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细致的小编给大家整编的11篇经济危机的教训和启示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启发。
经济危机理论 篇一
关键词：经济危机的演变 原因 启示
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周期爆发的生产相对过剩的危机。自1825年英国第一次爆发普遍的经济危机以来，资本主义经济从未摆脱过经济危机的冲击。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体制的必然结果，其爆发也是存在一定的规律。
一、在经济危机的原因分析方面：制度因素和有效需求不足因素占主导
西斯蒙第把经济危机的总根源归结为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即资本主义大生产和它不合理的分配制度造成的生产无限扩大和消费不足的矛盾。
凯恩斯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时， 在凯恩斯看来，资本主义之所以经常出现失业和危机，那是由于在通常的情况下，社会的总供给大于总需求，有效需求不足，即需求不足造成了失业和经济危机。
需要强调指出，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是相对的，即社会生产的产品同人民群众有支付能力的需要相比而言是过剩了，而不是绝对过剩。但不管是相对过剩 ，还是绝对过剩 ，都是过剩。这是马克思和凯恩斯的共识之处。
熊彼特把创新作为他研究和解释经济危机波动的基石，从而把各种经济周期波动统一起来，以创新活动去加以说明，创造西方经济学中统一研究各种经济危机波动的理论体系，开创了研究经济危机波动的一大流派。熊彼特热衷探索商业周期中萧条走向繁荣的基本动因。
二、分析经济危机角度方面：矛盾分析法和心理分析及边际分析的较量
马克思运用矛盾分析法进行深刻的制度分析科学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与马克思相反，凯恩斯避开了矛盾分析法，避开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采用心理分析和边际分析解释资本主义生产过剩经济危机的根源。
在凯恩斯看来，资本主义爆发生产过剩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有效需求不足，凯恩斯认为总需求是消费和投资之和，把总需求或有效需求不足说成是消费需求不足和投资需求不足的结果。马克思的矛盾分析和制度分析要优于凯恩斯的心理分析，科学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表现在流通领域，而根源于生产领域，根源于资本主义制度。
此外，熊彼特对经济危机的分析呈现出以下三个特点：第一，是从理论分析、历史过程和统计资料三个方面对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进行分析；第二，以创新活动为中心，对经济周期的起因和过程进行实证分析：第三，不给出任何有关对策的建议。
三、在经济危机的特点方面：周期性是一大亮点
西斯蒙第断言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永续不断的、永久性的经济危机而不是周期性的，因为今年的产品是用去年的收入购买的，只有今年的生产与去年的收入相适应才不会发生生产过剩，但资本主义下生产年年扩大，今年的产品总是超过去年的收入，这就发生了一种永恒的收入不足因而经常存在着过剩的产品，所以资本主义经济会永远处于生产过剩的危机中。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并非持续存在，而是每隔一定时间爆发一次，具有周期性。马克思写到"大工业中最有决定意义的部门的这个生命周期现在平均为十年。在周期性的危机中，营业要依次通过松弛、中等活跃、急剧上升和危机这几个时期。"
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把经济周期分为高涨、恐慌、萧条、复苏四个阶段。凯恩斯认为，在经济周期繁荣阶段的后期，资本家对资本品之未来收益作乐观的预期，故使资本品逐渐增多，其生产成本逐渐加大，俱不足阻遏投资增加。由于资本家不能对"资本资产的未来收益作出合理的估计"，使得资本边际效率突然崩溃，投资大幅度下降，于是经济危机就降临了。
在经济周期性的研究方面，熊彼特的四阶段模式把经济周期分为"繁荣"、"衰退"、"萧条" 和"复苏"四个阶段。繁荣阶段和萧条阶段分别由创新和诸如投机、恐慌、经济政策不当之类的外生的、非实质性的现象所引起。同时熊彼特还指出，不同的创新活动，所需要的时间可能是不同的。
四、对摆脱经济危机的设想
西斯蒙第认为这一途径是回到小生产去，发展小生产。因为小生产是为消费而生产，生产不是无限的；其产品就近销售或为人定做，最能了解市场需求状况，不会发生生产无限扩大和消费不足的矛盾。而作为革命家和旧制度的批判者，马克思认为克服经济危机的途径只能是用生产资料公有制代替资本主义私有制，让全社会占有生产资料，生产在社会的统一计划指导下避免盲目性，从而避免经济危机。
凯恩斯以有效需求不足理沦为依据，得出国家必须干预经济的结论。通过国家干预经济，使总供给等于总需求， 资本主义经济就恢复均衡了，经济就能发展 ，资本主义则能坚持下去，就不能灭亡。熊彼特并没有对周期现象提出什么政策建议，但从他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冒昧地推断出，他可能承认人为的政策干预会有助于缓解或消除来自外生振源的影响，但除非禁止创新活动，来自内生源的振动将不能被任何人为政策加以消除。
五、对次贷危机的反思
从制度的层面进行考察可以发现，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这场国际金融危机发生的根源依然是马克思当年分析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和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运动所导致的生产过剩，这可以从以下三个层面进行剖析：
首先，尽管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有了历史性的变革，但资本对剩余价值贪婪的本性没有变，其结果造成在社会财富不断膨胀的同时，人民群众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不足。为了实现资本的贪婪本性，追求更多的剩余价值，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一方面采用信息技术等技术革命成果，并运用企业并购重组等组织创新实现规模经营；另一方面，通过相对减少员工的工资和社会福利支付以更快地提高资本有机构成和资本积累率。这样，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在财富总量不断增长的同时，社会财富分配的差距持续扩大。
其次，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体制强化了资本对剩余价值贪婪的本性，导致在私人经济利润率持续提高的同时，工人实际报酬持续下降。新自由主义经济体制强调自由市场的存在与扩张，削弱政府宏观调控；强化自由竞争和资本对劳动的控制，主张减少社会福利支付等等。这些政策主张在实践中使资本对剩余价值贪婪的本性得以进一步强化。为维护私人经济利润率的持续提高，形成了"工资挤压"和"工资崩溃"趋势，工人实际工资（报酬）持续下降。
最后，在居民有支付能力需求严重不足的情况下，美国为了避免引发生产过剩的危机，只得通过无限度扩大消费信贷（如"次贷"）的办法来刺激需求，结果无可避免地导致严重金融危机。扩大消费信贷的办法就是为劳资双方共同认同，并为政府肯定的"透支消费"。从本质上说，它只是为相对过剩的生产创造"虚拟消费"条件，因而不能从根本上消除危机。所以，21 世纪初这场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其根本原因看似一些人所认为的"消费过度"，实则还是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不足所导致的生产过剩。
参考文献：
[1]曹苏红、王立强。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方法透析当前西方经济危机。马克思主义研究。2009年第4期
[2]孙仲涛。对这次"百年一遇"全球经济危机的思考。 科学社会主义。 2009年第3期
[3]赫修贵。马克思与凯恩斯经济危机理论比较。 行政论坛。1996年第三期
经济危机论文 篇二
1.劳动争议案件类型多样化。金融危机不仅使劳动争议案件的数量增多，同时争议案件的类型也越来越多。劳动争议案件不仅数量越来越多，而且争议类型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在过去，劳动争议案件类型主要是对用人单位除名、辞退的争议，现在主要是对违法辞退，工资、保险、福利、劳动保护等的争议，在这些案件中最多的是劳动报酬和保险福利案件。
2.劳动争议案件处理的缺陷显露无遗。由于我国的劳动争议仲裁制度具有繁琐的程序、环节比较多、时间比较长的缺点，同时从事劳动争议的人员不仅短缺而且大多专业化程度低，导致我国很难去处理劳动争议案件。
二、分析经济危机下企业劳动关系问题凸显的原因
现在我国处于社会转型期，经济体制在进行转变（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我国合同法法律不健全；我国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水平比较低；当经济发展迅速时，劳动关系问题并不会凸显出来，一旦经济发展衰退，劳动关系矛盾就会立刻凸显出来，从根本上看，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存在的问题是导致企业劳动关系问题凸显的原因，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企业忽视人力资源管理的重要性。通过观察我国的人力资源状况调查，能够发现在人力资源管理制度建设方面，制定企业发展战略并进行了人力资源规划的企业仅占全部企业的10.3%，在建立人力资源规划的企业中能够做到实行的企业只占其中的六分之一，而且大多企业不按照企业制定的考核制度和培训制度执行，曾经有个关于人力资源管理的调查，发现占8成的企业对工作分析、评价含义模糊不清。因为市场永远是不断的在进行变化，企业之间的竞争也变得日益激烈，竞争的优势逐渐从降低产品的成品、提高产品的质量转变为企业人力资源的管理的人才开发。人力资源管理是提高企业竞争力和优势的源泉，离开了人力资源管理，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便 经济危机后，劳动关系问题开始凸显出来，企业最大的问题就是解决人力资源管理问题，企业领导者开始重新对人力资源管理进行思考，渐渐感受到了人力资源管理的重要性。
2.以往企业的人力资源理理念大于实践。通过观察，能够发现我国虽然掌握着先进的人力资源管理理念，但是缺乏实践操作，如“中国人先进的概念能够和美国人相比，只要美国人登出了新东西，在一星期后一定能在中国的报纸上看到”、“多年来理念是满天飞，行动是地上爬”，由于我国人力资源管理方面存在以下缺点：我国对人力资源管理的分析不到位、我国没有人力资源管理说明书，导致我国无法对员工给予该应得的报酬。我国企业大多实践操作方面比较薄弱，受经济危机冲击以后大多陷入困境，不知道通过什么手段来应对危机，只能采取最简单的裁员手段，因为我国没有对人力资源管理评价的规定，导致企业中员工的质量良莠不齐，一味裁员，有可能会裁掉具备理念和实践经验的员工，降低企业的竞争力。现如今，经济开始复苏，企业出现了招人难这一现象就很好的证明了这一点，企业应该通过加强人力资源管理来解决人力资源管理存在的问题。
3.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法律制度不完善。我国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法律制度还不是太完善，劳动争议案件没有得到很好只能累计下来，导致我国劳动争议案件出现“井喷”现象，大部分企业仍存在拖欠员工工资、超时加班、不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就业合同等行为，当员工与企业领导者产生矛盾时，劳动者通常会选择集体罢工等不规范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了加剧了人力资源管理的困难。还有，随着《劳动合同法》法律的颁布和类似法律知识的宣传，劳动者的维权意识开始增强，也在一定程度了导致了劳动争议案件的增加。在此情况下，对企业造成了很多压力，一是来自劳动者自身维权意识的增强；二是企业受政府的监管；三是来自社会舆论的压力，企业不得不根据《劳动合同法》规定的制服来执行，加快了人力资源管理法制化的进程。
三、提高人力资源管理水平，促进企业和谐劳动关系的构建
曾经有个学者说过，经济危机对于企业来说是一把双刃剑，它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坏的一面指的是，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使大多企业陷入绝境，经济呈现一片萧条的景象；好的一面指的是经济危机在一定程度是一次机遇，经济的调整必然会使国内的资金、资源、人才进行重新配置，甚至是国际性的重新配置，其中最重要的配置就是人才的重新配置，人才的重新配置，给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带来的新的契机，所以我们应�
1.坚持以人为本，创新人力资源管理。现代企业管理关注的是以人为本，要提升企业对员工的人文关怀。人力资源管理的精髓是以人为本，只有提高了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水平，改善了员工的工作坏境，关注员工的切身利益，才能真正实现以人为本。为了提高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水平，必须要进行人力资源管理实践，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a.应从企业岗位的实际出发，对其工作进行分析，编订可以为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提供依据的说明书；
b.企业应对员工的工作绩效进行评价，对员工进行定性考核和定量考核，工作评价体系必须体现公平公正的原则；
c.加强对员工的培训，让员工通过培训提高自身的素质，来增强企业的竞争力。
d.提出福利措施，调动员工的积极性。
2.企业应抓住机遇，为发展做好人才储备。人力资源作为企业的第一资源，对企业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经济危机虽然导致大部分企业采取裁员的手段，但是也为我国企业带来了机遇，企业能够在此状况下，吸收高素质人才和紧缺人才，从而促进企业实现良好发展。企业抓住机遇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a,经济危机导致大量企业裁员，因而劳动力资源比较丰富，同时失业人员和大学毕业生都迫切的希望能够找到工作，企业在此时吸收优质人才所花费的成本会降低，为此，企业应该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积极吸收优质人才；
b.企业应对危机时能够培育人才，经济危机给企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在面对困境时，企业员工的能力就可以显现出来。
经济危机论文范文 篇三
关键词：金融危机产业升级产业结构
当前我国经济的发展现状与面临挑战
(一)产业结构矛盾突出
全球经济复苏步伐明显放缓，我国经济增长面临诸多不确定性，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缓慢，产业矛盾突出(见表1)。
表1显示，2010年1-2季度我国国内生产总值172839.8亿元，比上年增长11.1%，上升了2.4个百分点，经济增长缓慢。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增加值13367亿元，增长3.6%;第二产业增加值85830亿元，增长13.2%;第三产业增加值73642.8亿元，增长9.6%。第一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7.7%，比上年下降2.9个百分点；第二产业增加值比重为49.7%，下降2.9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为42.6%，与上年持平。
这表明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还比较缓慢。服务业发展滞后，工业的增长速度比较快，快于GDP增长速度，工业当中高耗能行业的发展速度也偏快，这是产业结构矛盾突出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二)出口需求萎缩且创新能力不足
世界经济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国际市场对我国商品的需求下降，这直接对我国出口加工业造成了沉重打击。
