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无名无私奉献的教育工作者，总归要编写教案，教案是教学活动的依据，有着重要的地位。教案要怎么写呢？这里是细致的小编为大伙儿分享的5篇鼓浪屿之波教案的相关范文，欢迎阅读。
鼓浪屿之波教案范文 篇一
陈淳：师从中国史前考古学奠基人之一贾兰坡院士。现为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教授。主要从事史前考古学研究，涉及领域包括考古学理论与方法、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研究、农业起源研究、国家与文明起源研究。兼任中山大学岭南考古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著有《中国猿人》、《文明与早期国家探源》、《当代考古学》、《考古学理论》、《考古学的理论与研究》等。
我们常常自豪地宣称，在世界五大文明古国中只有中华文明绵延不断，其他的早期文明与其后来的历史进程一般没有直接的联系，大都是一些断了源头的文明。而世界上止步于酋邦阶段的远古文明更是不计其数，比如中国的龙山文化、良渚文化、三星堆文化与红山文化，中美洲的奥尔梅克、英国的巨石阵、太平洋中的复活节岛等等。这些早期文明社会像流星一样在历史的长空中划过，突然消逝在深邃遥远的过去，留下了壮观的遗迹和令人遐想的悬念。于是人们提出种种解释来猜测它们的来龙去脉，甚至把一些史前文明看作是外星人的杰作。
对这些消逝文明的探究，由于人们不清楚当时的各种具体状况，常常将它们的崩溃归于外部的因素，如战争、入侵、洪水等灾难性事件。以为早期文明的崩溃是因为古代社会生产力低下，社会机制十分脆弱，对环境和灾难的应变能力有限，以致难以抵挡各种突发事件。当然，早期文明一般会比现代文明社会受到更多的制约，无法预见且难以控制的人口增长、环境退化、及内外冲突等因素，常常会成为这些早期文明潜在的致命弱点。但是，考古学研究表明，在许多文明崩溃的案例中，人类自身往往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种认识也引起了这样的思考：当代工业文明具有强大的科技力量，但能否从根本上避免古代文明那种轮回与崩溃呢？俗话说，以史为鉴可以知兴衰。同样，考古学对古代文明崩溃的研究，也可以为现代文明的走势提供一面镜子。
古代文明的崩溃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考古学家对玛雅文明崩溃的阐释有许多不同观点。主要包括生态因素、自然灾害、环境和刀耕火种的农业内在的局限性、疾病传播、出生率中性别比例失衡、过重的税收导致阶级矛盾加剧和内部动乱，以及玛雅贵族从墨西哥中部引入雇佣军导致军事化和世俗化、意识形态改变导致道德瓦解、来自尤加坦北部的墨西哥人的入侵等。直到以瑞士地球化学家豪格(G.H. Haug)为首的一批学者对委内瑞拉北部卡利亚科盆地未受扰动的沉积物中的块状钛含量进行了分析，玛雅崩溃之谜才算找到了最有说服力的解答。
根据豪格团队对公元700～950年这段古典玛雅兴衰阶段的气候和沉积物变化所作的观察，钛的季节性分解记录显示，玛雅文明在达到全盛期后不久，就开始面临不断扩大的干旱趋势，并在公元800～900年左右至少遭遇两次持续多年的严重干旱。
那么，气候恶化与玛雅文明衰落之间是否存在必然联系呢？
答案是肯定的。玛雅文明一直被认为是人类社会在特殊生态环境中的特殊发展。像佩滕地区的丛林似乎是最不适宜文明发展的环境，但是它却成为玛雅低地文明的摇篮。就在这片茂密的雨林中，玛雅人栽培各种谷物、蔬菜和水果，建造起巨大的祭祀中心。北部尤卡坦地势低洼而平坦，到处分布着茂密的灌木丛。但由于地处石灰岩地区，腐殖质层不过几英寸，裂隙发育的喀斯特地貌使得雨水直接渗入地下，地表没有很大的河流和湖泊，该地区十分干旱，农业则主要依赖大部分集中于夏季的自然降雨进行灌溉。加上尤加坦半岛的喀斯特地形很难形成较大的地面水体，为了应付雨量的不均匀，玛雅人只能想出各种办法来集聚雨水以维持农业生产。
于是，由于公元550～750年是玛雅低地气候的最佳时期，充沛的降雨使其农业得到发展，导致玛雅文明迅速扩张。但到了古典玛雅的全盛期，当人口从先前的300万猛增到1300万，达到了环境和土地所能承受的极限，其整个社会机体就在面临干旱和农业歉收时变得十分脆弱。而偏偏在此期间，玛雅又遭遇了连续而严重的旱情：最初一次旱情始于公元760年，延续了40年之久；从公元810年又开始了一波长达10多年更严重的干旱；到公元910年，再次发生了一波长达6年的严重干旱。
由此可见，在玛雅文明于公元750年达到顶峰之后，马上就开始面临干旱的困扰。这种持续而反复加重的干旱无疑对玛雅低地的农业造成了破坏性影响。过多的人口和农业歉收带来的资源压力，加上统治者管理和应对危机上的失误加剧了社会矛盾，导致社会运转系统瓦解，最终在公元9世纪拉垮了玛雅文明。
那么，复活节岛在人类文明长空中的迅速陨落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复活节岛位于浩瀚的太平洋中，是东波利尼西亚群岛中的一座小岛，它由火山喷发形成，可以说是地球上最偏远而孤独的地方。大约在公元700年被栖居后，岛上就发展出比较复杂的酋邦社会。当时的社会分成各个阶层，由祭司进行统治，各种专职工匠负责雕刻和建造石像，食物则由农民和渔民提供。周围海域可以提供丰富的鱼、虾和贝类，种植的作物包括芋头、香蕉、白薯和甘蔗。同时，古代岛民还养鸡。一直到16世纪的这七八百年里，岛上社会稳定，人们建造了大约1000尊巨大石像。但在1722年4月复活节，当荷兰航海家雅各布・罗格文登上这座岛屿的时候，他不但为岛上矗立的几百座石像所惊讶，也被荒凉的景观和稀少的人口所困惑。
后来的考古学研究为这一文明的覆灭找到了原因。原来，该岛上曾一度覆盖有大型棕榈树为主的茂盛植被，但因为人为过度开发而被破坏。比如，为了要运输自己所制造的巨型石像，岛民砍伐大量木材来制作木橇、独木舟等工具。此外，为了建造房屋，他们也消耗了相当多的木材。一旦岛上的树木被砍伐殆尽，石像也就无法运输和矗立，独木舟也停止生产，一些原来经常开拓和赖以为生的近海资源如鱼类和海洋哺乳动物也就无法利用。林木消失造成覆盖在火山岩上薄薄的一层土壤很快流失，无法再生长大型的树木。随着岛屿环境的恶化，岛屿上的部落开始发生冲突。战争的结果导致岛屿上的粮食生产中断、人口锐减、宗教制度瓦解、贵族失去了权威、有效的经济体制解体，甚至出现了将人作为食物来猎取的可怕场景。而这次冲突发生的时间距离罗格文抵达复活节岛只不过40年。
纵览以上两个比较典型的人类文明崩溃的案例，我们无疑可以得到如下珍贵的昭示：文明是脆弱且并非永恒的。社会文化在面对环境波动时往往会有一种自我调节的能力。但是，如果环境恶化所导致的人地关系达到了难以调和的地步，任何偶发事件都可能引发文化更迭和社会变迁。
现代工业文明的忧虑
当然，有人会问，以上关于文明崩溃缘由的追溯，又能给我们现代人带来哪些启示呢？比如，有人认为，由于我们今天所处的现代文明社会得益于科技的昌明和工业的发展，古代文明的崩溃只是偶然和突发事件所导致的悲剧性结果；还有人认为，现代社会拥有不断创新的科学技术能力和历史及经济学知识，应该能够克服古代文明社会所无法克服的困难，更可以使当代工业文明不断向前发展，人类没有理由对当代人类发展的未来不乐观、不憧憬。
其实，当我们在审视像玛雅、古埃及乃至古罗马这些辉煌古代文明崩溃的案例时，一系列发人深省的问题被提了出来：现代工业文明真的比古代文明先进而能永恒吗？当代工业社会能够永远保持持续增长和发展的势头吗？先进的科学技术真的能够克服环境恶化和资源枯竭带来的压力吗？
过去，我们受“人定胜天”口号的鼓舞，对科学技术的潜力和未来的发展充满信心，觉得人类的智慧和社会进步可以克服一切困难，前景一片光明。然而，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现代工业文明带来的阴影，在现代高科技炫目的光芒之下，许多令人担忧的阴影隐约浮现。早在1968年，著名未来学研究团体“罗马俱乐部”的创始人、意大利经济学家佩切伊就认为，世界的状况正在恶化，人口和粮食、资源和能源、都市化、工业增长和环境污染正在相互作用，对全球的文明社会产生越来越大的威胁。受“罗马俱乐部”委托，麻省理工学院的丹尼斯・米都斯在1972年出版了《增长的极限》一书。书中指出，如果目前世界的人口、工业化、污染及粮食产量在一个封闭的环境系统中一成不变地发展下去，地球发展的极限将在100年内出现，我们将被迫面对全球的大变动。最有可能的结果，将是人口和工业生产面临突然且不可控制的衰退。该报告警告，地球是有限的，人类必须自觉抑制增长，否则随之而来的将是人类社会的崩溃。
未来学家意识到，现代工业文明在为人类提高了生活质量之外，也出现了大量的弊端：现代文明社会发展的趋势就是无限制地追求经济高速增长，无条件地强调提高生活质量和增加消费，浪费资源和能源，刻意追求国内生产总值。而为了刺激经济增长，必然导致过度消耗资源，特别是一些不可再生的资源。由于人们常常忽视工业发展对生态环境造成的破坏，资源枯竭和环境污染正成为全球社会发展面临的最大威胁。
自上世纪50年代开始，世界耕地面积就开始出现难以遏制的下降趋势，与人口增长相互作用，并导致人均耕地面积迅速减少。地球98%的水资源是非淡水资源，随着工业发展、人口增长和环境污染，水资源的危机开始影响经济增长和人类的生活质量。现在，人们已经开始感到，周围无足够清洁的空气可供呼吸，没有放心的水可供饮用。滥用化肥、杀虫剂、食品添加剂、色素和加工监管不严，使人感到无安全的食品可供放心食用。二氧化碳排放对全球气候和局部环境造成巨大的影响，两极冰盖融化、酸雨肆虐、森林草原和湿地退化严重，并呈现不可逆转的趋势。特别是热带雨林和湿地的大面积消失，导致动植物灭绝进程加速。目前，石油、天然气和煤是人类社会消耗的主要能源，其中石油和天然气占消耗能源的60%,煤、水电和核能占40%。由于石油主要集中在中东地区，于是超级大国对战略资源的需求、争夺和控制，成为世界政治不稳定的主要因素。
此外，现代人类还面临严峻的人口压力问题。人口压力一直是社会发展的一个动力，在更新世末期发生的粮食危机促成了农业的起源，在更新世末期全球人口达到320万人花了300万年的时间。农业经济产生之后，人口增长加速，但由于增长率较低，到全新世中期的5000年前才增加到500万。从新石器时代的农业社会到工业革命的18和19世纪，人口在短短几千年里增加到10亿。然后，人口的增长开始加速，从10亿人增加到20亿用了80年时间，从20亿增加到30亿用了30年时间。1960年至1975年，世界人口又从30亿增加到40亿。到1987年，又从40亿增加到50亿。从1987年到1999年，世界增长10亿人只花了12年时间。据美国人口普查局国际项目中心推算，全球人口在2006年2月26日上午8时16分达到了65亿。它还预测，2012年全球人口将达70亿，2050年人口将达90亿。
根据马尔萨斯的理论，粮食的增长永远赶不上人口增长的速度。但是面对目前这种人口增长难以遏制的势头，人类社会似乎还没有对应的良策。比如，目前中国的耕地为1亿多公顷，如果不包括3.5亿公顷的北方草场，中国的人均耕地面积略高于666.6平方米(相当于1亩)。以1亩多的土地来提供一个人的全年粮食，这不能不说是一个艰巨的挑战。中国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粮农组织的合作研究认为，我国土地最多能够养活17.36亿人，而为了保持可持续发展，耕地面积不能少于1.2亿公顷，而且要努力到2050年将人口控制在16亿之内。此类建议不无中肯且具有详实的研判依据，我们必须抓紧拿出可行的对策来。
考古学的警示
美国考古学家莫里森曾指出，考古学研究的价值就在于能为我们今天的决策服务，向公众宣传人地关系之间的危险性和脆弱性。考古学能够为今天决策者提供的一个警示，就是大规模的环境退化几乎总是社会崩溃的一个重要因素。必须了解生态环境的拐点在何处，如果越过这个拐点，社会衰落将不可逆转。面对类似玛雅、复活节岛文明崩溃这样的历史教训，我们必须反躬自问，我们究竟比这些先民有多少高明之处？
今天的地球，无非是一个放大了的玛雅低地和复活节岛。如果导致玛雅、复活节岛崩溃的是由于人口压力、环境恶化和社会本身处置不当的原因，那么地球上的人口增长和环境退化在今天仍是一个难以克服的难题，而人类对危机认识和处置的社会文化行为仍然至关重要。如果说史前社会文化发展的压力来自环境和资源的话，那么制约今天工业社会发展的压力同样存在，无非是这种压力的主要矛盾已经从古代的土地、粮食、水源等生存资源变成了当代的能源。
据估计，未来25年中全球的用电量将翻一番，但相应的却是能源储量的急剧减少。令人担忧的是，这些维持着当今工业社会高速发展的资源大多是不可再生的，特别是对全球经济发展起决定作用的化石能源。我们可以想象，如果一旦地球上的化石能源如石油、天然气和煤消耗殆尽，世界将会是怎么一番景象？
虽然有人乐观地认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应该使我们能够克服化石能源耗竭的问题，已经能够利用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核能和由海水转换而生的氢氧能源，但是利用这些代价高昂的能源究竟会对现代社会经济发展和日常生活带来何种影响还难以预料。而且，还有一点是不言自明的：人类不能为所欲为，工业文明也不能无节制地发展。相对于世界古代文明延续的漫长历史而言，现代工业文明虽然只不过短短200年时间，但是我们竭泽而渔、寅吃卯粮，耗尽了地球上大部分的资源。尽管世界上无数有识之士对这个趋势深表忧虑，各国政要对此也并非一无所知，然而现代工业文明社会就像一列高速行进的列车，面对巨大的惯性，任何个人可能都已无法轻易将其减速、停下或改变方向。尽管存在种种远虑，但是再有远见的领袖一旦面对眼前各种棘手难题时，功利性的权宜之计难免成为压倒一切的抉择。虽然存在意识形态差异和局部利益冲突，然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趋势已将地球上的大部分国家捆绑到了一起，成为一个超聚合的世界系统，不由自主地在共同利益的驱使下变得生死与共。
为此，对于当代工业文明这列具有巨大惯性的列车，我们不能只知道如何使这辆列车加速，更要关心它驶向何处。我们要知道，尽管人类拥有难以想象的发展能力，但是如果无法解决许多关键问题，我们有可能面临倒退几百年甚至导致毁灭的命运，而眼下这个21世纪，正是一个十分关键的“危境时刻”。比如，尽管现在地球上的石油能源尚未耗竭，但已经耗竭了地球能够吸收能源污染物的空间能力；地球生物圈对工业污染的自我清洁能力虽然还没有达到极限，但是以目前污染物的排放数量和排放速率计算，地球生物圈很快就会走到其无法承受和再生的一天……因此，我们必须改变消费方式和现代文明的价值观，多问问自己，到底是追求“越多越好”(more is better)还是“知足最好”(enough is best)?
