年，随着抗日高潮的到来和国共合作形势的发展，同志委派毛泽民同志来上海探视和营救熊瑾玎。饱尝了四年又五个月的铁窗生活以后，熊瑾玎终于在抗日战争的炮声中获得了自由。从1938年起至1946年止，一直在重庆任中央机关报《新华日报》总经理，朱瑞绶也在报社工作。

1966年初，熊瑾玎80岁诞辰时，总理特地带着邓小平送给自己的两瓶绍兴花雕陈酒为他祝寿。1973年，熊瑾玎病危且已不能说话，不顾自己重病在身仍亲去医院看望。熊瑾玎于1973年逝世，享年87岁。著有《革命老人徐特立》，出版有《熊瑾玎诗草》。1990年的时候，已经82岁的革命老人朱瑞绶，还曾接受过邓小平同志的女儿邓榕的拜访。

海瑞罢官的故事 篇二

公元1839年1月，被朝廷任命为钦差大臣的湖广总督林则徐启程离京，前往广东查禁鸦片。令人奇怪的是，这位钦差大臣所发出的第一道公文却与鸦片毫无关系：“所有尖宿公馆，只用家常饭菜，不必务办整桌酒席，尤不得用燕窝烧烤，以节糜费。此非客气，切勿故违，至随身丁弁人夫，不许受分毫站规门包等项。需索者即须扭送，私送者定行特参”。此令一出，各地官员顿时议论纷纷，私下里对林则徐表示置疑。要知道，几千年来，官员之间的迎来送往已成为中国古代官场中的一大痼疾，尽管它极大地损害了为官者在百姓心目中的形象，但也早成为众多官员们的生存法则。

封建统治滋生接待文化

在古代中国，官场上的接待由来已久。早在汉代，政府就出台了一系列有关官员接待方面的制度。不过在当时，这些制度都是比较严格的。一些记载表明，汉代官员外出执行公务时，通常由沿途的驿站负责接待，而接待的标准都有详细规定。比如当县令派手下到地方上办事时，办事员需要持介绍信才能得到接待，而介绍信还必须由县政府的三位副职联合署名才能生效。如果一旦发现驿站接待了因私人员，县令就会派人查处。汉代还规定，接待时，官员的级别不同，吃饭的标准也不同。级别高的可有肉有酒，而级别低的则只有少许肉，不能喝酒。但是自汉代以来，随着政府机构的不断扩充，中央与地方以及各地方之间的公务往来也不断增多，从而滋生出了特殊的官场接待文化。

中国古代的官员非常重视接待时的排场。而且，为了博得上级领导的欢心以求得升迁，或出于利益关系而互相结交，在接待的背后，又往往会伴随着形形的腐败现象。据说魏晋南北朝时期，各州郡甚至设置了称为“送故主簿”的专职官员。宋朝时，政府曾明文规定“凡点检或商议公事、出郊劝农等，皆准公筵”，意即官员下乡检查工作时可以用公款吃喝。所谓的公款吃喝，常常又会摊派到百姓身上。因此在民间，人们常戏称大官的出行是“四大天地”：出来是惊天动地，到了以后昏天黑地，弄得老百姓哭天喊地，走了以后大家欢天喜地。

在封建社会的官场上，流行的是“官大一级压死人”的法则，于是当那些高级官员到地方上执行公务时，众多的地方官员便会挖空心思巴结奉承。据说，明代万历年间大臣张居正有一次回家奔丧，为了让丞相大人旅途舒适，真定知府钱普专门命人为其制作了一座豪华的轿子：轿前有好几重门，门后有考究的寝室以供休息；两旁各有一小亭子，里面分别有一名童子，专门负责打扇焚香。就这样，三十二名轿夫抬着张居正，浩浩荡荡一路南下。由于听说张居正喜欢美食，每到一地，当地官员都会投其所好，将上百道珍馐美味呈送到饭桌上。可是面对这一切，张居正居然感慨没有下箸之处。幸好钱普是无锡人，能烧得一手吴地菜肴。当张居正吃到钱普亲自烹制的美味后，方才满意地说：“我一路走到这儿，才算吃了一顿饱饭。”

海瑞不吃这一套

明代后期，由于政治腐败，官场上的接待之风更是令百姓苦不堪言，甚至一些基层官吏也痛感无力应对。著名的清官海瑞担任淳安县令时，就多次遇到这类事情。有一次，海瑞的顶头上司浙江总督胡宗宪的儿子带了一大批随从经过淳安，住在该县的官驿里。按照当时的风气，多数地方官员都会赶紧前去奉承这位要员之子，并不惜劳民伤财做好接待工作。幸运的是，淳安县的百姓遇到了一位刚正不阿的父母官。海县令规定，不管来者身份如何，一律按普通客人招待。骄横的胡公子见小小的淳安县令竟敢对自己如此怠慢，立即大发雷霆，居然命人把驿吏捆绑起来，倒吊在梁上。海瑞听到报告后，带着一大批差役赶到驿馆，喝令将那胡公子一行抓起来。他说，胡总督早有吩咐，要各县招待过往官吏时不得铺张浪费，所以现在这位胡公子一定是假冒的。说罢便将他们痛打一顿，赶出了县境。

有一年，朝廷派出钦差鄢懋卿到浙江视察。鄢懋卿是当时权臣严嵩的干儿子，最喜对地方官员敲诈勒索。如果有哪个官员没有伺候好他，并孝敬他一大笔银子，就会遭到报复。据记载，当时鄢懋卿携带其妻一同出京，一路上作威作福，沿途官员纷纷竭力逢迎。有位山东历城县令薛礼勤，因不肯屈从其，竟被鄢懋卿借故当场斩首。而表面上，鄢懋卿又装出十分清廉的样子，宣称自己喜欢简单朴素，不爱官场奉迎。当他路过淳安时，坚持原则的海瑞只是隆重而简单地予以招待。当鄢懋卿流露出不满时，海瑞当即搬出了太祖皇帝钦定的官员接待标准，使他敢怒而不敢言。

按照惯例，钦差出行时，当地官员有责任组织人力为其服务。当鄢懋卿乘官船离开淳安时，需要大批民夫拉纤。但是，爱民如子的海瑞考虑到当时正值农忙时节，为了减轻农民负担，他竟亲率县衙的差役们去为钦差拉纤。见此情景，鄢懋卿赶紧狼狈转道，从陆路离开了。

清代腐败积重难返

或许接受了明代吏治腐败的教训，到清代时，朝廷明令，京官到地方去，或上司到下面去，出差费用一律自理，而地方官员或下级则不得宴请和馈赠。但实际情况却大相径庭，官场上的接待同样成为腐败的根源之一。由于清代京官的俸禄较低，为了满足私欲，他们往往将放外任或者出京办差视为捞钱的好机会。而地方官员也乐得投其所好，以谋求仕途的升迁。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下，地方官和下级不光日常接待要花钱，还得对京官和上级有常年孝敬。此现象根深蒂固，连康熙皇帝也只能默许其继续存在，否则就会撼动整个官僚体系的基础架构。

海瑞罢官的故事范文 篇三

老哈尔滨人眼里的“南岗”是狭义的，单指大直街一带，以致“龙脊”之说一直留传至今，有时候说起我们妇女之友杂志社在南岗区河渠街37号，儿童公园一带，对方会说：“哦，龙爪儿。”俺说：“龙脊，十多里长，三里宽都是呢。”龙脊一百年前叫秦家岗，因住秦姓而得名，传说是秦琼后代，为人忠义，武艺高强。当时哈尔滨一马平川，老远可以看到秦家岗地势最高，地势隆起，如一条土龙。

《中俄密约》后，大批修铁路的俄国人进驻，秦家岗热闹起来，被筑路俄人称为“新市街”，以松花江江南码头为基点往南望，这里当然就是南边的“岗”。

十月革命后，大批从苏维埃逃亡到哈尔滨的白俄看中这块风水宝地，一根筋地把住宅、商铺、教堂、学校、墓地都建在龙脊上。20年代，哈尔滨曾有市民认为“老毛子”如此兴旺，盖因占了龙头当坟地，一些爱国人士出资在俄国人墓地旁边修建了极乐寺，以破“毛子坟”风水。

一个世纪以来，龙脊上空风云激荡，洋楼主人华洋更迭。哈尔滨铁路局人称大石头房子。在这座大楼里办公的铁路官员，除了今天的“铁老大”，还曾有沙俄官员、苏联干部……当年接收苏联铁路局的人告诉我，苏联人临走时连铅笔都削好了给我们留下，但是带走了列宾的油画，他们是一个尊重艺术的民族。

黑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这座漂亮的小楼当年是中东铁路高级官刘泽荣的家。刘泽荣，著名翻译家，两次出席共产国际大会，三次受列宁接见，被聘请为外交部条约委员会法律顾问，著名《俄汉大词典》主编。

