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在现实认知观的基础上，对其描写成非常态性现象。是文学体裁的一种，侧重于事件发展过程的描述。强调情节的生动性和连贯性，较适于口头讲述。已经发生事。或者想象故事。下面是高考家长网的小编为您带来的7篇闻一多的爱国故事，我们不妨阅读一下，看看是否能有一点抛砖引玉的作用。

闻一多的爱国故事 篇一

1925年闻一多回国到北平国立艺专任教后，1926年1月即把妻子和女儿立瑛接来北平，从此开始过上了小家庭生活。高孝贞作为家庭主妇，虽然比较累，心情却舒畅多了。

高孝贞是独生女，她的父亲思想开明，不让女儿缠小脚，让她和男孩一块玩和读书，因此她习惯了自由，活泼开放。嫁到闻家后，受到大家的诸多礼教约束，不太适应。现在来到北平，有了自己的小家庭，自己做主，心中自然高兴，对丈夫的照顾也热情主动，家务之余与丈夫一起读读唐诗，逗逗女儿，生活自有一番乐趣；夫妻恩爱亲密，进入了婚后恋爱的佳境。1926年7月，因时局变化，人事纠纷等关系，闻一多离开艺专，携家眷离开北平回到浠水。此后他在上海、南京、武汉、青岛等地任教，和妻子时聚时分，一直到1932年8月回到清华，才过上了安定的日子。在此前后，长女立瑛夭折，又生下了三个儿子(立鹤、立雕、立鹏)和两个女儿(闻名、闻翱)。闻一多当时的薪水不菲，住房宽敞，环境幽美，他决心好好教书和研究学问。每周六晚上常带上全家去礼堂看电影，春秋假日全家去逛颐和园，或游北海、故宫和动物园，家庭中充满了幸福温馨的气氛。

但是，这样的日子只过了五年。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日寇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闻一多的家庭，像千百万中国人的家庭一样，也被迫颠沛流离。

这年6月，北平辅仁大学聘请闻一多的弟弟闻家驷任教，他即回武昌接家眷来平，高孝贞携两个大儿子随家驷回湖北探望久别的母亲。闻一多则带着三个小儿女留在北平。7月7日卢沟桥炮声一响，把他们一家分隔两地，高孝贞很着急，一封接一封地加急电报，催丈夫不惜一切，即刻带孩子们回武汉。闻一多在北平也焦急万分：走还是不走？要走，平汉路已不通，只能辗转走别的路线，兵慌马乱，路途艰难，令人害怕；如果不走，一旦北平沦于日寇之手，后果不堪设想。在举棋不定、心乱如麻的时候，他拿起笔来，于7月15、16、17日接连给妻子写信，倾吐在危难时候对妻子的思念和挚爱：“这时他们都出去了，我一个人在屋里，静极了，我在想你，我亲爱的妻。我不晓得我是这样无用的人，你一去了，我就如同落了魂一样，我什么也不能做。前回我骂一个学生为恋爱问题读书不努力，今天才知道我自己也一样。这几天忧国忧家，然而心里最不快的，是你不在我身边。亲爱的，我不怕死，只要我俩死在一起。”

信发出后不久，闻一多便毅然带着三个孩子和保姆赵妈，经津浦路匆匆回到武昌。

此时，清华和北大、南开都迁至长沙，共同组成长沙临时大学(临大)。闻一多接到清华校长梅贻琦的信后，决定推迟按规定应享受的一年休假到长沙任教。临时大学仅两个多月，战局急剧恶化，三校又奉命远迁昆明，组成西南联合大学(西南联大)。闻一多利用寒假从长沙返回浠水老家安排有关事宜。

途经武昌时，老友顾毓琇来访，顾时任教育部次长，邀请闻参加正在组建的战时教育问题研究委员会工作。闻一多认为这是做官，不符合自己的兴趣，断然谢绝了。回到浠水说起这件事，高孝贞非常生气，她希望丈夫能接受这项工作，可以在汉口留下来，和她一起照顾家庭。她担心万一日本鬼子打来，要逃难，她一个人带着五个孩子怎么办？所以她反复恳求丈夫留下来，但闻一多横下一条心，就是不答应。她越想越生气，闷着头流眼泪，饭也不吃，话也不说，甚至闻一多启程回长沙那天夜里，都不起床与丈夫告别。丈夫走后，一个月也不给他写信。

