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教学反思，是指教师对教育教学实践的再认识、再思考，并以此来总结经验教训，进一步提高教育教学水平。教学反思一直以来是教师提高个人业务水平的一种有效手段，教育上有成就的大家一直非常重视之。下面是快回答给大家整理的5篇司马光教学反思，希望可以启发您对于司马光教学反思的写作思路。
司马光教学反思 篇一
教学目标
1．读准本课8个生字和9个词语的音。认识“司、假、慌、喊、举、砸、破、救”8个字。
2．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
3．通过看图理解花园里的环境及司马光砸缸的过程，知道司马光是一个聪明、勇敢和孩子。
4．从司马光破缸救人的故事中受到启发，遇到事情要像司马光那样不慌张，支脑筋创造性地解决问题。
教学重点
1．读准本课的生字及词语。
2．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
3．让学生理解花园里的环境和司马光砸缸救人的词句，知道司马光是一个遇事不慌、勇敢聪明的孩子。
教学难点
学习司马光这种逆向思维的方法
教学过程
一、谈话导入
1．教师板书课题：11司马光
2．简单介绍：司马光姓司马，名光。是我国此宋时期的历史学家。今天我们学习的这篇课文就是司马光小时候的故事。
二、看图图意
1．出示图，从图中你看出了什么？
学生能从图中看出一口大缸被砸破，水哗哗地流出来，一个孩子正往外爬，图中间的孩子正伸手去扶那个孩子，其他的孩子有的吓哭了，有的喊着，有的找大人。
2．你有不懂的地方吗？
学生1：爬出来的孩子是怎样掉进缸里的？当时的情况怎样？
学生2：是谁救的掉进水缸的孩子，他是怎样救的？
三、初读课文，读准字音。
1．借助拼音读课文，边读边画出生字和会认的字。画出的生字和会认的字要多读几遍。
2．读准生字及会认字的音。
（1）自己借助拼音读生字和会认的字。
（2）同桌小伙伴互读、线纠正。
（3）抽读生字和会认字的卡片。
（4）做猜字游戏，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巩固字音。
（5）电脑出示词语的演示文稿：
孩子吓哭没有假山慌了喊叫
举起砸破救人古时候司马光一块石头
3．再读课文，标画出自然段。
4．学生分段读课文，其他同学听听他们读的字音是否准确。
四、理解课文内容：
（一）学习第一段
1．指名读第一段：读后你知道了什么？
2．电脑出示插图；让学生根据图中人物的穿载来理解：“古时候”这个词语。
（二）学习第二段
1．指名读第二段：从他的读中你知道了什么？
2．教师提问：①他指的是谁？（他指的是司马光）②你是怎么知道的？（我从第一自然段知道的）③教师鼓励学生能够联系上下文思考问题④借助图弄清花园里假山下，大水缸的位置，以及是怎样的一口缸。
3．指导朗读
①教师范读第二段，要求学生认真听，听出什么了？(教师在读时注意突出“大”和“满”字)
生：我听出花园里有假山，假山下面有一口大缸，缸里装满了水。
②学生自由练习朗读
③指名读这段；读后同学评议。评议时同学们先可以说说他哪儿读得好！然后说说哪儿读得还不够，应该怎样读。最后他自己的体会读出来。
④由于本段的第二句是个长句，不容易读的教师再范读，让学生注意看清标点，听好停顿的地方。
⑤学生自己练习朗读。
⑥同桌互读，相互纠正。
⑦指名读，集体纠正。
(三)学习第三段：
1．指名读课文，听他读后你知道了什么？
2．提问：有一个小朋友爬到假山上玩，怎么全掉进大水缸里呢？请你们联系上下文说一说。
3．理解：“一不小心”的意思。（就是没留神掉进大水缸里。）
4．应该怎么读呢！同学们自己练习朗读这段。
5．指名读，大家评议。
6．必要的时候教师范读指导。
7．提问：有个小朋友爬到假山上去玩，没留神掉进了大水缸里。启发学生想象，掉进缸里的小朋友会怎样呢！通过讨论得出当时情况十分紧急，掉进大水缸里的小朋友如果不急时救上来就会有生命危险。
8．过渡语，就在这紧急时刻，司马光和其他小朋友是怎么做的呢？我们一起来读读第四、五自然段。
（四）学习第四、五自然段。
1．学习第四自然段
（1）学生自己轻声读这段，读后说说你了解到了什么？边读边画出表示小朋友动作的词语。
（2）从“有的……有的……哭、叫、喊、跑、找”这些词，小组讨论他们这些人当时是怎么想的？
（3）小组汇报得出结论：让别人来帮忙，我这么小，没有办法，有的吓哭了，不知道怎么办。
（4）为了让学生理解：“别的小朋友都慌了”的场面，教师提问：一个小朋友掉进大水缸里，随时有生命的危险，如果你也在场，那都慌起来了是什么样子？请同学表演当时的场面。
（5）教师指导学生有语气地读好这段。
（6）过渡：别的小朋友都慌了，有的吓哭了，有的叫着喊着，跑去找大人。就在这危急时刻司马光是怎么做的呢？
2．学习第五自然段：
（1）自己读读第五自然段，思考司马光是怎么做的呢？请你画出司马光动作的词语。
（2）请同学看图，并模仿司马光的动作。
（3）师：司马光举起一块石头“使劲”砸，怎样做才叫“使劲”砸呢！再请同学们做动作。学生在表演中理解了词语和句子。
（4）教师指导学生读后四、五段。
（五）通过比较理解课文内容。
1．与课文中人物的比较。
提问：当一个小朋友一不小心掉进一口大水缸里时，司马光的表现与别的小朋友的表现有什么不同？可以看出司马光是个怎样的孩子？组织学生讨论交流。
2．自己与司马光的比较
（1）提问：同学们也动脑筋想一想，假如你当时是那些小朋友中的一员，你还有什么方法能救出掉进大水缸的小朋友呢？学生讨论后全班交流。
办法一：用梯子爬到缸上，把小朋友拽上来。
办法二：找一根长竹竿，让小朋友抓着竿爬上来。
办法三：去喊大人，让大人把他救上来。
办法四：可以找来抽水机把水抽出来。
办法五：可以拿来绳子把小朋友拉上来。
(2)提问：大家想了不少好办法，现在我们比较一下，司马光的办法和大家的办法有什么不同？
(3)教师演示复动投影片：小朋友被大人从缸中拉出来，人离开水。
教师板书：人——水
(4)请大家想一想：用梯子、用竹竿，拿绳子，喊大人救小伙伴，有什么相同的地方？
(5)教师再一次演示“人离开水”的复动投影片。
教师板书：
(6)司马光用的办法与我们的有什么不同呢？教师演示：水从缸中流出，小伙伴得救。
教师板书：
过渡：这样水就离开了人，小朋友得救了。
(7)从这样事情可以看出司马光是个怎样的孩子？小组讨论后交流。
(8)师总结：
你们也是个爱动脑筋的孩子，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用梯子，用竹竿、拿绳子、喊大人都是让人离开水，但时间又来不及。而民光急中生智砸摃救人，没法让水离开人，这是反向思维。我们在学习和生活中要学习从不同的角度思考问题，解决问题。
（六）学习第六段
1．缸里的水流出来了，掉在缸里的小朋友得救了，你们高兴吗？
2．请学生带着高兴的心情读第6段。
五、创造性的思维训练。
师：缸里的小朋友得救了，就在这时候，假如你是他们中的一员你们会说些什么呀！请学生分角色演一演。
第二课时
教学目标：
1．巧记本课8个生字的字形，了解字义。
2．正确、规范地书写生字、词。
3．完成课后练习题。
教学重点
1．掌握生字的字形及字义。
2．正确、规范地书写生字词。
教学难点
1．巧记本课生字的字形。
2．正确地书写“候、孩、没”这几个字。
教学过程
一、谈话导入。
1．上节课我们一起学习了司马光这篇课文，司马光给你们留下什么印象呢？
2．正确、流利地朗读全文。
二、学习生字的音形义。
（一）巩固生字、词的读音。
（1）自己认读生字。
（2）同桌互读生字、词。
（3）抢读生字词卡片。
（二）巧记字形、理解字义：