纵观人类文明的发展史，过去50年的进步超过了过去的500年，过去500年的进步超过了过去的5000年，而21世纪的文明将继续在科技、经济、社会和政治上出现很大的变化――地球正在科学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的帮助下变成一个智慧的星球。这种文明的发展趋势将表现为一种自5000年前文明开始以来十分不同的发展轨迹，机遇将和挑战共存：如果人类能够克服进一步发展所面临的困境，那么文明的进步意义将会比启蒙运动和文艺复兴更深远；但是，如果人类一味盲目追求发展，没能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其后果将可能是灾难性的。
古代文明的崩溃为我们提供了一面镜子，通过它，我们应该清楚地认识到，人类不仅不能为所欲为，并且应在努力提高生活水平的同时，大力提倡改变消费习惯、珍惜和保护环境，以可持续的理念来控制经济发展的规模和速度，努力缓和正在加剧的环境和生存危机。
鼓浪屿之波教案范文 篇二
符号的意义作用基本上是通过符号形式（能指）和符号内容（所指）之间的相互关系构成，但意义表现的过程并没有到此结束。一定条件下，已经形成的符号整体可作为符号形式与新的符号内容相对应，在更高一级层次上产生意指作用。钢琴对于鼓浪屿即具有这样的符号特征。因为活动普遍化，钢琴就成了一个指代性的符号，成了鼓浪屿的名片。
人们说到鼓浪屿，就会想到钢琴，甚至将生活中的许多东西都类型化到“钢琴”这个符号上。其实，当鼓浪屿被称为“钢琴之岛”，鼓浪屿钢琴文化就已展开其符号化历程。因此“，符号化”不仅指钢琴成了鼓浪屿的文化标示，成为一个地方的形象特征，一张广告世界的“名片”，也是鼓浪屿钢琴文化从形式到内容的沿袭、变化的过程。这个过程蕴含并交织于鼓浪屿民众百年生活方式的变化之中，彰显在与钢琴相关的文化事象始末。1949年后，鼓浪屿行政上属于厦门管辖。厦门市早在1956年编制规划时明确提出：“鼓浪屿要严格控制人口规模，户口可出不可进，岛上不要办工厂，不准采石头，也不要搬进与鼓浪屿风景旅游无关的单位”。
鼓浪屿在“纯旅游”概念性规划的定位下，经历着数十年来最迅速的变迁：工厂外迁、医院外迁、学校缩减，房屋结构陈旧、公共设施不足、卫生设施不齐全，鼓浪屿人的居住环境已不再是优势。“钢琴码头”是进入鼓浪屿的第一景观，其张开的三角钢琴造型，被人们认为是琴岛的象征。
在设计“半拱顶”形码头方案时，工程师林金益并没有明确其为钢琴造型，而是现代抽象派的小品设计。因为它在海边，从第一印象就可以说它像一粒贝壳、一卷海浪、一块礁石。按照林金益工程师当时的想法，码头建筑物首先应该与大海浑然一体，所以把屋顶、百叶、挑檐均设计为白蓝色，使它很容易融入海天景色，成为进入鼓浪屿的第一景物。原想设计成澳大利亚悉尼歌剧院那种薄壳结构的与音乐有关系的建筑，使进入鼓浪屿的游人，首先感觉到鼓浪屿是音乐之岛。码头建成后，厦门的文人说它像钢琴，而且是张开的三角钢琴，是琴岛的象征。
这一说法很快得到全市人民的认同，也符合设计师的初衷。①如果说“钢琴码头”代表着当地人对鼓浪屿钢琴文化的认同，中国和奥地利联合发行的邮票《古琴与钢琴》则象征了国人乃至世界对鼓浪屿钢琴文化的认同。2006年9月26日，为纪念钢琴家莫扎特诞生250周年和中奥建交35周年，一套由中国和奥地利联合发行的邮票《古琴与钢琴》在厦门鼓浪屿码头举行了首发仪式。此套邮票共2枚，邮票面值均为80分，图案分别是中国的古琴与奥地利的三角钢琴。
本文将以鼓浪屿上的各类演出以及博物馆、钢琴学校为研究对象，力图揭示当钢琴成为一种文化符号后所具有的社会意义。
一、符号化的鼓浪屿钢琴文化
文化的变化是随着时代更迭、起伏的必然现象，这一点应该是毫无疑义的。鼓浪屿上钢琴文化一百多年的传承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所以，20世纪末，在举国旅游热中，自然条件得天独厚的鼓浪屿未能免俗。改革开放以后，搞这个名牌，鼓浪屿区政府、厦门市政府想把这个品牌做大，包括后来的管委会，围绕钢琴搞很多节庆活动。1988年我们开始搞旅游节，每年都有。②
为了加强旅游宣传，吸引更多的人来鼓浪屿进行商业、文化消费，提升鼓浪屿的知名度，当地有关部门认为钢琴文化是鼓浪屿打得响的金字招牌，值得大肆宣传与开发利用。旅游区管委会以鼓浪屿音乐厅为中心，举办了种类繁多的音乐活动，大力突出钢琴文化的品牌效应。钢琴被当作鼓浪屿旅游的文化符号隆重地推到了前台。1999年的“音乐旅游年”中推出的所有举措，基本上固定为鼓浪屿的常态文化旅游措施。
（一）天天演
为了配合鼓浪屿作为“钢琴之岛”、“音乐之乡”的旅游，厦门市政府于2006年5月1日在鼓浪屿音乐厅推出“天天演”旅游音乐专场，旨在将音乐文化与旅游产业相结合，将鼓浪屿音乐厅打造成鼓浪屿的一个新景点，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音乐活动，丰富鼓浪屿的旅游文化内涵，凸显鼓浪屿的旅游特色。“天天演”“将向景区游客免费开放，计划每天16：00演出一场，每场演出时长在四十分钟左右。演出形式将以钢琴、声乐及其他器乐演奏为主，其他舞台艺术表演形式为辅；演出曲目选择方面则更加注重雅俗共赏，老百姓耳熟能详、在国内外广为流传的中外名曲将是演出的重点曲目。”③而从2007年4月15日起，为吸引更多游客夜晚上鼓浪屿游玩，鼓浪屿管委会推行了轮渡票价分时段减免优惠办法。与之相配合，鼓浪屿音乐厅“音乐天天演”也将表演时间由原来的每天16：00开始调为19：30，并在每天19：30～20：30免费向游客开放。据鼓浪屿音乐厅负责人介绍，“音乐天天演”活动不仅在时间上有改动，演出内容也更加丰富。音乐厅特别邀请厦门演艺职业学院的学生参加演出，除了有原来的钢琴、古筝等乐器表演外，还有舞蹈、小合唱、配乐诗朗诵、戏剧小品等。④演员大多为厦门本地音乐人或者在厦门本地活动的音乐人，而其实在此之外，外来的参演人员也不少。尽管演出频繁，而上座率却常常没有想象中那么轰轰烈烈。对于“天天演”的上座率较低的情况，《厦门晚报》有过较长篇幅的调查讨论。如2007年7月20日的《厦门晚报》提出应该调整演出时间，从下午调到晚上。（这点已于2007年4月15日实现。）其二，报纸通过分析认为，岛上居民和散客是主要观众———“据了解，岛上的一部分居民已经成了‘天天演’的固定观众群。偶尔也有从厦门本岛过来看演出的，但人数很少。游客也是‘天天演’的主要观众。厦门演艺学院副院长韦柰介绍说，一般情况下，音乐厅的上座率与游客数量成正比。⑤笔者参与观察了两周多的演出，从现场可以看出，鼓浪屿音乐厅的演出基本上维持在一百多人的观演规模上，对于一个小小的鼓浪屿来说，不管观众更多的是外地人还是本地人，在传媒如是发达的今天，这个规模的长期维持都是了不起的一个现象，它部分地说明了鼓浪屿音乐文化的魅力。虽然钢琴在其中所占的比例并不是很大，但是作为此地文化的代表，如果把它放在那么多的音乐种类中来看，它的比重依然不可小视。
（二）音乐周
鼓浪屿上还有音乐周。音乐周以音乐会和大师班讲座为主。一般每年举行一次，为期一周。自2008年起，鼓浪屿开始举办春、夏、秋、冬四季音乐周。比之大众的“天天演”，音乐周的活动从形式到内容完全专业化，参演者多是很有声望的大师级人物，而且钢琴毋庸置疑地成为音乐周的主角。一方面，当地政府出于“更好地丰富鼓浪屿音乐内涵，打造鼓浪屿这座‘音乐之岛’具有影响力的品牌艺术活动”⑥而举办这类活动；另一方面，从这类活动受欢迎的程度表明了鼓浪屿钢琴文化已经被世人所普遍接受。换言之，钢琴文化已经成为鼓浪屿音乐活动的主要内容和重要符号，甚至是鼓浪屿的符号，厦门的符号。
（三）钢琴节
前文曾述，鼓浪屿当地政府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推行的旅游文化宣传中，有意识地突出鼓浪屿的音乐特色。随着旅游热的进一步升温，鼓浪屿钢琴文化成为鼓浪屿旅游品牌，鼓浪屿有钢琴节就是应有之义了。2002年，首届鼓浪屿钢琴节成功举办，此后，每两年举办一次，至今已举办了五届。随着活动的影响范围逐渐扩大，钢琴节已成为鼓浪屿具有象征意义的文化品牌。钢琴节上，参赛的和评比的都不再仅仅局限于鼓浪屿人或者是和鼓浪屿有着这样那样渊源关系的人。世界各地的钢琴选手云集鼓浪屿这块弹丸之地，充分说明了鼓浪屿钢琴文化作为符号的世界性意义。与之相关，钢琴博物馆的建设、中央音乐学院鼓浪屿钢琴学校的设立、厦门爱乐乐团驻岛成立，都是鼓浪屿钢琴文化的符号效应。
（四）钢琴博物馆
本文一开始就提到，鼓浪屿钢琴博物馆一馆于2000年1月落成，华侨胡友义先生将自己收藏多年的钢琴运送回国，与原鼓浪屿区政府合作创建。馆址选在菽庄花园的“听涛轩”，它也是我国第一座钢琴博物。此馆占地四百五十平方米，分上下两层。博物馆里陈列了胡先生收藏的四十多架古钢琴，其中有稀世名贵的镏金钢琴，有世界最早的四角钢琴和最早最大的立式钢琴，有古老的手摇钢琴，有产于一百年前的脚踏自动演奏钢琴和八个脚踏的古钢琴等。2001年4月，胡友义先生再次献出三十台不同年代的世界名琴，与当时鼓浪屿园林管理所签订了钢琴博物馆二期合同。菽庄花园把建筑面积五百平方米的“蛇岭花苑”与“听涛轩”连接起来，使展馆面积扩大到一千平方米。加上后来依靠菽庄花园后墙的一段院廊而建起的钢琴长廊，鼓浪屿钢琴博物馆共包括两个展馆一个长廊，收藏有分别产自意大利、英国、法国、德国、美国、奥地利、澳大利亚等不同国家、不同时代，精美典雅、造型各异的钢琴一百三十多台。⑦
（五）鼓浪屿风琴博物馆
“2005年1月28日晚，受人瞩目的国内唯一、世界最大的风琴博物馆———鼓浪屿风琴博物馆落成后首次向市民开放，并举行了一场管风琴音乐会。风琴博物馆的第一台大型管风琴———诺蔓•比尔“初试啼声”正式向游客和市民“亮相”。一百五十多名市民获得第一批观赏百年古风琴、聆听其美妙琴声的机会，来自澳大利亚的管风琴演奏家瑞思•博克（男）和瑞尔克•莫里夫妇给鹭岛市民带来了全新的音乐享受。”⑧不知喜爱音乐的人们，看到这样的报道是不是会对鼓浪屿又升起一些向往呢？鼓浪屿风琴博物馆位于厦门鼓浪屿八卦楼。与鼓浪屿钢琴博物馆一样，风琴博物馆里所有的风琴都是胡友义先生捐献的。风琴博物馆的藏品来自美国、印度、加拿大、英国等七八个国家，目前有三十多架簧片风琴、手风琴、口风琴及三架大型管风琴。每架风琴风格各异，用途不同。既有大如6米高的诺曼•比尔管风琴，也有小到只有39个键，大约只有0.8米长，0.3米高，仅一只手提箱那么大的手提风琴。目前，鼓浪屿风琴博物馆属于边修建边展览的状态。除了这三十多件珍贵藏品外，胡先生计划把一批电子风琴、数字琴和电影院管风琴等古风琴珍品运抵八卦楼，充实博物馆的藏品量。按照胡友义先生的计划，鼓浪屿风琴博物馆的藏品量在5年内将达到四百多台。胡友义先生希望人们在这里不仅可以看到种类多样的古风琴珍品，看到管风琴的外形与内部结构，还能定期欣赏到管风琴庄严圣洁的演奏。⑨
（六）中央音乐学院鼓浪屿钢琴学校
如果说钢琴博物馆和风琴博物馆都还只是一个比较静态的历史印迹，那么中央音乐学院迄今为止第一所在外地开设的钢琴学校则活力十足。据钢琴学校校长、同时是中央音乐学院钢琴系教授的杨鸣介绍，在过去几年内，厦门多次与中央音乐学院探讨合作办校，鼓浪屿的钢琴传统是促使合作成功的重要前提。这所厦门市教育局直属的公办艺术类中专学校以办成“未来钢琴家的摇篮”为目标，专门培养小学四年级到高中年级的学生，面向全国招生，北京、上海和厦门都设立了考点。这里多少包含了人们对鼓浪屿钢琴文化传统回归的期待。鼓浪屿的钢琴传统已经完全突破了地域的限制，南北合作的大手笔的确让人有“跨时代的决定”这样的印象，而更加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当年的厦门市副市长潘世建在该校成立典礼上所说：“当今天拍摄的照片成为老照片时，大家会觉得这所学校的成立意义深远。”⑩7月中旬成立的鼓浪屿钢琴学校，8月份便首次引进中国的世界级音乐赛事———美国音乐公开赛。赛事中，选拔赛福建赛区初赛和复赛于8月25日、26日在中央音乐学院鼓浪屿钢琴学校举行。创建于1992年2月的美国音乐公开赛是全球规模最大的音乐赛事之一，不少国际高等音乐学府通过它选拔了大批音乐新秀。鼓浪屿钢琴学校承办的第16届美国音乐公开赛是首次在中国设立赛区。此次选拔出的中国音乐新秀除将获得高额奖金外，还将获得直赴美国加利福尼亚参加美国音乐公开赛总决赛的资格。同年10月，享誉世界的钢琴大师弗拉迪米尔•克莱涅夫来到鼓浪屿，于8日至14日在该校举办钢琴大师班。因为克莱涅夫将担任于10月15日在厦门开赛的第四届中国国际钢琴大赛的评委，中央音乐学院鼓浪屿钢琴学校借机特邀他举办大师班，为厦门的钢琴学子提供一次近距离感受大师魅力和耳提面授的机会。克莱涅夫是柴可夫斯基国际钢琴大赛评委会主席，德国汉诺威音乐学院钢琴系教授，他以惊人的技艺表现力、丰富的乐感、细致的演奏闻名于世。潘世建所说的深远意义已经在这些大手笔的勾勒中现出了端倪：鼓浪屿的钢琴文化符号是那样耀眼和不容置疑，中央音乐学院相信它，世界钢琴大师看好它，曾经的钢琴大师的摇篮未来还应该是钢琴大师的摇篮。这些，不应该被质疑，也几乎没有人质疑。所不同的是，鼓浪屿钢琴学校不再仅仅局限于鼓浪屿，它的呼吸有了世界频率，教师是五湖四海精心选择的，学生是五湖四海精心选拔的，他们也要从此走向五湖四海。从这个意义上说，鼓浪屿钢琴学校进一步扩大了鼓浪屿钢琴文化的内涵和外延。