妻子气成这样，闻一多心中也很难过。途经武汉时，他匆匆写了封便函，请妻子原谅。后来又多次写信回来，叮嘱妻子和孩子们各种注意事项。但是高孝贞就是不回信，自己不写，也不叫孩子写，这可是对闻一多最严厉最残酷的惩罚。他本是个感情十分丰富的人，如今战乱时期，不知家中会发生什么情况，心里更是牵挂着急。

他又是信，又是明信片，责备孝贞和孩子们不写信来：“何以此次狠心至此！”1938年2月15日，他又写了封长信向妻子解释，说：“这里清华、北大、南开三个学校的教职员，不下数百人，谁不抛开妻子跟着学校跑？你或者怪了我没有就汉口的事，但是我一生不愿做官，也实在不是做官的人，你不应该勉强一个人做他不愿做也不能做的事。我不知道这封信写给你，有用没有。如果你真是不能回心转意，我又有什么办法？儿女们又小，他们不懂，我有苦向谁说去？”最后说，自己就要随学校到昆明，“如果你马上就发信到昆明，那样我一到昆明，就可以看到你的信。不然，你就当我已经死了，以后也永远不必写信来”。

高孝贞本来是心疼丈夫的，以前只是怄气。现在丈夫来信，把道理讲清楚了，而且把话说到“当我已经死了”的程度，她心软了，马上写信，自己写，也让孩子们写，寄到昆明。闻一多和联大师生二百多人，1938年2月20日离开长沙，经湘、黔、滇三省，行程三千三百四十二里，其中步行二千六百多里，于4月28日抵达昆明。当天闻一多就看到妻子和孩子的信，欢喜得不得了，马上回信报告步行的经过，还说：“我的身体实在不坏，经过了这次锻炼以后，自然更好了。现在是满面红光，能吃有睡，走起路来，健步如飞。”写这些，为的是让妻子放心。

因校舍不够，西南联大法学院暂驻滇南蒙自。5月4日，闻一多到蒙自，又接到妻子的四封信。5月5日立即回信，说：“到此，果有你们的信四封之多，三千余里之辛苦，得此犒赏，于愿足矣！你说以后每星期写一信来，更使我喜出望外。希望你不失信，如果你每星期真有一封信来，我发誓也每星期回你一封。”至此，夫妻关系中一段不愉快的小插曲结束，和好如初。虽然一在滇南蒙自，一在鄂东浠水，远隔万水千山，但两颗心贴得更紧了。

日军占领上海、南京后，继续西犯，进攻武汉，气势汹汹。浠水在武汉之东二百多里，是进攻武汉必经之路。孝贞和孩子们怎么办？闻一多非常着急。逃还是不逃？不逃，日军野蛮残暴，后果不堪设想。如果逃，怎样走？千山万水，艰难险阻，带着五个孩子的孝贞身体孱弱，又怎能担此重担？忧心如焚的闻一多，一封一封信去询问和商量。逃难的多条路线、多种方案都考虑过了，不是有困难，就是有危险。可怜的闻一多万般无奈，只有寄希望于苍天了。在6月13日给妻子的信中说： “我一生未做亏心事，并且说起来还算的一个厚道人，天会保佑你们！”

真好像天保佑似的，机会终于来了。联大外语系聘请闻家驷前往昆明任教，这样孝贞和孩子们就可和叔叔一家一路同行了。他们途经武汉，7月中旬到达长沙，下旬坐汽车前往贵阳。闻一多得知后，7月28日赶紧写了一封信，寄到贵阳朋友处请代转给高孝贞，信中说：“……这些时一想到你们，就心惊肉跳，现在总算离开了危险地带，我心里稍安一点。但一想到你们在路上受苦，我就心痛。想来想去，真对不住你，向来没有同你出过远门，这回又给我逃脱了，如何叫你不恨我？过去的事无法挽救，从今以后，我一定要专心侍奉你，做你的奴仆。只要你不气我，我什么事都愿替你做，好不好？”

