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是随着历史和时代的车轮不断前进和发展的系统理论科学，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下面是www.kaoyantv.com勤劳的小编为家人们收集整理的8篇马克思主义论文的相关范文，欢迎借鉴，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马克思主义论文 篇一
【正文】
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批评是女性主义批评中的重要学派之一。女性主义批评在形成和过程中，把自己的触角伸向了西方各类批评，例如马克思主义、心理、解构主义等等。女性主义批评对这些理论采取了或批判或利用的态度，来营造或丰富自身的理论，在此基础上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精神分析女性主义”、“解构主义女性主义”等学派。所谓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并非指引经据典地马克思或恩格斯关于妇女解放的观点。这种学派是泛指任何一种以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例如“基础——上层建筑”理论）女性主义批评的学派；同时它还包含另一种情形，即是对于马克思、恩格斯有关妇女解放思想所进行的旨在完善其理论的批评。（注：见鲍晓兰主编：《西方女性主义研究评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5月版，第5页。）
一
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批评理论最显而易见的特点是从马克思主义中吸取精华，用以建立一种与男性针锋相对的女性的“她者”声音。这一特点在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形成阶段表现得尤为突出。当时英国的朱丽叶·米切尔所宣称的“提出女性主义的，给予马克思主义的回答”（注：见鲍晓兰主编：《西方女性主义研究评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5月版，第194页。）就明白地亮出了马克思主义的旗号。对马克思主义的吸收固然包括了借鉴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来分析女性问题，但最直接的乃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的采用。所以，要了解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批评，就有必要弄清马克思主义的妇女理论。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与恩格斯并没有论述妇女问题的专著，然而，他们在创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主义理论体系的过程中经常不断地触及妇女问题，在《共产党宣言》、《德意志意识形态》、《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著作中有着大量关于妇女问题的论述。这就形成了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唯物主义为基础的相当系统的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
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的主要是从人类社会发展史的角度探求妇女受压迫的根本原因。根据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家的论述，其根源大致有三个方面。第一是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出现。由于私有制出现，男人既成为土地的主人，也成了女人的拥有者，这是“女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注：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妇女》，人民出版社，1978年8月版。）第二，历史上的一夫一妻制家庭使女子处于从属地位。恩格斯根据人类学家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提供的成果，指出历史上由对偶婚过渡而来的个体婚制即一夫一妻制只是对妇女而不是对男子而言。男子可以随意纳女奴为妾，而妻子则要严守，丈夫在家庭中居于统治地位，妻子除了生育以外，不过是婢女的头领。可见，“的个体家庭建立在公开的或隐蔽的妇女的家庭奴隶制之上”。（注：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妇女》，人民出版社，1978年8月版。）第三，妇女体力弱小也是其受压迫的根源之一。随着私有制的出现，妇女被排除于社会生产之外，而只限于从事家庭的私人劳动。此时妇女的家务劳作失去了往日公共的性质，成为家庭的奴仆。（注：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妇女》，人民出版社，1978年8月版。）可见，马克思�
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在充分揭示妇女受压迫的根源的基础上，还指明了妇女争取解放的途径。恩格斯明确指出，“妇女争取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回到公共的劳动中去；而要达到这一点，就要求个体家庭不再成为社会的经济单位。”（注：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妇女》，人民出版社，1978年8月版。）因为“只要妇女仍然被排除于社会的生产劳动之外而只限于从事家庭的私人劳动，那么妇女的解放，妇女同男子的平等，现在和将来都是不可能的。”（注：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妇女》，人民出版社，1978年8月版。）针对妇女体力弱小的特点，恩格斯则认为，妇女解放“只有依靠现代大才能办到，现代大工业不仅容许大量的妇女劳动，而且是真正要求这样的劳动，并且它还越来越要求把私人的家务劳动溶化在公共事业中”。（注：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妇女》，人民出版社，1978年8月版。）当然，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妇女真正获得解放的根本前提应该是消灭私有制。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家还具体设想了到达共产主义社会，为了使妇女进入公共产 国家承担了由家庭履行的经济职能，家庭的概念取消了，这样便能结束“家庭内丈夫是资产者、妻子则相当于无产阶级”（注：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妇女》，人民出版社，1978年8月版。）的局面。此外，马克思主义理论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高度重视被压迫的妇女在创造历史、推动社会伟大变革中的重要作用。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家曾多次赞美过妇女的社会作用，例如列宁就说过：“从一切解放运动的经验来看，革命的成败取决于妇女参加运动的程度。”（注：列宁：《在全俄女士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妇女》，人民出版社，1978年8月版，第278页。）
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是从属于完整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马克思、恩格斯对妇女命运的关注，对妇女受压迫根源的探索以及对妇女解放的期望都是站在解放无产阶级、解放全人类的高度来认识；并又以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为基础来阐述的。而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在形成阶段之所以会以吸收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为特征，也正是由于其明确的反抗压迫、要求解放、追求男女真正的平等的政治目的。在这一学派的批评家看来，男女之间在规定的平等之下并未得到实际的平等，父权制的性别惯例仍然压迫着广大妇女。在揭露男女不平等的根源，以及性别歧视长期存在的社会缘由的批评实践中，她们需要建立一种新的社会批判范式，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就而然地成为这种范式的理论支柱。
马克思主义女性批评从以下几方面吸取了马克思主义妇女中的一些精髓：首先，根据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的观点，认为阶级是妇女受压迫的根源，男女不平等是从阶级不平等派生出来的；资本主义制度造成了对女性的压迫，因而妇女反抗压迫应当被看成是争取实现共产主义的广泛斗争的组成部分。其次，赞同马克思主义关于“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劳动中去”的观� 这两点比较集中于英国的女性主义批评家中，如肖沃尔特所言，她们往往“强调压迫”。再次，借鉴马克思主义对家庭进行变革的观� 这方面德国女性主义者谈得较多，她们曾借用马克思主义生产与再生产的理论，将被忽视的家庭妇女的劳动价值揭示出来，分析社会生产中的这种等级制，指明它是女性落后的关键。
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在对文学本文的批评实践中，同样借鉴了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来揭露文学作品中的性别歧视现象，并且指出这种歧视所有的含义。批评家们一针见血地指出，妇女形象在男性作家笔下形成了两个极端，要么是“天使”，要么是“恶魔”，两种截然不同的形象均反映了现实中男性对女性的偏见、惧怕、压迫和不公。这些形象其实是男性心灵的投影，是与现实中的妇女极不相符的“假”的形象。鉴于此，美国女性主义批评家朱迪思·费特利主张女性主义批评家要“成为一个反抗的读者，而不是一个支持的读者”，这样，小说才会“失去它不知不觉使我们陷入其构思之中的能力。”（注：转引自D·德莱弗《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载《当代西方文学理论导引》，四川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285页。）另外，针对历来男性文学中把妇女作家摈拒于文学史之外的作法，女性主义批评家还主张挖掘被遗忘的妇女作家，创立妇女文学史。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批评对文学中性别歧视的揭露以及对男性中心论的怀疑，一方面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文学传统中阶级歧视理论的，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为女性主义寻求男女不平等的根源提供了有力的理论依据。另一方面，它所体现出的社会的审美原则也是马克思主义文论的论在女性主义批评中的运用。
二
对马克思主义的吸收仅仅是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批评初期的特征，这一学派在发展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更重要特点乃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质疑、批评和补充、修正。社会中各个学科的理论，诸如生、心理学、语言学等，都为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开拓了思路，使其得以从新的角度来阐述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在现代社会的某些不足。而且，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还在这一过程中形成了自身的重要理论，例如“四大结构”、“性别理论”等。
其实，最早对马克思主义的妇女理论提出异议的当推女性主义先驱波伏娃。她在《第二性》一书中，考察了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肯定了恩格斯在书中对妇女受奴役根源的概括，认为其理论体系比生物学、精神分析学的理论体系前进了一步；但同时又指出，恩格斯在一些最重要的上出现了疏忽。第一，恩格斯没有能够指出整个历史的转折点从公有制向私有制过渡的原因，只是简单地认为它完全属于史前，所以不知其详。第二，对私有制是否必然要涉及对女人的奴役这一点，也颇不清楚。波伏娃认为，恩格斯把症结归纳为妇女劳动能力问题只是看到了问题的一个方面，她指出，人类通过压制他人的自我意识以确立自己的主体性和自由性，所以自由 第三，恩格斯谈到社会主义要废除家庭，这样妇女能够自由参加公共生产，从而得到解放。波伏娃认为，恩格斯仅仅强调了女子的生产功能，而忽略了其生殖功能和其生产功能同样重要。而无论从社会经济角度来看，还是从个人生活角度来看，女子的生殖功能和其生产功能同样重要。“在某些时期，生育后代的确比犁地更为有用。”（注：西蒙娜·德·彼伏娃《第二性》（全译本）Ⅰ，书籍出版社，1998年2月版，第64页。）因此废除家庭并不一定就可以解放妇女。总之，波伏娃认为恩格斯对妇女问题的论述是不深刻的，他所揭示的真理仿佛是偶然、附属的。为此，她提出应放眼于历史唯物主义之外的看法。因为历史唯物主义在男女身上只看到了经济要素，它不适合全面认识一个具体的女人，唯有存在主义才能从人的生存的全方位去认识我们所谓的人的生命的那种特殊的存在形式。
随着女性主义批评的发展，对马克思主义提出质疑的批评家越来越多。70年代后期在女性主义批评中展开过一场关于性别平等与差异的大讨论。讨论中人们在理论上陷入困境，无法在平等和区别之间作出选择。如果强调区别，就意味着公开承认女性的地位比男性低下；如果主张平等，就等于消除了性别差异，使妇女被男人的社会准则所同化。讨论使人们开拓了视野，人们开始既从历史上寻找新的线索，又注意吸取现代社会的各种理论，于是出现了许多对马克思主义提出批评或重新阐述的情形，并由此产生了一些新的理论。
大学生马克思论文【最新8篇】
为进一步说明问题，这里有必要对“四大结构”作一些具体的考察。关于生产结构，米切尔认为，马克思、恩格斯等将妇女在承担体力劳动中处于劣势而受压迫与私有制的出现联系在一起的假定过于简单化。事实上，社会压迫与基于生理能力的劳动分工之间是互相作用的。这种压迫相对于经济关系而言，更是一种政治关系。通过回顾历史，她指出妇女体力上的劣势并没有妨碍她在特定的社会中从事某些工作。在许多农业社会，妇女同男人一样，从事农业劳动，甚至承担了比男人更多的劳动。随着化的到来，机器的使用更使体力变得不那么重要。因而米切尔指出，“并不是妇女体力的弱势将其排除在生产活动之外，而是她的社会劣势使其沦为社会的奴隶。”（注：朱丽叶·米切尔：“妇女：最漫长的革命”，载《当代西方女权主义理论精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5月版，第18页。）关于生育结构，米切尔认为，母亲的生理功能被排除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分析之外是很大的不足。事实上，生儿育女、操持家务是女性的天职这一观点一旦被人们所接受，妇女的从属性就不可避免。因此，从原始社会、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妇女在家庭中的作用无外乎以下三种：生育、性和后代。所以，米切尔指出：“只要生育仍是一种现象，妇女就注定要成为社会剥削的对象。”（注：朱丽叶·米切尔：“妇女：最漫长的革命”，载《当代西方女权主义理论精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5月版，第20页。）不过，她已意识到现代医学的许多发明预示着人类生育模式最终是可能改变的，“生孩子不再是妇女唯一或首要的天职，而是可以有选择的。”（注：朱丽叶·米切尔：“妇女：最漫长的革命”，载《当代西方女权主义理论精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5月版，第21页。）在谈到机制时，米切尔指出，由于传统上是妇女地位最忌讳的范畴，性自由及其与妇女自由之间的关系又是一个十分棘手的课题，所以，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几乎都不原提及它。然而从来在机制中，男性总是占统治地位，即使西方个体婚制即一夫一妻制的出现后也并没有实现一对一的真正的平等，它甚至还掩饰了真正的剥削和不平等。但是形式上的平等本身不能不说也是一个进步。米切尔指出，“一旦形式上确立了夫妇平等（一夫一妻），性自由——在一夫多妻制情形下通常是一种剥削——反过来又变成了一种要求解放的潜在的动力，这意味着超越当前性制度限制的两性的自由”。（注：朱丽叶·米切尔：“妇女：最漫长的革命”，载《当代西方女权主义理论精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5月版，第25页。）在她看来，妇女要求性自由与妇女解放关系甚为密切。在讨论幼儿期和家庭模式等问题时，米切尔注意到了现代心理学家托尔科特·帕森斯的理论。帕森斯认为，一个人的个性在童年时代已经形成，此后相对稳定，即不会因成年的经历而彻底改变，所以，社会化过程在任何社会中作为本质的过程是十分重要的。而儿童社会化过程在其初期主要是由母亲的抚育得以实现。米切尔认为，这从表面上看，母性作用得到了强调，妇女地位也随之提高，但实际是一个假象。因为母亲由于把大量的时间精力等投入在抚养孩子实现其社会化过程上，而自身的素质提高受到了。况且社会并不为母亲提供特别的时间、优厚的待遇和各种需要的文化素质教育，“社会化不能简单地因妇女新的母性天职而提高。”（注：朱丽叶·米切尔：“妇女：最漫长的革命”，载《当代西方女权主义理论精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5月版，第30页。）所以，实际上儿童社会化过程和新的母性天职的背后却隐藏着社会对母亲也即妇女更深的压迫。这里，米切尔实际上在呼唤一向被社会忽视了的妇女作为母亲应有的权利。基于对这四大结构的分析，米切尔得出结论：只有改变紧密结合成统一体的上述四大结构（而不是只改变其中的一个），妇女才能真正获得解放。她还指出，在这四大结构中，经济因素（即生产结构）仍然是主要的，但是必须伴有同其它三大因素相一致的政策，这些政策在直接行动的特殊关头所起到的作用可能超过经济因素。过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错误就在于将其它因素视为可简化的经济因素。从朱丽叶·米切尔的四大结构理论中，不难发现，她一方面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另一方面又吸收了现代心理学成果来补充这一传统理论的不足，形成了自己的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批评的特色。
如果说“四大结构”理论还比较因循马克思主义传统的话，那么“性别理论”对马克思主义所作的批评和修正就相当显著。“性别理论”的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批评的重大发展。性别理论所探讨的性别问题主要是指“社会性别”。有关这一理论的研究在美国极为盛行，为了强调两性间的根本关系在于它的社会性，美国的女性主义批评家首先使用社会性别这一概念，以区别于生理性别。后者是指男女之间由于先天的基因、荷尔蒙分泌不同等造成的生理上的差异，前者是指男女之间由于特定文化环境，后天形成的社会“性属”上的差异。男女之间的差异不仅是生理的，更重要的是社会的。正是社会性别造成了男女两性的对立。在美国女性主义者看来，传统马克思主义只把阶级作为分析的主要范畴，所以无法分析妇女受到的特殊压迫。将阶级与性别融为一体的探讨成为美国女性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和补充。譬如，艾里斯·扬在其《超越不幸的婚姻》一文中，就试图将家长制理论与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分析结合起来。而另一位女性主义批评家琼·凯利在《女权主义理论二元视野》中则提出经济和性别系统互动而产生社会和历史经验的看法，她在赞同马克思主义强调经济对性别系统的决定作用的同时，进一� （注：《当代西方女权主义理论精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5月版，第160页。）