（1）让学生自己动脑、选择自己认为最巧妙的记忆法记忆。
（2）同桌小伙伴互相说一说。
（3）请小组汇报或让学生当小老师讲解。
候：可以用“猴”字来记忆，去掉“反犬旁”在单人旁的右边加上一个小竖，也可以用拆字分解的方法帮助记忆字形。组词：小时候。
孩：可以用学生认识的“该”字换偏旁记忆“孩”字。也可以用拆字的方法记忆。组词：孩子
光：学生可以用顺口溜的方法记忆：三个小淘气，坐在板凳上，压弯一条腿，后脚尖朝上。组词：司马光、时光、光明。
吓：学生用形声字的方法记“吓”字。为什么是口字旁呢？可让学生做出受惊吓的表情，体会人受惊呀时往往会不由得张大嘴，所以是“口字旁”。组词：惊吓，吓一跳。
哭：学生可以用拆字法记忆：“两个口”和“大”再加上“丶”。也就是两个人张着大嘴哭。组词：哭了，吓哭。
没：学生用顺口溜帮助记忆：三点水，几头又尾，合起来誻没。也可以用拆字分解的方法记忆字形，组词：没有。
块⑴以用“块”字换成“提土旁”记忆“块”字，组词：一块。
石：可用象形字“”(书写不准确)来帮助记忆“石”字，组词：石头，石块。
（4）指名抽读生字词卡片，巩固生字的音形义。
三、书写生字词。
1．先自己观察每个字词卡片，巩固生字的音表义。
2．在书上独立书写8个生字，提出难写的字。
3．同桌同学相互评改！
4．学生提出比较难写的字，教师重点指导“候、孩、没”这3个字。提醒学生“候”不要丢掉小“竖”；“孩”字右边的“两个撇”第一个“撇”长一些，第二个“撇”短一点，两个撇的起笔要对齐。“没”字右边不能写成“几”字，书写时注意没有钩。
5．教师出示：“哭、光”两个字，问学生书写时应注意什么/教师强调：“哭”字不能丢掉“点”，“光”字上面是竖、点、撇，不用笔顺错。
6．学生在书上的第二个田格中练习书写生字。
教师巡视个别辅导，同时纠正学生的写姿和执笔方法。
7．学生写完后在实物投影上展示学生作业，大家相互评改！
四、巩固练习
1．学生独立书写生字和字词。
2．完成课后练习3
（1）实物投影出示这道题的内容。
（2）读读这两个字，区别“块”和“快”的异同。
（3）让学生试着自己填一填，同桌同学互相交流。
（4）请同学说正确答案，再读读句子。
（5）学生把答案填上书上的括号里。
五、教师小结，朗读全文。
司马光教学反思 篇二
一、管教授的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说的根本方法是“过程”说
笔者在《汉武帝确有“罢黜百家”吗？——答南京市委党校管怀伦教授》一文中，认为管教授的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说的根本方法是“过程”说，对此，管教授在致我公开信中，既未明确承认，也未否认，我视其为默认。
为了证实笔者此言非虚，请看管教授十年前的《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有其事——与孙景坛同志商榷》一文，他说：“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作为一个历史概念和理论概括，它的确切所指是对一个特定历史过程的抽象，而不是对某个孤立、偶然事件的表述，忽视了这一点，我们就无法对汉武帝时期国家指导思想重大转型及其历史影响做（作）出基本评估。我以为，这个过程应由六个阶段构成”：“罢黜刑法——剪枝弱干”；“议立明堂——公开较量”；“增置博士——表彰儒学”；“绌抑黄老——政治实现”；“制策贤良——理论完成”；“任用儒吏——组织更新”等。（3）
可见，不管管教授自已承不承认，他的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说的根本方法是“过程”说无疑。
二、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说的“过程”说不出自班固
众所周知，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说最早源于东汉班固撰写的《汉书》。西汉初期，即汉武帝时期的中国最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中对此无载，西汉时期的所有学者的著作文章对此都无载，东汉初期的学者包括班固的父亲班彪的著作亦无载，而且班彪是最早筹划撰《汉书》的人，班固撰《汉书》是子承父业，完成其父的遗志。
班固在《汉书》中，是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当作汉武帝初期一件重大的历史和思想史事件来记述的：
他在《汉书·武帝纪》中说：公元前，武帝七年，元光元年“五月，诏贤良曰：‘朕闻昔在唐虞，画象而民不犯，日月所烛，莫不率俾。周之成康，刑错不用，德及鸟兽，教通四海。海外肃慎，北发渠搜，氐羌徕（来）服。星辰不孛，日月不蚀，山陵不崩，川谷不塞；麟凤在郊薮，河洛出图书。鸣呼，何施而臻此与（欤）！今联获奉宗庙，夙兴以求，夜寐以思，若涉渊水，未知所济。猗与伟与（欤）！何行而可以章先帝之洪业休德，上参尧舜，下配三王！联之不敏，不能远德，此子大夫之所睹闻也。贤良明于古今王事之体，受策察问，咸以书对，著之于篇，朕亲览焉。’于是董仲舒、公孙弘等出焉。”
他在《汉书·董仲舒传》中详细记载了这次对策的具体情况，说：“武帝即位，举贤良文学之士前后百数，而仲舒以贤良对策焉。”还特别载有董仲舒的对策——《天人三策》，在第三策中明确有：“《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班固还在该传的结尾处说：“及仲舒对册，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材孝廉，皆自仲舒发之。”
另外，班固在《汉书·武帝纪·赞》中说：“孝武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遂畴咨海内，举其俊茂，与之立功。”
注意：班固在《汉书·董仲舒传》中虽然说过：“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为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对册，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材孝廉，皆自仲舒发之。”但他并未将汉武帝“罢黜百家”当作一个过程来看，“魏其、武安侯”的“隆儒”仅仅是一般尊儒，而董仲舒的建议才是真正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只能以董仲舒的对策为据，并且对策本身就已完全解决了这一问题。
由此可见，管教授说“如果说我炒了冷饭，那我可以明确地说，我是炒了班固的冷饭”，这有点不妥。
三、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说的“过程”说是司马光首创
必须指出，班固的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说，从东汉中期到五代六朝时期的北宋初年（4），都没受到重视，直至北宋立国约80年之后，孙复首次说：“推明孔子，抑黜百家，……斯可谓尽心圣人之道也。暴秦之后，圣道晦而复明者，仲舒之力也。”（5）此问题才受到学术界的吹捧。但接下来就有个问题，怎么能证明汉武帝在七年采纳了董仲舒这一建议呢？实证是什么？这是当时学术界思考的最致命问题。
为了解决班固这一“硬伤”，司马光才在《资治通鉴·汉纪九》中，首次提出了“过程”说：