这封信是闻一多给妻子的最后一封信。情真意切，不是情书，胜似情书，字里行间渗透着闻一多对妻子的一颗赤诚的心。

同年8月，闻一多到贵阳接家属，顺便在贵州中学教师暑期训练班讲学。9月初全家一同回到昆明。西南联大的文法学院也从蒙自搬回来了，闻一多开了《尔雅》、《楚辞》等课程。

闻一多的爱国故事 篇二

闻一多，汉族，原名亦多，族名家骅，字友三。我国著名的诗人、学者、斗士。早年以《红烛》、《死水》两部诗集着名于世；中年研究中国古代文学，成绩卓着，享誉海内外；后期对KMT反动派的专制独裁和腐朽强烈不满，拍案而起，成为闻名遐迩的民主斗士。

闻一多，1899年11月24日出生于湖北省黄冈市蕲水县(今浠水县)下巴河镇的一个书香门第。他家学渊源，自幼爱好古典诗词和美术。五岁时即进入私塾学习，十岁到武昌就读于两湖师范附属高等小学。

1912年，闻一多十三岁时，便以鄂籍复试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北京清华留美预备学校(即清华大学前身)。清华是美丽的，但恰恰是令中国人感到耻辱的庚子赔款办的。民族的遭遇和命运，似乎已注定了他要承受这种煎熬。

在这样的煎熬里，闻一多将自己沉浸在中国的古诗词中，在那里找到了心灵的呼应和慰藉。他在读杜甫的“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诗句时种下了关心百姓疾苦的思想种子；他在品味屈原的冤郁绝望中，感受了“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责任和豪情。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时，远离城中心的清华园还处于平静之中。但是这个平静第二天就被打破了。5月5日清晨，悬挂在食堂门口墙上的一幅手书的岳飞的《满江红》，吸引了清华师生的眼睛。“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手抄这首诗激励清华师生的正是闻一多。

数日后，他与其他同学一起，从清华园徒步入城，发表街头演说，宣传反帝爱国思想。那年5月17日，他在家书中写道：“国家育养学生，岁糜巨万，一旦有事，学生尚不出力，更待谁人？今遇此事，犹不能牺牲，岂足以谈爱国？”

这时的闻一多年仅21岁，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与个人的一切相比，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前者。

身处异乡却心系祖国

1922年，闻一多远渡重洋留学美国，他的行囊里装的还是薄薄的一本杜甫诗集。美国的发达他看在眼里，中国的贫穷和战乱他刻在心里。在家书中，他说：“一个有思想的中国青年，留居美国的滋味，非笔墨所能形容。”在美国，有的中国同学去理发，却因为是有色人种，门都没进去，告到法院虽然胜诉，可是店老板还是要求中国学生只能偷偷地来理发。毕业典礼上，惯例是男女生成对上前接受毕业文凭，但六个中国男生只能自己结成三对走向讲台，因为没有美国女生愿意和他们站在一起。每每耳闻目睹这些事，闻一多都会痛苦地折断手中的笔。

当时的中国，军阀混战，民不聊生。他知道，很多不堪卒读的话语，都可以用来形容祖国的苦难，但他写下的诗句却是“我要赞美我祖国的花，我要赞美我如花的祖国”。有人说：“国家是腐朽的，到处丑恶，不值得爱。”闻一多痛心地反驳道：“不对，只要是你的祖国，再丑、再恶，也要爱他。”他常把自己的诗寄给国内的朋友们，也常常提醒道：“不要误会我想的是狭义的家，我所想的是中国的山川，中国的草木，中国的鸟兽，中国的屋宇，中国的人”。

最后一次的讲演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的枪声，拉开了全民族抗战的帷幕。一直将个人命运与国家、民族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闻一多，其人生历程也步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抗日战争中后期，KMT统治的大后方笼罩在一片“可怕的冷静”中。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担负抗战时期中国惟一的对外交通通道的昆明，因这个特殊位置，却处于思想活跃和新意时出的氛围中。在号称“民主堡垒”的西南联合大学内，闻一多的声望和影响日益增长，成为民主教授群体中的代表。

1945年11月25日，昆明大中学校学生6000余人，在西南联大举行反内战时事讲演晚会。KMT反动当局动用武力包围校园，施放枪炮，威胁群众，激起广大师生的无比愤慨。次日，KMT中央通讯社竟然编造假新闻，诬指这次集会是土匪骚乱。这激起了学生们的愤怒，昆明市3万学生当天举行总停止导航卡，抗议KMT当局破坏群众集会的罪行。12月1日，KMT当局调动武装特务军警，冲入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校园，残酷镇压爱国学生，死4人，伤数十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一二·一”惨案。闻一多得知惨案消息后，悲愤至极，他严正指出：“‘一二·一’暴行是太凶残丑恶，卑鄙无耻了！比之于当年的‘三·一八’惨案，凶残的程度更进了一步，这是白色恐怖吗？这是黑色恐怖！”

