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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资改造中国 1
必须搞清楚投资性资本与投机性资本的区别。一部中国现代化的历史，也就是一部外国资本与中国体制市场融合，逐步改变中国产业结构与生产关系的历史。
外资不是雷锋，更不是魔鬼，利润最大化是他们的最高目标。世界上最大的市场从来不缺机会，但风险却无时不在，尤其是政策性风险。
163年前，中国第一家外资企业――柯拜船坞是在英帝国海军的坚船利炮之下兴建，30年前，改革开放后第一家港资企业――东莞太平手袋厂则是冒着巨大的政治风险设立，再到今天各省区普遍的“外资崇拜症”，中国人对待外资的态度，也是他们在这163年间世界观发生根本转变的一个证明。
中国经济也在这场与外资的竞赛中共同成长：从最初不堪一击，到渐次站稳脚跟，再到平分秋色。中国资本也在向海外输出。15年前，仰融用空手道操办华晨汽车成功在纽约上市，掀开了中国企业海外上市的序幕。15年后，纽约和纳斯达克争相到中国招徕生意，中国企业开始赢得世界尊敬。
我们选取中国外资工业史上的4个节点，试图展现：中国是如何从点到面(从广东到全国)、从手工作坊到机器大工业再到融入全球化产业链，从世界最大市场到世界最大工厂，从最基础的机械建造业到更高级的金融与资本市场的对外开放。
中国第一家外资企业 约翰・柯拜的中国淘金梦
陈 旧
在武力威逼之下，约翰・柯拜第一次将外国资本引进中国。他不仅将现代造船工艺带人中国，更为中国培养了第一批成熟的造船工人。他更以自己的生命见证了广州的衰落与上海的崛起。
道光二十五年(公元1845年)，也就是鸦片战争结束、《南京条约》签定后的第3年，大英轮船公司一艘名为“玛丽・伍德夫人”的铁壳轮船抵达广州黄埔维修。作为监修，约翰・柯拜第一次来到中国。这个瘦小而狡猾的苏格兰老头已经超过50岁，在家乡毫无前途，只能靠做远洋轮船的随船木匠帮补家计。
监修工作进行得并不顺利：黄埔港长洲岛上有几家当地人开的为外轮提供定期检修、保养的船坞，但全部是泥制，承袭的是明朝便有的“船栏”，不仅规模偏小，而且破烂不堪，全部是手工操作，工人们只听说过蒸汽机，但并未实际接触过。面对“玛丽・伍德夫人”这样的新式铁壳轮船，中国工人们束手无策。
而在当时，在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之后，英国凭借攫取的贸易特权扩大航运权，首次开辟了中英轮运航线。类似“玛丽・伍德夫人”号这样的新式铁壳轮船，从欧洲来华，只需两周时间。而在木帆船时代，航程约需3至4个月。而且，随着英国在中国贸易利益的获得，许多欧洲国家也闻风而至。仅1845年，来粤商船就达300余艘，当时在黄埔下碇的洋船常常保持在100多艘，绵延3公里长。
还有一个欧洲轮船主们不能接受的现实是：在亚洲其他地方，欧洲船舶的修理工作，都由船方派人监工，只有在中国，只能交给中国人全盘照料。通过与荷兰、西班牙同行的交流，联想到故乡正蒸蒸日上的机器大工业，柯拜敏锐地意识到，这是一个巨大的商机：他打算留在这里，经营一个真正以机器为主导的、雇佣中国工人，为欧洲轮船提供维修与保养的大型工厂。
1845年，约翰・柯拜在广州黄埔兴建了柯拜船厂，这不仅是中国第一家近代造船工业企业，还是中国境内第一家“外资”企业。
新旧之别
这样的决定不乏风险：首先，1842年签订的《南京条约》及之后签定的《虎门条约》并未有允许外国人在中国投资设厂的条款，真正确认外国人可以在中国兴办企业，要等到1895年甲午战争后签订的《马关条约》，政府随时都能以“不合体制”为由将之取缔。
其次，鸦片战争刚刚结束，广州人的仇洋情绪却并未得到缓和。外国人的“入城”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1843年，英国公使璞鼎查根据《虎门条约》允许英国人在开放口岸租地建房的条款，要求租借长洲岛和黄埔村的土地建设码头、仓库和衙署。此举虽得到清政府认可，却遭到当地士绅和民众的一致反对。居民以与夷人杂处为耻，团练乡勇齐集，反对租地的“揭帖”、“公启”漫天飞。华夷之间，剑拔弩张，时有发生。
柯拜兴建船坞的动议一出，果然招致四乡反对，甚至波及到一些在黄埔修理的外国商船，也遭到乡间义勇的攻击。深思熟虑之后的约翰・柯拜先从香港搬到长洲岛，精明的他用了大半年时间上下打点。先是疏通当地官府，官府们乐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取得政府与英国公使支持后，他的第一步也走得小心谨慎：1845年，他先在新洲南端，租了几个泥船坞，雇用当地工人，尽量维系别人的家族生计。柯拜船坞雇佣常年工匠数十名，实行包工制。工人大致分为木、铁、油漆、索具、机器等工种，另有上百名临时性杂工。当时不仅是黄埔最大的船坞，也是技术最先进、行业分工最细致的船坞。