在批判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不足方面，美国的盖尔·卢宾致力尤甚。卢宾对于建立在摩尔根的人类社会起源研究之上的马克思、恩格斯的妇女理论持明确否定态度。她引用了当代人类学的成果来说明，史前曾存在过母权制社会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因而否认了恩格斯的女性受奴役与社会发展同步的理论。她指出，“人类的社会行为开始于人类自身的再生产，这时所建立的关系比在生产过程中建立的关系更重要。”（注：柏棣：“平等与差异：西方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理论”，《西方女性主义研究评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5月版，第6页。）此外，卢宾参照结构主义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关于信物交换、禁忌的理论指出，社会的“性别制度”是建立在交换关系上的。“在以人类再生产为主的社会中，最重要的信物就是女人，最基本的社会流通就是交换女人，婚姻是交换女人的仪式和形式。”（注：柏棣：“平等与差异：西方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理论”，《西方女性主义研究评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5月版，第6页。）所以，卢宾认为交换女人是女性主义的一个重要概念，这样就揭示了女性受压迫的根源是性别制度。卢宾还借鉴弗洛伊德、拉康的“恋母情结”学说，谋求改变性别制度的可能性。恋母情绪出现于孩子确认自己性别角色的时候，如果孩子顺利完成这一确认，恋母情结随之结束，成为正常的男人或女人；反之，恋母情绪将伴随终生，成为“性怪癖”或“同性恋”。卢宾认为，恋母情结是人类性别化的关键，改变这种文化心理现象有可能根除性别压迫和歧视；而解决问题的关键应是社会再生产领域的分工。例如，孩子最早的性别意识是多重的，若男女双方能真正分担养育幼儿的工作，那么就会从根本上打破“男主外，女主内”的观念。因此，卢宾提出女性主义应该用文化革命的方式对人类再生产领域进行改造，这样不仅能解放女性，而且将把整个人类从限制人格发展的两性观念的束缚中解放出来。
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批评在对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多方面的批评和质疑的基础上，以性别理论为突破口，为当代批评领域输进了新鲜血液。性别平等和差异的探讨反映在批评实践中，主要是主张寻求女性的传统，强调女性经验、女性独特的想象力和理解力，从而呼吁建立妇女自己的文学史、女性美学等。由于“社会性别研究”研究文化深层的社会性别问题，所以扩大了女性主义的思考范围。
三
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批评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呈现出复杂多样的理论态势。有的遵循马克思主义传统，有的试图修正马克思主义理论，还有的则试图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阶级、经济等概念与女性主义批评中的性别、种族等概念融合起来。毫无疑问，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继承发扬了马克思主义批判、怀疑的精神，彻底动摇了以男权为中心的文化传统，为妇女解放运动作出了贡献。对于马克思主义传统理论的质疑和批评，尤其是性别理论的提出，则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强调阶级压迫，女性主义在阶级压迫的基础上提出了同一阶级中男女两性的冲突，从而突出了女性所受的特殊压迫；马克思主义强调经济决定因素，女性主义在肯定经济要素的同时提出了社会、文化等其它要素；马克思主义提出女性获得解放的先决条件是走出家庭参加社会生产，女性主义在此基础之上提出用文化革命的方式对人类再生产领域进行改造；马克思主义提出社会主义即等于妇女解放，女性� 可见，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在妇女理论方面拓宽了思路。
马克思思想论文 篇二
论文摘要：马克思立足于历史唯物主义，以“资本”为核心概念，揭示了现代性的困境及其成因，实现了对传统现代性的批判超越。这种批判超越，是现代性研究范式的变革，体现了理性与价值的辩证统一，为人类解放指明了方向和道路。
论文关键词：马克思哲学现代性资本现代性批判
“现代性”作为当今学术界的一个热门话语，来自不同领域的学者们从时间意识、历史观、社会状况、哲学思维和美学艺术等不同视角对其给出了斑斓多彩的界定。由于现代性本身的多维性和复杂性，这些研究为我们认识现代性问题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但无论是“作为历史分期的现代性”、“作为启蒙的现代性”还是“作为审美的现代性”，往往是从客体的角度而非主体的或实践的角度来诠释“现代性”的。马克思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视野中透过现代性制造的种种“幻象”和“迷雾”，深刻地揭示了“现代性”的本质。
一、马克思哲学对现代性问题实质的指认
现代性作为现代社会发展过程的基本特征与表现，体现于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是一个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多领域的总体性概念。马克思从当时的历史语境出发，对现代性问题进行了多维透视，指明现代性内涵于资本的逻辑之中，处于历史的流变之中，展开于社会的矛盾裂变之中，呈现于全球性的视域之中。
第一，马克思的现代性理论是紧紧围绕资本逻辑的分析来展开的。在马克思看来，现代性说到底是在现代生产基础上资本运动的产物，是随着资本运动而发展起来的。而资本是以不断追求最大限度的利润为逻辑的，利润驱动着资产阶级不停地变革、创新，资本的内在本性刺激了现代性的生成和发展。
第二，现代性不是一个固定的模式。一方面，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现代性有其不同的重点。文艺复兴时期的现代性不同于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现代性，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现代性不同于工业革命时期的现代性，而工业革命时期的现代性又不同于晚期资本主义的现代性。另一方面，在不同历史时期或不同发展阶段，同一种现代性因素在性质、作用和特点上会发生不同的变化。
第三，现代性的发展是一个充满曲折与冲突的历史过程，因而包含着深刻的内在矛盾。一方面，现代性的发展给人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文明成果；另一方面，现代性又是在“血与火”中发展的。从根本上说，现代性的内在分裂源于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
第四，马克思关于现代性问题的分析，并未局限于“传统与现代”的框架，而是将其置于“全球性与现代性”的视域。首先，现代性生来具有国际性。其次，现代性蕴含着现代文明的特质与标志，有其共通性和普适性。再次，现代性具有开放性。
二、马克思哲学对现代性问题困境的分析
现代性在把人类带 马克思清醒地看到，现代社会“一方面产生了以往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都不能想像的工业和科学的力量。而另一方面却显露出衰颓的征兆，这种衰颓远远超过罗马帝国末期那一切载诸史册的可怕情景。”
1．现代社会“虚无性”的根源——资本的虚无性
首先，资本把一切“价值”都还原和等同于市场“价格”，结果“价格”取代了“价值”，并最终导致“价值”的丧失。一方面，在资本占据统治地位的条件下，人的生命的一切丰富的因素，社会生活中的一切内容，其存在“价值”变成了“交换价值”，它们必须到市场上贴上价格标签，作为一种商品获得其存在的理由；如果不能被换算为市场价值，就等于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另一方面，作为“消费者”，只要他愿意按照商品的价格支付货币，就可以从市场中购买到所需要的一切。换言之，只要是可以“买来”的，就是有“价值”的，只要支付货币，一切便都是可能的，“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显然，按照这种逻辑，任何真正的价值都会失去其存在的合理性。
其次，资本具有毁灭一切价值、破坏一切价值秩序的本性。马克思指出，“资本”具有融化一切确定性、使一切固定的东西都摇晃起来的冲动和本性，由此破坏了稳定的价值秩序和价值基础。资本的唯一目的就是不断实现自身的增殖，这决定了它具有不断膨胀、骚动和扩张的欲望和冲动，从而使整个社会处于永不停息的动荡与不安之中。
再次，资本的无限膨胀、骚动不宁使其陷于白相反对、自我摧毁的逻辑，这种逻辑具有破坏一切价值的虚无本性。资本的不断扩张是以不断让自己的创造物过时、贬值和毁灭为前提的。为了追逐更大的利润，资本的创造物必须过时、贬值和毁灭，这是它积蓄、充实和强化自己力量的源泉和继续存在与扩张的条件。而这种继续存在与扩张又必然会带来更大的贬值和破坏性结果，创造是为了贬值和破坏，贬值和破坏推动创造，如此充满内在悖论的恶性循环，构成了资本特有的存在和运动方式。这种创造与破坏的循环，体现了资本基因中所蕴含的非理性的逻辑，同时表现了资本反价值和反文明的本质。
2．资本追逐利润的本性使现代社 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百分之十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百分之二十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百分之五十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百分之一百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资本犹如一匹脱缰的野马，永无休止地满足自己的欲望和释放自己的能量。然而，与此相伴随的是周期性的商业危机，“在商业危机期间，总是不仅有很大一部分制成的产品被毁灭掉，而且有很大一部分已经造成的生产力被毁灭掉。在危机期间，发生一种在过去一切时代看来都好像是荒唐现象的社会瘟疫，即生产过剩的瘟疫。”…”。资本创造了丰富的财富，充分展示了人的力量，然而资本的创造物却像一个魔鬼一样，挣脱了人的控制，把人的生活带向了毁灭的深渊。资本所统治的社会是一个失控的风险社会，生活于其中的人们则受着外在于自身的盲目力量的支配。这表明，风险社会源于资本所统治的经济秩序，只要存在着这种经济秩序，风险就会与之如影随形，成为挥之不去的梦魇。
3．资本扩张是现代社会危机和冲突的主要根源
马克思认为，资本支配和使用着三种“自然力”：一是劳动力，即人类生命体的“自然力”；二是自然界的自然力，如水力、矿藏等自然资源；三是“社会劳动的自然力”，即人们的劳动关系所蕴含的生产力。资本通过上述自然力而转化为不断膨胀的物质生产系统，从而创造了现代化产业结构与现代生活方式，整体地支配着人类社会的“全面生产活动”。资本在创造现代社会物质与精神成就的同时，也在制造着社会各个层面的冲突与危机，成为现代社会冲突的主要根源。首先，资本对人的“自然力”(人力资源)的掠夺性使用，产生了过剩的贫困化人口，减少了市场的有效需求，逐步丧失资本扩张的市场空间，由此形成资本主义日益深刻的经济危机与社会冲突。其次，资本对自然界的“自然力”(自然资源)的无止境消耗，造成生态环境日益遭受破坏，由此引起人类与自然界的冲突。资本主义积累是建立在不断增长的生产率上的，生产率的增长意味着一定的雇佣劳动能加工比以前更多的原材料。
经济的不断增长，对原材料的需求量就会不断增加，对资源的开发力度就会不断加大，使原料在不变资本的支出中占有越来越大的份额，从而加剧环境的恶化和资源的枯竭。再次，资本对“社会劳动的自然力”(社会关系)的无止境开发，形成了导致人片面发展的社会分工体系与相应的社会文化系统，使人日趋沦为“单面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发展生产的一切手段成为支配和剥削劳动者的手段。剩余价值的增加，是靠牺牲工人的利益来实现的。它使工人畸形发展，变成机器的附属品；它使工人受劳动的折磨，并且随着科学作为独立的力量加入劳动过程而使劳动过程的智力活动与工人相异化。
4．资本逻辑控制下人的生存危机
资本逻辑的控制，使人失去了自由自觉的生存品性，人沦为与物无异的“现成存在者”。在对私有制、社会分工和异化劳动的分析中，马克思描述了人类的生存处境。在现代社会，人们之间建立起了全面的关系，但是商品的普遍抽象只是形成了一种形式的全面性和多样性，通过商品交换建立的社会关系不是人们之间的自由的联合，人的独立性是建立在�
以“普遍的社会物质交换”为特征的现代社会，克服了古代社会那种单纯的原始丰富性，通过抽象劳动建立起丰富的社会关系。然而，这种关系在异化劳动中是作为外在的力量与人本身相对立的。在资本的统治之下，现代社会呈现出如下一幅形象：
三、马克思哲学对现代性困境的解决
马克思是现代性问题的深刻批判者，但他并没有因此走上彻底否定现代性的道路。在马克思看来，现代性的危机和困境，并不意味着现代性所内涵的关于人和社会的价值理想已然失效，更不意味着现代性失去了进一步发展的潜力，而只是表明了人们赖以实现这一价值理想的方式和途径出了问题。为此，必须在对现代性的反思中重新设计通往未来理想社会的道路，为现代性的发展指明方向。
1．马克思对现代性的批判超越
从根本上说，马克思所实现的变革是一种现代性研究范式上的变革，而这一变革是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的。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中的现代性批判，赋予了商品、资本、异化等概念以新的含义，它们作为现代性的基本范畴，同马克思进行批判的观念工具是一致的。马克思以“资本”为核心对现代性进行阐释，使现代性批判第一次进入社会革命的维度。
首先，马克思以生存论革命确立了实践关系思维，超越了现代性的“理性批判”范式。马克思现代性批判思想是与对传统形而上学的哲学革命相联系的。马克思的哲学现代性变革，不仅抛弃了抽象本体论哲学的创构努力，而且也将传统认识论从现象界扩展到社会生活领域，从而实现了从超验的、抽象的实体存在向感性的存在的转换，进而实现了从传统的存在论和认识论到生存论的转换。
其次，马克思的批判透过逻辑的表象深入到历史的真实。在马克思看来，历史是作为逻辑的现实对应物而出现的。马克思将历史作为哲学思考的重要领域，并在历史生活基础上对现代性展开了反思。当马克思将自己的理论视角触及到社会生活世界的时候，显然不是回到胡塞尔所说的“生活世界”，因为这样的生活世界只是指人的日常生活世界，其中是没有历史差异的。马克思也不是要一般地回到社会生活世界，而是要回到具有历史规定性的社会生活世界即资本主义社会，把对现代性的理解建立在具体解剖现代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基础上。这样，马克思就把现代性的命运与资本的命运密切联系起来，从“历史深处”对现代社会进行了全面、彻底的解剖和批判。
再次，马克思的批判从现代性抽象主体转向真实社会的主体。现代性问题的核心是主体和主体性问题。现代性的发端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对主体的发现，强调人的尊严、个性和选择性。马克思对这种抽象主体观进行了彻底解构。他认为，主体、自我不过是被抽象地理解的和通过抽象产生出来的人。人的主体性不能脱离主体而存在，必须从人的实践活动出发来理解主体，把人的自由自觉的自主活动看作是人的“类本质”。马克思强调这种“类本质”的实践生成性，把人置于现实的社会历史过程之中。这样，对主体问题的考察，就由理想存在的类本质的分析，深入到了对现实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社会本质的分析，实现了从抽象人到现实人、具体人的转变。
2．马克思对现代性的辩证继承
马克思对现代性的反思，既肯定人的主体性，又强调人的活动的受动性。现代性对理性的张扬，实际上是把人的主体性推向了极端。马克思通过对实体思维方式和本质主义理性观的批判，抛弃了各种抽象本体和形而上学的先验预设，立足于具体的感性世界，强调了具体的历史性过程。马克思认为，实践是人的总体性的生命活动，是人的“类本质”，也是人的存在本质。人通过实践而使自身成为“类存在物”，并由此使自身具有普遍性品格。在马克思对实践的理解中，内在地包含着人对自然界以及人对社会的双向互动关系，实践概念也因此而具有能动和受动两种规定性。马克思正是基于对实践的理解来分析现代性问题，并立足于经济活动过程和社会历史发展进程，考察和揭示了私有制和劳动对立的历史必然性。
马克思的现代性反思，既注重感性经验世界的认识，又强调超验性(理想)的合理性。马克思虽然超越了传统现代性的形而上学哲学基础，超越了传统现代性的“先验性”，但没有完全否定“超验性”。马克思指出：“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和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生成的。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因此，共产主义“是人的本质的或作为某种现实东西的人的本质的现实生成，对人来说的真正实现”””。显然，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人的本质”、“合乎人性的人”、“共产主义”等关键词，都是在一种必然性的意义上对人的规定。这种规定既是逻辑的，更是历史的。正是后者标志着马克思所说的现代性不同于以往现代性的特质，它不仅是对现代性的“实然”的描述，而且包含着“应然”意义上的超验性规定。
马克思对现代性的反思体现了理性与价值的统一。无论是在传统现代性那里，还是在当代西方的反现代性那里，理性与价值都是割裂开来的。从“休谟难题”，到康德、韦伯的“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界分，再到法兰克福学派的“主观理性”和“客观理性”的对立，都没有走出这种理性与价值的“二律背反”。马克思将理性和价值置于社会生活条件之下，把它们看作是在实践基础上的主体与客体的辩证统一。
在马克思看来，理性和价值既是人的生存和发展不可或缺的内容，也是人类活动所追求的目标，同时还是作为人类掌握世界的特定方式而存在着的。在对现代性的批判中，马克思将对现代性理性精神的分析与对人的生存的分析结合起来，不仅肯定了理性进步在人类发展中的意义，而且指出了这种理性进步带来的人的异化现象，并由此指出了扬弃人的异化、使理性与价值走向统一的道路。
马克思既把现代性看作是一元的，又不排斥多元性的存在。现代性起始于西方，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以及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而出现的。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随着生产的发展和世界市场的建立，整个世界经济日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从而使“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马克思认为，世界历史不仅使经济出现全球化趋势，而且使“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由许多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不难发现，马克思在这里强调的是现代性的一元性。但是，马克思从来就反对将现代性仅仅理解为一元的观点。当资本按照自身的逻辑跨越国界而打开通往非西方国家大门的时候，加剧了非西方国家和西方国家之间的冲突。在这样一个充满诱惑和陷阱的全球化时代里，必然推动着民族主义意识的觉醒。就一般意义而言，人的一切活动都是在理性指导下的能动的选择过程，人对现代性的选择不仅意味着理性的进步过程，而且也是各民族自主选择的过程。
马克思主义论文 篇三
基于实践，社会主义社会已经所剩无几，这使马克思主义面临空前的危机，并且对某些马克思主义不得不明确表达对未来的激进选择提出了质疑。毫无疑问，激进选择是必要的，因为当代危机不只是社会主义或马克思主义的危机，也是资本主义的危机，但我们还是应该避免激进行为，安守现状，因为现在看来还没有什么可以充当资本主义的替身。僵局迟早要被打破，而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怎样思考这样的选择，尤其是在这个时候，资本主义替身的主要来源似乎已在其自身历史结果的重压下四分五裂了。
资本主义的历史表明它自身有能力渡过多次危机，这使马克思主义观点的正确性不断地受到怀疑。同时，马克思主义也遭到各种激进观点的质疑，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因其对经济剥削和阶级问题的过分专注，而无法看到在狭隘的经济组织之外还存在别的压迫和剥削。这些观点在过去的几十年一直十分盛行，因为如下的情形已经越来越明显：虽然社会主义社会解决了一些经济剥削和压迫问题，但他们无法解决另外一些基本的社会和政治问题，而且这些问题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比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表现得更为尖锐。
诸如此类问题的持续存留，使信仰马克思主义的新一代觉醒了，但同时也削弱了这一代人的信心。既然社会主义社会能够宣称提供资本主义的替身，马克思主义者就得通过承诺对现存问题在未来的解决方案而避免对马克思主义基础的质疑。既然社会主义社会的解体看来已经使马克思主义丧失了未来，那么就不能再拖延直面这些问题的时间。全球经济组织的巨变，不仅迫使一部分社会主义社会解体，而且引发了对接踵而来的对马克思主义相关性的质疑。全球性资本主义的出现，因社会主义社会的瓦解而日益引人注目，它改变了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也改变了民族国家的角色，并且提出对所有关于发展和社会变化的评论进行重新思考的要求。由于这些变化，支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主要社会力量即工人阶级，被贬低到了社会的次要地位，其他的支持者在新的形势下也只能寄希望于政治和社会的未来。虽然现在就宣布马克思主义的解体可能还为时过早，但是很明显，马克思主义已不足以解释新的世界状况中产生的新问题。人类解放的理想──广义地讲，就是从经济的匮乏中、从社会和政治的剥削压迫中解放出来──必须立足于一种不同于马克思时代的新的世界形势，而且必须与新的社会支持者的理想相结合，因为他们是伴随着这种新的状况产生的。
