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名无私奉献的老师，有必要进行细致的教案准备工作，教案是实施教学的主要依据，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那么大家知道正规的教案是怎么写的吗？书读百遍，其义自见，本页是可爱的小编为大家整编的5篇蜀相教学教案，仅供借鉴，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蜀相教案 篇一

[关键词]司马相如；生年

司马相如(?－前118)，蜀郡成都人，西汉著名辞赋家。关于他的生平，文献记载甚少，长期以来学者们就其生年、游梁时代、是否东学七经等问题争论不一。以下笔者就部分问题提出己见，对前贤时彦的观点或已有定论不多赘述，关于相如作品的辨析另著有文章讨论。末附其生平大事年表，以便查阅。

一、籍贯

据《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司马相如者，蜀郡成都人也，字长卿。少时好读书，学击剑，故其亲名之日犬子。”一般公认相如生于成都。近年来有学者提出质疑，认为相如原籍蓬州而非成都。引发此争议的是清王培苟在《听雨楼随笔》中的一段记载：“人皆以相如为成都人，实今之蓬州人。后迁成都，又居临邛，三处皆有琴台。蓬州，隋之相如县，以相如所居之地而名。明初乃省人蓬州。其故宅在州南，琴台在宅右，傍嘉陵江。”蓬州即今蓬安县，古称相如县，在汉代其境域绝大部分属于安汉县。其始建县时的治所，在今四川南充市蓬安县利溪镇之两河塘。相如县得名必缘于相如，相如有别邺于此。如《旧唐书·地理志四》：“相如，汉安汉县地，梁置梓潼郡。周省郡，立相如县，以县城南二十里，有相如故宅二。相如坪，有琴台。”又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八六：“梁天监六年置相如县，兼立梓潼郡于此。至后周，郡废而县存，即汉司马相如所居之地，因以名县，其宅今为县治。汉司马相如宅故居县二十里。《周地图记》云：‘水地有相如坪，相传云相如别业在此宅右，西滨汉水(按：即今嘉陵江)丛薄郁然。其基名相如琴台，高六尺，周四十四步。根据典籍记载，除“相如坪”、“琴台”外，古相如县尚有“长卿里”、“慕蔺山”、“洗墨池”等遗址，详见司马研文。

综合言之，就笔者目前所见，“蓬州论”所提论据主要集中在古相如县内有关相如遗址的文物考古与诗文收集方面，诸多证据其实仅证实了一点：相如于相如县置有别宅，可以确信无疑。然相如是否原是蓬州人，后迁成都，此事证据并不充分，尚待考证。司马迁与相如生活时代相近，他的记载可信度应当是很高的，“成都论”不应轻易否定。

二、生年及游梁时代

据《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以赀为郎，事孝景帝，为武骑常侍，非其好也。会景帝不好辞赋，是时梁孝王来朝，从游说之士齐人邹阳、淮阴枚乘、吴庄忌夫子之徒，相如见而说之，因病免，客游梁。梁孝王令与诸生同舍，相如得与诸生游士居数岁，乃著《子虚之赋》。”要确定相如生年，游梁时代是关键。迄今大致有两种观点：其一，以刘开扬为代表，相如生于文帝元年(前179)，游梁在景帝二年(前155)；其二，以束景南为代表，相如生于文帝九年(前171)，游梁在景帝七年夏(前150)。其中以第一种观点居主流地位。笔者认为，相如游梁当在景帝七年冬十月。

据《史记·梁孝王世家》和《汉纪·孝景皇帝纪》，梁孝王入朝共有九次，分别是梁孝王十四年(文帝十五年)、十七年(文帝后元二年)、十八年(文帝后元三年)(留京一年)、二十一年(文帝后元六年)、二十四年秋八月(景帝二年)、二十五年冬十月(景帝三年)、二十九年冬十月(景帝七年)(留京一月)、二十九年夏、三十五年(景帝中元六年)。相如游梁在景帝时，梁孝王三十五年卒，故可排除前四次和最后一次入朝的可能。

首先，相如当时同时得见邹阳、枚乘、庄(严)忌三人。三人皆初仕吴王，后因劝谏吴王不成而去吴仕梁，其时间大约在景帝_一年(前154)吴王叛乱前后。《史记·梁孝王世家》(《汉书·梁孝王传》同)所载邹阳在梁的最早记录是景帝四年，且与羊胜、公孙诡同时，《史记·韩长孺列传》载胜、诡于景帝四年入梁，今存所有记载胜、诡、邹在梁的活动，皆在景帝四年以后。

又《汉书·枚乘传》：“枚乘字叔，淮阳人也，为吴王濞郎中。吴王之初怨望谋为逆也，乘奏书谏曰：……吴王不纳。乘等去而之梁，从孝王游。景帝即位，御史大夫晃错为汉定制度，损削诸侯，吴王遂与六国谋反，举兵西乡，以诛错为名。汉闻之，斩错以谢诸侯。枚乘复说吴王曰：……吴王不用乘策，卒见禽灭。汉既平七国，乘由是知名。景帝召拜乘为弘农都尉。乘久为大国上宾，与英俊并游，得其所好，不乐郡吏，以病去官。复游梁，梁客皆善属辞赋，乘尤高。”景帝三年春正月七国反，景帝诛晁错，七国之乱仅三个月即平息。夏四月以后，枚乘应已在京为官。可知枚乘初次游梁最早不过景帝三年初，且时间较短，最多不过几个月，而枚乘辞官再次游梁的时间当在景帝四年或以后(《汉纪》系在景帝七年)。《汉纪》卷八系枚、邹游梁在景帝三年正月；宋之《西汉年纪》卷九系三人游梁在景帝三年冬十月；惟《资治通鉴》将邹、枚游梁连同梁王大治宫室系于景帝二年，而明显与《史记》、《汉书》所记梁王大治宫室在景帝四年相矛盾，其说有疑。综合各类史书记载，则景帝二年邹、枚、严三人不能确认俱已在梁，而此三人去吴游梁的时间最早也应是景帝三年冬十月后。