柯拜通过雇佣中国工人获取了第一桶金，6年时间他已经获纯利洋银7万元。在与外国商船打交道的过程中，他也深深意识到中国船舶保养维修工艺的落后。为了扩大经营，1851年，柯拜在黄埔长洲平岗建造一座花岗石船坞，3年后竣工。坞长300英尺，宽80英尺，坞闸门宽75英尺，可进吃水17英尺的船只，可供两艘1000吨级或合供1艘5000吨级船舶进坞，造价约洋银7万元。这样的石坞，在当时的远东堪称第一。大石坞的主要承修对象为大英轮船公司、英国皇家海军、海运公司和外国船舶。
柯拜的成功吸引了更多的西方冒险家。1847年，美国人詹姆斯・诺维开设了长洲船坞公司，1850年，美国人汤姆斯・肯特开设了旗记船厂，1853年，英商联合开设了于仁船坞公司。没过多久，长洲岛上那些原有的手工业作坊式的泥船坞要么纷纷倒闭，要么被兼并，到了1856年，长洲岛上的修造船业已全部为洋人控制。
中夷之战
客观地说，以柯拜为首的第一批外国产业资本家盘剥之余，也造就了中国第一批掌握近代造修船及机器制造技术的中国工人。而在此之前，中国的船舶建造工艺几乎为零：即使在当时最见多识广的广东，不仅普通百姓，政府官员也对以蒸汽为动力的铁壳轮船闻所未闻。鸦片战争则正式让中国官民集体见识了西方轮船的威力，整个鸦片战争期间，英船从广州至南京，大小10次战役，横冲直撞，如入无人之境。当时名将杨芳认为“夷炮恒中我，而我不能中夷。我居实地，而夷在风波摇荡中。主客异形，安能操券若此。此必有善术者伏其内。”他下令采用以邪制邪的法术，传令保甲遍收被时人视为最不洁净的妇女溺器以迎击之。
熟练工人带来了先进的制船工艺：从1879年到1891年间，在柯拜船坞基础上成立的黄埔船坞共建造船只28艘，没有雇用任何洋员、洋匠，“全都是中国人自己做的”。
但作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试水中国的柯拜在黄埔的日子并不安心：和其他英国人一样，他发现，虽然“在广州做生意比世界任何其他地方都更加方便和容易”，然而，鸦片战
争后，“广州及其四郊的居民对于英国人的敌视态度，比北方几个口岸的中国人都要强烈”。
1856年10月8日，停泊在黄埔海面的走私船“亚罗”号被广东水师查扣，英国驻广州领事巴夏礼借此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早就对柯拜怀恨在心的长洲岛民们群情汹涌，消息流传，柯拜是战争祸首巴夏礼的亲戚，愤怒的民众们捣坏了柯拜船坞，更将船坞四壁的花岗石撬落坞底。已经60高龄的老柯拜也被愤怒的人们掳去，不知所终。
1860年年底，老柯拜的儿子约翰・卡杜・柯拜(John Cordew Couper)，从清政府获得12万元的战争赔款，他利用这笔款修复和扩大了原来石坞的规模。使坞长从原来的300英尺增加到了550英尺，他还建造了一个长220英尺的木坞和两座长220英尺的泥坞，并以此为基础，成立了柯拜船坞公司，同时他还与美国人汤马斯・肯特合资，建造了另一座长230英尺，配备当时世界最先进的威灵顿海滩泵的花岗石船坞――录顺船坞。
或许是觉得在中国经营生意的风险实在太大，小柯拜不久就意兴阑珊。1863年7月，他将柯拜船坞卖给了崛起不久的香港黄埔船坞，柯拜家族彻底退出长洲岛，重返英国。
粤沪之争
小柯拜走了，更多的外资还在持续进入。从1845年柯拜在广州投资建立第一家工厂起，到1894年，外资在华企业的投资总额约2000万银元。但大部分局限为进出口服务的船舶修造业和农产品加工业，不仅技术含量不高，而且投资额和基础性地位大大不如官营。另一个显著趋势是：曾经是远东最负盛名的贸易口岸和中国最大最繁荣的城市的广州，却逐渐被外资边缘化，上海后来居上。
鸦片战争尽管将中国的通商口岸从广州扩展到上海、宁波、福州和厦门五口。但“新的口岸只是创造了新的市场，并没有造成广州贸易的衰退”。但持续15年的反租地、反进城斗争使外国人(包括传教士)都不太愿意在广州居留。在广州的传教士甚至要“冒着自己生命的危险向中国的兄弟们宣讲福音”。
可以理解广州人此时的仇外情绪：作为战场，鸦片战争期间广州曾数次被炮轰，生灵涂炭：作为开放最前沿，广州人经济生态最受冲击：以水上运输为例，外资轮船进入之后，运费低廉，“低到中国商人可以利用轮船来运酱菜”。
1843年11月17日，上海宣布开埠通商。当时的上海还只是一个小县城，英国商人和传教士总共不过25人。但从广州赴上海的英国驻上海第一任领事巴尔富(CaptainBalfour)就欣喜地发现，在上海，外国人将得到比广州满意得多的生活条件，“有广大的空间足供愉快的生活，又没有商馆的限制，并且还有前往四乡去的充分自由”。