据海关统计，2009年我国出口总额为12016.6亿美元，同比下降16%;2010年前8个月，我国外贸出口9897.4亿美元，同比增长35.5%;进口8858.4亿美元，同比增长45.5%。但由于世界经济复苏动力尚不足，许多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尚待解决，加上欧洲债务危机还在发展，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加大，这些都会对我国出口产生影响。
我国一直主要出口低附加值、劳动密集型的初级产品、或者两头在外的代工型产品。技术落后、高能耗、高污染，占用了大量的资源。从长期来看，只有提高出口创新能力，才能推动经济稳步增长。
(三)产能过剩且存在重复建设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投资率在30多年间缓慢上升，造成产能过剩和基础建设过剩，工业产能平均富余30%-40%。2009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224846亿元，比上年增长30.1%，这必然导致产能过剩。
此外，由于基础设施、房地产和一些重化工业的大规模投资，引发了对钢材、水泥、能源、化工等相关行业的扩张，出现了行业的重复建设，加剧了产能过剩的矛盾。商务部产业损害调查局提供的资料显示，目前不仅钢铁、水泥等产能过剩的传统产业仍在扩张；风电设备、多晶硅等新兴产业也出现了重复建设倾向。
(四)经济结构失衡问题突出
长期以来，我国经济积累了不少矛盾和问题，突出表现为：
首先，投资和消费的失衡。一般来说，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占GDP的比重平均在20%-30%左右，我国自2003年以来，投资率已连续6年超过了40%，是世界平均水平的两倍。2009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224846亿元，比上年增长30.1%。我国投资增长过快，投资率明显偏高，最终消费率不断下降。1978-2008年，我国居民消费率和最终消费率缓慢下降，居民消费率从1985年的53%降至2008年的35.3%，与欧美发达国家更是相差30个百分点。
其次，经济增长付出的资源、环境代价过大。资源、环境已� 节能减排的目标提出来以后，一些政策措施刚刚出台，需要一段时间来发挥作用，有些还不够完善。其中有一些是能源的价格，一些税收的政策都还存在扭曲，所以从体制和机制的方面存在差距。
此外，我国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失衡，制造业与服务业失衡都有加剧的趋势。更严重的是资产价格泡沫仍有待解决。所以急需调整产业结构，促进经济平衡。
美国产业升级经验分析
美国历史上出现了几次具有代表性的经济周期调整，并成功地进行了产业升级。在此背景下，研究国外产业升级经验，对我国产业升级有着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一)美国1929-1933年经济危机的经济调整
20世纪以来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迅速发展中忽视了经济结构失调的问题，政府没有采取相应措施进行调整。美国生产已现过剩，零售物价水平不断走低，逐步开始侵蚀企业利润，实体经济对新厂房、设备的投资获利不断减少，工业生产指数下降(见图1)。
与此同时，美国长期以来信用扩张所致的过多热钱就转移到了股市，过度的信贷和投机，股市价格高位上涨，这在1927年到1929年间尤为突出(见图2)。
美国长期处于低位运行的物价水平，加上股票市场投机行为严重，1929年10月下旬，最终由美联储提高利率引发一场资本主义世界规模的生产过剩危机。这场经济危机很快席卷整个资本主义世界。
大萧条以来，罗斯福新政的实施对促进美国经济复苏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罗斯福新政重视危机时期的预期管理、充分利用货币、财政政策工具扩大需求，促进经济回升。其做法同后来凯恩斯创设的有效需求理论相一致。凯恩斯应对经济萧条的逻辑起点是扩大需求，主张国家干预，故而给资本主义世界带来了第二次繁荣。
(二)美国20世纪70年代后石油危机的产业调整
20世纪70年代，两次石油危机分别引发了20世纪70年代初和70年代末的经济危机，出现了经济发展缓慢、停滞和通货膨胀并存的“滞胀”局面。
在滞胀经济恶化的同时，美国的产业结构正面临着调整，美国将促进高科技开发的产业政策作为国家推进产业升级的重要手段。美国政府强化经济中的自由竞争，激励创新，放松对工商业活动的政府管制。这种政策的推行，在美国经济中造成了有利于创新、有利于创业的环境，形成了美国高新技术领域创新、创业日趋活跃的时期。硅谷、盐湖城、波士顿128号公路等一些后来声名远播的高新技术创业带的出现，“微软”的崛起，便是其典型例子。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的三大支柱产业—钢铁、汽车、半导体都受到严重的竞争威胁，钢铁产业的劳动生产率较低，国内汽车产业受到日本汽车的冲击，全球半导体市场份额急剧下降。面对竞争力的衰竭，美国企业进行大规模改组和改造。信息产业的发展 进入20世纪90年代，美国第三产业中的高技术服务业发展的同时，信息技术产业 高技术服务业和信息技术产业的发展推进了产业升级(牛正兰，2001)。
美国产业升级经验对我国的启示
美国经济周期调整中产业升级的成功经验，对制定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具有积极意义。
(一)科技创新推进产业升级
科技创新是经济调整和产业升级的重要驱动因素，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美国在石油危机爆发后，通过技术创新，实现产业升级，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信息产业，促进美国经济发展。这说明技术创新在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中的重要作用。
近年来，我国内需不振外需受阻，根本原因是产业和产品的技术改进和技术增值没有得到明显的提升。根据目前情况，可通过以下途径进行重要技术革新。一是新能源、节能循环技术革新，建立绿色动力系统，发展低碳动力经济。二是实现初级产品过剩产业的升级与技术跨越。以技术攻关形成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技术含量产品生产能力，将会给传统产业的技术转型与跨越开辟一条新的路径。
(二)扩大需求促进产业升级
需求的水平和结构对于经济周期调整和产业升级非常重要。美国在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通过推行罗斯福新政和贯彻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论，扩大需求，最终使美国经济走上复苏之路。需求的扩大，促进了经济发展，推动了产业升级。
从国际比较看，目前我国消费率太低，固定资产投资率太高，积累与消费比例已经严重失衡。从长期来看，只有本国居民消费能力逐步提高，才能推动经济稳步增长。同时，经济危机后我国出口导向增长模式受阻，只有挖掘内在潜力，扩大内需市场，才能拉动经济增长，推动产业升级。
(三)选择“支柱”产业带动产业升级
20世纪90年代后，美国成功利用经济全球化与信息化两大趋势，及时进行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使经济发展找到了新动力。“支柱”产业对当时各国经济发展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直接带动相关产业升级。
我国产业结构调整，要充分发挥支柱产业对于其他产业调整的服务和支撑作用。2009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国务院的一系列决策部署，紧紧围绕编制并组织实施钢铁、汽车、船舶、石化、纺织、轻工、有色金属、装备制造、电子信息等重点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努力开展工作，同时努力抑制产能过剩和重复建设、加强企业技术改造推动产业技术进步，通过对其重点产业的支持，可直接带动其他相关产业的升级(陶洁、杨保建，2005)。
(四)企业并购重组推动产业结构调整
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的三大支柱产业-钢铁、汽车、半导体都受到严重的竞争威胁，钢铁产业的劳动生产率较低，国内汽车产业受到日本汽车的冲击，全球半导体市场份额急剧下降。面对竞争力的衰竭，趁着信息化和全球化大潮，美国企业进行大规模改组和改造，使钢铁、汽车等传统产业重新高速发展。
我国钢铁、水泥、化工、煤炭等行业企业规模小，产业集中度低，存在过度竞争、大量资源被闲置和浪费、生产无效率等问题。财政部和税务总局在2010年6月22日联合下发《关于取消部分商品出口退税的通知》，从7月15日开始取消钢铁、焦炭、煤等406种商品的出口退税，将对这些行业的供需关系产生重大影响，促进钢铁、煤炭等行业的并购重组。这都将积极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和过剩产能的淘汰。
参考文献：
1.吴昌宝，杨红益。全球经济周期调整与中国对外开放政策。黑龙江对外经贸，2009(3)
经济危机论文 篇四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金融危机解读
关于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的原因已经有很多研究，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一是人性的贪欲；二是政府政策干预失误和监管失控；三是新自由主义泛滥，盲目崇拜市场经济调控的有效性；四是实体经济存在问题；五是金融体系和金融创新出了问题；六是美国主宰下的经济全球化的恶果；七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本文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对此次金融危机进行剖析，认为引发金融危机的原因是多方面、分层次的。
一、引发金融危机的原因：虚拟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
2001年，美国房贷金融机构推出零首付的次级按揭贷款。借贷者买房时不再需要交纳20％或更高的首付，银行也不再对借贷者的背景和收入情况进行任何审查，这实际上是在大规模向按揭贷款信用等级低、偿还能力很差的低收入阶层贷款买房(次级贷款)。之后，银行机构把按揭出售给投资银行，这些投资银行再把不同的按揭放在一起，变成一种“有按揭支撑的证券”在市场上出售给国内外金融机构和其他投资机构，将全世界大量的投资者吸引到美国国内的住房市场上。2001年“次级贷款”余额仅为1200亿美元，2006年增加到14000亿美元，到2007年达到1.2万亿-1.5万亿美元。“次级贷款”经过包装衍生为证券在二级市场流通，总规模膨胀到10万亿美元，其中在国际上流通的约占2／3，涉及“次级贷款”业务的金融机构多达2500多家，全球45家大银行和券商都参与进去。
次级贷款及能够流动起来的“有按揭支撑的证券”，对美国的房价上涨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2002年至2007年，美国房价上涨速度惊人，形成巨大的泡沫。2007年初美国房地产市场房屋总价值约21万亿美元，其中有约8万亿美元是投机的价值，泡沫占房屋总价值的38％。2007年2月，泡沫达到顶点，房价开始下跌，而在2006年，利率开始迅速攀升，结果是次级按揭贷款的整个循环链条断裂，低收入贷款者无力偿还贷款，放贷的金融机构本息无法收回，购买了“有按揭支撑的证券”的投资者的债券价值大打折扣，由次级贷款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爆发并且在世界范围蔓延开来。
这样的结局是必然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所揭示的市场经济运动的基本规律——价值规律和虚拟资本理论能够对此做很好的诠释。价值规律表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价值，价值决定价格。在市场交换中，由于供求的不平衡使市场价格背离价值，而市场价格通过对价值的背离又调节着供求，结果是使供求趋向平衡，价格趋向于价值，交易遵循等价(等量劳动)交换原则。在这里，特别需要关注马克思的需求理论，它包含两个层次的内容。第一，马克思说：“要给需求和供给这两个概念下一般的定义。真正的困难在于，它们好像只是同义反复。……社会要满足需要，并为此目的而生产某种物品，它就必须为这种物品进行支付。事实上，因为商品生产是以分工为前提的，所以，社会购买这些物品的方法，就是把它能利用的劳动时间的一部分用来生产这些物品，也就是说，用该社会所能支配的劳动时间的一定量来购买这些物品。”可见，马克思认为，需求首先是生产问题，即需求方之所以有支付能力，是因为在生产中投入了相当的社会必要劳动量，向社会提供了包含这个一定社会必要劳动量的使用价值(财富)。只是现在需求方用货币来抽象地代表他向社会提供的财富(抽象财富)，他持有的货币体现着换取具体财富(使用价值)的支付能力。第二，把需求放到市场中进一步研究，马克思指出了市场价格变动对需求的影响：“在需求方面，……从量的规定性来说，这种需要具有很大伸缩性和变动性，……如果生活资料便宜了或者货币工资提高了，……对这些商品就会产生更大的‘社会需要’。”“如果需求减少，因而市场价格降低，结果，资本就会被抽走，这样，供给就会减少。”所以，市场需求规模取决于公众通过创造社会财富的劳动所形成的实际支付能力的大小。就某个市场而言，其市场需求规模决定着供给规模。
美国的次级贷款是向偿还能力很差即没有多少支付能力的低收入阶层在零首付条件下贷款让他们买房。并且认为，在低利率和房屋需求增加刺激下，房地产价格一定会上升，次级贷款者一定会从房屋投资中获利。从而形成支付能力，并且可以获得投资收益和物美价廉、功能齐全的高质量自有住房。银行机构通过“金融创新”把按揭出售给投资银行，这些投资银行再把不同的按揭放在一起，变成一种“有按揭支撑的证券”在市场上出售给国内外金融机构和其他投资机构，把全世界大量的投资者吸引到美国国内的住房市场上，同时也把风险推销了出去。魔术似乎变成功了，低利率、不需要首付、有大量的投资机构愿意投资，这就在美国房地产市场虚拟出一个巨大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使房地产价格不断上升。
马克思指出，证券化的资本积累是虚拟资本的积累，“人们把虚拟资本的形成叫做资本化。人们把每一个有规则的会反复取得的收入按平均利息率来计算，把它算作是按这个利息率贷出的资本会提供的收入。这样就把这个收入资本化了。”利率越低，证券化的资本的投资规模越大、价格越高，虚拟资本的积累规模越大。由于房地产和有价证券一样，有定期的租金收入，投资规模受利率和房屋价格影响大，因此，在房地产价格过度上涨中也会产生巨大的虚拟资本。
虚拟资本的积累会远远大于实际资本的积累。虚拟资本的积累产生于房地产和有价证券价格上升带来的投资机会。例如，如果预期房地产价格上涨，会诱发人们的投机行为，市场需求就会迅速膨胀。由于房地产和其他产品不同，在一定时期内供给很难快速增加，因此投机需求会带动价格持续上涨，而定期的租金收入和相对较低的利率会使房地产市场虚拟资本积累额巨大。2001年，美国经济出现衰退，政府为了挽救经济，连续13次降息，基准利率降至1％。低利率使资产价格上涨，2003-2006年，房价涨幅超过50％。低利率、房价上涨、没有首付的次级贷款、“有按揭支撑的证券”的流动，都在极大地刺激着房地产的投机行为，由此膨胀出一个巨大的虚拟资本。马克思把虚拟资本称为名义货币资本并且把它比喻为肥皂泡，所以，在美国房地产市场虚拟资本的快速积累过程中，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房地产泡沫。
但是，泡沫是不能无限制地吹大的。2004年6月，美国经济复苏，美联储担心通货膨胀和资产价格泡沫，两年内将基准利率从1％提高到5.25％。2007年3月，房价开始下跌。高利率和房价下降使许多低收入的次级房贷家庭无法还贷，次级抵押贷款违约率大幅上升，次级房贷危机爆发。表面上看，次级贷款危机的爆发由利率提高和房价下跌引起，实际上是，美国房地产市场虚拟出的巨大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远远地超过了美国人对住房的正常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实体经济中的价值规律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发生着作用。由于美国国内房地产市场的实际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无法兑现巨大的房地产价格泡沫，实际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这把利剑最终刺破了这个泡沫，房地产价格下跌，不仅向其价值回归，而且，由于在价格泡沫刺激下使房屋供给远远超出实际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房屋价格会持续跌落至其价值之下。
