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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一多的爱国故事优秀7篇

故事在现实认知观的基础上,对其描写成非常态性现象。是文学体裁的一种,侧重于事件发展过程的描述。强调情节的生动性和连贯性,较适于口头讲述。已经发生事。或者想象故事。下面是高考家长网的小编为您带来的7篇闻一多的爱国故事,我们不妨阅读一下,看看是否能有一点抛砖引玉的作用。

闻一多的爱国故事 篇一

1925年闻一多回国到北平国立艺专任教后,1926年1月即把妻子和女儿立瑛接来北平,从此开始过上了小家庭生活。高孝贞作为家庭主妇,虽然比较累,心情却舒畅多了。

高孝贞是独生女,她的父亲思想开明,不让女儿缠小脚,让她和男孩一块玩和读书,因此她习惯了自由,活泼开放。嫁到闻家后,受到大家的诸多礼教约束,不太适应。现在来到北平,有了自己的小家庭,自己做主,心中自然高兴,对丈夫的照顾也热情主动,家务之余与丈夫一起读读唐诗,逗逗女儿,生活自有一番乐趣;夫妻恩爱亲密,进入了婚后恋爱的佳境。1926年7月,因时局变化,人事纠纷等关系,闻一多离开艺专,携家眷离开北平回到浠水。此后他在上海、南京、武汉、青岛等地任教,和妻子时聚时分,一直到1932年8月回到清华,才过上了安定的日子。在此前后,长女立瑛夭折,又生下了三个儿子(立鹤、立雕、立鹏)和两个女儿(闻名、闻翱)。闻一多当时的薪水不菲,住房宽敞,环境幽美,他决心好好教书和研究学问。每周六晚上常带上全家去礼堂看电影,春秋假日全家去逛颐和园,或游北海、故宫和动物园,家庭中充满了幸福温馨的气氛。

但是,这样的日子只过了五年。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日寇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闻一多的家庭,像千百万中国人的家庭一样,也被迫颠沛流离。

这年6月,北平辅仁大学聘请闻一多的弟弟闻家驷任教,他即回武昌接家眷来平,高孝贞携两个大儿子随家驷回湖北探望久别的母亲。闻一多则带着三个小儿女留在北平。7月7日卢沟桥炮声一响,把他们一家分隔两地,高孝贞很着急,一封接一封地加急电报,催丈夫不惜一切,即刻带孩子们回武汉。闻一多在北平也焦急万分:走还是不走?要走,平汉路已不通,只能辗转走别的路线,兵慌马乱,路途艰难,令人害怕;如果不走,一旦北平沦于日寇之手,后果不堪设想。在举棋不定、心乱如麻的时候,他拿起笔来,于7月15、16、17日接连给妻子写信,倾吐在危难时候对妻子的思念和挚爱:“这时他们都出去了,我一个人在屋里,静极了,我在想你,我亲爱的妻。我不晓得我是这样无用的人,你一去了,我就如同落了魂一样,我什么也不能做。前回我骂一个学生为恋爱问题读书不努力,今天才知道我自己也一样。这几天忧国忧家,然而心里最不快的,是你不在我身边。亲爱的,我不怕死,只要我俩死在一起。”

信发出后不久,闻一多便毅然带着三个孩子和保姆赵妈,经津浦路匆匆回到武昌。

此时,清华和北大、南开都迁至长沙,共同组成长沙临时大学(临大)。闻一多接到清华校长梅贻琦的信后,决定推迟按规定应享受的一年休假到长沙任教。临时大学仅两个多月,战局急剧恶化,三校又奉命远迁昆明,组成西南联合大学(西南联大)。闻一多利用寒假从长沙返回浠水老家安排有关事宜。

途经武昌时,老友顾毓琇来访,顾时任教育部次长,邀请闻参加正在组建的战时教育问题研究委员会工作。闻一多认为这是做官,不符合自己的兴趣,断然谢绝了。回到浠水说起这件事,高孝贞非常生气,她希望丈夫能接受这项工作,可以在汉口留下来,和她一起照顾家庭。她担心万一日本鬼子打来,要逃难,她一个人带着五个孩子怎么办?所以她反复恳求丈夫留下来,但闻一多横下一条心,就是不答应。她越想越生气,闷着头流眼泪,饭也不吃,话也不说,甚至闻一多启程回长沙那天夜里,都不起床与丈夫告别。丈夫走后,一个月也不给他写信。