二、符号化之意义辨析
（一）批评的声音
世界总是复杂地纠结着，所有的美好中总有一点或者很多不如意的、不和谐的东西，鼓浪屿没有例外。鼓浪屿人大举外迁，从20世纪70年代的四万户籍人口减少到现在的一点七万多，同时，鼓浪屿的人口结构发生根本性变化，大量人才离开鼓浪屿外出求学工作，音乐群体减少，固守在鼓浪屿的人们虽然还保留一定的音乐传统，但音乐氛围转淡却是不争的事实。鼓浪屿的社会现状引起了在鼓浪屿生活学习过的人们的广泛关注，也引发了一片争议声。2006年6月19日，厦门电视台播出了《我们需要怎样的一个鼓浪屿》的节目。在节目中思明区政协委员许一心，原鼓浪屿区政协副主席、原厦门音乐学校副校长殷承典，市政协委员、厦门市博物馆（原设在鼓浪屿）原副馆长何丙仲，厦门外国语学校名誉校长、鼓浪屿原会长陈碧玉等老鼓浪屿人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其中不乏尖锐的批评，当然，也有对未来的建议与期盼。
在看了这期节目后，厦门市槟榔中学学生郭馨和陈颖深入鼓浪屿，进行了为期半年的调查。他们在鼓浪屿分两次共发放了六百八十四份问卷，回收有效问卷五百六十六份，回收率82%。在老师陈锋、郑志生的指导下，他们查阅了鼓浪屿的概念性规划，及近年来政府部门主导的鼓浪屿纯旅游定位下人口结构变迁，从教育、音乐环境的变化及人口变迁的数据进行了分析，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在开发鼓浪屿的同时，要对人口政策进行重新考量，人文与风景并举，繁荣人文社区。
他们认为，人口的素质结构直接影响着鼓浪屿的文化品位。旅游开发以来的人口搬迁（主动的，被动的）都在影响着钢琴之岛的文化底蕴。而与此同时，人口迁出的同时，这里又充实进一些人口，如：2001年，政府为十个民间艺人颁发上岗证，他们在轮渡、马约翰广场、港仔后浴场、鼓声洞各据一个地盘，或弹吉他、或吹口琴、或拉二胡、或弹电子琴……或独立进行，或短暂配合弹唱流行歌曲进行街头艺术活动。
此外，由于鼓浪屿租屋价格便宜，大量民工从安徽涌入，形成不小的群体，大约有五六千人。街头艺人的演出是纯粹的文化现象摆拍，可以比方为一个人饿了，我们不给他饭吃，而是直接分析他需要的营养元素，给他打点滴，把维生素ABCD直接注入他的身体。而民工的大量进入，虽然雷同于历史上鼓浪屿常常成为战争中的避难所，却没有战后就会退潮的可能———安居此地，不断发展才是农民工们来此地的主要目的。如此，则怪不得学生们会在论文中如是说：长期以来，历史街区居住环境改善得不到重视，生活环境不断恶化，使得原有居民中经济条件较好以及大部分渴望更好生活环境的年轻人都搬离街区，大量“原住民”的离开不仅使日益衰败的街区更加没有活力和生机，势必造成原有生活方式的断层，由此而使独特的民俗民风得不到延续。文化传载是需要有一定文化底蕴的人群，只有人去欣赏，去发现，才有生存的空间。
有的人认为，鼓浪屿上搞旅游开发已经成为了必然和合理存在，现在讨论它是否需要旅游已经没有意义了。钢琴之岛的钢琴符号已经在充分发掘旅游资源的前提下被充分地意识到了，也被充分地考虑了，有关部门甚至也以为自己是充分利用了这个符号资源。而实际上，文化的符号化是一种生活方式或者思维方式的浸润，而非仅仅是某种实体或者活动的展示而已。
一旦对于钢琴文化的理解被曲解为某种类似招牌和幌子的境界，鼓浪屿的钢琴文化就已经到了名存实亡的边缘，再热闹的演出，如果离开了文脉潜流的衬托，只不过是一时热闹。我们没有办法躲过岁月的飞刀，总有一些东西要老去，也总有新事物被催生，但我们可以选择催生怎样的事物，因此，我们也可以选择我们想要怎样的鼓浪屿。当我们从前人手中接过一个光芒四射的文化之岛时，我们预备着将怎样的鼓浪屿传递到后人手中呢？輰輥訛的确，我们可以选择。鼓浪屿的钢琴文化是枪炮带来的，是没有主动选择的被动选择，而屈辱已经过去，主动权只在我们自己的手中，鼓浪屿钢琴文化的走向只能决定于当代、现在的选择。
当然，在这里，我们也真的不必悲观，一方面，民工和街头音乐家毕竟不是主体；另一方面，或许他们也可以参加推动鼓浪屿钢琴文化的复兴与发展。鼓浪屿原本也只是一个小岛，一个只有渔民的贫寒小岛，这并不妨碍它成为后来贵族一般的钢琴之岛。美国音乐人类学家波尔曼在论述维也纳多元音乐文化时，曾经如是云：理解维也纳音乐专注于边缘而非中心，即专注于维也纳吸引外来音乐家的倾向。出生于该城市或在那里接受音乐教育的作曲家，相对来说较少：莫扎特、海顿、贝多芬、勃拉姆斯和都是外来人，他们的传记表明，他们被维也纳接纳为自己人实属不易。显然，就其同这个城市的关系而言，现代街头音乐家同那些维也纳大师并无不同。
同理，如果有合适的环境，有足够的主客观理由———鼓浪屿上的农民工和街头音乐家不会永远停滞在目前的现状。布莱金曾深刻而不无幽默地总结出这样一句话“：作曲家被作曲，而钢琴家被演奏。”意思是说，作曲家的创作方式、作曲技法并非完全出自他个人的创新，他在成长为作曲家之前已经被他所处的社会所建构，被这个社会中的音乐传统所模塑。
同样的道理，钢琴家纯熟的演奏技巧、优雅的演奏风格也是社会文化提前训练他的结果，也是音乐传统事先教会他的结果。也就是说，生活环境的文化模式建构着生活在其中的每一个人，而生活在环境中的每一个人同时又凭借这些模式不断建构着他所处的环境。问题的关键在于鼓浪屿是否能在旅游大开发中一直保持清醒的头脑，想方设法延续百多年来的钢琴文化脉络，而不是仅仅保留一个形式十足的符号。
一百多年来，鼓浪屿的钢琴文化和钢琴人就是在互相建构中一路走来，渐渐模糊了因果的承续先后，变得渐为一体。可是，旅游大开发以突变的形式使得这个自然而然渐变的过程瞬间改变了许多，几乎使得百多年来的链条断裂于一瞬，于是才有那么多的担心、不解，甚至不满，于是才有了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未雨绸缪，提出来种种方法，以期避免一百多年来琴声所裹携的钢琴文化步上夕阳之旅。思明区政协委员许一心认为：鼓浪屿从它的整个历史来看，它应该是洋溢着一种很浓厚的闽南气息跟现代文明结合的一种文化，而且它应该讲是我们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跟西方文化碰撞融合以后所产生的一种很独特的文化，所以整个鼓浪屿的发展不能离开这个主题。其实鼓浪屿有很丰厚的文化内涵在里面，如果片面地只是去强调旅游这一块，而把文化丢掉，你整个鼓浪屿搞不好。我们现在还能够在前人创造的音乐之岛这个花环底下，我们留给后人有什么东西？就几栋房子？还是外国来的几架古钢琴？再没有东西了？我想不应该是这样子。
厦门大学彭兆荣教授称这种旅游为“遗产旅游”。“遗产旅游”包括了对遗产价值的区隔和分裂的因素：（1）游客与东道主对遗产的认识和实践价值存在着差异。对游客而言，到遗产地旅游只是“客位性”的，而东道主则属于“主位性”的。（2）对于游客来说，到某一个遗产地旅游属于“观光”活动，而对于家园遗产的地方民众来说，遗产成为他们的“展示”活动。（3）由于遗产的所属权发生了转换，遗产地政府为了配合旅游，迎合游客的“时尚口味”而对遗产进行改造、装饰等，使之成为名副其实的“创造遗产”的行为。对此，家园遗产的主人经常处于“失语”状态。（4）现代旅游是以资本作为交换的活动。但资本的“中介”兴致被突出和凸显，并成为现代社会的杠杆，遗产便很可能面临一场劫难。鼓浪屿的钢琴文化经历了一百多年，无疑已经是遗产，而这份活态遗产，在旅游大开发的时代，是否已经到了面临劫难的境地？根据游客的口味而进行的改造是否真的使鼓浪屿钢琴文化处于“失语”状态？鼓浪屿的天天演和音乐周、钢琴节，还有定点的街头艺人表演，让我们想起了另一个音乐生活的渊薮。
六月的一个傍晚，维也纳到处是音乐，它以各种方式展示自己的音乐外表。大厦、纪念碑和塑像证实了昔日曾有过大师而今日则还有奢华的演出。街头音乐同音乐学院传出来的乐声交织在一起，墙上贴满音乐会的告示，音乐家匆匆赶去排练和演出。连餐馆和食品都标有作曲家和音乐家的名字。这就是处于欧洲中心的音乐之都———维也纳的形象。通衢大道从市中心辐射出来，连接了它的周边国家及其文化，它们在半个世纪前还属于奥地利统治下的哈布斯堡帝国。帝国今已不复存在，但维也纳仍有之貌、之声，街头音乐家用匈牙利语演唱或演奏斯洛文尼亚民间乐器。维也纳不但欢迎音乐的多样性，也为各种不同音乐的展示提供了广阔天地。
人们汇聚到国家歌剧院来看夜场演出。看歌剧是件雅事，人们暂停其他活动，下午5：30开场前早早用餐，幕间去附近的莫扎特咖啡店小饮小吃。那天上演的理夏•斯特劳斯的《玫瑰骑士》，月底则上演热门的《费加罗的婚礼》。维也纳音乐历史的象征多在国家歌剧院附近的几个街区内，如历史性的“音乐之友社”的那条马路，今天那幢大楼里拥有好几个音乐表演厅、一个图书馆、档案室，甚至一间奥地利名琴室，展示Boe－sendorfer制造的钢琴，里面尽是锃亮的钢琴和奥地利大钢琴家（也有几位外国钢琴家）的巨幅画像，威严、吓人，给人的印象是只能看看，甚至崇拜，而绝不许触碰或在琴上弹奏。
沿着维亚纳商业中心Kaerntner大街通向St.Stephen大教堂的路上尽是街头音乐家，有各种类型的，曲目也五花八门。卖花人唱着叫卖来自乡下和意大利—西班牙的鲜花，声调平板，适合劳动歌的传统。有些音乐家则来自匈牙利，赚点小钱，够几个晚上的开销。他们的表演混合了几种风格，乡村民歌加上当代流行歌曲，但都有匈牙利语言的印记和匈牙利器乐风格意识。还有一个美国青年吵吵嚷嚷地唱着五六十年代民间音乐复兴时的一些老调子，吉他盒子放在地上向人们要钱。在St.Stephen大教堂周围广场的边上，人们在听来自南美安底斯山区的排箫合奏，用西班牙语表演政治抗议歌曲，这是观众最多的演出。不管能否听懂歌词，也不管他们来自秘鲁还是玻利维亚，观众给的钱最多。
走进大教堂，首先听到的就是巴赫管风琴曲辉煌的声音，在主要是天主教徒的维也纳的大教堂里听到的却是巴赫———一个北德新教教徒的音乐。大教堂里的人们似乎吃不准这一音乐是不是在为宗教仪式伴奏，但他们只是沉思，不大声说话，悄悄与邻座耳语，打听眼前发生的事。走出大教堂，有一家小酒馆，可以听到一种叫Schrammel的城市音乐，以19世纪两位音乐家Johann和JosefSchrammel命名，他们创造了这种类似民间音乐的风格，促进了这种传统的创作与表演。此外，据说在维也纳也能听到美国乡村———西部音乐。这是美国音乐人类学家波曼在与其老师内特尔编写的《世界音乐揽胜》一书中对于音乐之都维也纳音乐生活的描述。阳春白雪的音乐会与下里巴人的街头音乐混响，专供崇拜的名琴室与休闲惬意的小酒馆城市音乐交织———今日鼓浪屿上点点滴滴的设置，是不是有点模仿维也纳的意思？当然，目前还没有哪一个官方的文件明确说过要把鼓浪屿变成亚洲的维也纳。
仅仅是管理街头艺人，已经够有关部门忙活一阵子了。居民们已经习惯的优雅清净是否还能保持，像维也纳一样遍地音乐、无比繁荣的旅游景象是否可以实现，二者之间无疑地存在着巨大的期待差异。维也纳的繁荣是如何达成的，是像鼓浪屿这样依靠行政命令实现的吗？也许另一个例子会有所启发。现代的旅游业讲究五官“联觉”感受，即观看美景、听赏音乐、品尝美酒佳肴，甚至亲自拨弄乐器、载歌载舞。
如上述苏格兰民间音乐的“音乐会暨凯利舞会”，先由音乐家表演苏格兰民间舞曲、歌谣叙事曲、彭斯诗歌谱曲、苏格兰现代歌曲，观众围着圆桌品尝苏格兰小吃，之后，观众在这些音乐家的伴奏下，在舞蹈教练的带动下，跳起了苏格兰民间舞蹈（如horn－pipe，reel和strathspey）。这就是苏格兰古老的凯利（ceilidh）家庭舞会的形式。在今天强调专门技术和竞争的社会中，人们很珍惜这一古老的人人参与的传统，因而这类活动在艺术节期间有较好的票房收入。同样，小酒馆里的自由奏乐，能为慕名而来品尝苏格兰威士忌的游客助兴，既为店堂增加了苏格兰传统氛围，也招徕更多的生意。
苏格兰古老的“凯利”自娱形式也传到了苏格兰，如杜伦市有这样的“民间音乐会暨学习班”，下午是学习班（workshop）（也为白丁开设），教民间提琴、诺桑伯兰郡小风笛、约克郡重唱歌曲、爱尔兰踢踏舞、东北部的木鞋舞等。晚上是一场示范音乐会，观众也是围圆桌而坐，边品尝小吃，边欣赏节目。除提琴和风笛，还有手风琴、曼陀铃、吉他、口哨、笛子等的独奏与合奏，约克郡重唱、踢踏舞则由爱尔兰踢踏舞和纽卡斯尔木鞋舞舞蹈团表演。主办者既以此招徕观众，也普及了当地的民间音乐。