正是这种新的世界状况制造了马克思主义最近面临的空前危机。但同样也是这种新的世界状况，使资本主义发展的特征暴露出来。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也缓解了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前提的质疑──把马克思主义的失落解释成对资本主义进行的激进批判。考虑到马克思主义在所有激进理论中的中心地位，以及在过去所有对资本主义替身的激进表述中的中心地位，如果我们要全面把握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所存在的所有缺点的话，那么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大胆地面对这些问题。我的目的不是要在其他激进观点的危机中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再次评判，以便把它从其过去历史中挽救出来。我的目的是揭示其缺点，以便在思考关于未来的激进可能性时──不管这种可能性看上去是多么的遥不可及──能够正确地面对这些缺点。
我将结合当今社会在全球范围内的重新调整来讨论马克思主义。这种重新调整指的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解体，更重要的是全球性资本主义的出现，它为理解当代全球的变化提供 我认为，对于把握这些变化的实质及其影响，马克思主义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只要它能避免那种被建构到理论中去的现代化主义（modernizationalism）。毕竟，现在成问题的不只是马克思主义，还有关于现代化和发展（或者说"恶性发展"，旺达那·希瓦（VandanaShiva）这样称它）的整个观念。马克思主义不仅需要摆脱现代化的时空目的论，而且需要摆脱概念的目的论，它应该进入社会变化的丰富多彩的概念化过程，即便最终的结果是要求妥协、乃至放弃理论的一致性。我认为，解放的问题不应被任何一种理论所局限，包括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如果理论必须通过妥协来达到解放的目的，那就让理论妥协。理论存在的目的就是为了推进解放，而不是使解放屈就于理论本身或者某种标识理论的特殊理想。我关于拟定一个解放议程的那些结论适应于当代的世界状况，但不能因此而轻率地把我当成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因为那些结论同样也可以说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我认为，总的来说，传统马克思主义的主要范畴（包括阶级范畴），不仅不能解决解放的问题，而且无法解释当代资本主义及其在全球范围内所造成的社会结构和所暴露出来的问题的全部复杂性。因此，我反对用这些范畴来制造理论上的整体化，也反对将其他范畴强加给马克思主义的做法。我的评论包含了对马克思主义元理论的时空预设的批评，正是这些预设使马克思主义在历史 我的结论是，解放的理想必须独立于理论而形成，因为这种理想并不象过去的马克思主义信奉者所假设的那样是马克思主义内在固有的东西，或者更确切地说，马克思主义理论内在固有的理想因为源自资本主义社会，所以是有限的。
但我仍然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它所指导的革命实践，对于了解这种关于"从理论中获得解放"的争论来说是必不可少的。换言之，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它所产生的历史经验，我自己的观点就无法产生。我对当代资本主义（以及其中的社会主义的命运）的分析受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分析的启发，同时我也直接引用以不同形式表述的世界体系理论。即便是我引入理论（或理论范畴、或其元理论前提）中去的那些附加观点，也都是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革命实践的产物。为了进一步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存在的问题，我还借助于三十年代中国的革命经验──我视之为第三世界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典型实例──并用纯粹毛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术语来表述。实际上，那些附加的观点已经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和革命传统的一部分，虽然马克思主义者们可能不太愿意去领会其中隐含的全部寓意。
这里，成问题的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拒斥，而是马克思主义的"自我批评"。尽管有人硬说整体性是马克思主义本来具有的，但我还是拒绝那种把马克思主义变成封闭体系的整体化做法。这类封闭体系由一种概念简化主义（categoricalreductionism）所引导，把所有社会范畴消减成为数不多的几个马克思主义范畴。当然，整体化的做法对于反抗具有整体性的资本主义来说是必要的，但更重要的是整体化应该超越资本主义，把社会问题同解放结合起来。因为，不管资本主义对于暴露这些社会问题来说是多么重要，但在资本主义问题范围之内终究不会包容这种解放。因而整体化的新模式必须是开放的（也即历史的）而不是被概念预设所限制的。它也不应是一种简单的多元性，因为要它保留对整体性的渴望和在历史地表述整体性的过程中使概念清晰化的需要；它预设具体表述过程中的社会概念不是彼此孤立的──就象它们在抽象分析法中表现出来的那样，而应具有不可缩减的多重决定性（overdeterminedness），即在历史地演变着的整体性中赋予具体社会概念以相应的意义并且设制把握这种整体性的程序。这也同样证明了我关于解放的目标必须独立于理论的主张。道德选择并不必然地隐含在理论中或其即将到来的历史环境中，但它对于表述解放的目标是重要的。而这并不是说这些选择自身是武断的；不管他们是否可能、乃至是否找到得以显现的方式，这些选择也不应同解放的物质环境分裂开来。马克思主义对此有过诸多论述，然而为了坚持解放的目标，马克思主义必须在解放斗争过程中重新定义自己，并准备好把它的整体性概念跟一种更广泛的整体性结合起来。这种更广泛的整体性有可能出现在争取解放斗争的地平线上，以至最终取消其理论本身。
我想通过对"阶级"的简要分析来说明以上的观点。我的观点是：阶级范畴──马克思主义用以进行社会分析的中心范畴──不仅不足以分析解放的条件，而且其简化主义甚至可能成为完成解放任务的障碍。但这不是说社会分析可以不要阶级概念，也不是说阶级概念与对解放目标的表述毫不相关。在目前用于激进社会分析的所有流行范畴（我指的是性别、种族、人种等等）中，阶级范畴对具体的社会认同来说仍是不可化简的。阶级范畴的抽象性，对于揭示那些位于资本生产模式的中心、隐匿于其日常运作假象之后的社会关系来说，具有相当的重要性。而性别和种族之类的范畴，不管我们多么坚信它们代表某种社会结构，却只具有极易辨别的社会的（极端地说，是生物学的）特质。阶级范畴却不同。历史上对阶级进行具体社会表述的各种尝试，为阶级的抽象性提供了广泛的证明。不过，这样的证明因事而异，它们不是出现在易辨别的社会联系中，而是出现于相当抽象的"阶级意识"观念中，而这种观念又极易在日常生活中被更加具体的社会关系所淹没。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如果作为概念的阶级是有意义的话，那么它主要具有"自在"的而不是"自为"的意义。这也许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产生和维护这种基于阶级的政治时遭到失败的根本原� 然而，这种抽象性正是使阶级作为一个概念变得更重要的东西。因为资本主义为不属于它自身的问题提供了系统的文本（虽然它可能要为使它们成为问题和向它们提供特定的表述形式而负责）,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阶级范畴超越了社会分析的所有其他范畴。阶级不是作为一个具体的社会存在而是作为一个抽象的理性范畴才具有相当的重要性，它使得其他概念无法做到的对资本主义的理性� 我们可以设想一种包容着不同性别、不同种族等的资本主义，却不能设想一种没有阶级的资本主义。如果说其他范畴对于理解政治意识和政� 由于具有社会具体性，性别、种族等范畴很容易被资本主义权力结构所吸纳，而且对群体中成问题成员的吸纳还很容易被误解为对全体成员的吸纳。当群体表现为一个具体的社会实体时，群体认同的确会变得非常容易。
而另一方面，阶级的问题在于简化主义，在于它假设所有其他社会关系所产生的问题都可以化简成阶级的问题，� 我认为，这种简化主义存在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理想）视野被它的资本主义文本背景所局限的地方，以及被它自身对资本主义的抽象表述所局限的地方。因为具体的阶级从未以一种纯粹的形式出现过，而只是表现为社会存在的多重具体性，所以如果把阶级从其他社会范畴中孤立出来，不仅会造成分析的误导而且会构成日常解放斗争的障碍。解放的理想因陷于阶级问题而束缚了自身，所以其他问题──不是资本主义社会之外的问题──很容易执着于以前的那种资本主义，而且在所谓的社会主义社会中已经这样做了。
当代资本主义的展开，使这些问题更快更充分地暴露了出来。我将论证，与具体问题的面对，表明争取解放斗争的地方是在"边缘"（范畴意义上的，而不是社会的）。因为，正如当下的状况所显示的，资本主义已经将边缘带入了解放问题的中心，所以需要寻找的不仅是一个新的道德方向，而且是一种更为开放的理论表述。我们已经知道，马克思主义不足以应对边缘的全部复杂性，但是马克思主义在理解这些复杂性和在创造不同的未来的时候并非无足轻重。不过，为了达此目的，马克思主义必须使自己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马克思主义理论由此而在历史上产生──为其铺设的地平线上解放出来。
在这本书里，我较少关注马克思主义的特殊理论表述，而更多讨论它的元理论预设，特别是它的空间和时间预设。这有两个原因：第一，我认为理论的时空预设影响着理论的表述，而且从根本上说，前者塑造后者。资本主义内部的近期发展已经把时空问题摆到了理论思考的前沿。我将在我的结论中回到这一点，而我在这里想说明的是，这些问题在"第三世界"的马克思主义观点中一直非常突出。为了说明他们提出的问题，我将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作为讨论的起点。
第二，元理论预设与马克思主义现在面临的严峻问题密切相关：马克思主义的真正局限到底是什么？换种方式说，马克思主义是否能从概念上超越资本主义社会？或者它的批判能力是否是有限的──是否被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表现形式所限制，甚至可能被资本主义的一个特定阶段或某些特定因素所限制？这些问题我都将予以讨论。在其时空预设中，马克思主义的确是被世界的概念化过程（conceptualizationoftheworld）所限制，在这一过程中，正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在为时间和空间──或如伊曼努尔·沃勒斯坦所言，时间空间（Timespace）1──的排列提供规则。更坦率地说，在关于取代资本主义制度下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存在表述的表面下，马克思主义的时空预设已经受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意识形态霸权的惩罚，而马克思主义本身正是这种生产方式的产物，它限制了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替身的思考能力，对此，"社会主义"社会的解体就是一种令人悲哀的证明。这让人想起卢卡奇，他曾把马克思主义（或历史唯物主义）描述为"资本主义社会的自我意识"2。而我想进一步说明的是，即使是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内部，任何意在超越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上（或之外）的评论，都必须同时也超越马克思主义。这不同于那种认为可以忽略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既有观点的说法，我将证明马克思主义对任何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面评论来说，虽然不是充分的，却都是必不可少的。而值得讨论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如何摆脱其时空预设的影响，因为只有那样它作为一种批评理论才有可能超越资本主义的界限，虽然那样可能要求放弃理论之为理论，或至少是我们所知道的那种理论。这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再次为我们提供了一些观点，虽然这些观点被表述出来只是为了接着就加以放弃。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问题的表述中，已经很清楚地表明我并不赞成眼下流行的认为现存社会主义社会的解体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终结的观点。这不是因为我认为马克思主义与"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之间没有联系，而是因为与马克思� 我同意杰姆逊在评论关于马克思主义终结的流行观点时的看法：
我认为，最明显的矛盾，就是同时宣布资本主义的胜利和马克思主义的终结。但是马克思主义是第一个研究资本主义及其规定性和矛盾的学说：如果说资本主义现在是全球性的（就象马克思所设想的，这种全球化必须在社会主义──马克思认为它是潜伏在资本主义结构内部的──之前实现），那么可以肯定马克思主义比以前更具有相关性了。3
杰姆逊关于"潜伏"于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社会主义的观点正说明了在我看来是马克思主义的问题的东西，而在其他方面他有力地论述了为什么现在马克思主义比过去更具有相关性的原因。事实上，社会主义国家的解体也许已经包含了一种解放的结果，使马克思主义可以同现存的社会主义国家摆脱牵联。例如后社会主义的新环境可能已经影响了人们的意愿，使政治家和公众（像美国一样）开始谈论到药物滥用、资本对劳动的压力、以及政府对富翁和权贵的屈从等，统统作为关于资本主义危机的普通常识，而丝毫不惧怕此种谈论与共产主义之间的联系。关于1992年联邦预算的争论充斥着对"导致阶级战争"和"富人反对穷人的阶级战争"的控诉。在1992年3月23日的"麦克内尔/雷赫报告"上，《芝加哥论坛》的编辑克拉伦斯·佩奇（ClarencePage）评论到："1992年会作为阶级冲出美国政治牢笼的一年而载入史册"。既然社会主义已死，马克思主义终于能够返回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中来了！
从理论上说，更重要的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解体使马克思主义摆脱了屈服于权力主义官僚政治的意识形态束缚，并为理论思考和理论发展提供了新的机会。正如保罗·利科（PaulRecoeur）所说：
党所创造的官方教条导致别的意识形态现象的产生……正如宗教被指控为使统治阶级的权力合法化一样，马克思主义也发挥了使党作为工人阶级先锋的权力、使党内统治集团的权力合法化的功能。提到统治集团的权力，这种合法化功能说明了为什么马克思主义的僵化 而矛盾的是，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就是他自己的意识形态概念的最特殊的写照，表现为它与现实联系的现存表述，以及它的相关性的消失。4
我认为，既然马克思主义已摆脱了官僚国家的霸权，那么在理论预设之内直面资本主义的霸权就更加容易了，而且为发展马克思主义而思考更多的可能性也更加容易了。实际上，现存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揭示出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如何被这些预设所扭曲的。
现存社会主义国家的解体给马克思主义带来的问题不是理论上的，而是实践上的。这并不是说这些问题因此而不重要。现存社会主义实验带来的醒悟，伴随着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的明显胜利，已经造成了人们对谈论或聆听马克思主义的反感。与早期不同，现在世界上很少有人赞成把社会主义模式当做资本主义的有效替身。事实上，资本主义霸权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表现得更加天衣无缝。虽然这种状况对任何严肃地讨论马克思主义的人来说显然很令人沮丧，但这既不意味着资本主义危机已经解决，也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重要性的否认；而是唤起了从新的视角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的重新思考，这种新的视角既考察资本主义的内在发展，同时也考察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因此，社会主义社会的解体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的衰亡。只要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还存在，马克思主义就会保持其相关性，无论是不是依靠马克思主义者来保持。那些急于宣告马克思主义之死的人（从乔治·布什到中国的专家们）5仅依据社会主义体系的瓦解，而轻易地忽略了发展理论──现代化的观念──中资产阶级对社会主义的替代的观点已陷入重重困境的事实，他们只看到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的表面胜利。实际上，马克思主义理论真正面临的严峻挑战不是现存社会主义国家的解体，而是全球性资本主义自身的发展，这些发展不仅对社会主义社会的解体起过作用，同时也造成了一些不恰当的过急发展方式的产生，包括"现代化"本身。这些变化本身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时空目的论的衍生物，它们引起了时间和空间新的概念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预设提出了疑问。如果说马克思主义即将死亡，那是因为它没有能力容纳这些变化，没有能力接受那些来自非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激进评论。换言之，马克思主义是否有可能被塑造成有别于"派生的理论"──即资本主义派生物6──的理论呢？
因此，成问题的是马克思主义在将来、而非现在的相关性问题。马克思主义对评论资本主义来说至关重要，因为没有哪一种对未来的思考能够忽略理论内在的批评前提。然而，马克思主义作为对未来的指导，和它作为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是两回事。马克思主义对未来的设想已经被资本主义的时空国际化扭曲了；这样一来，如我们所看到的，不管马克思主义作为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是多么有效，它并没有提供能够取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有效替身。全球性资本主义在近期的变化带来了资本主义时间和空间的散裂化（fragmentation），这对马克思主义的时空预设来说无异于釜底抽薪，但这也有可能使马克思主义摆脱那种把它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捆绑在一起的历史锁链。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目前的危机也许就为重新表述一种激进的社会理想创造了良机，而在这种新的社会理想中马克思主义是基础，用利科的话来说，"作为众多工具中的一件工具"7。
马克思理论论文 篇四
【英文摘要】TheglobalismandorientalsocialdevelopmenttheoryinMarx’slateyearscanbefurtherprobed.Thefactthatthebackwardcountriestooktheleadinenteringsocialismprovedagainthegenerallawofsocialrevolution,henceinevitable.ThebackwardCountries’takingtheleadinenteringsocialismitselfdeniestheworldcapitalistsystem.Undercertainhistoricconditions,thebackwardcountriescanstrideacrossnotonlythecapitalistproductionrelationshipbutalsoitsproductiveforces.