武帝元年：“冬，十月，诏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上亲策问以古今治道，对者百馀人。广川董仲舒对曰……‘《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无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天子善其对，以仲舒为江都相。”“丞相卫绾奏：‘所举贤良，或治申、韩、苏、张之言乱国政者，请皆罢。’奏可。”二年：“夏，六月，丞相卫绾免。丙寅，以魏其侯窦婴为丞相，武安侯田？为太尉。上雅向儒术，婴、?俱好儒，推毂代赵绾为御史大夫，兰陵王臧为郎中令。绾请立明堂以朝诸侯，且荐其师申公。秋，天子使使束帛加璧、安车驷马以迎申公。既至，见天子。天子问治乱之事，申公年八十馀。对曰：‘为治者不至多言，顾力行何如耳。’是时，天子方好文词，见申公对，默然，然已招致，则以为太中大夫，舍鲁邸，议明堂、巡狩、改历、服色事。太皇窦太后好黄、老言，不悦儒术。赵绾请毋奏事东宫。窦太后大怒曰：“此欲复为新垣平邪！”阴求得赵绾、王臧奸利事，以让上。上因废明堂事，诸所兴为皆废。下绾、臧吏，皆自杀。丞相婴、太尉？分免，申公亦以疾免归。”五年：“置五经博士。”七年：“冬，十一月，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从董仲舒之言也。”“五月，诏举贤良、文学，上亲策之。”
可见：第一，司马光把董仲舒的对策由《汉书》中的汉武帝七年提到了汉武帝元年，这是司马光的一个创举；第二，司马光不像班固那样将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作为一个独立的事件，而是破天荒地把其作为一个过程来看待：董仲舒对策；卫绾罢黜刑法；赵绾和王臧议立明堂；增置博士；郡国举孝廉；制策贤良等；第三，司马光的“过程”说与司马光当年“砸破缸”一样，确有聪明独到之处，它既紧扣核心主题，又将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实践过程完整地展示给了史学界，在当时做到了能自圆其说。同时，它既解决了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实证问题，也解决了诸如“举孝廉”、“兴太学”等问题。
因此，司马光是“过程”说的鼻祖。管教授说，“把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作为一个过程来看待，并非司马光首创”，这是可能也不妥。
四、笔者89年对司马光的“过程”说的批判与吸收
应当指出，司马光的“过程”说，也不是无懈可击。这一做法毕竟玩的是“砸破缸”的小聪明，并不“深遂”。后来，他也受到了学术界的多方质疑。但史学界的主流思想对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一直都持肯定态度，他们或是扛“班固大旗”，或是扛“司马光大旗”，或是对二者进行调和，兼收并蓄。史学家们对此也都心照不宣。
早在1989年前，笔者就开始重视对司马光的“过程”说的研究，在89年南京市纪念“五四”70周年的大会上，就提出了自己的新说，认为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个谎言，实际应为田？“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罢黜百家’：在先秦，百家包括儒、法、道、墨、阴阳、名、农、纵横、小说、杂等家。其实，这些家真正涉及到政治问题的不过是儒、法、道、墨四家。汉初，墨家自行匿迹，四家只剩三家。此时道家（黄老）占统治地位，儒、法在野。据《汉书·武帝纪》载：早在董仲舒对策前，汉武帝元年，‘丞相卫绾奏：“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秦可。’法家即被罢；武帝好儒，窦太皇太后好黄老（道），武帝二年田？等以儒反黄老，被窦太皇太后免官；武帝七年，董仲舒才在贤良对策中提出‘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但是，早在武帝六年，‘窦太后（即窦太皇太后——引者）崩，武安侯田？为丞相，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道家即被罢。这能叫董仲舒‘罢黜百家’吗？”（6）
笔者认为：1、我的这一“过程”说，在方法上总的来说来自司马光，是对司马光的“过程”说的吸收；2、我抛弃了司马光把董仲舒对策提到汉武帝元年和坚持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做法；3、我提出了一个新的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说，其“过程”是：卫绾罢黜刑法；赵绾和王臧议立明堂；田？“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等；4、我首次从“过程”说的角度，肯定了田？在汉武帝尊儒事件中的历史地位。
当然，笔者的这一观点后来自己也觉得不合适，就将其放弃了，于是就撰写了《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子虚乌有——中国近现代儒学反思的一个基点性错误》一文。
五、管教授之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过程”说再讨论
从以上分析中可知，我说司马光是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过程”说的创始人、班固没有“过程”说、我本人89年采用过“过程”说，都不虚。而且，我们也已知道：管教授的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说的“过程”说与司马光的“过程”在本质上是完全一致的。
我们不妨在作点比较：第一，管教授与司马光的目的相同，都为了证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第二，管教授与司马光的“过程”说的相同点：1、“罢黜刑法——剪枝弱干”（管），卫绾罢黜刑法（司马光）；2、“议立明堂——公开较量”（管），赵绾和王臧议立明堂（司马光）；3、“增置博士——表彰儒学” （管），增置博士（司马光）；4、“制策贤良——理论完成”（管），制策贤良（司马光）等。可见，二者基本相同，只是管教授的说法有点花俏。
第三，管教授与司马光的的“过程”说的不同点：1、董仲舒对策的时间在汉武帝七年（管），董仲舒对策的时间在汉武帝元年（司马光）；2、郡国举孝廉（司马光），管教授的大作无。3、“绌抑黄老——政治实现”（管），司马光无；4、“任用儒吏——组织更新”（管），司马光无。值得说明的是：他俩在董仲舒对策时间上的不同，只是主要点不同，不是根本不同，因为他们都肯定董仲舒对策事。他们在其他方面的不同，都可忽略为零，因为这些都是可以解决的。司马光比管教授多了个“郡国举孝廉”——当然，管教授可补上这一点，补上不是打补丁，是水融。管教授多了两个“绌抑黄老”和“任用儒吏”，不能说司马光就没有，他是隐含在其中了。他的“隐含”具有十分重要意义。如果谁说司马光真没这两点，就会闹学术笑话，这正是司马温公的睿智之处。
请广大读者和管教授一起看看，我说他的“过程”说是“炒司马光的冷饭”，可能有点臭词乱用，但他吸收的是司马光的“过程”说，应当没有疑义。