城市为个人提供了更大的自由活动的公共空间，出现了许许多多的街头表演。这些表演的格局系由城市本身形成，而且有助于城市反映自己的时空—历史和现实。街头音乐及其观众都是流动性的，而且街头音乐日益进入商业区中心的商场、步行街、车站、地铁，这倒扩大了受众面。街头音乐家从这种流动性中得到了较好的经济收益。輶輥訛从苏格兰的凯利传统中能看到鼓浪屿的传统吗？答案是肯定的。鼓浪屿上有着悠久的家庭音乐会和民间音乐沙龙的传统，虽然历史上不曾有过以经济利益为目的的刻意经营，但是正是这种无心插柳的形式营造了鼓浪屿钢琴文化的繁荣历史。今天的鼓浪屿打起经济牌的时候一度过多在外在形式上借鉴某种模式，却忽略了鼓浪屿钢琴文化的传统正是交流与互动。
据了解，鼓浪屿有关方面正在筹建一个乐器博物馆。在这个乐器博物馆里，游客可以在有引导的情况下，参与各种乐器的演奏乃至学习。这个形式应该已经注意到了文化不仅仅是一个僵化的符号，而是有着特定内容的，由一个环境中的人共同参与、共同营造出来的。说不定这个小小的变化正是鼓浪屿钢琴文化在旅游开发大背景下的变革的开始———飓风起自青萍之末———我们期待着它开启崭新的未来。
（二）宏阔的眼光
笔者在采访中注意到一个现象，对于鼓浪屿钢琴文化有着深厚渊源与感情的老人们常常着眼鼓浪屿本岛来谈鼓浪屿钢琴文化。比如朱思明先生的忧患意识：殷承典担任厦门音乐学校的副校长时候，他说：这个学校要培养多少多少个殷承宗。有一次他介绍一个美国的记者来同我讲话，我同他讲现在鼓浪屿培养不出这个。他说为什么？我说因为没有教师，没有一个很广泛的交流的氛围。
实际上，随着社会的发展，文化交流的疆域逐渐宏阔，今天的社会已经没有什么文化可以局限于一时一地了。当文化的交流藉由现代手段而逐渐广泛、加速之后，只是局限于本土来考察某一个文化现象已经不可能了。即使在历史上，这样的例子也比比皆是。仅以福建音乐为例，人称“中原古音乐的活化石”的南音，而其今日之地域已经远离了发祥本土几千里———谁又能否认它与中原文化的关系呢？前文提到的鼓浪屿英华中学是厦门当地抗战以前最有名的中学之一，据该校校友洪卜仁回忆，该校毕业生在厦门的发展途径相当有限，想要升学深造的人大多选择到邻近的上海或者更远的北京等地继续学业。厦门史上闻名的知识分子林语堂、林巧稚等，其事业发展基地均不在厦门。这种特殊的现象，反映出闽南知识分子的“流寓型”性格。
其实，这种流寓型人格，也可以称作闽南文化的流动性表现。鼓浪屿钢琴文化当然不能例外，流寓性或者说流动性是它曾经的性格（殖民文化的空降是西方到东方的流动，华侨的生活方式演变是它自主的一个改造），也是它至今仍然具备的品性。与广阔的内陆相比，小岛确实太小了，因为小而精致，因为精致而自我陶醉。能够进入这个美丽的小岛是愉快的，能够走出这个美丽的小岛也是心胸敞亮的。如果当年的殷承宗和许斐平不走出小岛，依然留下来的话，那么他们的钢琴还能弹到什么境界？他们肯定不会有今天的造诣。小岛是开放的，小岛的人一旦走出去，就能跨洋过海，走得很远很远。小岛的灵气正是来自这种无法封闭的四周，这种随时流动的人群。岛上的居民半数以上在海外有亲人，他们旅居世界二十九个国家和地区。因此，鼓浪屿不仅连着中国，也丝丝缕缕地连着世界。正如钢琴和宗教，不应属于某个国家和某个民族，而应该属于整个人类。
于是，鼓浪屿钢琴文化就有了今天的宏阔，我们在这里便不得不说说厦门爱乐乐团。也许有人以为厦门爱乐乐团已经离开了鼓浪屿钢琴文化要探讨的范畴，因为它成立之后没有多久驻地就离开了鼓浪屿。花落他家并不意味着遗失，相反是一种宏阔，何况今天的鼓浪屿钢琴文化并未完全退出本岛，只是岛外花更盛叶更繁，这些本土之外的派生，依然未曾离开鼓浪屿钢琴文化的范畴。厦门爱乐乐团成立于1998年，接受厦门市政府的扶持、福建电力和厦门电业局的赞助及厦门香港联谊总会和各界的捐赠，是当时我国唯一实行总监负责制的民办公助全职交响乐团。在我国著名指挥家、现任艺术总监和首席指挥郑小瑛教授的领导下，1998年9月9日在美丽的鼓浪屿举行了首演。乐团现有演奏人员八十多人，汇集了国内各路精英。乐团成立以来，已公演几百场，推出了海顿、莫扎特、贝多芬、门德尔松、舒伯特、柴可夫斯基、施特劳斯等中外优秀名曲一百多部（首）。
特别是在新千年到来时，乐团在新通车的海沧大桥上演奏了专为海沧大桥而作的小提琴协奏曲《诗篇》和贝多芬第九交响乐《欢乐颂》等；在庆祝著名钢琴家殷承宗艺术生涯五十周年音乐会上，乐团也与殷承宗先生合作演出了多场难度很大的柴科夫斯基《第一钢琴协奏曲》和钢琴协奏曲《黄河》等名篇，均获得极大成功，轰动一时。厦门爱乐乐团始终秉持“阳春白雪，和者愈众”的宗旨，为普及交响乐知识不遗余力，经常面向社会举办音乐讲座，郑小瑛女士亲自上台指挥讲解，深受观众好评。目前乐团常年坚持在爱乐岛音乐厅每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9～12时，下午13：30～15：30时进行五小时公开排练，每星期五晚上19：30举办专场交响音乐会，游客均可进场聆听欣赏，一睹乐团风采。
近几年来，中央电视台曾多次对乐团的演出进行了转播，各种报纸杂志对厦门爱乐乐团在崭新体制下取得的骄人成绩，也有了上千次的评论和报道。厦门市领导和媒体已称厦门爱乐乐团为厦门的一张“烫金的城市名片”和文化交流的“形象大使”。2006年，厦门爱乐乐团被厦门市民投票选为厦门市的“十大城市名片”之一。八十多位来自全国五湖四海的音乐家们，正齐心合力为将厦门建设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光明之岛—音乐之岛”。
鼓浪屿钢琴文化滥觞开来，已经从鼓浪屿扩展到厦门，更从厦门蔓延全国，甚至走向了世界。其实这个过程，颇有意味：当年钢琴从西方进入中国，集中到鼓浪屿，今日又从鼓浪屿渐次到厦门、中国、世界。文化中心是一文化区发明创造文化元素的地方。当文化元素创造出来后，会呈放射性状向其边缘区传播。由于传播需要时间，当传到边缘区时，时过境迁，文化中心很可能已抛弃此文化元素而创造出其他新的文化元素来。这时就会出现文化中心所创造出的一些旧有的文化元素保存于边缘区的现象，这类文化元素即为边缘遗存。
对于鼓浪屿而言，鼓浪屿一开始便是所谓的“创造文化元素的地方”，其文化元素又不断传向其边缘，厦门则首当其冲，并且出现了钢琴文化在厦门边缘遗存甚至更为兴盛的现象。至于鼓浪屿本身是否已经抛弃了此文化元素，回答应该是否定的。作为过程与发展的文化，鼓浪屿钢琴文化一方面辐射四周，一方面在本岛百多年来一直保持着发展势头的勃勃生气。
鼓浪屿之波教案范文 篇三
1948年12月1日，是海关缉私舰“海星号”船员范元健最为难忘的一天。下午2点，他和其他船员被告知，因接到最高机密任务，任何人不得离舰。而后，一系列异常的事接连发生。深夜12点，“海星号”没有按照以往的航线航行，而是逆向在长江口左转，开到了上海外滩中国银行码头。
接着，更为蹊跷的事发生了，一队身着百姓服装的“挑夫”，出现在不远处的华懋饭店（又名沙逊大厦，即今和平饭店）北侧的小马路上，在荷枪实弹的军警护送下，他们两人一组，出入其间，小心翼翼地把一箱箱神秘的货物抬上了“海星号”。随即，船便驶入茫茫夜色当中。
隔天，《字林西报》刊登了一条爆炸性新闻，称中国国库黄金正在用最原始的方法被悄悄地运走。这篇新闻真实性如何，报道所说的“挑夫”搬运的物品果真是国库黄金吗？一直以来，“窃取”、“偷运”大量黄金、银元到台湾之事，是社会感兴趣的一个未解之谜。
当年，的“总账房”、时任军队联勤总部财务署中将署长吴嵩庆是亲历此事的重要人物，其子吴兴镛在父亲去世多年后发现了其留下的绝密“军费密记”，经过深入研究、探访，首次向笔者完整披露了60余年前，国共和谈破裂，政权行将崩塌时，在的幕后指挥下，国民政府从上海分批秘密迁移巨额国库黄金、银元及美元到台湾，以期成为其另起炉灶“建设复兴基地”、俟机“”的真相。
一
1948年11月，淮河两岸战场上，国共两军展开了一场生死大决战。军覆军折将，伤亡惨重；“五省通衢重镇”徐州一失，江南门户已然洞开。
一个濒临破产的政府，首要的表征即是物价飞涨，经济全面崩溃。在国统区发行的“金圆券”，在“转过条马路，物价就要翻一番”的失控与混乱中，上海滩的许多富人已经开始计划逃离大陆。
在此之前，政权行将崩塌的征兆已十分明显。桂系副总统李宗仁则在内部逼宫，趁势要求“下野”。
10月9日，腹背受敌的密召“央行”总裁俞鸿钧，首次谈及以“改储金地点”方式转运黄金。11月22日，在日记中写道：“另选单纯环境，缩小范围，根本改造，另起炉灶不为功，现局之败，不以为意矣。”（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藏《日记》原件）显见此时蒋已开始考虑放弃大陆。他所指的“单纯环境”，正是台湾。
不过，此时国军还控制着长江以南地区，考虑另起炉灶“并不意味着对大陆战场全然不抱希望”，然而，蒋“唯恐京沪失守”，因此着急要把上海的黄金及银元，分批运送到尚未受战火波及的台湾，剩余小额金银，则分散存于成都、广州等处，专供军政机关发饷及军费用途。
档案显示，抗战胜利之初，国民政府国库中仅剩黄金不足3万两，而后，没收了汪伪政权“国库”的49.5万两，发行“金圆券”又从老百姓手中收到184万两。此外，抗战中，美国欠中国军用机场建设费4亿美元，国民政府拿其中2.2亿美元买了600多万两黄金。减去花销，到1948年底，国库黄金总数尚余400多万两。
1948年11月底，一纸密电紧急送进俞鸿钧的办公室，要求他在一个星期之内，将国库一半黄金运到台湾。
作为首倡者的及其当局为什么选择将台湾作为其栖息地？其实这与蒋的幕僚、人称“陈布雷第二”的张其昀大有关联。
张其昀（1900―1985），地理学家、历史学家，浙江省宁波鄞县人。
1943年，张其昀应邀访美，在哈佛大学从事研究及讲学。身为的同乡，在进入其幕府之前，张是一位纯粹的学者。抗战后期张其昀回国，出任浙江大学文学院院长，经同乡陈布雷的引荐，来到身边。在学术领域之外，张其昀曾是“有言必纳”的智囊。
黄金转移，另起炉灶，其地址选择，最初还有其他。譬如以蜀地为中心的西南，军事地理上易守难攻，其北有秦岭，东有长江三峡，南有横断山脉等，其外多屏障，其内亦富足，又是抗日战争的大后方，自是好去处。
张其昀当时如何向建言，今已不可详知，但张是著名地理学家和专攻“国家战略学”的学者，还曾在台湾光复后领队前往考察。因此，作为身边的“御用专家”，他的建议毋庸置疑，当然是很有分量的。
张其昀即是当时围绕撤退方向的“东撤论”的主张者。他认为西撤不妥，并说明东撤台湾的种种优势：首先是台湾海峡海阔浪高，只有这道天险才能暂时阻止没有海、空军优势的中共军队的乘胜追击。
其次，台湾作为“救国的复兴基地”，有着大陆其他地区无法比拟的优越之处，即：
一、台湾地处中国东南部，北回归线从岛上穿过，热带和亚热带的气候适合动植物的生长，物产丰富，全岛土地利用率高，植被茂密，粮食等农产品基本可满足军民所需。
二、岛内交通便利，工业有“日据时代”留下的基础，若善于经营，经济可望起飞。
三、在军事上，台湾有海峡与大陆相隔，易于防守。且台湾位于太平洋西缘，扼太平洋西航道之中，与美国的远东防线衔接，战略地位极为重要，美国不会弃之不顾，若得美援，台湾防守将万无一失。
四、台湾居民在日本殖民统治下生活了半个世纪，回到祖国怀抱后对政权有一种回归感，这种心理正可利用来稳定社会秩序。
张其昀在提议别指出，台湾长期与大陆阻隔，中共组织与人员活动较少，又经1947年“二二八”事件的整肃，干扰更少，未来即使社会稍有动荡，台岛四面环海，呈封闭状态，境内铁路、公路四通八达，农村都已开发，当局极易镇压动乱并稳定社会。因此，若将党、政、军、财、文中心迁台，再带来较多的资金和人才，必将建成稳固和强盛的台湾基地，适当时就可“”。
话已至此，这一番主张已然是唯一的选择。
筹划黄金运台的同时，1948年12月，蒋一纸电文，以不容置疑的语气，令养病之中的嫡系亲信陈诚接任台湾省主席兼警备总司令，同时蒋经国亦受命为台湾省党部主任委员，而大批大陆重工业设备也开始陆续运往台湾，这是渡海迁台的信号。
对而言，国库的黄金是其立足台湾、另起炉灶的唯一本钱，必须谨慎。此时此事，他只能依靠亲属和心腹：长子蒋经国负责沟通护航军队，宋子文负责调度海关总署运输舰，俞鸿钧的职责是“央行”和金库方面的公文协调。
俞鸿钧的机要幕僚何善垣回忆，奉命筹划密运黄金期间，俞鸿钧“凡公文撰拟、缮写、用印、封发，均一人任之，即于总裁室后之一小室中办理”。几乎切断了与外界的所有联系，“而外间接洽、航运等事，则由发行局陈副局长延祚负责，一切行动，均保持极度机密”。到启运之夕，“军方施行特别，断绝交通，以故当时外间无人知有此事。”（何善垣《俞先生生平言行补述》）
“海星号”等按计划装载了260万两黄金、400万枚银元，于1948年12月4日，顺利运抵基隆。
二
关于第一批运输黄金银元赴台的船只，2006年《人民日报・海外版》公布的“发行局签呈”（1948年11月29日）最为可信：“……洽妥海关海星巡舰装载，海军总部美朋舰（按：后由“关盛”号）随行护航……”