【关键词】东方社会发展道路/跨越/资本主义体系/生产力developmentalapproachoforientalsociety/strideacross/worldcapitalistsystem/productiveforces
关于马克思晚年提出的跨越论（即东方社会理论），理论界、学术界有过不少论述，其中不乏真知灼见。但在对东方落后国家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及其发展道路的具体理解上，仍有许多问题值得进一步探究。本文拟从四个方面进入深入分析，以期给世纪之交现实社会主义的发展提供新的方法论。
一、马克思晚年的跨越论及其东方落后国家率先进入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验证了人类社会的一条普遍规律：社会革命总是首先发生在落后地区
马克思主义东方社会理论认为：经济落后的东方国家由于它所处的历史环境，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而直接享用资本主义的肯定成果，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理论界在阐析这一理论时，总是以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形态依次更替的普遍性与不排除个别地区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首先发生社会革命，跨越一个或几个社会形态作为立论依据。这虽然是有道理的，但还不能从根本上令人信服。其实，要说明东方落后国家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率先进入社会主义的必然性，只要我们把目光转向更加久远的人类历史长河，便会发现一个基本的事实，社会形态的变革总是首先发生在落后的国家。
人类最早的社会制度是原始共产主义。在这一社会阶段，发达的地区是中国。散布中国各地的古文化遗址都是明证。以沈阳新乐文化为例，可窥见中国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发达状况。这是有距今7000年和5000年的两层遗址，在这块高地上，当年竟居住了12万人之众。他们有供上百人用餐的巨大陶鼎。这里还有7000年前使用煤炭为燃料的余渣，把人类使用煤炭的历史提前到距今7000多年。这里还有大量精致的印纹陶器，还有新乐人的图腾标志——木刻大鹏鸟的完整遗物。这一切说明，当时中国原始共产主义的管理机制较完善，社会交往已有可观的规模，社会运转稳定有序。其他各遗址，也揭示了当时中国原始社会相对发达的事实。在世界其他地区，尚未发现如此繁荣完善的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证据。这说明，在原始共产主义社会阶段，中国是较发达的地区，其他各地区则是相对落后的地区。
在进入奴隶制的社会变革中，到底是原始共产主义发达的地区还是落后的地区最先进入新的社会阶段呢？历史选择了后者。原始共产主义社会较为落后的地区如埃及、两河流域、印度首先发生变革，进入奴隶制社会阶段，而原始共产主义较发达的中国则较迟。
在奴隶制阶段，先后发展起来的地区和国家是埃及、巴比伦王国、印度以及后来的古希腊、古罗马民主共和国的奴隶制度。中国奴隶制度则相对落后。这不仅由于它地域狭小，延续时间短，严格地讲只有一千年的时间，同时也没有形成独立的影响强大的意识形态，连中央都城都是不断迁徙的。
然而，在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变革中，正是奴隶制较落后的中国最早发生了成功的封建主义革命，把世界其他地区远远甩在了后面。这是又一次较落后的国家首先发生革命的史实。
在封建主义社会，遥遥领先，十分发达。自秦朝开始便出现了中央集权的，大一统的，统一了文字和度量衡的，设立郡县制的发达局面。延续了几千年的中华封建社会，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令世界其他地区和国家相形见绌。
但是，当由封建制向资本主义过渡时，先进和发达的中国封建社会步履艰难，而封建制一直落后的欧洲却首先发生了资产阶级革命并获得成功。英法诸国封建社会成熟较迟，又不典型，时间也短，相比之下谈不上发达，但革命却恰恰又一次发生在这种落后地区。
在资本主义阶段，西欧、北美是发达地区，并且由于资本主义把世界联为一个紧密的整体，所以一切民族都很难改变列强的布局，除非打一次世界大战。相比之下，俄国、中国等国家，则是资本主义发展较迟且不充分的落后国家。
在由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社会大变革中，再一次出现了落后国家首先发生革命并获得成功的事实。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很难首先发生社会主义革命。
纵观历史，没有一次以一种社会代替另一种社会的革命发生在其原来发达的地方。相反，这种革命总是首先在原来较落后的国家和地区发生，因而这可视为一条规律。
二、“跨越”并非是指取消资本主义阶段，在一定程度上是资本主义的自我否定
首先，马克思在提出跨越“卡夫丁峡谷”这个理论命题时，是把它与外部世界，尤其是把落后的俄国与西欧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马克思指出，俄国要想“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就必须“吸取资本主义制度所取得的一切肯定成果”。[1]俄国的农村公社“和资本主义生产是同时代的东西”，所以“它能够不通过资
本主义生产的一切可怕的波折而吸收它的一切肯定成就。”[2]吸收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成果，只有在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和交往中才能实现。
如果说跨越论在某种程度上修正或补充了同时发生论、首先发生论，那么跨越论与它们的共同之处就在于，只有把向社会主义过渡看成是一种世界范围的历史过程才是可能的。它始终强调的一个基本思想是：自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形成以来，任何国家、任何民族都不可能在闭关自守的状态下得到发展。
跨越论也是在马克思、恩格斯把俄国村社问题放进与外部世界，尤其是与西欧先进资本主义的联系中形成的。跨越论的这一理论命题的前提条件，是进行跨越的国家所处的历史环境必须是与“资本主义生产是同时代的东西”，或者说是“资本主义生产和它同时存在”[3]，这就为用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成果来改造跨越前的前资本主义的落后状态提供了客观可能性。可见，跨越“卡夫丁峡谷”离不开与外部资本主义世界的联系。
其次，这种“跨越”本质上仍然是对资本主义的否定。这就是说，资本主义登上历史舞台以后，开创了世界历史，使整个世界在经济、政治、思想文化上形成一个有机整体，从而使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超出一个国家、民族、地区的界限，以世界的规模向前发展。在这种情况下，整个资本主义运动和作为其否定物的社会主义运动都不能不具有世界的历史性。东方社会落后的国家对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超越，归根到底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力量在世界范围内斗争的结果。理解这个问题的历史观深层基础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所提出的历史发展“普照的光”的思想。他指出：“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支配着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它的关系也支配着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这是一种普照的光，一切其他色彩都隐没其中，它使他们的特点变了样。这是一种特殊的以太，它决定着它里面显露出来的一切存在的比重”。[4]资本主义的发展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卷入了文明之中。从这个视角看，在资本主义生产的“普照的光”的照耀下，东方落后国家的前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都不能不带上资本主义的性质并由之决定。所以，虽然一切社会主义革命根源于社会化生产力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矛盾，但由于“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因而，“对于某一国家内冲突的发生来说，完全没有必要等这些矛盾在这个国家本身中发展到极端的地步。由于同工业比较发达的国家进行广泛的国际交往所引起的竞争，就足以使工业比较不发达的国家产生类似的矛盾”[5]。由上可见对“超越”应当作辩证的分析，不可作僵死的理解，绝对的、纯粹的超越是不可能的，东方落后国家恰恰是在人类社会历史已进入资本主义历史阶段并在与资本主义发生关系的过程中，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实现对资本主义的否定。
三、“跨越”虽然绕过了资本主义，但并非是指直接进入到马克思所称的社会主义，这其中还有一个相当长的过渡时期
马克思主义鉴别社会形成及其历史分期有两种方法。一种是以社会技术尺� 另一种是以社会经济尺� 由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因此五种社会经济形态中有其相对应的政治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看法，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由“三分法”体现的历史发展过程是不可超越的；但对特定的国家来说，在特定的国际环境下，由“五分法”体现的历史发展阶段却是可以超越的。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上述思想，可以看到经济落后的国家跨越到社会主义，虽然在经济形态上接近于（仅仅是接近）由后资本主义转变过来的社会主义，它们都处在历史发展的同一序列——社会主义，但在反映生产力发展的三个社会基本要素方面却有很大不同。马克思所说的社会主义，在社会技术形态上属于全面自动化社会，在社会交换形式上属于社会化的产品经济社会，在社会交换形态上属于自由人的联合体（人的全面发展）。而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在社会技术形态上则属于工业社会，在社会交换形态上属于社会化的商品经济，在社会主体形态属于人对物的依赖关系（人的片面发展）。这就
是说，跨越后落后国家建立的社会主义与马克思所说的社会主义在社会、经济、技术发展的历史链条中还有整整一个阶段的差距。正是社会基本要素的这些差距决定了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在生产关系等方面不能采取纯粹的社会主义形式，而是采取现在这种非纯粹的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形式。
我国社会主义在社会根本制度上与现代资本主义制度有着质的区别，但从社会技术形态、社会交换形态和社会主体形态方面看，却与资本主义近乎同一形态，处在历史发展的共同进程中，执行着同样的历史转化任务，即实现由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化以及从人对人的依赖关系向现代人对物的依赖关系的转化。由于我国现代化发展较晚，无论是在社会技术形态、社会交换形态上，或是在社会主体形态上，其起点都比资本主义低，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在社会基本要素上赶上，更不用说超过资本主义国家。这就是中国还处在并将长时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客观根据。
上述定位明确告诉我们：东方落后国家跨越“卡夫丁峡谷”后，并没有进入到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阶段，究其实质还只是处于“不够格”的社会主义阶段，由“不够格”到“够格”的社会主义，其间必须要经历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在这个时期，还要摆脱封建主义的影响，其竞争对手则是资本主义，发展前景才是马克思设想的社会主义。认识到这三个历史系数，就能看到以往笼罩在人们思想上的迷雾，即只看到现实社会主义与当代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形态上的差异性，而忽视二者在社会基本要素上的相通之处。这是一些国家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发生“左”的错误的一个重要的思想理论上的原因。
四、“跨越”不仅是指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超越，本意中也包含了特定历史条件下对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超越
在我国理论界对东方社会落后国家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理解中，有一种观点认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可以超越，但资本主义生产力不能超越。就一般而言，生产力的发展确实具有不可逾越性。然而，在资本主义降临人世之后，在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之后，生产力发展的国际化，使“人们的世界历史性的而不是狭隘地域性的存在已经是经验的存在了”[6]这种国际间的交互作用所形成的世界生产力的总体联系，使生产力的发展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第一，打破了各个国家、民族、地区生产力发展的重复性。马克思说：“某一地方创造出来的生产力，特别是发明，在往后的发展中是否会失传，取决于交往扩展的情况。当交往只限于毗邻地区的时候，一种发明在每一个地方都必须重新开始。”“只有交往具有世界性质，并以大工业为基础的时候，只有在一切民族都卷入竞争的时候，保存住已创造出来的生产力才有了保障。”[7]第二，打破了各个国家、民族、地区生产力发展的单线性。在前资本主义形态落后的生产力和分工的基础上，不可能形成各个国家、民族和地区之间普遍交往的格局，历史只能被分割在狭隘的民族地域中发展，因而在这种封闭状态下，其生产力的发展只能是一步一步地单线递进；而当世界形成了一个有机整体时，这种单线递进必然受到世界整体生产力发展的规定和制约，它的最终结果必然表现为“合力”的结果，从而打破其生产力发展的单线性。所以，世界历史的形成虽然无法改变整个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阶段的循序渐进性，却使某一个国家、民族、地区有可能借助世界先进科学技术力量，绕过一切从头开始来实现生产力发展个别阶段上的超越。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马克思在提出俄国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时，曾针对俄国资本主义制度崇拜者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俄国为了获得机器、轮船、铁路等等，是不是一定要象西方那样先经过一般很长的机器生产发育的孕育期呢？”[8]
回答当然是否定的。对生产力不能超越的理解不能绝对化，否则，在理论上必然把它教条化；在实践上必然导致执行传统发展战略或爬行战略，使东方社会主义国家永远只能等距离追赶世界先进水平，永远处于相对落后状态。当然，这种超越又是具体的、历史的，必须对其作出科学的分析。既不能随心所欲地跨越历史必由之路，又不能完全重复西方资本主义的老路，必须结合具体国情，走自己的创新之路，否则，在理论上必然离开唯物史观，陷入“空想论”，在实践上必然导致不切实际的瞎闯蛮干。［收稿日期］1999-11-12
【参考文献】
[1][2][3][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451;431;431-432;436.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4-25.