妻子气成这样,闻一多心中也很难过。途经武汉时,他匆匆写了封便函,请妻子原谅。后来又多次写信回来,叮嘱妻子和孩子们各种注意事项。但是高孝贞就是不回信,自己不写,也不叫孩子写,这可是对闻一多最严厉最残酷的惩罚。他本是个感情十分丰富的人,如今战乱时期,不知家中会发生什么情况,心里更是牵挂着急。

他又是信,又是明信片,责备孝贞和孩子们不写信来:“何以此次狠心至此!”1938年2月15日,他又写了封长信向妻子解释,说:“这里清华、北大、南开三个学校的教职员,不下数百人,谁不抛开妻子跟着学校跑?你或者怪了我没有就汉口的事,但是我一生不愿做官,也实在不是做官的人,你不应该勉强一个人做他不愿做也不能做的事。我不知道这封信写给你,有用没有。如果你真是不能回心转意,我又有什么办法?儿女们又小,他们不懂,我有苦向谁说去?”最后说,自己就要随学校到昆明,“如果你马上就发信到昆明,那样我一到昆明,就可以看到你的信。不然,你就当我已经死了,以后也永远不必写信来”。

高孝贞本来是心疼丈夫的,以前只是怄气。现在丈夫来信,把道理讲清楚了,而且把话说到“当我已经死了”的程度,她心软了,马上写信,自己写,也让孩子们写,寄到昆明。闻一多和联大师生二百多人,1938年2月20日离开长沙,经湘、黔、滇三省,行程三千三百四十二里,其中步行二千六百多里,于4月28日抵达昆明。当天闻一多就看到妻子和孩子的信,欢喜得不得了,马上回信报告步行的经过,还说:“我的身体实在不坏,经过了这次锻炼以后,自然更好了。现在是满面红光,能吃有睡,走起路来,健步如飞。”写这些,为的是让妻子放心。

因校舍不够,西南联大法学院暂驻滇南蒙自。5月4日,闻一多到蒙自,又接到妻子的四封信。5月5日立即回信,说:“到此,果有你们的信四封之多,三千余里之辛苦,得此犒赏,于愿足矣!你说以后每星期写一信来,更使我喜出望外。希望你不失信,如果你每星期真有一封信来,我发誓也每星期回你一封。”至此,夫妻关系中一段不愉快的小插曲结束,和好如初。虽然一在滇南蒙自,一在鄂东浠水,远隔万水千山,但两颗心贴得更紧了。

日军占领上海、南京后,继续西犯,进攻武汉,气势汹汹。浠水在武汉之东二百多里,是进攻武汉必经之路。孝贞和孩子们怎么办?闻一多非常着急。逃还是不逃?不逃,日军野蛮残暴,后果不堪设想。如果逃,怎样走?千山万水,艰难险阻,带着五个孩子的孝贞身体孱弱,又怎能担此重担?忧心如焚的闻一多,一封一封信去询问和商量。逃难的多条路线、多种方案都考虑过了,不是有困难,就是有危险。可怜的闻一多万般无奈,只有寄希望于苍天了。在6月13日给妻子的信中说: “我一生未做亏心事,并且说起来还算的一个厚道人,天会保佑你们!”

真好像天保佑似的,机会终于来了。联大外语系聘请闻家驷前往昆明任教,这样孝贞和孩子们就可和叔叔一家一路同行了。他们途经武汉,7月中旬到达长沙,下旬坐汽车前往贵阳。闻一多得知后,7月28日赶紧写了一封信,寄到贵阳朋友处请代转给高孝贞,信中说:“……这些时一想到你们,就心惊肉跳,现在总算离开了危险地带,我心里稍安一点。但一想到你们在路上受苦,我就心痛。想来想去,真对不住你,向来没有同你出过远门,这回又给我逃脱了,如何叫你不恨我?过去的事无法挽救,从今以后,我一定要专心侍奉你,做你的奴仆。只要你不气我,我什么事都愿替你做,好不好?”

