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平日的学习、工作或生活中，我们心中时常会积累了不少感想和见解，这时可以把它可以记录在感言中。是不是写起感言来就无从下笔、没有头绪？这里是高考家长帮敬业的小编阿青为家人们收集的我的三十年散文精选5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我的三十年 篇一

我国目前正处在转型时期，作为重中之重的三农也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在三农所有问题中，食物供给的数量与质量安全、农民工市民化、农村土地是最需要迫切解决好的问题。如何妥善解决这些问题，直接关系到“中国梦”的顺利实现。

应实行“口粮安全战略”，而不是“泛粮食安全战略”

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推进，更多的人口变成中产阶层，我国食物供给不仅面临数量安全，而且还面临质量安全，如何满足这种数量与质量的双安全，对我国这种人均资源极为稀缺的国度的确是一大难题与挑战。

我国粮食已实现十连增，但一个尴尬的事实却是，近年来我国粮食进口一直在屡创新高，以去年为例，谷物和谷物粉进口1398万吨，大豆进口5838万吨，棉花进口580多万吨，糖进口370多万吨，肉进口220万吨，奶制品进口110万吨。

按我国现行的消费人口数量，大约需要30亿亩以上的播种面积才能满足要求，而目前我国只有18亿亩耕地，加上复种只有24亿亩，还需进口6亿亩的粮食，目前进口的大豆就有3亿亩的量，我国目前进口的大豆已占全球大豆贸易量的60%，未来还需要更进一步增加吗？下一个会是玉米吗？国际市场能满足我国的需求吗？如何统筹国际与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需要精心布局。

更重要的，从质量上来看，目前我国食物供应面临更大的问题。城市一大半已满足温饱水平的消费者不再是仅关心吃饱，他们还迫切希望吃得安全健康。而目前不断出现的各种食品安全丑闻，让大部分消费者成了惊弓之鸟。

当前人民的突出愿望便是食品安全，这是总理在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上重点强调的，他说：“柴米油盐的安全就是人民的突出愿望。”如何实现在保证“吃饱”的基础上，让百姓能够“吃好”，是目前我国农业面临的最大挑战。

食物生产的数量安全与质量安全，二者有矛盾之处，依靠化肥、农药、转基因技术、添加剂、生长剂等技术可以获得产量的迅猛增加，但却会带来更严重的污染与食品安全问题。如何追求数量与质量的平衡，让消费者既能够满足数量上的安全，也能够满足质量上的安全，应该是未来政策的着重点。

相比前几年，我国目前食品安全的主要问题集中在源头。如果源头污染治理不了，后面的环节再安全也无能为力。如何对养殖业的抗生素滥用、蔬菜水果业的农药残留超标等进行治理，需要对农业投入品的使用进行监管，还要加强对农民的科普教育。

从数量安全来看，目前我国实行的泛粮食安全战略面临调整，泛粮食安全战略把玉米、大豆等都包括进来，战线拉得太长，农业补贴有点撒胡椒面的感觉，什么都想保，结果很可能是什么都没有保护好。未来应该实行“口粮安全战略”，让那些从事最重要、最基本、我们最离不开的主粮生产的农民，真正有动力去多生产口粮，唯有这样才能真正保证我国的粮食安全。而现实的情况却是种什么都比种小麦大米赚钱。

未来我国应该重新调整粮食安全战略，重点对从事“主粮安全”的农民与耕地进行保护，加大对小麦、大米生产的补贴，提高收购价格，提升粮食安全保护的精度与准确性。

为了保证质量安全，我国的农产品供应链应该重塑，应该加强综合协调联动，落实从田头到餐桌的全程监管责任，健全农产品质量安全和食品安全追溯体系。强化农业生产过程环境监测，严格农业投入品生产经营使用管理，积极开展农业面源污染和畜禽养殖污染防治。 健全基层食品安全工作体系，加大监管机构建设投入，全面提升监管能力和水平。

农民工市民化，建设用地指标是个好工具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我国新型城镇化能够高质量完成的关键。如何加快改革户籍制度，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让进城农民享受平等的城镇基本公共服务，也是一大难题。

农民工市民化最大的障碍在哪儿？成本是关键。有专家测算，我国农村和城市福利待遇人均相差33万元，一般大城市福利50万元以上，中小城市为十几万元。今后20年内，中国将有近5亿农民需要实现市民化，人均市民化成本为10万元，为此至少需要40万亿～ 50万亿元的成本。谁来承担这些成本？什么样的政策激励最为有效？

