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下面是爱岗敬业的小编为大伙儿整理的鲁迅文章教案【8篇】，欢迎借鉴，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鲁迅文章片段赏析 篇一
片段：
东京也无非是这样。上野的樱花烂熳的时节，望去确也像绯红的轻云，但花下也缺不了成群结队的“清国留学生”的速成班，头顶上盘着大辫子，顶得学生制帽的顶上高高耸起，形成一座富士山。也有解散辫子，盘得平的，除下帽来，油光可鉴，宛如小姑娘的发髻一般，还要将脖子扭几扭。实在标致极了。
赏析
东京也无非是这样”中“无非”理解为（“不过”），表达出作者（对清国留学生的厌恶，和不屑与之为伍）的情感。“这样”指代（留学生的丑态），为下文作铺垫，体现了作者的失望、矛盾、痛苦、厌恶。“确”表示另一种更大的可能性；“但”表示补充说明，“但”字后面的话是作者真正想说的内容。
片段：
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紫红的桑葚；也不必说鸣蝉在树叶里长吟，肥胖的黄蜂伏在菜花上，轻捷的叫天子（云雀）忽然从草间直窜向云霄里去了。单是周围的短短的泥墙根一带，就有无限的趣味。油蛉在这里低唱，蟋蟀们在这里弹琴。翻开断砖来，有时会遇见蜈蚣；还有斑蝥，倘若用手指按住它的脊梁，便会啪的一声，从后窍喷出一阵烟雾。何首乌藤和木莲藤缠络着，木莲有莲房一般的果实，何首乌有臃肿的根。有人说，何首乌根是有像人形的，吃了便可以成仙，我于是常常拔它起来，牵连不断地拔起来，也曾因此弄坏了泥墙，却从来没有见过有一块根像人样。如果不怕刺，还可以摘到覆盆子，像小珊瑚珠攒成的小球，又酸又甜，色味都比桑葚要好得远。
赏析
作者用“不必说„„也不必说„„单是„„就有„„”这样一组词语，引出13种景物（菜畦、石井栏、皂荚树、桑葚、鸣蝉、黄蜂、叫天子、泥墙根、油蛉、蜈蚣、何首乌藤、木莲藤、覆盆子）、4件趣事（找蜈蚣、按斑蟊、拔何首乌根、摘覆盆子），前两个“不必说”略写百草园概貌，“单是„„就有„„”则比较详细地写百草园一角“短短的泥墙根一带”。先用两个“不必说”宕开一笔，突出“单是”的内容。既然“单是”已趣味无穷，可见园子里佳趣俯拾皆是，渲染了百草园是“我的乐园”的感情色彩。写景层次井然，条理分明。前一个“不必说”写静物由低到高，后一个写动物由高到低。整体部分从植物写到动物，局部部分则由动物写到植物。
片段：
我忐忑着，拿了书来了。他使我同坐在堂中央的桌子前，教我一句一句地读下去。我担着心，一句一句地读下去。
两句一行，大约读了二三十行罢，他说：——
“给我读熟。背不出，就不准去看会。”
他说完，便站起来，走进房里去了。
我似乎从头上浇了一盆冷水。但是，有什么法子呢？自然是读着，读着，强记着，——而且要背出来。
赏析：
描写了“我”对五猖会的热切盼望和父亲的阻难，表现了父亲对儿童心理的无知和隔膜，含蓄地批判了封建思想习俗的不合理。鲁迅说出了孩子在父母毫不顾及孩子心理时的无奈和厌烦。
片段：
一个人做到只剩了回忆的时候，生涯大概总要算是无聊了罢，但有时竟会连回忆也没有。
赏析：
鲁迅先生说“这十篇就是从记忆中抄出来的，与实际容或有些不同，然而我现在只记得是这样。”这说明当时他做引的时候，对文章当时书写的情形已经记忆不太清楚了，但是文章又确实存在，所以他就感觉很矛盾，“既然记忆是美好的，但是很多我缺又忘记了。”这是他的一种表达方式，鲁迅先生的文章很多都是这种杂文的语气，带点思考，也带点批判。
片段：
只要望见一顶白纸的高帽子和他手里的破芭蕉扇的影子，大家就都有些紧张，而且高兴起来了。人民之于鬼物，惟独与他最为稔熟，也最为亲密，平时也常常可以遇见他。死无常黑脸、黑衣，谁也不爱看。在“阴死间”里也有的，胸口靠着墙壁，阴森森地站着；那才真真是“碰壁”。
赏析：
洋溢着作者对活无常的敬佩及赞美之情，先写小时候对他的害怕，和现在对他的敬佩作对比，也拿阎罗王的昏庸和死无常的可怕与之作对比，突出活无常的善心。
鲁迅文章 篇二
鲁迅文章
1、风筝
2、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
3、社戏
4、阿长与山海经
5、藤野先生
6、雪
7、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
8、故乡
9、孔乙己
鲁迅文章选读 篇三
鲁迅文章选读（2015.10）
《鲁迅全集》总目录
第一卷 坟 热风 呐喊
第二卷 彷徨 野草 朝花夕拾 故事新编
第三卷 华盖集 华盖集续编 华盖集续编补编而已集
第四卷 三闲集 二心集 南腔北调集
第五卷 伪自由书 准风月谈 花边文学
第六卷 且介亭杂文 且介亭杂文二集 且介亭杂文末编 且介亭杂文附集
第七卷 集外集 集外集拾遗
第八卷 集外集拾遗补编
第九卷 中国小说史略
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 汉文学史纲要
第十卷 古籍序跋集 译文序跋集
附集 鲁迅诗集 鲁迅先生年谱
（收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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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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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迅文章选读（2015.10）
我的第一个师父
出自《且介亭杂文附集》
不记得是那一部旧书上看来的了，大意说是有一位道学先生，自然是名人，一生拚命辟佛，却名自己的小儿子为“和尚”。有一天，有人拿这件事来质问他。他回答道：“这正是表示轻贱呀！”那人无话可说而退云〔２〕。
其实，这位道学先生是诡辩。名孩子为“和尚”，其中是含有迷信的。中国有许多妖魔鬼怪，专喜欢杀害有出息的人，尤其是孩子；要下贱，他们才放手，安心。和尚这一种人，从和尚的立场看来，会成佛——但也不一定，——固然高超得很，而从读书人的立场一看，他们无家无室，不会做官，却是下贱之流。读书人意中的鬼怪，那意见当然和读书人相同，所以也就不来搅扰了。这和名孩子为阿猫阿狗，完全是一样的意思：容易养大。
还有一个避鬼的法子，是拜和尚为师，也就是舍给寺院了的意思，然而并不放在寺院里。我生在周氏是长男，“物以希为贵”，父亲怕我有出息，因此养不大，不到一岁，便领到长庆寺里去，拜了一个和尚为师了。拜师是否要贽[zhì]见礼，或者布施什么的呢，我完全不知道。只知道我却由此得到一个法名叫作“长庚”，后来我也偶尔用作笔名，并且在《在酒楼上》这篇小说里，赠给了恐吓自己的侄女的无赖；还有一件百家衣，就是“衲衣”，论理，是应该用各种破布拼成的，但我的却是橄榄形的各色小绸片所缝就，非喜庆大事不给穿；还有一条称为“牛绳”的东西，上挂零星小件，如历本，镜子，银筛之类，据说是可以避邪的。
这种布置，好像也真有些力量：我至今没有死。
不过，现在法名还在，那两件法宝却早已失去了。前几年回北平去，母亲还给了我婴儿时代的银筛，是那时的惟一的记念。仔细一看，原来那筛子圆径不过寸余，中央一个太极图，上面一本书，下面一卷画，左右缀着极小的尺，剪刀，算盘，天平之类。我于是恍然大悟，中国的邪鬼，是怕斩钉截铁，不能含胡的东西的。因为探究和好奇，去年曾经去问上海的银楼，终于买了两面来，和我的几鲁迅文章选读（2015.10）
乎一式一样，不过缀着的小东西有些增减。奇怪得很，半世纪有余了，邪鬼还是这样的性情，避邪还是这样的法宝。然而我又想，这法宝成人却用不得，反而非常危险的。
但因此又使我记起了半世纪以前的最初的先生。我至今不知道他的法名，无论谁，都称他为“龙师父”，瘦长的身子，瘦长的脸，高颧细眼，和尚是不应该留须的，他却有两绺下垂的小胡子。对人很和气，对我也很和气，不教我念一句经，也不教我一点佛门规矩；他自己呢，穿起袈裟来做大和尚，或者戴上毗卢帽放焰口〔３〕，“无祀孤魂，来受甘露味”的时候，是庄严透顶的，平常可也不念经，因为是住持，只管着寺里的琐屑事，其实——自然是由我看起来——他不过是一个剃光了头发的俗人。
因此我又有一位师母，就是他的老婆。论理，和尚是不应该有老婆的，然而他有。我家的正屋的中央，供着一块牌位，用金字写着必须绝对尊敬和服从的五位：“天地君亲师”。我是徒弟，他是师，决不能抗议，而在那时，也决不想到抗议，不过觉得似乎有点古怪。但我是很爱我的师母的，在我的记忆上，见面的时候，她已经大约有四十岁了，是一位胖胖的师母，穿着玄色纱衫裤，在自己家里的院子里纳凉，她的孩子们就来和我玩耍。有时还有水果和点心吃，——自然，这也是我所以爱她的一个大原因；用高洁的陈源教授的话来说，便是所谓“有奶便是娘”〔４〕，在人格上是很不足道的。不过我的师母在恋爱故事上，却有些不平常。“恋爱”，这是现在的术语，那时我们这偏僻之区只叫作“相好”。《诗经》云：“式相好矣，毋相尤矣”〔５〕，起源是算得很古，离文武周公的时候不怎么久就有了的，然而后来好像并不算十分冠冕堂皇的好话。这且不管它罢。总之，听说龙师父年青时，是一个很漂亮而能干的和尚，交际很广，认识各种人。有一天，乡下做社戏了，他和戏子相识，便上台替他们去敲锣，精光的头皮，簇新的海青〔６〕，真是风头十足。乡下人大抵有些顽固，以为和尚是只应该念经拜忏的，台下有人骂了起来。师父不甘示弱，也给他们一个回骂。于是战争开幕，甘蔗梢头雨点似的飞上来，有些勇士，还有进攻之势，“彼众我寡”，他只好退走，一面退，一面一定追，逼得他又只好慌张的躲进一家人家去。而这人家，又只有 3 鲁迅文章选读（2015.10）
一位年青的寡妇。以后的故事，我也不甚了然了，总而言之，她后来就是我的师母。
自从《宇宙风》出世以来，一向没有拜读的机缘，近几天才看见了“春季特大号”。其中有一篇铢堂先生的《不以成败论英雄》〔７〕，使我觉得很有趣，他以为中国人的“不以成败论英雄”，“理想是不能不算崇高”的，“然而在人群的组织上实在要不得。抑强扶弱，便是永远不愿意有强。崇拜失败英雄，便是不承认成功的英雄”。“近人有一句流行话，说中华民族富于同化力，所以辽金元清都并不曾征服中国。其实无非是一种惰性，对于新制度不容易接收罢了”。我们怎样来改悔这“惰性”呢，现在姑且不谈，而且正在替我们想法的人们也多得很。我只要说那位寡妇之所以变了我的师母，其弊病也就在“不以成败论英雄”。乡下没有活的岳飞或文天祥，所以一个漂亮的和尚在如雨而下的甘蔗梢头中，从戏台逃下，也就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失败的英雄。她不免发现了祖传的“惰性”，崇拜起来，对于追兵，也像我们的祖先的对于辽金元清的大军似的，“不承认成功的英雄”了。在历史上，这结果是正如铢堂先生所说：“乃是中国的社会不树威是难得帖服的”，所以活该有“扬州十日”和“嘉定三屠”〔８〕。但那时的乡下人，却好像并没有“树威”，走散了，自然，也许是他们料不到躲在家里。
因此我有了三个师兄，两个师弟。大师兄是穷人的孩子，舍在寺里，或是卖在寺里的；其余的四个，都是师父的儿子，大和尚的儿子做小和尚，我那时倒并不觉得怎么稀奇。大师兄只有单身；二师兄也有家小，但他对我守着秘密，这一点，就可见他的道行远不及我的师父，他的父亲了。而且年龄都和我相差太远，我们几乎没有交往。
三师兄比我恐怕要大十岁，然而我们后来的感情是很好的，我常常替他担心。还记得有一回，他要受大戒了，他不大看经，想来未必深通什么大乘〔９〕教理，在剃得精光的囟门上，放上两排艾绒，同时烧起来，我看是总不免要叫痛的，这时善男信女，多数参加，实在不大雅观，也失了我做师弟的体面。这怎么好呢？每一想到，十分心焦，仿佛受戒的是我自己一样。然而我的师父究竟道力高深，4 鲁迅文章选读（2015.10）
他不说戒律，不谈教理，只在当天大清早，叫了我的三师兄去，厉声吩咐道：“拚命熬住，不许哭，不许叫，要不然，脑袋就炸开，死了！”这一种大喝，实在比什么《妙法莲花经》或《大乘起信论》〔１０〕还有力，谁高兴死呢，于是仪式很庄严的进行，虽然两眼比平时水汪汪，但到两排艾绒在头顶上烧完，的确一声也不出。我嘘一口气，真所谓“如释重负”，善男信女们也个个“合十赞叹，欢喜布施，顶礼而散”〔１１〕了。
出家人受了大戒，从沙弥升为和尚，正和我们在家人行过冠礼〔１２〕，由童子而为成人相同。成人愿意“有室”，和尚自然也不能不想到女人。以为和尚只记得释迦牟尼或弥勒菩萨〔１３〕，乃是未曾拜和尚为师，或与和尚为友的世俗的谬见。寺里也有确在修行，没有女人，也不吃荤的和尚，例如我的大师兄即是其一，然而他们孤僻，冷酷，看不起人，好像总是郁郁不乐，他们的一把扇或一本书，你一动他就不高兴，令人不敢亲近他。所以我所熟识的，都是有女人，或声明想女人，吃荤，或声明想吃荤的和尚。
我那时并不诧异三师兄在想女人，而且知道他所理想的是怎样的女人。人也许以为他想的是尼姑罢，并不是的，和尚和尼姑“相好”，加倍的不便当。他想的乃是千金小姐或少奶奶；而作这“相思”或“单相思”——即今之所谓“单恋”也——的媒介的是“结”。我们那里的阔人家，一有丧事，每七日总要做一些法事，有一个七日，是要举行“解结”的仪式的，因为死人在未死之前，总不免开罪于人，存着冤结，所以死后要替他解散。方法是在这天拜完经忏的傍晚，灵前陈列着几盘东西，是食物和花，而其中有一盘，是用麻线或白头绳，穿上十来文钱，两头相合而打成蝴蝶式，八结式之类的复杂的，颇不容易解开的结子。一群和尚便环坐桌旁，且唱且解，解开之后，钱归和尚，而死人的一切冤结也从此完全消失了。这道理似乎有些古怪，但谁都这样办，并不为奇，大约也是一种“惰性”。不过解结是并不如世俗人的所推测，个个解开的，倘有和尚以为打得精致，因而生爱，或者故意打得结实，很难解散，因而生恨的，便能暗暗的整个落到僧袍的大袖里去，一任死者留下冤结，到地狱里去吃苦。这种宝结带回寺里，便保存起来，也时时鉴赏，恰如我们的或亦不免偏爱看看女作家的作品一样。当鉴赏 5 鲁迅文章选读（2015.10）的时候，当然也不免想到作家，打结子的是谁呢，男人不会，奴婢不会，有这种本领的，不消说是小姐或少奶奶了。和尚没有文学界人物的清高，所以他就不免睹物思人，所谓“时涉遐想”起来，至于心理状态，则我虽曾拜和尚为师，但究竟是在家人，不大明白底细。只记得三师兄曾经不得已而分给我几个，有些实在打得精奇，有些则打好之后，浸过水，还用剪刀柄之类砸实，使和尚无法解散。解结，是替死人设法的，现在却和和尚为难，我真不知道小姐或少奶奶是什么意思。这疑问直到二十年后，学了一点医学，才明白原来是给和尚吃苦，颇有一点虐待异性的病态的。深闺的怨恨，会无线电似的报在佛寺的和尚身上，我看道学先生可还没有料到这一层。
后来，三师兄也有了老婆，出身是小姐，是尼姑，还是“小家碧玉”呢，我不明白，他也严守秘密，道行远不及他的父亲了。这时我也长大起来，不知道从那里，听到了和尚应守清规之类的古老话，还用这话来嘲笑他，本意是在要他受窘。不料他竟一点不窘，立刻用“金刚怒目”〔１４〕式，向我大喝一声道：
“和尚没有老婆，小菩萨那里来！？”
这真是所谓“狮吼”〔１５〕，使我明白了真理，哑口无言，我的确早看见寺里有丈余的大佛，有数尺或数寸的小菩萨，却从未想到他们为什么有大小。经此一喝，我才彻底的省悟了和尚有老婆的必要，以及一切小菩萨的来源，不再发生疑问。但要找寻三师兄，从此却艰难了一点，因为这位出家人，这时就有了三个家了：一是寺院，二是他的父母的家，三是他自己和女人的家。