管教授说：“我的文章中引用的材料也没有一条是来自司马光的。”这话不假，可他忘了：吸收别人学说的观点、方法，不一定非要“引用材料”，没“引用材料”的吸收仍是吸收。
管教授说：“我也从来没有贬抑司马光。”吸收了司马光的根本方法，不高度评价司马光，反说不是来自司马光，这对司马光不公平。“不公平”本身就有“贬抑”的意思在里面。
由此可见，管教授否认他的“过程”说来自司马光恐怕站不住脚，他的其他辩词也没说服力，笔者说他“炒司马光的冷饭”是有事实根据的。由于笔者水平有限，文中不当之处，敬请批评。
注：
（1）孙景坛：《汉武帝确有“罢黜百家”吗？——答南京市委党校管怀伦教授》，
/admin/list.asp?id=1704
（2）管怀伦：管怀伦就“罢黜百家”问题致孙景坛书；见附录。
（3）管怀伦：《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有其事——与孙景坛同志商榷》，《南京社会科学》，1994年第6期，
/confucian/hwdbcbjdzrxyqs.htm
（4）孙景坛：关于宋代的历史定位及总体评估新探，（《南京社会科学》2004年第8期，/admin/list.asp?id=1410
（5）《睢阳子集补》。
司马光教学反思 篇三
亲爱的伙伴们，逸马的战士们：
骏马不停止奔跑，才能到达千里；
苍鹰不停止飞翔，才能飞跃巅峰；逸马不停止战斗，才能创造奇迹。
八年磨砺，八年拼搏，从创业期、培育期到扩张期一路走来，此刻逸马即将跨入腾飞期。这是我们不断战胜挫折、冲破重重障碍的八年，是我们坚定不移、取得无数突破的八年，更是逸马人脚踏实地、齐心奋战的八年。纵观中国，逸马在连锁产业咨询领域内独占鳌头，视野之内难寻敌手；放眼中原，逸马更已跨入企业管理咨询培训产业第一集团的行列，发展势头锐不可当。逸马之急速发展，是我们奋斗得来的成就，是我们当之无愧的骄傲！
然而，当前中国管理咨询培训行业局势多变、风云不断，既有契机，亦不乏挑战。再辉煌的成就也已过去，开创连锁霸业先河的梦想却远未实现！当此之际，作为身负“以产业报国为使命，为中国连锁企业走向世界而奋斗”的逸马人，让我们郑重其事地自问一句：腾飞期即将到来，我们准备好了吗？
这天，且以八字与大家共勉：脚踏实地，努力拼搏！所有成就和荣光，必从拼搏中得来。脚踏实地，才能步步为赢；努力拼搏，方显逸马本色。在腾飞期即将到来之际，借此发出我们的宣言，伙伴们，是时候进一步行动起来了！
锻造强大内心，誓做“问题终结者”
市场冷淡销售艰难，有人动摇了；客户要求日益严苛，有人退缩了；队伍扩大沟通渐繁，有人焦虑了；理想规划目标不明，有人徘徊了。这都是发展过程中的阵痛。然而痛过之后，我们仍得披挂上阵，应对一切困难与问题！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会面临不断出现的新问题，然而无论什么问题，都难不倒我们逸马人。自公司创立以来，逸马跨越了无数障碍，经受过严峻考验，正是这股王者霸气和强大内心，鼓舞我们不断战胜一次次困难，攀升一个个高峰，打下这片天下。逸马人一贯主张为问题而生，从来不曾有半步退却，从来不曾有丝毫犹豫！过去没有，此刻没有，将来也不会！
历史性的变革就在当下，能否在这变革之际高擎逸马大旗，立于不败之地，登上潮流之巅，一切就看我们的行动。伙伴们，让我们丢弃不必要的焦虑，抛开剩余的杂念，锻造起强大的内心来，誓做“问题终结者”，而不是“传递者”或“旁观者”！遍寻中原连锁天下，试问谁能称雄？我们应当有舍我其谁的气概，应当有百折不挠的信念，应当有绝不屈服的意志，笑对行业风云，奋力开创历史！
杜绝空喊口号，脚踏实地奋斗连锁企业承前启后的发展契机已经到来，逸马腾飞就在今朝。逸马人绝不甘于平庸，我们将秉承产业报国的精神，坚持承担更大社会职责的信念，坚定推动连锁产业走向世界的使命，将逸马打造成中国乃至全球商业服务的第一品牌，打造成商业服务产业第一集团的第一企业，推动连锁产业发展，推动商业礼貌进步。
逸马绝不做历史的跟风者，而要做历史的开创者。抛开过去的艰辛与荣耀，杜绝沾沾自喜或浮躁心态，让我们理性思考，镇定应对，做好当下，放眼未来！历史的开创者将面临难以预知的苦痛艰难，也将经历不为人知的孤独寂寞，但我们能经受，因为我们是逸马人。
我们需要口号来激励士气，更需要行动来保障结果。结果不在其他地方，就来自于我们脚踏实地的奋斗。营销系统是我们冲锋陷阵的先头部队，你们的勇猛气概将为自己赢得荣光；咨询系统是我们决战天下的主力军，你们的敬业精神将为自己赢得尊崇；职能系统是我们投身战斗的强大后勤保障，你们的忘我付出将为自己赢得感恩。还有更多部门，更多人员，你们都是逸马前进旅程中缺一不可的推动力！
每一个，每一个逸马人都责无旁贷，都是我们开创历史的星星之火，聚集成燎原之势；都是我们创造奇迹的涓涓细水，汇集成滚滚波涛。呐喊的口号会消逝，历史却会见证我们脚踏实地的奋斗！
领导讲话范文【二】
尊敬的各位领导、同志们：大家早上好！
在这秋高气爽的时节，您们不辞辛劳、莅临我县检查验收建立一流供电企业工作，充分体现了国家电网公司对我县电力事业的高度关心和支持。在此，我谨代表县委、县政府对您们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
近年来，民勤供电公司的全体职工在公司党委一班人的带领下，和衷共济、奋发图强、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各项事业取得了长足发展。广大干部职工踌躇满志，义气奋发，按照国家电网公司的战略部署、工作思路和县委、政府的工作目标要求，艰苦奋斗，扎实工作，使供电网络日益完善，管理水平不断提升，供电效率和安全水平大幅度提高，把民勤供电公司打造成了我县企业中管理高效、素质过硬、安全效益并重的标杆企业。个性是在我县经济发展建设大潮中，民勤县电力局始终坚持服务大局、服务社会、服务用户的方针，强化安全生产，提升供电潜力，密切关注农业生产供电，倾力支持县办企业电力建设，为我县建设服务型、节约型、生态型社会和县域经济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当前，我县正在实施产业结构调整和工业强县战略，生态节水型设施农业已初具规模，民勤城东工业园区和红沙岗工业集聚区新型产业发展势头强劲，已逐步构成了煤电化工、清洁能源、绿色林果等多点支撑、多元发展的经济格局，工业经济呈现快速发展态势，工业负荷递增率逐年提升，各产业发展对电能需求的期望值不断增高，给民勤电网带给了前所未有的机遇。期望民勤供电公司上下凝心聚力，抢抓机遇，开拓创新，不断推进企业健康、持续、和谐发展，为全县经济社会转型跨越发展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最后，期望检查组的各位领导、专家对我县的电力工作提出宝贵意见和推荐，多给予支持和鼓励，尤其是在电力基础项目建设方面多给予倾斜领导欢迎词致辞范文3篇领导欢迎词致辞范文3篇。预祝一流建立工作顺利透过检查验收，祝各位领导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谢谢大家！
领导讲话范文【三】
亲爱的同志们：
大家好！
这天我们召开集团公司年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会议，主要任务是：学习贯彻xx届中央纪委第六次全会和中央企业反腐倡廉建设工作会议精神，认真落实集团公司年工作会议的部署和要求，全面总结纪检监察工作，部署年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任务。这次会议是年后召开的第一个专题会议，集团公司党组高度重视，专题听取了会议准备状况的汇报。刘董事长将要做重要讲话，陈总经理还要提要求，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