自十七大提出要推进户籍制度改革至今，我国各地均推出地方户籍改革政策。据初步统计，已有河北、辽宁、江苏、浙江等12省份相继取消了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的二元户口性质划分。

各地改革措施不一，上海、深圳、济南等地相继推出居住证制度，部分城市推出购房落户政策，广东省推出积分入户政策，重庆尝试通过建立转户居民宅基地、承包地和林地的弹性退出机制，以合理的过渡期保障农民合法权益，而成都则推出“让农民穿着风衣进城”的户籍改革政策。

总体看来，这些政策，尤其是2010年广东省，重庆、成都两市的政策尤具进步意义，但同时也存在不少问题。农民工市民化的步伐还远满足不了现实的需求。

目前农民进城之后，实际上多数时候表现出“两头靠”的特性，他们既要在城市挣钱生活，同时又不敢放弃农村的土地，但土地并不能给他们带来太多收益，所以出现大量“空心村”。

在目前体制下，农民工输入省份没有动力去保障农民工的福利。从国家层面上来看，应该出台相关的激励政策，让长三角、珠三角、京津等劳动力流入大户有动力来解决大量的外来劳动力户籍问题。虽然国家鼓励放开户籍，但大部分的就业岗位在珠三角与长三角等少数发达地区，如何鼓励这些地区解决外来群体的市民化问题？什么政策激励最有效？

其实建设用地指标是一个好工具。因为要想解决新移民的定居，必须要占有耕地。目前土地管理部门一直在执行“占补平衡”政策，其实这个政策也可以移植到吸收外省份新移民政策上。

我国有1亿多的跨省农民工，他们在家乡都有承包地与宅基地，如果能够在打工地长三角、珠三角等沿海地区落户定居，到一定时候，他们就会自动把家乡的承包地给转让出去，把宅基地给卖了。从整个国家来讲是合适的，等于节约了土地，耕地并没有因此而减少，长远看应该是增加的。因为人口在城镇居住所占用的耕地远比在农村居住少。

所以可以通过增加建设用地指标来激励那些劳动力流入多的地区解决外来移民市民化问题，至少具体的数量可以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由中央土地管理部门统一制定。建设用地指标增加，地方财力也相应增加，新移民进城的社保、住房也因此有了保障。

当然，进城农民的住房、子女教育、社保以及他们在农村的宅基地与承包地如何处置等问题，都需要精心谋划。

改革农村土地制度，让农地成为“不再沉睡的资产”

农村土地是农民的最大资产，但目前还是一个沉睡的资产。目前我国的农村土地制度还存在太多的问题，如何改革好中国的农村土地制度，让土地这个最稀缺的资源发挥出最大效力，需要精心谋划，以下几个方面的改革是关键：

其一，征地制度该如何改？

目前我国实行的是城乡隔离的两套土地管理制度，城镇化的土地必须被征走，政府垄断了土地的一级开发，农民被排斥在土地增值收益之外。未来应该打破目前的垄断征地政策，实现农村、城市土地“同地、同权、同利”，建立土地交易机制，使农民分享城市化中的土地增值收益，使进城农民获得创业资本，只有这样才能可持续。

巴西城市化的教训很惨烈。在政府主导下，大批农民转移到城市，土地以低廉价格被出售给开发商，农民到城市后形成数量庞大的贫民窟，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

而我国的台湾等地，让农民分享城市化中土地增值收益，不少农民因此成为百万富翁，然后这些农民就有资本去创业去开发，不仅没有贫民窟，而且带来了农村的发展。

目前我国不少地区又在重走巴西的老路。如果土地制度不变，与土地相关的制度不改， 大多数进城农民的宅基地与承包地如果被变相低价出售了，农民到城镇生活可能会变成一个大问题。谁来保证那些获得中小城镇户籍的新居民的工作以及从农村转向城市的培训成本以及找工作的成本？

当然，如果有一个可交易的市场，让农民通过卖出宅基地与承包地，除了获得城市的户籍、住房与社保外，还能够有一笔资金从事小买卖，就可行了。

另外，我国目前还存在一个“农民上楼致贫”的现象，也就是讲，农民来到了城市，住进楼房后，他的居住成本与原来在农村相比会大大增加，但由于没有稳定的工作，还要交物业费、水电费等，其生活质量就下降了。