这封信是闻一多给妻子的最后一封信。情真意切,不是情书,胜似情书,字里行间渗透着闻一多对妻子的一颗赤诚的心。

同年8月,闻一多到贵阳接家属,顺便在贵州中学教师暑期训练班讲学。9月初全家一同回到昆明。西南联大的文法学院也从蒙自搬回来了,闻一多开了《尔雅》、《楚辞》等课程。

闻一多的爱国故事 篇二

闻一多,汉族,原名亦多,族名家骅,字友三。我国著名的诗人、学者、斗士。早年以《红烛》、《死水》两部诗集着名于世;中年研究中国古代文学,成绩卓着,享誉海内外;后期对KMT反动派的专制独裁和腐朽强烈不满,拍案而起,成为闻名遐迩的民主斗士。

闻一多,1899年11月24日出生于湖北省黄冈市蕲水县(今浠水县)下巴河镇的一个书香门第。他家学渊源,自幼爱好古典诗词和美术。五岁时即进入私塾学习,十岁到武昌就读于两湖师范附属高等小学。

1912年,闻一多十三岁时,便以鄂籍复试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北京清华留美预备学校(即清华大学前身)。清华是美丽的,但恰恰是令中国人感到耻辱的庚子赔款办的。民族的遭遇和命运,似乎已注定了他要承受这种煎熬。

在这样的煎熬里,闻一多将自己沉浸在中国的古诗词中,在那里找到了心灵的呼应和慰藉。他在读杜甫的“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诗句时种下了关心百姓疾苦的思想种子;他在品味屈原的冤郁绝望中,感受了“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责任和豪情。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时,远离城中心的清华园还处于平静之中。但是这个平静第二天就被打破了。5月5日清晨,悬挂在食堂门口墙上的一幅手书的岳飞的《满江红》,吸引了清华师生的眼睛。“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手抄这首诗激励清华师生的正是闻一多。

数日后,他与其他同学一起,从清华园徒步入城,发表街头演说,宣传反帝爱国思想。那年5月17日,他在家书中写道:“国家育养学生,岁糜巨万,一旦有事,学生尚不出力,更待谁人?今遇此事,犹不能牺牲,岂足以谈爱国?”

这时的闻一多年仅21岁,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与个人的一切相比,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前者。

身处异乡却心系祖国

1922年,闻一多远渡重洋留学美国,他的行囊里装的还是薄薄的一本杜甫诗集。美国的发达他看在眼里,中国的贫穷和战乱他刻在心里。在家书中,他说:“一个有思想的中国青年,留居美国的滋味,非笔墨所能形容。”在美国,有的中国同学去理发,却因为是有色人种,门都没进去,告到法院虽然胜诉,可是店老板还是要求中国学生只能偷偷地来理发。毕业典礼上,惯例是男女生成对上前接受毕业文凭,但六个中国男生只能自己结成三对走向讲台,因为没有美国女生愿意和他们站在一起。每每耳闻目睹这些事,闻一多都会痛苦地折断手中的笔。

当时的中国,军阀混战,民不聊生。他知道,很多不堪卒读的话语,都可以用来形容祖国的苦难,但他写下的诗句却是“我要赞美我祖国的花,我要赞美我如花的祖国”。有人说:“国家是腐朽的,到处丑恶,不值得爱。”闻一多痛心地反驳道:“不对,只要是你的祖国,再丑、再恶,也要爱他。”他常把自己的诗寄给国内的朋友们,也常常提醒道:“不要误会我想的是狭义的家,我所想的是中国的山川,中国的草木,中国的鸟兽,中国的屋宇,中国的人”。

最后一次的讲演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的枪声,拉开了全民族抗战的帷幕。一直将个人命运与国家、民族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闻一多,其人生历程也步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抗日战争中后期,KMT统治的大后方笼罩在一片“可怕的冷静”中。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担负抗战时期中国惟一的对外交通通道的昆明,因这个特殊位置,却处于思想活跃和新意时出的氛围中。在号称“民主堡垒”的西南联合大学内,闻一多的声望和影响日益增长,成为民主教授群体中的代表。

1945年11月25日,昆明大中学校学生6000余人,在西南联大举行反内战时事讲演晚会。KMT反动当局动用武力包围校园,施放枪炮,威胁群众,激起广大师生的无比愤慨。次日,KMT中央通讯社竟然编造假新闻,诬指这次集会是土匪骚乱。这激起了学生们的愤怒,昆明市3万学生当天举行总停止导航卡,抗议KMT当局破坏群众集会的罪行。12月1日,KMT当局调动武装特务军警,冲入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校园,残酷镇压爱国学生,死4人,伤数十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一二·一”惨案。闻一多得知惨案消息后,悲愤至极,他严正指出:“‘一二·一’暴行是太凶残丑恶,卑鄙无耻了!比之于当年的‘三·一八’惨案,凶残的程度更进了一步,这是白色恐怖吗?这是黑色恐怖!”