其次，据《史记·梁孝王世家》，景帝三年冬十月的入朝，梁王得景帝厚遇，与之宴饮，甚至首次对梁王许传帝位，梁王虽辞谢而心内喜，也渐渐对帝位产生了期望。同年春，七国叛乱，梁王平乱立了大功。景帝四年是梁王在政治上居功自傲并有所图的开始，由此才大建宫室，广招豪杰。后来成为梁苑集团主要成员的羊胜、公孙诡、邹阳等人，可以明确此年俱已在梁，梁苑集团始具规模。因此，综合言之，景帝二年、三年这两次入朝俱可排除。

此外，景帝七年夏的第八次入朝亦可排除。据《史记·梁孝王世家》，夏四月景帝立胶东王刘彻为太子，梁王不满，羊胜、公孙诡为之密谋刺杀爰盎等大臣，事败自杀。此次入朝是在此事之后，梁王“从两骑入，匿于长公主园”，“伏斧质于阙下，谢罪”，行事非常低调，当然更不可能带上邹、枚、庄等人了。

综上所述，相如游梁当始于梁王的第七次入朝，即景帝七年冬十月。此次梁王入朝声势浩大，“景帝使使持节乘舆驷马，迎梁王于关下。既朝，上疏因留。以太后亲故，王入则侍景帝同辇，出则同车游猎，射禽兽上林中。梁之侍中、郎、谒者著籍引出入天子殿门，与汉宦官无异”(《史记·梁孝王世家》)。梁苑文学集团的成员也必定跟随，相如与之交游及辞官游梁也当在此年。至景帝中元六年梁王逝世，相如离梁，相如在梁共居住了七年，正与《史记·司马相如列传》“相如得与诸生游士居数岁”吻合。若依刘开扬推测，则相如在梁居住了十二年，与“居数岁”不合，且与文君成婚时已三十四岁，足足大了文君(据《西京杂

记》卷二“十七而寡”)一倍。《礼记·曲礼上》：“三十日壮，有室。”即便以现代人的标准而言，这一年龄也稍显晚了。

在确定了相如游梁时代后，可以推测相如赀金为郎，事景帝为武骑常侍(《史记·司马相如列传》)最晚不过景帝六年(前151)。据《史记·孝景本纪》和《汉书·景帝纪》，汉旧制男子二十三而傅(“傅”谓著录于名籍)，景帝二年冬十二月后改为二十而傅。仕宦之年也大致相同。相如此年为二十岁，上推则知其大致生于文帝十年(前170)。

三、“东学七经”辨

《史记·司马相如列传》“相如既学”，索隐引秦密曰“文翁遣相如受七经”，所据乃《三国志·蜀志·秦宓传》：“蜀本无学士，文翁遣相如东受七经，还教吏民，于是蜀学比于齐、鲁。故《地里志》日：‘文翁倡其教，相如为之师。’”此处有两个关键问题一直有争议：其一，文翁何时任蜀守？其二，相如是否受遣东学七经？

据史载，文翁当是景、武间的蜀郡太守，《汉书·循吏传》：“文翁，庐江舒人也。少好学，通《春秋》，以郡县吏察举。景帝末，为蜀郡守，仁爱好教化。见蜀地辟陋有蛮夷风，文翁欲诱进之，乃选郡县小吏开敏有材者张叔等十余人亲自饬厉，遣诣京师，受业博士，或学律令。……至武帝时，乃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自文翁为之始云。”又《地理志》：“景、武间，文翁为蜀守，教民读书法令，未能笃信道德，反以好文刺讥，贵慕权势。”《汉纪·孝武皇帝纪》：“是时，庐江人文翁为蜀郡太守，其为人爱学，好教化。见蜀地僻陋，有蛮夷之风，文翁乃选郡县小吏有才器者，辄给资用，令诣博士受业，还皆以为右职，用察举之。”以上史料皆说明了文翁是景、武之际的蜀守。束景南以为文翁在文帝末时已为蜀守，所据乃晋常璩《华阳国志》卷三《蜀志》：“孝文帝末年，以庐江文翁为蜀守，……翁乃立学，选吏子弟就学，遣儒士张叔等十八人东诣博士受七经，还以教授，学徒鳞萃，蜀学比于齐、鲁。巴、汉亦立文学。孝景帝嘉之，令天下郡国皆立文学，因翁倡其教，蜀为之始也。”与《汉书》、《汉纪》所述不同，很明显，《华阳国志》是将景帝末年误作文帝末年，武帝误作景帝，束文所据有误。

关于相如是否东受七经一事，刘开扬以为事不可信，理由是既然文翁遣学是在景帝末年，所遣之人又为“郡县小吏”，因此时间、人名都明显与相如无关。束景南则认为相如乃文翁最早私自荐送受经，而不必等到文翁任蜀守时。相如东受七经一事，源于《史记·司马相如列传》“相如既学”下索隐引秦密的“文翁遣相如受七经”一句注释，因此刘、束二位先生都认为此事发生在相如年少时。《史记》原文为：“相如既学，慕蔺相如之为人，更名相如。”若依索隐，则相如东学七经，并慕蔺相如更名。考汉时七经，均不言蔺相如事。而十三经中与蔺相如相关的仅见于《大戴礼记·保傅》：“赵得蔺相如，而秦不敢出。”相如所慕蔺相如之事，当非源于七经。由此可见，其实索隐有误，“文翁遣相如受七经”并非是相如年少时，而是在景武之际文翁任蜀守时。