刘泽荣的女儿刘华兰懂多国语言，是著名翻译家，当刘华兰听我说起刘家走后，这里住进日本特高课时，仍然气愤不已。“9.18”后刘泽荣一家因拒绝给日本人做事，抛弃丰厚家产流亡。少女刘华兰从此和恋人失去联系，90年代在加拿大重逢时对方早已成家，而刘华兰因等待恋人，终生未婚。寻到故居后，一曲《松花江上》让老人泪流满面。

龙脊老洋楼里记载着哈尔滨无数传奇。

赵一曼被关押，马道台拒向“满洲国”称臣，安重根击毙伊藤博文，中共满洲省委领导的罢工，五十年代延安干部邓建桥出色地管理着有很多白俄员工的秋林……

南岗的洋房风格各异。“大石头房子”“秋林公司”雄浑凝重中带着一种霸气，“颐园街1号”优雅考究得像一位老贵族，而南岗展览馆散发着年轻的艺术气息。2011年，原铁路局职工住宅，海关街、海城街一带的“黄房子”成为热点，哈尔滨市政府对那里的棚户区拆迁改造，很多专家记者，老房子爱好者，赶去拍照，希望定格那些俄罗斯田园风格、早已破败的别墅。我们赶去那天，一个剧组正在花园街一幢保留完好的“黄房子”门前拍片。

海瑞罢官的故事范文 篇四

【关键词】广州；南方政府；孙中山；工会法；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

1922年5月，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发起的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广州召开。这是中国工人运动发展史上“破天荒”的一件大事。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为何选在广州召开呢？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广州的政治氛围比较宽松。而广东民族工业、工人阶级的发展，为此准备了基础条件。中共广东党组织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再加上毗邻香港，广州成为中国工人运动的中心。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广州召开，是20世纪20年代中国政治格局重组和职工运动发展的逻辑结果。从分析20世纪20年代初中国的政治法律环境入手，可以更为清楚地观察到这一点。

北洋政府统治区，不具备公开召集全国劳动大会的合法环境。

按照当时北洋军阀政府的法令，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的召集应属“非法集会”。1922年4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申报》的通告说：这是一次应“各埠”工团要求而召开的全国性会议，规模较大。这次集会的目的是要“唤起各地劳动者的觉悟，速谋组织团体而保全劳动者安稳地位”。其宗旨除纪念“五一”劳动节外，联络全国工界感情、讨论改良生活问题和各代表提议事件。从后来在广州开会的实际情况来看，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通过了10项决议案，“皆极重要”。其中以“罢工援助”及“全国总工会组织原则”两案最引人注目。在北洋政府控制下的各省市包括思想相对进步的上海，召开这样的会议都有违法之虞。只有广州，才具备公开召开全国劳动大会的合法环境。

北洋政府严令禁止工人罢工与集会、结社。其政策取向与清王朝有一脉相承的关系。清末修律后颁行的《钦定宪法大纲》（1908年）、《结社集会律》（1908年）等《大清新刑律》（1910年），都严禁工人同盟罢工和结社。民国成立后，北洋政府也严禁工人罢工、集会、结社，违者从重治罪。北洋政府1912年颁行的《中华民国暂行新刑律》第224条规定：“从事同一业务之工人同盟罢工者，首谋者处四年以下徒刑、拘役或300元以下罚金，余人处拘役或30元以下罚金”。“聚众为胁迫或将为者”，依第164条至167条（骚扰罪）之例处断。该条所定“同盟罢工罪”，是指同“就业之人”。外来发动罢工的，处罚自然更为严厉。1914年3月颁布的《治安警察条例》，将政治结社、政治集会、屋外集合和“劳动工人之聚集”，等同于制造运输或私藏、携带“军器爆裂物”，授权行政官署以“治安警察权”（第1条）。警察对于劳动工人之聚集，认为下列情形之下者，得禁止之：一、同盟解雇之诱惑及煽动；二、同盟罢业之诱惑及煽动；三、强索报酬之诱惑及煽动；四、扰乱安宁秩序之诱惑及煽动；坑害善良风俗之诱惑及煽动（第22条）。如有不遵行者，处以5个月以下之徒刑或5元以上50元以下罚金（第38条）。到1915年，董康与汪有龄、章宗祥合纂《暂行新刑律》的《第一次刑法修正案》。该《修正案》是在袁世凯搞专制独裁的形势下修订的。其中，第226条规定：从事同一业务之工人决议、同盟罢工者，首谋处四等有期徒刑，或300元以下30元以上P金，余人处五等有期徒刑，并科或易科100元以下罚金。可见，首谋和余人的惩罚都加重了。

当然，更谈不上制定保障工人和工会权利的法律。1922年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后，1922年8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发出关于劳动立法运动的通告，全国开展劳动立法运动。1923年2月，在全国声援和支持京汉铁路二七罢工斗争中，强烈要求政府给予工人结社和集会的权利。北洋政府总统黎元洪迫于压力，于1923年2月22日大总统令：“著主管部妥拟工会法案，咨送国会议决，克期公布。”同年3月20日，黎元洪将农商部草拟的《工人协会法草案》15条提交国会。但各工会组织认为它“不过是一种变相的工人惩治法案”。当年6月北京发生，黎元洪被逐、国会被解散，法案未及公布。1925年7月3日，北洋政府段祺瑞执政的内阁会议讨论了农商部拟定的《工会条例草案》，并向社会披露，遭各方面反对。交通部草拟第二个《工会条例草案》，旋因直奉战争爆发被搁置。1926年初农商部草拟出第三个《工会条例草案》，又因段祺瑞政府成为废纸。

这就是说，在北洋军阀政府辖区内，当局对于这样的全国劳动大会，完全可以“依法”予以镇压。在北洋军阀直接控制的华北地区包括北京、天津等地，不可能召开这样的劳动大会。在主要由皖系军阀统治的上海，也难以举办这样的会议，至少是不可能象广州那样公开召集。例如，10个月前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尽管会场在北洋军阀政府力有未逮的租界，仍遭中外警探的干扰和破坏，最终被迫转移至浙江嘉兴召开。又如，两个月后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二大，因为做足了保密功夫，确保会议不受干扰，但也给会务接待带来严重不便。例如作为湖南代表的，人本来就在上海，“可是忘记了开会的地点，又找不到任何同志，结果没能出席”，造成中国共产党党代会史上的缺憾。由于劳动大会的规模要大得多，而且必须结合“五一节”声势浩大的宣传游行活动。仍像中共一大一样，在上海召开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显然不合时宜。环顾20世纪初的中国，能够承办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的城市不可多得。广州最终成为唯一的首选。

1917年7月，孙中山发起反对北洋军阀的“护法运动”，并于同年9月在广州组织中华民国军政府，与北洋政府分庭抗礼，史称“南方政府”。10月3日，军政府声明：除自国会解散后，伪政府之一切命令概认为无效。1918年7月，广州国会重申：“中华民国大总统之职权未能依法行使以前，非法政府所公布之伪法律，及其所关于抵护法行为之伪命令，绝对不生效力”。1921年2月，孙中山以内政部长身份咨行广东、湖南、云南、贵州、陕西各省省长：“嗣后北庭转来之文件不得照行，以明统系”。南方政府时期，广州设有行使终审权的大理院、司法行政机关、惩吏院、平政院、监察院、审政院等，以及作为立法机关的法制委员会。法律方面形成南北对峙。

尽管南方政府一度摆脱孙中山的领导，但司法基本上受孙中山的指挥或影响。大元帅制军政府期间，司法是孙中山与桂系军阀斗争、争夺护法运动领导权的强有力武器。1918年5月，军政府改为总裁制，滇桂军阀、政学系将重要部门先行抢占，将司法部留给孙中山安排。部长由孙中山的政务总裁代表徐谦出任，后谢持、吴山相继部长。徐谦等人常在政务会议趁各总裁“不注意”时提出议案、通电发表。莫荣新等对此大为震惊，唯恐徐谦乘机将革命党人安插到护法各省政府，“司法前途，实不堪问，况司法以外，尚有其他重要官吏”！

关于南方政府法律的实施区域。谢振民认为，1921年广州军政府新修刑事、民事诉讼律施行“区域为西南护法数省”。这可能高估南方政府的司法管辖范围和力度。南方政府一般包括湘、粤、桂、云、贵、川6省，福建、陕西、湖北和江西部分地区也一度接受广州号令。南方政府的管辖范围也非固定不变。1919年3月大理院成立时，军政府令湘、粤、桂、云、贵、川、陕、闽8省“迅将依法上告大理院案件汇送核办”。1920年2月军政府制定“八省铁道督办公署条例”，适用范围也是“滇黔川陕湘闽桂粤八省区域”。这是南方政府的最大版图。但却不是完整和稳定的。1920年底粤军回师后，军政府令粤、湘、滇、黔、川5省“回复司法统一”。次年夏，旧桂系灭亡，“广西司法回复统一”。在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召开之前的“正式政府”时期，湖南实行“地方自治”，抗拒南方政府法令。但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势力在湖南境内占有一定的地盘。在法律适用方面，湖南对于南北政府的法令大致是有选择的执行。后来，云、贵也不听命，均自设大理分院。四川1925年服从北洋政府时，就自称“久与中央隔离，故上告案件，呈送大理院，或南或北，极为分异”。