柯拜之死并不是个意外。1845年前后，在上海的外国人不足100人，但却有180英亩的面积以供居住，后来还扩展到470英亩，这100人可以完全自由出入上海任何角落而不招致攻击。但在广州，外国人的数目是上海的三倍，却被限制在大约21英亩的区域内，他们“只有冒着不断的挑战式的侮辱，才能越出商馆限定范围之外，只有冒着被殴打和可能受伤的危险，才能到甚至极短距离的乡村里去”(马士：《对外关系史》)。
尽管柯拜在广州兴建了中国近代第一家工厂，但在之后的1859～1913年间，外国在华制造业投资设U115家，其中广州没有一家。当柯拜在广州提心吊胆之时，同样是19世纪50年代在上海经营修造船业的美国人包德却“大发横财”，当柯拜船坞被乡民捣毁时，同样是英商1862年于上海浦东兴建的祥生船厂却一直安然无恙，一直存活到20世纪。有时甚至为清政府承造浮江炮艇、水雷艇等军用船只。
英国人书写的《粤海关十年报告》也不无心酸地指出：“鉴于广州目前作为贸易中心的状况，这座城市回想起往日所拥有的令人自豪的地位，和这种地位已被一些后起的竞争对手取而代之的时候，自然感到有些悲怆。但应该承认，这座城市――按照外国人的观点，无论如何是不能胜任所赋予的角色的”。而上海，因为其一直是中国近代最稳定、最富开放心态、学习能力最强、投资风险最小的地区，而得到外商的青睐。
改革开放后第一家港资企业 东莞小镇的国际化焦虑
何雄飞
从坚船利炮下的“被迫开放”到改革开放春风下的“主动开放”，时间跨度133年。太平手袋厂所滥觞的“三来一补”式劳动密集型企业是之后30年中国引进外资的主流，也是“世界工厂"花落中国的根本原因。
这是中国的一个普通小镇。
如果没有3家五星级酒店，以及随处可见的肯德基、麦当劳，拥堵在十字路口的香港、澳门牌照的小轿车，还有一栋栋人流如织的时装批发城、辅料城，人们很难相信，这个灰头土脸、河涌发臭的小镇居然是“中国女装第一镇”。
这座东莞小镇的大街上、商场里，多数人不讲粤语，而是操一口普通话，还有些老外会跟你“say hello”、讲阿拉伯语；当地服装品牌欢迎各国客商的新品会、洽谈会的红色横幅，长年悬挂在宾馆的门沿上；在当地最大的两家时装城一一富民时装城、黄河时装城里，聪明的商家会把自己的新款时装用布挡起来，只有熟客才有机会一睹真容，因为全球至少有1000名职业看板人长期驻扎在小镇上，其中有300多人看好板后直接下单订货，另300多人看好板后会叫当地厂家贴牌生产，还有300多人会偷板进行仿冒生产……国际商战在中国的乡土小镇天天上演。
虎门经济兴旺的火种，在1978年被太平手袋厂，改革开放后的第一家“三来一补”企业点燃，这家位于旧城区解放路9号的企业，并没有因为吉利的门牌号带来持续的好运，29年后的一天，它被地产商开来的挖掘机推倒在地，这片废墟上，即将耸立起一个住宅小区。
李世贤在虎门镇政府工作了16年，现在的身份是镇政府宣教办主任，他见证了虎门从太平手袋厂兴旺、倒塌再到小镇的时尚复兴之路。
打响利用外资头一枪
2007年12月底，太平手袋厂旧址已被夷为平地。高高的围墙，铁红的栅门，被拆掉的旧厂房腾出一片足球场大小的平地，几个戴桔色帽的女工在碎砖地拾掇。工地门前，两位双手抱胸的中年男子，谢绝外人进入与拍照。
被拆前，旧址曾引发一场拆与留的争议，保护派认为应该把它改造成改革开放历史陈列馆，至今李世贤对太平手袋厂的被拆深感惋惜。
时间往前推三四十年，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虎门正沉浸于一场“农业学大寨”的热潮中，“学大寨越学越穷”，而与虎门仅一水之隔的香港，得益于自由体经济却在高速发展，“当时党委就两大任务，一是学大寨，二是防外逃，12公里的海岸线，居然设了17个民兵和边防军哨所。”李世贤回忆。
当时也有民间的小额贸易在进行，虎门人运稻草到香港，再从香港带回少量服装及几块香皂、两三双袜子、十来把雨伞摆地摊，在当地
逐渐形成洋货街。
1978年7月，国务院颁发了《开展对外加工装配业务试行办法》，当月30日，香港信孚手袋制品公司老板张子弥便来到虎门，陪同的有香港华润公司(国家外贸部驻香港机构)老总和广东省轻工局领导。“他们之前已经看过好几个地方，但都不满意”，太平手袋厂第三任、也是最后一任厂长唐志平回忆。
唐志平当时主管生产和销售业务，他曾向许多人描述过这样的场景：
张子弥拎出一个女装手袋，交给东莞县二轻局企业――太平服装厂的厂长刘艮，要求其照板尽快仿制，刘艮迅速召集厂党委书记刘积光及唐志平等人商量，然后抽调了厂里3个最好的技术工人通宵赶工，第二天早上8点，一个新的女装手袋交到了张子弥手中。
