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是小编给家人们收集整理的航天技术攻关总结(实用(精选4篇),欢迎阅读,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航天技术攻关总结 篇一
航空航天类包括哪些专业 1、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
飞行器设计与工程是一门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属于航空航天类专业,基本修业年限为4年,授予工学学士学位。
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培养掌握航空航天飞行器设计相关专业知识,具有一定技术创新、工程实践能力和管理能力的高级工程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
2、航空航天工程专业
航空航天工程专业是一个专门化学科,培养具有扎实的数学、物理、力学、计算机等基础理论,掌握航空航天领域的多学科知识,具有良好的综合能力和创新意识的高级人才。
该专业的学生应掌握数学、物理、动力学与控制、空气动力学、材料与结构、工程热力学、控制系统原理、飞行器总体设计、航空电子系统、飞行器制造工艺及设计、实验等方面的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具有飞行器总体、结构与系统设计分析的能力。
3、飞行器动力工程专业
飞行器动力工程专业培养具备飞行器动力装置或飞行器动力装置控制系统等方面的知识,能在航空、航天、交通、能源、环境等部门从事飞行器动力装置及其它热动力机械的设计、研究、生产、实验、运行维护和技术管理等方面工作的高级工程技术人才。
4、飞行器制造工程
飞行器制造工程专业旨在培养从事飞行器制造领域内的设计、制造、研究、开发与管理的高级工程技术和管理人才,需要研读4年,毕业后授予学位工学学士。
航空航天专业的就业前景 随着我国航空航天事业的迅猛发展,国家在航空航天人才培养方面的投入也越来越大,这个专业从曾经的“小众神秘”,到现在让许多理工类人才都怀揣起了“航天梦”,其就业前景宽广无限。
航天技术攻关总结 篇二
1.粤海关从事海务工作的由来
广州港历史以来一直是我国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而其政府主管机构主要由粤海关行使,清朝康熙二十四年(1685),清政府在广州设置了粤海关,向前来贸易的外国商船征税,向商品征收的税称为 “货税”,根据船只大小征收的吨位税称为 “船料”,货税和船料一起作为关税收入上缴政府。粤海关向外国商船征税的同时,也向广东沿海地区中国船只征收货税和船料。
1858年,第二次_战争后,中英签订《天津条约》及其附约《通商章程善后条约》,海关自进一步被破坏。1854年,在英美等国的压力下,上海的海关――江海关――开始募请外国人办理外国商船的征税工作。《天津条约》的《善后条约》规定将江海关的作法推广到各个通商口岸海关。
“任凭(清朝)总理大臣邀请英人帮办税务并严查漏税,判定口界,派人指泊船只及分设浮桩、号船、塔表、望楼等事。其浮桩、号船、塔表、望楼等经费,在于船钞下拨用。”
这段文字包含了很多内容。首先,清政府聘请外国人帮办税务,管理港务、水务和提供助航设备(统称海务)。其次,海务工作的经费来源是船钞。所谓船钞,即前文提到的吨位税、船料。_战争前,粤海关的船料直接汇入总税收,并不特别指定用途,现在,向洋船征收的船钞将用于海务工作。
在口岸海关负责外国商船征税工作的外国人称为税务司(Commissioner,类似今天海关关长),各地税务司统归北京的总税务司(Inspector General)管辖,总税务司的办公机构称为总税务司署(类似今天_),隶属于总理衙门。1911年清朝覆灭前的大部分时间里,海关总税务司由英国人鹭宾・赫德(Robert Hart)担任。这一套外国人管理海关的制度称为外籍税务司制度,又称赫德体制,它一直延续到1949年。
在总税务司管理下,向外国商船征税的海关,根据《天津条约》之《通商章程善后条约》,开始经办海务工作。海关史学者陈诗启教授指出:“征税、海务和船钞三个方面联系起来,统归海关洋员管理,这就保证了外商轮船加速进出通商口岸,为外商在中国的商业贸易提供了交通运输上的便利。由此可见,海关海务工作,是由不平等条约强加于中国的,是为外商服务的”。但是,海关的海务工作,客观上为广州港口航道海务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2.赫德体制下的海关海务工作概述