为扩大这次斗争的影响,当时的中共南方局指示,1946年3月17日举行“一二·一”四烈士出殡游行和公葬仪式。当日,3万人参加游行队伍,游行队伍所经之处,万人空巷,路祭不断。闻一多始终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列,他在安葬仪式上悲愤地指出:“我们今后的方向是民主。我们要惩凶,凶手们跑到天涯,我们追到天涯;这一代追不了,下一代继续追。血的债是要用血来偿的。”

1946年6月,蒋某彻底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KMT军队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发动了全面内战。与此同时,当时的KMT政府加强了对国统区的统治,血腥镇压爱国民主运动。昆明这座光荣绚丽的城市,又陷入了血雨腥风的恐怖气氛之中。

1946年7月11日夜,李公朴被KMT特务暗杀。当闻一多于次日清晨五时赶往云大医院时,李公朴已经永远闭上了眼睛。他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天快亮了吧!”闻一多不相信自己的战友会这样快地死去。他流着热泪,不停地说着:“公朴没有死!公朴没有死!”

这时的昆明气氛异常紧张,有消息说下一个暗杀对象就是闻一多。许多朋友劝他避一避。但是闻一多却大义凛然地说:“决不能向敌人示弱,如果说李先生一死,我们的工作就停顿了,将何以对死者,何以对人民!”

1946年7月15日上午,云南大学至公堂召开李公朴先生遇难经过报告会。闻一多毅然前往参加。出于安全考虑,报告会没有安排他发言。就在李公朴夫人泣不成声地报告先生被害经过时,混入会场的KMT特务乘机捣乱。闻一多见状拍案而起,发表了气壮山河、永垂青史的《最后一次的讲演》。闻一多在讲演中强烈谴责KMT特务杀害李公朴的罪恶行径是“历史上最卑劣、最无耻的事情!”

他说:“李先生究竟犯了什么罪,竟遭此毒手?他只不过用笔写写文章,用嘴说说话,而他所写的,所说的,都无非是一个没有失掉良心的中国人的话!”他誓言:“你们杀死了一个李公朴,会有千百万个李公朴站起来!你们将失去千百万的人民!”

他向在场的人强调:“现在正是黎明之前那个最黑暗的时候,我们有力量打破这个黑暗,争到光明!我们的光明,就是反动派的末日!”

当天下午,闻一多又赶赴《民主周刊》社,参加民盟为李公朴暗杀事件举行的记者招待会。那天下午五时许,在返回西仓坡宿舍途中,闻一多遭KMT特务多人狙击身亡,同行的长子闻立鹤为保护父亲也身负重伤。

闻一多这个激情的诗人,这个热血的战士,就这样昂首挺胸凛然不屈地迎着“黑暗的淫威”走去。他给我们留下了他最完美最伟大的诗篇。他的热血与千千万万革命烈士的。鲜血一起汇入了中国人民争取解放的革命洪流,染红了人民共和国的旗帜。他用自己的生命谱写了一曲响彻云霄的民族正气之歌!

闻一多的爱国故事 篇三

闻一多出生于书香世家。父亲闻廷政是清末秀才,长于诗词曲赋。闻氏家族几代同堂,家里办有私塾,家中子弟除学习《三字金》》《四书》等传统教材外,还学习国文、历史、博物、修身等新课程。“清白乃躬心似水,笔耕世业是家风”,闻家家训要求闻家子弟清白做人,朴实做事,心地善良,利用科学文化知识报效国家。闻一多从读私塾起就养成了刻苦学习的习惯,一捧起书本就如痴如醉,废寝忘食。他热爱祖国文化,尤其与诗歌结下了不解之缘。即便是在新婚蜜月中,他也整天不出门,不是看书就是读诗、研究诗。