为什么用海关的船只运送？除了在热闹的外滩江边不引人注目外，还因为当时海军派系林立，早已有中共地下党渗透，从1949年2月到12月不到一年中，海军共有90余艘军舰起义。因此，不用军舰运送，这种考虑是非常必要的。
范元健于1991年8月在台湾回忆道：
船长是钟福林（安徽人），五名关员及三十几名水手都是中国人。那天应该是民国三十七年(1948)11月底或12月初的某日，大概是下午二点光景，舰长突然神色凝肃地进入船舱，告诉大副：“我们今天要出航，任何人不准下地！”谁知道，等到当天晚上十一二点，都没有接到开船指示，大家都觉得事有蹊跷。到深夜一点左右，船忽然开动了，但是，让我们吃惊的是，“海星号”竟然偏向左弯，随船人员莫名其妙，因为向左转就是上海外滩岸边，根本不是出海缉私，大伙儿都想不通船何以要靠岸。
“海星号”停泊的地方，正是中国银行的专用码头，码头邻近的街道上没有一个行人，显然已经实施局部。几分钟后，中国银行旁边的街道内（按：即滇池路）出现了十几个挑夫模样的老百姓，二人一组，用扁担挑着两箱大约一尺半×二尺半×半尺见方的木制箱子，吃力地朝“海星号”鱼贯而来。木箱子怎么看起来特别沉甸的样子？船上同事不禁好奇地打量着，东西似乎是从银行仓库搬运出来的，难道是金砖不成？同仁们好奇地彼此窃窃私语，舰长钟福林这时告诫大家：“不要管里头装着什么，反正只管完成任务就是了！”船员们虽不敢问，私底下都猜出那是国库黄金。
约莫一个小时之后，上来一位着便服的男人，很客气地和我们打招呼，原来，他就是中央银行派来押运黄金的人，钟福林还派人在大厅为他准备了一具行军床（按：应该就是央行职员刘光禄）。等黄金全部送上船，“海星号”即在夜色掩护下，驶向长江口，没有人晓得船要驶向何方。等船开到舟山群岛附近江面，钟福林才透露：“我们这趟去台湾！”显然，这是一项极度机密的运金行动，没有任何军舰护航。
“海星号”在海上航行了一天一夜，终于平安抵达基隆港二号码头，几辆大卡车早已静候多时，一个小时左右卸运完毕，大卡车便在央银人员押送之下，朝台北绝尘而去。
范元健作为亲历者的这段回忆是可贵的史料，记录下了历史的一幕。
三
意外的是，12月1日国库黄金秘密装船挪移当晚，英国记者乔治・瓦因正住在华懋饭店（今和平饭店北楼）中国银行一边的客房。午夜过后，他向东望，从昏暗的路灯下依然可以见到岸边的“海星号”；向西望，可看到中国银行的侧门（今滇池路74号）及圆明园路口，挑夫或两人挑一箱，或一人挑两箱，从滇池路走向海边，一艘500吨级的海关缉私舰停靠在黄浦江边上。新闻记者的专业直觉，使他断定挑夫所挑的这种体积小而沉重的箱子，其内必定是黄金。于是他立刻从华懋饭店内，把中国银行运出黄金的目击情况，向伦敦发出以下电讯：“……中国的全部黄金正在用传统的方式――苦力运走……”
乔治・瓦因发出电讯的次日，英国报纸就刊登了这条新闻，路透社也以下新闻：“政府央行偷运黄金。”香港《华商报》（1948年12月3日）及其他报纸也转载了这条消息。
12月1日深夜的运金行动，震惊了全中国，上海滩人心惶惶。
消息见报后，原本发行仅半年已贬值500倍的“金圆券”，此刻更如“雪崩似的狂贬”，完全失控。
1948年8月，国民政府进行币制改革，发行金圆券，强兑民间金银和外币。而后物价失守，金圆券一路狂贬，令民怨持续发酵。政府被迫宣布在中国银行以远比黑市价格低的纯金，有十百倍的利润及保值，允许上海市民拿1000元金圆券（每日牌价上调）换兑黄金1市两，但每天限售1000两，先来先购。于是成千上万的市民都到银行外面去排队。
市民排长队等待兑换黄金，却将原本用于金圆券发行准备的巨额国库黄金悉数南运，民众的焦灼顿时变成了绝望的疯狂：1948年12月24日，等待兑换黄金的人们情绪失控，为挤进银行，不顾一切争抢、冲撞、踩踏，酿成7死45伤，是为“黄金挤兑惨案”。12月27日，上海《申报》刊登：各地“国行所兑出金银，仅占库存廿分之一”，如以库存黄金400万两计，则兑出黄金全国仅为20万两。外滩拥挤成人海，以至造成挤死挤伤多人的惨剧。
而后，当局立刻宣布停止以金圆券兑换黄金，此举彻底阻断人民生路。8月19日，金圆券刚发行时，收兑率为纯金1两合金圆券200元、纯银1两合3元，美金每元合4元，1枚银元能换2元金圆券；到1949年1月，已经变成1000 ∶1；4月23日，攻进南京时，1000万金圆券都兑不到1枚银元；到6月，上海解放之后，1枚银元的价值更是超过5亿金圆券。
但是，似已顾不上这些，军费开支庞大，战局日渐糜烂，更有李宗仁等政敌步步紧逼着下野，促使其决心争分夺秒加紧运送黄金。因蒋深知，下野后绝不可能继续掌控金库。于是，1949年1月1日，60万两黄金自上海海运离开，其中50万两秘密运台。
此时正值淮海战役，国军完败；内外交困中，心知下野已成定局。为此，他必须提前制定一纸合法通行条，才能在下野后继续运走国库黄金。他的办法是以军费名义调拨预支剩余国库黄金。
但财界对此意见不一，财政部长徐堪就是委婉的反对者，他担心此举会导致国库极度空虚、诱发挤兑风潮，后果不堪设想。
于是，特派蒋经国前往上海接洽俞鸿钧，沟通军方落实运力及安全保障，同时向财界持反对意见者施压。双方最后达成妥协：拟订一份“草约”，先从国库“预支”军费的半数。
1月11日，吴嵩庆收到指令，办理把黄金转成军费的相关草约。这是蒋下野后仍能运走国库黄金的关键。
1月16日，更亲自约见俞鸿钧及中国银行总经理席德懋。《蒋经国日记》中记载：“父亲约见二先生，指示中央、中国两银行外汇处理要旨，盖欲为国家保留一线生机也。”
1949年1月20日清晨6点，海军的“海平号”、“美朋号”、“昆仑号”等舰艇，装载着90万两黄金、3000万枚银元及7000万美元驶离外滩码头时，情急之下，竟有500箱银元未及装船，因此时离下野只剩18小时。
在这之前，已专门任命自己的侍卫长石祖德为警备司令，先行到达厦门，为运金事务打前站。到了2月初，运输黄金的任务已大致完成。这一点，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的《中国大事典》中佐证：“至本日为止，中央银行将大部分金银运存台湾和厦门。上海只留二十万两黄金。”
1月21日，中华民国历史上的一个大事件发生――总统下野。吴嵩庆是第二天与陈诚在飞往南京途中才得知的，于是奉命转飞杭州，和从南京飞来的在杭州笕桥机场见了面。吴嵩庆在日记里写下：“五时半，专机到，老先生（指，笔者注）甚安详。”
蒋当时之所以“甚安详”，大约是因为台湾的情况和今后打仗的钱，都有了底数。或许，蒋是在笑李宗仁：“你有什么本钱做代总统？中华民国的国库已经搬到了台湾和厦门了。”
蒋每遇不顺，总会回到浙江奉化溪口镇的老家静养，这次也不例外。所不同的是，这次他所面对的是即将改朝换代的剧变。
不过，1月10日（其中的10万两）、20日的两批黄金，都没有直运台湾，而是运到了当时位于厦门风光秀丽的鼓浪屿上的中国银行地下金库（现址在鼓浪屿晃岩路30号）。
四
令后人不解的是，运往厦门鼓浪屿的这两批黄金，竟然完全没有列入台湾“央行”黄金收支账目。台湾“国防部”档案中，也独缺1949年军费预算和支出资料。
央行的黄金是“名正言顺”转出了国库，收纳在吴嵩庆个人户头――吴成了蒋的“白手套”。“黄金到底用到哪些部队，父亲肯定很清楚，他不能留下纪录。”吴兴镛研读过父亲遗稿后推断，失踪档案中有一部分应是被故意销毁，另一部分可能压根儿就没有记录。
台湾档案资料显示：1949年1月27日，央行交付的1317箱档案送上了自上海开往台湾基隆港的“太平轮”，途中沉没于浙江舟山外海，5名央行工作人员及上千箱央行档案，都随船沉没。而“黄金草约”很可能就在其中。
不过，吴兴镛查阅往来文书后认为，随“太平轮”沉于海的应该不是最重要的央行账册，因此更完整的档案很可能在广州、重庆、成都或台北的“央行”档案内。当然，也不排除战乱中遗失或被故意销毁的可能。
对此，吴嵩庆生前同样疑问纠结：这笔黄金的账目到底清不清楚？军需署收支司副司长董德成生前曾谈到，到台湾后，吴嵩庆曾让他核算准确数字。
“东运在东，西运在西，天天变地方，总数兜不起来。”董德成说。
《大溪档案》显示，拨到吴嵩庆名下的黄金，分成6批完成，共70万两。但运到鼓浪屿的黄金总数却是近100万两。
辗转追寻“黄金密档”多年的台湾《旺旺》中时媒体集团长天传播总经理丁雯静称，除了厦门绝密战时金库外，后来倒戈投向共产党的国军第一战舰“重庆号”上，存有28万两黄金，或许正是那批失踪黄金。
“重庆号”后被的轰炸机炸沉于东北葫芦岛军港。丁雯静从上海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重庆号”老兵口中获悉，1951年4月，曾打捞“重庆号”遗骸，共捞起黄金10余万两、银元30余万枚。
存放在鼓浪屿中国银行地下金库的金银、外汇，最终去向何处？
由于运抵厦门的这些均以“军费”名义入库，所以，由直接控制，以支持1949年年内与中共作战之需。近百万两黄金与3000万枚银元直接运抵鼓浪屿作为军费，而1亿两的银锭则可能直接运到了台湾。吴嵩庆跟随多年，蒋深知吴是一个“临难毋苟免，临财毋苟得”的本分人，所以，把大部分钱都交给他管。
1949年7月，存在厦门的黄金继续往台湾运。在广州的吴嵩庆于7月14日的日记中写道：“……今日得电，厦门存金均可照计划运送，此事办毕，可省却一心事。”
7月17日：“……接经国先生电话，嘱五时往谒，按时往，老先生（）指示：运兰州之五万两即改运渝，福州多运五千两，即以台湾省府保留款抵拨。”
7月20日：“……上午十一时又赴财政部讨论拨款日期及方法，分拨款、发金及银三类。西北（新疆陶峙岳部）仍发金，汉中（胡宗南部）、长沙（陈明仁。后起义，八月黄杰接任）、赣州、昆明（于程万的二十六军，李弥的第八军）、海南岛发银元，余均汇发银圆券。”
从发饷的方式，也可看到在军事上布局的重点所在。拨发黄金及银元的，应该是他的嫡系的忠心的部队，亲疏远近，当然会有所区别。
由于黄金运输从厦门到台北多是用飞机，所以，当年空军方面的目击证人也很多。2004年，就有一位当时住在美国密苏里州叫刘存才的人（《世界日报》12月1日），以及当年参与黄金空运到台湾的名叫杨荣志的都站出来说话。
杨荣志是1936年毕业于空军航校五期的飞行官，虽然事隔多年，但他仍记得十分清楚。他说，那些黄金装在箱子里，一箱箱很重，必须两个人抬起搬运到飞机上。杨时任空运队第二十大队大队长。他说：“那是1949年春天，大陆情况甚是危急，第二十大队奉命载运人员及物资，运输机往来大陆与台湾很多趟才完成任务。”
刘存才也曾间接参与运送黄金的任务。1949年，刘存才以流亡学生的身份抵达台湾，协防新竹，担任第十一中队作战室上士文书，负责登记飞行任务的时间与内容。他指出，当时“国军”的两个空军运输大队，有近百架的空运能力，运输机起航时都是空机，返台时都是满舱的人员与物资。所谓“物资”，其实就是黄金及银元，但登记册上一律写明是“物资”。执行任务归来的飞行员透露，载回来的就是黄金及银元，由于情况紧急，飞行员还看到来不及装运的银元洒了一地……第二十大队因此被称为“黄金大队”。
五
蒋下野后，俞鸿钧也随之去职，接任央行总裁的刘攻芸却认为，“以下野之身，委实不宜继续下令搬移国库存金”。因此对蒋氏父子一再催办的黄金密运事宜置之不理、一再拖延。
1月28日，以央行常务理事身份在上海继续筹划黄金密运的俞鸿钧，密电“请经国兄催办”。这催办对象，指的正是刘攻芸。这时，距离蒋下令全部划出国库黄金已18天。
直到2月3日，俞鸿钧再次致电蒋经国称“沪存金银已洽刘总裁迅运，此间事务，大体就绪。”可知俞鸿钧终于说服了刘攻芸。
此间，空军总司令周至柔、海军总司令桂永清、联勤总部总司令郭忏3人，于1月30日奉命一同抵沪，与吴嵩庆一道拜会刘攻芸，配合俞鸿钧的极力劝说。刘攻芸终于动摇，同意交出国库剩余黄金、银元。但刘攻芸已从此失宠于蒋氏父子，后来虽然也去了台湾，终究未能立足，只能悄然去新加坡终老。
2月6日，空军运输大队所属南京明故宫机场、上海江湾机场同步接到紧急动员令。入夜时分，两地运输机队同时起飞，载着55.4万两黄金直奔台北松山机场。
至此，南京国库已然净空，上海国库则只留了20万两。而台湾已有当时国库黄金总数的60%，共300.4万两。
刚摆平刘攻芸，2月8日，又风闻李宗仁正设法控制央行，立即派侍从秘书周宏涛飞赴上海。周宏涛打探到，此时，央行存金已大部如期运厦台，“存沪者仅20万两而已”，这才放下心。
等到李宗仁发现国库黄金被搬空，已是2月17日，距他就职总统近一个月。李宗仁立即严令刘攻芸，不得再将存金运到他处。刘攻芸没有答复。
李又致函陈诚，要求运回黄金，并动员桂系立法委员施压。陈回函称“此事归属央行管辖，请找央行协调”。李再找“央行”，刘攻芸答复“黄金现在已经既定在保管中，不宜再运出去”。
李宗仁的命令，最终只能进入档案柜。
陈诚的报告到达溪口后，蒋在日记中称：“李、白运动立委，拟将台厦现金运回支付政事，期以半年用光了事，这种卑劣阴谋，不惜断送国脉民命。”