1868年,总税务司赫德在一份通令中概述了海务工作的内容:“为船舶在中国沿海贸易之利益计,其真正需要大体如下:在航道上,对危险处应提供警示,即设置必要之灯塔。接近港口时,有熟悉港口特性、潮汐、水流等方面的行家予以协助,即配置得力之引水。在港口水域,对应避开之水区应予标示,即有适当数量之浮标与标桩。在锚泊地,为方便工作及避免事故,应确保船舶停泊秩序和遵从有关规章,即应设置理船厅。”这份通令概括了海关海务工作的四个方面:航道上的灯塔、进港时的引水、港口水域的浮标和锚泊地的停泊秩序。正是在这段话的指导下,中国现代化的航道和港务事业开始起步。
在各个海关,海务工作的负责人称为理船厅(Harbor Master,民国后改称港务长),理船厅由有航海经验或当过海员的外国人担任,归税务司管辖。总税务司署在上海设置巡工司(Coast Inspector)一职,负责巡查各理船厅的工作,也对理船厅的工作提供咨询和帮助。还设立了总营造司(Engineer-inchief),负责灯塔和助航设施的制造与购买。
3.粤海关理船厅的工作
广州不临海,没有灯塔业务,而且对外通商历史悠久,外国商船对珠江前后航道都较熟悉,所以理船厅的工作不算繁重,主要工作是管理珠江航道上的浮标和标桩,因此无专职人员,而由头等总巡(Tidesurveyor)兼任理船厅,头等总巡是巡查口岸船只和水位情况的海关职员。目前所知第一位兼任粤海关理船厅的头等总巡是英国人巴和礼(S. Parkhill),时间是1876-1880年,以后有美、德等国人担任过该职。
航天技术攻关总结 篇三
(一)
“两航”是指原中央航空公司和中国航空公司,解放前位于上海,都是直属于政府_的官僚资本企业。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两航”奉命搬迁到香港,仅留少量的设备和人员留守。
1949年5月,随着上海即将解放,司令员开始关注“两航”问题。他知道,接管各_门企业,确保交通畅通无阻是整个接管上海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中航”作为大型企业,也首批列入了重点解决的议程。他派蒋天然负责接管“两航”在上海的资产和人员。蒋天然原在_航空处工作,1949年3月被调到华东航空接管委员会任主任,接管第二、第三野战军所辖范围内的空军、民航和航空系统,同时担任上海军管会空军部长。蒋天然到沪后马上与_地下党组织上海市委情报委员会主任吴克坚、张承宗取得联系,并转达了的指示:对的航空工业人员,只要他们爱国,不反对革命,就要团结他们,对他们一视同仁。这与当时中央的精神也是一致的。早在1947年10月,为中国人民起草的政治宣言(双十宣言)中,就提出了对蒋方人员的政策是“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对待各级知识分子,只要其不就应该采取团结政策,在团结中加以教育。
就这样,上海市委情报委员会将“两航”的地下工作班子交给蒋天然、王月英、陈来生、华斌、吕明等,负责战争结束后的各项接管工作。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蒋天然等开始了对“两航”的接管工作。在接管工作的过程中,蒋天然从“中航”留守人员处发现了“中航”总经理刘敬宜留下的一封信,是关于对留下来的“中航”设备物资的处理意见,上面写着“妥善交给新_”,署名“刘敬宜”。蒋天然读完这封信,立即意识到刘敬宜与其他企业负责人不同,似乎对_新_没有敌意,而是尚在犹豫不定,处于十字路口。刘敬宜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也许可以争取他领导“中航”起义。“央航”的陈卓林总经理已经与_保持友好联系,_正在策动其起义。如果刘敬宜也能有这种打算,搞个“两航”起义,那影响就大了,可以有力推动中国解放的进程。蒋天然想到这些,便马上安排人员调查刘敬宜的情况。
得到的反馈信息很令人振奋。“中航”人谈起他们的总经理,好话说得多,其至有一些钦佩,包括一些没见过刘总经理面的人。这种情况在中比较少见。赵际唐是曾被人民俘虏后释放回去的“中航”员工,他说:“刘敬宜对我被俘的事情―清二楚,但他从不追究,而且还几次听我讲解放区军队和政府的事情。对_好像没有恶意。1948年底俞大维逼压‘中航’南迁时,我见过_的传单,我便积极配合_反对南迁的精神,劝刘敬宜不要迁台湾,刘敬宜对我的这些话虽不同意,但也不反驳。在搬迁时我又提出尽量多留下器材和钱款,并主张我自己也留在上海,他肯定知道我的意思,但还是采纳了我的建议,将许多器材留在上海。”地下党员王月英也谈了他的看法,认为刘敬宜不像坚决追随的人,他对政治不很关心,事业心很强,对_的一些宣传活动也不坚决禁止或去告密。蒋天然听了他们的介绍,认为刘敬宜是一个正直的有爱国心的企业家,说服他率‘中航’起义是很有可能的。
(二)