8月30日，东莞县二轻局和香港信孚手袋制品公司签下了东莞第一宗来料加工企业合作合同。合同规定：港方负责进口设备、原材料及产品外销，东莞二轻局则提供厂房和劳动力。“港商投资，但算集体企业，我们掌握生产指挥权。”唐志平说。
9月15日，中国第一家对外来料加工厂――由原来的虎门太平竹器社改办而成的东莞太平手袋厂正式开工，这也是工商批文号：粤字001号。虎门第一个吃了“螃蟹”，东莞借此掀开了利用外资的序幕，承接了香港及东南亚产业转移的第一波。
“回乡创业的主要是当年外逃到香港的东莞人”，李世贤说，一是有故土情结，二是本地创业容易，天时地利人和。李世贤说张子弥是回乡创业的东莞人，唐志平说张子弥是江苏或上海人，总之，这名港商在注资成立太平手袋厂后，又把工厂分批整体搬迁至东莞，并带动更多的港商前往淘金，进行手袋、服装、鞋子、玩具、电器、灯具、五金生产，再后来，他又到深圳、山东搞房地产开发，“抓住了回内地发财的大好机会”。
虎门的“前店后厂”模式
一个100平米的厂房里，50多号工人在昏黄的灯光下忙碌。“东莞经济是从‘三堂经济’起步的。”李世贤说，“三堂”就是“饭堂”、“祠堂”和“会堂”，由于没有标准化厂房，许多加工厂选择先在“三堂”开工。
刘艮从太平服装厂调入太平手袋厂任厂长，刘积光任书记(后任第二任厂长)，唐志平负责生产与供销业务(后任第三任厂长)。
冒着“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政策风险，太平手袋厂悄悄借用香港的“按件计酬”分配方式，连学徒都能拿到80到110元的月工资，唐志平说，按当时的工资水平，学徒只有18元，100元要达到九级技师才可能拿到。虎门本地人能进太平手袋厂，无异于捧到了金饭碗。
两个月后，张子弥又把300多台设备从香港搬到虎门。头一年，太平手袋厂获得加工费i00万元，赚取外汇60多万港元。
1979年9月3日，张子弥送给了太平手袋厂一辆丰田面包车，这是中国第一台“三来一补”企业的赠送车，“当时县委还是在开吉普车，”唐志平笑着说。因为合作愉快，张子弥后来又给厂里送了四五辆大货车。
到1980年，港商价值200多万元的设备，通过用加工费抵扣的形式，全部归太平手袋厂所有。这家小厂也变成了有800多人的大厂。1983年，唐志平升任厂长。
当年，转做内销的太平手袋厂运了一车皮的包前往上海参加展销会，在那个流行印五角星绿色帆布包的年代，印满卡通人物的尼龙包迅速占领了潮流制高点。“一车皮手袋，4天就卖完了。当时轰动了，上海的解放日报、新闻晚报，很多报社都来我们厂报道，中央电视台也来采访，珠江电影厂还来拍过片。”
东莞市市委书记刘志庚曾这样总结港商投资东莞的三个转变：“从初期的手提肩扛小规模进料加工，到大规模进料加工；从前期的单纯投资加工制造业，到多元化投资第一、二、三产业：从投资劳动密集型加工业，转到逐步发展资金技术密集型企业。”今天，东莞港资企业多达9000家，占东莞外来资金企业比例的六成。
李世贤介绍，在虎门，港资企业有i000多家，台资企业300家，全球500强企业3家，港资占主导地位。虎门吸引港商的地方在于，虎门坐拥5座机场：深圳、广州、香港、澳门、珠海机场，高速公路，水路通畅，东莞是全国标准化公路最密集的城市，到达其中任何一个镇，都只需要半小时；虎门拥有廉价劳动力和土地资源，很适合成为香港的“前店后厂”。
得益于这种便利，香港曾把93％的产业，台湾把65％的产业都转移到了内地，东莞是其中重点，据说，国外一位研究遥感技术的专家曾惊叹道：“10多年前，从卫星地图上看，广州和深圳之间还是一片空白，几年间在这片空白处冒出了一座城市。”这座城市就是东莞。
东莞奇迹，隐喻出一个世界产业大转移的背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欧美产业向英法转移，六七十年代，欧美产业向东南亚，包括中国台湾转移，那么，到了八九十年代，东南亚、欧美、英法产业又向中国沿海转移”，李世贤说，产业转移是正常趋势，“改革开放30年了，可以预见的是，将来中国沿海产业会向内地，还可能向印度、越南转移。”
乡土小镇的国际化焦虑
生产过卡通女包、人造花、钟表、假发的太平手袋厂，抵挡不住“三来一补”、“出口创汇”这种劳动密集型、资源消耗型的产业没落之路。
1992年，唐志平因为超生，离开了太平手袋厂，在他之后，更多业务骨干要么自己出来开厂，要么被高薪挖走，难以为继的太平手袋厂终于在1996年12月关门歇业，直到2007年被拆除。
今天的唐志平已经是一个玩具厂老板，戴着一个硕大的玉石戒指，拥有两个手机号，经常要前往香港洽谈生意。50来岁的他看上去只有40来岁，他感叹道，玩具厂的生意越来越不好做，工人越来越难招，利润越来越薄，“管理越来越完善，漏洞越来越少，改革开放早的地方，工业越来越萧条，内地慢慢发展起来了，挖走了很多广东培养的人才。”一个在外资企业掌握了熟练喷油、模具技术的技工，在东莞能拿二三千，但在山东、福建新开厂的台商，会出5000元来挖人，挖走一个就带走一批。