为扩大这次斗争的影响，当时的中共南方局指示，1946年3月17日举行“一二·一”四烈士出殡游行和公葬仪式。当日，3万人参加游行队伍，游行队伍所经之处，万人空巷，路祭不断。闻一多始终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列，他在安葬仪式上悲愤地指出：“我们今后的方向是民主。我们要惩凶，凶手们跑到天涯，我们追到天涯；这一代追不了，下一代继续追。血的债是要用血来偿的。”

1946年6月，蒋某彻底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KMT军队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发动了全面内战。与此同时，当时的KMT政府加强了对国统区的统治，血腥镇压爱国民主运动。昆明这座光荣绚丽的城市，又陷入了血雨腥风的恐怖气氛之中。

1946年7月11日夜，李公朴被KMT特务暗杀。当闻一多于次日清晨五时赶往云大医院时，李公朴已经永远闭上了眼睛。他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天快亮了吧！”闻一多不相信自己的战友会这样快地死去。他流着热泪，不停地说着：“公朴没有死！公朴没有死！”

这时的昆明气氛异常紧张，有消息说下一个暗杀对象就是闻一多。许多朋友劝他避一避。但是闻一多却大义凛然地说：“决不能向敌人示弱，如果说李先生一死，我们的工作就停顿了，将何以对死者，何以对人民！”

1946年7月15日上午，云南大学至公堂召开李公朴先生遇难经过报告会。闻一多毅然前往参加。出于安全考虑，报告会没有安排他发言。就在李公朴夫人泣不成声地报告先生被害经过时，混入会场的KMT特务乘机捣乱。闻一多见状拍案而起，发表了气壮山河、永垂青史的《最后一次的讲演》。闻一多在讲演中强烈谴责KMT特务杀害李公朴的罪恶行径是“历史上最卑劣、最无耻的事情！”

他说：“李先生究竟犯了什么罪，竟遭此毒手？他只不过用笔写写文章，用嘴说说话，而他所写的，所说的，都无非是一个没有失掉良心的中国人的话！”他誓言：“你们杀死了一个李公朴，会有千百万个李公朴站起来！你们将失去千百万的人民！”

他向在场的人强调：“现在正是黎明之前那个最黑暗的时候，我们有力量打破这个黑暗，争到光明！我们的光明，就是反动派的末日！”

当天下午，闻一多又赶赴《民主周刊》社，参加民盟为李公朴暗杀事件举行的记者招待会。那天下午五时许，在返回西仓坡宿舍途中，闻一多遭KMT特务多人狙击身亡，同行的长子闻立鹤为保护父亲也身负重伤。

闻一多这个激情的诗人，这个热血的战士，就这样昂首挺胸凛然不屈地迎着“黑暗的淫威”走去。他给我们留下了他最完美最伟大的诗篇。他的热血与千千万万革命烈士的。鲜血一起汇入了中国人民争取解放的革命洪流，染红了人民共和国的旗帜。他用自己的生命谱写了一曲响彻云霄的民族正气之歌！

闻一多的爱国故事 篇三

闻一多出生于书香世家。父亲闻廷政是清末秀才，长于诗词曲赋。闻氏家族几代同堂，家里办有私塾，家中子弟除学习《三字金》》《四书》等传统教材外，还学习国文、历史、博物、修身等新课程。“清白乃躬心似水，笔耕世业是家风”，闻家家训要求闻家子弟清白做人，朴实做事，心地善良，利用科学文化知识报效国家。闻一多从读私塾起就养成了刻苦学习的习惯，一捧起书本就如痴如醉，废寝忘食。他热爱祖国文化，尤其与诗歌结下了不解之缘。即便是在新婚蜜月中，他也整天不出门，不是看书就是读诗、研究诗。