我的师父，在约略四十年前已经去世；师兄弟们大半做了一寺的住持；我们的交情是依然存在的，却久已彼此不通消息。但我想，他们一定早已各有一大批小菩萨，而且有些小菩萨又有小菩萨了。
四月一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六年四月《作家》月刊第一卷第一期。
〔２〕宋代笔记小说《道山清话》（著者不详）中记有如下的故事：“一长老在欧阳公（修）座上，见鲁迅文章选读（2015.10）
公家小儿有名僧哥者，戏谓公曰：‘公不重佛，安得此名？’公笑曰：‘人家小儿要易长育，往往以贱名为小名，如狗、羊、犬、马之类是也。’闻者莫不服公之捷对。”又据宋代王闢之著《渑水燕谈录》：“公（欧阳修）幼子小名和尚。”
〔３〕毗卢帽和尚所戴的一种绣有毗卢佛像的帽子。放焰口，旧俗于夏历七月十五日（中元节）晚上请和尚结盂兰盆会，诵经施食，称为“放焰口”。盂兰盆，梵语音译，“救倒悬”的意思；焰口，饿鬼名。
〔４〕“有奶便是娘”一九二五年八月间，因北洋政府教育总长章士钊禁止爱国运动和宣扬复古思想，北京大学评议会发表宣言反对他为教育总长，并宣布和教育部脱离关系。后来少数教授顾虑脱离教育部后经费无着，一部分进步教授就在致本校同事的公函中说：“章士钊到任以来，曾为北京大学筹过若干经费，本校同人当各知悉；即使章士钊真能按月拨付，或并清偿积欠„„同人亦当为公义而牺牲利益，维持最高学府之尊严„„如若忽变态度„„采取‘有奶便是娘’主义，我们不能不为北大同人羞之。”陈源在《现代评论》第二卷第四十期（一九二五年九月十二日）发表的《闲话》里，引用“有奶便是娘”这句话，歪曲公函中的原意，加以讥笑。
〔５〕“式相好矣，毋相尤矣”语见《诗经·小雅·斯干》，意思是互相爱好而不相恶。式，发语辞。〔６〕海青江浙一带方言，指一种广袖的长袍。
〔７〕《不以成败论英雄》参看本卷第５１１页注〔１０〕。
〔８〕“扬州十日”指清顺治二年（１６４５）清军攻破扬州后进行的十天大屠杀。“嘉定三屠”，指同年清军占领嘉定后进行的三次大屠杀。清代王秀椘著《扬州十日记》、朱子素著《嘉定屠城记略》二书，分别对这两次惨杀作了较详的记载。
〔９〕大乘公元一、二世纪间形成的佛教宗派，相对于主张“自我解脱”的小乘教派而言。它主张“救度一切众生”，强调尽人皆可成佛。一切修行应以利他为主。
〔１０〕《妙法莲花经》简称《法华经》，印度佛教经典之一。通行的中译本为后秦鸠摩罗什所译。《大乘起信论》，解释大乘教理的佛教著作，相传为古印度马鸣作，有南朝梁真谛和唐代实叉难陀的两种译本。
〔１１〕“合十赞叹”等语，是佛经中常见的话。合十，即合掌，用以表示敬意；顶礼，以头、手、足五体匍匐在地的叩拜，是一种最尊敬的礼节。
〔１２〕冠礼我国古代礼俗，男子二十岁时举行冠礼，表示已经成人。《仪礼·士冠礼》篇中有关于冠礼的说明。
〔１３〕释迦牟尼参看本卷第３２０页注〔１９〕。弥勒，佛教菩萨之一，相传继释迦牟尼而成佛。〔１４〕“金刚怒目”参看本卷第４３６页注〔７〕。
〔１５〕“狮吼”佛家语，意思是震动世界的声音。宋僧道彦《景德传灯录》卷一引《普耀经》：“佛（释迦牟尼）初生刹利王家„„分手指天地，作狮子吼声：‘上下及四维，无能尊我者。’” 鲁迅文章选读（2015.10）
马上支日记〔1〕
出自《华盖集续编》
前几天会见小峰，谈到自己要在半农所编的副刊上投点稿，那名目是《马上日记》。小峰怃然曰，回忆归在《旧事重提》〔2〕中，目下的杂感就写进这日记里面去„„。
意思之间，似乎是说：你在《语丝》上做什么呢？——
但这也许是我自己的疑心病。我那时可暗暗地想：生长在敢于吃河豚的地方的人，怎么也会这样拘泥？政党会设支部，银行会开支店，我就不会写支日记的么？因为《语丝》上须投稿，而这暗想马上就实行了，于是乎作支日记。
六月二十九日晴。
早晨被一个小蝇子在脸上爬来爬去爬醒，赶开，又来；赶开，又来；而且一定要在脸上的一定的地方爬。打了一回，打它不死，只得改变方针：自己起来。
记得前年夏天路过S州〔3〕，那客店里的蝇群却着实使人惊心动魄。饭菜搬来时，它们先追逐着赏鉴；夜间就停得满屋，我们就枕，必须慢慢地，小心地放下头去，倘若猛然一躺，惊动了它们，便轰的一声，飞得你头昏眼花，一败涂地。
到黎明，青年们所希望的黎明，那自然就照例地到你脸上来爬来爬去了。但我经过街上，看见一个孩子睡着，五六个蝇子在他脸上爬，他却睡得甜甜的，连皮肤也不牵动一下。在中国过活，这样的训练和涵养工夫是万不可少的。与其鼓吹什么“捕蝇”〔4〕，倒不如练习这一种本领来得切实。
什么事都不想做。不知道是胃病没有全好呢，还是缺少了睡眠时间。仍旧懒懒地翻翻废纸，又看见几条《茶香室丛钞》〔5〕式的东西。已经团入字纸篓里的了，又觉得“弃之不甘”，挑一点关于《水浒传》〔6〕的，移录在这里罢——鲁迅文章选读（2015.10）
宋洪迈《夷坚甲志》〔7〕十四云：“绍兴二十五年，吴傅朋说除守安丰军，自番阳遣一卒往呼吏士，行至舒州境，见村民穰穰，十百相聚，因弛担观之。其人曰，吾村有妇人为虎衔去，其夫不胜愤，独携刀往探虎穴，移时不反，今谋往救也。久之，民负死妻归，云，初寻迹至穴，虎牝牡皆不在，有二子戏岩窦下，即杀之，而隐其中以俟。少顷，望牝者衔一人至，倒身入穴，不知人藏其中也。吾急持尾，断其一足。虎弃所衔人，踉蹡而窜；徐出视之，果吾妻也，死矣。虎曳足行数十步，堕涧中。吾复入窦伺，牡者俄咆跃而至，亦以尾先入，又如前法杀之。妻冤已报，无憾矣。乃邀邻里往视，舆四虎以归，分烹之。”案《水浒传》叙李逵沂岭杀四虎事，情状极相类，疑即本此等传说作之。《夷坚甲志》成于乾道初（1165），此条题云《舒民杀四虎》。
宋庄季裕《鸡肋编》〔8〕中云：“浙人以鸭儿为大讳。北人但知鸭羹虽甚热亦无气。后至南方，乃知鸭若只一雄，则虽合而无卵，须二三始有子。其以为讳者，盖为是耳，不在于无气也。”案《水浒传》叙郓哥向武大索麦稃，“武大道：‘我屋里又不养鹅鸭，那里有这麦稃？’郓哥道：‘你说没麦稃，怎地栈得肥[月耷][月耷]地，便颠倒提起你来也不妨，煮你在锅里也没气？武大道：‘含鸟猢狲！倒骂得我好。我的老婆又不偷汉子，我如何是鸭？’„„”鸭必多雄始孕，盖宋时浙中俗说，今已不知。然由此可知《水浒传》确为旧本，其著者则浙人；虽庄季裕，亦仅知鸭羹无气而已。《鸡肋编》有绍兴三年（1133）序，去今已将八百年。
元陈泰《所安遗集》《江南曲序》云：“余童卯时，闻长老言宋江事，未究其详。至治癸亥秋九月十六日，过梁山泊，舟遥见一峰，嵲雄跨，问之篙师，曰，此安山也，昔宋江事处，绝湖为池，阔九十里，皆蕖荷菱芡，相传以为宋妻所植。宋之为人，勇悍狂侠，其党如宋者三十六人。至今山下有分赃台，置石座三十六所，俗所谓‘去时三十六，归时十八双’，意者其自誓之辞也。始予过此，荷花弥望，今无复存者，惟残香相送耳。因记王荆公诗云：‘三十六陂春水，白头想见江南。’味其词，作《江南曲》以叙游历，且以慰宋妻种荷之意云。（原注：鲁迅文章选读（2015.10）
曲因囊损无存。）”案宋江有妻在梁山泺中，且植芰荷，仅见于此；而谓江勇悍狂侠，亦与今所传性格绝殊，知《水浒》故事，宋元来异说多矣。泰字志同，号所安，茶陵人，延襱甲寅（1314），以《天马赋》中省试第十二名，会试赐乙卯科张起岩榜进士第，由翰林庶吉士改授龙南令，卒官。至曾孙朴，始集其遗文为一卷。成化丁未，来孙〔9〕铨等又并补遗重刊之。《江南曲》即在补遗中，而失其诗。近《涵芬楼秘笈》第十集收金侃〔10〕手写本，则并序失之矣。“舟遥见一峰”及“昔宋江事处”二句，当有脱误，未见别本，无以正之。
七月一日晴。
上午，空六〔11〕来谈；全谈些报纸上所载的事，真伪莫辨。
许多工夫之后，他走了，他所谈的我几乎都忘记了，等于不谈。只记得一件：据说吴佩孚大帅在一处宴会的席上发表，查得赤化的始祖乃是蚩尤，因为“蚩”“赤”同音，所以蚩尤即“赤尤”，“赤尤”者，就是“赤化之尤”的意思；〔12〕说毕，合座为之“欢然”云。
太阳很烈，几盆小草花的叶子有些垂下来了，浇了一点水。田妈忠告我：浇花的时候是每天必须一定的，不能乱；一乱，就有害。我觉得有理，便踌躇起来；但又想，没有人在一定的时候来浇花，我又没有一定的浇花的时候，如果遵照她的学说，那些小花可只好晒死罢了。即使乱浇，总胜于不浇；即使有害，总胜于晒死罢。便继续浇下去，但心里自然也不大踊跃。下午，叶子都直起来了，似乎不甚有害，这才放了心。
灯下太热，夜间便在暗中呆坐着，凉风微动，不觉也有些“欢然”。人倘能够“超然象外”〔13〕，看看报章，倒也是一种清福。我对于报章，向来就不是博览家，然而这半年来，已经很遇见了些铭心绝品。远之，则如段祺瑞执政的《二感篇》，张之江督办的《整顿学风电》〔14〕，陈源教授的《闲话》；鲁迅文章选读（2015.10）
近之，则如丁文江督办（？）的自称“书呆子”演说〔15〕，胡适之博士的英国庚款答问〔16〕，牛荣声先生的“开倒车”论（见《现代评论》七十八期）〔17〕，孙传芳督军的与刘海粟先生论美术书〔18〕。但这些比起赤化源流考来，却又相去不可以道里计。
今年春天，张之江督办明明有电报来赞成枪毙赤化嫌疑的学生，而弄到底自己还是逃不出赤化。这很使我莫明其妙；现在既知道蚩尤是赤化的祖师，那疑团可就冰释了。蚩尤曾打炎帝，炎帝也是“赤魁”。炎者，火德也，火色赤；帝不就是首领么？所以三一八惨案，即等于以赤讨赤，无论那一面，都还是逃不脱赤化的名称。
这样巧妙的考证天地间委实不很多，只记得先前在日本东京时，看见《读卖新闻》上逐日登载着一种大著作，其中有黄帝即亚伯拉罕的考据〔19〕。大意是日本称油为“阿蒲拉”（Abura），油的颜色大概是黄的，所以“亚伯拉”就是“黄”。
至于“帝”，是与“罕”形近，还是与“可汗”音近呢，我现在可记不真确了，总之：阿伯拉罕即油帝，油帝就是黄帝而已。篇名和作者，现在也都忘却，只记得后来还印成一本书，而且还只是上卷。但这考据究竟还过于弯曲，不深究也好。
七月二日晴。
午后，在前门外买药后，绕到东单牌楼的东亚公司闲看。
这虽然不过是带便贩卖一点日本书，可是关于研究中国的就已经很不少。因为或种限制，只买了一本安冈秀夫所作的《从小说看来的支那民族性》〔20〕就走了，是薄薄的一本书，用大红深黄做装饰的，价一元二角。
傍晚坐在灯下，就看看那本书，他所引用的小说有三十四种，但其中也有其 11 鲁迅文章选读（2015.10）
实并非小说和分一部为几种的。蚊子来叮了好几口，虽然似乎不过一两个，但是坐不住了，点起蚊烟香来，这才总算渐渐太平下去。
安冈氏虽然很客气，在绪言上说，“这样的也不仅只支那人，便是在日本，怕也有难于漏网的。”但是，“一测那程度的高下和范围的广狭，则即使夸称为支那的民族性，也毫无应该顾忌的处所，”所以从支那人的我看来，的确不免汗流浃背。只要看目录就明白了：一，总说；二，过度置重于体面和仪容；三，安运命而肯罢休；四，能耐能忍；五，乏同情心多残忍性；六，个人主义和事大主义；七，过度的俭省和不正的贪财；八，泥虚礼而尚虚文；九，迷信深；十，耽享乐而淫风炽盛。
他似乎很相信Smith的《Chinese Characteristies》〔21〕，常常引为典据。这书在他们，二十年前就有译本，叫作《支那人气质》；但是支那人的我们却不大有人留心它。第一章就是Smith说，以为支那人是颇有点做戏气味的民族，精神略有亢奋，就成了戏子样，一字一句，一举手一投足，都装模装样，出于本心的分量，倒还是撑场面的分量多。这就是因为太重体面了，总想将自己的体面弄得十足，所以敢于做出这样的言语动作来。总而言之，支那人的重要的国民性所成的复合关键，便是这“体面”。
我们试来博观和内省，便可以知道这话并不过于刻毒。相传为戏台上的好对联，是“戏场小天地，天地大戏场”。大家本来看得一切事不过是一出戏，有谁认真的，就是蠢物。但这也并非专由积极的体面，心有不平而怯于报复，也便以万事是戏的思想了之。万事既然是戏，则不平也非真，而不报也非怯了。所以即使路见不平，不能拔刀相助，也还不失其为一个老牌的正人君子。
我所遇见的外国人，不知道可是受了Smith的影响，还是自己实验出来的，就很有几个留心研究着中国人之所谓“体面”或“面子”。但我觉得，他们实在是已经早有心得，而且应用了，倘若更加精深圆熟起来，则不但外交上一定胜利，还要取得上等“支那人”的好感情。这时须连“支那人”三个字也不说，代以“华 12 鲁迅文章选读（2015.10）
人”，因为这也是关于“华人”的体面的。
我还记得民国初年到北京时，邮局门口的扁额是写着“邮政局”的，后来外人不干涉中国内政的叫声高起来，不知道是偶然还是什么，不几天，都一律改了“邮务局”了。外国人管理一点邮“务”，实在和内“政”不相干，这一出戏就一直唱到现在。
向来，我总不相信国粹家道德家之类的痛哭流涕是真心，即使眼角上确有珠泪横流，也须检查他手巾上可浸着辣椒水或生姜汁。什么保存国故，什么振兴道德，什么维持公理，什么整顿学风„„心里可真是这样想？一做戏，则前台的架子，总与在后台的面目不相同。但看客虽然明知是戏，只要做得像，也仍然能够为它悲喜，于是这出戏就做下去了；有谁来揭穿的，他们反以为扫兴。
中国人先前听到俄国的“虚无党”三个字，便吓得屁滚尿流，不下于现在之所谓“赤化”。其实是何尝有这么一个“党”；只是“虚无主义者”或“虚无思想者”却是有的，是都介涅夫〔22〕（I．Turgeniev）给创立出来的名目，指不信神，不信宗教，否定一切传统和权威，要复归那出于自由意志的生活的人物而言。但是，这样的人物，从中国人看来也就已经可恶了。然而看看中国的一些人，至少是上等人，他们的对于神，宗教，传统的权威，是“信”和“从”呢，还是“怕”和“利用”？只要看他们的善于变化，毫无特操，是什么也不信从的，但总要摆出和内心两样的架子来。要寻虚无党，在中国实在很不少；和俄国的不同的处所，只在他们这么想，便这么说，这么做，我们的却虽然这么想，却是那么说，在后台这么做，到前台又那么做„„。将这种特别人物，另称为“做戏的虚无党”或“体面的虚无党”以示区别罢，虽然这个形容词和下面的名词万万联不起来。
夜，寄品青〔23〕信，托他向孔德学校去代借《闾邱辨囿》〔24〕。
夜半，在决计睡觉之前，从日历上将今天的一张撕去，下面这一张是红印的。我想，明天还是星期六，怎么便用红字了呢？仔细看时，有两行小字道：“马厂 13 鲁迅文章选读（2015.10）
誓师再造共和纪念”〔25〕。我又想，明天可挂国旗呢？„„于是，不想什么，睡下了。
七月三日晴。
热极，上半天玩，下半天睡觉。
晚饭后在院子里乘凉，忽而记起万牲园，因此说：那地方在夏天倒也很可看，可惜现在进不去了。田妈就谈到那管门的两个长人，说最长的一个是她的邻居，现在已经被美国人雇去，往美国了，薪水每月有一千元。
这话给了我一个很大的启示。我先前看见《现代评论》上保举十一种好著作，杨振声先生的小说《玉君》即是其中的一种，理由之一是因为做得“长”。
〔26〕我于这理由一向总有些隔膜，到七月三日即“马厂誓师再造共和纪念”的晚上这才明白了：“长”，是确有价值的。《现代评论》的以“学理和事实”并重自许，确也说得出，做得到。
今天到我的睡觉时为止，似乎并没有挂国旗，后半夜补挂与否，我不知道。
七月四日晴。
早晨，仍然被一个蝇子在脸上爬来爬去爬醒，仍然赶不走，仍然只得自己起来。品青的回信来了，说孔德学校没有《闾邱辨囿》。
也还是因为那一本《从小说看来的支那民族性》。因为那里面讲到中国的肴馔，所以也就想查一查中国的肴馔。我于此道向来不留心，所见过的旧记，只有《礼记》里的所谓“八珍”〔27〕，《酉阳杂俎》〔28〕里的一张御赐菜帐和袁枚名士的《随园食单》〔29〕。元朝有和斯辉的《饮馔正要》〔30〕，只站在旧书店头翻 14 鲁迅文章选读（2015.10）
了一翻，大概是元版的，所以买不起。唐朝的呢，有杨煜的《膳夫经手录》〔31〕，就收在《闾邱辨囿》中。现在这书既然借不到，只好拉倒了。