又据《史记·司马相如列传》，景帝中元六年(前144)夏四月梁孝王逝后，相如归蜀，之后才有文君夜奔、当炉卖酒等故事；武帝建元三年(前138)九月开上林苑；之后武帝读相如赋而善之，杨得意趁势荐言，相如作《天子游猎赋》，武帝以之为郎；建元六年(前135)相如出使巴蜀。因此，相如东诣京师学习，当在景帝后元元年(前143)至武帝建元五年(前136)之间。若依一年习一经，相如受文翁所遣东学七经最早不过景帝后元元年。学成归蜀最迟在建元四年(前137)，得仕武帝最迟在建元五年。

四、任孝文园令

据《史记·司马相如列传》，相如最后曾为孝文园令。元光六年(前129)相如为中郎将出使邛、?，虽然中途罢官，但又“复召为郎”，官职不变。中郎将一职，《索隐》引张揖曰：“秩四百石，五岁迁补大县令。”因此最迟在元朔五年(前124)相如官职当有所变动。又大县令一职，《汉书·百官公卿表》：“县令、长，皆秦官，掌治其县。万户以上为令，秩千石至六百石。”又文园令，《索隐》引《百官志》：“陵园令，六百石，掌案行扫除。”《后汉书·百官志二》：“先帝陵，每陵园令各一人，六百石。本注曰：掌守陵园，案行扫除。”二者禄秩相近，级别当同，故相如迁为文园令当在元朔五年。

[附录]司马相如生平大事年表

汉文帝十年(前170)辛未一岁

相如生于蜀郡成都，字长卿，小名犬子。

后元三年(前161)庚辰　十岁

既学，慕蔺相如为人，更名相如。

后元四年(前160)辛巳　十一岁

卓文君生于临邛。

景帝六年(前151)庚寅　二十岁

赀金为郎，事景帝为武骑常侍，秩六百石，常侍从皇帝，格猛兽。文君十岁。

景帝七年(前150)辛卯　二十一岁

冬十月，于京会梁孝王及门下邹阳、枚乘、庄忌，称病辞官，往梁国从孝王游。文君十一岁。

中元五年(前145)丙申　二十六岁

作《子虚之赋》(已佚)、《美人赋》(《艺文类聚》、《初学记》、《古文苑》引录)。文君十六岁。

中元六年(前144)丁酉　二十七岁

夏四月梁孝王逝后，相如归蜀。家贫，无以自业，往依友人临邛县令王吉。临邛富翁卓王孙之女文君新寡，相如心悦之，作《琴诗》(《史记》本传索隐引录，又《玉台新咏》)以挑之。文君夜亡奔相如，归成都。家徒四壁，赴临邛当炉卖酒。卓王孙耻之，予僮、钱及陪嫁财物。遂归成都，买田宅，为富人。文君十七岁。

后元元年(前143)戊戌　二十八岁

受文翁所遣，东诣京师，从博士受七经。文君十八岁。

武帝建元四年(前137)甲辰　三十四岁

学成归蜀。文君二十四岁。

建元五年(前136)乙巳　三十五岁

武帝读《子虚之赋》而善之，狗监杨得意趁势荐言相如。相如复返长安，乃作《天子游猎赋》(又名《上林子虚赋》，《史记》、《汉书》本传，《文选》分为《子虚赋》和《上林赋》，《艺文类聚》)。武帝大悦，以相如为郎。文君二十五岁。相如离成都时，于升仙桥处题“不乘赤车驷马，不过汝下”之语。

友人盛览问作赋之法，相如作《答盛览问作赋》(今残，《西京杂记》引录)答之。

建元六年(前135)丙午　三十六岁

秋八月，中郎将唐蒙通夜郎、焚中，征发甚多，激起巴蜀人民反对。武帝派遣相如前往巴蜀宣谕以安民心，作《喻巴蜀父老檄》(《史汜》、《汉书》本传及《文选》、《艺文类聚》)，还长安。文君二十六岁。

元光二年(前133)戊申　三十八岁

武帝亲近方士李少君。相如作《大人赋》(《史记》、《汉书》本传，《艺文类聚》)。文君二十八岁。

元光五年(前130)辛亥　四十一岁

秋七月乙巳，巫蛊事件，废陈皇后。八月相如作《长门赋》(《文选》、《艺文类聚》)。文君三十一岁。

元光六年(前129)壬子　四十二岁

邛、律奏请归附朝廷，武帝任命相如为中郎将出使邛、律，相如修桥造路，略定西南夷。相如在蜀受到阻难，作《难蜀父老文》(《史记》、《汉书》本传及《文选》、《艺文类聚》)。后因有人控告其出使时受贿，被免官。文君三十二岁。

元朔二年(前127)甲寅　四十四岁

复召为郎。文君三十四岁。

元朔三年(前126)乙卯　四十五岁

作《遗平陵侯书》(已佚)。文君三十五岁。

元朔四年(前125)丙辰　四十六岁

冬，武帝行幸甘泉。相如随往长杨狩猎，作《谏猎书》(《史记》、《汉书》本传及《文选》、《艺文类聚》)。还过宜春宫，见秦二世陵，作《哀秦二世赋》(《史记》、《汉书》本传，《艺文类聚》)。文君三十六岁。

元朔五年(前124)丁巳　四十七岁

为孝文园令。文君三十七岁。

元狩元年(前122)己未　四十九岁

冬十月，作《郊祀歌》数章(《汉书·礼乐志》)。

文君三十九岁。

元狩二年(前121)庚申　五十岁

因病免官，家居茂陵。欲聘茂陵人女为妾，文君作《白头吟》(已佚)，相如乃止，作《报卓文君书》(今残，严辑全文引录)。文君四十岁。

元狩五年(前118)癸亥　五十三岁卒于消渴疾。遗作《封禅文》(《史记》、《汉书》本传及《文选》、《艺文类聚》)。文君四十三岁，作《司马相如诔》(严辑全文)。

[参考文献]

[1]蓬安县志编纂委员会蓬安县志[m]，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1994，787.