为这场危机买单的，首先是低收入阶层贷款买房者，他们丧失了住房，丧失了存款甚至倾家荡产。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学术顾问、东京大学伊藤诚院士指出，当年日本由投机易推高住宅价格，引诱劳动者家庭借款，结果导致巨大损失。这种住宅融资的攻击性推销，只能成为银行等各种金融机构新发明的现代化大规模的剥削手段。其次是公众的利益损失，它通过和次级贷款相关的债券贬值、金融危机及由此引发的全球性经济衰退，让公众来承受由此带来的损失。马克思指出，当经济中的泡沫破灭时，“只要这种贬值不表示生产以及铁路和运河运输的实际停滞，不表示已经开始经营的企业的停闭，不表示资本在毫无价值的企业上的白白浪费，一个国家就决不 ”但是，经济泡沫的破灭往往和经济危机相伴随，并且加剧经济危机，表现为虚拟资本大规模减少，信用危机程度加深，有价证券持有者的财富大幅缩水，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下降。本次金融危机毫无疑问地证明了这一点。
二、金融危机的根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
美国为什么要通过次级贷款来虚拟一个巨大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呢？根本原因是分配制度导致了贫富分化，使大量低收入者缺乏有支付能力的购买力。
资本主义是一个资本强权的社会，资本通过“提高劳动生产力来使商品便宜，并通过商品便宜来使工人本身便宜，是资本的内在冲动和经常的趋势。”“在资本主义生产中，发展劳动生产力的目的，是为了缩短工人必须为自己劳动的工作日部分，以此来延长工人能够� ”“在劳动生产力提高时，劳动力的价格能够不断下降，而工人的生活资料量同时不断增加。但是，相对地说，即同剩余价值比较起来，劳动力的价值还是不断下降，从而工人和资本家的生活状况之间的鸿沟越来越深。”所以，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提高劳动生产力的好处大部分由资本所有者占有，经济增长的绝大部分成果都必然会进入了少数资本所有者的口袋，伴随着经济的增长是贫富分化日益严重。资料显示，2005年，美国最富有的1％和1‰的人所拥有的财富都达到了1928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最富有的1‰的人口只有30万，他们的收入与最穷的50％的人口的总收入相当，而最穷的50％的人口有1.5亿。从1980年到2005年，最富有的1‰的人口的收入占社会总收入的份额翻了番。
贫富分化带来的问题是，“以广大生产者群众被剥夺和贫困化为基础的资本价值的保存和增殖，只能在一定的限度以内运动，这些限制不断与它自身的目的而必须使用的旨在无限制地增加生产，为生产而生产，无条件地发展劳动社会生产力的生产方法相矛盾。手段——社会生产力的无条件的发展——不断地和现有资本的增殖这个有限的目的发生冲突。”一方面，资本在竞争和信用制度促使下不断集中，资本集中加速了生产社会化程度的提高，生产规模日益扩大，社会财富日益增加。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决定的分配关系，使工人阶级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提高是有限度的，“工人的消费能力一方面受工资规律的限制，另一方面受以下事实的限制，就是他们只有在他们能够为资本带来利润的时候才能被雇佣。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最根本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的消费……。”在繁荣期间，增长更快的是资本获得的剩余价值和由此带动的资本积累，这就使生产扩张快于社会有支付能力的扩张，潜伏着即将爆发的经济危机。
在美国，由于贫富分化，大量低收入者缺乏有支付能力的购买力，但是，在资本主义制度范围内，不可能通过改变它的分配制度来消除贫富分化，避免经济衰退。而通过零首付的房屋次级贷款来虚拟出一个巨大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刺激总需求扩张，只能延缓经济衰退出现，并且通过虚拟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和“有按揭支撑的证券”的出售将全世界大量的投资者吸引到美国国内的住房市场上，进一步促进供给相对于美国国内实际有支付能力的过剩，加强了经济危机爆发后的深度，并且把世界其他国家带人经济危机之中。
所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所决定的生产相对过剩与劳动者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不足的矛盾，才是这次国际金融危机产生的根源。
三、金融危机爆发的助推器：市场失灵且缺少监管
凯恩斯认为，经济波动虽然是多种因素促成的，但是，“商业循环之所以可 ”即投资的波动是经济周期性波动的根源。而“在自由放任情形之下，除非投资市场心理有彻底改变，否则就没有办法避免就业量之剧烈波动；然而我们没有理由可以预料会有此种彻底改变。所以我的结论是：我们不能把决定当前投资量之责任放在私人手里中。”可见，在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中，必然导致经济衰退，国家必须对宏观经济活动进行有意识的干预，特别是要对投资进行一定程度的管制。在凯恩斯主义主导下，1945-1973年，在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实行有政府管制的资本主义，政府对经济和金融系统实行严格管制。
从古典经济学到现代的新古典及新自由主义，都主张市场是唯一有效的经济活动调节器，反对国家对宏观经济活动有意识的干预和实行有政府管制的资本主义。产生于20世纪20-30年代的新自由主义，在继承古典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基础上，以反对和抵制凯恩斯主义为主要特征，主张自由化，认为自由是效率的前提；主张私有化，认为私有制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基础；主张市场化，认为离开市场就谈不上经济，无法有效配置资源，反对任何形式的国家干预。马克思在100多年前就指出，自由市场经济“以生产资料分散在许多互不依赖的商品生产者中间为前提，……他们不承认任何别的权威，只承认竞争的权威，……”，“资产阶级……高声地责骂对社会生产过程的任何有意识的社会监督和调节，把这些说成是侵犯资本家个人的不可侵犯的财产权，自由和自决的‘独创性’。”可见，新自由主义并没有超越古典主义和马克思所处时代的资产阶级主张的无政府主义。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逐步取代了凯恩斯主义，资本主义国家信奉自由市场的市场经济，放松对经济和金融的管制。现在，资本主义世界所推崇的新自由主义之花结出了国际金融危机的恶果。
美国经济学家大卫·科茨指出，现代美国经济发展的历史证明，“新自由主义条件下，非常容易发生金融危机。美国在19世纪实行的是比较自由的市场经济，那时大约每10年左右就有一次非常严重的金融危机。到1929年，自由市场经济导致了美国金融体系的崩溃。此后，美国于1945-1973年期间实行的是管制的资本主义，在此期间没有发生一次大的金融危机，也没有一家大的金融机构破产。但是自1980年以来，随着新自由主义的抬头，美国经济出现了一系列的资产泡沫，并伴随着产生了相应的金融问题。比如，20世纪80年代，美国出现了一次比较大的危机，一种特别的金融机构——储蓄银行破产了，中央银行不得不耗资数千亿美元来挽救这些银行。90年代，美国股票市场又出现了一个吸引了全世界范围资金的巨型泡沫，这个泡沫在2000年破裂的时候也造成了数千亿美元的损失。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房地产市场又出现了一个巨型泡沫，而这个泡沫目前也在破裂。”这是因为，有管制的资本主义通过严格的经济和金融系统管制以及调节贫富差距的税收和社会福利制度，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决定的生产和消费的矛盾。新自由主义的主张反其道而行之，反对社会对市场有意识的监督和调节，而在生产社会化程度迅速提高和世界经济一体化快速发展的当代社会，自由的市场调节只能加剧生产和消费的矛盾，加深危机的深度和广度。
马克思对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的条件下的周期性经济危机进行的深入剖析表明，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市场失灵，是经济危机爆发的助推器。
首先，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以资本追求最大利润为目的，实现最大利润的重要途径是不断进行资本积累和扩大再生产，在资本不断积累过程中，生产无限扩大和消费需求相对不足的矛盾不断加剧。在无政府的市场经济中，只有通过经济危机的爆发来解决生产和消费的矛盾。经济危机周期性地爆发是资本主义自由竞争市场无法有效调节经济的表现，“社会的理智总是事后才起作用，因此可能并且必然会不断产生巨大的紊乱。”
其次，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信用制度是资本集中的有力杠杆，并且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信用制度通过为实体经济提供信贷资金支持，会产生虚假的社会需求来刺激实体经济生产的扩大。特别是在一些生产周期比较长的部门，生产的扩张会受到货币资本的限制，但是“这个限制被信用制度和与此相联系的联合经营(例如股份公司)打破了。因此，货币市场的混乱会使这类企业陷于停顿，而这类企业反过来也会引起货币市场的混乱。”本次国际金融危机的特点是，没有监管的次级房贷和金融创新创造了对美国房地产市场的虚拟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在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信用制度推动下使实体经济中的供求失衡，而实体经济问题的爆发又引发金融市场的混乱。因此，本次金融危机实质上是经济危机，而没有监管的次级房贷和金融创新是经济危机爆发的助推器。
对本次国际金融危机的原因的剖析表明，科学合理地设计金融创新，对市场经济体系进行包括金融体系、产业结构、收入分配结构必要的调节、监督、管制，是在资本主义制度范围内避免市场经济“不断产生巨大的紊乱”的基本保证。对市场经济进行必要的调节、监督、管制，是在资本主义制度范围内适应生产社会化程度不断提高所做的生产关系的必要调整，是社会向更高级阶段演进的结果。
参考文献：
[1]马克思，资本论：1—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2]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7。
[3]中国教育报[N]，2008—10—14。
[4]陈彩虹，世界大转折的伟大预言[M]，读书，2008，(10)，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5]陈彩虹，美国金融危机与我们[M1，读书，2008，(12)。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经济危机论文 篇五
1.美国金融监管改革内容。
美国历史上的大大小小金融危机对美国的整体经济发展造成了巨大的影响，所以，美国在2010年7月通过了《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和个人消费者保护法案》，其改革内容主要包括：①成立金融稳定监督委员会，主要负责监测和处理系统性的风险，便于控制金融危机的蔓延。②赋予美联储更大的监管职责，由于美国是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且政府部门对金融机构的管理削弱了金融机构的自身权限，从而导致美联储等金融机构缺乏基本的责任意识。③设立新的破产清算机制，过去金融机构在宣布破产之后，企业内部将面临瘫痪和混乱的局面，非常不利于解决实际问题，因此必须要设立新的破产清算机制，才能充分的协调好企业破产的后续工作。④实行限制高风险交易的“沃尔克法则”，沃尔克法则是奥巴马对银行业提出的重大改革，主要是限制银行利用自身资本进行自营交易，同时还起到限制商业银行发展规模的作用，并禁止银行拥有或资助对私募基金和对冲基金的投资，从而起到降低交易风险的保护作用。
2.欧盟金融监管改革内容。
欧盟也是受金融危机影响最大的国际组织之一，所以欧盟在金融危机后也加强了金融监管改革，例如陆续在2008年和2009年分别出台了《德拉鲁西埃报告》和《欧洲金融监管方案》，主要内容包括：设立宏观审慎的欧洲金融风险委员会，主要用于评估金融风险和预防金融危机存在的。建立欧洲金融监管体系，由于欧盟是由多国组成的国际组织，且实行经济一体化，所以必须要制定欧洲金融监管体系，才能全面的控制金融危机的影响。并且通过金融监管体系可以实现扩大监管范围，加强监管力度的作用。
3.英国金融监管改革内容。
英国为了应对金融危机后的残局先后出台了《2009年银行法》和《改革金融市场》白皮书，并提出了一系列金融监管改革方案，主要目的是为了预防金融危机的连续性影响，同时还可以有效地限制危机的蔓延和恶化，从而最大限度的降低经济损失。
4.G20峰会金融监管改革内容。
G20峰会是全球主要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就全球金融经济合作举行的最高领导峰会，2009年4月2日，在英国伦敦，各国领导人提出了雄心勃勃的全球金融体系改革，主要包括加强金融监管及摈弃贸易保护主义等主张。并且在华盛顿集会中明确提出了加强金融市场透明度和金融监管力度等要求，此外还主张金融市场应诚信、公平的参与国际合作，从而一起维护世界金融市场的稳定。次年在匹茨堡会议中经过激励的商讨最后各国一致同意重建国际金融体系，并建立平衡的经济成长架构，调整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决策结构，从而更好的起到经济危机后的整顿和保护作用。
二、经济危机后全球金融监管改革的整体发展趋势
1.监管主体集中，防范系统性风险。
经过经济危机后，各国在金融管理和金融监管方面都做出了相应的改革，且各经济体都集中地加强了原有金融监管体系的监管职能，便于第一时间预防和治理金融危机的影响。并且集中式管理措施，适合同一经济体制下的金融监管，所以集中主体的监管模式，适合大规模下的经济危机管理。因此，必须要制定高标准的监管体系，并根据经济体和各国的发展规律制定科学有效地监管措施，才能更好地将金融监管落实到实际应用中。此外，还要加强宏观经济调控，并建立监控和评估管理体系，才能有效地抵抗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各种风险。
2.扩大监管外延，实现“无缝监管”。
无缝监管主要是通过大面积的覆盖金融体系风险，包括金融机构、金融工具、金融市场等在内的金融体系，只有扩大金融监管的覆盖面，才能实现整体监管从而起到控制作用。此外，还要加强保护金融消费者权益，对于金融危机来说，影响最大的是金融机构和大型企业，其次就是金融消费者，因此，只有稳定住消费者的情绪并保障消费者的基本权益，才能初步构建完整的金融监管体系，才能实现无缝监管。同时还要加强对金融市场的管理和控制，并制定完善的市场发展规律，便于有效地稳定金融市场秩序。最后，还要加强对信用评级机构的监管，对于金融市场来说，信誉就是保障经济稳定的重要因素，因此必须要规范化业务范围，并调整业务内容，同时还要建立透明的监管制度进行严格监管，才能确保与国际标准化水平接轨。
3.国际合作化金融监管。
“团结力量大”体现了目前国际金融监管的主要发展趋势，受经济全球一体化的影响，经济危机也是全球性的，所以一旦发生经济危机对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都会造成直接影响，因此，世界各国必须要加强合作关系，才能从根本上降低经济损失。所以，必须要建立大型的金融监管合作体系，并根据各国的经济发展状况，有针对性的拟定合作条例，并根据各国的基本国情和国际性质，建立标准的金融监管框架，便于帮助各国及时的掌握将金融动向。此外，还可以通过完善资本补充制度，帮助各国均衡的实现金融监管，并提高限制金融杠杆比例，保障资本的正常周转。但是由于各国的国家性质不一样，所以，受金融危机的影响程度不同，且都有适合自己的治理措施，因此，必须要组织各国定期讨论国际经济的发展状况，并适时的提出相应的改革措施，才能有效地起到预防和监管作用。
三、结语
综上所述，金融危机后各国在加强金融监管改革方面一直在不断地努力，并取得了相应的成果。因此，只要加强各国之间的团结合作，并制定科学标准的金融监管体系，就可以有效地遏制金融危机的大面积蔓延。并且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各大金融机构面临的经济威胁越来越强，所以，必须要不断地完善改革措施，并加强宏观调控控，才能降低经济危机的频发率。总的来说，只有加强各国进行金融监管改革并强化监管改革力度，才能为世界经济的又好又快发展作出努力，才能为构建健康、和谐、安全的世界经济环境奠定基础。
经济危机论文 篇六
【关键词】金融危机预警与治理经济格局变化秩序重建
一、从墨西哥到亚洲：全球化时代的金融危机