在清华学校读书时，闻一多每到暑假回家，他都把侄子们找到一起，教他们背诗作诗。谁作得好，还给谁发奖品，奖品是他自己用的笔、梳子之类的小物件。

闻一多在抗日战争时期为生计所迫挂牌治印

据闻一多次子闻立雕回忆，闻一多提倡“诗化吾家庭也”，只要有时间，就教妻子和孩子们学诗，用诗歌感染和熏陶家庭成员。闻一多讲诗歌出神入化，生动传情，不仅把自身融化到诗情诗景中，“而且把孩子们和夫人，有时甚至连做饭的赵妈，都吸引进去了。”至今一提起那些难忘的日日夜夜，闻一多的子女们就会倍感温馨，沉醉在无比幸福的漩涡之中。

闻一多的爱国故事 篇四

经历了半年多的紧张、焦虑、恐惧之后，闻一多一家总算团圆了，但还远远没有安定下来。

主要是为了躲避日机空袭，闻一多在云南八年，先后搬家八次。作为主妇的高孝贞，带着了一大群孩子，担惊受怕，辛苦操劳，是可想而知的。但是，对家庭生活最经常最巨大的威胁还是物价不断飞涨。

据经济学家杨西孟统计，1937年教授的月薪如为三百五十元，到1943年，月薪加各种津贴合计，只相当于1937年的八元多。因此，联大教授当时都贫病交迫，破衣蔽体，食难饱腹。闻一多要养活一家八口，他的月薪十天八天就花完了，经常在半断炊的威胁中度日。饭碗里半月不见一点荤腥，粮食不够，只好吃豆腐渣和白菜帮儿，豆腐被称为白肉，偶尔吃上一点，就算改善生活。在司家营住时，村外有一条小河，高孝贞常带着孩子下河捞点小鱼小虾。后来，她还开了点荒地，种上蔬菜。1940年冬天，书籍衣物典卖已尽，闻一多无奈，脱下自己仅有的狐皮大衣，拿到寄卖行寄卖，结果自己冻得发了高烧。高孝贞又心疼又着急，流着眼泪让大儿子连夜从郊外赶进城，把大衣赎了回来。

越是艰难的岁月越见真情，闻一多夫妻的感情更加坚牢了。住在郊外的几年，闻一多一般每周进城到学校上课两天，头天上午走，第二天下午回来。附近虽有马车，但为节省，他都是步行。每逢丈夫回来那天，高孝贞早早就把家务安排好，饭菜准备好，然后带着孩子们到村边等候。闻一多一出现，孩子们就飞快投入父亲的怀抱，你抢书包，我抓手杖，好不高兴。闻一多一边回答孩子们的提问，一边给妻子讲路上所见和城中新闻。晚上，或教孩子们背唐诗，或讲屈原的故事，其乐融融。

闻一多没有什么特殊的嗜好，就是喜欢喝茶、抽烟。随着物价暴涨，闻一多决心戒烟，高孝贞知道后，坚决不答应。她对丈夫说：“你一天那么辛苦劳累，别的没有什么可享受的，就是喝口茶、抽根烟这点嗜好。为什么那么苛苦自己，我不同意，再困难也要把你的烟、茶钱省出来。”这席话像一股暖流，闻一多听了，心里热乎乎的。

此后，茶虽没有戒，但降低了档次；烟则不仅降低档次，而且改变了品种和形式。闻一多过去抽的是纸烟，为了节省开支，曾试抽用烟叶卷成的卷烟和旱烟，但都因烟性太烈，抽起来呛嗓子、咳嗽。高孝贞看着心疼，便在农村集市上购买了一些嫩烟叶，喷上酒和糖水，切成烟丝，再滴几滴香油，耐心地在温火中略加干炒，制成一种色美味香的烟丝。闻一多把它装在烟斗里，试抽几口非常满意，赞不绝口，常常美滋滋地向朋友介绍：“这是内人亲手为我炮制的，味道相当不错啊！”

闻一多的爱国故事 篇五

在良好家风的熏染下，闻一多的后辈们都清白做人，朴实做事，成为各自领域的专家。他们中既有学者、教授，也有研究员。无论身在何方，身处哪个岗位，他们都不忘祖辈的教导，家风、家训的传承已深入骨髓。有一次，闻一多次子闻立雕和夫人，回浠水参加闻一多纪念活动，夫人误将宾馆房间与自己所带茶盒一样的小盒带回了北京，发现后，闻立雕专程去邮局将茶盒寄回了宾馆，并附言表达了诚挚的歉意。