[2]司马研(集体笔名)，王培荀的司马相如“实今之蓬州人”说考论[j]，四川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2000，(4).

[3]刘开扬，论司马相如及其作品——纪念司马相如诞生2140周年[j]，江海学刊，1962，(9).

[4]刘开扬，再谈司马相如游梁年代与生年[j]，文学遗产，1985，(2)：13-17.

[5]刘开扬，三谈司马相如生年与所谓“东受七经”问题[j]，成都大学学报(社科版)，1987，(4).

蜀相教案 篇二

春天来了！春心荡漾，春色恼人！春色怎么不恼人呢？少年维特尚且知道恼人。何况他望帝是个风流帝王、情场种子呢？叹只叹，皇城内后宫三千佳丽。一个个拉出来比赛，其得分的总数，竞远远低于一个她！她，正是望帝手下的丞相鳖灵的妻子。她，青春四溢、容貌姣好。她，白皙细嫩、魔鬼身材。她，胸部丰满，腰细臀肥。她那双水汪汪、润滋滋、灵动深邃的会说话的明亮的大眼睛，不失时机地向我发送出一浪高一浪无尽的秋波。这秋波，不知淹昏过多少男人，多少壮实的或嬴弱的男人，多少个老、中、青、少的男人。这秋波有如电波，高压电波，强有力地冲击着望帝的脸颊、耳朵、躯体和大脑。她那微启的性感的轻唇吹出的气息，害得望帝目不敢视、心跳加速。咚咚的心跳声，使他感到浑身激动，热血沸腾！鳖灵呀，鳖灵！你为何要带上她来参加国宴，让几千佳丽黯然失色？你为何不将她深藏相府，秘不示人？你为何忍心让我在她那媚眼射出的秋波中，被淹、沉溺、呛水、挣扎，回头也游不到岸边？纵然是我吃饱了山珍海味，穿暖了锦绣轻裘，哪里比得上将天下美女搂在怀中亲热？春色恼人啊，春阳令我心碎！我为她写的诗，都装满了几十匣子，不知哪一首能博得她的芳心！在这春花怒放的春天，春风多么温暖，春阳多么骄艳。春阳啊，帮帮我吧！为了美女，我宁愿不坐江山，我宁愿化为杜鹃。

杜鹃，本名鹃鸟，后因杜宇（望帝）之名，改称杜鹃。杜鹃，又名太阳鸟，又名阳雀，又名子规，又名布谷鸟，又名“归归阳”。这是一个叫人心尖尖都发疼的名字，这是古蜀人民乃至天下人民都钟情、钟爱、崇拜、心仪的一种叫人爱得发痛的鸟。诚如李白诗人所说，从四万八千年前的古蜀国开山鼻祖蚕从帝时代起，蜀人就崇拜太阳，崇拜太阳鸟。广汉三星堆出土的商代青铜神树上，不正有太阳鸟吗？成都金沙文明古遗址出土的金饰太阳鸟图案上，不正有太阳鸟的生动形象吗？2005年8月15日，中国国家文物局正式决定，用古蜀国文明的象征物——金箔太阳鸟图案为“中国文化遗产”标志图案。这件事的深刻意义在于，灭亡于暴秦的古蜀国文明的的确确是中华文明的源头，夏禹王的故乡——都江堰一带的古代文明，正在恢复她应有的重要地位。而后羿射日（金乌，太阳鸟）故事的起源也当发端于古蜀国。

古蜀国的君臣百姓，为何要崇拜太阳、崇拜太阳鸟呢？这与古代蜀国的气候气象与生产生活方式有关。中国古称丝绸之国，丝绸来自桑蚕。而古蜀国正是桑蚕的发源地。据《史记》记载，黄帝娶蜀山西陵氏之女为妻，是为嫘祖。嫘祖发明蚕桑丝织，后将蚕桑由蜀国推广到天下。古蜀国是农业国，农业生产靠什么？靠太阳，靠水利。古蜀国对太阳的崇拜、向往与追求，集中体现在古蜀国的民间传说——“二郎神担山赶太阳”之中。这是“夸父逐日”精神的民间故事，是《山海经》中大量反映的古蜀国历史，得到基层群众认可与传承的结果。今都江堰市天马镇二郎村一带，尚存二郎担山赶太阳留下的痕迹。二郎神就是古蜀国的开山鼻祖、纵目人蚕从帝。广汉三星堆出土的古蜀国祭坛的纵目青铜人面具，就是二郎神的化身，亦即蚕丛的化身。蜀字就是一个夸张了的眼睛（目）的蚕虫形象。古蜀国自古崇蚕、爱蚕、养蚕、缫丝、织帛，当然以蚕虫为图腾。蚕丛王经营成都平原村，为了使“海盆”化为“陆盆”，需要排水与蒸发，蒸发的热能来自何方？当然来自太阳。故二郎神蚕丛奋力追求太阳、追求太阳鸟（金乌）。元人杂剧《二郎斩蛟》中二郎神出场唱道：“某（我）高担五岳逐金乌！”高担五岳，负担重，很劳累，奔至今都江堰市天马镇二郎村时，二郎神放下担子歇气，掉下了几小块土圪垃，形成了今天的童子山、横山子、走石山。这些山，植被葱笼、物产丰厚。