1994年末和1995年初，墨西哥陷入严重的金融危机。这场危机被有些学者称为“全球化时代的第一次危机”。之所以这样讲，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这场危机发生在墨西哥加入”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后者被认为是全球化进程重要标志之一－－之后，在很大程度上是加入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必然出现的；二是这场危机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经济危机，即由于国内生产过剩导致的危机，而是金融领域的变化，特别是国际利率和汇率引发的危机。从这个意义上讲，墨西哥危机的爆发标志着金融危机取代了经济危机成为当代市场经济发展过程的首要的危机形式；同时也标志着金融领域在整个市场经济中的核心地位得到了确立。[1]
经济危机的教训和启示范文【优秀11篇】
毫无疑问，墨西哥危机的爆发是多因素造成的，但是这里笔者要特别强调一下政治因素，正如克南所说1994年春天资本流入的终止“源于人们对政治前景判断，特别是政策制定团体的政治命运的判断的改变……市场观点的改变不能归结为市场理解墨西哥经济具体情况的方式的改变。必须把这看作是市场对墨西哥重要事件－查巴塔造反以及克洛西奥被刺－理解方式的改变。”[3]因此，“墨西哥经历了一场政治引发的投机攻击，并且像滚雪球一样发展成金融危机。”[4]从另一个角度讲，危机的应对过程并不是单纯的经济过程，而是一个由某些利益集团主导的政治过程，它们为了自己的利益，牺牲了更大数人的利益。
亚洲危机，更确切地说是东亚和东南亚危机是从1997年下半年开始的。与墨西哥危机相比，亚洲危机在表征和影响上更具有全球性。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影响范围是全球性的。首先是印度尼西亚、韩国、马来西亚、菲律宾以及泰国出现了大规模的私人资本外逃，总量达到了1000多亿美元，占这些国家危机前国内生产总值的大约11％。这导致了这些国家货币的剧烈贬值。在一年之后，也就是1998年8月的时候，危机变成了全球性的。俄国、拉丁美洲等国都遭到了资本外逃的冲击。
2.对于各国以及世界经济运行产生的冲击更为全面深刻。各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国内需求、外汇储备、出口增长率等主要经济指标都出现了明显的下降。（参见下表）尤其对于长期以来保持世界领先经济增长率的东亚国家来说，经济的急剧下滑使各国政府显得手足无措，政局出现动荡。但是，更为严重的是，由于各国货币汇率的大幅度贬值，这些国家的公众长期辛苦积累下的财富一夜之间减损大半，造成了国际购买力的减弱以及生活水平的下降。本来已经大幅度减少的贫困人口数量出现明显反弹。
亚洲危机也对全球经济的增长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长期以来，东亚和东南亚一直奉行出口导向政策，充分利用了低劳动成本优势，是世界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东亚和东南亚经济的增长不仅拉动了全球经济的增长，而且有利于全球资源的有效率配置。亚洲危机直接影响到了全球经济增长总水平，并且不利于全球经济的均衡发展。
3.亚洲危机爆发的原因更加复杂，更具有国际性。经合发组织在一个分析报告中指出，虽然亚洲危机的直接原因在本质上是金融方面的，但是有越来越多的事实表明，这些国家产业的结构性弱点在其中扮演了根本性角色。[5]有学者认为墨西哥的危机是由于货币危机引发金融危机，而泰国等国是由于金融危机引发货币危机。[6]实际原因更为多样，因为亚洲危机是地区性的，牵扯的国家更多，而且各国情况也明显不同。经济学家马丁·费尔德斯坦（MartinFeldstein）指出，东亚各国的问题源于不同原因。泰国、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的问题是币值高估和固定汇率；韩国的问题是放纵一些金融机构承担大量的短期美元债务并且把这些资金投在高风险的长期项目上。因此整个地区经济的衰退反映的是“危机管理”的问题，而不是各经济体的基本特征（例如政府－企业关系、劳动市场原则、出口保护程度以及不愿意外国所有权扩大等）。[7]
从现有文献可以归纳出导致东亚危机的几个要素。
（1）国际贸易条件的恶化。1996年，日本、中国和欧洲的进口需求减弱，美国等国家对电子产品的需求量骤减，加上电子元件价格下跌，东南亚各国出口贸易受到严重影响。同年的出口贸易额增长率大幅度下降，有的出现了负增长。
（2）与美元挂钩的危险。80年代中期以来，东南亚各国相继与美元挂钩。由于美元汇价在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期大约10年内持续下降，所以这些国家的货币保持弱势，有利于出口。同时也吸引了日元的进入。从1995年开始，美元对日元的比价开始上升，从而造成了各国货币的升值，限制了出口，而且改变了日本在该地区的地位。在危机爆发之前，各国的现金帐户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赤字。证券投资的大量涌入加剧了赤字。在1994－1997年间，这些国家的短期债务与外汇储备的比率急剧增长。印度尼西亚、韩国以及泰国的这个比例在1997年中期达到了100％。本国货币钉牢美元的做法扩大了问题的严重性。
（3）周边国家的竞争。最大的竞争对手来自中国。中国凭借成本更低的劳动力、更优惠的投资政策以及更有潜力的国内市场吸引了大量的外资，并且在电子、玩具等诸多东南亚国家的传统优势领域中对后者构成了威胁，直接导致了这些国家出口的减弱。
（4）国内金融监管和财政调控能力的软弱。由于银行存款与放款之间的利息差额非常可观，银行和金融机构为追逐高额利润，积极扩大资产规模，造成物业过剩、通货膨胀率上升和以套利为目的的短期外资流入增加。而在危机中，中央银行无法通过提高利息来消除货币危机。只是一味地在外汇市场和期货市场直接卖出美元，买入本国货币，这容易招来拥有大量资金的国际投机家。
（5）政治因素。长期以来，东亚和东南亚各国的政治、财阀和金融之间形成了密切关系。这种体制虽然在经济起飞时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严重限制了各个行业根据市场要求进行灵活调整。尤其在银行业改革上，非常容易导致实权人物的反对。而危机爆发后，政府应对的失误，进一步造成了政府公信力的缺失以及政局的动荡，影响了危机拯救措施的有效贯彻。
4.亚洲危机引起的全球性反应更为强烈，国际组织的参与与卷入程度更高。尽管在亚洲危机的解决上，美国所表现的热情和投入没有在墨西哥危机中那么高，但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突出表现有目共睹。它们虽然采取的措施引起了许多方面（包括危机国政府和民众）的抵触和反对，但是其所扮演的危机解决牵头者和国际协调者的角色是不容置疑的。它们分别从政策建议、救援资金、国家间协调、预防对策等诸多方面对危机国提供了帮助。而且更重要的是，一方面，它们的协调行动体现了全球经济治理的端倪，表明在全球经济联系日益密切的今天，任何一国危机的解决都需要更多国际主体（不仅包括国家还包括国际政府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的参与和协作；另一方面，它们的行为直接引发了对于未来国际经济管制体制的争论。显然，以布雷顿森林
二、全球经济治理和经济预警：争论的焦点
东亚危机不仅对东亚模式提出了挑战，而且引发了对现有国际经济管制体制及其未来的争论。而后一个争论似乎涉及的范围更大，影响更广。随着全球化进程的进一步深化，已� 从本质上讲，这个争论所围绕的核心问题就是全球经济治理。尽管目前对于这个概念依然众说纷纭，但是逐渐形成了一个基本共识：全球经济治理是多层次、多主体的。在层次上涵盖了地方、国际、区域以及全球；在主体上包括各级政府、国际政府组织以及非政府组织。显然，治理不是“国家中心”的。正因为如此，半个世纪以来被视为国际经济制度支柱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世界银行在危机中以及危机后成为了关注的和批评的焦点。
冷战结束后，全球政治经济的基本特征由东西方对立的政治局面转变为南北分化的经济局面。市场体制获得了全球合法性，西方经济的优势地位更加明显化。主要由西方国家建立并控制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以及关贸总协定等覆盖范围有限的国际性组织转变成全球性组织。RobertSolomon在评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时说，伏尔泰曾经说过，神圣罗马帝国既不是“神圣的”，也不是“罗马的”，更不是“帝国”。用这个方式来描绘90年代以前的国际货币体系也同样适用。它不是国际的（因为俄罗斯和中国没有参见进来），比货币范围更大，而且离所谓的正式“体系”甚远。而90年代后，这种状态发生了重要改变。现在只有9个国家和地地区不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成员，它们包括：古巴、朝鲜、台湾、安道尔、列支敦士簦、摩纳哥、瑙鲁、图瓦鲁和梵蒂冈。[8]
伴随这种制度性扩张的是经济理念的扩散。80年代在英美等国盛行的“撒切尔主义”、“里根主义”进一步系统化，最终体现为1989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的“华盛顿共识”。它包括十项内容：在财政上严格控制，减少刺字；在公共开支方面，取消补贴，政府投资方向转到教育、健康和基础设施上；实行税收改革，扩大税基，边际税率要适度；在利率政策上，实行正的实际利率，减少资本外逃，提高储蓄；在汇率政策上实行“竞争性”汇率；实现关税最小化，推动贸易自由化；放宽外国直接投资限制；实行私有化；解除政府管制；改革产权结构。[9]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华盛顿共识“扮演了新的意识形态的角色，成为西方传播其理念，为其利益辩护的重要根据。从内容上看，”华盛顿共识“的侧重点是扩大市场的力量，而且实事求是地讲，在单项建议上具有相当的合理性，并且推动了国际资本在全球范围更自由的流动。但是，作为一个整体的经济发展战略，”华盛顿共识“具有两个明显的缺陷：一是只强调如何解放市场，不关注社会公正，只强调经济因素，忽视了政治因素。只强调给资本以自由，忽视了对资本的有效合理管制；二是其思想的最初版本来自西方经验，把发展问题线性化、单一途径化了，没有为其他可能性选择提供空间。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共识“的实现是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自愿的，而是胁迫性的。西方国家和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代表的国际组织常常用停止援助资金、贷款等手段来迫使发展中国家来实行。这种方式很容易产生不顾各国实际情况的武断做法，为了短期内能够实现经济自由化而忽视了相关的配套制度改革，并且容易引发社会矛盾，造成政治的不稳定。
“华盛顿共识”的弱点在东亚危机中充分暴露出来。首先是这些国家在缺乏制度保障的情况下，过快地开放了国内金融市场，造成了大量投机资本的涌入，使管制当局无法应付。其次，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的消极态度表明，国家利益在国际援助行动中依然是核心动力。在墨西哥危机中，美国表现非常积极，在它的推动下，经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商，在1995年宣布提供约480亿美元的援助（其中美国200亿，货币货币基金组织178亿，国际清算银行100亿）。而在亚洲危机中，美国并没有采取积极的实际行动，而是先对东亚模式横加指责，然后又压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危机国提出援助条件。至于日本，作为该地区唯一的经济强国，行为更为人所不齿。它没有积极协调地区行为，相反想借机摆脱本国长期经济衰退的困境。最后，资本的全球流动性与资本管理的局部性和有限性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现有的经济治理依然是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单位的，辅以区域性组织和一些国际组织。在区域组织上，目前最完善的是欧盟，而负责全球经济事务的国际组织主要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
在东亚危机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行动有许多不协调之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危机国大加指责，并且在救援措施上简单武断，试图把一切责任都推给危机国政府，把问题的原因都归结为国内，把自己树立成一个高高在上，毫无失误的全球“救世主”形象。而世界银行则显得低调一些，以斯蒂格利茨为代表的世界银行官员主张要客观全面地分析危机的起因，不能简单地否定东亚模式的有价值之处，而在危机救援中要考虑社会政治因素，尤其要尽量减少危机的社会冲击。他认为，这次的金融危机烈度如此之大又如此难以解决与两个条件有关：一是世界变了，最突出的是流向发展中国家的私人资本有了显著增加。要不是巨额国际资本流动的掺和，今天的危机就很类似于1980年的韩国或1983年泰国所碰到的问题。二是东亚国家已经放弃了过去运用得很成功的政策，在那儿金融自由化和资本帐户开放已经得到实施，但同时相应的监管措施却没有跟上来。[10]在这些条件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应该进一步反思自己，对国际治理结构和制度的进行更合理、更具有建设性的改革。
两大国际组织在看法和行动上的分歧主要基于两个原因：一是东亚模式是世界银行总结和倡导的，因此不可能主动摧毁；二是世界银行的官员许多来自发展中国家，而且作为副行长的斯蒂格利茨在理论立场上一直强调国家的有效作用与市场应有作用的有机结合，因此更强调社会政治因素。
更重要的是，这种分歧也充分说明检讨现有的的国际经济治理结构的问题并进行改革日益紧迫。东亚危机以来，越来越多的主体介入了对这些问题的讨论中。概括来说，这些讨论有三个主题：
1.对国际经济治理结构和制度的批评
无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批评的焦点。批评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现有的国际经济治理结构和制度实际上是根据20世纪30年代经济危机的经验建立的，因此无法适应新的形势，作出更合理的反应。萨克斯等人认为，在1997年危机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政策失误表现为：夸大了问题的严重性，因此肯定在措施上不谋求在短期内恢复信心；从一开始就把危机归结为国内要素的基本缺陷，而不是债权人自己造成的恐慌，实际上加剧了市场的动荡；其采取的措施使债权 货币从紧政策在通常情况下可以加强一国汇率，但在恐慌时期却减少了国内经济的流动资金，削弱了商业借款人，给银行增加了压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的不确定性削弱了借款人的信心。总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措施实际上起到了“在剧场中喊失火“的负面效应。[11]曾经担任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义的费尔德斯坦指出，导致印度尼西亚和韩国经济崩溃的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该组织中盛行的全球主义。他的结论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试图强加给亚洲的‘大刀阔斧的结构性和制度性改革’，无论从短期还是长期来看，都将带来恶果。”
第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国际官僚，其行为缺乏民主和监督，很容易成为暗箱操作。有学者指出，实际上早在墨西哥危机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内部就有报告指出了一些缺陷，但是很快就被掩盖过去。而在东亚危机爆发之前，组织内部报告就提出了印度尼西亚存在着危机隐患，并且写进了康德苏访问印尼的讲话稿中，但是在访问印尼时，康德苏有意忽略了这些内容，只赞扬印尼的优点。而在解决危机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无视其他意见，一意孤行。造成的结果是，就像墨西哥在1994年到1995年那样，韩国和其他亚洲国家是由于自己没犯下的罪行而受到惩罚。这些国家的通货膨胀和政府财政预算都受到控制。它们不是罪人，却是不健全的国际汇率制度的受害者。[12]
第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国际资本利益的代表，是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工具。长期以来，这一直左翼学者坚持的观点。比如著名学者阿明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其从一开始建立就受美国控制；2）、从来无法迫使大国接受自己的建议和措施；3）、在与第三世界的关系，未能阻止债务危机的出现，也没有有效地解决债务危机；4）、对于东欧国家的经济转型，把过多的精力，不顾世纪情况放在实现这些国家的货币可兑换上，使这些国家承担了巨大的代价；5）、没有实现自己目标的实际权力，不过是七国集团的工具。[13]在亚洲危机中，越来越多的学者加入到批评的队伍中，其中最突出的有萨克斯、詹姆斯·托宾、乔姆斯基、巴格瓦蒂、斯蒂格利茨等人。这些学者大部分属于西方主流队伍，其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批评在表面上似乎并不合理，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充分说明了现有的国际经济治理结构存在问题的严重性。