对于今天的东莞来说，“资本北移”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东莞德生电器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樊中雄曾经说过，东莞制造业主体资本是外资，表面风光，危机四伏，一旦出现国际风波，很可能马上玩完。
东莞市为了减少污染，决定在2008年后禁止养猪。灰头土脸的虎门镇，10场雨就有8场是酸雨，许多人在虎门挣钱，却跑到珠海中山买房，虎门给人的印象是：适合创业，但不宜居。
李世贤说，虎门未来有几个转折，一是要从工业城市过渡到商贸城市，二是要从创业城市过渡到人居城市，三是要从服装制造业重地过渡到时尚之都。
作为中国女装批发集散地的虎门，全镇70万人中有40多万人在服装业谋食，大型服装批发商场达18个，服装专营店8000多问，每天有8到10万全球客商在小镇游走。但是，
在5000多个本土服装品牌中，只有“以纯”、“松鹰”、“灰鼠”等让人说得出名字。在虎门镇林立的户外广告牌和印刷粗糙的广告杂志上，人们经常能看到张学友、张柏芝、范冰冰等五六十位明星代言人，也经常能在这碰到漂亮模特儿和设计师，但这仍然无法让人把“时尚之都”对应到这座乡土小镇身上。
李世贤认为，乡土小镇要变成时尚之都，其独到优势在于：虎门有一个多年积累的时尚产业，服装品牌就有5000多个，服装设计师3000余人。“虎门人还很有时尚意识”，李世贤说，虎门紧跟潮流，设计出了适合南方女性穿着的泡沫厚底鞋，“以前，我们COPY别人的设计，现在，虎门服装设计已经是台湾、香港等地区模仿的对象。”
中国第一家海外上市企业 仰融的海外“造壳上市”之路
邝新华
仰融开创的上市路径后来被中国的民营IT创业者和海外的风险投资人所继承，并为中国21t!t纪初IT企业的繁荣提供了最强大的资金渠道及激励机制。
1992年10月9日，仰融带着华晨汽车来到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若干年后，张朝阳、李彦宏和沈南鹏等创业者踏着仰融走出来的路走进美国另一个证券交易所。2008年当人们谈起他们时，后几个都已经成为民营企业家的标杆，而仰融却成了一个远走他乡的流浪者、中国最受争议的“空手道”大玩家。
2006年9月8日，外汇管理局一纸《外国投资者对上市公司战略投资管理办法》堵上了仰融踏出来的造壳上市之路。2007年7月，华晨控股决定从纽约证券交易所退市，仰融3年的策划留给中国金融界的遗产所剩不多了。
仰融与及其大策划
1991年，东欧与苏联的动荡更显社会主义中国的稳定。那一年的11月9日，《深圳特区报》以大幅版面刊登11家新股上市的300个发售点地址，人们带着小板凳蜂拥而至，每个点都有几千人。其场面之壮观只有十几年后的购房大军可以媲美。
1992年春节刚过，北京的书摊主们惊讶地发现，书市上的20多种股票书籍成了畅销书。来一批清一批，卖完了还有人点名要。更有财大气粗的个体户二话不说，但凡跟股票有关的都买了一本。
当这一轮的股市风潮从深圳、上海传递到北京时，已经有很多人从股票市场积累了足够的经验，从事更高级的资本运作了。仰融就是其中一个。生长在江苏省江阴市北国镇一个普通家庭的仰融做过厨师，承包过小商店，在外贸公司上过班，后来成了西南财经大学的经济学博士。
仰融早年曾出入上海东湖宾馆一一中国股市第一批炒家杨百万等庄家出没之地，挣了第一桶金。十多年后，当杨百万还在销售他的炒股成功学时，仰融已经成为影响中国汽车业和金融业进程的人物。这也许就是一个工人和一个经济学博士对人生的不同选择。
1989年之后，中国面临外资撤退乃至封锁之局面。为了打开此局面，上至庙堂之高，下处江湖之远，都在寻求新资本通路。这也成了仰融成功的根本因素。
那一年，仰融是香港华博财务有限公司总经理，他在盘算一个计划：包装一家国内企业到海外上市。为此，他找过时任四通集团副总裁的段永基、找过时任联想公司董事长兼总裁的柳传志，跟他们大谈利用外资、中国企业国际化、以资金撬动企业发展的构想。结果被人认为有行骗之嫌而反应冷淡。
直到当时任职中国人民银行的马蔚华把沈阳金杯汽车总经理赵希友介绍给仰融，这个在当时惊世骇俗的想法才开始改变一个老革命家及其企业的命运。仰融说很感动，“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没有谁能像赵希友那样理解我的苦衷，理解中国企业需要什么。”