这一则古蜀国的民间传说，反映了自古蜀人对太阳、对光明的追求。紧跟二郎神形影不离的是一只哮天蜀犬，执着地不断用“蜀犬吠日”的行动来呼唤太阳，期望太阳。这些，都是由盆地内阴雨多、日光少的气候造成蜀人对太阳的向往。四川民歌唱道：“太阳出来哟罗，喜洋洋罗哟喂！”也正是蜀人追求太阳、追求金乌的反映。蜀人把二郎神视为太阳菩萨、视为阿波罗，加以崇敬。二郎神终于成为道教神仙系统中最伟大、最威武、最正直、最爱民的护法神。广泛流传于《西游记》、《封神榜》、《宝莲灯》、《聊斋》、《警世通言》、《二郎神醉射锁魔镜》、《二郎搜山图》……及民间传说中，至宋代，二郎神几乎割据了两川，全国各地，都以灌口（今都江堰市）二郎（二王）庙中主神二郎神为母本，修建了二郎神庙，加以崇祀。今天青城后山味江村山崖尚存清同治元年（1862）摹崖石刻二郎神像及其哮天神犬像。二郎神由蜀地都江堰诞生。发展成了全国级别的神。蜀人对二郎神的崇拜是跟对太阳神鸟的崇拜一脉相承、互为表里的。与太阳神鸟同时出土的成都金沙古文物中，还有几件玉璋，其独特的造型，与二郎神独特的兵器三尖两刃刀（此刀曾擒获齐天大圣孙猴子）极其相似。同时，广汉三星堆古蜀遗址中的玉璋，其造型也与二郎神的独特兵器相似。东汉末年张陵在蜀西青城山创立道教时，将二郎神纳入道教尊神，正是利用了蜀人对二郎神的崇拜。北宋王小波、李顺义，李顺化妆成二郎神，也正是利用了蜀人对二郎神的崇拜。

蜀相教案 篇三

三星堆遗址位于四川省广汉市西北的鸭子河南岸，分布面积达12平方公里，距今已有3000至5000年的历史，是长江上游文明中心――古蜀王国的都邑，有着保存最完整的东、西、南城墙和月亮湾内城墙；是迄今在我国西南地区发现的范围最大、延续时间最长、文化内涵最丰富的古城、古国、古蜀文化遗址。

三星堆遗址出土的大量文物是宝贵的人类文化遗产，在中国的文物群体中，属最具历史、科学、文化、艺术价值和最富观赏性的文物群体之一。在这批古蜀秘宝中，有高2.62米的青铜大立人、有宽1.38米的青铜面具、更有高达3.95米的青铜神树等，均堪称独一无二的旷世珍品。而以金杖为代表的金器，以满饰图案的边璋为代表的玉石器，亦多属前所未见的稀世之珍。

三星堆遗址的偶然发现

1929年的一天，当地农民燕道诚与儿子燕青车水淘沟时偶然发现了一坑玉石器，其中有圭、璧、琮、玉圈、石珠等，一共300多件。随之，无数国内外考古学家，沿着燕道诚挖下去的地方，开始了对这个神秘王国的探索，他们进行了近一个世纪的考古发掘，大量的玉器、陶器、石器不断涌现，古房屋遗迹的出现，更让他们觉得离这个古国越来越近，但是几十年过去了，这个古国还是存在于乐此不疲的考古学家们的梦里，对她的探秘从来就没有停歇。

这个被誉为“长江文明之源”的古蜀王都，一直充满着神秘色彩，即使三星堆创造和打破了许多遗址考古的世界纪录，但是始终无法让人们停止对她的探秘。三星堆遗址下面还有什么？神奇的青铜人头像，他们是谁？等等疑问一直是三星堆考古的未解之谜。

北纬30°的神秘

地球经纬与文化经纬相依相应，在每一个经纬坐标上都深印下人类的每一步足迹。而在地球北纬30°中，因其萃集地球上最为神秘的文化信息和自然奇观而成为叩开地球文明最为深沉的文化记忆之门，如：中国长江、埃及尼罗河、伊拉克幼发拉底河、美国密西西比河，在这一纬度线上奔腾汇入瀚海；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世界最深的海沟马里亚纳海沟以及死海和“百慕大”，在这一纬度线上指示着人类仰望的高度、怀抱着自然最深处的秘密；也是在这一纬度，最早实现了人类古代社会的一次伟大飞跃――迈入青铜文明之门，同时，这里还是世界许多文明之谜的所在地：坐落于各大陆重力中心的古埃及胡夫金字塔、令人费解的狮身人面像，波斯王誉为天堂的巴比伦“空中花园”、天文与数学成就极高的玛雅文明……一根悠长的纬线，串起了人文世界璀璨夺目的文明珍珠和厚重的奇迹。

公元1986年的夏日，骄阳把光芒普洒在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的华夏大地上时，一个沉睡数千年的灿烂古文明在成都平原幡然苏醒了――三星堆一、二号大型商代祭祀坑的发掘，将一个青铜铸就的神秘古国的沧桑背影清晰地定格在北纬30°上。人们看着这些三千多年前的青铜器时，不免怀疑，这是否是外星人在地球上生存过的另一个神秘部落？

三星堆文明起源于何方

三星堆的l现将古蜀国的历史推前到5000年前。三星堆文化来自何方？这里数量庞大的青铜人像、动物不归属于中原青铜器的任何一类。青铜器上没有留下一个文字，简直让人不可思议。

出土的“三星堆人”高鼻深目、颧面突出、阔嘴大耳，耳朵上还有穿孔，不像中国人倒像是“老外”。公元前3000年前后的四川盆地尚是一片荒蛮之地，其时当地居住着两个大的族群：东南部的苗蛮族和西北部的羌人。根据古羌人的传说，他们的祖先来自西北部的高原，他们到达现在的成都平原之后，曾与当地原始部落民族有过一段互相征讨的历史。后来，一个叫蚕丛的羌人首领称王，由于蚕丛有纵目，后来的羌人就铸了大量青铜纵目面具纪念他（《华阳国志・蜀志》：“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死，作石棺石椁，国人从之，故俗以石棺椁为纵目人冢也。”）。这似乎是古蜀人来历的一个较佳解释，但传说毕竟是传说。又有说法认为，古蜀国与杜宇有关。