广州的南方政府与北洋政府之间，在法律与司法领域也形成南北对峙。其中关于工人聚会与结社方面的规定，体现了南北政府法制的差异。1917年孙中山在广州成立军政府，恢复临时约法，“故人民颇有组织集会结社的自由，南方工人就因此得以组织工会”。人马超俊等拟定的8项工运原则，其中有扶植工会组织，制定工会法，使工会成为法团的内容。于是，1920年底，孙中山第二次南下广州，重组军政府，他自兼内政部长，在颁布的《内政方针》中，有“保护劳动”、“谋进工人生计”、“提倡工会”等主张。1921年初，戴季陶参照法国颁布的修正《职业组合法》，起草《广东省工会法草案》。 1921年1月，军政府明令废除《治安警察条例》和一切禁止、限制劳工团结的法规，包括《治安警察条例》《惩治盗匪法》及其施行法；1922年2月17日，孙中山以大总统令废止“暂行刑律补充条例”，3月又废止限制工人罢工的《暂行新刑律》第224条。

有“破”必有“立”。国内工会陆续成立，非速编订工会条例无以为成立工会之标准。内务部“特编订条例二十条，提交国务会议，复由国务会议发交法律审查会郑重核议。二十三日国务会议已据法律审查会核议原文略加修正，即予通过公布。此为各国破天荒之条例。将来正式国会当再有工会法之编订也。”2月24日孙中山以大总统令公布该“暂行工会条例”。该《条例》的主要内容是：凡从事于同一职业之劳动者有50人以上得依本条例组织工会；工会为法人；工会之区域以市或县之区域为准，其合两区域以上设立工会者，须经省之主管官署认可；成年男女劳动者，可自由为工会会员，并可自由退会。《条例》还规定工会的职责包括：图工业的改良发展；向行政官署及议会陈述关于工业法规的制定、修改和废止的意思；设立和管理共济会及生产、消费、住宅保险等各种合作社；设立和管理研究所、试验所、图书馆、学校、印刷出版所；同业者的职业介绍；调解雇主与雇员的争执事件；调查同业者的就业、失业情况并进行统计；调查劳动者的经济及生活状况。《暂行工会条例》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承认工人有组织工会权利的法令，是中国现代工会立法的开端。

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广州召开，与孙中山本人的大力支持有关。当时，中国共产党认为有召集一次全国劳动大会的必要，但召集这样一个重要的会议必须要有一个安全可靠的适当地点。“邵力子同负责人张继为此事访问了陈独秀，表示如果共产党愿意召集这样一次大会，广州政府可提供方便”。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想借广东机器工会礼堂召开“一劳大”，机器工会向孙中山请示，孙中山说：“非本党主持，亦宜予以赞助。”5月2日，孙中山接见了参加全国第一次劳动大会代表，希望他们为国家和社会尽力，并谴责赵恒惕在湖南杀害工人领袖黄爱、庞人铨的暴行，表示将依法惩办。会议结束之际，率代表拜访了孙中山，孙中山又欣然嘉勉。这当然不是偶然的。

孙中山与中国工人的关系源远流长。他非常重视和支持工人。孙中山从辛亥革命时期开始，就组织工人、联络会党到支持工人组织工会、赞助海员罢工。早在孙中山从事反清革命活动时，中国工人就追随他多次参加武装起义。孙中山也与中国工人结下了深厚的友情。同时，孙中山在为革命奔走海内外过程中，对于工人阶级受资本家残酷剥削和压迫的悲惨境遇有了很深的了解。1912年4月10日，孙中山在武昌十三团体联合欢迎会上的演讲中热情地歌颂了工人阶级的伟大作用，猛烈地抨击了资本家。1920年11月，上海机器工会举行成立大会，孙中山应邀参加并发表演说2小时之久，他对工人进行热情的歌颂。孙中山深切地同情工人，并开始O计使工农群众摆脱剥削和压迫、能过上平等美好生活的方案。

孙中山还在中央委员会下设有宣传部，专门做联络工人的工作，特别是联络纺织工人和机械工人的工作。孙中山也选派员到工人中去组织工会。如谢英伯发起组织的广州互助总社，下属有几十个手工业工会。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也是由加入的海员陈炳生、苏兆征（后来参加共产党）等组织起来的。1921年2月8日，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在香港开成立大会，孙中山以大元帅名义特派代表王斧均去致贺，并亲自为该会书写招牌，这对工人起来组织工会也是有力的促进。“中华民国工党”成立时，宣言“以发展我党如火如荼之民生主义，以及民生主义中之人道主义”，并举孙中山为该党名誉领袖，可见民生主义对工人之影响。1922年2月，孙中山领导的南方政府颁行《暂行工会条例》后，当时《上海劳动周报》载文说：“像孙先生这般不但从消极方面不压迫我们，而且从积极方面竭力援助吾们，指导吾们的，除先生以外，实没有第二人。”

孙中山对工人罢工是同情和支持的。他说：“罢工之事，工人不得已也”；“工人受资本家苛遇，而思反抗，此不能为工人咎也”。以后又进一步说：“惟凡关于改良劳工情形之运动，余皆赞同之。”特别是针对外国资本主义的罢工斗争，孙中山更是竭尽全力。1922年1月12日，香港海员为要求增加工资举行罢工。港英当局对海员罢工进行镇压，命令解散海员工会，卸走工会招牌。不仅海员没有屈服，反而激起更大规模的罢工。当时，孙中山正在桂林全力推动北伐。他得知消息时，立即电令马超俊赴香港慰问，并通知广州军政府财政部长廖仲恺筹款支援。正如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所说：“孙中山长期和工人有接触，特别是在广东省和华侨中，他的党的领导者们在广州支持工会，在罢工中常站在工人一边。在今年正月海员罢工期间，与工人之间的联系是多么紧密，这一点对我来说是十分清楚的。整个罢工都由这个政治组织的领袖们所领导。罢工工人参加了党的民族主义的示威游行，全部财政资助都来自。”为此，港英当局对孙中山始终耿耿于怀。香港海员罢工成为全国第一次工人罢工高潮的起点，是与孙中山的支持分不开的。

四

正是由于这样良好的政治与法律环境，广东的工会组织从一开始就得到了很好的发展，在中国职工运动发展史上称为“南方工会的发生”，铸就了广州的中国工人运动中心地位。

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公布，中国工人阶级也就迫切地要求摆脱帮口和秘密结社这种旧的组织形式的束缚，成立自己新的组织。因而辛亥革命后，在上海、广州、武汉、南京等地陆续出现了一些现代工会组织的萌芽。但袁世凯篡夺辛亥革命果实，建立起独裁卖国的反动统治。1913年10月，袁世凯下令解散国会。第二年又废除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剥夺了《约法》规定的“人民有言论、著作、刊行及集会、结社之自由”。并颁布了一系列镇压工人运动的法令。1912北洋军阀的反动专制统治，使上述现代工会组织的萌芽未能得到顺利发展，在襁褓中即被扼杀了。

“南方工会的发生”，成为中国职工运动发展史上一个重要契机。邓中夏是这样说的：“南方工会为什么首先发生？这里不能不略略叙说当时的政治状况。”袁世凯篡夺辛亥革命果实后，孙中山一直在为维护民主共和国的制度而奋斗。1917年7月中旬，孙中山南下广州，他联合了在反袁世凯的护国运动中发展起来的、宣布“自主”的南方各省地方军阀进行护法活动。9月，成立护法军政府，恢复《临时约法》。“从此南北分裂，国会南迁于广州，自建所谓护法政府。但既号称护法政府，政治上不能不略取开明，故人民颇有集会结社的自由，南方工人就因此得以组织工会。”于是，华侨工业联合总会、茶居工会、藤器工会等便在这时产生了。但孙中山所依靠的西南军阀，对实现护法主张本无诚意，他们不过是借孙中山的护法旗帜去从事与北洋军阀争夺地盘的斗争。孙中山受到排挤。因此，在第一次护法运动期间，南方工会虽然相继产生，也并未得到很大的发展。

到1920年底，孙中山第二次在广州建立革命政权。广州的工会犹如雨后春笋纷纷建立。据统计：1922年前，广州约有工会80个，各行各业都有工会建立。当时，广州究竟成立了多少工会，有多种说法：1922年3月6日上海《民国日报》认为，“年来广州工界之成立工会者，为数80余行之多”。蔡和森在《吾党产生的背景及其历史使命》一文中写道：“1919年，广东有26个工会，到1921年香港机器工人罢工胜利之后，使南部工人尤其是广州工人受了很大的刺激，由26个工会增加到100个工会了。”1922年1月22日上海《民国日报》6周年增刊，有黄炎培写的《新建设的中国》一文说：“广州城内各种工会极多，已立案的已有93处，据工业总会调查不止此数，约有130余。”