赵希友是一个改革先锋。1988年上交所还没成立，赵希友就将企业改组为股份制公司。但历时一年有余却响应寥寥，公司甚至曾在国家体改委的大院里贴布告卖股票。为此，赵希友进京写了一周的检查，并成了美国《时代》周刊的封面人物。
把股票贴到红墙上卖，是因为股票卖不出去。这时金杯汽车的领导们想到了，美国是最有钱的地方，“干吗不去圈他们的钱回来供我们使用呢？这对国家、对企业都是很有好处的呀。”赵希友决定把金杯汽车当时的一个项目――引进丰田技术生产的金杯海狮面包车一一包装至海外上市。据和君创业咨询公司总裁李肃的回忆，这是金杯汽车当时唯一赚钱的项目。
1989年，仰融与赵希友走到了一起，在此后的三年，他们联手杀出了一条新的引进外资的血路。
过五关斩六将
1991年夏天，牟其中用价值4亿元人民币的500车皮日用小商品换回来4架苏制图-154飞机，并自称从中赚了8000万到1个亿。仰融与赵希友的策划要比这个难得多，但仰融的运气跟牟其中一样好。1992年1月，邓小平南巡谈话时指出：证券、股市，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
仰融与赵希友把沈阳金杯汽车一个项目剥离出来成立合资公司――金杯客车。1991年7月22日，仰融以1200万美元用百慕大群岛注册的“华晨控股”买下金杯客车40％的股份，中方股东为沈阳金杯汽车，占股本40％的华晨属于外资公司。
即使是今天，国有企业海外上市仍然没有放开。在那个年代，虽然还没有证监会，但国有企业到美国上市那是一件国家大事。在开始操作之前，赵希友接受了长达9个月的审查。知情人士透露，最后得到了当时的国家主席杨尚昆的批复，这事才算定下来。
仰融的方案是，以百慕大这家控股公司为主体到纽约申请上市，但律师团马上因没有先例而表示反对。仰融不甘心，他请安达信会计师事务所的合伙人李国荣通过安达信美国总部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进行咨询，得到的回复是：这样的结构不曾出现，所以没有法规对其进行限制，而没有禁止，就视同可行。
一切都顺风顺水。1991年下半年，国家领导接见了金杯赴美上市项目组。
然而1992年上市却遇到了些麻烦，纽约证交所要求上市公司须控股准备上市项目50％以上；同时，在当时的国际背景之下，该公司不应当由国有控股。
为此，仰融安排了一次换股，将华晨控股比例从40％扩大到51％，金杯汽车再也不控股金杯客车。后来李肃受金杯汽车的委托，要追回这个唯一赚钱的项目。结果是把其他不赚钱的资产一块卖给了华晨。
1992年5月，华博财务公司先后出资100万港币、300万人民币，连同中国人民银行教育司10万元拨款作为资本金，成立中国金融教育发展基金会。6月，该基金会在百慕大注册成立华晨控股有限公司(CBA)，并由CBA拥有金杯客车51％的股份。这样，华晨控股的资产就“划入”了一个“非官方非营利性组织”中去。
在1992年6月20日，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一份文件显示，沈阳金杯的上市是国有资产管理局为了探索境外国有资产管理模式的需要。
大局已定，9月中旬工作组向美国证券管
理委员会提交了注册申请书。但高达5000万元人民币的律师、会计师费用，并不一定能挣回来。此后，赵希友和承销商在美国、英国、瑞士3个国家共17个城市作了36场演讲。媒体形容，“赵老可谓呕心沥血。”
第一笔圈来的美元
1992年9月18日，美国证券管理委员会批准华晨汽车上市。仰融提出希望能在10月1日挂牌，机构咨询者表示反对，觉得这是中国的国庆节，对西方来说太敏感。他们向仰融建议放在10月10日，双数吉利。仰融立即举双手反对，“这是的双十节，绝对不行”。最后时间定在了9日，离十四大召开还差3天。有西方人士将华晨汽车评为政治指数股，并问仰融是不是刻意的安排，仰融不置可否，只是说，“华晨汽车的上市给十四大放了国际卫星”。
1992年，美国刚结束了一轮经济消退，世界经济并不景气，就在华晨上市4天之前的10月5日，西欧金融市场暴跌，巴黎更是创下4.3％的一年来最大跌幅。
虽然交了钱，还跑了很多地方，但美国人愿意把钱投到中国吗？事实是，由于世界经济的不景气，让热钱们到处寻找出路。据华晨的副承销商美国美林证券公司的进称，截止到华晨上市前一天，订购量已经超过发生量的十多倍。这在当时美国新股上市是“甚为罕见”的。
再翻阅当时的报刊，这个历史时刻只能在创刊不久的《证券市场》周刊1992年10月11日期的头版看到一条消息，标题为“华晨公司正赴纽约挂牌，股价上扬引来碧眼秋波”。
“当”的一声锣响，华晨上市了。30分钟后，股价便由16美元的发行价涨到20美元，涨幅达25％。那一天，道琼斯指数下降36.75点。收于24.75美元的华晨“高居纽约证交所当天股票表现排行第一名”，筹集6770万美元。