青铜人像到底是谁

在三星堆考古挖掘中，最大的发现之一便是青铜人像群。远古时期青铜造像的铸造及发现，在世界上也属稀有。古希腊的青铜像几乎荡然无存，美索不达米亚考古中也仅发现多是作为装饰品或饰件的小型铜人，并不形成独立的青铜文化体系。而中原地区文化传统是以尊、鼎、鬲、壶、爵、角、觯等青铜礼器为主，并无制作独立人像乃至大型神巫雕像的传统。文献所记秦始皇集天下之兵，命工匠铸十二金人，不但未得到考古证实，且时代已远远晚于三星堆时期。因而，当由数量众多的铜人头像、铜面具、全身青铜人像等构成的阵势雄浑的三星堆青铜雕像群在北纬30°的成都平原横空出世之际，怎不令人叹为观止？！

在三星堆众多的青铜雕像群中，高大凛然的大立人像在其中卓然独立，它是当之无愧的同时期世界上最大的青铜人物雕像。以往安阳殷墟出土的殷商玉石铜人像与之相比，真可谓是“小巫”见“大巫”。就全世界范围来看，三星堆青铜大立人的体量和高度超过了古巴比伦祭师铜像，古埃及、古印度青铜雕像更难望其项背。

如此众多表情威严、造型抽象的青铜人头像他们到底是谁？是神还是人？身份是国王？巫师？臣民？奴隶？如今人像无言、青铜无声，古蜀先民留给我们只是许多古老谜团和那个梦想充溢的远古神国。

古都何因突然消失

古蜀国的繁荣持续了1500多年，然后又像它的出现一样突然地消失了。历史再一次衔接上时，中间已多了2000多年的神秘空白。关于古蜀国的灭亡，人们假想了种种原因，但都因证据不足始终停留在假设上――水患说：三星堆遗址北临鸭子河，马牧河从城中穿过，因此有学者认为是洪水肆虐的结果。但考古学家并未在遗址中发现洪水留下的沉积层。

战争说：遗址中发现的器具大多被事先破坏或烧焦，似乎也应证了这一解释。但后来人们发现，这些器具的年代相差数百年。

迁徙说：这种说法无需太多考证，但它实际上仍没有回答根本问题：人们为什么要迁徙？成都平原物产丰富，土壤肥沃，气候温和，用灾难说解释似乎难以自圆其说。那么，古蜀国消失在历史长河的真正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最近在越南北部的考古发掘，认为蒯洞遗址、义立遗址等几处古代交趾的冯原文化遗迹与三星堆文化应该有传承关系。公元前317年，秦军入蜀，破蜀都，俘蜀王。蜀王子等数万人携家南逃，不知去向。此中是否有历史因缘？

为何出土众多神秘器具

三星堆出土的大量青铜器中，基本上没有生活用品，绝大多凳羌漓胗闷贰1砻鞴攀窆的原始宗教体系已比较完整。这些祭祀用品带有不同地域的文化特点，特别是青铜雕像、金杖等，与世界上著名的玛雅文化、古埃及文化非常接近。有专家认为，大量带有不同地域特征的祭祀用品表明，三星堆曾是世界朝圣中心。

在坑中出土了5000多枚海贝，经鉴定来自印度洋。有人说这些海贝用做交易，是四川最早的外汇，而有的人则说这是朝圣者带来的祭祀品。还有60多根象牙则引起了学者们“土著象牙”与“外来象牙”的争议。“不与秦塞通人烟”的古蜀国，居然已经有了“海外投资”，不可思议。

金杖上图案是图还是画

在祭祀坑中发现了一件价值连城的瑰宝――世界最早的金杖。其权杖之说早已被学术界认同，但所刻的鱼、箭头等图案却引起了一场风波。

一个民族必备的文明要素，三星堆都已具备，只缺文字。学者们对此的争论已有些历史，《蜀王本纪》认为古蜀人“不晓文字，未有礼乐”，《华阳国志》则说蜀人“多斑彩文章”。

至于金杖上的图案是图是文，仁智各见。有的已在试图破译，另一些专家则认为刻画的符号基本上单个存在，不能表达语言。不过如果能解读这些图案，必将极大促进三星堆之谜的破解。三星堆在文字方面尚存问号，也是它吸引人的地方之一。

备受争议的金杖之谜

金杖与青铜雕像，也许是在三星堆出土文物中，最引人注目的稀世珍宝了。正因为这样，专家们意见最多，争议也最大。

古代中国并非无“权杖之说”。古方在《天地之灵―中国古玉漫谈》一书中指出，在江浙一带的史前良渚文化的大墓中，有仪仗玉质附件出土。

应该看到，中国人用杖，由来已久。良渚人以玉为权杖，三星堆人亦能以金为权杖。杖，既是一种生活用具，也是一种装饰品。

然而，夏代开国，“禹铸九鼎”。从此，易鼎成为权力转移的同义语。至此，古蜀人为什么不用鼎而用“权杖”？这确实是个很大的迷，专家们仍在深入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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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相教案 篇四

什么是蜀绣

美是一种心灵的追求，也是人类和其他动物最大的区别之一。当人们有了衣服，就开始有了一种可以创造美的材料。作为丝绸的原产国，咱们的祖先很早就能用丝线和针在衣服上绣出飞禽走兽、花鸟山石。最早关于刺绣的记载是在《尚书》中，距今已经两千多年了。那时候人们是用朱砂把丝线染成红色，然后在白衣服上绣出各种图案，所以又叫做“素衣朱绣”。

因为中国的面积太大了，各个地方的刺绣发展也不同，就形成了许多不同的图案风格和针法，因此也形成了流派。被称为中国四大名绣的是苏绣、湘绣、粤绣和蜀绣，此外还有其他小的流派和咱各个少数民族自己的刺绣。但其实无论是哪种绣，都是用针线创作艺术品，从名字上就能看出，分类的依据主要是地域。