但李宗仁对这批黄金从未放弃，甚至向蒋送达备忘录，但蒋未予理睬。“李德邻留桂不来穗，其目的在要求军权与财权。”（《日记》，1949年5月2日）而美国也以此借口拒绝援蒋，“美国务卿问顾（维钧）大使……‘何以不用台湾存金？’”（《日记》，1949年7月3日）
六
李宗仁到底没能把黄金运回大陆，直至1949年4月23日清晨，南京近郊已听到四处的炮声，“代总统”才乘“追云号”专机黯然离去。次日，第三野战军第7兵团第35军第104师312团3营的战士们在营长管玉泉（2011年8月27日在福州总医院逝世，享年90岁。）的率领下占领了“总统府”，并扯下了“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民国国旗，换上了一面我军冲锋时用的红旗。
李离去之时，上海街头也已一派临战气氛。负责守卫大上海的“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除了率30万大军，支撑半壁河山，还有一项秘密任务：运出上海库存剩余的20万两黄金及22万上海守军中的6万中央军嫡系。
5月中旬，蒋连续给汤发了5封亲笔信，信中明确指示，“除在沪维持金融之必要数之外，行留黄金2万两，银元100万元。”
亲笔信之外，蒋又派俞鸿钧从香港飞抵上海密会汤恩伯。随后，汤亲笔留字条，要央行“除暂存留黄金5000两、银元30万枚外，其余存于指定之安全地点”。所谓安全地点，指的就是台湾。
此时，已在上海城外摆开阵势，而以黄炎培之子、央行稽核专员黄竞武为首的金融界左派人士，也正在竭力阻止运走黄金。黄已于1949年2月成为中共上海局策反工作委员会的党外人员，根据中共地下党方面安排，他一边监视着密运黄金行动，一边发动上海各界制止金银外运，还秘密发动银行部分职工采取抵制行动。
由于黄竞武号召阻止黄金运台，更策动了国民政府财政部所属装备精良的税警团“在条件许可时弃暗投明”，终于5月12日上午，在央行404办公室内被时任上海市警察局局长毛森指挥的保密局特务逮捕，5月17日深夜，被秘密活埋于南市车站路192号（后改为152号）国防部保密局看守所（上海解放后，由上海市军管会派员接管。1952年7月，划归市公安局劳改处，改称上海市第一看守所。1998年，迁移到浦东新区的北蔡镇。）内。
时间紧迫，船舰有限，汤决定动用可信赖的军方舰艇和招商局船只。
汤调动的运金船，除了招商局的“汉民轮”外，还有军方舰艇“美朋号”和“中基舰”，装黄金的同时还满载了军人和眷属。等到两天两夜后，终于装运完毕，上海城内已出现零星先头部队。而“汉民轮”更迟于5月19日黄昏才离港，还没到吴淞口就挨了一颗炮弹，幸未命中，落在船旁水里爆炸了。“汉民轮”被迫停止行驶，第二天拂晓才在两艘军舰护航下重新起锚。
在战火纷飞的乱世之中，满箱金灿灿的黄金，又是何等的诱惑！此事中，会不会有人动心，铤而走险呢？
米绳祖的丈夫江源，当年是保密局上校，负责秘密押运黄金赴台，临行前与米仓促结婚，一道登上“汉民轮”。米绳祖回忆，船老大竟然向江源提议私分黄金，“江先生，从上海到台湾有好多小岛，我们把这个舵稍微偏一下，大家到这个小岛上去做金银岛主怎么样？”他只看到江源的招商局职员这一公开身份。
江源赶紧组织船上秘密武装押运人员，“总共12个”，4人一组，一路轮班严密守护金库，直至靠港。
同样的觊觎，也发生在1949年8月，当时在厦门海关署工作的孟昭年，还见证了一桩血淋淋的事件，而起因则是因为心生贪念。
孟昭年搭上招商局的“锡麟轮”，撤退去台湾。船已停泊在码头上，随时准备走，船上有上千人。突然有一天，带兵的军官要求所有船员、军人到甲板上紧急集合，孟昭年看到一个士兵被手铐铐住、被枪指着。舰长厉声问道：“金库里缺一块金砖，是不是你做的手脚？”该士兵承认了，并按照舰长的要求，当众重复如何从金库偷取的动作流程。之后，枪声响起，士兵被公开枪毙，杀一儆百。
血染甲板，孟昭年才知道自己所在的船上载有大批从鼓浪屿转移的黄金。
七
1949年5月27日，中国人民占领上海，运输大队长张振国负责率队带着士兵们分乘8辆卡车、扛着一箱箱人民币，直奔外滩的中国银行，将其送进了“至少两三个篮球场那么大”的远东最漂亮的第一金库，金圆券时代宣告结束。
上列第一批260万两黄金运台以后，到哪儿去了呢？最大一笔是1949年6月15日，陈诚以俞鸿钧受指示，从“央行”拨还台湾银行的80万两黄金及1000万美元外汇做进口贸易资金，发行流通了与金圆券没有任何联动的第一批新台币（这就是新台币最初发行额2亿的准备金），并以1∶ 40，000兑换旧台币。并同时下令，停止金圆券在台湾流通。
但最初台湾民众对于运来大量黄金一事半信半疑。为了证明政府有足够的黄金发行准备，陈诚委由台湾衡阳路的一众银楼开办黄金储蓄存款，也就是新台币可以换黄金。
那么运到台湾的这些数百万两黄金，究竟起过哪些决定性的作用呢？60余年前的台湾岛，又是如何应对那场空前绝后的迁移呢？
请参看袁颖生根据徐柏园的《政府迁台后之外汇管理初稿》所写的《光复前后的台湾经济》一文，内中指出：
变售黄金以支应开支及以黄金折发军饷，主要系发生在民国三十八、三十九年（1949年和1950年），仅是黄金的变售价款，估计在此两年就分别有新台币超过1亿6500万元（约60万两）及接近3亿9400万元（约140万两）。……此两年度省财政岁入分别不过1亿600万元及3亿8700万元，则变售黄金价款在1949年即高出年度省财政岁入的56.53%之巨，1950年，仍略多1.86%，自为政府的巨额收入，而在省财政及中央财政的岁入中，都未见列记……此200万两黄金数量与前五次公告之新台币发行之准备金（部分又被“变卖”回收新台币）极相近。可能部分就是把“央行”黄金（部分为“财务署”保管的黄金）转给台湾银行发行新台币，大张旗鼓地公告，把超额发行的新台币用来作军饷，然后又“一鱼两吃”，静静地把部分黄金变卖，收回民间新台币，来防止通货膨胀。而在老百姓眼花缭乱之际，政权迁台初期的财政经济就稳定下来了。
在一年多的省长任上，陈诚还对台湾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实行三七五减租、币制改革、入境管制、、整训军队、推行计划教育，并取得了“金门古宁头大捷”。不仅保住了最后的落脚地，还对台湾社会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日记》校阅者潘邦正进而认为，新台币赢得信誉和民心安定之间的良性互动，也为台湾此后十多年的经济稳定奠定了基础。
作为新台币发行准备金之外，这批黄金也是政府初到台湾时艰难岁月中的支点。据丁雯静考证，“政府”来台初期几乎所有的支出，都仰赖黄金：军队薪饷、每4年的经济计划以及扶持和发展民营企业等。
当时，台湾一位军阶最低的三等兵，每月只领7块新台币；一位公务人员平均也仅十几块新台币。拮据度日的另一面是，鼓浪屿金库中的近百万两黄金，9个月后，就只剩12.5万两了。这让蒋深感压力，吴嵩庆也在日记中发愁“老本都吃完了怎么办”？
因此，当1950年3月1日，在台湾“复行视事”、对着民众挥手微笑时，其实正心头苦涩：一触即发的两岸战事、60万大军的给养，正快速吞噬着运台黄金。周宏涛在回忆录中称“消耗存金最大宗为军费，平均每个月需拨付18万两”。到1950年6月，台湾库存黄金已经只剩3个月存量。
朝鲜战争却在此时爆发，美国转向政权，第七舰队加入协防台湾任务。随后，又恢复了为期15年的对台经济援助，援助总额高达15亿美元。台湾的财政窘境终告摆脱，同时也迎来了有雄厚财力支撑的经济起飞。
八
与此同时，还下令向台湾转移大量的生产资料和生活用品，仅在人民发起解放上海战役之际，军队就从淞沪地区运走了大约1500船次的物品。途中由于风浪遇险和监守不力，致使遭受的损失难以计算。在抢运这批生产设备和物资时，动用的运输工具也是前所未有的。海军方面动用了10万吨次的各种船只，85艘先进战舰，以及中国油轮有限公司的大量“永”字号货轮和招商局的各种船只。空军方面，包括C-46、C-47等大量运输机，其余则是客货机。
在的东撤计划中，规模最大的就是海陆空三军大迁移。他的嫡系部队，包括其次子蒋纬国主管的装甲部队，周至柔主管的空军、桂永清主管的海军，共约60万人，由、陈诚亲自安排，陆续撤往台湾。
应当承认，在偷运黄金与银元至台过程中，俞鸿钧的作用至关重要。1960年6月2日，曾经协助陈诚在台主持“币制改革”，发行新台币以稳定金融的严家淦在接管黄金、银元后，接受台湾《自立晚报》记者采访时称，“来台湾的数年间，我们在财政上并没有遭遇到多大困难的原因，都是俞先生对国家的贡献。”
正因为俞鸿钧对退台后能够得以继续统治有功，故被任命为“财政部长”兼“中央银行”总裁，台湾交通、农民银行与台湾银行董事长。1953年，出任台湾“省主席”。1954年5月，又被提名为“行政院长”。
俞在“行政院长”任内，因在提高军、公、教人员待遇问题上同“监察院”发生摩擦，以致遭到“监察院”弹劾。在此情形下，于1958年1月16日，亲自邀集中常委、中央委员与籍“监察委员”200余人发表演说称：“俞院长是国家行政首长，如何可受这样情形的调查？”“我们希望你们记得我说的话，以后如有类似的问题，你们要慎用你们的权力。”
因遭弹劾，俞心灵受到重大创伤，故辞去“行政院长”职，专任“中央银行”总裁。1960年6月1日，病逝于台北，终年62岁。
九
关于上海运出黄金的总量，1958年俞鸿钧在“立法院”回答质询时说：“库存黄金抢运台湾，因系于非常情势之下奉命做紧急撤退，致携带账册不全，且所有原经办会计出纳等人员未能来台，致对撤退账务无法清理……”其后，因应外界传言有黄金短缺之嫌，1953年3月，台北地方法院向“央行”调查卷宗，之后至1956年的3年多里，陆续有“监察院”3次及“审计部”一次的调查，“详查有关案卷及账册凭证，惟因账表残缺不全”，遂不了了之。
吴兴镛介绍，先后被下令运走的，有480万两左右的黄金，加上银圆、外汇等，加起来总价值约700万两黄金。
这些历经沧桑的黄金，1949年用于大陆军政费用是155万两（其中24.9万又运返台湾），其余近325万两在1949和1950两年用存于台湾，其中军费为110万两，政费为90万两，其余为新台币准备金，尚有约108万两黄金储存在新北市新店区新乌路的文园“国库”内。
以所公开的档案和有关军费的记录，最为模糊的部分是1948年8月金圆券发行之初全国向民间及私营银行金融机构所收兑的黄金量，这是台湾“央行”档案里最为“残缺不全”的部分，也是内部个别人最容易上下其手的地方。如这批档案不在台湾，第一选项应是已被“别有用心”的人士销毁，其次也有可能在战乱中遗失。
1950年6月，下令将大陆各地运往台湾、集中在军需署库房的黄金，全数缴回“国库”。此前，由鼓浪屿秘密金库运来、存于吴嵩庆个人户头的黄金，一直游离于“国库”之外，成为蒋事实上的“小金库”。吴兴镛从父亲生前日记中看到，蒋常用这笔钱应付一些额外需要，如资助亲信留学创业、出访开支等等――台湾有名的《联合报》，其创业资本也是从这笔钱里划拨的。
随着“小金库”撤销，成功协助台湾度过艰难岁月的大陆运台黄金，也终于退出历史舞台。2008年5月，的卢秀燕、廖正井、罗明才、罗淑蕾等4名“立委”在“央行”副总裁杨金龙的陪同下，前往文园“国库”参观发现，当时库存的总数1361万两黄金（价值新台币7000亿元），被安静地放置在架设整齐的玻璃柜上，所有的数量和黄金含量，都清楚标示，其中108万两从大陆来的黄金，自1950年6月入库后再未动用。“进到金库，犹如进到金山的感觉！”卢秀燕说。
而密运黄金一事，已随着当事人的老去，渐渐步入历史的尘埃。但无论是蒋经国等策划者，还是被挑选参与了密运的吴嵩庆等人，都并非没有心理负担。蒋经国在其《风雨中的宁静》一书里描述道：每一个铜钱敲开来都是血，铜板敲出来都是血，何况是黄金？这或是暗示“这些钱我们拿来是有愧的”。
丁雯静介绍道：“这段尘封已久的历史往事过去属于高度机密，许多参与者最初都不愿意提及。把属于全体人民的黄金运到台湾去，他们中很多人顾虑留在大陆的亲人会被指责。大家很理解对黄金‘被偷运’的感受。我们不是光着屁股到台湾来的。”时至今日，丁雯静不止一次听见受访老兵这样讲。倒是90余岁的张振国，淡淡地说“的军队，也要穿衣吃饭呀，他又不是傻瓜”。
鼓浪屿之波教案范文 篇四
1．1文献资料法
根据研究目的，阅读大量公共政策学、体育产业学等领域的学术专著，通过CNKI系列数据库查阅大量国内外有关于海洋体育、体育产业发展策略等文献资料，以及《浙江省海洋体育发展规划（2011－2020年）》等政策规划，为本研究论文构架奠定理论基础。
1．2实地考察法
根据研究需要以及海洋体育运动项目特点，选取浙江省海洋体育16个“十二五”重点建设项目中的若干进行实地调研与考察，了解相关海洋体育产业的发展与现状，为本论文的撰写提供详尽资料与数据。
1．3专家访谈法
根据研究需要选取了海洋体育重点建设项目运营负责人与省、市、县体育局相关负责人以及海洋体育、体育产业领域的专家学者为访谈对象，通过实地走访、电话访谈等方式，了解相关项目的实际建设状况，为本研究提供第一手原始材料。
2浙江省海洋体育发展的策略分析