在清华学校读书时,闻一多每到暑假回家,他都把侄子们找到一起,教他们背诗作诗。谁作得好,还给谁发奖品,奖品是他自己用的笔、梳子之类的小物件。

闻一多在抗日战争时期为生计所迫挂牌治印

据闻一多次子闻立雕回忆,闻一多提倡“诗化吾家庭也”,只要有时间,就教妻子和孩子们学诗,用诗歌感染和熏陶家庭成员。闻一多讲诗歌出神入化,生动传情,不仅把自身融化到诗情诗景中,“而且把孩子们和夫人,有时甚至连做饭的赵妈,都吸引进去了。”至今一提起那些难忘的日日夜夜,闻一多的子女们就会倍感温馨,沉醉在无比幸福的漩涡之中。

闻一多的爱国故事 篇四

经历了半年多的紧张、焦虑、恐惧之后,闻一多一家总算团圆了,但还远远没有安定下来。

主要是为了躲避日机空袭,闻一多在云南八年,先后搬家八次。作为主妇的高孝贞,带着了一大群孩子,担惊受怕,辛苦操劳,是可想而知的。但是,对家庭生活最经常最巨大的威胁还是物价不断飞涨。

据经济学家杨西孟统计,1937年教授的月薪如为三百五十元,到1943年,月薪加各种津贴合计,只相当于1937年的八元多。因此,联大教授当时都贫病交迫,破衣蔽体,食难饱腹。闻一多要养活一家八口,他的月薪十天八天就花完了,经常在半断炊的威胁中度日。饭碗里半月不见一点荤腥,粮食不够,只好吃豆腐渣和白菜帮儿,豆腐被称为白肉,偶尔吃上一点,就算改善生活。在司家营住时,村外有一条小河,高孝贞常带着孩子下河捞点小鱼小虾。后来,她还开了点荒地,种上蔬菜。1940年冬天,书籍衣物典卖已尽,闻一多无奈,脱下自己仅有的狐皮大衣,拿到寄卖行寄卖,结果自己冻得发了高烧。高孝贞又心疼又着急,流着眼泪让大儿子连夜从郊外赶进城,把大衣赎了回来。

越是艰难的岁月越见真情,闻一多夫妻的感情更加坚牢了。住在郊外的几年,闻一多一般每周进城到学校上课两天,头天上午走,第二天下午回来。附近虽有马车,但为节省,他都是步行。每逢丈夫回来那天,高孝贞早早就把家务安排好,饭菜准备好,然后带着孩子们到村边等候。闻一多一出现,孩子们就飞快投入父亲的怀抱,你抢书包,我抓手杖,好不高兴。闻一多一边回答孩子们的提问,一边给妻子讲路上所见和城中新闻。晚上,或教孩子们背唐诗,或讲屈原的故事,其乐融融。

闻一多没有什么特殊的嗜好,就是喜欢喝茶、抽烟。随着物价暴涨,闻一多决心戒烟,高孝贞知道后,坚决不答应。她对丈夫说:“你一天那么辛苦劳累,别的没有什么可享受的,就是喝口茶、抽根烟这点嗜好。为什么那么苛苦自己,我不同意,再困难也要把你的烟、茶钱省出来。”这席话像一股暖流,闻一多听了,心里热乎乎的。

此后,茶虽没有戒,但降低了档次;烟则不仅降低档次,而且改变了品种和形式。闻一多过去抽的是纸烟,为了节省开支,曾试抽用烟叶卷成的卷烟和旱烟,但都因烟性太烈,抽起来呛嗓子、咳嗽。高孝贞看着心疼,便在农村集市上购买了一些嫩烟叶,喷上酒和糖水,切成烟丝,再滴几滴香油,耐心地在温火中略加干炒,制成一种色美味香的烟丝。闻一多把它装在烟斗里,试抽几口非常满意,赞不绝口,常常美滋滋地向朋友介绍:“这是内人亲手为我炮制的,味道相当不错啊!”