目前的征地垄断带来太大的社会问题，应该破除，实行同地地权同利，让农村的集体建设用地也能够真正入市。

除了非征不可的道路、学校等纯粹公益性用地外，其他的非农建设农地都可以让农民成为交易的主体，让企业通过租地的形式向农民获得，让农民成为地主。大大压缩目前的征地范围，除了纯公益性用途外，其他的应该由用地单位与农民协商解决。商业用地要按市场价由农民与开发商共同解决。“公共利益”应该有具体规定，可以采取列举的方式。

农民直接成为土地交易主体，打破地方政府处于垄断地位，一手低价拿地、一手高价卖地带来的高房价问题。让农民为进城农民建房是深圳过去快速从小渔村变成大都市的成功秘诀，这个秘诀也应该让全国人民一起享用。

其二，农村建设土地能否实现同地同权直接入市？

目前我国数量庞大的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普遍存在利用不合理、效率低下等问题。

由于各种严格的限制，农民的承包地、宅基地、住房不能作为资本流动，很难带来财产性收入。但现实情况却是农村集体建设用地隐性市场活跃，违法用地屡禁不止，用地流转权利缺乏可靠保障，如何打破坚冰，让工业化与城镇化过程中农民也能够真正受益，需要进一步改革。

农地直接入市的全国潜力如何？百万亿元农村建设用地入市将带来多大的“农村沉睡资本”？

据重庆市市长黄奇帆测算，中国城市人口在城里需要的建设性用地是人均100平方米。而农民在农村的建设性用地大概是人均250平方米。如果有1亿农民进了城市，需要城市提供1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但农村建设用地大大节省出来了，所以18亿亩耕地红线不仅能够守住，而且随着城市化进程，耕地可以变成20亿亩。

全国城乡建设用地有20多万平方公里，至少可以承载二十几亿人，城镇建设并不缺地，但目前的土地利用方式太粗放太浪费了。

以广东为例，据广东省国土资源厅统计，2006年广东省农村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23200多亩、2100多宗，每宗10多亩，总价款20多亿元人民币，即每亩地价近100万元人民币。据广东省调查，目前至少还有60多万亩的农村集体建设用地闲置。

如何解决实际占地2亿多亩、价值100万亿元人民币以上的农村建设用地使用权的流转，建构全国统一的土地使用权体系，形成公开化的中国村镇房市和构建中国房市的全流通格局，是一个令人无限想象的大问题。

“农村土地入市”须明确产权主体及权益分配机制，建立统一的产权交易市场。农村集体建设土地入市是未来的必然趋势，但前提是须明确产权主体及权益分配机制，防止公权力侵占。目前我国的农村土地普遍存在主体虚位、主体混乱问题，未来应该确权发证，明确农民的权益，在此基础上建设产权交易市场，开启农村沉睡的资本。

“农村土地入市”还需引入竞争机制。农村集体土地的上市，显然不宜走政府拍卖的老路，必须以打破土地一级市场的垄断为目标，并与政府土地拍卖形成分庭抗礼的竞争态势，地价才有望不受操控。农村土地入市要想真正对抑制房价起效，显然更需竞争机制的引入以及利益关系的重建。

我的三十年 篇二

我们的母校自1983年建校以来，环境在日新月异的变化中：由简朴到规范，由不起眼到知名。当时的教学楼共三层，一共十个教室。教室里的吊灯摇摇欲坠，课桌上千疮百孔，板凳更是摇摇晃晃，黑板是老师凑钱买的，只有一张4k纸那么大，粉笔也是老师们自己用石灰烧的，用起来既伤手字迹又不清楚，可是又有什么办法呐？现在，我的母校变得十分规范，学校有教学楼和实验楼各一栋，有二十六个教学班，学生有1700余人。学校环境更是焕然一新。教室里，吊灯金碧辉煌，课桌也是用漆刷过的，板凳改成了椅子，靠在上面十分惬意，黑板变得又大又亮，人工粉笔也闪亮登场了。教室外，花坛里花团锦簇，姹紫嫣红，微风吹过，亭亭玉立的花朵向学生们微笑，和他们打招呼；路旁，一把撑开的绿色巨伞为同学们抵挡骄阳。建校三十年来，学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为我的母校感到骄傲和自豪。

是谁是我们的母校发生了如此大的变化？是园丁，是辛勤的园丁，是任劳任怨、不求回报的园丁。许多老师在建校时就进了学校，那是的老师是那样清秀美丽，生着一头乌黑亮丽的秀发。然而，三十年之后，那些为了学生操碎了心的老师变成了脸上布满皱纹、身体臃肿、两鬓斑白的人。她们有的退休了，有的仍然战斗在教育一线。她们用自己的辛勤汗水，才换得桃李满天下。