2．1政府主导策略
2．1．1积极的政策引导。海洋体育的长远发展离不开积极的政府政策的支持与帮助。积极的政府主导政策与相应的辅助配套政策的出台，无论是引进国内外具有知名度的海洋体育赛事，还是打造具有当地体育文化、海洋文化特色的体育文化活动，亦或是发展现代时尚的海洋体育运动项目都具有现实的意义。在海洋经济背景下发展海洋体育，离不开社会的积极参与，政府主动出台相应的引导性政策与保障性政策，通过政策优势吸引高水平的人才驻足以及有实力的社会资本参与，提升区域在招商引资与人才引进等方面优势性和主动性。同时，在相应的税收补贴、工商管理、交通运输等方面给予相应的政策优惠，实现真正的通过政策的引导来构建海洋体育发展的美好局面。
2．1．2合理的产业规划。当前处于海洋体育的起步发展阶段，其在供需之间处于总量稳定不断上升的常态不均衡状态，海洋体育的各类行业门类基本处于无序化状态。政府正在尝试逐步地将这些不均衡的行业布局进行合理的规划，解决在空间和时间上的信息不对称难题，以达到科学合理的产业布局，从而最终促进海洋体育的发展。海洋经济背景下发展海洋体育，应当积极实施“一地一特色”的整体规划，尽量避免区域产业重叠，减少不必要的重复投入，重点考量区域海洋体育的发展现状、区域经济辐射能力、潜在海洋体育发展需求。使得省内的海洋体育发展形成互有特色、优势互补的“点－线－面”相结合的科学布局。
2．1．3有效的监督管理监督管理一方面是服务型政府维护产业市场秩序，规范市场运作的有力措施；另一方面也是政府机构对于自身管理的改良与再提高的方式。我国各级政府监督管理体系设置在不断地调整与完善，如何使监督管理能真正意义上做到行之有效，省、市各级政府以及相关的体育、文化、工商等职能部门向下要在国家法规政策的基础上，建立包含监督主体、监督原则、监督内容以及监督问责处理等方面的完善而有效的监督管理体系，做到有法必依、违法必究；政府内部也需要建立一个可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民主监督平台，做到政通顺达，执政为民。
2．2文化营造策略
2．2．1挖掘海洋文化。“海洋文化，就是和海洋有关的文化；就是缘于海洋而生成的文化，也即人类对海洋本身的认识、利用和因有海洋而创造出来的精神的、行为的、社会的和物质的文明生活内涵。海洋文化的本质，就是人类与海洋的互动关系及其产物”［2］。早在人类文明的新时期时代，地处长江三角洲沿海的先民们已经能够制造木舟，并且利用舟楫开始了大海的航行。从鉴真东渡到“海上丝绸之路”，再到郑和下西洋的遥远历史，以及现如今的世界第一的杭州湾跨海大桥以及舟山连岛路桥的伟大工程，无不体现着海洋文化。随着岁月的流逝、科技的进步以及对外交往的日益频繁，其海洋文化的内涵不断丰富，外延不断扩展，形成了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海洋民俗文化，海洋文化，海洋景观文化，海洋商贸文化，以及富有地域特色的渔业文化，港口文化，体育文化，名人文化等。在浙江省发展海洋经济大背景下，就不能忽视文化尤其是海洋文化的作用，作为中华民族最早征服海洋的先民的后裔，浙江本地的海洋文化近年来随着海洋发展战略逐渐被人们所挖掘。象山县石浦渔民出海捕鱼时为求平安、丰收，素有“祭海”习俗，国家为保护生态环境实行“休渔期”，“休渔期”结束称为“开渔”。当地政府和旅游部门将原来民间的“祭海”活动组织成节庆活动，称之为“开渔节”。自1998年首次举办开渔节以来，名声日长，象山开渔节已成象山的一张靓丽的名片。
2．2．2创新体育文化。早期的人类为了生存，学会了跑、跳、投等各种技能和生产劳动知识，并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代代相传。随着文艺复兴在欧洲的兴起，真正意义上以追求人体的健与美，满足人们休闲、交友需求的体育文化才开始出现，并逐渐形成了如今以“更快、更高、更强”为代表的现代体育文化。体育文化具有民族性与差异性，不同地域的群体表现出迥异的个性，使得社会塑造出不同体育文化特征的群体，正是由于这一的差异的存在，才造就了体育文化的多姿多彩。中华民族传统的“六艺”中，“射”与“御”便蕴含着丰富的体育文化。现代体育不断追求力与美的高度参与和高感官的观赏，塑造出了与众不同的体育文化，促进了体育活动参与性。发展海洋经济背景下的海洋体育发展，必须以创新塑造体育文化为首要大事，以举办高级别的国内外知名体育赛事来营造当地体育文化，再通过相应的体育文化与本地实际相结合，举办具有大众参与性的特色赛事，从竞技体育和群众体育两个方向共同打造具有地方特色的海洋体育文化氛围。以舟山市为例，该市已相继成功举办全国帆船锦标赛，全国沙滩排球巡回赛，国际海钓比赛，国际环岛公路自行车赛，全国航海运动大赛等体育赛事；2011年浙江省首届海洋运动会在舟山市举行，赛事持续70天，共设23个大项、99小项，结合海岛民间民俗文化而形成的体育项目，立足海洋海岛特色，展示海洋体育魅力，促进全民健身与文化、旅游的有机融合；2004年朱家尖、东极岛等地参与海钓游客达4万人次，2005年游客人次超过8万人次，旅游收入高达6000万元［5］，形成了以国内外海洋体育特色赛事带动本地海洋特色活动，以“办大赛促小赛”的海洋体育文化发展道路。
2．2．3打造时尚文化。现代体育尤其是诸多的职业体育赛事，吸引着无数人注视的目光，除了自身高超的运动技能技巧外，蕴含其中的时尚文化、时尚元素也是不可忽视的内容。当今广泛流行于欧美的冲浪运动是一个典型的时尚文化与体育文化相结合的例子。五颜六色的冲浪板，个性十足的冲浪爱好者，在碧波蓝天中翻滚，冲浪运动无疑成为了海洋体育运动中最为时尚的运动之一。但追溯该项运动的起源，会发现冲浪运动仅仅是南太平洋诸岛的原住民借助于海浪往来于岛屿之间的一种交通方式，而现在富有时尚元素的冲浪板原来也只是普通的木板。正是因为欧美人将美丽的时尚图案印在了木板上，将传统的行为经过与时尚的元素相结合，才有了新颖的有吸引力的时尚运动。作为东部沿海发达省份的浙江，人均GDP水平接近中等发达国家水准，高速增长的经济实力使得本身出现了对于时尚文化的需求。随着世界游艇制造业的东移，以长三角为代表的中国三大游艇制造集聚区形成，我省也在新一轮的发展规划中提出了要大力发展游艇业，把时尚文化十足的游艇业作为产业升级的新型替代产业，形成游艇制造、游艇娱乐观光、游艇赛事旅游为一体的游艇时尚产业链［6］，使得时尚文化与海洋文化相结合，更加富有生命力。
2．3赛事推动策略
2．3．1扶植海洋体育品牌赛事。结合本地丰富的海洋资源以及海洋体育人才优势，积极引进和举办国际性的帆船帆板品牌赛事、国际海钓大赛和国际海岛野外生存户外拓展挑战大赛等海洋体育单项赛事或浙江省首届海洋运动会等全国性海洋综合运动会等，通过有效的市场化手段运作，拓展与海洋体育竞赛相关的广告、冠名权等无形资产开发，努力打造富有特色、极具影响的海洋体育赛事特色品牌，以品牌促发展。争取国家体育总局，省、市体育局的大力支持，力争使更多的国际海洋运动大赛落户浙江，吸引相关项目的国家队前来浙江训练比赛，并进一步将基地落户我省。同时，对于还处于起步阶段的海洋体育竞赛表演，要敢于创造积极的条件，利用本省有力的经济杠杆带动海洋体育竞赛表演的发展，以及良好的投资环境和优越的设施条件，不断提升表演赛事的竞赛水平与赛事层级，并且积极地利用便利的交通运输条件，与省内外以及周边省、市诸如F1大奖赛上海站、上海网球大师赛等知名品牌赛事形成互动发展，以发展促品牌。
2．3．2打造大众海洋体育活动。打造符合本省、市、区域实际情况的大众海洋体育活动始终要坚持“高中低平衡”的发展思路，充分考虑各个社会阶层的需求，暨要符合国际海洋体育发展趋势以及专业海洋体育运动参与者的较高层次需求，打造游艇、潜水、帆船、冲浪、动力滑翔伞等具有较大市场潜力和较强社会影响力的运动项目，也要打造符合中低端消费需求人群的如沙滩排球、沙滩足球、泥滩摔跤、泥滩健美等沙滩休闲运动项目以及本省拥有一定群众基础的如海钓、横渡、海岛生存等海洋体育运动，可以采取俱乐部制经营方式，以商业化和职业俱乐部相结合的发展方式，依托运动俱乐部和单项体育协会不断拓展海洋运动的参与群体。同时，根据海洋体育运动项目发展规划，打造相应的海洋体育运动基地，具有国际化标准的滨海休闲综合体或海洋主题公园，游艇、帆船（帆板）俱乐部基地等，以及能满足普通需求人群的海钓基地，海岛野外生存户外拓展挑战赛基地。
2．3．3开展海洋全民健身活动。对于大众海洋体育活动的开发与促进，不能忽视拥有广泛基础的全民健身活动。应积极响应国家《全民健身计划》的号召，充分利用现有的自然条件，在沿海、岛屿等开辟全民健身步道、自行车健身道等全民健身路径及设施，积极鼓励引导居民及游客参与到海洋体育的各项活动中去。充分利用各地的海洋文化节庆活动等来推动沿海地区以及海岛的传统体育活动的开展，通过广泛的群众基础，积极地推广舞龙舞狮、浙江船拳等项目，使全民健身活动深入海洋居民。
2．4经济互惠策略
2．4．1协调发展海洋农业。广义的农业一个包括种植业、林业、畜牧业、渔业、副业等产业形式“大农业”概念，海洋农业除了包含传统的海洋捕捞业、海水养殖业和海水增殖业等渔业产业外，还包括了以海洋渔业为生产原料的农副产品副业生产，是一个宽泛的概念。我省依托舟山渔场丰富的渔业资源，历来都是我国的一个重点渔业省份。海洋体育运动的发展离不开海洋农业的支撑，海洋捕捞业、海水养殖业、海水增值业等产业所产出的众多渔业资源，不仅可以满足人群对于参与海洋体育休闲旅游等过程中的观赏与食用等需求，而且由此衍生出来的海钓等流行的海洋体育运动项目，其未来发展依靠着海洋农业的各种渔业资源作为基础，反过来极具特色的海洋农业产品又吸引着人群前来参与到各种海洋活动中来。海洋体育运动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挤占了海洋农业发展所需要的滩涂、海岸线、岛屿等空间资源，但获取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是巨大的，如何协调海洋体育与海洋农业的发展，不但要巩固海洋农业的基础性地位，也应当转变传统的海洋农业发展道路，将海洋农业由传统的渔业生产型，逐步过渡到新的捕捞、养殖、加工一体化，内外贸全面发展的产业化经营的新道路，走向现代化的海洋农业发展新模式，并且与海洋体育协调发展，朝着双赢的目标前行。
2．4．2发展运动装备制造业。浙江省素来以加工制造业而闻名于世，较好的工业基础以及极具特色的乡镇工业发展模式，使得浙江省的工业走在一条特色发展的道路上，加上发达的对外出口贸易经济实力，使得我省不但拥有发展海洋体育运动的迫切需求，更有了为本省乃至全国、全世界提供相应海洋体育运动装备产品的实力。在《浙江省海洋体育发展规划（2011－2020年）》中，将重点建设海钓、帆船帆板、沙滩足排球、游艇、滩涂高尔夫、海岛野外生存拓展运动与自驾露营、铁人三项、环岛自行车和马拉松、海上航空运动、潜水与冲浪等十大海洋体育项目，无一不需要大量的运动装备与运动设施的支撑，巨大的运动项目发展空间，同时也带来了极大的运动装备需求，如何利用本省的制造业的优势，发挥小集聚大产业的特色，打造如福建泉州、莆田等一样的运动服装鞋帽制造业生产基地并不是没有可能。目前，全球游艇制造业有着从欧洲向亚洲发展的东移趋势，包含长三角在内的国内三大游艇制造业聚集区已经初步形成，上海奉贤等地依托自身条件已经开始打造集游艇制造业、游艇娱乐观赏、游艇赛事旅游等有机结合的游艇产业链，开始尝试游艇经济的发展模式。我省在自身得天独厚的海洋环境和产品制造业优势的基础上，打造具有区域特色的游艇经济产业链条，发展自身的游艇经济模式，必将获得更大的经济与社会效益。
2．4．3拓展滨海休闲旅游业。素有鱼米之乡、丝茶之府、文物之邦、旅游胜地的浙江旅游资源非常丰富，自然风光与人文景观交相辉映，尤其是滨海休闲旅游业又占了旅游业收入的一大部分。立足于丰富的海洋环境资源，以及雄厚的经济实力，打造一个在国际上具有重大影响力、国内最具规模的全天候旅游休闲运动功能中心，集滨海休闲旅游观光和海洋体育赛事运动于一身，使得无论是前往滨海区域旅游休闲度假，还是从事休闲运动的人群都能找到自己满意的去处。合理开发重点建设，打造集休闲运动为一体的杭州湾海域度假区；集航模、游艇、滑翔、动力伞、帆船帆板为主要发展项目的宁波———舟山近岸海域；集沙滩和滩涂体育项目的岱山———嵊泗海域度假区；拥有滩涂高尔夫、野外生存拓展等项目的象山港海域和宁海湾；湿地资源滨海运动休闲的三门湾海域度假区；发展休闲钓鱼和滩涂运动的台州湾海域；发展湿地龙舟、湿地帆船帆板、湿地钓鱼、湿地摩托艇等项目的乐清湾海域；开展跨海横渡、滩涂高端休闲运动的瓯江口及洞头列岛海域；发展帆船、帆板、游艇、冲浪、潜水等项目南麂、北麂列岛海域；发展游艇、高尔夫、赛马、滑翔等运动项目的高端运动休闲的九龙山度假胜地。积极发挥体育产业的拉动作用，推动体育产业与旅游产业的复合经营，推出以体育为主题的精品旅游线路，形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滨海运动休闲产品。