闻一多长孙闻黎明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有一次，一名学者前来拜访他，不小心将一把雨伞忘放在他的办公室，时隔数月，闻黎明先生辗转多次，托人将小雨伞送还那位学者手中。

正如闻一多的三子，中央美术学院教授闻立鹏所说：“我的父亲对我影响非常深远，他用他自己的言行教导我如何做人，如何做一个正直的人。”

闻一多的爱国故事 篇六

1938年2月19日，长沙临时大学的师生，在韭菜园圣经书院临时大学召开出发誓师大会，会后即告别了三湘大地。

临时大学师生入滇的路线有三条：大多数教师、家眷及部分女同学从长沙乘火车到香港，然后由香港渡海到越南海防，乘火车入滇；经济条件较好的男同学和少数女同学，由长沙乘火车到广西桂林，再由桂林乘汽车途经柳州、南宁、镇南关进入越南，转乘火车入滇——这一路人数最多；而最艰苦的一路，便是由湖南出发，徒步行走到昆明的"湘黔滇旅行团"了。旅行团由267名家庭贫困的男同学和11位中青年教师组成，配有4名军事教官及队医等。他们将跨越湘、黔、滇三省，翻过雪峰山、武陵山、苗岭、乌蒙山等崇山峻岭，步行3600里。出发之前，每人发给军装一套，绑腿、草鞋各一双，油布伞一把，限带行李八公斤——主要是路上务必的生活用品。步行团的最高军事领导，是由湖南省主席张治中推荐的原东北军少将师长黄师岳。闻一多、曾昭抡、李继侗、袁复礼四位教授与学校派出的指导员黄钰生共同组成辅导委员会。初春阴雨绵绵，二百多名中国学子，脚踏草鞋，行进在泥泞的湘北大地。头几天还有人打伞，可细雨似乎永无停止地下着，为了行走方便，大家将油布伞往背后一搁，不撑了。棉衣湿透了，到宿营地拢一堆火烘干，第二天再穿。走到桃源县小丘陵地带时，淡淡的薄雾在一望无际的山丘、桃林间飘忽。学生们不由问道："闻先生，当年陶渊明写的那个《桃花源记》，是不是就是那里？"闻一多莞尔一笑："那是一个古代的传说故事，不必须真的是作者所见所闻。但是，在陶渊明时代，那里已经是相当偏僻的地方了；可我们这天要去的地方，比这个世外桃源还远十万八千里呢！"在这二百多人的行人队伍中，闻一多始终是极其独特的一员——他不穿军装，不穿短袄，一路上总是套着那件灰布长衫。无论队伍走到什么地方，人们始终看得见后头跟着一位穿长衫的教书先生。

这年闻一多刚好四十岁。他的经历，在他那个岁数的知识分子中间，是很有代表性的。"五四"时期他是清华的学生领导之一，1922年赴美国留学，回国后成了著名的"新月诗人"和大学教授。

这次参加旅行团，是他自己要求的。有学生问他："闻先生，像您这样的大教授，怎样放着火车、轮船不坐，和我们一齐受这份罪？"闻一多笑笑说："火车我坐过了，轮船我也坐过了。但对于中国的认识，其实很肤浅。这天，我要用我的脚板，去抚摸祖先经历的沧桑。国难当头，我们这些掉书袋的人，就应重新认识中国了！"

闻一多的爱国故事 篇七

上世纪40年代，在昆明联大当教授的闻一多先生，薪水不足以养家，妻子多病，家里孩子多，生活难以维持。他不得不雕刻印章以补贴家用。久而久之，手指头起了大疙瘩，眼睛也花了。有一段时间，家里饭桌上只有一锅豆渣炖白菜，偶尔吃到一点豆腐，大家就都兴高采烈地称它做“白肉”。在昆明的那些年，闻一多先生一家不仅吃得苦，住得也很差。有一段时间，一家八口挤在普通农舍的楼上。晚上，小孩们打地铺，白天卷起铺盖，腾出地方吃饭和读书写字。

有一次，一位朋友来看望闻一多，看到他们家的居住条件这样艰苦，不禁为之动情。闻一多却念起了杜甫的诗句：“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土尽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冗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闻一多感慨地说：“教了好多年的杜甫诗，只有亲身体验之后，才能领会到杜甫的心境和胸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