下面，我代表集团公司党组纪检组作工作报告。
按照中央纪委监察部、国资委纪委的要求，在集团公司党组的正确领导下，集团公司各级纪检组、纪委认真贯彻xx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和中央企业纪检监察工作会议精神，紧紧围绕集团公司“盈利年”中心任务，深入推进惩防体系建设，用心构建阳光工程，加强反腐倡廉制度建设，加强盈利攻坚项目和经营管理关键环节监督，加强廉洁文化建设和领导人员廉洁从业教育，用心开展创先争优活动，全面完成纪检监察各项任务，为集团公司持续良好发展态势作出用心贡献。
(一)构建阳光工程，惩防体系建设不断推进
总书记总书记在xx届中央纪委第五次全会上，反腐倡廉制度建设是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的重要资料，是加强反腐倡廉建设的紧迫任务。系统各企业按照集团公司党组构建阳光工程的整体部署，将制度建设作为惩防体系建设的重点资料，着力加强决策制度、执行制度、监督制度和文化制度建设，努力实现“让责权利按照规定的程序在有效的监督下在线运行”。
一是以完善重点项目制度为突破口，制定下发《关于开展阳光工程建设重点项目实施方案设计的通知》，将阳光工程建设中的重点项目细化为阳光决策、阳光燃料、阳光物流、阳光招标和阳光从业五个实施项目，对制度完善、流程规范、强化监督等资料明确的要求，并将这五类项目作为监督检查的重点强力推进。
二是本着“顶层设计、有序推进”的原则，组织召开集团公司总部推进制度建设工作会议，对总部的制度建设工作进行安排和部署。组织召开纪检监察工作研讨会，对实施阳光工程推进惩防体系建设进行专题研讨。
三是以完善纪检监察工作制度为重点，组织对集团公司组建以来的纪检监察制度进行梳理，起草制定《集团公司“三重一大”决策监督管理办法》、《集团公司领导人员廉洁从业实施细则》，印发《集团公司效能监察评审办法(试行)》。
四是以加强制度执行为着力点，继续深化惩防体系建设考核，整合考核平台，细化考核指标，建立惩防体系建设的综合评价体系。每季度确定考核重点，量化评分、序化排行、e化公布，确保工作质量对标、职责到人。系统各企业结合实际，在推进阳光工程建设的同时加强惩防体系建设，大唐国际统一部署阳光工程，将项目落实到部门，职责分解到个人。山东发电公司制定齐鲁巡航方案，实施对重点项目的在线监督。
(二)贯彻落实职责制，廉洁从业意识不断增强
继续坚持和完善集团公司业已建立的“谁主管、谁负责，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党风廉政建设职责制工作机制。年初，集团公司党组与二级企业党政主要负责人签订党风廉政建设职责书，明确年度工作目标。系统各企业研究确定年度党风廉政建设工作目标，修订党风廉政建设职责书资料，并按照“正职与副职、上级与下级、班子成员与分管部门”的方式，逐级组织年度党风廉政建设职责书的签订工作
认真贯彻落实《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廉洁从业若干规定》，修订完善《集团公司领导人员廉洁从业实施细则》，明确实施方式和相关职责，突出对领导人员廉洁从业的监督、检查和考核，促进领导人员廉洁从业。系统各企业按照集团公司要求，坚持廉政谈话、廉政承诺、廉政评议、廉政报告、廉政档案全覆盖的监督工作机制，安徽分公司、江苏分公司组织制定《领导人员廉政职责手册》，确保《若干规定》各项要求到位做实。
(三)开展效能监察，专项监督工作实效不断提高
一是配合盈利攻坚活动，组织开展燃料热值差管理专项效能监察。对热值差超标严重的企业，下发监察推荐书，督促做好整改工作。其中，广西分公司认真分析热值差超标的原因，经过努力，全年累计完成热值差410千焦/千克。黑龙江公司建立“四分离”的燃料管理体系，开展“三查、一评、一通报”的全程燃料监督。，集团公司累计完成热值差380千焦/千克，节约燃料采购费用6.67亿元。二是认真组织开展专项效能监察，全年共立项421项，监察推荐2262条，建章立制1698个，避免经济损失17063万元，挽回经济损失3753万元。三是组织开展招标监督，对集团公司重点监管的工程项目进行监督，构成招标监督报告800余份。
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集团公司组织系统各企业进行排查，选取部分企业进行重点抽查，对发现的问题进行整改，完善相关制度，共修订制度178项，新建制度507项，进一步促进了集团公司系统工程管理工作的规范化。
集团公司纪检监察工作所取得的成绩，是中央纪委监察部和国资委纪委正确领导的结果，是集团公司党组高度重视、系统各级党组织加强领导的结果，也是纪检监察人员不懈努力和广大职工群众用心参与的结果。在此，我代表党组纪检组向关心支持我们工作的各级领导和广大职工群众表示衷心的感谢！向集团公司广大纪检监察干部表示慰问！
集团公司经过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的发展，已经走过八年的历程。八年中，集团公司在“大唐精神”的引领下，创造了“大唐速度”、打造了“大唐质量”，培育了“大唐团队”，进入了世界500强。这八年既是集团公司快速发展、不断壮大的八年，也是集团公司纪检监察工作不断加强的八年。八年来，我们取得了一些成绩和经验，构成了一些共识和体会。在集团公司面临新的形势和挑战的这天，认真总结和把握这些经验体会，对于今后的纪检监察工作有着用心的指导作用。
——坚持强化监督、落实职责的原则。加强对权力运行和企业经营管理活动的监督，是企业健康发展的需要，也是实现集团公司发展战略的需要。建设反腐倡廉监督体系，构建各司其职、权责对等、相互协调、优势互补的“三位一体”监督工作运行机制。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职责制，突出开展以确保决策执行和职责落实为重点的监督工作。坚持监督工作与内控机制建设、专业领域管理相结合，构成监督与管理相互融合，共同促进企业管理水平和经济效益的提高。
——坚持改革创新、开拓进取的原则。务必以改革创新的精神状态、思想作风和工作方法，认识和把握新形势下集团公司党风建设和反腐倡廉工作的特点和规律，加强惩防体系建设的各项工作，总结新经验、研究新状况，创新工作思路，创新工作方法，创新工作机制，破解工作难题，使党风建设和反腐倡廉工作更加适应集团公司的改革发展，更加富有实际成效。
——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原则。纪检监察工作务必紧紧围绕集团公司发展战略这个中心，服务服从于企业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始终坚持把纪检监察工作放在集团公司工作大局中去思考、去定位、去把握、去谋划。纪检监察工作既要坚决支持和保护企业的改革与发展，又要及时纠正错误倾向和查处违纪违法行为，遏制和排除阻碍企业改革发展的消极腐败现象。
司马光教学反思 篇四