近年尝听到本国人和外国人颂扬中国菜，说是怎样可口，怎样卫生，世界上第一，宇宙间第n。但我实在不知道怎样的是中国菜。我们有几处是嚼葱蒜和杂合面饼，有几处是用醋，辣椒，腌菜下饭；还有许多人是只能舐黑盐，还有许多人是连黑盐也没得舐。中外人士以为可口，卫生，第一而第n的，当然不是这些；应该是阔人，上等人所吃的肴馔。但我总觉得不能因为他们这么吃，便将中国菜考列一等，正如去年虽然出了两三位“高等华人”，而别的人们也还是“下等”的一般。
安冈氏的论中国菜，所引据的是威廉士的《中国》〔32〕（《Middle Kingdom by Williams》），在最末《耽享乐而淫风炽盛》这一篇中。其中有这么一段——
“这好色的国民，便在寻求食物的原料时，也大概以所想像的性欲底效能为目的。从国外输入的特殊产物的最多数，就是认为含有这种效能的东西。„„在大宴会中，许多菜单的最大部分，即是想像为含有或种特殊的强壮剂底性质的奇妙的原料所做。„„”
我自己想，我对于外国人的指摘本国的缺失，是不很发生反感的，但看到这里却不能不失笑。筵席上的中国菜诚然大抵浓厚，然而并非国民的常食；中国的阔人诚然很多淫昏，但还不至于将肴馔和壮阳药并合。“纣虽不善，不如是之甚也。”〔33〕研究中国的外国人，想得太深，感得太敏，便常常得到这样——比“支那人”更有性底敏感——的结果。
安冈氏又自己说——
“笋和支那人的关系，也与虾正相同。彼国人的嗜笋，可谓在日本人以上。虽然是可笑的话，也许是因为那挺然翘然的姿势，引起想像来的罢。”鲁迅文章选读（2015.10）
会稽至今多竹。竹，古人是很宝贵的，所以曾有“会稽竹箭”〔34〕的话。然而宝贵它的原因是在可以做箭，用于战斗，并非因为它“挺然翘然”像男根。多竹，即多笋；因为多，那价钱就和北京的白菜差不多。我在故乡，就吃了十多年笋，现在回想，自省，无论如何，总是丝毫也寻不出吃笋时，爱它“挺然翘然”的思想的影子来。因为姿势而想像它的效能的东西是有一种的，就是肉苁蓉〔35〕，然而那是药，不是菜。总之，笋虽然常见于南边的竹林中和食桌上，正如街头的电干和屋里的柱子一般，虽“挺然翘然”，和色欲的大小大概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然而洗刷了这一点，并不足证明中国人是正经的国民。要得结论，还很费周折罢。可是中国人偏不肯研究自己。安冈氏又说，“去今十余年前，有„„称为《留东外史》〔36〕这一种不知作者的小说，似乎是记事实，大概是以恶意地描写日本人的性底不道德为目的的。然而通读全篇，较之攻击日本人，倒是不识不知地将支那留学生的不品行，特地费了力招供出来的地方更其多，是滑稽的事。”这是真的，要证明中国人的不正经，倒在自以为正经地禁止男女同学，禁止模特儿这些事件上。
我没有恭逢过奉陪“大宴会”的光荣，只是经历了几回中宴会，吃些燕窝鱼翅。现在回想，宴中宴后，倒也并不特别发生好色之心。但至今觉得奇怪的，是在燉，蒸，煨的烂熟的肴馔中间，夹着一盘活活的醉虾。据安冈氏说，虾也是与性欲有关系的；不但从他，我在中国也听到过这类话。然而我所以为奇怪的，是在这两极端的错杂，宛如文明烂熟的社会里，忽然分明现出茹毛饮血的蛮风来。而这蛮风，又并非将由蛮野进向文明，乃是已由文明落向蛮野，假如比前者为白纸，将由此开始写字，则后者便是涂满了字的黑纸罢。一面制礼作乐，尊孙读经，“四千年声明文物之邦”，真是火候恰到好处了，而一面又坦然地放火杀人，奸淫掳掠，做着虽蛮人对于同族也还不肯做的事„„全个中国，就是这样的一席大宴会！
我以为中国人的食物，应该去掉煮得烂熟，萎靡不振的； 鲁迅文章选读（2015.10）
也去掉全生，或全活的。应该吃些虽然熟，然而还有些生的带着鲜血的肉类„„。
正午，照例要吃午饭了，讨论中止。菜是：干菜，已不“挺然翘然”的笋干，粉丝，腌菜。对于绍兴，陈源教授所憎恶的是“师爷”和“刀笔吏的笔尖”，我所憎恶的是饭菜。
《嘉泰会稽志》〔37〕已在石印了，但还未出版，我将来很想查一查，究竟绍兴遇着过多少回大饥馑，竟这样地吓怕了居民，仿佛明天便要到世界末日似的，专喜欢储藏干物品。有菜，就晒干；有鱼，也晒干；有豆，又晒干；有笋，又晒得它不像样；菱角是以富于水分，肉嫩而脆为特色的，也还要将它风干„„。听说探险北极的人，因为只吃罐头食物，得不到新东西，常常要生坏血病；倘若绍兴人肯带了干菜之类去探险，恐怕可以走得更远一点罢。
晚，得乔峰〔38〕信并丛芜所译的布宁〔39〕的短篇《轻微的欷歔》稿，在上海的一个书店里默默地躺了半年，这回总算设法讨回来了。
中国人总不肯研究自己。从小说来看民族性，也就是一个好题目。此外，则道士思想（不是道教，是方士）与历史上大事件的关系，在现今社会上的势力；孔教徒怎样使“圣道”变得和自己的无所不为相宜；战国游士说动人主的所谓“利”“害”是怎样的，和现今的政客有无不同；中国从古到今有多少文字狱；历来“流言”的制造散布法和效验等等„„
可以研究的新方面实在多。
七月五日晴。
晨，景宋将《小说旧闻钞》的一部分理清送来。自己再看了一遍，到下午才毕，寄给小峰付印。天气实在热得可以。鲁迅文章选读（2015.10）
觉得疲劳。晚上，眼睛怕见灯光，熄了灯躺着，仿佛在享福。听得有人打门，连忙出去开，却是谁也没有，跨出门去根究，一个小孩子已在暗中逃远了。
关了门，回来，又躺下，又仿佛在享福。一个行人唱着戏文走过去，余音袅袅，道，“咿，咿，咿！”不知怎地忽然想起今天校过的《小说旧闻钞》里的强汝询〔40〕老先生的议论来。这位先生的书斋就叫作求有益斋，则在那斋中写出来的文章的内容，也就可想而知。他自己说，诚不解一个人何以无聊到要做小说，看小说。但于古小说的判决却从宽，因为他古，而且昔人已经著录了。
憎恶小说的也不只是这位强先生，诸如此类的高论，随在可以闻见。但我们国民的学问，大多数却实在靠着小说，甚至于还靠着从小说编出来的戏文。虽是崇奉关岳〔41〕的大人先生们，倘问他心目中的这两位“武圣”的仪表，怕总不免是细着眼睛的红脸大汉和五绺长须的白面书生，或者还穿着绣金的缎甲，脊梁上还插着四张尖角旗。
近来确是上下同心，提倡着忠孝节义了，新年到庙市上去看年画，便可以看见许多新制的关于这类美德的图。然而所画的古人，却没有一个不是老生，小生，老旦，小旦，末，外，花旦„„。
七月六日晴。
午后，到前门外去买药。配好之后，付过钱，就站在柜台前喝了一回份。其理由有三：一，已经停了一天了，应该早喝；二，尝尝味道，是否不错的；三，天气太热，实在有点口渴了。
不料有一个买客却看得奇怪起来。我不解这有什么可以奇怪的；然而他竟奇怪起来了，悄悄地向店伙道：
“那是戒烟药水罢？” 鲁迅文章选读（2015.10）
“不是的！”店伙替我维持名誉。
“这是戒大烟的罢？”他于是直接地问我了。
我觉得倘不将这药认作“戒烟药水”，他大概是死不瞑目的。人生几何，何必固执，我便似点非点的将头一动，同时请出我那“介乎两可之间”的好回答来：
“唔唔„„。”
这既不伤店伙的好意，又可以聊慰他热烈的期望，该是一帖妙药。果然，从此万籁无声，天下太平，我在安静中塞好瓶塞，走到街上了。
到中央公园〔42〕，径向约定的一个僻静处所，寿山〔43〕已先到，略一休息，便开手对译《小约翰》〔44〕。这是一本好书，然而得来却是偶然的事。大约二十年前，我在日本东京的旧书店头买到几十本旧的德文文学杂志，内中有着这书的绍介和作者的评传，因为那时刚译成德文。觉得有趣，便托丸善书店去买来了；想译，没有这力。后来也常常想到，但总为别的事情岔开；直到去年，才决计在暑假中将它译好，并且登出广告去，而不料那一暑假过得比别的时候还艰难。今年又记得起来，翻检一过，疑难之处很不少，还是没有这力。问寿山可肯同译，他答应了，于是开手；并且约定，必须在这暑假期中译完。
晚上回家，吃了一点饭，就坐在院子里乘凉。田妈告诉我，今天下午，斜对门的谁家的婆婆和儿媳大吵了一通嘴。据她看来，婆婆自然有些错，但究竟是儿媳妇太不合道理了。问我的意思，以为何如。我先就没有听清吵嘴的是谁家，也不知道是怎样的两个婆媳，更没有听到她们的来言去语，明白她们的旧恨新仇。现在要我加以裁判，委实有点不敢自信，况且我又向来并不是批评家。我于是只得说：这事我无从断定。
但是这句话的结果很坏。在昏暗中，虽然看不见脸色，耳朵中却听到：一切 19 鲁迅文章选读（2015.10）
声音都寂然了。静，沉闷的静；后来还有人站起，走开。
我也无聊地慢慢地站起，走进自己的屋子里，点了灯，躺在床上看晚报；看了几行，又无聊起来了，便碰到东壁下去写日记，就是这《马上支日记》。
院子里又渐渐地有了谈笑声，谠论声。
今天的运气似乎很不佳：路人冤我喝“戒烟药水”，田妈说我„„。她怎么说，我不知道。但愿从明天起，不再这样。
※ ※※
〔1〕本篇最初连续发表于一九二六年七月十二日、二十六日，八月二日、十六日《语丝》周刊第八十七、八十九、九十、九十二期。
〔2〕《旧事重提》 鲁迅散文集《朝花夕拾》各篇最初在《莽原》半月刊上发表时的总名。〔3〕S州 指河南陕州。一九二四年七、八月间，鲁迅曾应陕西教育厅和西北大学的邀请到西安讲学，往返都经过这里。
〔4〕鼓吹什么“捕蝇” 当时北京有些团体和学校提倡捕蝇活动，有的举办捕蝇比赛会，有的出资以发动贫苦小孩捕蝇出卖。
〔5〕《茶香室丛钞》 俞樾所著笔记，共四集，一○六卷。俞樾（1821—1907），字荫甫，号曲园，浙江德清人，清代学者。
〔6〕《水浒传》 长篇小说，明代施耐庵著。
〔7〕洪迈（1123—1202）字景庐，鄱阳（今江西波阳）人，宋代文学家。《夷坚甲志》，是他所著的笔记小说，原为正集、支案、三集、四集，共四二○卷；现在留传下来的，以张元济校辑本二○六卷为较完善。这里所引的一条，出正集甲志第十四卷。
〔8〕庄季裕 名绰，字季裕，宋代山西清源（今属清徐）人。
《鸡肋编》，是他所著的笔记，内容多述轶闻旧事，凡三卷。这里所引的一条，出于该书卷中。〔9〕来孙 玄孙的儿子。自本身下数为第六代。
〔10〕《涵芬楼秘笈》 商务印书馆编印的一套丛书，共出十集。
涵芬楼，商务印书馆存放善本图书的藏书楼名。金侃，字亦陶，苏州人，清代藏书家。
〔11〕空六 即陈廷璠，陕西雩阝县（今户县）人，北京大学毕业。当时任北京世界语专门学校教务主任。
〔12〕蚩尤 我国古代传说中的九黎族酋长。《史记•五帝本纪》：“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尤。”一九二六年六月，北洋军阀吴佩孚为了宣传“讨赤”，曾经在北京怀仁堂的一次宴会上发表谬论说：“赤化之源，为黄帝时之蚩尤，以蚩赤同音，蚩尤即赤化之祖。”（据《向导》周报第一六一期“寸铁”栏）
〔13〕“超然象外” 语出唐代司空图《诗品》：“超以象外，得其环中。”原意是形容诗歌的“雄浑”的风格，这里是对人生社会漠不关心的意思。
〔14〕张之江 河北盐山人，国民军将领之一，当时任西北边防督办。
〔15〕丁文江（1887—1936）字在君，江苏泰兴人，地质学家，政学系政客。一九二六年四月，孙传芳任命他为淞沪商埠总办；五月二十八日，他在上海各团体欢迎会上发表演说，其中有“鄙人为一书呆 20 鲁迅文章选读（2015.10）
子，一大傻子，决不以做官而改变其面目”等语。（见一九二六年五月二十九日上海《新闻报》）
〔16〕一九二六年六月十九日，复旦通信社记者访问英国庚款委员会华方委员胡适，就英国退还庚款用途提出问题。记者问：“庚款用途已否决定？”胡答：“已经决定。”又问：“决定系作何项用途？”胡答：“此时不能宣布。”又问：“究竟于中国有无利益？”胡答：“以余个人之观察，甚觉满意。”等等。（见一九二六年六月二十日北京《晨报》）
〔17〕牛荣声 事迹不详。他在《现代评论》第三卷第七十八期（一九二六年六月五日）发表《“开倒车”》一文，为反动派的言行作辩护，其中说：“今人说某人是‘开倒车’，某事是‘开倒车’，并不见得某人便真腐败，守旧，某事便真不合现代的潮流。也许是因为说话的人有了主观的偏见，也许是他太急进，也许是他的见解根本错误。即如现在急进派骂稳健派为‘开倒车’，照他们的主张，必须把知识阶级打倒，把一切社会制度根本推翻，方不是‘开倒车’。”
〔18〕孙传芳（1885—1935）字馨远，山东历城人，北洋直系军阀。曾任浙江督军，一九二六年夏他盘踞苏浙等地时，曾下令禁止上海美术专门学校西洋画系用模特儿，并一再写信给该校校长刘海粟，以为模特儿有违中国的“衣冠礼教”，必须严禁。如他在六月三日的一封信中说：“生人模型，东西洋固有此式，惟中国则素重礼教，四千年前，轩辕衣裳而治，即以裸裎袒裼为鄙野。„„模特儿止为西洋画这一端，是西洋画之范围必不以缺此一端而有所不足，„„亦何必求全召毁，俾淫画淫剧易于附会。”（见一九二六年六月十日上海《新闻报》）
〔19〕亚伯拉罕（Abraham）犹太族的始祖，约当公元前二千年自迦勒底迁居迦南（见《旧约•创世记》）。这里所说黄帝即亚伯拉罕的考据，是日本佐佐木照山在一篇关于《穆天子传》的文章中所发的怪论。
〔20〕《从小说看来的支那民族性》 一九二六年四月东京聚芳阁出版，是一本诬蔑中华民族的书。〔21〕Smith 斯密斯（1845—1932），美国传教士，曾居留中国五十余年。他所著的《中国人气质》一书，有日本澁江保译本，一八九六年东京博文馆出版。
〔22〕都介涅夫（W．c．TypKSZST，1818—1883）通译屠格涅夫，俄国作家。这里是指他的长篇小说《父与子》中的巴扎洛夫类型的人物。
〔28〕品青 即王品青。
〔24〕《闾邱辨囿》 丛书名。清代顾嗣立辑，共收书十种。
〔25〕“马厂誓师再造共和纪念” 一九一七年七月张勋扶持溥仪复辟，事前曾得到段祺瑞的默契。段祺瑞原想利用张勋来解散国会，推倒总统黎元洪；但复辟事起，全国人民一致反对，他便转而以拥护共和为名，于七月三日在天津西南面的马厂誓师，出兵讨伐张勋。张勋失败后，北洋政府曾规定这天为“马厂誓师再造共和纪念日”。
〔26〕《现代评论》第三卷第七十一、七十二期（一九二六年四月十七日、二十四日）刊载陈西滢所作《闲话》，列举他认为是“中国新出有价值的书”共十一种，其中举《玉君》为长篇小说的代表说：“要是没有杨振声先生的《玉君》，我们简直可以说没有长篇小说。”
《玉君》，现代社文艺丛书之一，一九二五年出版。
〔27〕“八珍” 用八种烹调方法制成的食品。据《礼记•内则》，“八珍”的名目是：“淳熬、淳母、炮、擣珍、渍、熬、糁、肝膋。”
〔28〕《酉阳杂俎》 段成式著，二十卷，续集十卷。内容多记秘书异事，为唐代笔记小说中最著名的一种；御赐菜帐见卷一《忠志》篇。段成式（？—863），字柯古，齐州临淄（今山东临淄）人，唐代文学家。
〔29〕《随园食单》 袁枚著，四卷。袁权（1716—1798），字子才，浙江钱塘（今杭州）人，清代诗人。曾任江苏溧水、江浦、江宁等县知县，退职后筑随园于江宁城西小仓山，故又号随园。
〔30〕《饮馔正要》 应作《饥膳正要》，元代和斯辉著，三卷。
和斯辉在元仁宗延襱间（1314—1320）曾任饮膳太医，该书的内容便是记载关于饮膳卫生和育婴妊娠等的知识。鲁迅文章选读（2015.10）
〔31〕《膳夫经手录》 唐代杨煜著，四卷。书成于唐宣宗大中十年（1056）。杨煜（《新唐书》作阳晔），曾任巢县县令。
〔32〕威廉士（S．W．Williams，1812—1884）美国传教士，曾在美国驻华领事馆任职。《中国》一书出版于一八七九年。
〔33〕“纣虽不善，不如是之甚也。”语出《论语•子张》：（子贡曰）“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纣，商代最后一个君主。
〔34〕“会稽竹箭” 语出《尔雅•释地》：“东南之美者，有会稽之竹箭焉。”