[5][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86.
马克思理论论文 篇五
【摘要题】理论与方法
【摘要】InMarx’sworldtheory,theworldisasystem.Hisresearchandanalysisonthedevelopmentrulesofhumansocietyalsocontainhissystemthinking.Usingthemethodofsystematicanalysis,thispapergivesaoriginalexplanationtoMarx’sworldhistorytheory.authorthinksthatMarx’sworldhistorytheoryhasthreecharacteristics:entirety,correlativityanddynamics.Theconflictamongsystemfactorscanbereducedtothedisequilibriumbetweenthedevelopmentsofeasterncivilizationandwesterncivilization.Theworldhistorydevelopmentispushedforwardbydisequilibrium.
【关键词】马克思/世界历史/系统分析/Marx/Worldhistory/Systematicanalysis
【正文】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是学术界关注的一个热点。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种从整体上系统地认识和把握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方法。系统论表明：世界上的任何事物，或大或小，或物质或精神，无不以系统的方式存在，是一个有机的统一整体。世界是系统的世界，我们所涉及的对象，都可 本文认为，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贯穿着系统论的基本思想，因此，对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进行系统分析，将有助于我们从一个全新的视角来解读马克思的历史观。
一、马克思“世界历史”系统的基本特征
如果我们从系统论的角度审视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便不难发现，马克思在探讨世界历史的发展变化规律过程中，是把“世界历史”看作一个系统来分析和研究的。“世界历史”理论集中表现出了系统的整体性、相关性和动态性。
1.“世界历史”的系统整体性
“世界历史”的系统整体性是说，对世界历史必须给予全面的整体的系统的把握，立足于整体与部分、部分与部分的关系来考察世界历史的发展规律。马克思对于世界历史的考察，恰恰是遵循了系统的整体性原则。马克思不仅从某一侧面、某一角度对世界历史进行了审视，而且将其放到具体的历史条件下进行了整体的、全面的考察。在马克思看来，世界历史的出现，并不仅仅意味着各个国家、民族联系的加强，而实质上反映了16世纪以来尤其是西方革命以来，在世界整体范围内出现的以工业和技术为动力所引起的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巨大转变，以及由此所引起的社会生活的全面变革和新的文明的创立。世界历史从其形成的时候起，所显示的意义是社会生活的整体变革。世界历史固然是由现代生产力的发展引起的，但世界历史并不仅仅标志着一场“技术革命”、“工业革命”，而是包含社会生活全面变革的“社会革命”，是“市民社会中的全面变革”(P281)。在世界历史条件下，不仅生产、消费具有世界性，而且精神、文化的发展也具有世界性，就连人的发展 世界历史体现了社会生活的全面变革，世界历史的形成便意味着整个世界成为一个相联相依的系统。因此，必须从世界历史的系统整体出发，才能真正把握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
2.“世界历史”的系统相关性
“世界历史”的系统相关性是说，如果把世界历史从整体上作为一个系统来考察，那么，构成它的子系统便是民族和国家。系统的相关性集中体现了不同民族和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而马克思在研究不同民族和国家之间的关系时，重点探讨了不同文明尤其是东方文明和西文文明之间的冲突。马克思在谈到世界历史条件下的文明关系时，讲得最直接、最明快的是近几年学者们经常引用的那段话：“资产阶级使屈服于城市的统治。它创立了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大大增加起来，因而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脱离了农村生活的愚昧状态。正像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2](P276-277)。这里，马克思从“三个从属于”的角度揭示了近代以来世界历史系统内基本要素之间的相关性特征，真实地反映了世界历史条件下不同文明之间的真实关系。马克思认为，这种关系的形成，主要原因是资产阶级为增殖资本而拼命扩展的结果。马克思说：“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P276)。应当说，马克思当年所揭示的这种文明间的关系及其产生的原因至今依然存在着，而且有着继续强化的趋势。
3.“世界”的系统动态性
“世界历史”的系统动态性是说，世界历史从整体看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每时每刻都处在运动、变化之中，静止的、不变的事物在历史上是不存在的。恩格斯曾明确提出，在人类历史上，“除了变化本身之外没有任何不变化的东西”(P37)。他在另一个地方，把世界历史的动态性描述如下：“当我们深思熟虑地考察界或人类历史或我们的精神活动的时候，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其中没有任何东西是不动的和不变的，而是一切都在运动、变化、产生和消失。”(P417)还告诉我们，对于动态事物的认识，必须从时空相关性和事物之间的普遍联系入手才能够实现。由于整体就是部分与部分之间以及整体与环境之间的相互联系构成的，因此，事物只能从整体上才能够被理解，也只有从整体的角度才能得到对事物的真实认识。马克思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以世界历史的实际过程为依据，对人类的时空表现及其有序性给予了深刻揭示。社会发展规律是一个特定的动态的过程，这一过程通过不同的世界历史阶段以及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表现出来。作为特定动态过程的社会发展规律在世界历史的范围内必然表现为世界历史过程发展的有序性或阶段性。，学术界对马克思提出的社会发展的“五阶段式”或“三阶段式”有着热烈的讨论，但是，一个共同的认识就在于普遍承认世界历史过程和发展过程的有序性或阶段性。而这种有序性或阶段性恰恰是世界历史的系统动态性的展现。
二、马克思“世界历史”系统的发展图式
在世界历史时代，逐渐形成了一个全球紧密相联与相依的整体。世界历史整体是一个远离平衡态的巨大系统，不平衡性是它的最基本属性。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事物的内部矛盾是事物发展变化的根本动力。而对于世界历史系统内在而言，虽然存在着诸多的内在矛盾，但是，在马克思所阐述的世界历史的形成过程中，世界历史系统的内在矛盾集中表现为东西方文明间的矛盾和冲突。东西方文明间的矛盾和冲突展现给我们的是世界历史系统中各个基本要素(不同的国家和民族)发展的不平衡性。因此，不平衡性就成为世界历史系统发展的内在的基本动力。正是由于不平衡性，才使世界历史具有了丰富多彩的、千姿百态的发展过程；也正是由于不平衡性，才使世界历史走在一条逐渐进步、不断优化的光明大道上，使人类不断趋向一种理想的未来图景。
马克思思想论文 篇六
一、作者言说与读者理解之间的涵变
马克思认为，出现在历史发展中的各类文本的思想以及人们对这些思想的理解并不是一回事。这一方面是因为社会的思想反映和著作言说绝对不能离开主体的利益，另一方面是因为类似革命性的文本、思想要唤起广大人民的热情和关注，还需主客观条件的成熟。当这种对文本的社会解释学说明转换成为一种认识论的解释时，马克思要求我们把文本这一认识对象的考察和理解与理解者自身状况的分析统一起来。文本的可读性及其被解释者在何种意义上当成解读对象，取决于文本的性质和解读者自身性质的具体联系。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就指出：“对象如何对他说�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5页)要在文本和解释者这一对象与主体之间建立互生成关系，除了上述提到的作者、读者必须具有某种利益一致和思想取向的共识之外，阅读者还必须在知识水平、经验储备、思维能力等方面，达到或接近文本的思想要求。包括文本在内的一切对象性的事物，都是主体本质力量的投射和复现，是主体的有别于自身又观照自身的一种精神外化的“另在”。文本成为主体的对象而以特定的方式被阅读，这既决定于文本的内容和形式及其对阅读者的肯定或否定的性质，又决定于解读者的思想文化品格与文本具体构成的某种同一性。有了某种同一性，则主体能与文本发生肯定性对话，形成一种言说与聆听的互动。否则文本或者不能成为解读者的对象，或者只能遭遇解读者的质询、批判、拒斥等否定性的理解，阅读者以一种反对的方式在文本上投射自己的理智力量，复现自己的精神世界。
文本作者言说与读者解释之间的涵容与变异，还体现在人掌握书与书掌握人这样一种文本意义的自在与因变和主体的能动与受动的关涉中。
马克思是在批判某种文本崇拜、教条主义的时候提出这一问题的：“不是你们掌握着这些书籍，而是这些书籍掌握着你们。你们成了书的附属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38页)显然，这是对本本主义的理解态度和方式的否定，但从解释学的一般意义上却道出了一个普遍现象：包括文本解读这样一类“对象化”的活动，都是主体与对象之间能动和受动的统一。人“通过自己的对象性关系，即通过自己同对象的关系而占有对象”。“同对象的关系，……是人的能动和受动，因为按人的含义来理解的受动，是人的一种自我享受。”(《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4页)当阅读者把书“读进去了”之后，掌握了文本，同样也就是文本、作者进入了读者的思想，掌握了读者。读者主动地进入文本，却无形地作为受动者被文本在某些方面同化，成了文本的俘获者。甚至不在一定程度 另一方面，作者的思想理念一旦铺陈于文本，成为由媒介负载的持存，那么，在物理时空中主体就将脱离他的言说而退场。其言说内容的复现和思想的激活，全在于文本的被解读。作者在其中的话语权力和思想生命，也就只能通过读者的阅读和理解去实现。读者的立场观点和理解方式直接影响着他对作者思想意旨的理解和陈述，真实地制约着文本意义的再度建构和表达。
因此，解释文本的活动，即是文本为解释者提供“问答”对象和视域、提供思想规范、提供精神享受、也生成主观受动性的过程；文本在成为主体的对象时，也让主体成了文本的言说对象；主体在作为文本解释的主体聆听文本言说时，也让自己成为受动于文本言说的对象。解读者与文本之间能动与受动的双向统一，永远是解释活动的一个摆脱不掉的涵变关系。
对此，马克思指出：“同一个对象在不同的个人身上会获得不同的反映，并使自己的各个不同方面变成同样多不同的精神性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8页)事实的确如此。不同读者对同一文本甚至不同境遇中的同一读者对同一文本，都会形成不同的理解。“对精神事物的理解是个人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31页)同样是英国的政治经济学如李嘉图的著作，在施蒂纳和蒲鲁东等人那里，引起的解释方式和结论是各不相同的。尽管他们都是无政府主义者，但前者的视域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实行的是德国抽象思辨哲学的历史传承与英法社会进步之间现实反差的观念消解和视域融合；后者的视域则是小资产阶级的，实行的是对下层小生产者的同情与对资产阶级的财富及其生活方式的暗恋两者间的精神杂烩。这种因主体的不同社会角色和精神状态对同一文本产生的不同解释，生动地体现了文本解读的建构性和个性化意味。
基于解释活动对于文本意义之理解、掌握、传达和实践的重要作用，马克思十分强调对文本的合理解读。他在早年针对德国书报检查制度的专横，郑重地强调要严肃地对待著作的阅读：“阅读和写作一样重要；因此，读者有够资格和不够资格的称号也是必要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89页)马克思确实看到了阅读文本内含着对原作者意谓、思想的建构和再生。阅读、解释对于文本思想的理解和传达，几近乎有原著创作中的某种作用，因此著作的阅读与批评要公正合理。马克思指出，对于著作的批评“当它不是作为理性的利刃而是作为专横的钝剪的时候，当它只想进行批评而不想受到批评的时候，当它由于自己的实现而否定了自己的时候，以及当它由于批判能力尚差而错误地把个别人当作普遍智慧的化身”的时候，批评本身就必然“失掉它的合乎理性的性质”。(同上，第68页)在马克思看来，文本的解读必须坚持科学理性而反对政治专横，坚持“群言堂”的相互批评而反对“一言堂”的话语独断，对文本要有足够的尊重和充分的理解。
二、理解的前提与前提的理解
这是解释活动中一个经常被人们关注和阐述的重要命题。马克思认为，一切解释活动都是有某种思想前提的。他在批判施米特教条式地对待某些文本、思想而提出“没有前提的思想者”的命题时指出：包括施米特(此处称“桑乔”)所处其中的现实社会环境，“这些现实的前提也是他的教条公式前提的前提。……只要他还没有从唯物主义的意义上去承认现实的前提是他的思维的前提(如果承认，那末教条式的前提的基础就会完全失去)的时候，不管桑乔愿意还是不愿意，总之他是在有这些现实的前提时才又有那些教条式前提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10页)这段批判性的文字告诉我们，人们对文献的理解和思考总有某种前提。人们对文本中思想的理解和批判也势必首先要考问文本得以形成、思想得以提出的种种前提。马克思这样看待文本解读中之前提的追问：“对任何科学的最初批判必然要拘泥于这个批判所反对的科学本身的种种前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38页)而要对文本内容的前提亦即创作者立论或言说的前提提出质疑、反思和批判，也必然地要求并表明文本的解读者、批判者有了与文本作者不一样的前提，或者有了对与之类似的自己的思想前提的审视和反思。文本的解读和批判，是在一种对于作者和解读者自身思想前提的双向反思过程中展开的，是解释者在解释活动之前提方面的“自觉觉他”。马克思用他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性解释的思想前提与被批判对象的思想前提之本质差异，说明他的思想前提对阐释方法的规定性：“我的阐述方法和黑格尔的不同，因为我是唯物主义者，黑格尔是唯心主义者。黑格尔的辩证法是一切辩证法的基本形式，但是，只有在剥去它的神秘的形式之后才是这样，而这恰好就是我的方法的特点。”(《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78-579页)正是因为马克思在“主义”方面意识到了自己的思想前提与文本作者思想前提的差异，并超越了解读对象的思想前提，才有了他对黑格尔哲学及其大量文本的科学扬弃。