儒家所倡导的是君子之治。北宋的“与士大夫共治天下”为君子之治铺垫出诱人的前景，然而，北宋的党争却使以天下为己任的士大夫陷入恶斗。从庆历新政到熙丰新法，这种党争不但没有收敛迹象，反而愈演愈烈难以收场。北宋的党争，与东汉党锢之祸、中唐牛李党争的性质不同，是士大夫内部在起哄。反对王安石推行新法的，多是公认的正人君子。王安石与司马光之间的争论，可以看作其中的代表。双方都坚守儒家立场，都追求经世济民。司马光批评新法的《与王介甫书》与王安石为自己辩护的《答司马谏议书》可以并观。有意思的是，司马光堂堂正正承认两人的一致性，“志则皆欲立身行道、辅世养民”。对王安石的才学，司马光也是高度肯定的。“窃见介甫独负天下大名三十余年，才高而学富，难进而易退，远近之士，识与不识，咸谓介甫不起而已，起则太平可立致，生民咸被其泽矣。”但是，王安石的执政效果，却让天下失望，“士大夫在朝廷及自四方来者，莫不非议介甫，如出一口，至闾阎细民小吏走卒，亦窃窃怨叹，人人归咎于介甫。”于是，司马光以诤友自况，直言相告朝野的批评。但是，他在批评王安石的同时，还要为王安石抵挡恶意攻击。“今天下之人，恶介甫之甚者，其诋毁无所不至，光独知其不然。介甫固大贤，其失在于用心太过、自信太厚而已。”关于两人的异同，司马光已经说得清清楚楚。“光与介甫趣向虽殊，大归则同：介甫方欲得位以行其道，泽天下之民；光方欲辞位以行其志，救天下之民。”王安石的《答司马谏议书》虽则寥寥数语，但也光明磊落。他强调两人“所操之术多异”，用儒家的名实之辨说明自己行为的正当性，认为自己的所作所为符合儒道。之所以招来天下怨谤，是因为士大夫的因循苟且。“人习于苟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国事、同俗自媚于众为善。”暗指司马光为流俗所困。今人往往赞扬王安石的立场坚定，批评司马光的因循守旧，殊不知这种两军对垒思维，正是党争文化的延续。平心而论，司马光的来信正气十足，而王安石的回复则有所不如，有回避辩论之辞，含指责媚俗之意，无论文风还是境界都要略逊一筹。
不过，王安石与司马光在某些方面太过相像，王安石在主持熙宁变法时谁的意见也听不进去，有“拗相公”之称；司马光在主持元v更化时也矫枉过正，凡是新法不加甄别一概废除，有“司马牛”之讥（苏轼语）。两人的思想表面是冰炭不同炉，内涵却是殊途而同归，气质则是相近更相惜。王安石没有找出实践儒家管理思想的技术路径，司马光同样没有。正是他们的一致性，反映出儒家管理思想在践行中的不足。
首先，儒家管理思想没有形成实践中的试错机制，导致舆论一律。儒家思想推崇圣人之言。在学术上，圣人之言是什么含义可以讨论探究，但在实践上，却不允许有任何违逆。借用道统这一概念，我们可以看出，道统是什么，如何理解道统，可以进行商榷乃至争论，但践行儒学时，道统就容不得争议，不同意见就成了大敌。在宋儒的理念中，政统有可能出现操作偏差，历代的昏君暴君就是例证，所以，政统的操作者可以被批评抨击，乃至可以出现天命的转移，但道统则永远正确。以道统校正政统符合儒家理想，而道统本身不会有错。因此，唐宋时期的谏议制度，往往被儒者用来监督政统，但道统的代表者士大夫执政，则容不得谏议批评。北宋的士大夫参政，使得批评皇帝、批评宰执有声有色，而一旦宰执成为道统化身，就会在逻辑上抗拒监督。北宋的皇帝，拒谏还会觉得理亏，而北宋的学者执政，拒谏往往理直气壮。因此，宋代士大夫政治有一个副作用，就是把台谏由政务批评者变成党同伐异者，由“异论相搅”变为“同仇敌忾”，进而成为宰执排挤异己的工具。王安石变法中，这一问题格外明显，只许为新法加油叫好，不许对新法说三道四。有了不同意见，就要痛加驳斥，追求“议论专一”，“人无异论”。到元v更化期间，则只能对熙丰新法全盘否定，不能有所保留。不论是新党还是旧党，都视自己为正确意见的代表，都是“正能量”，没有负反馈。现代系统论最基本的原理之一，就是以负反馈保持系统的稳定。如果只有正反馈没有负反馈，系统则会产生震荡直至崩溃。宋代的变法实践中，由此带来了政府的高度震荡，而且强度越来越大。如此排斥异见，是新法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二，儒家管理思想没有形成实践中的协商机制，导致党争不断。儒家学说特别推崇君子小人之辨，“亲君子，远小人”被人们看作政务之要。然而，何为君子，何为小人，在理念上能说清楚，在实践中难区分。君子小人之辨源于义利之辨，儒学强调重义轻利，乃至义利对立，进而把义利之辨同性善性恶、忠正邪佞等概念联系起来。在学术研究中以及在咨询顾问中，强调君子小人之分，可以产生警诫效应。然而，在实际政务中、尤其是在现任官员中区分君子小人，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就一事一时的言行断定一个人的品质，多不靠谱。王安石变法中，正是因为新法有明显的为国求利倾向，抨击王安石为小人的言论十分普遍。而反过来，王安石则视反对变法者为奸佞，为苟且。过去，人们还恪守“君子群而不党”的古训，自从欧阳修《朋党论》一出，君子有党而小人无党之说开始产生影响，党争越来越严重。但是，欧阳修所谓君子以义结党、小人以利相趋的论断，又会带来理论上的混乱。其混乱的根源在于把政见之争变成道德之争，把权利之争变成人品之争。从义利关系上看，任何人都不可能完全没有自身利益，把义利对立绝对化，就在逻辑上有可能将任何追逐自身利益的人划进小人行列。于是，很有可能在实践中导致君子小人划分的任意性。这种任意性会对政务实践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王安石试图在儒家学说的框架内实现义利统一，但他的义利观立足于国家本位，背弃了儒家本来的民本思想，所以他无法答复司马光站在民本立场上对他的质疑，仅仅以名实相副、言行一致为自己辩解，未能给不同政见在实践中的共存找到一条出路。司马光执政后同样如此，照样不能容忍不同政见者。他自己就言：“君子得位，则斥小人；小人得势，则排君子。此自然之理也”（见《资治通鉴》唐大和八年“臣光曰”）。在元v更化期间，不仅有针对熙丰党人的文字狱（如打击蔡确的车盖亭诗案），而且出现了朔党（刘挚一派，接近司马光）、洛党（二程一派）、蜀党（苏轼一派）的分化。从北宋后期的党争实际来看，信奉儒学的士大夫在政务实践中缺乏对不同政见的容忍，更没有建立起协商让步的机制。导致党争变成以人划线和站队。元v四年，范纯仁向哲宗上奏不要划分新党旧党，说：“窃以为朋党之起，盖因趋向异同，同我者谓之正人，异我者谓疑为。既恶其异我，则逆耳之言难至；既喜其同我，则迎合之佞日亲。一直真伪莫知，贤愚倒置。国家之患，何莫由斯。”（《国朝诸臣奏议》卷76）但范纯仁的建议未被采纳，党争越来越严重。由熙丰年间排斥反对变法的旧党，发展到元v更化彻底否定主张变法的新党，再到哲宗绍圣更严厉地打击司马光一党，直到徽宗继位后立“元v党人碑”，打击异党的力度越来越强。反对王安石变法的程颢曾说过：“新政之改，亦是吾党争之有太过，成就今日之事，涂炭天下，亦须两分其罪可也。”（《河南程氏遗书》卷2上）有一则轶闻，可以看出党争影响之深远：绍圣时，司马光之党遭到朝廷全面贬斥，南京排岸司的长官为马从一，适逢转运使来视察，误将“排岸司马从一”当作复姓司马，当即怒斥不已。听到当事人为湖南口音时，转运使发问道：“湖南亦有司马氏乎？”马从一哭笑不得，只好解释道：“某姓马，监排岸司耳。”转运使态度和蔼了许多。这种态度变化的原因，是他断句失误把马从一当作司马光同族。此后，这位马从一只好把自己名刺上的“司”字删掉，变为“监南京排岸马从一”（《宋稗类钞》卷6）。如此排斥异己，这是儒学治国的悖论。