2．5人才高地策略
2．5．1外聘专家人才。为将浙江省建设成为综合实力领先、核心竞争力突出的海洋体育强省，相关领域的高水平的专家学者必不可少。为构建人才聚集高地，应当聘请国家体育总局、国家旅游局，浙江省体育局、旅游局以及浙江省内外高校的知名专家和学者，为浙江海洋体育的发展担任项目顾问、咨询专家等，并且以省内外高等院校为平台，通过“产、学、研”相结合，为项目研究、课题评审、方案设计提供建议与意见，并且以人员培训班、研讨会、论证会、论坛等形式建立长期合作机制，通过外聘专家人才的方式打造浙江省海洋体育人才资源库。
2．5．2引进特殊人才。对于发展海洋体育所需的特殊人才，尤其是海洋体育竞赛组织策划的管理者、海岛户外运动项目的教练员等在各自岗位有着极其重要职责的人才，应当制定优惠的人才引入政策，通过吸纳相应岗位的优秀人才，来促进现代海洋竞技体育、大众体育和体育产业相结合的新体系的构建，同时重点引进充分调动各地体育行政资源，对体育系统的各类人才的人力资源信息进行收集处理、存档，并且及时更新，对全省的海洋体育发展人才进行科学而有效的管理，建立起真正的人才高地。
2．5．3培养本土人才。发展包含海洋运动休闲、滨海休闲旅游等产业在内的海洋体育，大量的专业性人才必不可少。充分利用本省人力资源优势，依托省内相关高等院校、职业学校构建其我省海洋体育运动人才培训体系，培养海洋体育运动社会体育指导员、滨海休闲旅游专业导游、体育中介服务经纪人等应用型本土人才。同时，对于相应的职业从业者，建立和完善在职进修、岗位培训等继续教育和职业培训制度，根据海洋体育的不同类别，以及相应运动项目的不同人才需求特点，依托人才培训体系，大力培养本土实用性人才，为构建全身海洋体育人才高地策略奠定扎实的基础。
鼓浪屿之波教案范文 篇五
请不要小看鼓励，因为鼓励可以开启学生心理情感大门的钥匙，可以拉近双方的距离。你知道有哪些小学生的可以知道摘抄的好句子呢？这里给大家分享一些关于小学生的句子，供大家参考。
小学生积累语录1.在这万物复苏的季节，春姑娘悄悄地来啦，她给大地施了魔法，让它变得更美。
2.娇美可爱的月季花仰着粉红的小脸羞涩的微笑。
3.冬天的寒风令人害怕，有时候寸步难行。
听，呼-呼-呼，吓得我只往妈妈怀里跑，瞧，松树伯伯兀立在那里，使这个冷落，无趣的冬天有了生机，呼-呼-呼，又是一阵风，风姐姐似乎不愿意让我回家，使劲拽着我，让我进也不是，退也不是。
4.我们做事不应该空眼其大而不屑其小，它会使我们变的好高务远，不切实际；
也不应该念其粗而忘其细；而应该脚踏实地，粗中有细，完成任务。
5.如果你的童年不游乐，少年不好学，青年不立志，中年不创业，那么，你的生命就将随着年老而逝去。
6.远处的小树林闪着绿幽幽的光，在微风中轻轻摇响绿叶，像是唱着一支动听的歌。
7.凛冽的寒风把可怕的冬天请来了，小草的身躯被寒风吹萎缩了，但是，它的根部却像一条条蚯蚓似的，深深地钻进泥土里。
8.秋姑娘一手拿着篮子，一手在挥撒那金黄的落叶，秋叶漫天飞舞，好似一个淘气的孩子，在不停耍着杂技。
9.下雨了，雨点像一粒粒晶莹的银白珍珠，滴到地上，渐渐地汇成了一条条小溪。
10.幽幽的深谷显的骇人的清静和阴冷。
11.青草芦苇和红的白的紫的野花，被高悬在天空的一轮火热的太阳蒸晒着，空气里充满了甜醉的气息。
12.我悠悠忽忽地漫游了一下午，直至夕阳亲吻着西山的时候，红鸠鸟的歌声才把我的心灵唤回来。
13.小白兔吃饱了的时候，就仨一群俩一伙地在沙地上跑来跑去，像一个个小雪球在滚动。
14.老头儿满头花白头发，黄褐色的脸皮像浸胖了似的，眼睛成了一条线，似乎要花很大的力气才能睁开。
15.小伙伴们在雪地上堆雪人打雪仗，玩得可高兴了！
16.只是我不懂雨的念想，更不懂落花的彷徨，我只懂哀是酝酿，伤要释放，悲愁在徘徊，凄美吟吟轻唱。
我满心的悲苍，一如雨的念想，花的彷徨。
17.书就是良药，能医治愚昧之症；
书就是乳汁，哺育人们成长；书就是的伴侣，伴我们度过美好的人生。
18.山麓的地势低洼之处，上面长满密密丛丛的草绿的苔藓，很像一层松软的海面垫。
19.小岛把湖水分成两半，北边像圆圆的太阳，叫日潭；
南边像弯弯的月亮，叫月潭。
20.谦虚的蜗牛之所以会胜利，是因为他很执着，永不放弃。
无论面对什么样的对手，都敢接受挑战，勇于亮剑。这不正是每个怯懦所需要学习的地方！
小学生积累短句1.夜深了，遥远的天空仿佛像一件华丽的披风，点缀着一颗颗或远或近钻石般明亮的小星星！看着看着，朦胧的我飘然来到了一片鸟语花香阳光明媚好多美丽精灵和充满神奇魔力的地方！
2.那边一团毛茸茸的小球是什么呀？它慢慢的将它的“头”转了过来，两双水灵的大眼睛像极了浸在水里的黑珠子，水汪汪的。
粉嫩的小鼻子一嗅一嗅的，胡须也跟着节奏舞动了起来。
3.当我们还在流连刚才的西湖风光，导游已经带着我们穿过一个圆门，来到了曲院风荷的荷花池畔。
一阵淡雅的花香扑鼻而来，我们穿过荷花池中央的赏荷小径，一边欣赏，一边慢慢地离开了美丽的西子湖。
4.书籍把我们引入最美好的社会，使我们认识各个时代的伟大智者。
5.这条公路很长很长，就像一条长长的飘带一直伸向天边。
6.淘气的小星星在蓝幽幽的夜空划出一道金色的弧光，像织女抛出一道锦线。
7.春天，是活力四射的季节。
冰雪在春光中悄然消融，溪流在春日淙淙流淌。天空像重新清洗过一样，湛蓝得令人心怡。云彩不再是一片弥漫，而是一朵一朵地点缀在碧空上。
8.天气有渐渐变凉，我伏在窗口看着一片片落叶像一只只金色的蝴蝶飘落下来，落在我的脚边，我不禁想起了去年的一件往事。
9.娟娟用普通话朗读课文，声音脆生生，很是好听，连阳光也听得入了迷，偷偷地从窗口钻进了教室，落在她的书上，久久不愿离开。
10.站在花枝前，闭上眼睛。
屏息静听花瓣丝丝绽开的声音。花开，是一种语言，诠释着大自然的旋律。聆听花开的声音，聆听大自然的天籁，聆听一种美好，聆听那纸弦音，让自己的心情去放飞。
11.邻家的公鸡逃走了，我家的公鸡却带着胜利者的姿态，看起来活像一个凯旋的将军，在院子里不断地兜圈子，显威风。
12.书籍就是全世界的营养品，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没有阳光；
智慧里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
13.有一个清醒的头脑比有一个聪明的头脑更重要；
有一种良好的习惯比有一种熟练的技巧更实用；有一股青春活力比有一副健全的臂膀更有力；有一身勇气和胆识比有一门知识更强劲。
14.和煦的阳光，透过稠密的树叶洒落下来，成了点点金色的光斑。
15.我感觉小鸟很不自由，笼子不是它的家，大自然才是小鸟的家。
16.印入眼帘，两只石龟面对面，头看天，长鸣一声，像是在迎接我们的到来呢！这景点就叫“双龟迎宾”。
可这还是刚刚开始哩！这让我对后面的风景充满了期待。
17.太阳正被薄云缠绕着，放出淡淡的耀眼的白光。
18.书籍好比一架梯子，它能引导我们登上知识的殿堂。
书籍如同一把钥匙，它能帮助我们开启心灵的智慧之窗。
19.这堵石壁似摩天大厦仰面压来，高得像就要坍塌下来咄咄逼人。
山巅上，密匝匝的树林好像扣在绝壁上的一顶巨大的黑毯帽，黑绿丛中，岩壁里蹦蹿出一簇簇不知名的野花。
20.夏天的太阳像个大火炉，把大地烤得发烫，就连空气也是热烘烘的，人一动就浑身冒汗。
小学生积累句子1.每当太阳升起，有座山峰上的几块巨石，就变成了一只金光闪闪的雄鸡。
它伸着脖子，对着天都峰不住地啼叫。
2.三月慵懒的午后，一个人一辆单车，漫无目的地穿过繁华的街道，慢悠悠的走过垂柳依依宁静的湖畔，三月醉人的清风一路随行。
3.万里晴空，阳光灿烂。
春姑娘晒得都眯缝起眼睛来了。
4.愚蠢是一种天生的无奈，是一种后天的懒惰，是一颗自己种下的恶果，是一条好果实中的蛀虫。
5.新疆里有吐鲁番，吐鲁番里有条葡萄沟，葡萄沟山青水秀，鸟语花香，沟中绿荫蔽日，满沟层层叠叠的葡萄架。
那里的葡萄有白的，红的，绿的，暗绿的，淡红的，五光十色，美丽极了。
6.那刺穿云块的阳光就像根根金线，纵横交错，把浅灰蓝灰的云朵缝缀成一幅美丽无比的图案。
7.话语激扬笑声荡漾的时候，那竹椅竹凳便发出吱吱呀呀的声响，犹如古朴的琴弦抚晚歌一曲，余音绕梁。
8.什么都可以丢，但不能丢脸；
什么都可以再来，唯独生命不能再来；什么都可以抛去，唯有信仰不能抛去；什么都可以接受，唯独屈辱不能接受。
9.远远的观望，静静的守候，也是一种美丽。
深深的牵挂，默默的祝福，也是一种美好的心境。
10.他的眉毛时而紧紧地皱起，眉宇间形成一个问号；
时而愉快地舒展，像个感叹号。
11.高高挂起的太阳光芒四射，温暖人心。
春天的景色，那嫩绿的新叶，那田野的薄雾轻烟，象她的衣衫。
12.仙人掌是黄沙中的碧玉，是枯海中的岛屿，是荒漠上的英雄；
它们给炽热如焚的沙漠，带来了生机，带来了繁荣，也带来了神秘的希望的色彩。
13.海棠果摇动着它那圆圆的小脸，冲着你点头微笑。
14.太阳刚刚升上山头，被鲜红的朝霞掩映着，阳光从云缝里照射下来，像无数条巨龙喷吐着金色的瀑布。
15.有时候坚持是一种锥心的疼痛，没有支持，没有鼓励，只有一个人独自前行的孤单和畏惧，甚至是来自于他人无谓的嘲讽，也许渐渐开始怀疑自己是否愚蠢，是否真的执迷不悟，但我们还是鼓起勇气，拼了命的也想要一直走下去，因为我们相信未来是成功的开始，是一片坎坷后的光明。
16.有人说，春天是一个最美的绿色季节，万物复苏，好像一切都充满了生机，所以，我一直都希望每天每个季节都是春天，因为，我想让我死去的心，在活一次。
17.露出云层的群山似岛屿般一簇簇一抹抹的悬浮着。
18.四位游客来到葡萄沟，看到葡萄藤蔓顺着葡萄架盘缠着，一片片绿叶连接在一起，形成了一个个绿色的凉棚。
葡萄一大串一大串地挂在绿叶底下，有红的白的紫的深红的淡绿的，五光十色，美丽极了。
19.拿起一本喜爱的书籍，就好像随手推开一扇窗户，欣赏窗外美丽的风景。
20.进入山门，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漫山遍野的杜鹃花，那一簇簇红杜鹃竞相开放，峭崖上松林间，有的像娇弱的仙女在林间飞舞，有的像一群红衣少女在轻歌曼舞。
小学生积累文案1.孔雀飞起来就如同一朵绮丽的绿色彩云，从山顶上飘过。
2.师傅提醒我从左边上，马太高大了，我抓着缰绳纵了两下还上不去，师傅走过来推了我一把，我就稳稳当当的坐在马背上了。
看看其他同伴也都已经准备好了，出发啰。
3.牵引一股波涛行走的，可能是它身边的一段岸；
牵引千条江万条河，后浪推着前浪向着同一个既定方向前行的，则只能是那众望所归的大海。
4.炽热的火伞高张在空中，热得河里的鱼不敢露出水面，鸟也不敢飞出山林，就是村中的狗也只是伸长舌头喘个不休。
5.小蜜瓜激动得心脏扑腾扑腾乱跳，他冲到台上，像捧宝贝一样把那盒糖果捧在怀里，然后他就保持着这样的姿势，小心翼翼地走出教室，走出学校，一直走到家里。
6.她的脸上有一双带着稚气的被长长的睫毛装饰起来的美丽的眼睛，就像两颗水晶葡萄。
7.风是调皮的，一会把那朵悠闲的云赶得满天跑，还不断变化她的面具，一会儿卷起地上的落叶，让她们打着旋舞蹈。
8.天边的晨星和山上的点点灯光，隐隐约约地倒映在湖水中。
9.金黄的落叶飘进水里，小鱼游过去，把落叶当伞。
10.今年春节我最喜欢玩的要数爸爸给我买的“搜狗摩托车”了。
这辆摩托车和其它的摩托车相比，最大的特点是它的体形非常小，只有大拇指一般大。
11.我望着外面的雨，不知不觉的睡着了。
在梦里，有爱我的爸爸跟妈妈，还有疼我的哥哥，也许只有在梦里，我才能开心的笑一次，真希望自己一直都在做梦，不想醒来。
12.春天来的好快，悄无声息不知不觉中，草儿绿了，枝条发芽了，遍地的野花油菜花开的灿烂多姿，一切沐浴着春晨的曙光，在春风中摇弋轻摆，仿佛少女的轻歌曼舞，楚楚动人。
13.金翅雀唱着跳跃着，有时也扑打着，像一群不知疲倦的孩子，给这幽静的山庄更增添了情趣。
14.心有小窗，便有亮丽的阳光进来，小酌一些温暖的故事，便有自由清风邀约一些花香或者白云。
15.尖刀似的小山，挑着几缕乳白色的雾，雾霭里，隐约可见一根细长的线。
16.四位游客来到葡萄沟，看到葡萄藤蔓顺着葡萄架盘缠着，一片片绿叶连接在一起，形成了一个个绿色的凉棚。
葡萄一大串一大串地挂在绿叶底下，有红的白的紫的深红的淡绿的，五光十色，美丽极了。
17.春天，大地从冬寒里苏醒复活过来，被人们砍割过陈旧了的草木茬上，又野性茁壮地抽出了嫩芽。
不用人工修培，它们就在风吹雨浇和阳光的抚照下，生长起来。
18.那片繁衍生长的老榕树，挂下一蓬蓬茂密的胡须，像是几个龙钟老人，懒洋洋地挤在一起打盹儿。
19.初升的月亮挂在山顶上空，虽然像云朵一样苍白，但是每一刻都在变得更加明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