〔35〕肉苁蓉 一年生寄生草本植物，茎肉质，高尺余，形如短柱。李时珍《本草纲目》说：“此物补而不峻，故有从容之号，从容，和缓之貌。”
〔36〕《留东外史》 不肖生（向恺然）著。是一部描写清末我国留日学生生活的类似“黑幕小说”的作品。
〔37〕《嘉泰会稽志》 宋代施宿著，二十卷。宋宁宗嘉泰元年（1201）完成，故名。一九二六年夏绍兴周肇祥等据清嘉庆间采鞠轩刊本影印。施宿，字武子，浙江吴兴人，曾任绍兴府通判。
〔38〕乔峰 周建人，字乔峰，鲁迅的三弟，生物学家。曾任商务印书馆编辑。译有达尔文《种的起源》、生物学论文选集《进化与退化》；著有《生物进化浅说》、《略讲关于鲁迅的事情》等。
〔39〕丛芜 韦丛芜（1905—1978），安徽霍丘人，未名社成员。
布宁（W．．UdZPZ，1870—1953），又译蒲宁，俄国小说家。十月革命后侨居国外，后死于巴黎。〔40〕强汝询（1824—1894）字荛叔，江苏溧阳人，清咸丰举人。著有《求益斋文集》。他在《佩雅堂书目小说类序》中说，做小说是“敝神劳思，取媚流俗，甘为识者所耻笑，甚矣其不自重也！„„
魏晋以来小说，传世既久，余家亦间有之，其辞或稍雅驯，姑列于目； 而论其失，以为后戒焉。”参看《小说旧闻钞•禁黜》。
〔41〕关岳 指关羽和岳飞。过去封建统治者把他们作为忠义的化身，建立专祠奉祀。民国三年（1914），袁世凯政府下令以关羽、岳飞合祀。以后，北洋政府也不断地祭祀关岳。
〔42〕中央公园 今北京中山公园。
〔43〕寿山 齐寿山（1881—1965），名宗颐，河北高阳人，德国柏林大学毕业，曾任北洋政府教育部佥事、视学。
〔44〕《小约翰》 长篇童话，荷兰望•蔼覃著。鲁迅译本收入《未名丛刊》，一九二八年一月出版。鲁迅文章选读（2015.10）
马上日记之二〔1〕
出自《华盖集续编》
七月七日晴。
每日的阴晴，实在写得自己也有些不耐烦了，从此想不写。好在北京的天气，大概总是晴的时候多；如果是梅雨期内，那就上午晴，午后阴，下午大雨一阵，听到泥墙倒塌声。
不写也罢，又好在我这日记，将来决不会有气象学家拿去做参考资料的。
上午访素园〔2〕，谈谈闲天，他说俄国有名的文学者毕力涅克〔3〕（Boris Piliniak）上月已经到过北京，现在是走了。
我单知道他曾到日本，却不知道他也到中国来。
这两年中，就我所听到的而言，有名的文学家来到中国的有四个。第一个自然是那最有名的泰戈尔即“竺震旦”〔4〕，可惜被戴印度帽子的震旦人弄得一榻胡涂，终于莫名其妙而去；
后来病倒在意大利，还电召震旦“诗哲”前往，然而也不知道“后事如何”。现在听说又有人要将甘地〔5〕扛到中国来了，这坚苦卓绝的伟人，只在印度能生，在英国治下的印度能活的伟人，又要在震旦印下他伟大的足迹。但当他精光的脚还未踏着华土时，恐怕乌云已在出岫了。
其次是西班牙的伊本纳兹〔6〕，中国倒也早有人绍介过；但他当欧战时，是高唱人类爱和世界主义的，从今年全国教育联合会的议案看来，他实在很不适宜于中国，当然谁也不理他，因为我们的教育家要提倡民族主义了〔7〕。
还有两个都是俄国人。一个是斯吉泰烈支〔8〕（Skitalez），一个就是毕力涅鲁迅文章选读（2015.10）
克。两个都是假名字。斯吉泰烈支是流亡在外的。毕力涅克却是苏联的作家，但据他自传，从革命的第一年起，就为着买面包粉忙了一年多。以后，便做小说，还吸过鱼油，这种生活，在中国大概便是整日叫穷的文学家也未必梦想到。
他的名字，任国桢君辑译的《苏俄的文艺论战》〔9〕里是出现过的，作品的译本却一点也没有。日本有一本《伊凡和马理》（《Ivan and Maria》），格式很特别，单是这一点，在中国的眼睛——中庸的眼睛——里就看不惯。文法有些欧化，有些人尚且如同眼睛里著了玻璃粉，何况体式更奇于欧化。悄悄地自来自去，实在要算是造化的。
还有，在中国，姓名仅仅一见于《苏俄的文艺论战》里的里培进司基（U．Libedinsky），日本却也有他的小说译出了，名曰《一周间》〔10〕。他们的介绍之速而且多实在可骇。我们的武人以他们的武人为祖师，我们的文人却毫不学他们文人的榜样，这就可预卜中国将来一定比日本太平。
但据《伊凡和马理》的译者尾濑敬止〔11〕氏说，则作者的意思，是以为“频果的花，在旧院落中也开放，大地存在间，总是开放”的。那么，他还是不免于念旧。然而他眼见，身历了革命了，知道这里面有破坏，有流血，有矛盾，但也并非无创造，所以他决没有绝望之心。这正是革命时代的活着的人的心。诗人勃洛克〔12〕（Alexander Block）也如此。他们自然是苏联的诗人，但若用了纯马克斯流的眼光来批评，当然也还是很有可议的处所。不过我觉得托罗兹基〔13〕（Trotsky）的文艺批评，倒还不至于如此森严。
可惜我还没有看过他们最新的作者的作品《一周间》。
革命时代总要有许多文艺家萎黄，有许多文艺家向新的山崩地塌般的大波冲进去，乃仍被吞没，或者受伤。被吞没的消灭了；受伤的生活着，开拓着自己的生活，唱着苦痛和愉悦之歌。待到这些逝去了，于是现出一个较新的新时代，产出更新的文艺来。鲁迅文章选读（2015.10）
中国自民元革命以来，所谓文艺家，没有萎黄的，也没有受伤的，自然更没有消灭，也没有苦痛和愉悦之歌。这就是因为没有新的山崩地塌般的大波，也就是因为没有革命。
七月八日上午，往伊东医士寓去补牙，等在客厅里，有些无聊。四壁只挂着一幅织出的画和两副对，一副是江朝宗的，一副是王芝祥的。署名之下，各有两颗印，一颗是姓名，一颗是头衔；江的是“迪威将军”，王的是“佛门弟子”。〔14〕午后，密斯高来，适值毫无点心，只得将宝藏着的搽嘴角生疮有效的柿霜糖装在碟子里拿出去。我时常有点心，有客来便请他吃点心；最初是“密斯”和“密斯得”〔15〕一视同仁，但密斯得有时委实利害，往往吃得很彻底，一个不留，我自己倒反有“向隅”〔16〕之感。如果想吃，又须出去买来。于是很有戒心了，只得改变方针，有万不得已时，则以落花生代之。
这一著很有效，总是吃得不多，既然吃不多，我便开始敦劝了，有时竟劝得怕吃落花生如织芳之流，至于因此逡巡逃走。
从去年夏天发明了这一种花生政策以后，至今还在继续厉行。
但密斯们却不在此限，她们的胃似乎比他们要小五分之四，或者消化力要弱到十分之八，很小的一个点心，也大抵要留下一半，倘是一片糖，就剩下一角。拿出来陈列片时，吃去一点，于我的损失是极微的，“何必改作”〔17〕？
密斯高是很少来的客人，有点难于执行花生政策。恰巧又没有别的点心，只好献出柿霜糖去了。这是远道携来的名糖，当然可以见得郑重。
我想，这糖不大普通，应该先说明来源和功用。但是，密斯高却已经一目了然了。她说：这是出在河南汜水县的；用柿霜做成。颜色最好是深黄；倘是淡黄，那便不是纯柿霜。这很凉，如果嘴角这些地方生疮的时候，便含着，使它渐渐从嘴角流出，疮就好了。鲁迅文章选读（2015.10）
她比我耳食所得的知道得更清楚，我只好不作声，而且这时才记起她是河南人。请河南人吃几片柿霜糖，正如请我喝一小杯黄酒一样，真可谓“其愚不可及也”。
茭白的心里有黑点的，我们那里称为灰茭，虽是乡下人也不愿意吃，北京却用在大酒席上。卷心白菜在北京论斤论车地卖，一到南边，便根上系着绳，倒挂在水果铺子的门前了，买时论两，或者半株，用处是放在阔气的火锅中，或者给鱼翅垫底。但假如有谁在北京特地请我吃灰茭，或北京人到南边时请他吃煮白菜，则即使不至于称为“笨伯”，也未免有些乖张罢。
但密斯高居然吃了一片，也许是聊以敷衍主人的面子的。
到晚上我空口坐着，想：这应该请河南以外的别省人吃的，一面想，一面吃，不料这样就吃完了。
凡物总是以希为贵。假如在欧美留学，毕业论文最好是讲李太白，杨朱〔18〕，张三；研究萧伯讷，威尔士〔19〕就不大妥当，何况但丁〔20〕之类。《但丁传》的作者跋忒莱尔〔21〕（A．J．Butler）就说关于但丁的文献实在看不完。待到回了中国，可就可以讲讲萧伯讷，威尔士，甚而至于莎士比亚了。〔22〕何年何月自己曾在曼殊斐儿〔23〕墓前痛哭，何月何日何时曾在何处和法兰斯点头，他还拍着自己的肩头说道：你将来要有些像我的，至于“四书”“五经”之类，在本地似乎究以少谈为是。
虽然夹些“流言”在内，也未必便于“学理和事实”有妨。
※ ※※
〔1〕本篇最初连续发表于一九二六年七月十九日、二十三日《世界日报副刊》。〔2〕素园 韦素园（1902—1932），安徽霍丘人，未名社成员。
北京大学毕业。译有果戈理小说《外套》、俄国短篇小说集《最后的光芒》、北欧诗歌小品集《黄花集》鲁迅文章选读（2015.10）
等。参看《且介亭杂文•忆韦素园君》。
〔3〕毕力涅克（U．．]PLMZfO，1894—1941）又译皮涅克，俄国十月革命后的“同路人”作家。一九二六年夏曾来我国，在北京、上海等地作短期游历。
〔4〕泰戈尔（R．Tagore，1861—1941）印度诗人。一九二四年四月间曾来我国。“竺震旦”是他在中国度六十四岁生日时梁启超给他起的中国名字。我国古代称印度为天竺，简称竺国；那时印度一带僧人初入中国，多用“竺”字冠其名。震旦是古代印度人对中国的称呼。
〔5〕甘地（M．Gandhi，1869—1948）印度民族独立运动领袖。
他主张“非暴力抵抗”。在领导印度独立运动中，屡被英国殖民主义者监禁，他在狱中便以绝食作为斗争的手段。
〔6〕伊本纳兹（1867—1928）通译伊巴涅兹，西班牙作家、共和党的领导人。一九二四年春曾随美国的一个世界游历团来我国游历。
〔7〕据上海《教育杂志》第十七卷第十二号（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二十日）和第十八卷第一号（一九二六年一月二十日）记载，第十一届全国省教育会联合会于一九二五年十月在湖南长沙召开。会上通过“今后教育官注意民族主义案”，其办法是：“
（一）历史教科书，应多采取吾国民族光荣历史，及说明今日民族衰弱之原因。
（二）公民教育应以民族自决为对外唯一目的。
（三）社会教育，宜对于一般平民提倡民族主义，以养成独立自主之公民。
（四）儿童教育多采用国耻图画国耻故事，以引起其爱国家爱种族之观念。”
〔8〕斯吉泰烈支（C．J．cOPHRLS_，1868—1941）俄国小说家。十月革命时逃亡国外，一九三○年回国。著有《契尔诺夫一家》等。
〔9〕任国桢（1898—1931）字子卿，辽宁安东（今丹东）人，北京大学俄文专修科毕业。《苏俄的文艺论战》，是他选译当时苏俄杂志中的不同派别的四篇文艺论文编辑而成；为鲁迅主编的《未名丛刊》之一，一九二五年八月北京北新书局出版。
〔10〕里培进司基（g．C．BPhSFPZGOPI，1898—1959）苏联作家。《一周间》，是他描写苏联内战的中篇小说。
〔11〕尾濑敬止（1889—1952）日本翻译家。曾任东京《朝日新闻》和《俄罗斯新闻》的记者，生平致力于介绍、翻译俄国文学。
〔12〕勃洛克（A．A．ULEO，1880—1921）苏联诗人。早期为俄国象征派诗人；后受一九○五年革命影响，开始接触现实。十月革命时倾向革命。著有《俄罗斯颂》、《十二个》等。
〔13〕托罗兹基（B．i．DNEFOPI，1879—1940）通译托洛茨基，早年参加过俄国革命运动。在十月革命中和苏俄初期曾参加领导机关。一九二七年因反对苏维埃政权被联共（布）开除出党，一九二九年被驱逐出国，一九四○年死于墨西哥。鲁迅文章选读（2015.10）
〔14〕江朝宗、王芝祥都是当时的军阀、官僚。江朝宗曾参加一九一七年张勋复辟活动；失败后，他在同一年内却得到北洋政府“迪威将军”的头衔。王芝祥曾用佛教慈善团体名义组织世界红卍字会，自任会长。
〔15〕“密斯” 英语Mi的音译，意为小姐。“密斯得”，英语Mister的音译，意为先生。〔16〕“向隅” 见汉代刘向《说苑•贵德》：“古人于天下，臂一堂之上；今有满堂饮酒者，有一人独索然向隅而泣，则一堂之人皆不乐矣。”后来用以比喻得不到平等的待遇。
〔17〕“何必改作” 语见《论语•先进》：“仍旧贯，如之何？何必改作？”
〔18〕李太白（701—762）李白，字太白，祖籍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后迁居绵州昌隆（今四川江油），唐代诗人。杨朱，战国时魏国人，思想家。
〔19〕威尔士（H．G．Wells，1866—1946）通泽威尔斯，英国著作家。著有《世界史纲》科学幻想小说《时间机器》、《隐身人》等。
〔20〕但丁（Dante Alighieri，1265—1321）意大利诗人，主要作品有《神曲》等。
〔21〕跋忒莱尔（1844—1910）英国作家，但丁的研究者。著有《但丁及其时代》等。曾译《神曲》为英文，并加注释。
〔22〕陈西滢在《现代评论》第一卷第十八期（一九二五年四月十一日）《中山先生大殡给我的感想》一文里，说他和章士钊于一九二一年夏曾在英国访问威尔士和萧伯纳；章士钊在《甲寅》周刊第一卷第二号（一九二五年七月二十五日）《孤桐杂记》里，又将陈西滢的这一段文字改写为文言。此外，陈西滢在其他文章中还常谈到威尔士、萧伯纳和莎士比亚等以自炫。
〔23〕曼殊斐儿（K．Mansfield，1888—1923）通译曼斯菲尔德，英国女作家，著有小说《幸福》、《鸽巢》等。徐志摩翻译过她的作品。他在《自剖集•欧游漫记》中，说他上过曼殊斐儿的坟：“我这次到欧洲来倒像是专做清明来的；我不仅上知名的或与我有关系的坟，„„在枫丹薄罗上曼殊斐儿的坟„„”又陈西滢曾在《现代评论》上一再谈到法朗士，徐志摩也“夸奖”他学法朗士的文章已经“有根”了。
鲁迅文章 篇四
周作人《人的文学》
我们现在应该提倡的新文学，简单地说一句，是“人的文学”。应该排斥的，便是反对的非人的文学。
新旧这名称，本来很不妥当，其实“太阳底下，何尝有新的东西？”思想道理，只有是非，并无新旧。要说是新，也单是新发见的新，不是新发明的新。新大陆是在十五世纪中，被哥仑布发见，但这地面是古来早已存在。电是在十八世纪中，被弗阑克林发见，但这物事也是古来早已存在。无非以前的人，不能知道，遇见哥仑布与弗闹克林才把他看出罢了。真理的发见，也是如此。真理永远存在，并无时间的限制，只因我们自己愚昧，闻道太迟，离发见的时候尚近，所以称他新。其实他原是极古的东西，正如新大陆同电一般，早在这宇宙之内，倘若将他当作新鲜果予，时式衣裳一样看待，那便大错了。譬如现在说“人的文学”，这一句话，岂不也像时髦。却不知世上生了人，便同时生了人道。无奈世人无知，偏不肯体人类的意志。走这正路，却迷人兽道鬼道里去，彷徨了多年，才得出来。正如人在白昼时候，闭着眼乱闯，未后睁开眼睛，才晓得世上有这样好阳光，其实太阳照临，早已如此，已有了无量数年了。
欧洲关于这“人”的真理的发见，第一次是在十五世纪，于是出了宗教改革与文艺复兴两个结果。第二次成了法国大革命，第三次大约便是欧战以后将来的未知事件了。女人与小儿的发见，却迟至十九世纪，才有萌芽。古来女人的位置，不过是男子的器具与奴隶。中古时代，教会里还曾讨论女子有无灵魂，算不算得一个人呢。小儿也只是父母的所有品，又不认他是一个未长成的人，却当他作具体而微的成人，因此又不知演了多少家庭的与教育的悲剧。自从弗罗塔尔与戈特文夫人以后，才有光明出现。到了现在，造成儿童与女子问题这两个大课题，可望得出极好的结果来。中国讲到这类问题，却须从头做起，人的问题，从来未经解决，女人小儿更不必说了。如今第一步先从人说起，生了四千余年，现在却还讲人的意义，从新要发见“人”，去“辟人荒”，也是可笑的事。但老了再学，总比不学该胜一筹罢。我们希望从文学上起首，提倡一点人道主义思想，便是这个意思。
我们要说人的文学，须得先将这个人字，略加说明。我们所说的人，不是世间所谓“天地之性最贵”，或“圆顿方趾”的人。乃是说，“从动物进化的人类”。其中有两个要点，（一）“从动物”进化的，（二）从动物“进化”的。