从儒家思想自身来看，很多人都将“修齐治平”的实践路线视为理所当然，但是，人们往往看不到这一路线的逻辑缺环。宋儒的困境，就出自没有在由“修齐”到“治平”之间找到衔接的技术手段。儒家学说在自身修养上已经形成了严密完整的体系，然而，由修身到齐家就已经底气不足。儒学中的君子小人之辨，在培育造就君子人格方面无可挑剔而且成就璀璨。问题是任何家庭不可能都是清一色的君子，即便是尧舜级别的圣人，也会遇到不成器的家人。舜所面临的就是“父顽，母ǎ象傲”（《尚书 ・ 尧典》）。所以，自身之修并不能保证家庭之齐。但是，家庭中如果出现小人，又不能赶出家门，除了以慈爱孝悌对待他们以外别无他法。在经验层次上，前人对处理家庭关系总结出一个“忍”字，暗含着修与齐之间衔接的曲折。《旧唐书 ・ 孝友传》记载寿张有位张公艺九代同居，唐高宗问他治家之道，他一言不发，拿来纸笔，写了上百个“忍”字，高宗为之感慨流涕。从齐家到治国则明显存在断裂，儒学理论中没有把治家之道推广到治国之道的逻辑延展。人们能见到的是治国强调君子与小人“冰炭不同炉”、“薰莸不同器”，只许君子讲话，不容小人发声，这是儒家管理思想的一个极为重大的缺陷。
另外，儒家思想强调“和”，而且形成了“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的评判标准，然而，这一标准只能贯彻于认识论领域，到了实践论领域就不灵光；真正的儒者可以在修身时坚持这一标准，而在理事时就难以一以贯之。以宋代的史实看，正是坚守“和而不同”信念的诸位君子，在执掌大权时却党同伐异，只有同而没有和。这种现象，在儒家管理思想践行中十分常见，值得后人深思。
第三，儒家管理思想没有形成实践中的平衡机制，导致利益失衡。由于儒家的管理思想建立在“亲君子，远小人”的基础上，所以，小人的利益既不允许存在表达渠道，更不允许合法争取。即便不是小人，众庶也只能由士大夫代言。士农工商不同群体，在儒家学说中设定只能由士为其他群体代言。神宗推行新法时，曾经向大臣发问：“更张法制，于士大夫诚多不悦，然于百姓何所不便？”文彦博的回答是：“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长编》卷221）这就要求士大夫行事必须出于公心，以百姓之心为心。但在实际操作上，是否出于公心则来自士大夫的自我判断。王安石与司马光的争论，就在于王安石认为以国为本是出于公心，而司马光则认为以民为本才是出于公心。于是，当民众抗议新法不便时，王安石则从国家利益出发断然拒绝民众要求。推行保甲法时，民间出现了斩指以避丁役，“自伤残以避团结”之人。王安石则断言这不过是愚蠢之民受反对变法之人所惑，并以保甲不但缉盗而且练兵，是“宗庙长久计”来打动神宗。显然，这里的新法为了国家利益而牺牲了百姓利益。自视为百姓代言的司马光，在废除免役法时，与范纯仁、苏轼发生争论，三人都认为自己是为民请命，三人都声称自己的意见有利于民，而三人的相持不下正说明了士大夫政治的问题所在。由于儒家思想中没有规范追求自身利益的正当手段，只有笼统的道义约束，这就导致在实际政策制定和推行中难以确认相关利益的优先选择，更难以实现不同利益的大体平衡。
第四，儒家管理思想没有形成实践中的利害辨析机制，导致弊端滋生。尽管儒学包含有权衡观念，也常说“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但是，儒家之权更多地是一种优先选择的价值判断，缺乏可操作的计量方法。所以，实践中儒家之权只能在生命和礼制的优先选择中确定“嫂溺援之以手”，而不能确定民间贸易和官办贸易哪个更能满足社会需要。王安石变法中，关于新法利弊的争论，往往各执一端，很少有详尽的计算，更没有利弊消长的精确表达。更重要的是，坚持新法者，只讲好处不说弊害；反对新法者，只谈弊端不说益处。说好就在九天之上，说坏就在九地之下。主持变法者为了取得皇帝的支持，有意无意地隐瞒可以预见的问题；而反对变法者为了取得反对效果，危言耸听地夸大发生的弊病。这种两极化争论，并不利于客观公正的评价政策效果。这一不足，是导致政策“翻烧饼”的重要原因之一。
即便利弊兼论，儒家学说往往在陈述自己的主张时先讲利而后讲害，相比之下，法家学说往往先讲害而后讲利。这也是法家学说的实践性强于儒家的因素之一。在政策制定中，损益分析的先后次序是有名堂的。提出政策动议时应当先说收益，否则就没有提出动议的必要；但在政策论证时则应当先说损失，否则就看不清执行中的困难。王安石变法时，恰恰是在政策论证中压抑对弊端的揭示，导致神宗只知道新法的好处，而当新法推行以后才会察觉其中的问题。这也是熙丰新法最终全面倾覆的一个技术原因。
司马光教学反思 篇五
摘要司马光是北宋历史上一位毁誉相参的人物。一方面，他历仕仁、英、神、哲四朝，被公认为是忠君爱民的典范；另一方面，他又以坚决反对王安石变法，在晚年入相后全面废除新法而受到后世的訾议。而他在华夷观上主张华夷两安、和平共处的方针，在一定程度上为后人所诟病，甚至被指为投降主义。随着史学研究的日益深入，学术界对司马光的政治思想已经开始客观分析、综合评价。但对其华夷观念，却一直缺乏系统而有说服力的解析。
关键词：司马光华夷观《资治通鉴》
中图分类号：I206.2文献标识码：A
司马光(公元1019―1086),字君实，号迂叟，北宋陕州夏县人(今山西夏县)涑水乡人，世称涑水先生，是北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同时也是我国古代伟大的历史学家。他在华夷观上主张华夷两安、和平共处的方针，在一定程度上为后人所诟病，甚至被指为投降主义。随着史学研究的日益深入，学术界对其政治思想已经开始客观分析、综合评价。但对其华夷思想，却一直缺乏系统而有说服力的解析。本文试图从《资治通鉴》及部分其他作品入手，寻究司马光华夷思想的根源及其内在理路，以期有助于对司马光华夷思想的全面认识和正确评价。
一中国为本，四夷为末的尊卑思想
儒家思想认为，礼是圣人依据天地间不变的法则而设制创立的，所谓“天地设位，圣人则之，以制礼立法”。礼一经形成，就涵盖了社会组织体系的所有层次和要素，规范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指导人们的行为不致发生偏失。礼的实质在于实现事物间的中和，使上下关系和谐有序。可以说，在司马光的治国理念中，礼是社会组织体系的灵魂，是治国的核心思想。他在《通鉴》的开篇就说：
“夫礼，辨贵贱，序亲疏，裁群物，制庶事。非名不著，非器不形。名以命之，器以别之，然后上下粲然有伦，此礼之大经也。”
“夫以四海之广，兆民之众，受制于一人，虽有绝伦之力，高世之智，莫敢不奔走而服役者，岂非以礼为之纲纪哉！是故天子统三公，三公率诸侯，诸侯制卿大夫，卿大夫治士庶人。贵以临贱，贱以承贵。上之使下，犹心腹之运手足，根本之制支叶；下之事上，犹手足之卫心腹，支叶之庇本根。然后能上下相保而国家治安。”
同样，在华夷观念中，司马光也渗透着这样的儒家思想。司马光对“匈奴朝贺之礼”的评论就充分表明了这一立场。汉宣帝甘露二年(前52 年),匈奴呼韩邪单于表示要前来朝贡，皇帝与群臣就“匈奴朝贺之礼”的问题展开讨论。丞相、御史都说，按照先圣的制度，“先京师而后诸夏，先诸夏而后夷狄”,匈奴朝贺的礼仪，应该比照诸侯王，位次在诸侯王之下。太子太傅萧望之却以为，“单于非正朔所加，故称敌国，宜待以不臣之礼，位在诸侯王上”。宣帝最终采纳了萧望之的建议。《通鉴》就此事引述了荀悦的一段议论，说：
“《春秋》之义，王者无外，欲一于天下也。戎狄道里辽远，人迹介绝，故正朔不及，礼教不加，非尊之也，其势然也。《诗》云：‘自彼氐、羌，莫敢不来王。’故要、荒之君必奉王贡。若不供职，则有辞让号令加焉，非敌国之谓也。望之欲待以不臣之礼，加之王公之上，僭度失序，以乱天常，非礼也！”
这虽然也承认按照《春秋》大义，君王不分内外，要天下一统，但同时认为，戎狄外族因相距遥远，人事隔绝，所以中国的“正朔”传不过去，中国的礼义教化加不到他们身上。他批评萧望之待以“不臣之礼”的主张违背了“礼”的原则。这一段议论既坚持了“尊华夏而卑夷狄”的儒家立场，又体现了尊重历史实际的灵活性，司马光引用这一段，说明他是对这一观点比较欣赏和赞同的。