海瑞罢官的故事范文 篇五

午后，门铃声此起彼伏，散落在城市各个角落的老友们陆续到了，一水间的古琴曲早换了“斜风细雨不须归”的“绿蓑衣”。

瓷壶一会

数日前枝红与我各得一壶，今日借端午清韵，正好瓷壶相会。

藤篮既开，才发现两壶大小有别。枝红的壶略大，绘的是昭君出塞图，一坐一右，两位殷勤侍女，中间骑马的美人一袭猩红的风帽斗篷，明眸皓齿。端着汉家女子的雍容，担着和亲的重荷，去去万里，云鬓下藏着须眉胆色。

我的那只壶，袅袅绘着两仕女，正是折枝捧瓶归来，身后一树花开，不知是桃还是海棠，畦旁倒似有秋菊数枝，但后面题着：一种天香唯我爱，十分春色为谁开。那应该还是春花！菊有春天开的么？落款庚申年秋月，与我的生月暗合，真是有缘。

赏壶，壶盖上那几个大篆颇费思量，还是雅陶居主人向进兴在书画里泡得久，才解了众人的惑。

豆令巡茶

赏壶不过是前奏，正戏上场，我们学那行酒令也来个最简单的行茶令，小茶筒装绿豆，一豆为令，数豆吟诗。

第一个中招的是杨然，他轻轻松松以一首清朝李静山的《端阳》顺利过关，“樱桃桑椹与菖蒲，更买雄黄酒一壶。门外高悬黄纸帖，却疑账主怕灵符。”樱桃、菖蒲正好是今日茶席上的，正好应景。观自在枝红的手运热闹，屡屡中招。先解芳名来由，又念唐诗，第三回，请得和堂大木抚琴，和了一曲“月满西楼”；丹霞轩主朱霄华现场挥就的一阙诡异灵气：“南方多丽鬼，疑是屈原魂。楚门悬瑞草，遥祝汨罗妻。”

三巡下来，偏偏是那几位早在打腹稿的才子就是不中豆令，一肚子的词啊赋的，只得暂且忍下。坐在中间的我却难免被一豆点兵，一直在茶盏问忙着，哪来得及现作呢？只好念了老舍先生的七律：端午偏逢风雨狂，村童仍着旧衣裳；相邀情重携蓑笠，敢为泥深恋草堂；有客同心当骨肉，无钱买酒卖文章；当年此会鱼三尺，不似今朝豆味香。

念罢自己打趣：“酒倒不用买，他日无茶，我且卖文章去。”众人大笑：这也算切题。这一回合，大家的注意力都在那诗、那令上了，喝淡了勐库的夕归大树茶，换上2005年的瑞草堂的景迈乔木青竟也没人注意。

小品沉香

喧闹过后，杨然设香席、起香炭，其间燃起一枝纯檀面线，清杂味，洗鼻窍。素闻雅乐当前要洗耳恭听，端午品沉，我等亦先洗俗肠。

今日试的是惠安水沉和芽庄，杨然在鬲式炉用香铲捣松香灰，埋入香碳，炉温乍热，沉香在云母片上，青瓷品香炉在手中一一传送，众人莫不凝神细嗅。香韵微渺，建水雅陶居主人向进兴闻了又闻，煞是认真。美女润虹在我上家，轻嗅之后传到我手中，忙掩炉细辨，清凉甘甜的花果之息尤现，凉入鼻根。

伴香，选的是清心清神的猴魁与龙井。先请出那口径4寸的建盏中碗，碗泡今春猴魁以合香之沉韵。猴魁修长的叶片如徐志摩笔下的水底青荇，在一潭柔波里招摇。汤水清冽，以茶匙分之，每人不过两盏，甜润入喉，众人笑谈：鲜醇如饮鸡汤！

又取好友菘风才快递邮来的狮峰明前龙井，用建盏以“回旋斟水法”注水碗泡，滋味与那先前的猴魁又另是一番不同。清代茶人陆次之曾赞：“龙井茶，真者甘香而不洌，啜之淡然，似乎无味，饮过之后，觉有一种太和之气弥沦于齿颊之间，此无味之味，乃至味也。”

一饮过后，唇齿间梳过清新醇厚的茶汤，茶香平实、雍和，与岁月磨砺出的那沉香风骨一外一内呼应着，直叫人忘了浮生，忘了紫竹疏影在窗外，忘了绿芭蕉、红樱桃在案头，细数着端阳典故。

水烘易昌

接下来，还是用普洱来压阵收官吧，取老矿泥水平壶水烘99易昌，淋壶十数遍，沉香屑投在壶中煮水据说颇能得味。水烘后的琥珀色茶汤也好像真变许多，易武山头的锐气已转得敦厚雄霸。多年前是少年骁勇的吕布，今时今日是单刀赴会、义薄云天的关云长，未来呢？未来也该是白头弥坚的老黄忠！英雄不似美人，耐不住风霜的侵袭，一年年闯下来，那面色上虽然染了几分枣褐色，身子骨倒如生铁淬成熟钢。好茶如是，英雄底子才长得成豪杰模样。

可惜壶小了些，茶总是分半轮就完了，看来下回该备了大壶海喝呢。

随着这道茶的是每人手头的一张小纸条，各人记下今日茶事，折好再随意抽取出来：玩香人写的是：燃一炉香，吃一碗茶，端自在。才从大理澄江冶游回来的时光兄则记：洱海映月迎端午，孤山留影画青粽，旧裳遗梦随江波，循香温故一水间。

还有“万水千山‘粽’是情”的梅瑞雪，“茶、香、琴、缘、情”的润虹，“端午气自清、重阳酒更醇”的朱宵华，“愿大家健康平安”的小欣，“色香味俱全”的大木， “香茶粽子、陆羽屈原”的向进兴， “姗姗来迟、娓娓品来”的金霞，我假充作行令官，偷懒赖了没写。还好那时人人低头奋笔竞没人注意。

最后还是“似水流年”的黄枝红夺了当日的彩头――千家寨“可以清心”茶一饼，众人大呼：“见者有份啊！”于是在茶票上签下各自的大名，再燃腊封了口，约好五年后的端午再聚一水问。那时，才能开这饼茶呢。

海瑞罢官的故事范文 篇六

关键词： 语文综合性实践活动 吴晗 刚正勇为

一、活动背景

文化的功能是“教育人、引导人、培养人、激励人”，“大语文”课堂的教学更要求培养学生的人文主义精神，为了让学生能与新课标的理念同行，在以“健美、乐学、仁和”六字为主旋律的校园文化中，我们应开展丰富多彩的综合性实践活动，培养学生的观察感受、人际交往、组织分析、团结合作的能力，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人文素养，从而为他们的终身学习打下良好的基础，为他们立志成才提供精神食粮。

乌伤大地，人杰地灵，名人辈出，他们“刚正勇为威名扬，勤耕好学万代传”，“集大成，得智慧”。我们作为稠州学子，应研究义乌文化，继承义乌名人身上所表现出来的不畏艰辛、积极进取、自强不息、开拓创新的民族精神，让他们的精神在新一代义乌人的身上发扬光大。而作为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作者的吴晗就是义乌名人中璀璨的一颗星星。作为一名语文教师，我积极让学生了解这位“刚正勇为，宁死不屈”的家乡名人，让学生从他身上吸取精神力量，并茁壮成长。

现在，我市正轰轰烈烈地开展“弘扬义乌精神，走在全省前列”的大讨论活动，人们在深思以前的义乌人从鸡毛换糖做到了小商品世界的海洋，而现在的义乌人已在做大做强的商业路上大步前进。我认为，义乌的成功不仅在于义乌人自古勤耕好学，还有拼搏进取的精神，更在于义乌人的刚正勇为、诚信包容。我认为，在新时期继承、学习并发扬义乌精神，意义非同寻常。我让同学和我一起行动起来，响应党中央“明荣辱”的号召，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继承吴晗先生“刚正勇为，追求真理”的精神，我们的明天必将更加辉煌。

追求真理最光荣——吴晗先生身上的刚正勇为精神值得发扬光大，这是我指导我班学生参加以“走近义乌名人——吴晗”为主题的语文综合性实践活动后最深刻的感想。

二、活动内容

（一）踏访美丽的苦竹塘、瞻仰巍峨的纪念碑。

这个星期六，阳光明媚，我带领同学们一起游览吴晗的故居——美丽的苦竹塘。这次踏访活动给我和同学们留下了美好的回忆。

在苦竹塘村东南角，一棵古老的大樟树旁，有一幢木结构且有精致雕刻的小屋，这里就是著名的历史学家、民主战士——吴晗同志的故居。

吴晗故居占地面积约八十平方米，内陈列着吴晗同志一生光辉事迹的图片五十多幅。每一幅都让人产生敬佩之情，同时里面还介绍了吴晗同志的生平，看了更让人敬仰。木刻的墙壁有一种古香之美，可谓给故居锦上添花。最令我们难忘的是钱伟长夫人孔祥瑛写给吴晗的一幅挽联“痛良友安眠地下，喜海瑞重返人间”。它表达了人们心中“吴晗永远活着，吴晗精神长存”的美好愿望。