萨克斯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权力的一个重要基础就是，它是美国财政部干预发展中国家的工具。[14]而巴格瓦蒂讲的更加明确。 他说，华尔街之所以对华盛顿具有超凡影响力，原因很简单，趣味相投、地位显赫的各界名流形成了一个小圈子，他们大多来自华尔街、财政部、国务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世界银行等最著名的机构。财政部长鲁宾来自华尔街；阿特曼从华尔街来到财政部，接着又回去了；尼古拉斯。布雷迪（NicholasBrady），曾任布什总统的财政部长，现在重操金融旧业；恩斯特。斯坦（ErnestStem）曾任世界银行代行长，现在是J.P.摩根的总裁；詹姆斯。沃尔芬森（JamesWolfensohn）曾是一名投资银行家，现任世界银行行长……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了维护这个集团利益的重要工具，它考虑问题的出发点不是危机国，而是资本。[15]
2.改革国际经济治理结构和制度
对于现有的国际经济治理结构和制度，有两种看法：一种看法是取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建立有能力管理和协调全球货币，充当最后贷款人的新机构。在目前情况下，这种看法过于极端，缺乏可操作性。另一种看法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这两大组织并没有过时，不应该终止，而应该进行改革，使之更开放、更透明、更有效力。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森在谈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时指出，它并没有过时，对于稳定很有必要。世界经济和金融的领导作用是把短期稳定与长期稳定工作结合起来，另外就是保护易受伤害的国家。此种看法中包括多种建议。这里罗列几个有代表性的：
第一，加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公开性。萨克斯提出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从三个方面入手：1）公开所有计划资料，公开进行讨论并接受批评性检查；2）执行委员会要监督成员的工作，不能只是橡皮图章；3）结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发展中世界虚假的政策制定垄断。
第二，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管理权限。在这个问题上，美国财政部长萨默斯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康德苏持相反的立场。前者认为，除了帮助最贫困国家减低债务负担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应该把注意力放在预防和解决危机上，这意味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不再承担向发展中国家进行中长期融资的任务。而康德苏认为，许国家还需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支持，而且不可能把世界各国区分为对金融体制有重大影响和无重大影响的两类。应该进一步提高基金组织的地位和权力，使 [16]
第三，重新确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政策制定的基本原则。费尔德斯坦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提出的改革应该符合三个条件：1）、对于同国际资本市场接轨是有必要的；2）、不能干涉国家所固有的法律权限；3）、改革内容同样也适应于主要工业化国家。他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制定政策上，要放弃美国模式，根据各国的具体情况提出适用的改革方案。
第四，对国际经济治理结构进行全方位的改革。曾担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高级官员的高塔姆·卡吉，佩赖·米斯特里，提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应集中精力处理国家与国际的可能影响金融市场全球化的政策、困难和问题。它的目标应是实现国家、地区和全球这三个层次的协调。除了发挥监督作用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应着力消除或迅速矫正由发达的或者新兴市场暂时故障引起的混乱。可以采取的措施包括：增加中央银行的储备，通过实际提供预先安排和预先谈判好的给受危机影响的新兴市场的中央银行和其他主要金融机构的备用信贷，以恢复信誉，防止传染的蔓延。世界银行应将更多精力集中在机构、市场、市场支持构架及其他有利条件。它还应该处理相关的实际的和基本的困难与问题。世界银行应作如下努力：加强商业银行体系，设立财产重组基金，改进地区投资银行业务和提高公司的金融能力，参与发展和加强电子通信系统，提高非政府部门市场的运行效率。世界银行应帮助发展国家和地区的健全的衍生品市场，制定对风险管理的全球标准，它应参与在整个金融服务部门建立长期的和非自愿储蓄的更可靠的机构。金融服务部门包括保险公司、共同基金资产管理、投资信托基金以及自愿和非自愿退休基金储蓄等。它需要积极努力，为非政府部门企业进入金融市场－－首先进入国内金融市场，然后进入地区和国际资本市场－－开辟直接的渠道。它应该注重基础设施部门的私有化和私人投资，以及新兴市场中政府行为的透明度及其责任，同时改变过分考虑缓解贫困（不过是言论多于行动）的态度。[17]
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在克林顿总统的建议下，组织了“theIndependentTaskForceontheFutureoftheInternationalFinancialArchitecture”其中包括了许多学界、政界以及企业界的知名人士。该组织的报告摘要发表在ForeignAffairsVol.78,No.6,1999上。改报告提出了六项原则：1）鼓励新兴市场加强危机预防；2）允许储蓄流向回报最高的国家和行业；3）加强私人债权人、官方债务人以及官方债权人在危机过程中的责任；4）加强以市场为基础的激励机制在危机预防和解决中的作用；5）进行双向的金融改革，工业化国家要发挥作用；6）重新调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发挥作用的领域。它提出的建议包括：1）、给那些能够“管好自己家”的国家更大的鼓励；2）、调整资本流动的数量和结构；3）、私人部门要承担应负的责任，遵守市场纪律；4）、停止钉牢利率；5）、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要用在刀刃上；6）、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要调整关注对象，把注意力集中在基本要素上；7）、为改革创造制度支持。
除了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外，还有学者提出要加强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国际证券委员会组织以及国际清算银行等组织。尽管这些组织在相关领域的管理方面取得了很大进步，但是它们对于各国政府的行为的监督和引导缺乏有效的执行机制，并且彼此之间的协调关系也存在着问题，依然有很大改革和深化空间。
总的来说，全面改革国际经济治理结构和制度是一个长期而且系统的工作，并且牵涉到各方面的利益，因此将非常艰巨。
3.建立全球经济预警系统，尽可能减少金融危机的冲击，缩小影响范围。
全球金融市场充满了风险，要进行准确及时的预警显然非常困难。可以肯定地说，现在还没有一套非常有效的预警系统。但是一些学者的研究成果还是富有启发意义的。
萨克斯等 没有流动资金的贷款者虽然缺乏现金来支付债务，但是其资产的能力足以支付未来的债务。但是，债权人个体由于担心贷款无法偿还，会停止贷款，这样会在债权人中间产生连锁效应，最后导致资本市场的自我恐慌。当资本市场不向具有清偿能力的贷款者提供新贷款的时候，没有流动资金就会导致金融危机。亚洲危机不是因为没有清偿能力，而是因为没有流动资金。因此，他们认为，危机是由债权人对其他债权人期望的剧烈变动引发的。他们根据1994-1997年在24个新兴市场中发生的9次金融危机的情况，建立了一个概率单位模型。在这个模型中，他们提出了7个危机预警指标。它们分别是：短期债务/外汇储备、债务人信用/GDP、资本流入/GDP、现金帐户/GDP、外债总量/GDP、真实汇率的变动以及腐败的比较指数。他们通过分析指出，只有前三个与危机有重要关联，而其他提供的或者是错误信号，后者是不重要的信号。
由艾斯里·德谟夏克一坎特（AsliDemirguc-kunt）和德特拉加克（EnricaDetragiache）进行的一项研究发现，银行危机最重要的预兆是：宏观经济因素（低增长和高通胀）、高利率、资本外流的易动性，国内金融自由化和无效的法律实施。
多米尼克·萨尔瓦多提出的预警指标包括：经常项目赤字（国内投资减储蓄加政府开支减财政收入）；全部外债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短期外债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经常项目赤字减去外国直接投资后的数量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外债过大而需要致富巨额的利息和费用，使异国容易面临资金枯竭和外国投资者因害怕该国无法履行债务而突然撤走资金的风险。其他制指标包括：一国短期债务与国际储备的比率，偿付外债与其国际储备的比率；偿付外债与其出口创汇的比率；一国的外汇储备所能支撑的进口付汇能力的比率。 [18]
东亚危机与以前发生的危机的显著不同点就在于许多东亚国家的宏观经济基础是相当牢靠的，表现在高储蓄、预算盈余或少量赤字、低通胀以及相比较而言为数不多的外债等多人面。尽管一些同家（如泰国）有较大的经常项目赤字，而另一些国家(如印尼）的经常项目赤字却不大，有的国家（如韩国和马来西亚）的赤字不仅适中而且还在下降。虽然东亚危机有其独特指出，但是众多研究表明，在危机预警指标中，与流动资本相关的各个指标带有更强的关联性，因此也特别值得重视。
著名经济学家托宾对东亚危机的分析在这里很有启发意义。以下是他对资本流动如何导致危机的各个步骤的分析：
挂钩：一个国家把货币跟另一种“硬”货币——美元、日元、德国马克（这三种货币是全世界都接受的）或三者联合起来——挂钩。这是为了促进国际对该国货币的信心。中央银行答应，它将根据挂钩汇率在外汇市场买卖本国货币，以换取硬货币。为了履行这个承诺，中央银行持有硬货币储备。承担的诺言通常不是规定明确的价格，只是一个价格范围。挂钩汇率往往在宣布后慢慢下跌。
货币定价过高：如果一国的挂钩汇率定得过高，出口货价格对外国人来说会偏高，居民却认为进口货便宜。于是就出现令人吃惊的贸易赤字。投机者开始怀疑挂钩汇率可能会支撑不住，那就是，中央银行储备金不够，无法兑现诺言，在需求时把本国货币按照挂钩价格换成硬货币。
恐慌：在全球自由市场里，大量私人资金可以以闪电般的速度转移到任何地方。一旦一国的中央银行捍卫挂钩汇率的能力受到怀疑，投机性的资金流动能迅速使它的储备货币迅速化为乌有。遇到银行发生挤提，仓促溃逃的群体心态便会出现，迫使这个国家放弃挂钩汇率，让本国货币汇率下跌，以便保存剩余的储备。
三、发展中国家：风险与机会
AlexandreLamfalussy说：80年代“世界金融体系突然间发生了三场革命－解除管制，国际化以及创新”。[20]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在国内经济发展要求和国际压力的推动下，它们开放国内金融市场，允许外资的进入，实行浮动汇率。这些措施深化了这些国民经济与世界市场的联系，尤其为西方资本提供了新的利润空间（见表二）。与此同时，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金融创新以及西方各国金融制度的改革也为西方资本的向外输出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特别值得强调的是，资本的全球流动并不单纯是一个经济现象，而是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是在西方政府的推动和支持下完成的。E.Helleiner认为，80年代各国对金融体制实行的自由化实际上是政策制定者在面对明确的问题和选择情况下精心采取的政治决定。[21].而美国政府在其中的作用最为突出。例如，为了解决70年代出现的货币市场共同基金（MMMFs）对银行的冲击，1982年，美国国会通过了“根斯特-杰曼法案”，允许银行提供货币市场存款帐户（MMDAs），以此为银行提供与包括建立证券机构在内的非银行机构公平竞争的条件。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这项法案对于维持金融市场的竞争起到了作用，但是也鼓励了非银行机构的发展，实际上为货币市场共同基金的发展提供了机会。
政府与资本的有效互动进一步巩固了西方国家在全球金融市场中的优势。以金融创新为例，80年代以来的主要金融创新基本上都是在美国完成的（见表三）。金融创新是一种双向的工具。一方面可以为资本向外流动提供更简单便捷的手段和途径，另一方面也有利于政府的监管能力的提供，可以更有效的防范金融风险。在创新领域中，谁第一个创新，谁就会第一个受益。西方国家在这方面占据了明显的优势。而发展中国家则暴露出明显的缺陷。
这种缺陷集中体现为金融管制体制无法适应过快的金融自由化。这实际上陷入了一种“管制陷阱”：一方面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为了防范金融风险加强和完善了金融管制，这不仅起到了规范国内资本投机行为，防止更大的风险出现的效果，而且也迫使投机资本向国外转移，实际上起到了转移风险的作用；另一方面为了本国资本寻找新的投资空间，诱逼发展中国家不顾本国制度情况和实际后果加快金融自由化的步伐。而这些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相比存在着管制上的严重不均衡。结果是大量投机资本蜂拥进入这些管制不力、有利可图的国家和地区。而一旦攻击得手，就会趁对方来不及反应迅速撤离。
“管制陷阱”的存在造成了近20几年来世界金融危机呈现出两个基本特点：一是危机的主要发生地是发展中地区（见表四）。二是越是发展迅速，对流动资本越具有吸引力的新兴市场越容易发生危机。到1997年东亚危机发生时，几乎所有发展迅速的新兴市场都不同程度经历过了危机。
在发展中国家中，到目前为止，有两个国家有效地避开了金融危机的攻击。它们分别是智利和中国。二者在避开冲击的手段上非常不同。智利政府实际上采取的是“托宾税”来管制短期资本流动，而中国则由于没有开放金融市场，实行货币可兑换，所以限制了短期资本的进入。另外，中国的外国投资政策的重点是吸引直接投资，这也防止了外国资本的波动性。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来说，中国与智利的做法也许没有太多的直接借鉴意义，但是这些做法说明了一个根本的问题：要有效地管制短期国际资本。当然，在全球经济日益联系密切，各国经济进一步开放的条件，有效地管制不等于全面限制，那是消极的做法，而是要积极地改革国内金融监管体制，加强国际合作，并且逐步使国内政治、社会、经济等领域的发展协调起来。
对于许多发展中国家来说，存在着一个认识上的恶性循环：往往在危机出现后把原因归结到政府头上，诱发了对政府的普遍不信任，从而导致了政府各项措施（不管是否合理）无法有效执行，使危机更加严重，引发政府，政局动荡，危机更加难以克服。出现这种恶性循环的原因一方面在于这些国家政府能力的缺乏；另一方面在于对市场的盲目信 最终结果是把政府与市场之间的矛盾极端化了，不可调和化。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民族国家依然是最基本的政治-经济单位，政府依然有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对于发展中国家尤其如此。政府是维持社会秩序的唯一合法主体，而秩序的存在是经济增长的根本保证。正如斯蒂格利茨所说，深化、高效和健全的金融体系对经济的增长与稳定是何等重要，但若离开了稳定和增长，这种深化、高效和健全的金融体系就不可能形成。显然、政府个其中扮演了一个关键的角色，这不仅直接体现在监管金融体系上，还体现在建立一套鼓励谨慎有效行为的激励机制上。[22]
经济危机论文 篇七
关键词：美国金融危机市场原教旨主义动态比较利益理论国家战略
一、美国金融危机的本质