在马克思的论述中，理解的前提似乎又是双重存在的：它们既包括使某种“主义”或使主体某种观念结构、知识背景和价值态度这些解释活动赖以进行的意识基底成为必然、成为可能的现实生活环境，又包括解释活动之意识基底本身；亦即既包括现实的前提，它是思想前提的前提，又包括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思想前提本身。马克思对理解前提的认定和分析，与海德格尔所言的“前有”、“前见”语异义近，也与伽达默尔的“成见”理念十分接近。仅此一点，表明马克思早在这些解释学家苦苦研究解释活动、建构解释学理论之前，就已深刻地触到了解释学的核心问题。马克思强调从唯物主义的意义上去说明现实的前提是思维和理解之主观前提的前提：“在人们着手考察和整理资料——不管是有关过去时代的还是有关当代的资料——的时候，在实际阐述资料的时候，……受到种种前提的制约，这些前提……只能从对每个时代的个人的现实生活过程和活动的研究中产生”。(《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4页)若借用解释学的语言，我们应当说，马克思充分肯定了解释活动之前提中“前有”对于“前见”的客观规定性。他在自己的解释实践中，经常运用这种方法批判德意志意识形态，解释和评价各种理论文本和社会思潮。例如，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的法哲学时，就十分明确地谈到了研究法律及其文本必须注重其社会前提的分析，从前提证明结论的合理性。他指出：“如果从立宪的前提出发，黑格尔的证明还是可信的，但是黑格尔没有从这些前提的基本观念来分析这些前提，从而证明这些前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90页)正是因为对立宪的基本观念及其社会前提没有分析，所以黑格尔的法哲学只能是绝对精神的自传。
自然，马克思在揭示解释活动的思想前提对主体生存的现实前提的依赖时，并没有走向绝对主义。他十分重视对解释者的主观世界、思想前提本身的分析。在对雾月十八波拿巴活动中“正统王朝”和“七月王朝”的政治代表及其代言人彼此攻讦的社会解释学现象进行致因分析时，马克思中肯地指出：“它们彼此分离是由于城市和农村之间的旧有对立、由于资本和地产之间的竞争。当然，把它们同某个王朝联结起来的同时还有旧日的回忆、个人的仇怨、忧虑和希望、偏见和幻想、同情和反感、信念、信条和原则。”(《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11页)马克思对人们理解某种社会现象、文献之现实前提与思想前提及其相互关系作出了十分中肯的分析。他在解释并回答奥格斯堡《总汇报》对《科伦日报》的攻击文章时，更是明确地指出了思想结构对于言说者的限制：“正如同不能要求任何一个人跳出他自己的躯壳一样，我们也不能要求个人……跳出他们自己的精神躯壳，要求他们大胆跳出自己的智力界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91-192页)马克思充分肯定了人的主观因素、思想前提对社会现象和思想文本的理解所具有的重大影响。
马克思还十分深刻地分析了解释者类似于认识的“前结构”、“前见”、“成见”一类的思想前提对文本理解所构成的具体规定和作用。在马克思的解释学视域中，偏见即一种偏执的“前见”或固守的“成见”，常常以文化无意识的形式存在于主体思想深处。它让解释者们把自己主观世界的思维定势、认知结构和价值观念带入文本的解读中，给文本的意义陈述多方面地打上解读者的主观印记。马克思具体论述了德国的社会现实和思想环境，作为一种解释的“前结构”深深影响了德国著作家们对英法社会思想文献之解读的内在机制。当年德国的政治经济大大落后于英国和法国的历史水平，但德国的哲学却毫无逊色地在世界思想史上充任了“第一小提琴手”。德国的思想家们是在“哲学中经历自己的未来历史的”；他们“是本世纪的哲学的同时代人，而不是本世纪的历史同时代人，德国的哲学是德国历史在观念上的继续”。(同上，第458页)在“德国这样的国家里，许多世纪以来哲学词句都占有一定的势力”。(《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54页)这样的文化语境和主体思想结构，决定着德国的思想家们大多是从自己的社会弱势和哲学强势这一主、客观对立的“前结构”出发，去解读英法两国的社会主义文献和政治经济学著作的。例如，对于英法两国的政治经济学这种“作为别国的现实在理论上的表现，在他们手中变成了教条集成，被他们用包围着他们的小资产阶级世界的精神去解释，就是说，被曲解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5页)他们不恰当地把法国社会发展的真实内容和阶级斗争的实际要求“翻译”成超阶级、超历史的所谓“纯粹人类意志的本质规定”。“他们在法国人对货币关系的批判下面写上‘人的本质的外化’，在法国人对资产阶级国家的批判下面写上所谓‘抽象普遍的统治的扬弃’，等等。”在这些德国式的无谓思辨中，著作家们完全是“从他们的哲学观点出发去掌握法国的思想”，“把新的法国的思想同他们旧的哲学信仰调和起来”。对此，马克思痛斥“他们在法国的原著下面写上自己的哲学胡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99页)，这是一种“从事物的哲学的尾巴上来抓一切事物”的言说方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141页)正是由于这种解释学的语境，常常使得马克思在解读德国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文本时，不得不沿用他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这一著作的书名所表征的方法，从“经济学-哲学”的结合上去进行经济学的清源和哲学的正本。这从一个重要方面实际地说明，文本的性质及其赖以生成的语境，先在地要求解读者具有某种能与文本对话的知识结构和思想水平，才能透视其内在的隐秘，理解其思想的本旨。理解者的思想前提，在另一端也规定着他对文本作者之思想前提的理解。文本作者言说的思想前提，与文本解读者的思想前提之间形成的涵变关系和非线性作用，生动地影响着解释主体对文本解读中“问答逻辑”的具体操作。
三、文本为作者存在与为读者存在
解释学家利科尔认为：“文本就是由书写而固定下来的语言”。(利科尔，第115页)语言的特质自然 而在马克思看来，语言及其文本与人的意识、思想在交往中同在，“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并仅仅因此也为我自己存在的、现实的意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4页)语言、文本必须为别人存在，因此才能也为言说者自己存在，这是一个十分深刻的解释学命题。马克思在此前的著述中为这一解释学理念预制了一个重要的逻辑原点。他指出：“作家绝不把自己的作品看作手段。作品就是目的本身；无论对作家或其他人来说，作品根本不是手段”，而都是目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87页)基于这样一种作者、出版物与社会在精神创造中的特殊关系，马克思认为“出版物是个人表现其精神存在的最普遍的方法。它不知道尊重别人，它只知道尊重理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90页)。文本高度地自我，隐藏着著作者执著的精神追求、强大的思想张力、鲜明的是非判断和个性化的价值主张。文本的撰写是主体意情理的深度动员和全体参与，是思维和言说、内在心声和笔底运动的高度一致。诚如青年说的：“著书之时，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振笔疾书，知有著书，而不知有他事，知有自我，而不知有他人。”(《早期文稿》，第248页)文本是作者的自我、作者的目的、作者的一种“精神存在”。
马克思不是文本的自我中心论者，他使用近乎只有为聆听者存在才能为言说者存在那样一种逻辑和语式，谈到了作者在文本中的精神存在之己与人的辩证关系：“如果我没有权利成为别人的精神力量，那末，我也就没有权利成为自己的精神力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90页)这一见解是相当睿智而深刻的。马克思后来的解释表明，作者在文本中的种种精神劳作与努力，都是在追求和实现自己的思想成为读者、他人的精神存在这样一种可能性、这样一个趋势。由于文本能够为他人、为社会存在，所以“自由的出版物是人民精神的慧眼，是人民自我信任的体现，是把个人同国家和整个世界联系起来的有声的纽带；……是人民用来观察自己的一面精神上的镜子”(同上，第74页)。在马克思的解释理念中，文本的问世、与读者见面，也就是著作者的思想和言说向社会扩散的过程；是著作者个我转换成阅读者的“群我”的过程。因而文本既是作者表达自我、理解和说明社会某种事件与某种道理的精神造物，为阅读者提供一面用不同于他的主观自我的某种思想、言说去鉴识和观照其自我的精神镜子，同时又是作者在阅读者对文本的理解和反馈中认识自己、了解群众和社会的一面精神镜子。文本客观上存在这种交流和激荡思想的作用与意义，对于一切有某种社会责任感的作者，他们在文本生成过程中多少会具有一种“为斯民立言”的意念与气概。即使是法国无政府主义者蒲鲁东，他写作的社会动机也曾得到马克思的充分肯定：“激励蒲鲁东去写作的不是自满自足的批判的利益，不是抽象的、人为的利益，而是群众的、现实的、历史的利益，是超过简单的批判的利益，也就是导致危机的利益。……因此比起任何一个批判的批判家的拙劣的作品来，它都具有完全不同的历史意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51页)
马克思的解释学分析不止于此。他还在更细微、更具体的层面上关注着文本的作者与读者的思想关系。他认真地区别了文本言说的真理性内容和真理被言说的主体性形式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对解读者的影响。文本言说的“真理是普遍的，它不属于我一个人，而为大家所有；真理占有我，而不是我占有真理。我只有构成我的精神个体性的形式。‘风格就是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7页)这一段很值得细细赏析的解释学文字表明，文本之所以能为他人、为读者而存在，从其客观依据而言，是因为它揭示和表达了那具有普遍性意义、并且“为大家所有”的真理性内容。文本那普遍意义的理性内容被个别的读者所理解和掌握后，真理性的思想发现便突破了发现者、陈述者个人的狭隘场域，而成了一种社会性的、众多他者的共识。作者在文本中陈述的个人意见、理性智慧和价值主张，也在文本被众多解读者反复激活的过程中获得了持存的物理、心理时空。文本的“为他人存在”，客观上实现了文本对于作者以及对于文本自身的“为自己存在”。然而，文本内容的普遍性也不能遮蔽文本作者个性化的作用和意义。作者的精神个性永远凝炼在文本之中，作为文本的风格、言说的方式、独特的逻辑操作和个性化叙述而持存，而发生作用。它们作为文本作者精神特质方面的一种难以让渡的“为自己的存在”，也会对文本的解读、文本为他人的存在发生影响。例如，文本“作者的名字可以使一篇文章和另一篇文章明显地区别开来，正如身体使一个人和另一个人区别开来一样，可是他的名字也会使每篇文章的作用——仅仅作为构成整体的一部分——化为乌有”。(同上，第212页)因为文本的作者作为经验的个人存在，其地位、声誉、信仰、影响力及其与阅读者可能具有的某种世俗关系，会使读者在文本中表面化地看到说话的人，而忽略所说的事理；不能更多地以作者的言说内容所构成的“精神人格作为自己判断的尺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12页)培根曾经说过“知识就是力量”的命题。因为在现实生活中言说者、作者的某种强势，这个命题在聆听者、理解者的心中往往被扭曲为“力量就是知识”、“畏大人言”，成了权力真理论。这一现象完全验证了马克思对文本作者与读者之因变关系的解释学分析。
马克思关于文本既为自己存在又为他人存在，并且只有在为他人的存在中才能为自己存在的解释学思想，在当代比利时解释学家乔治·布莱的解释学叙述中，得到了几乎是原汁原味的复述和精致的确证。他的叙述告诉我们：被我阅读的“书已经不再是一个物质的现实了。它变成了一连串的符号，这些符号开始为它们自己而存在。这种新的存在是在哪儿产生的？肯定不是在纸做的物中。肯定也不在外部空间的某个地方。只有一个地方可能作为符号的存在地点，那就是我的内心深处”。(布莱，第255页)这一理念再次表明，当作者的思想成为文本的内容之后，作者与他言说的思想发生了某种疏离，他言说过的话语成为物化形式的精神存在，其思想的意识遭际和复现全在阅读者的理解中。文本思想当下言说的主体已由阅读者取代。阅读者在对文本的理解中，用自己原有的思想与文本对话，文本的思想融入他的思想，他思考着文本的思想。他或者以思维的主位立场，不仅思考着作者的思想，而且用作者的思想来思考。在文本思想成为他的存在中，他的思想成为文本的存在。他或者以反对和批判的态度对待文本的思想，把非我的思想当作精神自我的对象化存在，以客位思考的立场暗自维护着自己的批判力量和独立思考。他出让自己的心灵空间，以精神方式扮演着作者和自己进行论辩。因此，在文本的被阅读中，解读者无论是处于顺应的主位立场，还是处于同化的客位立场，作者及其文本中的思想相对于他，客观上都处在既为自己存在又为对方存在这样一种互生成的对话关系、转代关系中。
最后，我们还得回到马克思关于文本普遍性的真理内容和文本言说的个体性形式之辩证联系的命题上来。文本无论是为自己还是为他人存在，其真理内容的普遍性意味着文本内容具有时空稳定性和变换性的统一。真理的普遍有效，不仅让文本有了为他人存在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而且还形成了某种理解真理的公度性。它们使文本有了在时空转换中持存的客观根据，有了不可任意赋义和释义的思想确认和理性尊严。而真理发现和言说的文本个体性形式，则使文本作者具有话语的优先权和思想本义的原始规定性，解读者对其不能随意曲解、恣情演绎。总之，文本的本真意义和解释者的赋义与释义，作为作者和读者难以休止的对话，将历史地、具体地规定着文本意义的现实表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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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思想论文 篇七
摘 要：青年马克思思想的发展自上世纪30年代以来就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在长期演化过程中，青年马克思思想发展史研究形成了解释、理解与重构三条路径。这三条路径在研究的主题与形式、目的与焦点、背景与坐标等方面既有相近之处，也有较为鲜明的差异。深入探讨其间的联系与差异有助于进一步把握青年马克思思想发展史研究的变迁和研究方法在青年马克思思想发展史研究中的作用。
关键词：路径；解释；理解；重构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605（2011）01-0044-04
青年马克思思想发展史研究自上世纪30年代以来就一直是一大研究热点。这一研究在自身的发展历程中逐渐形成了互有联系而又各具特点的不同路径，近十年来，随着青年马克思思想发展史研究的推进，不同路径的联系和特色逐渐得以彰显。综观国内外青年马克思思想发展史研究，可以大致标示出三条路径，它们权且可 这三条路径在研究的主题与形式、目的与焦点、背景与坐标等方面既有相近之处，也有较为鲜明的差异。深入探讨其间的联系与差异有助于进一步把握青年马克思思想发展史研究的变迁和研究方法在青年马克思思想发展史研究中的作用。
一、主题与形式
直接而又首先呈现出来的是不同路径的研究主题与形式，简略回顾青年马克思思想发展研究史，可以发现，最先将这一问题视为一个独立的课题加以论述的大概是梅林。早在1897年出版的《德国社会史》（第一卷）中梅林就辟专章讨论《莱茵报》和《德法年鉴》等，探讨了青年马克思思想的发展；而后，在1902年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和拉萨尔遗著》中梅林也对青年马克思思想发展的特点做了简单的分析；比较集中体现了梅林对这一问题研究的是1919年出版的名著《马克思传》。在《马克思传》中，青年马克思思想发展的轮廓比较鲜明地呈现出来了，不过，梅林着重的仍然是青年马克思思想的一般性勾勒而不是发展特点的细致考察。例如，在梅林的书中常见大段引证马克思的话，却较少分析，少量的分析一般也只限于指出“马克思还完全站在黑格尔主义者的立场上”、“相当明显地反映着他的唯心主义的观点”或“马克思仍然遵循着黑格尔的法哲学和国家学说”，等等。
梅林的拓荒性研究比较典型地体现了解释路径的特点：一方面，解释路径的研究主题一般是比较松散的，虽然它也力图把握马克思某一文本或某一阶段思想的整体特点，但它认为摘引的原文都能分别完整地体现整个文本的整体思想；另一方面，解释路径表现出来的研究形式往往是对马克思的原文引证多而分析少，这一般是因为解释路径认为它摘引原文的意思是清楚明白的，因而只需加以定位而无需过多分析。