走出了吴晗故居，我们又去了义乌抗日根据地——“第队”烈士陵园。我们在碧绿的树林间穿行，深切地感受到大自然怀抱的温暖，采摘着洁白的散发着清香的小野花，感到赏心悦目、心旷神怡。我们快乐地像一只只小鸟，蹦蹦跳跳地上了小山坡。把采撷的小野花编织成美丽的小花环，庄严地放在巍峨的烈士纪念碑前。

此时我们不禁想起了吴晗与“第队”的一段往事：1946年6月9日吴晗陪袁震到上海治病，住在吴春曦家。他心系故乡，“金鹁鸪，银鹁鸪，飞来飞去飞义乌”的那支民谣一直在他心中回响。他在袁震住院期间，于6月25日从上海出发，搭乘火车到诸暨，次日又搭乘大卡车回到了久别的故乡义乌吴店苦竹塘。吴晗在家逗留了四天，有感而发，写下了《浙道难》、《记第队》、《真空的乡村》等反映上世纪40年代后期浙东乡村真实面目的随笔杂感。吴晗在《记第队——还乡散记之一》中写道：“第队成立以后，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打破敌人经济封锁的武装斗争，一步步有计划地展开，得到了人民衷心的拥护。”这是吴晗作为一个进步学者对家乡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组织的高度赞扬。

今天，我们怀着崇敬的心情踏访了吴晗的故居，瞻仰了第队烈士陵园纪念碑，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同学们都表示会格外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立志成才，为了祖国的明天更加美好而勤奋学习。

这次苦竹塘、“第队”烈士陵园之旅，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它给我们带来无穷知识，无限启示。

（二）师生仰望，铁骨铮铮的时代之子。

在义乌这块神奇富饶的土地上不仅有举世闻名的国际商贸城，更有令人从心里油然而生敬意的华夏名人。骆宾王、陈望道、冯雪峰、吴晗……他们崇高的精神正影响着、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义乌人。

吴晗，我国杰出的历史学家，明史专家，爱国民主斗士。在他的身上集中体现了我们义乌人的精神“刚正勇为”，1960年他写了历史剧《海瑞罢官》，在剧中塑造了一个敢讲真话、敢斗恶势力、为民伸张正义的清官形象。正是因为吴晗敢于说真话，正是因为吴晗耿直，才被“”陷害入狱，含冤而死，直至死后才洗清冤屈。吴晗用自己的生命捍卫了“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一个知识分子的傲骨，为后人留下了一曲“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慷慨悲歌。

吴晗的事迹使我们的心灵受到很大的震动，让我们感受到了“身正不怕影子歪”的伟大精神。身为义乌人，我们应该将这种“刚正勇为”的义乌精神，发扬光大。

这种精神不仅仅可以使我们自身受益，还可以让我们、让周围的人一起行动起来使这个社会更加美好。

在学习上，我们要有端正的学习态度，正确的学习方法，而且一定要有这一种耿直勇为的精神，做到不抄袭他人的作业，认真地完成自己的学业，有无愧于心的光明磊落胸怀。

在生活上，我们要做到不说谎话，认真地做好每一件事。在如今的社会上，我们不仅要“见义勇为”，而且要做到“见义智为”，千万不能见死不救，见利忘义。

让我们走近铁骨铮铮的时代之子——吴晗，感受义乌文化的博大精深，提高我们的人文素养。

（三）师生同歌，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一个男婴在义乌苦竹塘村诞生了，他有着一个响亮的名字，叫做吴晗。

吴晗自幼勤奋好学，他最爱的就是历史。成年后，他致力于历史研究，常常在书桌前工作好几天，他沉迷于历史，并为一个又一个的历史人物的人格魅力所感动，这里面就明朝嘉靖年间耿直勇敢的海瑞，一身正气的吴晗对海瑞似乎情有独钟，他的《说海瑞》、《海瑞骂皇帝》，让人看不透是对海瑞本人的称颂，还是自我斗志的抒发，应该兼而有之。这一点在吴晗历经“”侮辱却保持铮铮铁骨中得到了最好的证明。

不久，一部名叫《海瑞骂官》的历史剧，就在吴晗那如剑锋一般尖利的笔下诞生了。剧中的海瑞敢说敢做敢斗恶势力，能为百姓伸张正义，是一位得到人民拥护的清官。

《海瑞罢官》的上映，立即就轰动了整个中国。但是，随即而来所谓的“”，实际上是一场浩劫，却把不幸带给了吴晗——他随即被打成特务，被戴上了“反革命分子”的帽子。

从此以后，苦难的日子来了，住牛棚、挨批斗接踵而至，但吴晗仍以坚韧不拔的意志、刚正勇为的精神，不断地坚持着抗争。他对养女吴小彦说：“只要我不死，就要和斗到底！”

但是，他并没有等到光明降临的那一天——他含冤地离开了人世。然而他坚持真理的信念却从来没有屈服，他以宁折不弯、刚正不阿的骨气，在天地间留下了浩然正气，真可谓“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吴晗虽已逝世，但他那“敢讲真话”的呐喊却时常在我们的耳畔回响，警醒着世人；他在《谈骨气》一文中所表现的坚定不移的决心和英勇无畏的气概正是“刚正勇为”义乌精神的最好阐释。

吴晗，是我们义乌人的骄傲，是时代的骄子。他是一位革命的战士，他是一座人格的丰碑。他的一生是不断革命坚持战斗的一生，他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他以燃烧自己的生命为代价，不断地在神州大地上发光、发热。

我们义乌人民，为有着吴晗这样的刚正勇为的战士而感到骄傲、自豪。我们作为新一代的义乌人要将吴晗精神在稠州大地上发扬光大。

（四）师生期待，红星闪闪发光芒。

吴晗，一个伟大的浙江义乌人，一颗照亮神州大地的红星。他，刚正勇为，耿直无私，写了历史剧《海瑞罢官》，正因为他耿直无私，才被“”陷害入狱，含冤而死。

在这颗红星的身上，我们发现许多闪光的亮点——他的勇敢刚强，他的直言不讳，他的为正义而献身。在我们义乌精神有“刚正勇为”这四个字，在吴晗身上，这四个字得到了最充分地体现。身为新一代义乌人，我们难道还不能将这种精神发扬光大吗？我们一定能做到，我们一定能成为一个真正的新时代的义乌人。

新一代的义乌人，在他人遭遇困难时，要及时伸出援助之手；在真理遭到破坏时，要勇敢地站出来维护它；在贵权面前，不能“摧眉折腰”而要抬起头来；在恶势力面前要坚定地去挑战它，大义凛然地把它踩在脚底下。

我们要向吴晗学习，学习他的耿直，面对强大的恶势力，不屈不挠，坚韧不拔，勇敢地坚持正义之道。

学习吴晗，学习他的言直不讳，该说的就一定要说，提出自己正确的意见，大胆地说出自己的观点；学习吴晗，该做的就做，言行一致，做一个有骨气的人；学习吴晗能为人民的利益而献身，做一个爱国爱民者。

让我们向吴晗学习，争做一个有无产阶级英雄气概的人，绝不向任何困难低头，压不扁，折不弯，顶得住，吓不倒，为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建设的胜利，我们一定能够克服困难，奋勇前进。师生共同期待努力获得“红星”身上闪光的亮点，充实自己，成为为祖国、为人民发光发热的“新红星”。

三、活动启示

正是吴晗的勤奋，才成就了他，我们欣赏吴晗的勤奋。成功没有捷径，唯有勤学苦练，才能成功。

一个人视责任为天职，就可成就大业；一个民族视责任为上帝，就可以振兴。让我们怀有责任心，像吴晗那样永远走在时代的前沿，做出我们新一代义乌人自己的大成就。

吴晗的成功来自于他对治学的严谨态度，我们了解到他内心的纯正，克服困难的决心——坚硬如钢铁，这些都是我们作为晚辈应该学习，并要将其发扬光大的。

海瑞罢官的故事范文 篇七

高语罕（1887—1947），安徽寿县正阳关人，中共建党建团建军的参与者，曾参与策划南昌起义，起草八一南昌起义中央委员宣言。 高语罕（后排右二）与（前排右一）等人合影

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以左派领袖自居的成为国民政府主席兼军事委员会主席，支持孙中山的联俄容共政策，继续实施国共合作，并筹备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此时，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向中共中央要人到广州工作，恰巧在德国留学的高语罕刚回国准备参加二大，中共中央遂派高语罕到广东。

陈延年是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的长子，高语罕同他早年曾在上海愚园一起组织安徽旅沪同学会。高语罕同陈独秀是安徽同乡，辛亥革命后，安徽独立时，陈独秀任安徽都督府秘书长，高语罕任青年军秘书长。

1926年1月，二大在广州召开。高语罕奉命和及中共早期党员、时任黄埔军校秘书长的邵力子一起起草大会宣言。当时，高语罕频频在大会上发言，引起的注意。在随后的二大一次全会上，高语罕与夫人陈璧君等五人当选中央监察常委，成为中央监察委员会里唯一的共产党员。