我们承认人是一种生物，他的生活现象，与别的动物并无不同。所以我们相信人的一切生活本能，都是美的善的，应得完全满足。凡是违反人性，不自然的习惯制度，都应排斥改正。
但我们又承认人是一种从动物进化的生物，他的内面生活，比他动物更为复杂高深，而且逐渐向上，有能改造生活的力量。所以我们相信人类以动物的生活为生存的基础，而其内面生活，却渐与动物相远，终能达到高上和平的境地。凡兽性的余留，与古代礼法可以阻碍人性向上的发展者，也都应排斥改正。
这两个要点，换一句话说，便是人的灵肉二重的生活。古人的思想，以为人性有灵肉二元，同时并存，永相冲突。肉的一面，是兽性遗传。灵的一面，是神性的发端。人生的目的，便偏重在发展这神性。其手段，便在灭了体质以救灵魂。所以古来宗教，大都厉行禁欲主义，有种种苦行，抵制人类的本能。一方面却别有不顾灵魂的快乐派，只愿“死便埋我”。其实两者都是趋于极端，不能说是人的正当生。到来了近世，才有人看出这灵肉本是一物的两面，并非对抗的二元。兽性与神性，合起来便只是人性。英国十八世纪诗人勃莱克在《天国与地狱的结婚》一篇中，说得最好。
（一）人并无与灵魂分离的身体。因这所谓身体者，原止是五官所能见的一部分的灵魂。
（二）力是唯一的生命，是从身体发生的。理就是力的外面的界。
（三）力是永久的说乐。
他这话虽略含神秘的气味，但很能说出灵肉一致的要义。我们所信的人类正当生活，便是这灵肉一致的生活。所谓从动物进化的人，也便是指这灵肉一致的人，无非用别一说法罢了。
这样“人”的理想生活，应该怎样呢？首先使是改良人类的关系。彼此都是人类，却又各是人类的一个。所以须营一种利己而又利他，利他即是利己的生活。第一，关于物质的生活，应该各尽人力所及，取人事所需。换一句话，便是各人以心力的劳作，换得适当的衣食住与医药，能保持健康的生存。第二，关于道德的生活，应该以爱智信勇四事为基本道德，革除一切人道以下或人力以上的因袭的礼法，使人人能享自由真实的幸福生活。这种“人的”理想生活，实行起来，实于世上的人，无一不利。富贵的人虽然觉得不免失了他的所谓尊严，但他们因此得从非人的生活里救出，成为完全的人，岂不是绝大的幸福么？这真可说是二十世纪的新福音了。只可惜知道的人还少，不能立地实行。所以我们要在文学上略略提倡，也稍尽我们爱人类的意思。但现在还须说明，我所说的人道主义，并非世间所谓“悲天悯人”或“博施济众”的慈善主义，乃是一种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这理由是，第一，人在人类中，正如森林中的一株树木。森林盛了，各树也都茂盛。但要森林盛，却仍非靠各树备自茂盛不可。第二，个人爱人类，就只为人类中有了我，与我相关的缘故。墨子说“兼爱”的理由，因为“已亦在人中”，便是最透彻的话。上文所谓利已而又利他，利他即是利己，正是这个意思。所以我说的人道主义，是从个人做起。要讲人道，爱人类，便须先使自己有人的资格，占用人的位置。耶稣说：“爱邻如己。”如不先知自爱，怎能“如已”地爱别人呢？至于无我的爱，纯粹的利他，我以为是不可能的。人为了所爱的人，或所信的主义，能够有献身的行为。若是割肉饲鹰，投身给饿虎吃，那是超人间的道德，不是人所能为的了。
用这人道主义为本，对于人生诸问题，加以记录研究的文字，便谓之人的文学。其中又可以分作两项，（一）是正面的。写这理想生活，或人间上达的可能性。
（二）是侧面的。写人的平常生活，或非人的生活，都狠可以供研究之用。这类著作，分量最多，也最重要。因为我们可以因此明白人生实在的情状，与理想生活比较出差异与改善的方法，这一类中写非人的生活的文学，世间每每误会，与非人的文学相涵，其实却大有分别。譬如法国莫泊桑的小说《人生》是写人间兽欲的人的文学，中国的《肉蒲团》却是非人的文学。俄国库普林的小说《坑》是写娼妓生活的人的文学，中国的《九尾龟》却是非人的文学。这区别就只在著作的态度不同。一个严肃，一个游戏。一个希望人的生活，所以对于非人的生活，怀着悲哀或愤怒。一个安于非人的生活，所以对于非人的生活，感着满足，又多带着玩弄与挑拨的形迹。简明说一句，人的文学与非人的文学的区别，便在著作的态度，是以人的生活为是呢？非人的生活为是呢？这一点上，材料方法，别无关系。即如提倡女人殉葬——即殉节——的文章，表面上岂不说是“维持风教”，但强迫人自杀，正是非人的道德，所以也是非人的文学。中国文学中，人的文学，本来极少。从儒教道教出来的文章，几乎都不合格。现在我们单从纯文学上举例如：
（一）色情狂的淫书类
（二）迷信的鬼神书类（《封神传》《西游记》等）
（三）神仙书类（《绿野仙踪》等）
（四）妖怪书类（《聊斋志异》《子不语》等）
（五）奴隶书类（甲种主题是皇帝状元宰相乙种主题是神圣的父与夫）
（六）强盗书类（《水游》《七侠五义》《施公案》等）
（七）才子佳人书类（《三笑姻缘》等）
（八）下等谐谑书类（《笑林广记》等）
（九）黑幕类
（十）以上各种思想和合结晶的旧戏
这几类全是妨碍人性的生长，破坏人类的平和的东西，统应该排斥。这宗著作，在民族心理研究上，原都极有价值。在文艺批评上，也有几种可以容许。但在主义上，一切都该排斥。倘若懂得道理，识力已定的人，自然不妨去看。如能研究批评，便于世间更为有益，我们也极欢迎。
人的文学，当以人的道德为本，这道德问题方面狠广，一时不能细说，现在只就文学关系上，略举几项。譬如两性的爱，我们对于这事，有两个主张，（一）是男女两本位的平等，（二）是恋爱的结婚。世间著作，有发挥这意思的，便是绝好的人的文学。如挪威易卜生的戏剧《娜拉》、《海女》，俄国托尔斯泰的小说《安娜·卡列尼娜》，英国哈代的小说《苔斯》等就是。恋爱起源，据芬兰学者威思德马克说，由于“人的对于与我快乐者的爱好”。却又如奥国卢闿说，因多年心的进化，渐变了高上的感情。所以真实的爱与两性的生活，也须有灵肉二重的一致。但因为现世社会境势所迫，以致偏于一面的，不免极多。这便须根据人道主义的思想，加以记录研究。却又不可将这样生活，当作幸福或神圣，赞美提倡。中国的色情狂的淫书，不必说了。旧基督教的禁欲主义的思想，我也不能承认他为是。又如俄国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伟大的人道主义的作家。但他在一部小说中，说一男人爱一女子，后来女子爱了别人，他却竭力斡旋，使他们能够配合。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己，虽然言行竟是一致，但我们总不能承认这种种行为，是在人情以内，人力以内，所以不愿提倡。又如印度诗人泰戈尔做的小说，时时颂扬东方思想。有一篇记一寡妇的生活，描写他的“心的撒提”，（撒提是印度古语。指寡妇与他丈夫的尸体一同焚化的习俗。）又一篇说一男人弃了他的妻子，在英国别娶，他的妻子，还典卖了金珠宝玉，永远的接济他。一个人如有身心的自由，以自由别择，与人结了爱，遇着生死的别离，发生自己牺牲的行为，这原是可以称道德事。但须全然出于自由意志，与被专制的因袭礼法逼成的动作，不能并为一谈。印度人身的撒提，世间都知道是一种非人道的习俗，近来已被英国禁止。至于人心的撒提，便只是一种变相。一是死刑，一是终身监禁。照中国说，一是殉节，一是守节，原来撒提这字，据说在梵文，便正是节妇的意思。印度女子被“撒提”了几千年，便养成了这一种畸形的贞顺之德。讲东方文化的，以为是国粹，其实只是不自然的制度习惯的恶果。譬如中国人磕头惯了，见了人便无端地要请安拱手作揖，大有非跪不可之意。这能说是他的谦和美德么？我们见了这种畸形的所谓道德，正如见塞在坛子里养大的、身子像萝卜形状的人，只感着恐怖、嫌恶、悲哀、愤怒种种感情，决不该将他提倡，拿他赏赞。
其次如亲子的爱。古人说，父母子女的爱情，是“本于天性”，这话说得最好。因他本来是天性的爱，所以用不着那些人为的束缚，妨害他的生长。假如有人说，父母生子，全由私欲，世间或要说他不道。令将他改作由于天性，便极适当。照生物现象看来，父母生子，正是自然的意志。有了性的生活，自然有生命的延续与哺乳的努力，这是动物无不如此。到了人类，对于恋爱的融合，自我的延长，更有意识，所以亲子的关系，尤为深厚。近时识者所说儿童的权利，与父母的义务，便即据这天然的道理推演而出，并非时新的东西。至于世间无知的父母，将子女当作所有品，牛马一般养育，以为养大以后，可以随便吃他骑他，那便是退化的谬误思想。英国教育家戈思德称他们为“猿类之不肖子”，正不为过。日本津田左右吉著《文学上国民思想的研究》卷一说，“不以亲子的爱情为本的孝行观念，又与祖先为子孙而生存的生物学的普遍事实，人为将来而努力的人间社会的实际状态，俱相违反，却认作子孙为祖先而生存，如此道德中，显然含有不自然的分子。”祖先为子孙而生存，所以父母理应爱重子女，子女也就应该爱敬父母。这是自然的事实，也便是天性。文学上说这亲子的爱的，希腊荷马史诗《伊理亚特》与欧里庇得斯悲剧《德罗夜兑斯》中，说赫克多尔夫妇与儿子的死别两节，在古文学中，最为美妙。近来挪威易卜生的《群鬼》，德国士兑曼的戏剧《故乡》，俄国屠格涅夫的小说《父与子》等，都很可以供我们的研究。至于郭巨理儿，丁兰刻木那一类残忍迷信的行为，当然不应再行赞扬提倡。割股一事，尚是魔术与食人风俗的遗留，自然算不得道德。不必再叫他混入文学里，更不消说了。
照上文所说，我们应该提倡与排斥的文学，大致可以明白了。但关于古今中外的一件事上，还须追加一句说明，才可免了误会。我们对于主义相反的文学，并非如胡致堂或乾隆做史论，单依自己的成见，将古今人物排头骂倒。我们立论，应抱定“时代”这一个观念，又将批评与主张，分作两事。批评古人的著作，便认定他们的时代，给他一个正直的评价，相应的位置。至于宣传我们的主张，也认定我们的时代，不能与相反的意见通融让步，唯有排斥的一条方法。譬如原始时代，本来只有原始思想，行魔术食人肉，原是分所当然。所以关于这宗风俗的歌谣故事，我们还要拿来研究，增点见识。但如近代社会中，竟还有想实行魔术食人的人，那便只得将他捉住，送进精神病院去了。其次，对于中外这个问题，我们也只须抱定时代这一个观念，不必再划出什么别的界限。地理上历史上，原有种种不同，但世界交通便了，空气流通也快了，人类可望逐渐接近，同一时代的人，便可相并存在。单位是个我，总数是个人。不必自以为与众不同，道德第一，划出许多畛域。因为人总与人类相关，彼此一样，所以张三李四受苦，与彼得约翰受苦，要说与我无关，也一样无关。说与我相关，也一样相关。仔细说，便只为我与张三李四或彼得约翰虽姓名不同，籍贯不同，但同是人类之一，同具感觉性情。他以为苦的，在我也必以为苦。这苦会降在他身上，也未必不能降在我的身上。因为人类的运命是同一的，所以我要顾虑我的运命，便同时须顾虑人类共同的运命。所以我们只能说时代，不能分中外。我们偶有创作，自然偏于见闻较确的中国一方面，其余大多数都还须介绍译述外国的著作，扩大读者的精神，眼里看见了世界的人类，养成人的道德，实现人的生活。
文学革命论
陈独秀
今日庄严灿烂之欧洲，何自而来乎？曰，革命之赐也。欧语所谓革命者，为革故更新之义，与中土所谓朝代鼎革，绝不相类；故自文艺复兴以来，政治界有革命，宗教界亦有革命，伦理道德亦有革命，文学艺术，亦莫不有革命，莫不因革命而新兴而进化。近代欧洲文明史，宜可谓之革命史。故曰，今日庄严灿烂之欧洲，乃革命之赐也。
吾苟偷庸懦之国民，畏革命如蛇蝎，故政治界虽经三次革命，而黑暗未尝稍减。其原因之小部分，则为三次革命，皆虎头蛇尾，未能充分以鲜血洗净旧污；其大部分，则为盘踞吾人精神界根深蒂固之伦理道德文学艺术诸端，莫不黑幕层张，垢污深积，并此虎头蛇尾之革命而未有焉。此单独政治革命所以于吾之社会，不生若何变化，不收若何效果也。推其总因，乃在吾人疾视革命，不知其为开发文明之利器故。
孔教问题，方喧呶于国中，此伦理道德革命之先声也。文学革命之气运，酝酿已非一日，其首举义旗之急先锋，则为吾友胡适。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化革命军”大旗，以为吾友之声援。旗上大书特书吾革命军三大主义：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
《国风》多里巷猥辞，《楚辞》盛用土语方物，非不斐然可观。承其流者，两汉赋家，颂声大作，雕琢阿谀，词多而意寡，此贵族之文古典之文之始作俑也。魏、晋以下之五言，抒情写事，一变前代板滞堆砌之风，在当时可谓为文学一大革命，即文学一大进化；然希托高古，言简意晦，社会现象，非所取材，是犹贵族之风，未足以语通俗的国民文学也。齐、梁以来，风尚对偶，演至有唐，遂成律体。无韵之文，亦尚对偶。《尚书》、《周易》以来，即是如此。(古人行文，不但风尚对偶，且多韵语，故骈文家颇主张骈体为中国文章正宗之说。——亡友王无生即主张此说之一人——不知古书传抄不易，韵与对偶，以利传诵而已，后之作者，乌可泥此？)
东晋而后，即细事陈启，亦尚骈丽。演至有唐，遂成骈体。诗之有律，文之有骈，皆发源于南北朝，大成于唐代。更进而为排律，为四六。此等雕琢的阿谀的铺张的空泛的贵族古典文学，极其长技，不过如涂脂抹粉之泥塑美人，以视八股试帖之价值，未必能高几何，可谓为文学之末运矣！韩、柳崛起，一洗前人纤巧堆朵之习，风会所趋，乃南北朝贵族古典文学，变而为宋、元国民通俗文学之过渡时代。韩、柳、元、白，应运而出，为之中枢。俗论谓昌黎文章起八代之衰，虽非确论，然变八代之法，开宋、元之先，自是文界豪杰之士。吾人今日所不满于昌黎者二事：
一曰，文犹师古。虽非典文，然不脱贵族气派，寻其内容，远不若唐代诸小说家之丰富，其结果乃造成一新贵族文学。
二曰，误于“文以载道”之谬见。文学本非为载道而设，而自昌黎以讫曾国藩所谓载道之文，不过抄袭孔、孟以来极肤浅极空泛之门面语而已。余尝谓唐、宋八家文之所谓“文以载道”，直与八股家之所谓“代圣贤立言”，同一鼻孔出气。
以此二事推之，昌黎之变古，乃时代使然，于文学史上，其自身并无十分特色可观也。元、明剧本，明、清小说，乃近代文学之粲然可观者。惜为妖魔所厄，未及出胎，竟而流产，以至今日中国之文学，委琐陈腐，远不能与欧洲比肩。此妖魔为何？即明之前后七子及八家文派之归、方、刘、姚是也。此十八妖魔辈，尊古蔑今，咬文嚼字，称霸文坛。反使盖代文豪若马东篱，若施耐庵，若曹雪芹诸人之姓名，几不为国人所识。若夫七子之诗，刻意模古，直谓之抄袭可也。归、方、刘、姚之文，或希荣慕誉，或无病而呻，满纸之乎者也矣焉哉。每有长篇大作，摇头摆尾，说来说去，不知道说些甚么。此等文学，作者既非创造才，胸中又无物，其伎俩惟在仿古欺人，直无一字有存在之价值，虽著作等身，与其时之社会文明进化无丝毫关系。
今日吾国文学，悉承前代之弊：所谓“桐城派”者，八家与八股之混合体也；所谓“骈体文”者，思绮堂与随园之四六也；所谓“江西派”者，山谷之偶像也。求夫目无古人，赤裸裸地抒情写世，所谓代表时代之文豪者，不独全国无其人，而且举世无此想。文学之文，既不足观，应用之文，益复怪诞：碑铭墓志，极量称扬，读者决不见信，作者必照例为之。寻常启事，首尾恒有种种谀词。居丧者即华居美食，而哀启必欺人曰“苫块昏迷”。赠医生以匾额，不曰“术迈歧、黄”，即曰“著手成春”。穷乡僻壤极小之豆腐店，其春联恒作“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此等国民应用之文学之丑陋，皆阿谀的虚伪的铺张的贵族古典文学阶之厉耳。