二靡间华夷，视之如一的睦邻思想
北宋王朝建立后，进行了20年的统一战争，结束了五代十国时期分裂割据的局面。真宗即位后，又相继与夏、辽缔结和约。这样，自澶渊之盟后，宋、辽、夏各方都进入了一个长期和平发展的新的历史时期。司马光政治思想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一贯珍惜这个来之不易的政治局面，强调“靡间华夷，视之如一”,主张采取睦邻友好的方针，通过议和解决边境争端，反对轻启边衅。司马光一生曾多次阐述他的这一思想。
司马光肯定了夷狄民族与华夏民族一样也是人，一样拥有生存权。虽然他认为夷狄是不讲仁义的，不能用儒家的伦理道德来要求他们。但他又认为夷狄又并不像许多人认为的那样，是可被任意践踏、又野蛮无礼的草木禽兽，与华夏之人全然不同。他说：“夫蛮夷戎狄，气类虽殊，其就利避害，乐生恶死，亦与人同耳。”基于此，司马光对历代封建王朝不分青红皂白，滥杀无辜夷狄人民的残暴行为深感不满。他说：“若乃视之如草木禽兽，不分臧否，不辨去来，悉艾杀之，岂作民父母之意哉！”
基于民本思想，基于华夷如一的思想，司马光在《通鉴》里对于中华民族分裂时期“夷狄”所建立的国家，不呼其为“夷狄”,不冠予“僭伪”等字样，而是将其与汉人政权同等对待。不仅如此，司马光在《通鉴》里还多次肯定推行汉化政策的北魏孝文帝为“魏之贤君”,热情赞颂地说：
“帝好读书，手不释卷，在舆、据鞍，不忘讲道。善属文，多于马上口占，既成，不更一字。……好贤乐善，情如饥渴，所与游接，常寄布素之意。……制礼作乐，郁然可观，有太平之风焉。”
由此可知，司马光是高度评价了孝文用夏变夷的历史功绩的。
司马光以史为镜，审时度势，从当时宋与契丹、西夏等力量对比的实际出发，提出了和平共处、华夷两安的思想，无论是从历史的兴亡盛衰来看，还是从宋朝的历史和现实来看，这都是明智而正确的。从我国历史发展的大势来看，7-14世纪是我国又一个由统一到分裂再统一的历史阶段。而宋王朝正处于这个历史阶段的分裂时期，准确地说，是分裂时期的后半期，即局部统一阶段。在这个阶段上，一个最基本的事实是，经历了250余年的战乱后，人民要和平，经济要恢复、要发展。从这个大道理出发，来评判司马光维护和平、华夷两安的政治主张，可以看出，它是符合宋朝的国家利益的，也是完全符合当时人民最根本利益的，因而是正确的。
三仁义结抚，交邻以信的诚信思想
交邻以信，是司马光华夷观的基本原则之一。北宋建立后，通过20多年的统一战争，完成了初步统一，使汉族的宋政权及周边的少数民族政权获得了一个修养生息的机会，中国历史也进入了一段相对和平得时期。为了珍惜这个来之不易的政治局面，司马光希望当政者能诚信相待周边民族。
司马光在《通鉴》中多次强调了这一点。如其对“傅介子诱杀楼兰王”事件的评价就是明显一例。西汉昭帝时，楼兰王去世，其子安归(前为匈奴人质)继位。傅介子建议霍光杀掉安归，另立国君，亲自率一队由军人扮成的使者前往楼兰，谎称皇帝有珠宝赏赐给楼兰君主，要求见国王。在欢迎宴上，两名汉使者从背后偷袭，杀死安归，立另一王子尉屠耆为楼兰王，改国名为鄯善。对此历史事件，司马光评论说：
“王者之于戎狄，叛则讨之，服则舍之。今楼兰王既服其罪，又从而诛之，后有叛者，不可得而怀矣。必以为有罪而讨之，则宜陈师鞠旅，明致其罚。今乃遣使者诱以金币而杀之，后有奉使诸国者，复可信乎！且以大汉之强而为盗贼之谋于蛮夷，不亦可羞哉！论者或美介子以为奇功，过矣！”
又如司马光对“唐太宗绝薛延陀之婚”事件的评价。唐太宗原本要与薛延陀和亲，后形势发生变化，借故取消婚约。褚遂良等朝臣纷纷反对，认为朝廷既然答应通婚，又接受了聘礼，就不应该失信，招致不必要的边患。但唐太宗却说：
“卿曹皆知古而不知今。昔汉初匈奴强，中国弱，故饰子女，捐金絮以饵之，得事之宜。今中国强，戎狄弱……今吾绝其婚，杀其礼，杂姓知我弃之，不日将瓜剖之矣，卿曹第志之！”
司马光对此却大不以为然，他评论道：
“孔子称去食、去兵，不可去信。唐太宗审知薛延陀不可妻，则初勿许其婚可也；既许之矣，乃复恃强弃信而绝之，虽灭薛延陀，犹可羞也。王者发言出令，可不慎哉！”
司马光认为唐太宗在民族问题上重利而轻信是一个很严重的错误，即便这样做能灭掉薛延陀，也是很不光彩的。
再如对“唐玄宗不能以威信服四夷”事件的评价。唐玄宗开元十四年，勃海王武艺派其同母弟门艺率军进攻黑水。门艺劝武艺不要进攻，以免与唐朝结仇。武艺另派堂兄壹夏代之，并召回门艺，准备处死。门艺投奔唐朝，唐玄宗任命他为左骁卫将军。武艺上表请玄宗杀了门艺。唐玄宗秘密藏匿门艺，并欺骗武艺。司马光评论这件事说：
“王者所以服四夷，威信而已。门艺以忠获罪，自归天子；天子当察其枉直，赏门艺而罚武艺，为政之体也。纵不能讨，犹当正以门艺之无罪告之。今明皇威不能服武艺，恩不能庇门艺，顾效小人为欺诳之语以取困于小国，乃罪鸿胪之漏泄，不亦可羞哉！”
在这几个事件的评论中，司马光从不同的角度强调了“信”的重要性，谴责那种不讲信义，用欺骗诱杀等手段对待“夷狄”的做法。可见，在他的华夷思想中，信的原则是远远高于利的原则的。
应该说，司马光的诚信观是双面的，在他的思想中，“威信”被认为是和“恩信”同等重要的原则。他强调恩威并重，认为威信与恩信并不矛盾，当夷狄顺服时，要怀之以德，结之以恩，当夷狄叛乱时，则要震之以威，坚决讨伐。威是军事手段，恩是政治手段，只有恩威并施、赏罚并用，才能有效地维护华夷之间的尊卑之礼。在司马光恩威两策中，以“威策”最为特殊，其震慑力不在于大军出塞、征战杀伐，而是军事防御与经济封锁相互配合，达到震慑效果，从而迫使其臣服。“恩威并重”体现了战和并重、以和为贵的原则。尤其是在中国多民族斗争与融合的历史上，周边少数民族不断融入中华民族的大家庭，这样一种以治国思想对待民族关系的思路就越发显示出其合理性的一面。在这种“御之以道”思想的影响和支配之下，他的华夷思想表现出了鲜明的和平主义倾向。
四结语
总的说来，司马光的华夷观，基本上仍属传统以华夏民族政权及文化为中心的华夷观，是在总结前人历史经验，结合北宋实际的基础上形成的，是中国民族关系、国际关系思想史的宝贵财富。这些思想既是儒家德政思想在华夷问题上的体现，同时也反映了华夏农耕民族以和为贵、重防御而轻进攻的战略文化特点，可以说代表了传统华夷观的主流。
当然，司马光对传统华夷观的继承，仍不可避免的存在许多不足和局限，在某些方面仍存在着过于片面的看法，如在华夷关系上以信义当先，一味排斥从利益的角度考虑问题，很容易沦为迂腐的空论，而在边防问题上以和为贵，先修内政而后谋边事的思想又很容易将怀柔之术蜕变为没有原则的委曲求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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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司马光，胡三省注：《资治通鉴》(卷197),唐纪十三・太宗贞观十七年六月8条，中华书局，1956年。
[11] 司马光，胡三省注：《资治通鉴》(卷213),唐纪二十九・玄宗开元十四年十二月17条，中华书局，195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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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上面就是快回答给大家整理的5篇司马光教学反思，希望可以加深您对于写作司马光教学反思的相关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