目前美国金融危机，是美国国家信用的危机，也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的破产。系统性的危机发生以后，理论的假设前提就变了，“市场经济均衡论”体系瓦解了，相关的模型，指标和参数也失灵了。我们说这次危机比1929—1933年大危机更加严重，是说在1：30的金融杠杆的翘动下，全球经济95％虚拟化，一旦紧缩程度及其猛烈。我们又说危机是有希望被克服的，是说目前国家干预和国际协调的力量大大加强了。在关键时刻，各国政府没有遵循新自由主义经济学那一套，而是开始联手挽救经济，不象80年前那样，大家迷信“看不见的”。现在的美国决策者并不真正相信这一套，他们向别人推销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和“休克疗法”，是为了本国资本收购他国廉价资产；一旦自己国家金融崩溃，他们绝不紧缩，而是大力度扩张。正因为如此，世界经济才有了一半希望。另一半希望，就是没有完全卷入“全球化”的中国，有庞大的内部需求尚待启动。在世界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面前，完全有可能先稳定后发展，并带动全世界经济稳定与发展。与此同时，中国文化将同时崛起，国际地位将空前提高。中国将真正做到早就说过的：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
二、破除“市场原教旨主义”“均衡市场”只是一种假设
思想与路线的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而理论的假设是否合乎实际，又是战略与政策的基础。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就是市场经济均衡论。在美国政府呼吁国会通过救市方案的时候，美国有120个经济学家联名写信反对。他们在捍卫教科书上自由经济理念。他们自己迷信市场，也教学生迷信市场，经济如果出了问题，肯定不是市场造成的，而是市场经济还不够发达，还不彻底。为什么我们必须相信市场？是因为市场机制可以自动使经济达到均衡。市场机制是什么？是价格机制。价格由供求关系所决定，又可以自动调整供求关系。国际收支决定汇率，汇率又调节国际收支。资金供求决定利率，利率又调节资金供求关系。市场自身的缺点是存在的，如信息不对称，外部性和垄断，需要政府来补充，但是，市场机制在本质上是均衡的，物价高了，自然会跌回来；跌了，自然会涨回来。政府不能干预。
有两个犹太人反对均衡论，一个是大左派马克思，他说资本主义会发生周期性经济危机；一个是大索罗斯，他说垄断和预期会改变供求关系本身，从而使市场丧失均衡，特别在金融市场上是如此。他说，均衡市场虽然到处存在，但对于投资者没有意义，因为只能够得平均利润率。只有非均衡市场才有获得超额利润的机会。他也预言了中国的崛起：在某些历史时期，某些国家会出现非均衡的崛起。我们看到期货、股票、房地产、涨起来没有边，跌起来也没有头。实际上，大多数国家、企业和个人，也都不是均衡发展的。否则暴富群体从何而来？两极分化从何而来？文明兴衰又从何而来？
市场经济均衡论的直接目的是反对国家干预经济。在一般情况下的确如此，但是在市场失灵的时候，特别是发生系统性危机的时候，国家必须干预，各国必须联手干预。1998年亚洲经济危机，中国干预了，保持了稳定。但是我们自己不敢总结自己的经验。为什么？因为我们打破了香港100多年以来的“积极不干预”的“惯例”，变成了积极干预。敢做不敢说，说明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话语霸权的猖狂。还是索罗斯比较坦率，他说我为什么败在中国手里？没想到中国政府“不守规矩”。
的确，有些规矩和理念是不能遵守的，比如“人民币自由兑换”，在近期内就不能实行。相反，我们还要加强对国际投机资本的管制。这是我们国家能够在国际金融危机保持稳定的“杀手锏”。
三、_比较利益是动态的可用国家力量来帮助提升
前几年我和“主流经济学家”辩论“以裤子换飞机”的问题。他们一直主张中国发挥劳动力优势，用劳动密集型产品换取发达国家高科技产品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导致中国30年来出口导向型经济过度发展，依赖发达国家市场，低成本盲目扩张。一旦世界经济衰退，必定遭受重创。这是多年来新自由主义经济学鼓吹比较利益理论的恶果。
比较利益的确存在，这是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的基础，但不能把它静态化。比较利益或者说“发挥优势”，主要是指自然资源而言。中国和中东做贸易，只能是出口劳动密集产品而进口石油。为什么？因为中国没有石油。用裤子换石油是合理的，在一定时期用裤子换飞机也是合理的。但是，长期甚至永远用裤子换飞机就是不合理的。因为，飞机与石油不同，是人造的。凡是人造的东西，都可以通过加速教育，扩大投资和强化科研解决，作为产业在一定时期需要国家保护。这就是说，比较利益是动态的，是可以升级的，升级所依靠的不仅是市场机制，也包括国家和社会力量。
在动态比较利益理论指导下，一个国家特别是大国应两条腿走路，一方面以裤子换飞机，一方面用卖裤子赚的钱造飞机。以国家力量为主导发展战略产业是必要的，特别是航天航空、核与电子。重型机械，精密仪器，汽车造船的技术升级，可以引进外资，也需要国家鼓励自主创新的政策扶植。不可用静态比较利益为指导思想来制订长远发展战略，把我国产业长期定位于国际产业链的低端。这样，我们庞大的储蓄和外汇储备将无从使用，劳动密集型产业过度发展，只能廉价出口，过剩的资金成为投机资本或者外流。国家应采取系列政策加速技术进步，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大战略。
四、金融创新不能盲目发展巨额外汇储备应为国家战略服务
美国主流经济学家提出“金融创新论”，整整左右世界经济30年。他们提出，金融应超前于经济发展，各国应实行货币自由兑换，利率市场化，实现全球范围内的资本自由流动。金融衍生工具极端膨胀，使全世界变成了一个大。世界经济在1比30的金融杠杆放大之下，高度繁荣；一旦破裂，高度紧缩。问题在于，金融创新的制高点是掌握在美英国际投机资本手里的。
他们有资本有经验，可以把发展中国家玩弄于股掌之中。所谓“规律论”与“阴谋论”之争，是对立统一。有没有阴谋不是法律概念，而是一种假设。金融创新是规律，也有陷阱。在国际投机资本空前强大，到处制造危机和崩溃的背景下，我们宁可假设有阴谋，以提高警惕，注意金融安全。看看那些“国际投资银行”是怎样在中国兴风作浪，他们的报告和代言人是如何影响决策，操纵舆论，就可知问题的严重性。我国股市两次大规模崩盘，都是在创业板推出的前夕。创业板不能推出，就延缓民间企业技术进步速度。在中国股市从2400点跌到1000点的时候，“国有企业衰亡论”甚嚣尘上，预期极差，与此同时，我们就大量贱卖国有资产。
这样的里应外合，难道只是巧合吗？我国巨大的外汇储备，竟然购买美国次级债，前一段又有人鼓吹去美国“抄底”，这万万不可行。所谓“牛市不言顶，熊市不言底”。我们不知道“底”在哪里，也不应该去购买美国资产。人民币升值的长期趋势仍旧存在，但目前阶段需要稳定。一定要严格控制投机资本自由流动。人民币不能宣布自由兑换，但是在强势预期下可以自动出境，可以通过香港局部开放人民币的自由兑换。
经济危机论文 篇八
传导在危机发生以前，美国的金融监管系统具有功能性监管和一体化监管的综合特征，所以美国监管模式就兼具了二者的优势，即一个专业化的监管者用一以贯之的原则对具有不同法律性质的企业实施相同的监管，同时避免了功能性监管模式的权限界定模糊问题。但是美国这样的监管结构也避免不了以下弊病，即因为该监管机构过于庞大，会将工作划分为不同的业务部门，那么如果不同部门的信息交流存在障碍且得不到重视，那么危机隐患就深植于系统中了。美国从两个层面进行金融监管，即从联邦层面和州立层面分别进行监管。在联邦政府层面上，有五个机构行使监管和审查的权力，即货币监管署、美联储、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储蓄管理局和国家信用社管理局。除了国家信用社管理局，上述机构管辖权的边界经常是模糊的，并且他们的责任是重叠的。日本的监管结构具有一体化监管模式的特点，即由金融危机管理局独自负责日本金融服务领域的安全稳健发展，日本金融危机管理局下设了金融服务管理局、财政部和日本央行三个机构，可以掌握企业经营活动更加综合全面的信息，并且避免了功能性监管和机构监管模式的权限界定模糊问题；但是如果日本金融危机管理局监管缺失，那么监管体系内就没有其他机构弥补错误。德国和英国都是采用一体化监管模式的主要代表。在2002年之前，德国采纳的是机构监管模式，即联邦银行监管办公室、联邦证券监管办公室和联邦保险监管办公室分别监管银行、证券和保险业。但是鉴于跨领域经营的金融产品的日渐增加，德国采纳了一体化监管模式。在该模式下，联邦金融监管局和德意志联邦银行共同进行金融监管。联邦金融监管局负责监管的是三个传统的金融部门，即银行、证券和保险，德意志联邦银行负责监管银行业。并且鉴于德意志联邦银行对银行业的监管与联邦金融监管局有一定的重叠，二者在理解备忘录中重新规定了具体的权力界限。综合考量上述三个经济体的监管结构，我们可以观察到三个经济体在经济危机发生之前都采纳了一体化监管模式，那么危机的发生就使得我们不得不重视一体化监管模式的缺点。在一体化监管模式下，如果监管者忽略经济发展中的致命缺陷，或者没有发现监管缺陷孕育的系统性风险，那么就没有其他的机构来弥补该过失了。除此之外，由于一体化监管者过于庞大，所以一般会被划分为易于管理的几个部门，而且一些国家由于历史遗留问题等原因，还有一些与一体化监管者监管领域重叠的机构存在。所以要想发挥一体化监管的优势，就必须要加强各个部门的信息交流和协调。三个经济体都采纳了类似的一体化监管模式，各自的一体化监管者都忽略了监管系统中的致命缺陷，危机影响的广度就不仅限于美国国内，也不限于美、日、德三大经济体，而是还包括与它们有密切经济往来的新兴经济体，危机迅速在世界蔓延。
二、美国金融监管的改革危机发生之后
美国监管政策和监管框架的变动经历了从《现代化的金融监管结构蓝图》到《金融监管改革：一个新基础》监管改革意见出台，再到《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与消费者保护法案》监管改革法案的出台。最终，在《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与消费者保护法案》颁布后，美国的监管框架有了较大的变动。《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与消费者保护法案》是在《金融改革：一个新的基础》与沃克尔法则的基础上加工而成的法案。《金融监管改革：一个新基础》方案主要提出要实现以下五个监管目标：
一是推进对金融机构的有力监管。该目标的提出主要是因为，监管者没有要求公司在经济繁荣时期持有足够的资本金来防范可能到来的萧条时期的风险；
二是建立对金融机构的综合监管。此次经济危机是在金融市场经历长时期显著增长和创新后发生的，伴随增长的不是风险被适当地分散，反而是以隐蔽并且复杂的方式将风险集中化，所以要对涉及的所有受益方都进行监管；
三是保护消费者和投资者。虽然许多机构都有保护消费者的权力，但是监管空白和监管不力的问题还是存在的；四是为政府提供治理经济危机的必要工具。银行持股公司或者非银行金融机构面临破产时只有两个选择，即外部融资或者破产申请。但是这两种方式都不能将纳税人的损失最小化来阻止系统性风险蔓延；五是提升国际监管标准和加强国际合作。全球见证了危机跨越国界漫无边际地快速传播，但是现在建立的监管仅仅局限于单一国家层面，没有统一的监管框架会加剧全球金融系统中的系统性风险。《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与消费者保护法案》旨在“通过改善美国金融系统的透明度来推进金融稳定，结束‘大而不倒’的状况，通过终结紧急救助来保护美国纳税人，使消费者免受金融服务行为不当造成的伤害等”。法案改变了危机前的监管结构，如增设了新机构，同时合并和废除了某些机构来监管系统性风险。受该法案影响的危机前设立的机构有联邦存款保险公司、证券交易委员会、货币监理署、美联储、证券投资人保护公司和储蓄监管局。其中储蓄监管局被废除，其权力被移交给货币监理署、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和美联储。
经济危机主要暴露了以下监管系统的缺陷：
首先，没有机构负责整个金融系统的风险评估，所以法案想要建立一个使管理者能够纵观全局的体系。设立的金融稳定监督委员会和金融研究局附属于财政部，前者负责识别繁殖于金融和非金融组织中的、对美国金融稳定有威胁的风险，后者负责提供关于金融系统管理、技术和预算分析；其次，“大而不倒”问题严重。法案提出该类型的公司将要比其他公司获得更加密切的监管，并且禁止了银行的附属机构使用自己的账户进行交易，每年要接受一次美联储的压力测试，还要每年自测一次。此外，法案通过了“有序清算机构”使大型机构安全地倒闭的决议。在清算之前，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和证券投资人要确保清算对于维持金融系统的稳定是必要的，而不是从清算涉及的金融公司的角度来判断清算实施的必要性；
再次，危机暴露了重复监管问题。法案通过对监管机构调整，将权力移交给货币监理署、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和美联储，废除了储备监管局。总的来讲，美国、日本和德国等主要发达经济体都采取了一体化监管模式，各自的一体化监管者都忽略了监管系统中的致命缺陷。
最终，在相同的监管结构下，在没有任何监管“防火墙”的作用下，危机就蔓延开来。虽然机构监管模式、功能性监管模式、一体化监管模式和双峰监管模式都有各自的漏洞，但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都在试图融合各个监管模式的优点以解决危机中暴露出来的缺陷，我国也应该借鉴它们的经验和教训。
经济危机论文 篇九
匈牙利高等教育学费制度已有150年的历史。奥匈帝国时期，学费被称作听课费，学生按照上课的次数交费，学费收入的大部分用于支付教师工资。一战结束后，霍尔蒂政府也沿用了收费教育制度。1941－1942年，匈牙利进行学费制度改革，首次引入差别学费制度。大学根据学生家庭经济状况收取相应额度的学费，富有的学生缴费多，贫困的学生缴费少。在社会主义时代，匈牙利推行免费教育，只有学习成绩中下的学生需要交学费，学业优良的学生均可享受免费教育。1989年匈牙利社会制度变革之后，新上台的第一届政府倡议对原社会主义时期的高等教育免费制度进行改革。匈国会各党派一致认为应该抛弃以前的“伪免费”，采取收费制度。收费有利于激励学生取得更好的成绩。国家对于贫困生应实行学费减免，对于勤奋学生则提供政府奖学金作为鼓励。但这一规划由于学生组织的抗议最终宣告流产。制度变革后的历届政府都曾试图推行大学生收费教育，但均因学生的强烈反对而未能得到长期贯彻实施。2008年经济危机席卷全球，匈牙利成为此次危机受影响最严重的欧洲国家之一。至2010年，匈牙利国债占GDP的比重已经达到82%。为了减少国家债务，促进经济增长，匈牙利政府于2011年3月出台了以减少支出为目的的赛尔•卡尔曼计划(1．0版)结构性改革措施，提出对医疗、养老、教育等领域进行改革。［1］该计划指出了匈牙利高等教育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匈牙利的教育体制与国民经济和劳动力市场的真实需求有较大差距。高等教育机构以高昂的费用培养了大量不适应劳动力市场的大学毕业生，而劳动力市场需要的不少人才却离开了匈牙利。由于不收学费，一些大学生并不急于毕业，而更愿意在大学校园内多待几年，利用教育资源。这一切都浪费了大量公共财力，增加了国家的负担。以“团结起来、对抗债务”为宗旨的赛尔•卡尔曼计划(1．0版)提出了政府削减教育经费、改革学费制度的构想。该计划为匈牙利新高等教育法的出台铺平了道路。
二、匈牙利高等教育学费制度改革的现状
2011年底，匈牙利政府通过高等教育改革计划。2012年1月1日起，新的《国家高等教育法》生效。《国家高等教育法》把高等教育财政改革作为首要任务，其中最大的改变体现在学费制度方面。［2］
1．取消公立大学免学费制度，推行收费教育
匈牙利制定高等教育收费政策的一个重要理论依据是教育成本分担与补偿论。这一理论由西方教育经济学者提出。高等教育成本分担主要指中央与地方政府根据各自的财力状况对高等教育费用进行合理分担。高等教育成本补偿则是由高等教育受益各方根据各自收益高低及支付能力大小对高等教育费用进行补偿。高等教育作为一种准公共物品，能给受教育者带来较高的回报率，也能给社会带来较大的收益。因此，社会应该承担一部分成本，受教育者个人也应该承担一部分成本。时任匈牙利总理欧尔班于2012年10月在匈牙利大学校长联席会上指出，高校毕业生应该用自己的一部分收入维持高校的运营。高校学生不应� 高等教育的自费模式是“公平竞争”的保障。［3］根据2012年1月1日颁布的《国家高等教育法》，2012年9月1日起，匈牙利公立大专院校以奖学金制度取代免收学费的制度。大学生可以全额奖学金、半额奖学金和自费三种形式参加高等教育培训，自费、半自费学生可以申请政府助学贷款。《国家高等教育法》的实施标志着匈牙利自1945年以来高等教育免费时代的结束，大学教育由原先的“免费+学生贷款”模式改为“学费+奖学金+学生贷款”模式。尽管此次高等教育改革计划中刻意避免“学费”一词，缴费接受教育被称作“自我投资”，然而，高等教育缴费制度的实行还是在学生中引起了巨大反响。“自我投资”亦被舆论称为“变相学费”。虽然之后匈牙利政府迫于学生压力对高等教育改革计划作了部分修正，但个人分担教育费用已成定局。
2．削减国家资助的学生名额
2012年匈牙利高等教育学费制度改革之前，由预算法规定每年大学的招生总名额，公费生和自费生的数量则由各高校根据学校容量、报考人数和考生成绩确定。根据时任政府2010年11月提出的高教法草案，政府保障为45%的年满十八岁的青年(允许5%的上下浮动)提供免费高等教育。［4］而2012年1月1日生效的新《国家高等教育法》规定，由政府根据国民经济状况以及劳动力市场的需求决定各院校不同专业的国家资助学生名额。受经济危机的影响，政府大幅削减了国家资助的名额。2011年，匈牙利政府全额资助的学生名额为53000人，2012年减少至33000人。［5］按照政府2012年4月公布的教育财政计划，2013年国家全额资助学生比例将骤降至10480人，不足2011年的20%，即80%以上的学生需要通过自费或半自费的方式上大学。［6］政府全额资助名额的急速缩水激起了学生的不满，导致一系列游行示威活动的发生。匈牙利政府最终被迫对学生做出让步，国会于2012年12月修订了高等教育法，政府不再对高校各专业资助名额作明确规定，而由教育部门制定有区别的录取分数线取而代之。但原规划中没有政府资助名额的法律、经济等热门专业，此后也仅有少数成绩优异的学生才能够获得政府资助。