际兹文学革新之时代，凡属贵族文学，古典文学，山林文学，均在排斥之列。以何理由而排斥此三种文学耶？曰：贵族文学，藻饰依他，失独立自尊之气象也；古典文学，铺张堆砌，失抒情写实之旨也；山林文学，深晦艰涩，自以为名山著述，于其群之大多数无所裨益也。其形体则陈陈相因，有肉无骨，有形无神，乃装饰品而非实用品；其内容则目光不越帝王权贵，神仙鬼怪，及其个人之穷通利达。所谓宇宙，所谓人生，所谓社会，举非其构思所及，此三种文学公同之缺点也。此种文学，盖与吾阿谀夸张虚伪迂阔之国民性，互为因果。今欲革新政治，势不得不革新盘踞于运用此政治者精神界之文学。使吾人不张目以观世界社会文学之趋势，及时代之精神，日夜埋头故纸堆中，所目注心营者，不越帝王，权贵，鬼怪，神仙，与夫个人之穷通利达，以此而求革新文学，革新政治，是缚手足而敌孟贲也。
欧洲文化，受赐于政治科学者固多，受赐于文学者亦不少。予爱卢梭、巴士特之法兰西，予尤爱虞哥、左喇之法兰西；予爱康德、赫克尔之德意志，予尤爱桂特郝、卜特曼之德意志；予爱倍根、达尔文之英吉利，予尤爱狄铿士、王尔德之英吉利。吾国文学豪杰之士，有自负为中国之虞哥、左喇、桂特郝、卜特曼、狄铿士、王尔德者乎？有不顾迂儒之毁誉，明目张胆以与十八妖魔宣战者乎？予愿拖四十二生的大炮，为之前驱！
一九一七年二月一
鲁迅文章赏析 篇五
随感录 65 暴君的臣民
《热风》
拿“残酷”做娱乐，拿“他人的苦”做赏玩，做慰安。
再论雷锋塔的倒掉 《语丝》 《坟》
雷峰塔倒掉了，这本来是一件平常的事。为什么倒掉的？“因为乡下人迷信那塔砖放在自己的家中”可以“逢凶化吉”，你挖他也挖，“挖之久久，便倒了”。于是人们再三叹息：“西湖十景这可缺了啊！”倒掉的原因以及人们所发的感慨也并无不平常之处。然而，恰恰在这些平常的现象后面，作者看出了人们精神上的“病象”：守旧、维持现状、惧怕变动。作者称之为“十景病”，并以此为出发点，联系与之相类似的事，说明这正是统治阶级维持统治所需要的一种精神状态，是守旧复古势力赖以生存的土壤。“十景病”必然阻碍创新和变革，阻碍社会的发展。医治“十景病”的惟一办法是“破坏”，但作者指出，“有破坏却未必即有新建设”，“破坏”有“革新的破坏者”和“寇盗式破坏者”、“奴才式的破坏者”三种，我们所需要的，是“革新的破坏者”，“因为他内心有理想的光”。作者于文章结尾点出了主旨。
这篇杂文的高明之处，在于从日常生活中敏锐地发现问题，又能以艺术的手段加以深化、强调、突出。作者借助于联想，按照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把许多零碎的现象缀合在一起，使事物的本质更加突出、显豁，凸现它的历史、现状和未来。
春末闲谈
《莽原》 《坟》
《春末闲谈》是鲁迅杂文中最好看的篇章，文字从容洒脱，笔力却非常遒劲，通篇透出一种深沉透彻的神采，那种纵笔挥洒的气势和笔力，无人可学，无人可比。在《春末闲谈》中，鲁迅以一种闲谈的方式，将自然景物人格化，通过形象化的说理，揭露了统治阶级“治术”的险恶实质，对阻挠民主改革和社会进步的反动派进行了强烈抨击。
文章开头首先介绍细腰蜂捕捉小青虫为食料的特异本领——用神奇的毒针蜇入青虫，使其不死不活，不动不烂，以保新鲜。然后再由细腰蜂毒针的麻醉作用，联想到中国历代统治阶级的种种麻痹手段和各种“治术”，他们在理论上用“圣贤之言”将“治术”合法化，迷惑人民，实践上采取思想文化专制策略，与细腰蜂捕食性质一致，目的只有一个，让统治者的地位永久稳固。文章最后指出，人们的思想终究是无法禁止的，妄想长久统治人民的种种“治术”终将失败，人民群众必定会觉省，并起来抗争，奋战到底。
1.《春末闲谈》的知识性、趣味性特点。
丰富的知识性体现在文章的实例中，有中外历史文化知识，中外古今的各种麻痹术等；有自然科学知识，文学知识。
生动的趣味性既来自于知识性，又得力于作者生动有趣的叙述。这些有趣的知识经作者剖析，增强了文章的理趣。
知识性和趣味性都服务于文章的中心思想，都为论证“统治者的一切麻痹术都是不能十分奏效的”这一中心论点，使中心思想的论证严密而充分，说理透彻生动，在趣味盎然中使读者得到思想的启迪和感情的陶冶。
2.《春末闲谈》的幽默风趣、好用反语的特点。幽默风趣，好用反语的语言特点，既增强了文章的战斗性，又使说理文章风趣生动，避免枯燥无味或板起面孔说教的缺陷。反语的运用，有时能比正面的批判更深刻有力地否定荒谬事物。文章还常以貌似为治人者着想的口吻，行嘲弄和讽刺之实。幽默风趣，好用反语确使文章的战斗性大为增强，也常使读者忍俊不禁，读来趣味盎然。
灯下漫笔
发表于《莽原》，收入《坟》
《灯下漫笔》是《春末闲谈》的姊妹篇，出自杂文集《坟》。既曰漫笔，就说明文章结构自由灵活，先从具体的事件产生感想，引入本题，然后抓住论题，联想广泛，引用丰富，层层剥笋，由表及里地揭示事物的本质。开头记叙袁世凯复辟期间钞票贬值的旧事，是引发议论的契机。鲁迅用叙议结合的笔法，生动描写了这场**，细致表现了自己忽忧忽喜的心情，然后笔锋一转，引发出“我们极容易变成奴隶，而且变了之后，还万分喜欢”的精辟议论，犹如横云断岭，使文章迭起奇峰，别开生面。他从自己的观察研究出发，把中国历史的各种时代分为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从而高度概括、准确鲜明地揭示了“一治一乱”的历史循环规律，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就是天下大乱，军阀混战，兼并鲸吞，弱肉强食的时代，往往出现杀人如麻，流血盈野的惨象。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就是儒家标榜的太平盛世，由于新的统治者制定了奴隶规则，重视生产，奖励农桑，同时规定了服役和纳粮的数目及办法。老百姓虽然当牛做马，毕竟还有口饭吃。1925年的中国究竟处于哪一时代，鲁迅并不点明。因为他希望结束以上两种时代，创造前所未有的人民当家作主的第三种时代。鲁迅认为革命者也是不满于现状的，但无须反顾，不能再回到古代去重复走老路，要探索前面的新路，要创造“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这就是他观察中国的社会和历史得出的结论。
论睁了眼看 发表于《语丝》，收入《坟》
第一部分：（1—5自然段）先写为文的缘起，即看虚生先生的时事短评有感而作。感的是什么呢？下面请同学们读一下文中的第3自然段。下文一转：“（第3自然段）中国的文人，对于人生，——至少是对于社会现象，向来就多没有正视的勇气”，接下来三段就从批判国民性入手（在此可以解释一下“国民性的含义：国民性或民族性，就是国民素质，最基本的就是其思想道德素质，或者说国民性与民众的思想道德素质在一般情况下是通用的。它们的基本内涵都是指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长期共同生活及相同文化背景下所形成的共同的理想信念、价值尺度、性格特质、道德规范、思维方式乃至于心理、风俗习惯等等。”），深刻地揭示了“瞒和骗”思想产生的社会历史根源——孔孟之道长久的精神统治，讽刺中国文人闭着眼睛“便看见一切圆满”的文艺思想，而他们的方法就是什么啊？（让学生回答？“瞒和骗”文中第一部分最后一个自然段第五自然段结尾结尾有这么一句话。），在这里点题且引起下文。
第二部分：（6—11自然段）首先，从男女婚嫁的视角批评“大团圆思想”，认为才子佳人小说是作家“闭上眼睛”对中国婚姻的缺陷所作的补救。其次，从《红楼梦》或续或改的结局处理方式上说明这种流弊对小说的影响。再次，以宣扬“善有善报”的元杂剧为例，对“大团圆”思想的延伸进行批判。。最后，指出关羽、岳飞的被杀，因有“彰明的史实，瞒不下”，便“别设骗局”，也仍是“大团圆”结局流毒的表现。在鲁迅看来，这些都是瞒和骗的文学，正因这一文学思想的流毒和影响之深，这才将一切社会人生的不足之处通通加以掩盖，这无疑是对社会进步的巨大妨碍。于是鲁迅以十分沉重的笔调写下了一段含义极为深刻地话：“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成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不足忧悲似的。”这一部分分析“瞒和骗”思想的影响和危害，给人以警策。
第三部分：（12—14自然段）这一部分是整篇文章的精髓所在。（同学们一起读12自然段）。鲁迅开出了根治“瞒和骗”痼疾的药方，那就是“我们的作家取下假面，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并且写出他的血和肉来”，这也正是文章的文眼所在。最后一段简短有力，进一步表达了鲁迅对于建设新文艺的热切希望。
（1）鲁迅是如何深刻地揭示“瞒和骗”的文学传统产生的社会历史根源的？
鲁迅对“瞒和骗”的文学传统的抨击时从国民性入手的。中国人为什么不敢正视社会、人生？此种性格弱点是怎么造成的？他认为这首先是“孔孟之道”长久精神统治的结果。中国是一个有漫长君主专制历史的国家，一代一代的“圣君”“贤相”都把封建礼教作为制驭民众的手段，“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早已成为国人共同的心理机制。这也就是胡风先生所说的“精神奴役的创伤”。这种“精神奴役的创伤”一到旦成为普遍的社会现象，自然就要反映到文艺上来。鲁迅把“瞒和骗”的文艺与“瞒和骗”的国民性结合起来考察，十分精辟的揭示了二者之间的辩证运动规律，说明“瞒和骗”的文艺源于“瞒和骗”的国民性，反过来又推动“瞒和骗”的国民性进一步扩张，以致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这个分析告诉我们，“瞒和骗”的国民性与“瞒和骗”的文艺都是特定社会政治经济形态下的必然产物。
（2）“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这句话该如何理解？(讲第三部分的时候就一起讲了)
鲁迅从“瞒和骗”的文艺同“瞒和骗”的国民性相互推动的恶性循环中，概括、提炼出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重要论断。这个论断虽然是在谈到“瞒和骗”这种消极现象时做出的，但我们的理解须着眼于它普遍的积极意义，即它所揭示的文艺同国民精神的辩证关系、文艺的特殊功用等。首先是国民精神决定文艺的风貌，文艺反映国民精神，或者至少打上国民精神的烙印。例如中国古代所谓的“建安风骨”“盛唐气象”，现代的“五四”文学、抗战文艺等，可以说无不与某一特定历史时期的国民精神相联系，无不为某一特定历史时期的国民精神所灌溉。事实上，正是这种联系和灌溉，才使得一切优秀的文艺作品能够引起受众普遍的精神上的共鸣。其次是文艺对于国民精神的积极影响和反作用。“满和骗”的文艺可以“更令中国人更深地陷入瞒和骗的大泽中”，健康向上的文艺自然也可以使国民精神获得升华和提高。鲁迅始终认为文艺能够移人性情、影响人的精神、具有启蒙作用，这的确是非常正确的。特别是他提出文艺“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这一命题，更是一语点明了文艺特殊的社会功用，对于我们今天发展社会主义文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鉴于文艺作品的这种客观效果，人们不能不提出作家的社会责任感问题。鲁迅的“灯火”论证是要启示作家以健康向上的思想塑造国民灵魂，培育国民精神，引导我们民族以健全的人格卓立于世。
本篇课文无情地批判了“瞒和骗”的思想与文艺，告诫人们要有正视现实的勇气，从“瞒和骗”中走出来，建设中国真正的新文艺。
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
发表于《莽原》，收入《坟》
主张对资本家的“乏走狗”，不能讲费厄泼赖，而要痛打落水狗。
夏三虫 《华盖集》
苍蝇是国民党反动派、蚊子是资产阶级帮闲们、跳蚤是他国帝国主义分子
类比法
学界的三魂
《华盖集续编》
鲁迅在文章中提出了“民魂”说，在鲁迅的心目中“民魂”才是“中国的灵魂”。中华民族数千年历经磨难而不亡，如今依然能傲然挺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支撑她的不是“官魂”而是“民魂”；“民魂”才是华夏本体之魂－－“中国的灵魂”。但是作为“独夫的家谱”的中国历史，长期以来被谱写被颂扬的却只有“官魂”没有“民魂”，那真正体现中国灵魂的“民魂”被阉割被埋没掉了。
鲁迅认为“民魂”乃是民族自信力的根基，是中国的希望所在。在鲁迅看来，“民魂”是根植于民众并生长于民众的一种可贵的民族精神。这种精神不仅体现在作为先觉者的“精神界之战士”身上，更深的是体现在为生存而奋斗挣扎的底层民众的身上。民众是“民魂”之壤，深植于民众之壤的“民魂”是不死的，是希望所在，是信心与力量之源。
谈皇帝
《华盖集续编》
鲁迅在文章里议论的“愚君政策”，一直不曾为中国正统的历史学家们提及。然而大量历史事实都可以说明，这的确是中国古代普遍存在的现象。如今的人们很少不知道“指鹿为马”的故事。中国史上第二位皇帝，秦二世胡亥，就是被赵高愚弄，如同天下头一号的傻瓜。自汉武帝以后，历代的皇帝们似乎都遵循这样一则规律，即从开国之君以后的第三代往下，皇帝便由平庸走向昏庸、孱弱。这种结果显然与他们所接受的教育的目的完全相悖。英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在《人类与大地母亲》第三十五章的最后，写下了一段完全不同于中国史学主流论点的文字：无论是西汉王朝还是农民，都成了儒家官僚地主的牺牲品。这个新的社会阶级是帝国的粘合剂，但也成为“中国的悲哀”。官员们是真正的罪犯，“天命”早就应该从他们的身上收回。做官的儒生们在精神上已经成了法家，他们以法家的残忍为之尽职的是他们自己的利益，而不是皇帝的利益。到这时，这一新的特权阶级已经使自己处于牢固的地位。在公元9年至36年的灾难中，它成为中华帝国社会中幸免于天谴的一个因素，而上天的惩罚则恰恰是这个统治阶级自身招致而降临于中国的。这是耐人寻味。
略论中国人的脸 《而已集》 在《略论中国人的脸》中，鲁迅给全体中国人“相”了一次脸，这一相便相出了中国国民普遍存在的“家畜性”。这家畜性的表现就是：驯服，忍耐。从“家畜性”里还孽生出了昏庸、麻木和狡猾的特性。这些连家畜性都不如的特性，是中国的国民性变得每况愈下。
鲁迅先生认为，导致“家畜性”形成并“发扬光大”的原因就是国人普遍缺乏“兽性”——既缺乏反抗和抗争的意识。鲁迅之所以要给国人相脸，之所以要通过国人脸相的气息揭示骨子里的卑怯和驯服，唯一的目的就是让这些“家畜”成为“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启示我们正视自己的病根，将奴性从心间和脸上多多洗去。至于反复赞扬“兽性”，并不是要我们野蛮残忍，不是要我们每天伸出狼爪攫食绵羊的心肝，而是希望我们有足够的力量反抗非人的奴役和凌辱。
小杂感 《而已集》
鲁迅的小杂感寓意是改变、觉醒、奋斗，唤醒麻木不仁的国民为美好的幸福而奋斗。而道士多为无为而治，没有太多这方面的东西，没有特定的主张一个信徒去信仰，所以在憎恨的时候少了他们。散文：
范爱农
发表于《莽原》，收入《朝花夕拾》
追叙作者在日留学时和回国后与范爱农接触的几个生活片段，描述了范爱农在革命前不满黑暗社会、追求革命，辛亥革命后又倍受打击迫害的遭遇，表现了鲁迅对旧民主革命的失望和对这位正直倔强的爱国者的同情和悼念。
忆刘半农君
发表于《青年界》，收入《且介亭杂文》
鲁迅在这篇文章里实话实说，笔不横逸地抒写自己和刘半农交往的经过，但在回忆刘半农时，他不作一般介绍，也不作溢美之辞，而是一分为二地进行实事求是的评价。