作为土生土长的重庆人，小编最熟悉的就是四川地区的蜀绣了，无论是电视里还是商店里，多多少少都见过，特别是以熊猫滚滚为题材的作品，圆圆的萌死个人。

不过知道归知道，要说多么精通，倒是不敢自夸了。蜀绣究竟是怎么创作出来的？绣出来的作品有多神奇？究竟怎么样去品味一副刺绣作品的美……这些细节都需要一点一点地了解。其实对于艺术都是这样的，只有了解以后才能真正地欣赏。

针和线的描画

在重庆枇杷山正街，有一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部级传承人，是蜀绣艺术的大师，她叫做康宁，她独创的绣法被称为“康宁绣”。

小编有机会来到康老师的蜀绣研究院，亲眼看到了蜀绣的创作。

在一个大的木头绷子上，展开了一张绸纱。要创作一幅好的蜀绣作品，首先就得在这绸纱上描图样。如果是单面单色绣，或者是双面同色绣，甚至是双面异色绣，只需要描出一面就可以了，因为绸纱很薄，描上去的图案正反面都很清晰。

但如果是双面异形异色绣，那可就不容易了，得用不同的颜色同时在绸纱的两面都画好图样再进行创作。

康老师正在创作的一幅双面异形异色绣，是正面为一只银色萌小猫，背面是一只金色萌小狗的作品，我们能看到绸纱上有铅笔和白色粉彩勾画的痕迹，这就是双面不同的图样。

有了好的图样，接下来就是飞针走线了。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要创作好的绣品，最重要的就是针线了，这就跟画家的画笔一样，外人看着都差不多，可行家手里就有讲究了。

不知道读者们有没有见过家里缝衣服的针和线，那可真小呢。不过就算是那么小那么细的针线，跟康老师的刺绣针线比起来也算大个子了。猫哥在拍康老师的刺绣过程时，那手里相机好半天才聚焦——针线太小了，相机也叫苦呢！

不过康老师说，她手里的那根线还不算最细的，有时候绣到细微处，还要把一根丝线分成两股，用半丝才能绣呢。

再看看那根针。普通的缝衣针可不行，绣花的绸纱绷得紧，针鼻可不能太大，不然在绸面上一戳就是一个洞。康老师会用比较好的日本制绣针，那针长不过三四厘米，捏在指头上几乎快要看不见了。

细节成就美

蜀绣美，美在它亮丽的颜色和生动的造型上。但凡是艺术作品，总会有水品的高低。跟很多艺术品一样，要判断一幅蜀绣的艺术价值，得看它的细节是否经得起观众的细品。

蜀绣的细节当然就是针线了，线的颜色和针法会让作品呈现出光影和色彩的变化。

在绣植物的时候，那些叶片和花瓣都会有明暗和形态的变化。比如白色的花朵，仔细看那白色就有深浅的过渡，而同样都是绿色的叶子，也可以用深浅不同的绿色丝线表现出叶子翻转和折叠的模样。

在绣动物的时候，动物的皮毛和神态是最重要的。

小编在看康老师的作品时，就特别喜欢其中的动物，那些熊猫、金丝猴、鸳鸯、老虎和猫狗等等都非常活灵活现。康老师用未完成的那幅双面异形异色绣告诉我们，原来动物的皮毛是一根一根地绣，为了制造出皮毛蓬松的感觉，先用一种颜色的丝线打一个底色，然后再根据动物毛色的变化绣一层别的颜色上去。这样不断地一层层绣，栩栩如生的皮毛就“长”在了动物身上。如果你仔细去看，就会发现这些毛色并不是规规矩矩一块一块的，而是如同真的动物皮毛一样长短不一，层层叠叠，这是康老师在绣的时候用不同针法特意营造的效果。

而动物们的神态要逼真，最重要的就是眼睛了。

以前的蜀绣动物，在眼睛部位很多都是模式化的黑色。而康老师在钻研蜀绣技艺的过程中，对动物的眼睛做了重点改良。她告诉小编，光是眼睛，往往就要花十几种颜色的丝线。而且在造型上绝不能简单地黑色在中间，白色打点，要仔细将颜色分出层次，从深到浅慢慢地绣，用浅色勾勒出眼睛的轮廓，用白色的半丝将高光绣好。这样绣出来的眼睛，不但生动，而且连动物们的视线方向都能够表现出来。

常言说“画龙点睛”，眼睛绣得出色，整个蜀绣作品才会活起来。

热爱所以卓越

跟很多传统手工艺的传承一样，蜀绣也曾经非常濒危。在重庆曾有一间挑花刺绣厂，康老师就是在这个厂子里开始学习刺绣的。但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刺绣厂因为经营不善倒闭，很多工人们纷纷改行，唯有康老师没有丢下绣花针，她不像其他姐妹一样去做生意，反而坚持绣了下去，这一绣就是三十多年。

因为专注于蜀绣，康老师不断地改良技艺，除了上面说到的对动物们眼睛的创作，她在绣异形异色绣的时候，还给小编露了一手绝活：两枚绣花针同时在两面绣。

康宁蜀绣艺术研究院的汤登勇院长说，这种在同一张绸纱上一次使用两枚针完成正反两面异形异色绣作品的技术，大概就康老师能做到了。

如果不是对一项技艺几十年如一日的潜心研究是达不到这个水平的。

蜀相教案 篇五

宋朝统治者大多重文轻武，大倡文教，连续掀起了三次兴学运动。第一次兴学运动属于“庆历新政”的一部分，称为“庆历兴学”。第二次兴学运动则属于王安石变法（即熙丰变法）的内容，谓“熙丰兴学”。第三次兴学运动发生在宋徽宗崇宁年间（1102―1106年），被视为“崇宁兴学”。后者是以好儒雅、擅书画著称的宋徽宗倡导的。