作为中央监察常委，高语罕直爽、尽职。有一次开会，吩咐在桌上摆了许多精美点心。高语罕当面批评说，开会又不是请客，何必如此浪费，弄得下不了台。

在二大上，高语罕因共产党员加入问题同反对者进行坚决斗争，与、、于树德被称作“四金刚”，其后又加了恽代英，被称为“五虎将”。在召开的第十三次中央常委会上，被任命为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高语罕被任命为政治训练主任。 “黄埔四凶”

二大闭幕后，被任命为改组的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即黄埔军校）校长，邓演达被任命为教育长，高语罕被任命为政治主任教官兼入伍生部少将党代表。

黄埔军校第一、二、三期学生都是各地热血青年直接投考进校的。到了第四期学生入校时，黄埔军校为打牢军事教育基础，便在本校两团学生之外，另设立入伍生部。要求凡考取军校的，先须到入伍生部受基本军事训练一段时间，然后才能入黄埔军校本校受训。

入伍生部的编制是一个师，包括三个团。部长是方鼎英。司令部设在广州长堤，高语罕每个星期大概有三天要到入伍生部办公，其他时间在黄埔军校讲课。每次高语罕从广州市区到黄埔军校讲课，或是离开黄埔军校到入伍生部办公，邓演达都亲自安排船只接送。

黄埔军校初创时，邓演达是孙中山亲自指定的七名筹备委员之一；黄埔军校成立后，邓演达任教练部主任。后邓演达辞职赴德国求学，与时在德国留学的高语罕感情颇笃，堪称密友。此外，在黄埔军校，高语罕同张治中是安徽同乡，私交甚好；同共产党员恽代英在安徽时同为中学教员，早就熟识。高语罕和邓演达、张治中、恽代英交往密切，四人深受黄埔军校里共产党员和左派学员拥戴，同时也受到的仇视和攻击，称他们为“黄埔四凶”。 亲历中山舰事件

二大后，身兼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国民政府主席和军事委员会主席三大要职，直接控制党政军大权。他同苏联顾问保持密切联系，靠近共产党。

此时任中央常委、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黄埔军校校长、广州卫戍司令和国民革命军军事总监。他把正在蓬勃兴起的以共产党为代表的革命力量看作实现其政治野心的最大障碍，着手策划了一系列限制共产党、限制苏联顾问、夺取领导权的阴谋活动。

1926年2月26日，突然扣留亲近的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二师师长王懋功，第二天将他押送出境，改派亲信刘峙担任卫戍广州的第二师师长。汪、蒋之间矛盾加剧。

3月18日，黄埔军校驻省办事处主任欧阳钟称“奉蒋校长的命令”，通知海军局代局长、共产党员李之龙，速派有战斗力的军舰到黄埔听候调遣。当李之龙派中山舰开到黄埔后，否认有过调舰命令。这时谣言蜂起，说苏联顾问和共产党员要劫持去苏联。

3月19日下午，高语罕从黄埔军校坐电船到广州过夜。当天下午，要方鼎英和黄埔军校秘书陈立夫陪他到沙面。将到沙面时，陈立夫问：“不去上海，没有别的办法吗？”沉默一会儿，告诉司机：“好！开回去。”

3月20日凌晨，下令逮捕李之龙，监视和软禁等共产党员，解除省港罢工委员会的工人纠察队武装，包围苏联领事馆，监视苏联顾问，监视邓演达住处，并在广州部分地区实行。这就是中山舰事件。

3月20日早上，高语罕到入伍生部和方鼎英谈事情，觉得入伍生部的气氛在沉静中流露出紧张。两人在晒台上聊天，方鼎英显得心不在焉，似有心事。

那天是星期天，没有办公。高语罕便到中山大学一个同乡女生彭漪兰那里去了。彭漪兰一见高语罕便跳了起来，叫道：“不得了！高先生！你怎么还没事的一样！我真急得不得了，埋怨阿陈、阿王他们，要他们分头去找高先生的下落。昨天晚上，风声就不好。今天天不亮，海军党代表李之龙被抓了去了！听说，高先生！你，你也在数呢！还不赶快躲了起来！” 中国陆军军官学校（黄埔军校） 中山舰

高语罕随即去找陈延年，陈延年告诉他：“近来有人到蒋校长面前说，共产党有阴谋，并说邓演达调中山舰开赴黄埔，准备异动。邓演达是军校教育长，兼任黄埔要塞司令，而你和严重（即严立三，曾任黄埔军校一、二、三期学生总队长）、张治中皆有与邓同谋嫌疑。昨天晚上，蒋先生手令军校卫队，你们四人不许出校门，否则格杀勿论。乱子闹得这样大，你还在这儿耍么？”

高语罕出来，即找地方给邓演达打电话，邓演达告诉他不要回黄埔军校。到了下午，高语罕又打电话给邓演达，邓演达说可以回去了。到黄埔军校见了邓演达，高语罕问他为什么现在又可以回来了。邓演达说：“第四军军长李任潮（即李济深）先生，向蒋校长极力担保。”

过了一会儿，邓演达约高语罕和严重一起去见。这时的是黄埔军校总党代表（接替不久前被刺杀的廖仲恺）。何香凝等也在那里。正卧病在床，状颇痛苦。

邓演达于是拉何香凝去见。何香凝质问派军队到处，究竟想干什么？斥责他是不是发了疯，想投降帝国主义？“竟像小孩子般伏在写字台上哭了”。

过了一刻，同他们二人来到住处，大家都相对无言。高语罕打破沉默：“我等对于校长始终拥护。此次不幸事件，实出误会，望校长不必介意。”只轻轻地说道：“没有什么！没有什么！”

何香凝把高语罕拉到一边埋怨道：“你说话太不谨慎。听人说，你在总理纪念周上，当着几千个学生公开批评学校行政，又在公宴席上与某一部青年军人（分子组成的孙文主义学会）发生言语上的争辩。”

高语罕答道：“我刚从欧洲归国，满怀革命热情，不晓得顾忌，又丝毫没有政治经验，横冲直撞。”

中山舰事件后，称病不再视事，随后被迫赴欧洲“考察”。苏联顾问被迫回国，中共党员全部退出第一军，各军军长如谭延闿、朱培德、李济深等由在和之间中立观望转而支持。中央决定由谭延闿、分别取代任国民政府主席和军事委员会主席；由林伯渠、甘乃光代替照管中央日常工作。通过中山舰事件，不仅打击了共产党，而且打击了和左派，大大加强了他在政治上、军事上的地位。 “打倒南方的段祺瑞”

中山舰事件后，高语罕辞去黄埔军校政治主任教官和入伍生部少将党代表职务，搬到广州城内去住。

此时，北京刚刚发生了“三一八惨案”。3月18日，北洋军阀段祺瑞政府以武力镇压等发动的群众运动，当场死亡47人，伤亡200余人。鲁迅称之为“民国以来最黑暗的

一天”。

一天早上，高语罕去中央执行委员会开会，碰见林伯渠。林伯渠让他到广州大学“反段（祺瑞）示威运动大会”去作演讲。两人一起来到会场，由于高语罕不会说广东话，林伯渠指定广州大学一位青年学生作翻译。高语罕即兴打开话匣子：“现在袁世凯虽死，而产生袁世凯的社会制度并未消除，将来会有第二个、第三个袁世凯继之而起，以至于生生不已。今天大家开会，反对段祺瑞，我依然要做这种分析。所以我们不但要打倒北洋军阀段祺瑞，并且要打倒产生北洋军阀的社会制度。”

次日，高语罕的演讲在报纸上刊登出来：“我们不但要打倒北洋军阀段祺瑞，并且要打倒南方的段祺瑞！”见报，恨死了高语罕，遂下令驱逐他出广州。

4月7日晚，陈延年安排高语罕乘“列宁”号离开广州。当夜船经过黄埔军校，高语罕放下正在翻看的《离骚》，踱到船舷上，只见明月当空，江水粼粼，对面岸上是生活了三个月的黄埔军校，一水之隔，咫尺天涯，这时恰响起夜深休息的军号，勾起旧愁新感，感触万端，写了两首绝句。其中一首是：

离骚读罢听悲笳，入夜江声走万蛇。

曾住此间三月暮，而今一水是天涯。 《一封公开信—致先生》

1926年4月20日，在宴请退出第一军的党代表及官长席上特别指出，政治主任教官高语罕在黄埔军校里“每次演讲，有形无形之间，诋毁本校不革命的言论是公开的，大家知道，不必我说了。”“他的用心，先暗示一班同志，对我失了信仰。”

5月15日，召开二届二中全会，提出《整理党务案》。其主要内容是，共产党员不能担任中央各部部长；加入的共产党员名单须全部交出，等等。

5月25日，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发表整理党务宣言，中央秘书处书记长刘伯垂、组织部长谭平山、宣传部长、农民部长林伯渠辞职。

同日，高语罕在上海奉陈独秀命发表《一封公开信——致先生》

曾记三月二十日事变以后，我在先生家会见先生，当时很诚恳的对先生表示我们始终信服先生的态度，先生若果真以同志相待，应该开导我或者是见我有什么不对，更应当声色俱厉的责罚我，使我好晓得改过，先生却很平和的轻轻的答道“没有什么！没有什么！”为什么现在竟加我以“诋毁中伤”“有旁的用意”的罪名？