3．重点资助对国家战略具有重大意义的学科
匈牙利近年来的教育政策强调服务于国家利益、致力于民族振兴。此次匈牙利高等教育改革计划重视教育质量而非培养数量，在资助政策方面强调服务于国家经济以及与劳动力市场的真实需求相结合。科技、IT和自然科学专业被看作拉动经济的引擎，得到政府预算的倾斜。高等教育改革计划在减少了对法律、经济、人文学科等资金投入的同时，加大了对理工、信息技术、农业、医学、师范等专业的扶持力度。上述专业获得的政府奖学金学生名额占到了总资助名额的70%。
4．推出奖学金契约，留住人才
匈牙利近年来人才流失严重。根据匈牙利塔尔基社会研究所(Tárki)2012年5月份提供的数据，当年计划移民国外的匈牙利人达到了过去20年来的顶峰。20%的成年人计划到国外工作，这一数字是2010年的1．5倍。其中，年轻人的移民愿望尤为强烈。在18－29岁的匈牙利人中有一半考虑出国。［7］在医学等行业，人才流失现象更为令人担忧。匈牙利《每周世界经济》2012年9月发文指出，在过去的3－4年里，匈牙利成为东欧最大的医生输出国之一。据估计，大约已有15－20%的医生离开了匈牙利，这对该国的医疗事业造成了巨大影响。［8］为了阻止匈牙利人才外流趋势进一步蔓延，根据2012年1月1日生效的匈牙利《国家高等教育法》及其执行法规，凡享受国家全额奖学金及半额奖学金的学生，须与国家签定合同，承诺在取得学位后的20年内，在国内工作时间要达到享受奖学金时间的两倍。匈牙利政府这一举措的目的是为了让更多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分子留在国内，希望既能为学生提供资助，又能留住人才，取得一箭双雕的效果。但由于合同要求的国内工作年限长，却又不能保证为签约的毕业生提供工作机会，故被匈牙利媒体指为“欧洲最苛刻的”奖学金契约，并受到欧洲委员会的批评。在各方压力下，匈牙利修改了政府奖学金规定：从2013年6月1日起，享受奖学金者在大学毕业后的20年内在匈牙利国内工作的时间应与其在校学习时间相等。［9］
5．增加新的学生贷款形式，缓解学费压力
由于政府大幅削减国家资助的学生名额，增加了学生的经济负担。为了避免中低收入家庭学生因经济原因放弃学业，保持大学的入学率，匈牙利政府加强了资助力度，在原有的学生贷款1的基础上推出了学生贷款2。2001年起一直实行的学生贷款1发放对象为所有35岁以下的在校匈牙利大学生。该项贷款对于用途没有限制。配合大学收费制度的实行，除了原有的学生贷款1，自2012－2013学年起，匈政府增设了学生贷款2。后者为专项学费贷款，仅限为半额奖学金学生和自费生支付学费。匈牙利银行贷款利率较高，学生贷款执行浮动利率基础上的优惠利率政策，如2013年下半年学生贷款1的年利率为7．5%，不足银行贷款利率的50%。学生贷款2对学生实行2%的固定利率，浮动部分由政府负担。学生贷款2的借款人可以在大学毕业后最晚35岁前开始还款，根据借款人收入状况，年还款额约占其税后收入的4－12%。在借款人伤残、怀孕等情况下有相应的延迟还款政策。此外，如果学生毕业后选择在政府机关、公共事业部门工作，政府将代其偿还贷款。匈牙利高等教育成本补偿模式采用延迟付费制中的学生贷款方式。但在经济危机阴影下，背负着巨大国债包袱的匈牙利人对于负债普遍怀有恐惧心理，青年学生对于国家经济形势、未来就业前景亦忧虑重重，导致学生贷款在学生中并不受欢迎，实际为支付学费而申请学生贷款2的人为数不多。
三、匈牙利高等教育学费制度改革的评价
(一)高等教育学费制度改革的意义
1．促进高等教育财政模式的转变
高等教育学费制度改革前，匈牙利高校办学经费的主要来源是政府拨款。此次高等教育改革的目标是建立自给自足的高等教育体系。国家对于高等教育的投入逐渐减少。匈牙利德布勒森大学经济学教授博洛尼•伊什特万在其研究报告中指出，从2010年到2013年，匈牙利政府对高等教育的投入减少了1/4。高等教育投入占中央财政预算的比例也由2010年的1．5%降到2013年的0．95%，高等教育投入占GDP的比例则由2010年的0．77%降到2013年的0．48%。［10］公立大学的财政将从主要依靠国家拨款向国家拨款、受教育者学费承担以及高校创收和社会资助的多元模式转变。学费作为高等教育成本补偿的一部分，在大学财政收入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招收外国留学生成为匈牙利高校缓解办学经费紧缺的另一重要途径。目前，匈牙利各大学积极开拓留学生市场，通过收取留学生学费弥补政府投入减少造成的经费不足。
2．引进高校竞争机制
据匈牙利国家资源部2011年2月公布的数据，匈牙利现有公立大专院校29所。在国家大幅压缩办学经费的环境下，如何弥补政府资助的减少、保证学校的正常运� 各公立院校一方面尽可能多地争取国家拨款；另一方面加强成本意识，开源节流，拓宽筹资渠道，增加包括学费在内的各项收入和减少支出。与学费相关的招生人数至关重要。由于实行收费教育，报考高等院校的人数和录取人数均有所下降。这使得对生源的争夺更为激烈。除了极力争取政府拨款，各大学努力吸引更多的半奖学金学生和自费生。对学生最有吸引力的是大学的学术声望、教育质量、专业的就业前景等因素。这激励着大学致力于提高学术质量和综合竞争力，进行专业整合优化。在政府大幅削减经济学专业奖学金学生名额后，与2011年相比，2012年匈牙利高等院校经济类专业的报考人数锐减45－60%。而匈牙利名校考文纽斯大学由于可敬的学术声望，其经济类专业就业前景亦被看好，2012年的报考人数反而逆势上扬，取得了10%的增长。［11］实行收费教育后，大学在生源竞争中发生两极分化。边远院校的生存能力逐渐下降，首都布达佩斯由于其传统的文化中心地位而显现出巨大的吸引力，位于布达佩斯的大型高校的境遇明显好于边远的规模较小的大学。［12］加之目前的高校财政政策也向招生人数多的学校倾斜，这将使名校获得更多的政府支持，因而强校愈强。
3．加强高等教育与劳动力市场的结合
匈牙利政府在解释学费制度改革的必要性时指出，高等教育培养了一些对于劳动力市场来说没有价值的大学文凭持有者，高等教育存在着教育绩效不高的问题。在经济危机背景下，匈牙利政府为了缩小预算赤字规模、节约经费，不得不提高财政资源的使用效率。根据2012年1月1日生效的《国家高等教育法》，政府重点资助关乎国计民生、拉动国民经济的专业。对于自费的学生而言，他们更倾向于选择有可靠就业保障的专业。有偿大学教育促使受教育者对自己的学业和就业负责。高等教育学费制度的调整增强了高等教育服务社会的功能和就业导向。由于学费制度的改革，高校更为关心劳动力市场的真实需求。在2013年初举办的匈牙利各大学校长与企业家座谈会上，企业界指出，匈牙利高等教育存在与经济脱节的问题，希望高等教育加强理论与高质量实践结合的教学。高校也同意在课程设计方面参考企业界的意见，使企业界的需要反映在课程中，并邀请企业参与培养，促进产学研结合。［13］边远地区高校由于生源急剧滑坡面临困境，根据匈牙利政府的高等教育政策规划，今后这一类高校将向高等专业院校转变，以培养高技能应用型人才为主要目标。
(二)存在的问题和社会批评
2012年1月《国家高等教育法》的实施拉开了匈牙利高等教育学费制度改革的帷幕。起初激进的改革方式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尤其遭到学生的强烈反对。批评意见主要集中在政府对于高等教育投入的大幅缩减。高等教育界普遍认为，国家是高等教育的直接的、最大的受益者，高等教育应以政府投资为主。高等教育可以采取多种渠道筹措经费，但政府作为主要投资者的责任和义务不可减少。匈牙利高等教育改革中试图通过收取学费弥补政府投入减少的模式也带来了一些问题。1．人才培养规模萎缩收取学费加大了学生及其家庭的经济压力，一些经济困难的学生因支付不起教育费用又不愿背负债务而无缘大学教育，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教育公平。实行收费教育后，2012年报考匈牙利高等院校的人数从2010－2011年的9．5－9．6万人减少到7．3万人。尽管大学提高了录取比例，在校生规模萎缩仍在所难免，约有1万人被“挤出”了大学校门。［14］为了逃离奖学金契约的束缚，有些学生直接选择到国外留学就业，造成了青年人才的流失。教育理论学者柯奇什•费伦茨在其研究报告中指出，由于经济类专业大多需要自费，造成报考此类专业的人数骤减，而这恰恰与政府发展经济的初衷相反。［15］2．大学资金运转困难目前，自费生、半自费生的学费收入尚不足以弥补公共投入减少带来的巨大资金缺口，匈牙利各高校财政面临严峻挑战。2012年以来连续两个冬天，不少大学因资金困难被迫在期末考试期间停止供暖。大学还没有进入最困难的时期，对于人数占大多数的在校老生，政府仍执行原先的资助政策。大学财政经历的是一个缓慢失血的过程。届时，一些大学将面临不得不裁员，甚至难以维持正常运营的局面。3．大学的基础研究使命受到挑战匈牙利高等教育学费制度改革强化了市场导向。政府投入政策取向推动高校的教学与科研向应用型转化，这将对大学的基础研究使命带来深远影响。匈牙利著名高等学府罗兰大学校长麦泽伊•巴尔纳对于政府投入的减少和激进市场化表示担忧，他认为：“大学不仅要培养高质量的专业人才，还要培养优秀的学者。”［16］高等教育如何做到基础与应用并重，在顺应市场需求的同时，又能保证其作为价值守望者的地位，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问题。4．国家财政短期减负，长期收效甚微匈牙利高等教育学费制度改革的初衷是希望减小财政赤字、削减国债规模。2012年学费制度改革后，政府当年用于高等教育的开支比上一年节省了550亿福林(约合1．83亿欧元)，占GDP的0．2%。［17］但另一方面，为了使学生接受收费教育，匈牙利加大了学生贷款投入，并辅以低息的优惠条件。逐年递增的贷款规模和贴息将增加国债余额。博洛尼•伊什特万认为，虽然短期内国家对于高等教育的直接投入减少了，但从长远看来，未来国家在贴息贷款方面的补助将抵消其所节省的投入。［18］
经济危机理论 篇十
马克思在其众多的著作中，并没有提出一个完整的危机理论。马克思给经济危机下的定义，是指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在经济和生产力发展过程中，一定会出现的生产过剩的危机并且带有周期性，经济危机既是经济方面的矛盾，并且是各种矛盾的总爆发，马克思以此揭示了经济危机的根源，即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必然会周期性的爆发经济危机。经济危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是消灭不了的，呼应了马克思的两个“必然”的著名观点。
（一）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创立过程
1.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萌芽
19世纪40到50年代马克思的著作《哲学的贫困》标志着经济危机理论的萌芽，并阐述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周期，以及周期的几个环节，包括繁荣、衰退、危机、停滞、新的繁荣等。随后马克思将资本主义生产周期的环节作了调节为繁荣、生产、过剩、停滞、危机，反复循环。在《共产党宣言》中，他通过分析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揭示了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就是资本主义制度，首次把危机与资本主义制度结合起来，使经济危机理论有了很大的发展。
2.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成熟
19世纪50年代后期，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产生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这部著作中，其中阐释了危机理论的基本框架。马克思指出简单商品流通中，危机就可能出现，当货币行使流通手段职能和支付手段职能的时候，经济危机的就存在了出现可能性。其次，马克思证明了在资本主义生产下生产过剩是固有的，生产过剩是经济危机的主要原因之一，这也使经济危机的存在提供了可能。
3.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创立
19世纪60年代，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深入研究了经济危机理论，揭示了经济危机理论的创立。此时的马克思对经济危机研究的重点放在危机出现的可能性，以及这种可能性向现实性转化。首先马克思分析了经济危机出现的可能性，揭示并分析了这种可能性存在的两种形式；其次马克思深入研究了这种可能性向现实性转化这一问题，揭示了危机从可能变为现实的几个前提，包括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生产活动，以及资本在生产过程中采取的商品形式和货币形式。《资本论》的问世标志着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形成。
（二）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主要内容
1.经济危机发生的可能性和现实性的转化
马克思揭示了经济危机发生的可能性，在简单商品流通中，资本主义生产和消费之间的比例失调会直接造成经济危机，经济危机就存在发生的可能，在这种流通过程中，买卖统一，简单的物与物之间的交换，在这种交换形式下危机发生的可能很小。但当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进行商品交换，商品经济得到发展，（W—G—W）之后，买卖双方不一定再是统一的，买和卖成为独立的行为。当买卖不一致，就存在生产过剩而引发危机。其次马克思指出危机存在的可能性向现实性转化的条件，包括生产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其次达到一定程度的生产，第三资本在生产过程中采取商品形式和货币形式，最后就是生产中不同资本的竞争。
2.经济危机爆发的根源
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是经济危机爆发的根源。从生产与消费的二者来看，资本家的目的是获得最大化的剩余价值，所以不断的创造出剩余价值，盲目的扩大生产规模，而消费力相反缩小，这时生产力越是发展，生产和消费之间的比例就越不协调。生产作为生产力的表现形式，消� 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的相对过剩是经济危机的本质，导致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部矛盾。
3.信用制度导致经济危机存在
马克思对信用制度作了公正的评价，有促进的积极作用也有其消极作用。信用一方面能够对生产扩大起加速作用，在一定程度上能促进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的发展，另一方面信用制度不断超过资本积累的限额，提倡的透支消费和违约率导致了市场的虚假需求。这时经济危机很有可能爆发。信用制度使得收入与消费需求就不再限制，市场中会出现虚假的需求与资本，从而资本主义生产的盲目扩张和盲目扩大；最后爆发全面的经济危机。
4.经济危机具有周期性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具有周期性的。资本主义再生产周期有危机、萧条、复苏、高涨这四个阶段。运作过程是萧条期，资本主义生产停滞，为复苏做准备。复苏期资本主义的经济恢复增长，各种矛盾得到缓和。随着经济的不断增长，生产就进入高涨期，高涨期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各种矛盾再次不断积累、激化，最终经济危机再次爆发。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不断周期循环。
5.对经济危机的影响辩证的看待
辩证的看待经济危机两面性的影响。经济危机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有积极的一面，经济危机的爆发会使落后的生产模式淘汰掉，产业结构得到升级，更新了固定资本，为后期的生产打下基础，促进后期发展的生产力。经济危机的消极影响是众所周知的，经济危机不仅对资本主义国家乃至对全球的影响都非常大，对经济破坏力很大，严重阻碍了全球经济、各国生产力的发展，浪费社会财富，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不断深化。
二、国内外学者对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研究综述
马克思并没有在其著作中提出一个完整的危机理论。“在马克思生前出版的著作中，关于危机的理论探讨只不过是一些警句式的简短评论。”即使有这些困难存在，但是不缺乏国内外学者对其理论进行研究，具体体现在以下几点：
（一）经济危机产生的根源