宋廷发起的三次兴学运动，使各级官学散布蜀中。按照皇帝历次诏令的规定，至南宋初，在今四川、重庆地区应设立州（府、军、监）学49所，县学172所，总计应有221所；但实际建校数大致为95所。这之中，像成都府路16州60县，建校42所，覆盖率约为55％；潼川府路15州52县，建校34所，覆盖率约为50％；像利州路在今四川地域有6州30县，却仅建校11所，覆盖率约为30％；夔州路在今重庆地区有12州30县，建校8所，覆盖率更是低至约19％。（参见贾大泉、周原孙：《四川通史》第四册）这说明学校教育的发展水平，是受所在区域的文化经济基础制约的。南宋初年，成都成为全国教育的中心地区，学校生员达800余人，堪称盛极一时。崇宁年间，成都府学有校舍300楹，到南宋扩大为585楹，号称“举天下郡国所无有”（《宋代蜀文辑存》卷六十七）。

与此相应，作为私学的书院也在巴蜀地区获得成熟和发展。据胡昭曦先生的考证，宋代四川书院可以确定者为27所，占当时全国书院数的4.4％，在各省中居第7位。其中北宋时四川所建为7所，南宋建20所。胡先生认为，在这27所书院中，最具影响力的当是位于城东合江的沧江书院和位于邛州蒲江（今蒲江县）的鹤山书院。（参见胡昭曦：《四川书院的发展与改制》，《中华文化论坛》2000年第3期）据明正德《四川总志》记载，中国古代最早的书院，是在唐贞元九年（793年）于今四川遂宁市西南书台山下建立的张九宗书院。不过，它与宋代四川那种学者聚众讲学治学授徒的性质，还有相当的距离。

据贾大泉、周原孙两先生的研究，宋初，四川士子虽读书好学，但淡泊名利，多不求仕进，轻视科举。《宋朝事实类苑》卷五十七载，在太宗、真宗时期，蜀中士子“不事举业，迨十五年，无一预解名者。”为了改变这种局面，宋廷对四川士子采取了一系列优待、鼓励政策，如为举子入京参加省试、殿试提供往来食宿费用；未如期应考者，准予补试；放宽对举子解试的名额……南宋时，四川除可以举放解试外，还举行“类省试”――这是朝廷将礼部的省试下放给四川宣抚司主持（后改为制置司主持）。这实际是朝廷对四川举子的又一项优待政策。它省去了原来必须在京师参加省试这一环节，从而给路途险远、处在抗金前线的广大四川士子极大的便利。南宋初，朝廷对四川参加“特奏名试”的举人，亦特许在川单独举行考试，由四川宣抚司组织，试时务策一道；合格者，分别赐“进士出身”、“同进士出身”等。考试题目简单，录取率高（宋宁宗以前为2取1，后改为3取1），待遇优渥，而且就地考试，不必长途跋涉入京。这自然使得四川举子对朝廷感恩戴德了。据清嘉庆《四川通志》载，仅绍兴二年（1132年），四川经特奏名试合格而入仕者即达158人之多。（参见萧源锦：《状元史话》）

在朝廷的优待政策鼓励下，四川士子逐渐放弃了以“静退相高”的架子，终被皇帝隆恩降服，从而以前赴后继、摩肩接踵之势，在四川掀起科举入仕的大潮。

据嘉庆《四川通志》的记载统计，两宋之际，四川士子参加科举考试而进士及第者高达3992人，其中北宋为1413人，南宋2579人。有宋一代，正规的进土及第者59598人，四川及第者对此的占有率为6.7％。就四川各地进士及第情况来看，两宋之际以潼川府路为最多，达1916人，约占全蜀进士及第总数的48％；其次为成都府路，为1771人，约占总数的44．36％。就成都府路各府、州情况看，其中成都府为689人，约占四川及第总数的17．26％；三苏故里眉州仅次之，为599人，约占总数的15％；其他州及第者则均在两位数或两位数以下。他如黎州（治汉源），终宋一代竟无一人进士及第。（参见贾大泉、周原孙：《四川通史》第四册）

有宋一代，四川经殿试而得状元6名，他们是：苏易简，梓州铜山（今中江县）人，太宗太平兴国五年（980年）状元；陈尧叟，阆州（治今阆中）人，太宗端拱二年（989年）状元（陈尧叟二弟陈尧佐为同榜进士）；陈尧咨（陈尧叟三弟），阆州人，真宗咸平三年（1000年）状元；马涓，保宁（治今南部县）人，哲宗元三年（1088年）状元；何，仙井监（治今仁寿）人，徽宗政和五年（1115年）状元；赵逵，资州（治今资中）人，高宗绍兴二十一年（1151年）状元。（参见萧源锦：《状元史话》）阆州在唐代和宋代竟分别出现两次兄弟状元（唐代的尹枢、尹极，宋代的陈尧叟、陈尧咨）。这不能不承认阆州在唐宋两代的文化教育之盛、读书求仕空气之浓，是他州不能比拟的。当然，这也与各自的家学渊源有很大关系。

有宋一代四川地方响应朝廷号召，热烈办学；广大士子热情参加科举考试，追求功名，走入官方“彀中”（《唐摭言》卷一记，唐太宗在长安金殿端门看到许多新进士鱼贯走出考场，高兴地说：“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标志着巴蜀社会已完全接受以儒学为核心的封建正统文化，已完全融入中华传统文化之中。从总体说来，这并无不妥，当有积极意义。因为教育兴，则科技兴，文化兴，社会兴，这是一般常识；但就士子放弃自我而投入科举考试，被官方牵着鼻子来看，这实际是丢掉了巴蜀文人长期以来形成的注重人格独立与精神自由的集体禀性――这是自扬雄而发轫，至李白、杜甫而彪焕的悠久传统，也是巴蜀文化曾赖以荣耀的一个闪光点。

正因为如此，我们更看重宋代、特别是南宋四川书院的发展；因为它对于保持巴蜀文人独立不羁、个性张扬的秉赋，阐扬巴蜀文化思想开放、学术民主的精神，才更具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