先生！老子娘生下我来，就是这副骨头！性子憨直，心直口快，但是我却有一个好处：晓得一个人，尤其是一个革命党人，若是自己不能受人批评，不能公开的承认自己的过失，甚至还去文过饰非，那便是自绝他的政治生命，所以无论何人，凡于人家批评我，指摘我的，我都很乐于接受。

总而言之，我不但没有诋毁中伤先生，此后凡遇其他同志有欲诋毁先生、中伤先生的，语罕忝属中央监察委员，定当严加弹劾，以肃本党纪律而森严革命的壁垒。

6月4日，陈独秀致信替高语罕解脱：

语罕是我的老朋友，我深知他，他一向很老成，当不至有这样荒谬的见解，望先生再详细调查一下。如果语罕真这样说，不但对不起先生个人，并且是中国革命军事工作中理论的错误（详见《向导》第一百四十九期我做的《什么是帝国主义？什么是军阀？》），是我们应该纠正的。

对此亦公开回应：

我在党代表宴会席上的讲演，曾经再三声明。三月十八号中山舰案，是与中国共产党本部没有关系的，所以我讲的话，并不是对共产党而讲的，故无答复之必要。我绝不承认三月十八日那天的事件，共产党有什么阴谋在内，陈独秀同志以前同我的主张也完全相同，他曾于三月二十日以前给我一个电报和几封信，所论的意见大体相同，所以今天，我可以明白：三月二十日的事件，完全与共产党团体是没有关系的！

不过他又来为高语罕辩护。高语罕在本校的言行，是不是与他所辩护及高之本人所声明的一样，这是不待我讲，各位就可明白的。

此事并且当时我曾声明：若要三月二十日这事情完全明白的时候，要等到我死了，拿我的日记和给各位同志答复质问的信，才可以公开出来。

现在所见到的1926年3月19日日记有多种版本。

手稿本所记为：

上午，往访季新兄（注：）。回寓会客，准备回汕休养。而乃对方设法陷害，必欲使我无地自容，不胜愤恨。下午五时，行至半途，自想为何必欲私行，予人口实，志气何存！故决回寓，牺牲个人一切以救党国也，否则国粹尽矣。终夜议事。四时往经理处，下令镇压中山舰阴谋，以其欲陷我也。权利可以放弃，名位可以不顾，气节岂可丧失乎？故余决心不走。

《年谱初稿》所记为：

上午，往晤汪兆铭（注：）。回寓会客。恨共产党陷害，决赴汕避祸。午后五时行至半途，猛思我何为示人以弱？仍返东山，誓牺牲个人一切，以救党国。竟夕与各干部密议，至四时，诣经理处，下定变各令。

3月20日日记比较简单：“下午五时往晤汪兆铭。”这与高语罕回忆的情况是吻合的。 高语罕部分著作

1927年初，高语罕赴武汉任汉口《民国日报》总主笔。在发动四一二之前，即发表《“反对”与“打倒”》《这叫做“亲善”》等社论，列举制造南昌、九江、安庆惨案罪行，猛烈抨击，呼吁打倒，被誉为“武汉反蒋的三尊大炮”之一。

此后，因反对南京政府，同时反对“假容共、真”，并参与策划南昌起义，高语罕遭到南京政府和武汉政府双重通缉，长期隐居上海。1928年高语罕参加陈独秀的“脱派”组织，并于1929年被中共。抗战后同陈独秀移居重庆江津，坚持信仰埋头著译。他先后编译宣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思想的《辩证法经典》《理论与实践——从辩证唯物主义出发》以及《康德的辩证法》、黑格尔《历史哲学纲要》和费希特《知识论》《费希特的辩证法》等著作三十余种。

海瑞罢官的故事范文 篇八

礼士胡同，这名字听着就感觉舒服，礼贤下士啊，刘中堂也算是知书达礼之士了吧？住在这里符合身份。但现实却开个玩笑，地处朝阳门南小街路西的礼士胡同最早并不叫这个名字，明代时叫“驴市胡同”，亦称“骡市胡同”，简而言之，就是个牲易市场。后来驴骡交易市场被废除，人们觉得这名称不雅，民国初年改名为“礼士胡同”，音似而意不同，小小胡同名字也展现了中华博大深远的文化。

有人因为著名而被戏说，有人因为戏说而著名，刘墉绝对属于后者。一部电视剧《宰相刘罗锅》，引得不少人到这条幽静的小胡同里去寻访刘墉故居。

有争议的故居位置

据清末文人震钧《天咫偶闻》记载：“刘文清公故第在驴市胡同西头，南北皆是。”说的就是刘墉的故宅在胡同的西头。现在一般的说法就是129号和131号，因为据说“”以前门口正对的胡同南墙上曾有一块刻有“刘石庵先生故居”字样的横石，只是早已遍寻不见了。

尽管有文字记载，关于刘墉故居的具置却一直有争议。从震钧的记载可知当年刘墉的家占地面积相当大，有人推算应当从礼士胡同西口一直到胡同的中部。现在礼士胡同里保存相对完整的大宅门大概有三处。东口123号院，现在的灯市口小学；中间的129号院，建筑相当考究；以及131号院，也是雕梁画栋。尤其是129号院，现在仍可看到，临街的八字墙上有精致的砖雕，门口左右各有一石狮子，两边各三个石墩紧挨着石狮子排开，电视剧《大宅门》就是以其为外景地拍摄的。纵观整条胡同的房子，都不如这间宅子的建筑讲究，所以有人认为这里就是刘墉的故居。结合各种史料，如今专家们比较认可的故居位置是礼士胡同东头的43号院，以及61号院。那会儿，刘墉去世还不到百年，故居具置就说不清了，可见老北京大宅门衍变之快。

刘墉宅邸

占了小半个胡同

现在的礼士胡同仍然朴实、清癯，有闹中取静的娴雅。刘墉和父亲刘统勋都曾官居大学士，加太子太保衔，可谓位极人臣。尤其刘墉的父亲，是纪晓岚的老师，并且曾出任过首席军机大臣，这是清朝历史上第一次由汉人担当此职。他们一家子没少出名臣，被康熙誉为“天下第一家”。这样都做高官、全属长寿的父子俩的宅邸，占了小半条胡同，在胡同南北两侧成方连片，就不足为奇了。

胡同东头的43号院，大致可以确定为刘墉故居的正房。看这院子，漂亮的广亮大门，这就是传说中的刘中堂府邸的正门。只是现在人不管这个，左边是卖小吃的，右边是卖羊汤的，大门上还被挂了一个大大的“串”字，如果刘中堂地下有知，不知该作何感想。

最引人注目的是大门两边各有一块存留至今的汉白玉上下马石。京城现今仍保留上下马石的四合院已经不多，而汉白玉材质的，更为少见。

据现在43号院的居民讲，当初这座大宅院相当完整、精致，到北京解放时，并非市井民居的大杂院，故由部队接管，成了海军使用的一处地方。之后海军司令部建在西郊，这所宅院辗转交换，变成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个家属宿舍。他们刚搬来时，大门对面的南墙，还有一面极大的影壁。院内分为几重院落，作为二门的垂花门还都在。之后随着住户人口越来越多，住房越来越挤，太过占地的垂花门被拆掉，院里也加盖了不少临时建筑，把第三重院落的抄手回廊等也基本拆除了。现在则彻底变成了一个大杂院，有30多户近百人住在其中。

这位住了多年的社科院老住户介绍，紧邻43号院东侧，原来也是一个极大的四合院，相传即是刘墉的父亲刘统勋的故宅，可惜已经全部拆除，建成了六层大楼，成了北京市财贸干部管理学院，旧踪遗迹是再也寻觅不到了。

刘墉的父亲刘统勋以性耿直、励清节著称，官至东阁大学士兼军机大臣，以74岁高龄死在参加朝会的轿子里，乾隆皇帝赐谥号“文正”，这是文人做官死后能获得的最高的荣誉了，几千年中国封建历史上获此殊荣的不超过30人，和他共享的有范仲淹，曾国藩，以及宋代的包公“包文正”。而刘墉的谥号则是“文清”，有清正廉明的含义，但和他爹比就差了一个档次。

往西一点的61号院，是刘墉故宅的一部分，当年为“轿房”，是轿班和管事们所住。61号院的影壁墙上残损的“鸿禧”二字还在，但是门后俨然也是大杂院的景象了。

“刘罗锅”非罗锅儿

刘墉就是家喻户晓《宰相刘罗锅》里的刘罗锅，电视剧里塑造的刘墉形象，是个矮小、驼背的糟老头，但事实并非如此。后人在发掘刘墉墓时，发现其身高大约在1.90米以上。并且最重要的是，在封建社会，选官向来是以“身、言、书、判”作为首要条件的，所谓身，即形体，需要五官端正，仪表堂堂，否则难立官威。刘墉系科甲出身，必在这四方面合格，才能顺利过关。因此可以肯定地说，刘墉不会是“罗锅儿”。