蒋天然很快把了解到的情况向、粟裕作了汇报,他们对这个情况十分重视,同意制定争取“两航”起义的工作计划。经同意,粟裕让蒋天然起草“争取两航起义”的方案,上报中央等待批准执行。
蒋天然根据的意见,很快作出了促使“两航”起义的方案,并对“两航”起义的可能性和必要性进行分析:一、争取“两航”起义的必要性。“两航”人员中绝大部分是航空技术人员,拥有飞机和飞机维修厂,他们的起义可大大加快新中国民航的建设。二、刘敬宜、陈卓林在上海留下了美钞、黄金和银元,这些东西完全可以让飞机运走,但他们却留下,并嘱留守人员妥善交给新政府,是对我们的观察和试探,同时“两航”人员的家眷大多在大陆,因此有争取他们起义的可能性。三、已经撤退到台湾的,在台湾还没站稳脚跟,留在大陆的嫡系部队还没完全撤走,还没有力量顾及“两航”,这是策动“两航”起义的有利时机。与此同时,蒋天然在方案中还提出对起义的政策,主要有四点:首先,“两航”虽然在解放战争中为运过兵,运过武器弹药,但他们是被迫的,这笔账一律不算;其次,不能把“两航”视为官僚买办,他们和美国人还有关系,东西还在香港,对他们如果没有恰当政策,他们就不会起义;第三,对“两航”现在留在大陆的财产不能没收,留下人员一般应原职原薪;第四,起义回来后,仍允许他们营业“两航”。
这个方案得到了、粟裕的首肯,但也有人反对,认为这是―个“右倾方案”。他们认为:“两航”回来后仍是半官半民性质,仍有官僚资本在里边,因此也可以列入官僚买办,财产可以没收。也有人提出争取“两航”起义本身就是错误的,没有必要,我们不争取,他们也没有路走,最后还是我们的。这种不同的意见交锋是很自然的,国共两大阵营对抗尚未结束,人们看到更多的是阶级对立的一面,对如何减少革命阻力和革命损失、创建新的事业考虑较少。
反对者依然认为:革命不应该有特殊照顾,否则都特殊就没办法革命了。
经多次协商,仍然达不成共识,有些着急了,“我同意这个计划,但有人不同意,时间不等人。不能再扯皮了,请粟司令员将他们的意见一同上报,由_决定,同时派出可靠人员去香港活动。”这时是1949年6月下旬。
策动“两航”起义的方案很快报到了处。当时全国解放战争尚在进行,军仍在西南地区支撑残局,挣扎顽抗,等待时机。拼命从空中给其西南各部送给养,但因空军运输力量不足,于是命令“两航”协助其空运枪枝弹药。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能断绝西南地区军队的空中援助线,对于解放大西南将是一个很大的帮助。当时,除了布置全国各地战事外,正设法发动四川军阀刘文辉、潘文华和平迎接解放,“亟欲切断的西南交通运输”,现在听说华东局报来争取“两航”起义的计划和建议后,说:“这是个好消息!”他指示办公室立即给华东局回电:“争取‘两航’工作计划,同意粟蒋吴(吴指吴克坚)的决定。”又指示:中央由李克农同志负责,日常具体安排请罗青长同志联络,动用中央情报部的香港系统和上海系统,全力策动“两航”起义,以蒋天然为争取“两航”起义工作首席代表,吴克坚为第二代表,派人去香港进行“两航”策反工作。、粟裕领导的上海军管会与李克农领导的中央情报部协作完成任务。以他过人的睿智对争取“两航”起义的工作进行了全面布置。
争取“两航”工作的方案,一经的批准,立即行动起来。吴克坚与“中航”地下党员何凤元联系,开始着手做争取刘敬宜的工作。同时,在香港的情报系统负责人潘汉年也指示另一位负责人张唯一,请他迅速调派人员与“中航”的地下党员何凤元、陆元斌、陈耀寰等联系,开始策划“两航”驾驶员的起义。不久,上海方面派人劝说刘敬宜起义,但因未获其信任没有成功。这样,到了7月间,经吴克坚和粟裕面谈,再次选定吕明和查夷平前往香港负责“两航”策反的领导工作。
(三)
再说“中航”迁到香港后却遇到了诸多困难。首先是航空业务不能开展,由于中国大陆解放在即,“中航”挂的是_的招牌,作为主要业务对象的东南亚各国,大都不愿与濒临灭亡的政府航空部门签订合同,使得“中航”面临无处可飞、生意断绝的困境。其次是英国人对“中航”百般刁难。当时,英国政府很是看好中国这个大市场,意欲与未来的_政府建立外交关系,不希望香港有的民航基地,以防惹恼_,引起麻烦;再加上“中航”是当时远东最大的航空公司,其来到香港将对英国商人在港航空业务构成巨大威胁。于是,英国政府极力排挤“中航”,先是以英国空军需拓展基地为托词,征用“中航”在启德机场的发动机厂,后又提出要征用“中航”的仓库。刘敬宜又急又气,几次找港英当局交涉都没有成功,请驻港领事馆出面与港英谈判也毫无结果。一时间,“中航”陷入了困境。