承销华晨股票的总干事，第一波士顿公司的一位董事称：“人们买中国企业的股票，是因为他们对中国的发展充满信心。美国注册经济分析协会总裁说：华晨的成功无疑为其他中国企业开辟了一条股票国际化的道路。
美国人是有预见的，这条上市路径日后被称写进了国际经济学的教材，并命名为“造壳上市”。而对于仰融来说，这些钱解决的是更多的现实问题。
1993年，海南地产泡沫破裂，接下来的两年，中央银行银根收紧。但金杯客车仍然顺利地引进了丰田海狮第四代生产线，安然渡过了那段时期的宏观调控。若干年后，仰融以70亿元的身家被美国某权威媒体评为中国第三富豪。
这笔巨额美元的“入境”，也引起了有关领导的注意，责成有关部门查处。直到后来华晨在美国上市的推荐人来华访问，会见客人后，当面称赞赵希友：“你们接通了中国与国际金融渠道的一条管子！”
万科的王石认为仰融是一个胡雪岩型的商人，“利用官府资源的能力、同社会各层面斡旋的能力、资本运营的能力、经营中的民族主义情结。”但过于接近政府，却最终使仰融“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假外资”与造壳上市之路
1992年1月11日，总理在全国经济体制改革工作会议中提出那一年的改革重点是“转换国营企业经营机制”，要把企业推向市场。10月12日中共十四大，以为核心的新一届领导班子明确了国有企业改革的“承包经济责任制”。人们在讨论什么时候才能买得起汽车，什么时候电脑才能进我家。那一年，斯皮尔伯格的《侏罗纪公园》引起全球轰动，“浪漫钢琴王子”克莱德曼第一次到访中国。
也是在那一年，宗庆后的娃哈哈以“小鱼吃大鱼”的方式吞并杭州罐头厂；牛根生担任内蒙古伊利集团生产经营副总裁；李金元在油田、塑料和饲料行业工作了14年之后，创办天狮集团；孙宏斌拒绝承认自己有罪的情况下，法院以挪用公款13万元的罪名判处孙宏斌有期徒刑5年。若干年后，他们都要经历通过资本运作把企业做大的过程。
也在那段时间，一些熟悉国际资本市场的人，已经开始到汽车并不普及的中国来进行资本运作。一个经受了三年和一年山西农村插队洗礼的印尼富豪之子黄鸿年来到中国。黄分别收购了太原双喜轮胎公司、杭州橡胶厂50％以上的股份，并将该股权纳于在百慕大注册的“中国轮胎控股公司”名下，而后在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共募资1.037亿美元。
华晨上市的成功，也给仰融带来了相当的激励，他试图把更多的上市公司运作到海外上市，但未能续写传奇。由于后来赵希友的金杯汽车与华晨产生了纠纷，管理层把国企变成“假外资”造壳上市的路封住了。1992年10月25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在京成立。
仰融开创的上市路径后来被中国的民营IT创业者和海外的风险投资人所继承，并为中国21世纪初IT企业的繁荣提供了最强大的资金渠道及激励机制。华晨的纽约上市，也被人称为改变中国商业史的20个关键时刻之一。
1992-2008：跨国公司的黄金年代上海纳斯达克零距离
胡尧熙
纽交所和纳斯达克登陆A股的故事才刚刚开头，它们身后已经有法兰克福证交所在等待证监会的回音。海外证券交易所在2008年抢滩中国的行动，是一场新的更高层次的海外资本的竞赛。
大多数国外公司是从1992年开始参与到新中国的经济进程当中，中国社科院在那一年了一项调查告诉中国人，如果你年收入达到3000元，你就是中产阶层：年收入4000元，你就是属于10％的高薪阶层。正是从1992年起，跨国公司有计划地进入中国市场，他们认为中国人开始具备购买力了。
1992，对外开放的新起点
自从1990年在故宫太庙前举办了服装表演后，法国人皮尔・卡丹已经在中国开了50家分店，他计划在1992年再开50家。跟在他后面的是一个叫和田一夫的日本人，他在北京建了一座赛特购物中心，由日本八佰伴集团管理，他对去采访的记者说，他感受到了中国新时代的浓烈气氛。日后影响巨大的麦当劳中国第一家分店也于这一年4月出现在北京的王府井大街上。
对于徐光勋来说，1992年也同样有他关注的事件：2月的最后一天，深圳股市首次进入了国际市场，这意味着全球至少有150个国家和地区可以同步看到中国的股市行情。这名纳斯达克的亚洲区董事经理兼中国区代表说：“它发出了一个重要和现实的信号，就是中国欢迎来自海外的投资者。”
这些事情在今天看来都不算稀奇，世界500强已经有超过400家在中国建立了办事处或分部，仅在北京就有超过200家办事处。我们可以如此理解，1992年之前的外资合作只局限于一些劳动密集型的“三来一补”式企业，技术和资本含量都不高。而始于1992年，中国开始正式进入那些真正的跨国巨头的视野范围，谁在中国市场落后，谁也将在全球竞争中落后。