至于“刘罗锅”这个名字的由来当然也是有原因的，据史书上记载，嘉庆皇帝曾称刘墉为“刘驼子”，可见他确实有些驼背。不过，刘墉当时已经年届80岁，难免会驼背弯腰，这就容易理解了。

耿直过不免圆滑

刘墉人生最大的辉煌，是在嘉庆朝查办和珅案。众所周知，和珅之死，在于嘉庆皇帝的不容，刘墉只不过是受命而行罢了。清宫戏中，刘墉与和珅之间的明争暗斗是最大的看点，但实际上，他们之间并非如此。因为，刘墉的官职和品位始终比和珅低一等，而且和珅一直在北京上班，刘墉则一直在外地工作。他们同为军机大臣相处的时间，也只有两年时间，他们俩见面机会就很少，何来“争斗”一说呢？相反，在和珅一案处理之中，刘墉甚至表现出宽容之心。

其实，刘墉任地方官、能够独当一面的时期，主要表现了清勤刚正的一面，“一时有阎罗包老之称”；入京以后，正好碰上和珅专宠于乾隆，擅弄威权，排斥异己，刘墉只好以静默自守，以滑稽模棱取容。野史有说刘墉圆滑，一次，乾隆皇帝曾问刘墉：“朕属马的，你呢？”也属马的刘墉垂手说：“臣属驴。”乾隆惊奇：“朕属马，爱卿怎么属驴？”刘墉说：“万岁属马，臣怎能同属？只好属驴了。”由此可见一斑。

海瑞罢官的故事 篇九

天机泄露

1949年2月，南京首都警察厅保安警察总务主任李瑞甫，匆匆忙忙来到南京北区警察局局长兼首都卫戍总司令部北区指挥部少将指挥官刘海亭的办公室（二人是中央警官学校同学）。一见面，李瑞甫就对刘海亭说，首都警察厅厅长黄珍吾叫保安警察队到国防部去领几百枝美式卡宾枪，总队队长唐精武想趁机会去领几枝布朗宁手枪，但国防部负责发武器的于广荫感到为难，不肯发给他。李瑞甫知道刘海亭与于广荫比较要好，所以前来求刘海亭帮忙疏通。刘海亭一口答应下来。不久，他们即多领了12枝布朗宁。

事成后，刘海亭好奇地问唐精武：“黄厅长领这么多卡宾枪干什么用，是不是想更新警察厅的装备？”不想唐精武压制不住得意的心情，透露了黄珍吾曾经叫他草拟的一个打游击的秘密计划。原来他们领取卡宾枪不是为了更新南京警察的装备，而是为了将来打游击用的。唐精武说：“我们在战场上恐怕不行了，南京早晚要丢掉。黄珍吾有一个设想，准备在闽､浙､赣三省交界的山区建立一个游击根据地。因为一､那里三省交界，有空子可钻，有回旋的余地；二､该处山多，地形复杂，便于隐蔽；三､四周是鱼米之乡，富庶之地，军用和粮草的补给不成问题；四､闽浙两省靠近海岸，既便于从国外接济武器弹药给养，又可在遭到围剿的时候，从海上逃跑。将来大部队反攻时，可以从游击区向北挺进，捷足先取南京，争取首功。”听了唐精武的一席话，刘海亭恍然大悟。但唐精武却浑然不知，这个天大的机密从他口里泄出，却引来了一场轰动全市的警察罢岗事件。

原来这位南京北区警察局局长兼首都卫戍总司令部北区指挥部少将指挥官的刘海亭，早在前一年（1948年）即由田竺僧介绍，参加了由民革中央常委陈铭枢､郭春涛领导的地下革命组织“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简称“民联”）。并且在此以前，刘海亭早已通过河北省旅京同乡会的关系，与中共地下组织的田绥祥同志和民革中央常务委员王葆真领导的民革南京分会地下组织胡勤业等人取得了联系。于是，大家在中共地下组织的统一领导下，互相配合，在南京开展了民主革命的反蒋斗争。

此时，刘海亭得到这个消息后，不取怠慢，便马上告诉了田竺僧和胡勤业。中共南京地下组织认为这个情报很重要，立即指示胡勤业，要刘海亭利用黄珍吾贪污疏散费的案件，发动全市警察掀起一个群众性的运动，粉碎黄珍吾建立游击据点的阴谋。

关于黄珍吾贪污疏散费问题的情况是这样的：1949年1月，政府开始南迁，中央党部和行政院首先迁往广州。这些机关的公务人员，有的愿意随同逃亡，有的则不愿逃跑。政府为了安定人心，规定对准备逃迁的公务人员每人发给3个月薪水的“应变费”，作为安顿家属之用；对不愿南逃的公务人员也发给3个月薪水的疏散费，就地遣散。留在南京的公务人员为了团结自救，组织了“留京公务人员联谊会”，到财政部去请愿，要求继续发给薪水，财政部不同意，便激起了大家的公愤。当局怕事情闹大，便一面宣布“留京公务人员联谊会”为非法组织，加以取缔；一面则不得不做出一些让步，将疏散费由原定底薪的150倍，增加到280倍。但黄珍吾领到首都警察厅全体官警的疏散费以后，却扣押不发，企图贪污肥己。这是很容易引起众怒的事情，所以当时中共南京地下组织指示刘海亭等人，要利用这一事件来挫败黄珍吾准备去闽浙山区建立游击根据地的阴谋。

巧设圈套

刘海亭得到指示后，想好了策略，立刻去找在中央警官学校受训时的同学､时任南京中区警察局局长的马广运。马广运是刘海亭的挚友，也是民革成员。二人商量一番以后，决定利用各自的有利条件，进行摸底活动。没有多久，他们即得知黄珍吾已将领到的武器弹药以及他的私人行李装上卡车，准备运往福建。经办这件事的是黄珍吾的亲信薛凤（特警大队长），卡车就停在延龄巷特警大队部内。恰巧，延龄巷属中区警察局的管辖范围。马广运查明了发车时刻，就在前一天夜里派人利用职务之便，神不知鬼不觉地把卡车的轮胎弄坏了。

第二天拂晓，这辆汽车的司机匆匆钻进驾驶室，很快发动车子开走了，哪知卡车一出延龄巷就在大行宫街上抛了锚。大行宫是南京的热闹地区，此时天已大亮，行人熙熙攘攘，车辆来往也逐渐多了起来，交通很快被阻塞。薛凤本来是想开卡车趁凌晨人少之际悄悄溜走的，但没想到“出师不利”，一下被困在闹市区。他见到装满武器的卡车成了行人注意的目标，十分恼火，向着满头大汗的司机大发雷霆，指责他临行前不加检查，以致出了这个大乱子。司机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心里也憋了一肚子气。这时，马广运事先布置好的交通警察出现在卡车前，他指责司机，说他违反交通规则，妨碍车辆运行。这个司机正有一肚子气，当即和交警吵起来，于是交警行使职权，将卡车扣押，并拖到中区警察局处理。

此时，田绥祥指示中区警察局局长马广运离开警察局，假装不知道这件事，和刘海亭二人到一位姓朱的朋友家去打麻将､吃饭。估计马､刘二人已远离了警察局，田绥祥又通知了在《南京人报》工作的中共地下党员同志，以记者身份赶到中区警察局去采访。这样事情就闹大了。第二天，《南京人报》以大标题登载了揭露黄珍吾的消息，说：“首都警察厅厅长黄珍吾开溜失风，带着他的姨太太及金银十多箱，乘汽车到明故宫飞机场，准备上飞机逃走……”消息见报后，顿时整个南京城为之哗然。黄珍吾又气又急，悍然下令刑事警察的便衣特务，将《南京人报》报社捣毁查封，并勒令停刊，要该报在其他报纸上登载声明，予以更正，并向自己道歉。这即是当年轰动一时的捣毁《南京人报》事件。对此，中共南京地下党组织则花钱向首都卫戍总司令部经过一番活动疏通，《南京人报》很快又得以复刊。田绥祥为了安全起见，也奉命带着家属离开了南京，转移到上海居住。

罢岗事件

黄珍吾开溜失风的消息发表后，首都警察厅全体警官义愤填膺，纷纷指出：“黄珍吾的金银都是从我们头上刮去的，领了我们的疏散费不发，却带着姨太太要逃跑，我们不能答应。”不少警官到清凉山的警察学校集会，有些人气愤地说：“黄珍吾再不发疏散费，我们就不上岗。”

这天晚上，刘海亭睡在局长室内，床边就是一个自动电话。刘海亭冒用东区警察局太平桥警察所值班人员的名义，给西区警察局水西门警察所值班人员打电话：“你们那里怎样了？”对方被问得莫名其妙：“什么意思？”刘说：“你们怎么不知道？南区和东郊警察局的几个警察所都来电话说他们已经罢岗了，黄珍吾不发疏散费，大家决不出勤上岗。”对方一听：“原来这样，那我们也罢岗。”于是那个值班人员又打电话给其他局､所，探问联系。这样，一夜之间几乎全市的警察局和警察所都知道了这件事，经过串联，决定以警察罢岗的行动来抗议黄珍吾的贪污，逼他发放全体官警的疏散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