我们在这优越的条件下，无忧无虑的成长，接受着良好的教育，每天都在活跃的课堂气氛中上着一堂堂妙趣横生的课程。每天都嘻嘻哈哈，课堂都热热闹闹。我们比起那些在简陋不堪的教室中上课的学生，我们多么幸福啊！

身为河西小学的一名六年级小学生，我感到了自己身上背负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从现在开始，我要好好学习，考一所好的学校，为我们河西小学增光添彩！

我的三十年 篇三

我1979年高中毕业，那时就有一个做记者的梦想。而最早接触这本杂志，是1982年。记得是刚过完春节，十八九岁的我正在连队训练，忽然接到通知，要我去团里的“通讯员培训班”报到。紧张的培训、实习结束后，我被师政治部宣传科新闻组留下了。从此，我可以在那里看到一些平时根本不知道、也看不到的新闻专业刊物。也许是我家乡观念太浓，也许是她的可读性很强，一本32开本的《河南日报通讯》叫我爱不释手，她――就是《新闻爱好者》的前身。我从这本杂志里吸吮了很多的“营养”，写作水平提高很快。随后，我的一些稿子开始在武汉军区《战斗报》等报刊见报了，年底超额完成上级下达的见报任务，团里还给我记了三等功。在1983年、1984年，我仍以较好的成绩分别荣立三等功一次，共达三次，这在当时也是少有的。

1984年年底，我在首长和战友的惋惜和祝福声中脱下了心爱的军装。和别的战友不一样的是，人家离开部队时带的多是被服、子弹壳等军品，而我带的则是两纸箱书籍，甚至包括几本经宣传股“特批”可以带走的《河南日报通讯》。

回到农村，我很快当上了村委会主任兼团支部书记。平时遇见好的新闻线索，我就及时采访、写稿、发稿。就这样，我时不时有稿件见诸报端或在广播电台播发，成了当地有名的“土记者”。不久，《河南日报通讯》从赠阅的内部刊物正式更名为《新闻爱好者》，并在全国发行，我毫不犹豫地自费订了一份。这时，一些喜爱写作的农村青年慕名找到我，一起探询写作的奥妙，提供新闻线索。我想，何不把他们组织起来办个学习班，一是谈谈自己的学习体会，二是可以激发他们的新闻兴趣，三是可以给乡里培养一批通讯员，何乐而不为呢？我把这个想法给乡里的有关领导一说，立即得到他们的大力支持，乡广播站广播了举办新闻培训班的消息，培训场地、黑板、粉笔、学员笔记本等，都是乡里安排的。谁知不几天，竟有30多人报名，他们多是本乡的农村青年，也有少数邻近乡的，其中还有一位50多岁的老同志。在这期学习班上，我根据参加部队新闻培训班的笔记，参考新闻写作教科书，给学员们讲了消息、通讯、言论等新闻体裁的基本特点和写作要求，还重点结合自身的实践过程谈了很多体会。由于是自身经历的、有很多例子是土生土长的，所以大家的感觉和反映还不错。我还给学员介绍了《新闻爱好者》杂志，并拿出几期存刊给大家品读。他们和我一样，对《新闻爱好者》竟是一见钟情，培训结束时，每人都自费订了一份。后来，在这批学员中，有10多人的作品经常见报，3人成绩突出，被县委宣传部评为“优秀通讯员”，其中2人被县有关部门录用为干部或职工。

我的三十年 篇四

三十多年前，我响应祖国号召，应征入伍到青海格尔木86397部队，(那时部队番号是3669)。在空军格尔木机场一呆就是7年。因我参军前是农村有线广播线务员，部队首长根据我的特长，就把我分配到通讯队有线分队维护班，当了一名架线兵，每天扛着线盘，背着电话机，提着脚扣在戈壁沙滩上来回跋涉，最多的一天要走三、四十公里，使我能有机会饱览茫茫戈壁的无限风光，也领略毫无遮拦的炎炎烈日。如今，离开摸爬滚打的军营虽然已经30多年，但只要我一闭上眼睛，就能想起那里的一切：一望无边的青海湖、滚烫的戈壁、茫茫的沙滩、倔强的骆驼棘、顽强的沙柳、挺直的白杨、清澈的流水、翱翔的神鹰、突奔的藏羚羊，巍峨的祁连、雄伟的昆仑和祁连昆仑山上那常年不化的白雪，以及和积雪一样棉厚晶莹的云朵。