徐光勋认为跨国公司热应该归结到1992年改革开放本身的需求：“邓小平南巡之后，
中国的经济改革才开始成熟起来，以前我们的原则是，经济不能乱，所以比较惧怕一些新事物，而现在的想法是，先尝试看看效果，如果有不好的影响，再来调整。”
最早获准在中国成立办事处的并不是徐光勋就职的纳斯达克，而是隶属于纽约泛欧交易所集团旗下的纽交所，在2007年9月4日，证监会批准它成为首家在华成立代表处的国外证券交易所。但在具体的挂牌时间上，纳斯达克抢在了前面，比纽交所提前了整整一星期。
2008，资本市场的新对接
在选择上市的交易所时，徐光勋的意向是上海证券交易所，但没有时间表，“尚福林的讲话对所有的国外股票市场都是个好消息，他表明态度要吸纳优质的大型公司上市，特别说到鼓励H股公司和境外公司进入A股。如果说2008年中国股市有什么好的动向，纳斯达克这样机构的进入，和创业板的建立，会是一个好的方向。”
事实上，2007年以来，纳斯达克和中国证券业的关系正变得前所未有的密切，在计划登陆上交所的同时，纳斯达克也和深交所签署了合作备忘录。他既希望把纳斯达克的上市公司介绍到中国，他又希望能更广泛地吸引中国企业到纳斯达克上市。
从1990年代末的网络公司海外上市潮到今天，已经有52家中国企业登陆纳斯达克，仅2007年就有19家企业新上市。徐光勋的计划是在2008年把这个数字再增加三分之一。但事实上，对中国企业而言，国外资本市场在进入视野多年以后已经开始逐渐丧失神秘感，纳斯达克在越发理性的中国企业家面前也正从融资通道的首选变成选择之一，史玉柱的巨人就奔赴了纽交所，沈南鹏注资的易居中国同样放弃了纳斯达克，这让很多以为高科技企业和概念股必选纳斯达克的人大吃一惊。
徐光勋认为这是海外金融市场争夺中国资本的必然结果，“纽交所的规模比我们更大，对上市资格的审批比我们更严格，所以中小企业更青睐纳斯达克，但现在，纽交所也在改变自己，愿意接纳一些中小企业。”他认为中国的网络公司纷涌至纳斯达克的现象也在企业当中造成了误解：“事实上，我们只有25％的客户是高科技企业。”
纽交所和纳斯达克身后，还有更多的海外金融机构在窥视，韩国证交所已经计划2008年3月在北京开设一间办公室；来自欧洲的法兰克福股票交易所也在等待中国证监会的回音。徐光勋认为在2008年第一季度之后，加入这场竞争的参赛者会更多。
全球化产业链中的中国
对于就职于股票市场的徐光勋而言，1992年的另一个特别之处是，它不仅是中国经济改革走向成熟的一年，也是中国人财富意识真正苏醒的一年，“股市就是从那时候热起来的”。他还能说出第一个购买中国股票的海外投资者买的是2000股南玻，交易量不大，但振奋人心。
那一年是股票市场的多事之秋，上海人康柏华成为第一个登上报纸的悲惨股民。他在亏损了6500元后，神情恍惚了半个月，然后在家里悬梁自尽。这条消息被各地报纸广为转载，人们一边叹息，一边更加奋不顾身地投身股市。事后不久，就出现了深圳上万人因抢购不到新股认购表而集体上街游行的事件。根据统计，那一年，中国城市人的平均收入是1826元，农民则是784元。但徐光勋认为，希望也是从这一年开始的，“一些国外公司选择哪个时候进入中国是有原因的，因为无论政府还是个人，对经济的态度都放开了，对外来资本来说，这点很重要。”
国外热钱真正集体涌向中国可能始于1999年，那一年中美关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谈判在奥克兰恢复。在谈判还没有结束的时候，世界500强中的45个掌门人已经汇聚上海，讨论如何把钱投向中国。这45个人都乘坐自己的专机而来，参加一个题目为“中国未来50年”的论坛，这个论坛的组织方却是一本美国杂志――《财富》。
20世纪最后一年，投资中国成为一个全球共识。而走到2008奥运之年，那些跃跃欲试的新外资又可能真的遵循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的口号来到中国，完成他们的淘金梦。
《经济学人》做过一个针对117个国家的调查，得出的结果是，在过去的20多年里，允许外资进入、经济开放的国家的GDP增长率比外资不活跃的国家增长率快至少5倍。《经济学人》还提供了另外一个数据：在经济全球化的50年里，世界总产出增长了5倍，可世界人口中最富有的20％和最贫穷的20％之间的收入差距却从30：1扩大到了74：1。当中国成为再度成为世界投资热土时，当纳斯达克和纽交所憧憬A股时，这组数据显得尤为耐人寻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