文章段落之间连接紧凑，如“活泼”——“草率”——“亲近”——“浅”——“忠厚”，上下勾连，过渡自然，其间没有多余的铺垫。这种优缺点混谈和段落勾连的结构使散文显得紧凑而生动。这篇散文有杂文味道，用语尖锐有力，论及人事多含嘲讽，在文章最后作者写道：“我愿以愤火照出他的战绩，免使一群陷沙鬼将他先前的光荣和死尸一同拖入烂泥的深渊”。应该说，这是鲁迅写《忆刘半农君》之目的。原来刘半农去世后，不少悼文均歌颂备至，不分皂白地将其捧得天花乱坠。鲁迅在文章抒发自己观感，特意历数刘半农十年前的“战绩”，表扬作为“战士”的刘半农，因为他“中国有益”，而善意批评他“据了要津”后的种种表现。鲁迅以一分为二的评价缅怀刘半农，就为的反其道而行之，免使一些“陷沙鬼”是非不分，将其歪曲陷入烂泥。显然，鲁迅写这篇悼文是为了战斗，作者的“愤火”是燃烧于整篇，尖刻讽刺的语意即产生于此。
我的第一个师父 发表于《作家》，收入《且介亭杂文末编》
死
发表于《半流》，收入《且介亭杂文末编》
女吊
发表于《中流》，收入《且介亭杂文末编》
《女吊》是鲁迅散文的杰作，文中所写的实际上是鲁迅心目中的“复仇者”的形象，她与原本存在于绍兴民间戏剧舞台上的“女吊”形象并非是一个统一的形象。作品历来被视为理解鲁迅晚年思想的关键。
影的告别
发表于《语丝》，收入《野草》
1924年，正是鲁迅在精神上处于第二个寂寞苦闷的时期。“1920年末《新青年》团体的分裂，标志着„五四‟退潮时期的开始。《影的告别》,正是诗人孤独，彷徨心境的写照。诗歌以象征手法，写影与人告别时的一席话。这个“影”无疑是诗人自己的象征，这个“人(“朋友”)当是将来的黄金世界里”的热血青年。
过客
发表于《语丝》，收入《野草》
坟，是一个意象，出自老人之口。只有老人才说得出，再往前走是坟，他迫于已有的意识与能力，所见自然如此。过客追问，“老丈，走完了那坟地之后呢？ ”你看老人的回答：走完之后？那我可不知道。我没有走过。坟，是终点吗？没有答案。野花，出自小女孩之口，代表着新生的力量，所以她的回答天真烂漫，了无心事。而过客呢，连连多少个“忽然惊起” “忽然惊醒” “竭力站起” “然而我不能” “然而我不行” 只能昂头向前走。这可以说是人生的三种状态或阶段，套在知识分子或中青人的身上最为恰当。天真烂漫到安逸怠慢，但时代的年轮不止呀，时光不停呀，所谓中产，所谓还没放弃努力的知识分子，都是这个过客。鲁迅，必然是伟人，他保持着谨慎和坦诚，最后留着希望，哪怕是在世的一种安慰。
墓碣文
发表于《语丝》，收入《野草》
写了梦境中在墓前的经历，被认为是所有鲁迅的作品中的最难懂的一篇，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疾走离开是因为作者认为自己不能再这样内心的虚无与灰暗，以及意欲认识和摆脱这种心境而不能的焦灼和痛楚，所以要疾走离开。
这样的战士
发表于《语丝》，收入《野草》
鲁迅以散文诗的形式写了这篇《这样的战士》；通过战士的形象，生动地表现了在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中，必须具有清醒的不为敌人任何阴谋诡计欺蒙的韧性精神。鲁迅刻划“这样的战士”的形象，也是号召革命青年必须具有这种韧性精神，做个坚强的反帝反封建的战士。战斗目标并不是军阀，而是文人学士们。在鲁迅看来，军阀固然可恶，而到了这时还埋怨、批评学生的文人学士们，作为“帮凶”，更加可恶。鲁迅说自己进入了“无物之阵”。所谓的无物之阵，就是把握不定，变幻多端，永远也抓不住。在鲁迅看来，这种战斗是很费心力的。鲁迅就是这样的战士，跟这一类对手打了一辈子。从这篇文章中可以分明看出，鲁迅确实是一位精神界的战士。
演讲：
娜拉走后怎样
发表于《文艺会刊》收入《坟》
鲁迅在这篇文章中敏锐地扑捉到了“娜拉走后怎样”这个重大的社会问题，并揭示出娜拉的命运：不是堕落，就是回来。（娜拉是挪威剧作家易卜生的经典社会问题剧《玩偶之家》的主人公。她在经历了一场家庭变故后，终于看清了丈夫的真实面目和自己在家中的“玩偶”地位，在庄严地声称“我是一个人，跟你一样的一个人，至少我要学做一个人”之后，娜拉毅然走出家门。）鲁迅先生是敏锐地觉察出这一重大社会问题的，即如果口袋里没有钱，没有经济大权，则妇女出走以后也不外两种结局：一是回来，一是饿死。只有妇女真正掌握了经济大权，参与了社会生活，不把自己局限在小家庭里，不把婚姻当成女人唯一的职业，才有可能真正获得“解放”和“自由”。
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发表于《现代青年》，收入《而已集》 鲁迅先生才识过人，对魏晋文章与彼时政治背景及社会风气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自是提示得准确传神，可以使任何一个后来者不敢轻视。先生对魏晋这一时期文人的情状，也大致是持肯定态度的。对魏晋文人身处夹缝、个性难以自由生长的自下而上际遇充满悲悯，对他们意识到生命短促的放达和追求永恒的浪漫进行讴歌。
《呐喊》自序
发表于《晨报·问学旬刊》，《呐喊》
作于1922年12月3日北京。这篇序文，勾勒出了作者前期思想的发展脉络，同时对游荡在当时背景中的自弦灵魂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在这篇序文里，作者并没有回避自己曾有的犹疑和孤寂，体现出了坦荡率直的艺术品格。而作为一篇序文，作品又恰当地提示了他所以要作小说的缘由：“铁屋子”作为作者对传统中国社会的象征，它既显现了鲁迅深居其中的寂寞孤苦，同时也昭示了作者要领着国人从精神上走出它的决心。于是，“呐喊”就成为作者从深寂孤苦中所喷射出的一腔激情孤愤。从集子中所收作品看，也明显地保留着作者于“五四”高潮时期，在结束一段的沉默之后奋起呼唤的特色。
《自选集》自序 《鲁迅自选集》，后收入《南腔北调集》
鲁迅文章的特点 篇六
鲁迅的杂文是有极强烈的战斗性的，这种战斗性借助于深刻的思想内容和强烈的艺术魅力而表现出来，它是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通过具体材料的和谐统一。鲁迅说，杂文必须“生动，泼辣，有益，而且也能移人情。”①又说：杂文必须“是匕首，是投枪，能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的东西；但自然，它也能给人愉快和休息”②。鲁迅总是在首先强调杂文的思想性、战斗性的同时，也强调它的艺术感染力，强调它必须通过生活的形象和语言的魅力给读者以艺术的享受。自然，它给人的愉快和休息，决不是抚慰和麻痹，而“是休养，是劳作和战斗之前的准备”，它是统一于战斗也是为了战斗的。所以这跟艺术至上主义者强调的所谓艺术，存在着根本的区别。鲁迅对杂文提出了卓越的观点，这是他长期的创作实践的概括，他的全部杂文完美地体现了这些观点。下面，我们将着重分析鲁迅杂文的艺术特色和表现方法。杂文是政论的一种艺术的表现，它要求一种逻辑力量。但鲁迅的杂文却具有高度的说服力，长篇的论证严密，短篇的一针见血，都能在有限的篇幅里，把道理说得清楚、充分、深刻。这是因为它总是在最要害的地方揭示问题的本质，表现出鲜明、肯定、无可反驳的逻辑力量。这是鲁迅杂文的一个首要的特征。鲁迅杂文的论辩的过程，它的达到结论的过程，常常是集中力量揭露事物本身的内在矛盾，使问题得到异常彻底的解决。毛泽东同志说：“分析的方法就是辩证的方法。所谓分析，就是分析事物的矛盾。”①鲁迅正是擅长这种分析的高手，因此他的论辩就能制强敌于死命。如梁实秋曾经狡称自己不知道“主子是谁”，说他不是资本家的走狗。鲁迅从阶级论的思想出发，深刻地认识走狗行为的实质，是为整个阶级效劳的，而不是为个别的资本家，所以梁实秋不知“主子是谁”的哀鸣，正是一个可以抓取的要害。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正是‘资本家的走狗’的活写真。凡走狗，虽或为一个资本家所豢养，其实是属于所有的资本家的，所以他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即使无人豢养，饿得精瘦，……但还是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的，不过这时他就愈不明白谁是主子了。”梁实秋既然不知道“主子是谁”，那是属于“丧家的”“资本家的走狗”了。鲁迅思想的深刻性，还在于他发现梁实秋这条“文艺”走狗，在论战中已经理屈词穷，只能借国民党的反动暴力，以济其“文艺批评”之穷，所以，“就还得在‘走狗’之上，加上一个形容字：‘乏’。”②又如，有人曾比较“这一个学生或是那一个学生”和“此生或彼生”两个句子，证明文言简明“省力”，优于白话。鲁迅即以同一例子反驳说：此生或彼生“至少还可以有两种解释：一，这一个秀才或是那一个秀才(生员);二，这一世或是未来的别一世。”因此白话虽然用字较多，但意思准确，一看就清楚，“其省力为何如？”① 事物的矛盾是普遍存在的，有时它就是一种生活现象，为人们所耳闻目见，但不为人们所重视。鲁迅善于捕捉这种现象，加以点染、剖析，使它格外鲜明，引人注意。比方，有这么一种人，天天口里说着白话，运用自如，并不觉得鄙俗可笑，现在却以“白话鄙俚浅陋，不值识者一晒”为理由，来反对白话文。这本来就是一种矛盾的现象，鲁迅把它写出来，加以描绘，提高，立刻显出这种人的真面目：“现在的屠杀者”。因为他们不要现在，却抱住僵尸呻吟。有些人对国民党的不抵抗主义不置一词，却拼命在少年刊物上宣传岳飞、文天祥的故事。鲁迅抓住这个矛盾，尖锐地指出，这两位对于少年未免迂远一点，因为大敌正当头。“我疑心那些故事，原是为办给大人老爷们看的刊物而作的文字，不知怎么一来，却错登在少年读物上面了”②。并以“登错的文章”作为题目，有力地讽刺了这种现象。矛盾的社会现象，有时并不集中在一个事物上，而是以分散的形式表现出来，很容易为人们所忽视，这就特别需要作家的集中和概括。鲁迅善于发现这种现象，从它们的对照中来揭露社会生活的矛盾。在《不知肉味和不知水味》里，他概括了两种对立的现象。一方面是统治者在宣扬孔教，演奏孔子听了“三月不知肉味”的韶乐，意在粉饰升平；另一方面则是干旱成灾，乡民争汲井水，有人竟遭殴毙。鲁迅抓住了这两种现象，对它进行了深刻的剖析：“闻韶，是一个世界，口渴，是一个世界。食肉而不知味，是一个世界，口渴而争水，又是一个世界。自然，这中间大有君子小人之分，但‘非小人，无以养君子’，到底还不可任凭他们互相打死，渴死的。”这就深刻地揭露了阶级压迫的残酷现实，有力地撕下了统治者粉饰升平的幕布。在前节提到的《新秋杂识(二)》里，鲁迅也抓住了当时社会不救活人救鬼魂，不救国土救月亮的怪现象，深刻地揭露产生这种矛盾的根源，是国民党反动派不准人民抗日救国。由于作者所抓取的是尖锐对立的现象，在表现方法上又特别强调它的对立面，这就赋予它以十分鲜明、强烈的逻辑力量，使读者感到由衷的信服。揭露事物矛盾，是逻辑思维的重要任务，也是有关杂文说服力的关键问题。鲁迅在这方面的劳动是十分辛勤的，他揭露矛盾的方法多种多样，莫不随对象的不同而变化。对于一些隐秘而复杂的矛盾，他有时并不急于作出结论，而是经过细致的思考、分析、描述来达到结论；有时则用层层深入地解剖事物真象的方法，让读者从论辩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地领会到一个结论，而自己并不在字面上明白写出。如《论秦理斋夫人事》一文，论述自杀者为什么自杀，就是后一种情况的例子。鲁迅前期的杂文，具有朴素的辩证法。当他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后，情况就不同了。毛泽东同志说：“鲁迅后期的杂文最深刻有力，并没有片面性，就是因为这时候他学会了辩证法。”①这是鲁迅后期杂文精髓之所在。比如，关于旧形式的采用，这是一个曾经多次讨论过的问题，但却聚讼纷纭，莫衷一是。鲁迅是主张采用，主张推陈出新的。他说：“旧形式是采取，必有所删除，既有删除，必有所增益，这结果是新形式的出现，也就是变革。”这“恰如吃用牛羊，弃去蹄毛，留其精粹，以滋养及发达新的生体，决不因此就会‘类乎’牛羊的。”②这反对了两种片面性，即全盘否定和全盘照搬，而坚持了唯物辩证法--从新旧形式的对立统一中，来科学地阐明问题。上面举过的“此生或彼生”等例子，同样是辩证法的胜利，它有力地反驳了片面性的观点。鲁迅的运用逻辑思维来揭露事物的矛盾时，经常通过艺术形象来表现。正像毛泽东同志所说的：他用那枝又泼辣，又幽默，又有力的笔，去画出了黑暗势力的鬼脸，他简直是一个高等画家。毛泽东同志在赞扬鲁迅杂文的战斗性的同时，也精确地指出它的形象性的特点。尽管他写的是一时一地的事情，画的是一人一物的面貌，但却具有普遍的意义，这是由于他“砭锢弊常取类型”，他所描绘的形象，不仅生动、鲜明，而且概括性强。这是鲁迅杂文的另一特色。比起其他文学形式来，杂文的形象创造不是通过行动和对话来刻画完整的人物性格，它“所写的常是一鼻，一嘴，一毛”，它的方法是多样化的，可以利用比喻、故事，也可以根据对象特点直接描绘。鲁迅在这方面的笔力，就像名画师的速写，寥寥几笔，然而逼真，传神。他抓住对象特点描绘出来的形象，经常给予读者以永不磨灭的印象。例如他根据帮闲文人的行径，维妙维肖地勾画了二丑的嘴脸。这是一种扮演公子的拳师或清客的角色。“他有点上等人模样，……倚靠的是权门，凌蔑的是百姓，有谁被压迫了，他就来冷笑几声，畅快一下，有谁被陷害了，他又去吓唬一下，吆喝几声。不过他……一面又回过脸来，向台下的看客指出他公子的缺点，摇着头装起鬼脸道：你看这家伙，这回可要倒楣哩！”①鲁迅还深刻地指出，这最末的一手，是二丑的特色。这是一种勾魂摄魄的艺术，不仅鲜明、深刻，而且具有典型的意义。《爬和撞》描绘了这样的形象：人们在拚命地往上爬，然而爬的人多，拥挤不堪，于是就“撞”--投机冒险。撞好了，自己就发财显贵。撞不好，至多不过摔在地上，仍旧可以爬。这样，爬了来撞，撞不好再爬。鲁迅就是这样以活灵活现的形象，概括了当时一种重要的社会现象，概括了某些人的全部人生哲学和经历。他描绘“西崽相”，是“倚徙华洋之间，往来主奴之界”，刻画生在阶级社会里而要做超阶级的作家，是“用自己的手拔着头发，要离开地球一样”，都是形象逼真，语言凝炼而幽默。鲁迅还经常运用书本或自己创造的故事来构成形象，表达思想。由于不是虚假的杜撰，而是从真实的生活感受出发，故事里渗透着个人深切的体验，所以莫不栩栩如生，发人深思。《立论》②里描写一个人家生了男孩，满月时请客，有人说这孩子将来是要发财、做官的，有人说这孩子将来是要死的。说要死的必然，说富贵的许谎。但说谎的得好报，说必然的遭打。这故事内容很简单，似乎是个笑话，它是这么生动、有趣，但却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要“既不谎人，也不遭打”，该说些什么呢？这正是一个战斗的现实主义作家的隐痛，因为在自欺欺人的旧社会里，确实是难于说真话的。运用譬喻等手法，造成鲜明的形象，用形象来说明问题，这是杂文的评论性所决定的。鲁迅的杂文有许多这类成功的范例。如对保存“国粹”的批判，他先解释“国粹”，必是一国独有，他国所无的事物了，但这未必就是好。接着就说：“譬如一个人，脸上长了一个瘤，额上肿出一颗疮，的确是与众不同，显出他特别的样子，可以算他的‘粹’。然而据我看来，还不如将这‘粹’割去了，同别人一样的好。”