1962年，苏联奥伊则尔曼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出版，这一著作具有较强的总结性，对苏联的青年马克思思想发展史研究影响较大。《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也具有强烈的解释路径色彩：在探讨马克思某一文本或某一阶段的思想时，奥伊则尔曼是分作几个论题或方面来论述的，虽然这些论题或方面论述时互有关联，但在总体上是并列平行的关系。如对马克思博士论文的分析分为“哲学与宗教”、“自我意识和经验现实”、“理论和实践”、“哲学与革命”和“辩证法与哲学史问题”等论题。在具体的论述形式上，奥伊则尔曼相比于梅林有了较大的发展，这就使奥伊则尔曼的论述具有一种串讲的性质，就是说，在论述某一论题时努力打通马克思关于这一论题的所有观点，在论述某一文本或阶段时努力打通马克思关于所有论题的不同观点。
由此可见，解释路径有一个理论预设，即马克思的某一文本或思想阶段在整体上有一个统一的思想，这个统一的思想通过各个论题展现出来。因此，虽然不同研究者介入的视角不同，看到或选择的论题也不同，但这不应该影响对整体的统一的思想的认识。奥伊则尔曼对论题的选择不是草率的，对论题的探讨与分析很多地方都相当细致，然而，这种研究路径所取得的成果难以达到自己的期望。因为视野不可能是全方位的，论题不可能毫无遗漏，论题之外还有论题。另外，为什么是这些论题而不是另外的论题值得探讨这本身就是一个问题，虽然解释路径或许
与解释路径不同的是，理解路径在某种意义上正是在视角问题 因此，理解路径采取了比较谨慎的策略，相比于解释路径可以说是后退了一步：现在，青年马克思的思想发展具有某种统一性，青年马克思的某一文本或某一思想阶段具有某种整体性不再是一个不证自明的前提，它们可
较能体现理解路径的是科尔纽的《马克思恩格斯传》。由于理解路径认为青年马克思思想发展的阶段划分本身就是一个问题，或者说，这种划分对一个研究过程而言主要应� 这一差异在《马克思恩格斯传》的章标题上就可以看出来，虽然也有“转向共产主义”这样的标题，但科尔纽一般是直接以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如《经济学―哲学手稿》、《神圣家族》等为章标题，而在这样做有困难时就干脆以“卡尔•马克思在巴黎”等为章标题。与解释路径相比，理解路径在研究主题与形式上的主要差异在于：解释路径主要关注马克思的观点即马克思说了什么，理解路径更关注马克思是怎么说的。也就是说，理解路径不太关心根据表现马克思思想的程度对马克思的话进行某种划分，而重在弄清楚马克思具体所说的话的意思；解释路径一般都需要把马克思的一个文本分成几个主题，理解路径一般不会，因为它的研究对象就是这一个文本，以致乍一看似乎没有明确的论题，理解路径在研究主题上的这种特点表现在形式上就是努力按马克思的意识或意思叙述。因此，理解路径也不太关心对马克思的话的概括、评价或定位。
虽然理解路径与解释路径之间有这些差异，但其间的联系还是可以辨识的：二者都以某种连续性或整 不过，既然理解路径已经开启了这一否定过程，那么，这一过程也就不会止于理解路径。既然不同文本之间的连续性是有问题的，那么，为什么单个文本内部的连续性就不会有问题呢？这一追问让理解路径继续否定自身而进到重构路径。正如同理解路径把解释路径没有看到的为什么马克思论述的是这个论题而不是别的论题视为问题，重构路径把理解路径没有看到的为什么马克思是这样论述而不是别样论述视为问题。
因此，重构以差异性作为自己的基础，差异不仅存在于马克思的不同文本之间，而且存在于单个文本内部，正是差异使得对马克思的单一文本以及作为整体的青年马克思思想的阐释成为可能。从表面上看，重构路径对马克思的文本与思想的阐释的看法与解释路径是一样的，然而，在解释路径那里是预设的、不证自明的前提在重构路径这里却是作为问题而开放的。
从国际青年马克思思想发展史研究来看，重构可以说始于阿尔都塞，正是他提醒研究要回到历史；就中国而言，最能体现重构的应是张一兵的《回到马克思》。
二、目的与焦点
主题与形式之中渗透的是研究的目的与焦点，可以认为，解释路径的主要目的在于定位，最关注的焦点在于马克思主义的真正萌芽。定位就是确定马克思观点的性质，萌芽即马克思主义的成分。因此，在解释路径看来，马克思的文本中到处都有马克思主义的萌芽，关键工作就在于辨析萌芽的程度。一般而言，解释路径的研究程序是这样的：第一步，先区分出相对有意义的论题和相对无意义的论题；第二步，区分出相对体现了马克思主义萌芽的论点和相对没有体现的论点；第三步，筛选出相对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成分和相对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成分。问题是，这些相对不同的事物为什么可以以及怎么共处于一个文本、论题或论述当中？
最能体现解释路径的研究目的与焦点的是它的评价。仍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为例，奥伊则尔曼在评价马克思《莱茵报》时期的思想与黑格尔思想的关系时，一方面指出，“马克思的出发点仍然是黑格尔主义的”、“这一切使得马克思的认识论观点同黑格尔的泛理论十分接近”、“所有这些关于自由、关于报刊的实质、关于人民精神的论点，都是抽象的、唯心的”，另一方面又认为，“尽管如此，马克思从唯心主义立场所写的、发表在《莱茵报》上的文章已经显现出他向唯物主义的转变”，“但是，马克思确认了事物的实际状况，毕竟是接近了唯物主义”，“这篇文章证明马克思的论据在日益接近唯物主义方面所起的重大变化”，等等。奥伊则尔曼的这些评价大多没有太大的问题，因为这些评价实在是过于空泛。重要的不在于“接近”，而是如何接近。奥伊则尔曼有时也指出“必须更具体地规定这些唯心主义观点的特点”，而且也做了不少这种“具体地规定”的细致工作。因此，既然必须更具体地规定具体观点的特点，那又要那些空泛的评价干什么呢？
这表现了解释路径某种无意识的焦虑。奥伊则尔曼说：“在马克思当时的著作中我们还没有看到对这些社会关系的具体分析，没有看到例如说这首先是经济关系的指示”，“有些研究者认为马克思的这一论点就是对社会生活的唯物主义的理解，这当然是不能同意的。但是，马克思的这一论点清楚地表明了他开始向唯物主义转变，低估这一论点的意义就要犯更大的错误”。这些评价较为典型地表现了解释路径的特点，以至于研究在一定程度
理解路径意识到了解释路径的这一焦虑，它不再把定位视为自己的目的，而代之以通释。它既不求确定马克思某一文本或思想阶段的地位或性质，也不求把握马克思思想的发展，而是老老实实地把自己的研究范围设定为一个一个的文本，它关心的只是马克思的观点、意思、含义。这里体现了某种扎实、乐观而又客观的态度。理解路径相信，马克思说过的所有的话都是有解、有所指的，自己需要做的就是努力接近马克思的话的含义。在这样的视野中，马克思的话就被分为两大部分――含义比较清楚的部分和不太清楚或比较复杂的部分。一般说来，马克思关于具体问题、实际事物说的话含义是比较清楚的，对它们的一般性概括含义也不会太复杂，含义比较复杂的主要是那些比较抽象的论述。理解路径的焦点是把握这些抽象论述的具体含义，这一问题仅仅在单一文本之内通过含义比较清楚和不太清楚部分的相互参校恐怕还解决不了，其视野必须扩及文本之外如马克思的思想环境，而这一扩及又会带来新的更大的问题。因此，解释路径中不同论题、论点、成分之间的问题现在被含义比较清楚和不太清楚部分之间的问题所取代。这把理解路径置于这样一个难题之前，它如果要坚持彻底的客观化立场就很难不转到自己的反面，即相对而言又具有某种主观性色彩的重构。
从解释路径到重构路径转了一圈。一方面，重构路径认为一览无余的视野是虚妄的，每种视野都有某种非法性；另一方面，它认为清楚明白的客观是虚幻的，每种视野都有某种合理性。因此，重构路径认为文本是一个无涯的意义之海，研究是一段无尽的搜索之旅，在旅途上各种各样无穷无尽的看法、见解、观点、意见在碰撞中改变对方也改变自己。在这里，重构路径关心的与其说是主观与客观的性质与关系，不如说是视野的碰撞与融合。因为，研究一经开始，含义向意义的演变也就开始了，重构路径锁定的正是演变的踪迹。
三、背景与坐标
解释路径携着马克思主义的目的不断前行，马克思主义作为目的虽不一定要现身，却无时无刻不在场，从而在解释路径研究之后不断蔓延为一层背景，背景通过定位的作用成为一种坐标，这一坐标就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
青年马克思思想发展史研究原本要探索的就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过程，而在解释路径那里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作为结果在后面等候，而且与研究一路同行――这是不折不扣的自我观照。这虽足以解释马克思的思想不是无中生有从天而降，但却完全不足以说明马克思的思想是如何形成的。因为关键不在于解释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形成的，而在于形成本身，在于什么是形成，在于为什么形成于马克思、恩格斯。
理解路径努力把研究置于青年马克思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特别是思想背景中，希望在时代背景、思想背景的映衬下理解马克思。但是它很清楚它们只是背景，只是提供理解的契机而不是坐标定位。如果说理解路径的研究中有坐标的话，它的坐标也是流动的而不是固定的。可见，理解路径与解释路径对青年马克思所处的时代背景、思想背景的理解与处理有很大的差异。以法国启蒙思想为例，解释路径也注意到了青年马克思思想发展中法国启蒙思想的影响，而法国启蒙思想也处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观照定位之下，经过这一观照之后的法国启蒙思想便成了某种与青年马克思的思想同质的东西；而理解路径却要求尽可能地从马克思的生平与思想状况等入手具体把握法国启蒙思想对青年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影响。
重构路径对背景与坐标做了某种区分：背景就是马克思生活的历史，坐标是马克思思想发展史。作出这一区分的前提是重构路径认为，它的研究对象是青年马克思思想发展史，而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或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从这一区分出发，重构路径认为青年马克思思想发展史研究就是以青年马克思自己思想的具体发展过程为坐标来把握青年马克思思想的含义和性质。这一研究无疑是动态的、开放的，它对马克思的文献有较大的依赖性。列宁关于青年马克思思想发展的经典论述实际上遵循的也是重构路径，只是哲学与政治的关系的确是青年马克思思想发展中的主要问题，但不可能是全部。
四、小结：远未结束的旅程
青年马克思思想发展史研究从解释路径经理解路径到重构路径经过了一个类似于否定之否定的发展过程。因此，从表面上看，重构路径与解释路径有不少的仿佛相同之处。比如，重构路径也把青年马克思思想的发展视为一个过程， 任何研究都只能从今日出发，不过，在重构路径看来，今日所提供的主要应是契机、启发或推动，而不应是坐标定位。
从解释路径到重构路径体现了某种前进，当然，这种前进丝毫不意味着解释路径毫无价值或只有陪衬的作用，更不意味着重构路径已经解决了全部的问题。毋宁说，它引起的问题比解决的问题更多，比如，青年马克思思想发展史研究的性质、青年马克思的经典文本、文本的地位与边界、重构的具体路径，等等。以青年马克思的经典文本问题来说，青年马克思的某些文本被视为经典。经典文本表明或意味着什么？在解释路径看来，表示它在青年马克思思想发展中处在某种关节点上，是以前思想发展的某种总结，其标志、特征一般而言是提出了某些新的更接近或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在理解路径看来，一般只意味着某种新颖性、丰富性，而在重构路径看来，经典问题的出现和经典文本的确定本身就是很值得探讨的问题。
青年马克思思想发展史研究的重要性主要是由青年马克思在理解马克思、马克思主义问题上的重要性决定的，研究中不可避免会有方法的演进、路径的更迭。因此，只要青年马克思思想的发展仍然被视为一个问题，这种演进与更迭就不会结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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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理论论文 篇八
关键词：创意劳动；劳动；创意
一、现实经济对创意劳动提出的理论诉求
伴随着以计算机和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为特征的科技革命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发达工业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传统工业劳动和生产模式正在转向以自动化和信息化为主的劳动。“机器+产业工人”的生产方式正在逐渐远离人们的视线；依附于机器大工业的产业工人正在被更加智能化的全自动生产线所替代；传统的劳动形式被取代的速度正在加快；旧的劳动岗位正在消失而由新技术革命所带来的新型劳动形态正在以更快的速度增加。在这场变革中，以创意劳动和创意产业的出现最具有代表性。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估计，截至2006年底，全球范围内从事创意劳动的人数在1.5－2亿之间。美国在全球创意阶层人才库中占去了20％－30％的份额。国际劳工组织通过对相关数据进行整合之后发表的研究报告显示，创意阶层(从事创意劳动的劳动者阶层)在爱尔兰、爱沙尼亚、英国、加拿大、芬兰和冰岛这六个国家中占全国总劳动力人数的四分之一。在过去的十年间，从事创意劳动的人数在新西兰、爱尔兰等国家的增长速度也十分惊人。而从我国创意经济的发展现状来看，目前我国创意产业的出口额已经跃居世界第三，仅次于英国和美国。2002年，我国创意产品出口额是52亿美元，而两年后的2004年达到了106亿美元，占当年GDP的6％。上海、北京、深圳等经济相对发达的城市和地区已经相继建立起了数十个创意产业园区，创意产业每年为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的贡献率在逐年上升。
从目前的社会发展趋势来看，在这个由人的智力和创造力决定经济社会发展方向的时代，虽然传统产业仍然在经济结构中占据很大比重，但是由创意产业为代表的狭义创意劳动和以创造性知识劳动为核心的广义创意劳动正在蔓延至生产领域的每一个角落，改造着传统产业的生产方式。因此，在马克思的理论体系中提出创意劳动不但是对马克思劳动理论和劳动价值论的发展，更是顺应了现实经济的理论诉求。
二、创意劳动的概念及其结构
(一)创意劳动的概念界定及其内涵
创意劳动是一个古老而又新鲜的劳动方式。它之所以古老是因为自石器时代起，当人类产生了通过创造性劳动改造天然工具并且逐步过渡到创造劳动工具时，抽象意义上的创意劳动就开始出现在人类社会之中。创意劳动之所以是一个新鲜的概念，关键原因就在于：首先，创意产业和创意经济作为一组术语被固定下来仅有11年的时间，而且迄今为止，关于创意还没有一个公认的完整定义；其次，现代科技的进步和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为创意劳动的内涵和外延的拓展提供了更加便捷的条件。所以，本文按照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结成的劳动关系的不同，将创意劳动划分为前创意劳动和现代创意劳动。前创意劳动包括资本主义社会之前所有社会历史时期中出现的创意劳动。在前创意劳动之中，人与人的关系是一种非商品化的关系，或者说，商品货币关系在创意劳动过程中并不占主导地位，而更多的是一种从属关系，包括原始部落成员对自己部落的从属、奴隶对奴隶主的从属、农民对庄园主或地主的从属等。因此前创意劳动是一种以自然权利作为创意劳动产品所有权的保障。而在现代创意劳动中，人与人的关系是一种商品化的关系，是在创意产品的生产、流通、交换和消费的环节中结成的人与人之间的交换关系，以创意产品价值的凝聚、流动和分配，作为推动创意劳动、创意产业和创意经济发展的直接动力。本文研究的正是这种现代意义上的创意劳动。