由于我们部队所处的地理位置比较特殊，离格尔木市(当时是县)有二十多公里，周边仅有少量的藏胞住的帐棚，因此与藏胞很少交往，只是在收获青稞麦的季节，部队才派一两个连队去支援他们。可惜，我从来都没有轮到过一次这样的机会。

那个地方极少下雨，以致连队新发的雨衣竟一次也排不上用场，退伍时仍方方正正地叠着交还回去。尽管不下雨，但是并不缺水，充沛的昆仑山脉雪化水常年不断滋润着这片神奇的土地。只要往地下随便打下一根钢管，倾刻就能慷慨喷出可人的清泉水。而且，冬暖夏凉温差极大。

记得有一次盛夏的中午，我们几个战士架设完了几公里的电话线之后，热得大汗淋漓，兴奋地跳进一个水潭中，顿时就像跌入冰窟里，不一会就冻得嘴唇发柴、牙齿打架，手脚抽筋，于是赶紧爬上来晒太阳。从此后，再不敢贪恋那清莹的雪液。最怕的就是在野外架线突遇狂风，飞沙走石，目不敢睁，而且得闭着嘴唇，不然沙土灌进喉咙，就象吞进去一把碱盐。

离格尔木百十里处，有一座亚洲闻名的察尔汗盐湖，察尔汗盐湖是我国最大的盐湖，湖内钾、镁、锂、钠等盐类储藏量达600亿吨，居全国之首。察尔汗盐湖由大小不同的9个盐湖组成，湖中或湖边的干盐滩上，有各种样式的盐花。这些色彩斑斓的结晶盐，红、黄、蓝、紫、白……千姿百态。

连队每年要到那里去挖一车天然食用盐，颗颗粒粒像水晶似的诱人。钾肥的储藏量就更是丰富，每年年底用东方红拖拉机开出一条条深沟，第二年春天，就可以用铁锹去挖，据说一锹铲上来，不用加工就值得好几块钱。部队在那里办了一个钾肥厂，每年为国家创造税利几百万元，部队战士分期分批去钾肥厂参加生产，既锻炼了战士，同时也为改善部队生活创造了条件。

后来，我们这些江西籍的战士相继退伍了，只留下一位战友在那里当钾肥厂厂长，军转民之后享受副地级待遇。

如今，我做梦都想着能有机会再去那里看看，看看当年我亲手栽下的三十多棵白杨，如今一定长成参天的白杨。时代的前进的步伐比列车还快，我们入伍的那年，格尔木还没有通火车。笨重而宠大的老式客车像蜗牛似地爬上日月山、象皮山，一如患哮喘气的老者显得气喘吁吁，偶而贴近窗口看那盘旋徒峭的沙石公路，确实有些像诗人说的“蜀道难，难于上青天”。

格尔木1984年就通了火车，而且据说火车一直通到军营旁边。如今又修通了从格尔木到拉萨的铁路。这一下，又可以圆我数十年祈望亲历普渡性灵的胜地——西藏之梦！

我的三十年 篇五

从1978年开始算起，中国的改革开放整这个经历了30年的风雨历程。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正是说明了改革开放取得的丰硕成果。我是96年出生的，虽然没有亲身经历这场变革，但想想我印象中的十几年，还是可以感到身边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首先，变化最大的就是家用电器的变更。九几年那会，电视还没有普及，只有有些家底的百姓才能买得起。那时我的姥爷家虽然有些积蓄，可是想要买得起电视还差得很远。我老爷喜欢电子，决心要自己造一台电视。通过好友的结构图和不懈的努力，我老爷造出了整栋楼的第一台电视。虽然这只是一台12寸的黑白电视，但对当时的的人而言却是个新鲜玩意。造好电视的那天晚上，楼里大大小小的住户都来我姥爷家体验这“奢侈品”。 现在，当年的那台黑白电视早已“光荣下岗了”，而三四十寸的大彩电随处可见，甚至有些人家还有两三台。

其次就是通信设备，虽然当时告别了写信的繁琐时代，可由于高昂的话费，手机在某种程度上只是一个摆设。为联络方便，当时但凡经济允许的人都配备了“BP”机。所以当时朋友见面总不忘抛下一句“有事CALL我”再离去，对当时的人来说别提多神奇了。近几年，通讯设备飞速发展，早已是“手机人手一部，电脑覆盖全部”了。流行语也从“有事CALL我”变成了“有事Q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