①有拟之于虫兽的，如叭儿狗，“虽然是狗，又很像猫，折中，公允，调和，平正之状可掬，悠悠然摆出别个无不偏激，惟独自己得了‘中庸之道’似的脸来。”②这个形象，由于它的高度概括性，已经走入生活，成为人们喜欢采用的普通名词。此外如把脱离社会培养的天才，比作离开泥土的一碟子绿豆芽，把封建社会比作僵尸等，都是富有表现力的确切的譬喻。这种形象化手法，被用来表现复杂而深刻的思想，特别能够显示它的强大生命力，显示鲁迅的艺术创造性。在《朋友》里，作者为我们讲述这样两件事：小朋友最喜欢看变戏法，待到自己学会时，便索然无味；类似的情况是看电影，等到明白了影片的制造法，知道千丈悬崖者，其实离地不过几尺，从此便不以电影为神奇，处处留心它的破绽，自己感到无聊，反而后悔去看说明隐秘的书。这是十分平常、简单的事，作者让你思索它的含义，接着便把你引导去面向当时的一个生活真理：“暴露者揭发种种隐秘，自以为有益于人们，然而无聊的人，为消遣无聊计，是甘于受欺，并且安于自欺的，否则就更无聊赖。”这样一个道理，如果要用概念推理的办法来写，那真不知要说多少话，恐怕也难于说清楚，现在从生活出发，只写了那么两件事，互相印证说明，读者便完全给说服了。类似的例子还可以举出《灯下漫笔》。作者从钞票贬值折价换成现银，反而沾沾自喜的心情，一下子联想到人极容易变成奴隶，而且变了以后，还万分喜欢，从而反映了有关中国人民历史命运的一个大主题。这种表现方法平易近人，它使一个抽象深奥的思想，十分容易地为读者所接受。鲁迅的形象化手法，都表现了贴切、平易、新鲜的特点。他的无论那一个形象，总是十分切合事物的真象，一丝也不走样。贴切是形象化的生命，不贴切就失去了形象存在的价值。而且他又善于就近取譬，使读者感到亲切。如所周知，一切形象譬喻，都必须以浅近的、读者熟知的事物来喻深远的、读者不易了解的东西。但是浅近而熟知的事物，如果处理不好，则容易成为陈词滥调，引不起读者的兴趣。这就必须从新颖的角度去运用它，发现前人未曾发现的意境，使形象别具新意，不落俗套。这才能使两者很好地结合起来，既平易而又新鲜，给读者以无穷的回味。形象的力量，是诉之于情，从而喻之于理。所以有人认为：形象是感情的发酵素。鲁迅善于把叙述和评论形象化，也善于寓感情于形象之中。他的强烈的爱憎分明的感情，总是含蓄于字里行间，借形象而扣打人们的心灵。浓厚的感情色彩，不仅突出地表现在他的一部分抒情散文里，而且也表现在他的许多偏重于叙述和评论的篇章中。总之，与形象而俱在，鲁迅的杂文表现了浓烈的感情色彩的特点。鲁迅的杂文，有一部分是抒情散文。在这些文章中，作者经常借形象以抒情，鲜明的形象与真切的情思合而为一，强烈地吸引着读者，激动着读者。如《夜颂》这样描写了黑夜和白天：“夜是造化所织的幽玄的天衣，普复一切人，使他们温暖，安心，不知不觉的自己渐渐脱去人造的面具和衣裳，赤条条地裹在这无边际的黑絮似的大块里。……现在的光天化日，熙来攘往，就是这黑暗的装饰，是人肉酱缸上的金盖，是鬼脸上的雪花膏。只有夜还算是诚实的。”这两幅形象，寄托着作者深刻的感触，他对比黑夜和白天，憎恶光天化日之下的“真的大黑暗”，憎恶一切人造的面具和衣裳。在一些纪念文章里，作者也经常运用这种手法来表达对于死者的感情，如《忆刘半农君》，写“五四”时期刘半农的战绩时，提到当时有些人批评他“浅”，但作者却赞美这“浅”:“他的浅，却如一条清溪，澄彻见底，纵有多少沉渣和腐草，也不掩其大体的清。倘使装的是烂泥，一时就看不出它的深浅来了；如果是烂泥的深渊呢，那就更不如浅一点的好。”最后又说：“我爱十年前的半农，而憎恶他的近几年。……我愿以愤火照出他的战绩，免使一群陷沙鬼将他先前的光荣和死尸一同拖入烂泥的深渊。”在这里，形象的描写，真挚的友情，严正的历史评判，取得了和谐的统一，给予读者以回味无穷的感受。鲁迅表达感情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并不限于形象和譬喻。他善于运用排比等修辞手法，反复咏叹，以宣泄一种不可抑止的感情。《记念刘和珍君》描述刘和珍等牺牲的事实之后，写道：“但段政府就有令，说他们是‘暴徒’!但接着就有流言，说她们是受人利用的。惨象，已使我目不忍视了；流言，尤使我耳不忍闻。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我懂得衰亡民族之所以默无声息的缘由了。沉默呵，沉默呵！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这种排比复沓的句式，有力地倾吐了作者的翻江倒海的激情，强烈地激起了读者对于反动派的仇恨。在《友邦惊诧论》等政治评论文章里，作者也经常运用这种手法来揭露反动派，表达鲜明的阶级感情。鲁迅杂文的抒情，有时并不借助于比喻、排比等手法，他只是按照事物的真象加以白描，在朴素无华的文辞中，寄托着一种真切的感情。如关于柔石的一段描写：“柔石自己没有钱，他借了二百多块钱来做印本。除买纸之外，大部分的稿子和杂务都是归他做，如跑印刷局、制图、校字之类。可是往往不如意，说起来皱着眉头。……他相信人们是好的。我有时谈到人会怎样的骗人，怎样的卖友，怎样的吮血，他就前额亮晶晶的，惊疑地圆睁了近视的眼睛，抗议道，‘会这样的么？--不至于此罢？’……”①在这里，作者由衷的敬仰和怀念的感情，不是跟柔石的纯洁、善良、勤劳的品质同时写出，一样地感动着我们么？ 鲁迅杂文的感情力量，特别表现在讽刺上。他认为：“‘讽刺’的生命是真实；不必是曾有的实事，但必须是会有的实情。”“它所写的事情是公然的，也是常见的”，但却是“不合理，可笑，可鄙，甚而至于可恶。”讽刺作者的本领，就是偏要提出这种“谁都不以为奇”的事，“而且加以精炼，甚至于夸张”②。比如，上面所举的爬和撞的形象，《立论》中的故事，都属于这一类，都具有明显的讽刺性，包含着作者的善意和热情，让读者在不禁发笑中受到深刻的教育。对于敌人，鲁迅也经常燃起讽刺的愤火，但为的是要把他们烧毁。比如《“有名无实”的反驳》，从报上引述一位国民党排长的话，同现实生活相对照，进行无情的鞭挞，几乎通篇全用反语写成，造成十分强烈的讽刺效果。鲁迅说：自己“好用反语，每遇辩论，辄不管三七二十一，就迎头一击”①。好用反语，是鲁迅杂文讽刺艺术的一大特点。在与论敌笔战中，尤其是这样。鲁迅还有一部分杂文，通过“曲笔”隐晦曲折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如所周知，“曲笔”原是旧中国反动政治迫害的产物，鲁迅在《花边文学》的《序言》里，曾经这样说过：“那时可真厉害，这么说不可以，那么说又不成功……在这种明诛暗杀之下，能够苟延残喘，和读者相见的，那么，非奴隶文章是什么呢？”知道这个情况，我们就了解鲁迅的一部分杂文，所以采用“曲笔”，原是迫不得已的。有人把“曲笔”当作鲁迅笔法，好像鲁迅一贯喜欢用这种方法写作似的，这是很大的误解。实际上，只要有可能，鲁迅总是竭力把文章写得明白晓畅的。“曲笔”既是政治迫害的产物，那么它就不是一种有成规可循的艺术手法，它需要适应不同的题材，对付不同的政治环境，采取不同的表现方法。有全篇用隐喻的，如《现代史》。内容写变戏法，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向观众榨钱，今日这班人走了，明日那班人又来。全文没有一句话涉及当时的政治，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正是国民党反动政府的现代史。有全篇用反语的，还有说故事，引古喻今等多种方法。对于这类杂文，我们主要认识它的战斗作用和意义，而不必去学习它的隐晦曲折的形式，因为今天已经根本不同于鲁迅所处的时代。总之，鲁迅的杂文，形式丰富多彩，手法不拘一格，莫不清新独创，给予读者以隽永的艺术享受。这除了思想内容的先进、深刻，有助于他在艺术上的发现以外，还因为他有丰富的生活经历和体验，有一座用之不竭的知识宝库。此外，他在写作过程中的认真构思和锤炼，也是十分重要的条件。“就算三五百字的短评，也不是摊开纸就动笔”。他曾这样说：“人家说这些短文就值得如许花边，殊不知我这些文章虽然很短，是绞了许多脑汁，把它锻炼成极精锐的一击，又看过了许多书，这些购置参考书的物力，和自己的精力加起来，是并不随便的。”①这种艰苦劳动、精益求精的态度，是非常值得学习的。让我们认真地学习鲁迅杂文的战斗性和艺术表现力，更好地发挥杂文打击敌人、教育人民的作用吧。
论“删除鲁迅文章” 篇七
删得掉的文章，删不去的鲁迅
新学期开学之际，有人发现中小学教材中有许多改变，许多原有的课文被删除了。其中涉及鲁迅的作品多篇，因此有人惊呼“鲁迅大撤退”。提起鲁迅先生的《药》、《为了忘却的纪念》和《阿Q正传》，几乎人人都耳熟能详。它们作为语文课本里的重要内容，伴随了中国几代人的成长。但现在，这三篇首当其冲进入了被删除的行列。由于鲁迅作品的被删除，一时间引起了热烈的讨论，支持声与反对声四起。
首先就鲁迅的《药》、《为了忘却的纪念》和《阿Q正传》这三部作品，相信大家都是不陌生的，《药》中那血淋淋的馒头，《为了忘却的纪念》中柔石和白莽，成为鲁迅一大代名词的《阿Q正传》中永远靠着“精神胜利法”胜利的阿Q。那是历史长河中文学作品的经典，也是我们才从小的回忆。从小学到高中，我们可以说是徜徉在鲁迅的作品中，《社戏》，《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故乡》，《祝福》，《少年闰土》等等，太多的名篇佳作在我们的记忆中闪现，我们学到了很多也知道了很多，可是现在确实对鲁迅作品的一个删除。
对于鲁迅作品的删除，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审、课程教材研究所研究员顾之川的解释是：由于时代背景的复杂性、早期白话文与当下汉语的差异性，以及思想内容的深刻性等原因，并不是所有的鲁迅作品都适合给今天的中学生阅读。当然，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没有任何一个作家能够做到跨越时间和空间的界限，让他作品在历史的长河中永远保持的合适的地位。同样的，在近年语文教育改革的讨论中，许多人都对鲁迅作品教学提出了许多批评，诸如选文不妥、教法不当，因而导致学生对鲁迅产生逆反心理，等等。这都是有道理的，应该引起注意。因为我也是从小学习鲁迅的文章而成长，所以对于学习鲁迅的文章有着切身的体验。在学习鲁迅的文章的过程中，相信大家对于鲁迅的一些叙事的散文和故事新编都有着浓厚的兴趣，但是对于鲁迅深奥的杂文可能就会敬而远之了，毕竟很多时候我们都无法透过这个时代去理解鲁迅的喜怒哀乐。但如果因此而怀疑或否定中学鲁迅作品教学的意义和价值，恐怕又走到了另一个极端，至少是我不敢苟同。就我觉得，我们应该知道有鲁迅，有他那充满力量的作品，我们的下一代应该知道，一直流传下去，这对于他们的成长，以至文化的传承都是有重大的意义的。
有人写过这样一篇文章：鲁迅为什么滚蛋？文中说“鲁迅之所以滚蛋，是因为那些曾经被其攻击、痛斥、积分、怜悯的的人物有一次复活了，鲁迅的存在让他们恐惧，惊慌，卑怯甚至是无地自容。”也许这样的话语有些偏激，有些不顾事实了，但是里面也隐约显示着当代人的一个心态，鲁迅不在了，但是他的文章还是让那些鲁迅书中的阿Q。华老栓，孔乙己在当代的代表心中不安。
也许赞同删除鲁迅作品的人说出的是“紧跟时代步伐”，要把那些“过时的难以理解的文章去除”，给我们现在的大师留些位置。但是，我们不能忘记的事情，有些精神那是需要从骨子里面培养的，有些事情我们永远无法忘记也不能忘却。记得《义勇军进行曲》在建国前是代国歌，当时新中国建立的时候还进行了讨论，是不是换一首歌或者修改歌词。但是最
终经过讨论它还是成为了国歌，因为大家都觉得，虽然歌词不是唱的时代的一个现实，但是它告诉我们，要记住历史，要居安思危。我们知道中国的美德和精神大多数字传承而来，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团结统一，自强不息等，都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美丽的奇葩。而鲁迅，正是“五四”所开创的中国现代文化传统的最主要的代表（当然不是惟一的），即使是他的批评者也不能否认他是2o世纪中国最重要的文学家，他的思想与文学是一份无法回避的世纪精神遗产。我们现在都在强调继承民族文化传统的重要性，这当然很有必要；但有些人往往将民族文化传统局限为古代文化，而有意无意地忽视了现代文化传统，这就不免有些偏颇、事实上，作为现代中国人，我们要使用的是现代白话文，中学语文教学也是以学习与运用现代白话文为主的，鲁迅这样的现代白话文的大师的作品，在中学语文教学中占据重要位置是“顺理成章”的。
那么我们真正看重的是鲁迅的什么呢，或者说是鲁迅文章的是什么呢？应该是那种无处不在，深厚称雄的忧患意识，是那种直面现实百折不挠的精神气概，是那种敢于批判直身赴死 的勇敢果决。他的文章既是对中华民族精神病灶的批判暴露，也是中华民族精神修复的激励品和治疗品。可以说的是，他和他的作品还有他创造的那一系列正直健康向上的人物从各个方面组成了中华民族的精神脊梁。
鲁迅的文章删除了，但是鲁迅删除不了，他是中华民族历史长河中一颗永远闪动着光华的璀璨之星，纵然有时乌云密布，但是过去了仍是星光一片。在当代社会，我们要更好的学习鲁迅，认识鲁迅，宣扬鲁迅，让鲁迅永远的成为我们指路的明灯，带领我们前行。
鲁迅文章 读后感 篇八
读书笔记
读鲁迅先生的文章，大多人们最先想到的是《呐喊》、《彷徨》之类的大作。但我尤其爱读的是鲁迅先生的一些小的杂文，先前读过的《漫骂》、《一思而行》、《论秦理斋夫人事》等等，都是一些很棒的文章，没有紧密的故事情节，也没有什么华丽的辞藻，就是用一些极吸引人的小事件来告诉我们社会角落里的一些丑恶的事，一些大多数人敢怒不敢言的话，一些麻木的人还不知道的情况，鲁迅先生大多都用其独特的视角，狠狠地抨击了这些事实。
先前我读过了一篇文章《革命文学》，里面有一段是这样写的：“从指挥刀下骂去，从裁判席上骂下去，从官营的报上骂去，真是伟哉一世之雄，妙在被骂者不敢开口。而又有人说，这不敢开口，又何其怯也？对手无‘杀身成仁’之勇，是第二条罪状，思愈足以显革命文学家之英雄。所可惜者只在这文学并非对于强暴者的革命，而是对于失败者的革命。”
后来我查过那时候大革命失败了，正是革命的落潮期，而革命文学的呼声却异常的响亮。在这样动荡的时候，有的人犹疑，有的人惊恐，有的人慷慨激昂，鲁迅也敏感的意识到有必要冷静地去看待革命与文学。他先后的几篇文章和演讲中对于如何看待革命、文学的功用、革命文学、文学与政治的关系等问题，言简意赅地发表了看法。他写过一篇题为《“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命运》的文章，文中也提到：“但这不过是一个最露骨的事实。其实是，即使并非帮友，他们所谓‘文艺家’的许多人，是一向在尽‘宠大’的职分的，虽然所
标的口号，种种不同，艺术至上主义啊，国粹主义呀，名族主义呀，为人类的艺术呀，但这仅如巡警手里拿着前膛枪或后膛枪、来福枪、毛瑟枪的不同，那终极的目的却只一个：就是打死反帝国主义即反政府，亦即“反革命”，或仅有有些不平的人民。”鲁迅的文章是令我着迷的，着迷于这种不怕打压的精神，着迷于这份淡然自若的心境，说白了，就喜欢那股“拽劲”！
鲁迅说过要用笔来拯救中国人，我想以他一人之肩，或许稍显薄弱，但现在观之，鲁迅显然是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