所谓创意劳动指的是面对新问题，在知识积累的基础上，运用创造性思维，形成事物之间全新结合方式的活动，是艺术化思维加理性化执行的创造性活动。创意劳动的这个界定具体包含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创意劳动是一个面对新问题， 雇佣工人的劳动、管理劳动、信息劳动、知识劳动等劳动虽然也是在劳动的过程中提供能够满足人的生存或发展的某种需要的使用价值或是构成最终形态使用价值一部分的劳动。但是，创意劳动与这些劳动的最大区别在于，创意劳动是发现问题并用新方法解决问题的劳动，而后者是按照既定思路和程序解决问题的劳动。就是说，创意劳动的出发点不是寻找问题的答案，而是寻找题目本身。从这个意义上说，创意劳动十分接近于马克思所提出的本真劳动中关于劳动者的描述，即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是支配者和主导者，而不是“用一定方法刻板训练出来的自然力”。所以，对于创意劳动者来说，首要问题就是发现问题，因为这是决定创意劳动成果是否具有价值的前提。
第二，创意劳动是在大量知识积累的基础上进行的复杂脑力劳动。通常人们提到创意，大多将其理解为“好点子”、“好主意”、“新想法”等灵光一现的词汇。创意作为创意劳动的直接结果，在例如艺术、音乐等领域中看上去的确是创作者在某一时刻“突发奇想”的产物。但是大量脑科学研究和认知领域的相关研究显示，创意并非凭空出现，而是以大量相关资料和知识的积累为前提的。按照发生认识论的创始人瑞士心理学家皮亚杰的观点，这个阶段被称为图式(schema)的积累阶段。在创意劳动的概念范畴中，图式的积累包括了对两种知识的积累：其一，是与创意劳动的劳动对象相关的知识和信息的储备与搜集工作；其二，是与创意劳动的劳动过程有关的解决问题的方法和技巧。这方面知识的积累除了包括在创意学上通常被称为“用脑素质”的积累之外，还应当包括创意劳动的劳动者将自己的设想呈现出来的方法，也就是说是将已经产生于创意劳动者大脑之中的设计和没有成形的零乱的概念，按照创意劳动者的设想，以适当的方式表现出来的方法和技巧。
第三，创意劳动是一种以创造性思维活动为主导的脑力劳动。所谓创造性思维顾名思义就是超越常规，跳脱出程式化、惯性化、线性化和惰性化思维方式的超越型信息处理方式。创造性思维的运用是创意劳动区别于其它劳动类型的核心要素。出现在知识经济社会中的新劳动形态例如信息劳动、知识劳动、管理劳动等，从它们的信息处理方式上来看，不外乎数学、逻辑分析、计算机仿真等信息处理方式，而创造性思维则是一种人类大脑特有的超越传统信息处理方式的超越型信息处理方式。
第四，创意劳动是艺术化思维加理性化执行的创造性劳动。创意劳动的这一层涵义为创意劳动的界定提出了两个方面的要求，即艺术化和理性化。艺术化思维强调创意劳动是一种生产美的劳动，强调了创意劳动的新颖性和独特性，它决定了创意劳动的内核。而创意劳动者的天马行空一般的思维以怎样合理的方式呈现出来，怎样从仅仅存在于人的大脑中的编码或构想变成有形产品，都是由创意劳动的理性化执行过程决定的。执行阶段的创意劳动所要遵循的准则不再单纯的只是以“美”作为标准，而是以产品的结构、功能、外观、产品的成本一收益等原则作为标准。因此，它是“从生产者和使用者的观点把一个系统转变为连贯的统一”。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创意劳动的过程是一个严肃的创造性劳动过程。创意劳动的艺术化要求赋予了创意劳动产品的内核，而创意劳动的理性化要求决定了创意劳动走向现实并且能够继续生存和发展。可以说，创意劳动的这两个层面互为表里，互相依赖，缺一不可。
(二)创意劳动的特征
相较于其他类型的劳动方式，创意劳动在劳动者体验、劳动的性质和劳动方式上都呈现出了一些不同的特质，具体体现在：
1、创意劳动过程对于劳动者来说，不是一个失去人的本性和失去自由的过程，而是重新在劳动产品中注入劳动自我意志的对象化活动。马克思曾经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异化劳动进行过深刻的批判和实质的揭示，并且提出被资本主义私有制异化了的劳动只有通过摆脱这种劳动关系的束缚才能实现自由，只有在不与劳动发生关系的时候，劳动者才能与自己本身同在，才能够进行自我实现的活动。但是从创意劳动的实质来看，创意劳动本身就是劳动者的一种创造性劳动，是一种构思和形成创意的活动。正是由于创意劳动是这样一种由创意者在自我构想和原创性设计的推动下进行的创造性劳动过程，所以，创意劳动对于劳动者来说是一个自我实现过程。
2、创意劳动是一个严肃的创造性过程。这里所说的严肃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对于创意劳动来说，它本身除了强调其劳动产品的新颖性和原创性之外，更重要的是强调这种产品的独特性与产品的功能和结构之间的系统性。这种系统性的提升需要在产品的设计和生产过程中考虑除艺术性之外的结构性因素、环境性因素和经济性因素等。而严肃性的另一个方面体现在，相对于一种对于创意劳动是一种“疯狂的、没有逻辑”的误解，创意劳动其实是一种通过严谨的思考和方法的运用，帮助劳动者和消费者实现更多自由的手段。由于创意劳动的原创性构思主要产生于人的大脑，所以创意活动难免会被人们视为一种神秘的过程、一个缺乏逻辑和疯狂的行为。但人� 因此，可以推论出创意劳动是一种遵循着某种逻辑的创造性活动，而正是由于这种逻辑本身的神秘性，使得创意和创意劳动本身被赋予了“疯狂”的表象，被排除在了理性活动的逻辑之外。而创意劳动及其劳动产品之所以能够被许多人接受、认可甚至喜爱的关键原因就在于它是遵循着人们的某种逻辑而进行的活动。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创意劳动是一种遵循另一种逻辑的严肃的创造性过程。3、从劳动方式上来看，创意劳动与传统工业社会的劳动方式有很大不同。(1)从劳动的场所来看，传统产业工人的劳动在一个固定的场所中进行，劳动过程以进入工作场所为始，以离开工作场所为终。创意劳动由于是一种以复杂脑力劳动为主的劳动，所以它的工作场所在信息社会发生了延伸，可以是劳动者所在的任何他能够进行创意活动的地方，工作场所不再固定，劳动者的自由度更大。(2)从劳动时间来看，传统产业工人的劳动时间同他所处的场所的变更是同步的。而对于创意劳动来说，由于劳动场所的不固定，它的劳动时间就变得更具灵活性。也就是说，创意劳动的劳动时间随时处于可以继起的状态。而传统产业劳动只有进入劳动场所，劳动者的劳动时间才能够持续。(3)从劳动与自由、闲暇的关系来看，传统工业劳动中在时间的划分上，劳动与自由，劳动与闲暇之间的界限是分明的。劳动过程的结束意味着自由时间和闲暇时间的开始；劳动过程的开始，意味着自由时间和闲暇时间的结束。而在创意劳动这种特殊的劳动方式中，劳动与自由、劳动与闲暇之间的界限就变得不再明显。甚至这三者之间还存在着一种相互渗透、相互融合的关系。劳动时间在创意劳动过程中变得更具灵活性，而且随时可以继起。这样就会导致劳动时间与非劳动时间之间的划界不再简单地按照工作场所和非工作场所的交替而变更。根据马克思对自由的理解，自由体现在两种活动之中：一种活动是“用于消费产品”，另一种是“用于从事自由活动”。第二种自由可以理解为，劳动在劳动者自觉自愿的条件下是自由的、在劳动成为一种创造性活动时是自由的、在作为一种有目的的改造主体的活动时是自由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作为一种按照劳动者自由意志的、创造性活动的创意劳动，它与自由之间的关系不仅不是对立的，而是融合的，是自由劳动的一种实现形态。
(三)创意劳动的类型划分与结构分层
从创意劳动的劳动对象来看，创意劳动可以分为符号编码型创意劳动、技术和知识密集型的服务型创意劳动和管理创意劳动，按照这样的划分，符号编码型创意劳动包括了我们通常所说的广告创意、服装创意、传媒创意、图书出版创意、电影创意、游戏创意、设计创意、产品创意、工艺品与艺术品创意；技术密集型的服务创意劳动则包括了公关创意、数字产业创意、休闲旅游创意、体育创意；而管理型创意劳动则包括了品牌创意、营销创意等。
按照创意劳动在劳动过程中所处的环节和层次来看，创意劳动可以被分为核心层创意劳动、中间层创意劳动和产品推广层创意劳动。这三个层面之间具有这样的逻辑联系。
从总体上看，这三种类型的创意劳动都是复杂脑力劳动，但是由于这三种创意劳动在劳动过程和生产环节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发挥着不同的作用，提供着不同的劳动产品，所以这三种创意劳动之间存在着如上图所示的圈层关系。
从它们的地位和作用来看，处于核心层的原创型创意劳动位于整个生产环节和劳动过程的最高端，代表着一种产品处于设计和研发阶段的劳动。这个阶段的劳动过程的结束并不是以有形产品的产出作为标志，而是以符号性设计成果作为这个层面创意劳动结束的标志。
处于圈层结构中的中间层创意劳动在整个产品由设计一研发一生产成品一产品销售这样几个关键环节中起到的是承上启下和机制设计的作用。就是说，中间层创意劳动的劳动结果既不是符号性的设计成果，也不是有形产品，而是为产品由设计走向有形产品这个关键阶段提供制度上的协调和策划，为产品从无形到有形的转化提供成本最小一效益最大的机制。中间层创意劳动的实质是管理型创意劳动，而它与普通的管理劳动之间最大的区别在于管理型创意劳动的劳动对象与一般意义上的管理劳动有所不同。在一个完整的创意产品的生产过程中，管理型创意劳动的劳动对象是经过原创型创意劳动阶段而形成的具有设计者个人风格和独创性的符号性创意产品，它除了要完成普通管理劳动的承上启下、相互协调的任务之外，更重要的是要在这种具有独创性的设计与有形产品的标准化产出之间建立某种联系的机制，保证这种独创性设计或全新的编码方式的价值得以在有形产品中实现。
处于整个圈层结构最外层的产品推广层创意劳动，其主要任务就是按照中间层创意劳动所提供的新的策划和机制，将原创型创意劳动所提供的设计蓝图和编码方式注入到有形的产品中，生产出带有鲜明特征的产品。这个过程是最狭义的物质生产过程，是一种标准化的产品生产过程。除此之外，处于产品推广层的创意劳动还体现在将新产品推向市场，并试图使消费者接受凝结了全新功能和符号价值的产品。产品推广层创意劳动的关键在于提品的解码机制。在这个意义上的创意劳动包括了广告创意劳动和营销策划创意劳动。
上文中所描述的圈层结构以及创意劳动在每一个层面上的存在方式，既可以用来概括某种有形创意产品的生产过程，也可以被拆分开来，每个层面的创意劳动都可以在目前的创意产业体系中找到它所对应的形式。也就是说，创意劳动既可以通过上图中的圈层结构组合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生产链条，也可以各自独立，每一圈层中存在的创意劳动都可以脱离圈层结构成为一个独立的经济体。
三、创意劳动在马克思理论体系中的存在逻辑
从马克思关于劳动的概念及其演化路径来看，创意劳动属于马克思关于劳动的概念范畴基于以下几个原因：
1、劳动是一种对象化的赋形活动。这是创意劳动之所以从属于马克思劳动理论概念范畴的根本原因。马克思关于劳动的这个认识来自于黑格尔哲学体系。黑格尔将劳动的过程理解为，物质资料通过某一个具体的劳动过程之后，物质存在形态或物质本身的性状被劳动者按照劳动之前所制定的计划和方案赋予了新的内容和使用价值。在这个过程中，原有的物质被否定或消灭。这种对象化活动在创意劳动过程中也同样得到了贯彻和体现。以创意劳动中最具代表性的设计活动为例。所谓设计就是人类通过一个完整的劳动过程，改变事物原有的形态，使其发生“变化、增益、更新、发展的创造性活动”。无论是现代工业设计还是艺术设计，设计过程的结束都是以形成一种能够满足人的某种期望或要求的新的使用价值作为标志的。虽然现代设计的标准或尺度是随着时代而不断改变的，但究其根本，无论哪个时代的设计活动，都是一种对象化的赋形活动。
2、“物质生产劳动”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在当代社会发生了延伸。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中曾经对物质生产劳动进行过这样的经典界定：“在劳动过程中……人的活动是一种借助于劳动工具实现计划好的有目的的并且事先对世界的改造的物质生产活动。这一过程最终生产出产品也就是后来说的使用价值，自然物质可以按照人的需要改变其形式。劳动已经在其产品中结合，成为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的统一体。”。这个关于物质生产劳动的经典界定曾经被认为是马克思关于物质生产劳动的生产主义构想。由于马克思在这个定义中明确提出了物质生产活动及其产品的属性，所以在马克思身后，许多的批评也针对于此。但近期一些关于马克思劳动理论的研究中，出现了一种对马克思关于劳动概念的回归。通过马克思关于劳动是一种对象化的赋形活动这个线索，将传统意义上的物质生产劳动和一些批评家提出的作为马克思生产主义劳动的补充——非物质生产劳动的实质串接起来，扩大了马克思关于物质生产劳动的边界，将马克思关于劳动概念的理解扩展到当代社会之中。沿着这样一种回归马克思关于劳动的真正内涵的逻辑来审视创意劳动时，就会发现作为一种“生产观念、符号、编码、文本、语言、想象以及其他类似产品的符号性劳动”，一部分创意劳动没有直接创造传统意义上的物质产品，而是十分类似于商业劳动、管理劳动以及服务性劳动。但是从当代哲学界以及自然科学界对物质概念的重新划界来看，马克思所坚持的劳动就是按照人的计划对物质进行某种程度的改变活动之中就应当包括创意劳动。因为，这种以符号性产品作为主要劳动结果的劳动形态，在其劳动过程中并不仅仅创造一种纯粹主观的、无形的、与外界毫无联系的产品，而是通过借助于某种劳动工具，例如设计软件、制图软件、图纸等手段或工具，在图纸上、磁盘上、电脑中以另一种不能被人们所直接感知，但的确是客观存在的物质形式(例如设计图中的数据和记号、声波、电子脉冲等)被记录下来。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创意劳动属于现代意义上的新物质劳动。
3、创意劳动具有马克思所设想的“本真劳动”的一些特质。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1857－1858经济学手稿》等著述中对真正的劳动进行过一些设想。马克思沿着劳动从对象化一异化劳动的演化逻辑，设想出一种本真状态的劳动形态。 真正的劳动不是在外界的强制下或在虚伪的自由假象的掩盖下进行的活动，而是劳动者个人自我提出的，是劳动者自我实现的过程，是一种“实在的自由”的活动。
(2)马克思所设想的未来社会的劳动是一种能够使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得到享受的劳动，是一种能够吸引劳动者的劳动。这种劳动与一般意义上的消遣和娱乐活动有着本质的不同。这种劳动过程是一件“非常严肃、及其紧张的事情”。它带给劳动者的紧张感觉绝不亚于产业工人在劳动过程中所感受到的紧张感。
(3)在马克思所理解的劳动中，劳动者是劳动过程的支配者和主导者。与奴隶、农奴、雇佣工人这些劳动者的历史角色不同的是，未来社会的劳动者“不是用一定的方法刻板训练出来的自然力，而是一个主体，这个主体不是以纯粹自然的、自然形成的形式出现在生产过程中，而是作为支配一切自然力的那种活动出现在生产过程中。”
(4)未来社会的劳动是劳动者创造性地、带有劳动者个性化特征的、在美学意义上进行的劳动。这里的美学意义上的劳动包括了两个方面的内容。首先是在广义美学的层面上存在的劳动是一种创造性劳动。创造性劳动之所以是一种在广义美学层面上的劳动，是因为在创造性劳动过程中，劳动者享受创造性的自由。这里的自由不是虚无的无限自由，而是一种有限自由，是按照人类认识客观世界的层次改造世界的自由。其次，在狭义美学层面上的劳动是一种创造“美”的劳动，即在劳动产品的使用价值中除了包含了作为产品的基本功能之外，还包括了产品设计者在产品中所融入的审美符号和美学意义上的编码方式。
(5)自由时间和劳动时间的对立将会在未来社会中消逝，形成一种相互渗透、相互促进的新型关系。劳动在自由时间之中具有了它在劳动时间中所具有的性质和内容。也就是说，当劳动成为了一种具有创造性的、自由自主地劳动时，自由与劳动之间的对立就不再像人类社会所经历的种种劳动关系那般对立。反而按照马克思的设想，在未来社会中，当劳动对劳动者来说是自主地和创造性的活动时，劳动就是自由的一种实现方式。正如马克思所认为的，在必然王国中劳动本真的实现过程中，尽管物质生产活动仍然是维持人类社会存在的必然活动，是一种“有外在目的规定所要做的劳动”，但当这种外在目的的规定性并不纯粹的指向劳动产品的“单纯外在必然性的外观”时，劳动对于劳动者来说就不再是一种负担，而成为了人的生活的第一需要。
从上文中对创意劳动的特征和马克思对未来社会本真劳动的设想的分析中不难看出，创意劳动在劳动过程的实质、劳动过程的严肃性、劳动方式及其带给劳动者的主观感受等方面已经开始接近马克思所论述的真正劳动的内核。尽管现代创意劳动最先出现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体内部，是资本主义商品货币关系的产物，但是创意劳动的出现决不意味着另一种异化劳动和剥削方式的出现，而是劳动者的自我意志的实现，是伴随科技进步和信息社会出现的一种新型的劳动者和资本之间的新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