闻一多的爱国故事 篇五

在良好家风的熏染下,闻一多的后辈们都清白做人,朴实做事,成为各自领域的专家。他们中既有学者、教授,也有研究员。无论身在何方,身处哪个岗位,他们都不忘祖辈的教导,家风、家训的传承已深入骨髓。有一次,闻一多次子闻立雕和夫人,回浠水参加闻一多纪念活动,夫人误将宾馆房间与自己所带茶盒一样的小盒带回了北京,发现后,闻立雕专程去邮局将茶盒寄回了宾馆,并附言表达了诚挚的歉意。

闻一多长孙闻黎明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有一次,一名学者前来拜访他,不小心将一把雨伞忘放在他的办公室,时隔数月,闻黎明先生辗转多次,托人将小雨伞送还那位学者手中。

正如闻一多的三子,中央美术学院教授闻立鹏所说:“我的父亲对我影响非常深远,他用他自己的言行教导我如何做人,如何做一个正直的人。”

闻一多的爱国故事 篇六

1938年2月19日,长沙临时大学的师生,在韭菜园圣经书院临时大学召开出发誓师大会,会后即告别了三湘大地。

临时大学师生入滇的路线有三条:大多数教师、家眷及部分女同学从长沙乘火车到香港,然后由香港渡海到越南海防,乘火车入滇;经济条件较好的男同学和少数女同学,由长沙乘火车到广西桂林,再由桂林乘汽车途经柳州、南宁、镇南关进入越南,转乘火车入滇——这一路人数最多;而最艰苦的一路,便是由湖南出发,徒步行走到昆明的"湘黔滇旅行团"了。旅行团由267名家庭贫困的男同学和11位中青年教师组成,配有4名军事教官及队医等。他们将跨越湘、黔、滇三省,翻过雪峰山、武陵山、苗岭、乌蒙山等崇山峻岭,步行3600里。出发之前,每人发给军装一套,绑腿、草鞋各一双,油布伞一把,限带行李八公斤——主要是路上务必的生活用品。步行团的最高军事领导,是由湖南省主席张治中推荐的原东北军少将师长黄师岳。闻一多、曾昭抡、李继侗、袁复礼四位教授与学校派出的指导员黄钰生共同组成辅导委员会。初春阴雨绵绵,二百多名中国学子,脚踏草鞋,行进在泥泞的湘北大地。头几天还有人打伞,可细雨似乎永无停止地下着,为了行走方便,大家将油布伞往背后一搁,不撑了。棉衣湿透了,到宿营地拢一堆火烘干,第二天再穿。走到桃源县小丘陵地带时,淡淡的薄雾在一望无际的山丘、桃林间飘忽。学生们不由问道:"闻先生,当年陶渊明写的那个《桃花源记》,是不是就是那里?"闻一多莞尔一笑:"那是一个古代的传说故事,不必须真的是作者所见所闻。但是,在陶渊明时代,那里已经是相当偏僻的地方了;可我们这天要去的地方,比这个世外桃源还远十万八千里呢!"在这二百多人的行人队伍中,闻一多始终是极其独特的一员——他不穿军装,不穿短袄,一路上总是套着那件灰布长衫。无论队伍走到什么地方,人们始终看得见后头跟着一位穿长衫的教书先生。

这年闻一多刚好四十岁。他的经历,在他那个岁数的知识分子中间,是很有代表性的。"五四"时期他是清华的学生领导之一,1922年赴美国留学,回国后成了著名的"新月诗人"和大学教授。

这次参加旅行团,是他自己要求的。有学生问他:"闻先生,像您这样的大教授,怎样放着火车、轮船不坐,和我们一齐受这份罪?"闻一多笑笑说:"火车我坐过了,轮船我也坐过了。但对于中国的认识,其实很肤浅。这天,我要用我的脚板,去抚摸祖先经历的沧桑。国难当头,我们这些掉书袋的人,就应重新认识中国了!"

闻一多的爱国故事 篇七

上世纪40年代,在昆明联大当教授的闻一多先生,薪水不足以养家,妻子多病,家里孩子多,生活难以维持。他不得不雕刻印章以补贴家用。久而久之,手指头起了大疙瘩,眼睛也花了。有一段时间,家里饭桌上只有一锅豆渣炖白菜,偶尔吃到一点豆腐,大家就都兴高采烈地称它做“白肉”。在昆明的那些年,闻一多先生一家不仅吃得苦,住得也很差。有一段时间,一家八口挤在普通农舍的楼上。晚上,小孩们打地铺,白天卷起铺盖,腾出地方吃饭和读书写字。

有一次,一位朋友来看望闻一多,看到他们家的居住条件这样艰苦,不禁为之动情。闻一多却念起了杜甫的诗句:“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土尽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冗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闻一多感慨地说:“教了好多年的杜甫诗,只有亲身体验之后,才能领会到杜甫的心境和胸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