1892年，考茨基出版了《爱尔福特纲领解说》一书，他分析的重点是资本主义发展的长期趋势及其长期生产过剩理论，“震撼世界市场的现代的巨大危机，是生产过剩的结果”。但考茨基并没有充分展开这一观点，他确定经济危机的原因在于生产过剩，但是他并没有将生产过剩与消费不足联系起来，他只是和“与商品生产有必然联系的无计划性的结果”联系起来了。在他看来，危机存在的可能还在于生产者对产品需求的无计划性，以及在生产方式的机构变得越来越复杂，互相依赖的系统也日益复杂，这就增加了危机存在的风险。最后“信用也是使现代生产方式具有弹力的主要原因之一。”说明了信用刺激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也是是危机发生的可能原因。考茨基的观点是长期生产过剩是经济危机的主要原因。这一观� 1910年，鲁道夫•希法亭，进一步发展了消费不足论，并在《金融资本》一书中对比例失调理论做了新发展， 其后希法亭使用利润率下降的趋势规律来分析经济危机出现的原因，他第一次利用利润率进行研究，并发展了这个理论。1913年，罗莎•卢森堡的《资本积累论》一书中将重点放在了纯粹的消费不足论，在此书中她将资本主义积累的长期趋势区分于其周期形式。她忽略了生产的重要性，过于重视消� 1994年，英国的克拉克在《经济危机理论：马克思的视角》一书中，系统的阐述了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整理和评述了马克思危机理论的发展史，全面的概括了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并通过不同时期和不同观点两条主线的危机理论，进行罗列和评述。书中根据经济危机的根源将经济危机理论分为消费不足论、比例失调论、利润率下降的趋势原则、生产过剩等。克拉克指出，“危机理论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中一直发挥着核心作用，但同时又是马克思主义理论 ”克拉克认为危机理论的任务就是揭示资本主义制度存在的不稳定性。
（二）经济危机的类型
奥康纳把危机理论分为周期性危机理论、结构性危机理论和局部危机理论。19世纪80年代的美国学者阿特韦尔著有《60年代以后的激进政治经济学》一书，书中阿特韦尔对各类经济危机进行了系统的总结，并提出了比例失调论、消费不足论、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论、国家财政危机论等，最后指出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经济危机理论处于中心地位。
（三）经济危机的周期性
王洛林在1998年著了《经济周期研究》一书，书中总结了马克思经济危机的周期理论，并对周期性下了定义，他的研究重点在于经济周期理论。2004年，《利润与私有制经济问题》的作者唐有东，他的研究重点在于利润率下降是具有周期性的。随后一些学者发表的期刊论文，谢富胜的《马克思主义危机理论和1975—2008年美国经济的利润率》中观点是利润率周期性的下降导致了周期波动。胡婧发表于2014年的《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再研究》，文章界定了经济危机的相关概念，在阐述了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创立和内容，再次，分析马克思对其实质、根源、周期性、对信用制度等作了论述，最后对马克思经济危机主要内容的再认识。
三、对国内外研究现状的进一步分析及建议
（一）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的研究成就
马克思在其著作中提出相关经济危机理论的观点和思想以后，不断有国内外著名学者发展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使得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不断丰富完善，如考茨基在《爱尔福特纲领解说》阐述了长期生产过剩是经济危机的主要原因。随后希法亭发展了消费不足论，比例失调的根源就是固定资本的存在，并利用利润率下降的规律来分析经济危机的原因。随后克拉克对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做了整体综述，并对不同时期不同观点的危机理论作了评述。
（二）对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研究的不足
虽然国内外许多学者对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以发展和完善，但其中还存在一些问题，存在看待经济危机问题时具有片面性的特点，忽视了危机的意义及其影响，如何科学应对经济危机，以及在新的历史时期下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发展和传承问题。在众多学者的研究中考茨基忽视了经济危机的重要性和其影响，没有具备马克思主义的特征，并且他将一个生产部门内的生产过剩跟有限的消费能力决定的普遍生产过剩混淆，将周期的原因指向市场的无政府状态。希法亭对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分析背离了正统马克思主义，抛弃了生产过剩趋势的论述，认为危机只是因为市场的不完善所引发的商业周期的阶段，危机是投资周期所固有的。希法亭的理论没有说明危机的必然性，对于希法亭的比例失调论我们可以说是对资本主义缺陷的分析，没有看到劳资之间的阶级关系层面上，而是只看到了资本家之间关系的表面上，这种观点容易变为改良主义。卢森堡忽视了资本主义生产中盲目扩大生产所
（三）对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研究的建议
1.科学看待马克思经济危机
经济危机爆发对全世界都有巨大的影响，不仅打击了经济，还包括政治格局，文化、生活方式等都有影响。一方面，对世界经济带来了严重的阻碍，社会财富大幅下滑，带来了巨大的负面影响，经济危机不仅暴露了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体系的弊端，还显示出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各种社会矛盾的激化与制度的不合理。另一方面，经济危机也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使落后的生产模式淘汰更新，产业结构得到升级等。
2.重视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意义
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研究和学习，对我们如今应对经济危机具有重要的作用。首先可以使我们充分理解危机的内容、本质及根源，在社会化大生产中及时剔除危机出现的可能，其次，可以使我们及时了解危机的表现形式和特点，以及了解信用能够推动危机的爆发，并通过马克思主义的视角去分析经济危机的问题。
3.科学运用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应对经济危机
研究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中很重要的一点也就是利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去应对经济危机，如何科学应对经济危机呢？经济危机的爆发都是对全世界的影响，所以我们应对经济危机也要世界各国共同携手，其次可以利用政府的作用去应对经济危机，政府采取措施参与经济生活，积极应对经济危机，第三，在经济方面，加强各国之间的交流、合作，实现共赢。最后，认清本国国情，经济形势，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大力发展生产力。
4.传承和发展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
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自提出以来，后继者不断发展丰富，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对某一种理论的认识不是固定不变的，必须要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发展传承。在新时期，我们要克服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的误解，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下，在本国国情的基础之上，联系世界，肯定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敢于和善于同资本主义斗争，在新时期传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四、总结本文在总结国内外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的继承与发展中，提出目前已经解决的问题，以及存在的问题。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思想、观点、看法去分析经济危机问题，试图尝试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的基础上，去解决目前经济危机存在的问题，经济危机的影响，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对经济危机的指导意义，以及其传承与发展问题。研究中从经济危机的本质与根源揭露出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体现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坚定了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对今后应对经济危机，促进国家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的和谐稳定，发挥着积极的意义。
经济危机论文范文 篇十一
论文关键词：美国金融危机市场原教旨主义动态比较利益理论国家战略
论文摘要：应对国际金融经济危机需要转变经济思想，认清美国金融危机的本质，破除“市场原教旨主叉”的迷思，坚持用动态比较利益理论指导国家长期发展战略，强调巨额外汇储备应为国家战略服务。
一、美国金融危机的本质
目前美国金融危机，是美国国家信用的危机，也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的破产。系统性的危机发生以后，理论的假设前提就变了，“市场经济均衡论”体系瓦解了，相关的模型，指标和参数也失灵了。我们说这次危机比1929—1933年大危机更加严重，是说在1：30的金融杠杆的翘动下，全球经济95％虚拟化，一旦紧缩程度及其猛烈。我们又说危机是有希望被克服的，是说目前国家干预和国际协调的力量大大加强了。在关键时刻，各国政府没有遵循新自由主义经济学那一套，而是开始联手挽救经济，不象80年前那样，大家迷信“看不见的”。现在的美国决策者并不真正相信这一套，他们向别人推销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和“休克疗法”，是为了本国资本收购他国廉价资产；一旦自己国家金融崩溃，他们绝不紧缩，而是大力度扩张。正因为如此，世界经济才有了一半希望。另一半希望，就是没有完全卷入“全球化”的中国，有庞大的内部需求尚待启动。在世界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面前，完全有可能先稳定后发展，并带动全世界经济稳定与发展。与此同时，中国文化将同时崛起，国际地位将空前提高。中国将真正做到早就说过的：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
二、破除“市场原教旨主义”“均衡市场”只是一种假设
思想与路线的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而理论的假设是否合乎实际，又是战略与政策的基础。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就是市场经济均衡论。在美国政府呼吁国会通过救市方案的时候，美国有120个经济学家联名写信反对。他们在捍卫教科书上自由经济理念。他们自己迷信市场，也教学生迷信市场，经济如果出了问题，肯定不是市场造成的，而是市场经济还不够发达，还不彻底。为什么我们必须相信市场？是因为市场机制可以自动使经济达到均衡。市场机制是什么？是价格机制。价格由供求关系所决定，又可以自动调整供求关系。国际收支决定汇率，汇率又调节国际收支。资金供求决定利率，利率又调节资金供求关系。市场自身的缺点是存在的，如信息不对称，外部性和垄断，需要政府来补充，但是，市场机制在本质上是均衡的，物价高了，自然会跌回来；跌了，自然会涨回来。政府不能干预。
有两个犹太人反对均衡论，一个是大左派马克思，他说资本主义会发生周期性经济危机；一个是大索罗斯，他说垄断和预期会改变供求关系本身，从而使市场丧失均衡，特别在金融市场上是如此。他说，均衡市场虽然到处存在，但对于投资者没有意义，因为只能够得平均利润率。只有非均衡市场才有获得超额利润的机会。他也预言了中国的崛起：在某些历史时期，某些国家会出现非均衡的崛起。我们看到期货、股票、房地产、涨起来没有边，跌起来也没有头。实际上，大多数国家、企业和个人，也都不是均衡发展的。否则暴富群体从何而来？两极分化从何而来？文明兴衰又从何而来？
市场经济均衡论的直接目的是反对国家干预经济。在一般情况下的确如此，但是在市场失灵的时候，特别是发生系统性危机的时候，国家必须干预，各国必须联手干预。1998年亚洲经济危机，中国干预了，保持了稳定。但是我们自己不敢总结自己的经验。为什么？因为我们打破了香港100多年以来的“积极不干预”的“惯例”，变成了积极干预。敢做不敢说，说明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话语霸权的猖狂。还是索罗斯比较坦率，他说我为什么败在中国手里？没想到中国政府“不守规矩”。
的确，有些规矩和理念是不能遵守的，比如“人民币自由兑换”，在近期内就不能实行。相反，我们还要加强对国际投机资本的管制。这是我们国家能够在国际金融危机保持稳定的“杀手锏”。
三、_比较利益是动态的可用国家力量来帮助提升
前几年我和“主流经济学家”辩论“以裤子换飞机”的问题。他们一直主张中国发挥劳动力优势，用劳动密集型产品换取发达国家高科技产品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导致中国30年来出口导向型经济过度发展，依赖发达国家市场，低成本盲目扩张。一旦世界经济衰退，必定遭受重创。这是多年来新自由主义经济学鼓吹比较利益理论的恶果。
比较利益的确存在，这是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的基础，但不能把它静态化。比较利益或者说“发挥优势”，主要是指自然资源而言。中国和中东做贸易，只能是出口劳动密集产品而进口石油。为什么？因为中国没有石油。用裤子换石油是合理的，在一定时期用裤子换飞机也是合理的。但是，长期甚至永远用裤子换飞机就是不合理的。因为，飞机与石油不同，是人造的。凡是人造的东西，都可以通过加速教育，扩大投资和强化科研解决，作为产业在一定时期需要国家保护。这就是说，比较利益是动态的，是可以升级的，升级所依靠的不仅是市场机制，也包括国家和社会力量。
在动态比较利益理论指导下，一个国家特别是大国应两条腿走路，一方面以裤子换飞机，一方面用卖裤子赚的钱造飞机。以国家力量为主导发展战略产业是必要的，特别是航天航空、核与电子。重型机械，精密仪器，汽车造船的技术升级，可以引进外资，也需要国家鼓励自主创新的政策扶植。不可用静态比较利益为指导思想来制订长远发展战略，把我国产业长期定位于国际产业链的低端。这样，我们庞大的储蓄和外汇储备将无从使用，劳动密集型产业过度发展，只能廉价出口，过剩的资金成为投机资本或者外流。国家应采取系列政策加速技术进步，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大战略。
四、金融创新不能盲目发展巨额外汇储备应为国家战略服务
美国主流经济学家提出“金融创新论”，整整左右世界经济30年。他们提出，金融应超前于经济发展，各国应实行货币自由兑换，利率市场化，实现全球范围内的资本自由流动。金融衍生工具极端膨胀，使全世界变成了一个大。世界经济在1比30的金融杠杆放大之下，高度繁荣；一旦破裂，高度紧缩。问题在于，金融创新的制高点是掌握在美英国际投机资本手里的。
他们有资本有经验，可以把发展中国家玩弄于股掌之中。所谓“规律论”与“阴谋论”之争，是对立统一。有没有阴谋不是法律概念，而是一种假设。金融创新是规律，也有陷阱。在国际投机资本空前强大，到处制造危机和崩溃的背景下，我们宁可假设有阴谋，以提高警惕，注意金融安全。看看那些“国际投资银行”是怎样在中国兴风作浪，他们的报告和代言人是如何影响决策，操纵舆论，就可知问题的严重性。我国股市两次大规模崩盘，都是在创业板推出的前夕。创业板不能推出，就延缓民间企业技术进步速度。在中国股市从2400点跌到1000点的时候，“国有企业衰亡论”甚嚣尘上，预期极差，与此同时，我们就大量贱卖国有资产。
这样的里应外合，难道只是巧合吗？我国巨大的外汇储备，竟然购买美国次级债，前一段又有人鼓吹去美国“抄底”，这万万不可行。所谓“牛市不言顶，熊市不言底”。我们不知道“底”在哪里，也不应该去购买美国资产。人民币升值的长期趋势仍旧存在，但目前阶段需要稳定。一定要严格控制投机资本自由流动。人民币不能宣布自由兑换，但是在强势预期下可以自动出境，可以通过香港局部开放人民币的自由兑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