“中航”在香港受迫害的消息及时地传到北平,认为争取“中航”起义的全面策反工作刻不容缓,他命令上海市军管会推荐赴港的同志立即前往北平,听候中央的全面部署。在蒋天然的陪同下,吕明和查夷平于8月中旬抵达北平。作了三点指示:首先,要发动“两航”员工全面起义,停止单机起义的策反工作;其次,先把“两航”基地拖在香港,拒迁台湾;第三,新中国需要强大的民航事业,争取人是最重要的。“两航”员工回来后,保证都有工作做。希望查、吕二人找刘、陈两位总经理做工作,并代表_和他本人欢迎刘、陈两位总经理回来同商祖国大事和参加祖国民航建设,新中国的民航一定会超过旧“两航”的规模。重申中央的政策是“两航”起义后原封不动;不在公司下面搞策反;回来后保证继续营业,发展民航,保证私有财产不动等;人员来去自由,不加干涉。
航天技术攻关总结 篇四
31岁被任命为火箭副总设计师
40岁担任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总经理
46岁被任命为_主任
他是共和国目前最年轻的部长
2007年8月30日下午,十届_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经表决决定,任命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总经理张庆伟为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主任。
从“神舟”一号到“神舟”六号的成功发射,令全世界对“神舟”载人飞船及其运载火箭“神箭”的创造者――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产生了特别的好奇和关注。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曾建树了震惊世界的“两弹一星”的伟绩,展现了成功发射6艘飞船、60多颗国产卫星和28颗国外卫星的辉煌。
在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这个神奇的企业中,人才济济,新锐群芳。总经理、总指挥、总设计师这些被称之为“老总”的有几百人,但在企业管理、型号指挥、科研设计三个领域都有所建树的人却并不多见,张庆伟则是其中之一。
勇上巅峰创新
1988年4月,张庆伟从西北工业大学飞行器设计控制理论及应用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来到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总体设计部,在火箭总体室开始参与火箭的研制。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对于中国航天事业是一个突破性的历史发展期。长征火箭进入国际商业卫星发射服务市场和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等项目的纷纷上马,给许多立志于航天事业的人提供了施展才华的大舞台。当时刚刚进入航天的张庆伟便赶上了好时候。
张庆伟是同代人中的幸运者,但他的幸运始终建立在他勇于承担责任和能够承担责任上。
_年1月下旬,用长征三号火箭发射亚洲一号卫星的合同最终签订。由美国休斯公司制造的、香港亚洲卫星公司所有的亚洲一号卫星,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颗用长征火箭发射的外国卫星。
休斯公司对发射“亚洲一号”提出了苛刻的要求:卫星必须在起旋后脱离火箭。在论证会上,张庆伟大胆地提出用计算机建立仿真模型的想法,并立即被会议主持者采纳。于是,他一下子从预备队提到了突击队。
张庆伟很快完成了星箭起旋方案分析。_年11月,张庆伟带着方案去美国洛杉矶,同休斯公司进行最后的谈判。在谈判桌前,他从容不迫地指出对方在技术问题上的几个错误,随后,在对对方技术方案计算验证后,美国人终于竖起了大拇指,方案获得通过。
1990年4月7日,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长征三号火箭发射亚洲一号卫星一举成功,并创造了休斯公司已发射的32颗同类卫星中入轨精度最高的记录。中国火箭迈出了走向世界的第一步,为此做出了开创性工作的张庆伟,被破格晋升为高级工程师。
随着亚洲一号卫星的发射成功,中国第一枚大推力捆绑式火箭――“长二捆”也进入了研制的最后冲刺阶段。此次,张庆伟又临危受命,在距合同规定期限仅有40天时间里,与另外两位老同志一起,提出和验证成功了“长二捆”火箭卫星整流罩平推分离方案。
1990年7月16日,“长二捆”首飞成功,为长征火箭开拓国际商业发射服务市场奠定了重要基础。
1991年,张庆伟作为主要执笔人之一,起草了关于我国进行载人飞船试验的论证报告,得到中央批准,30岁的他被任命为发射载人飞船的运载火箭副总设计师。
1992年9月,_常委会决定实施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对于这一长期的、需要创新的重大任务,组织上决定给予年轻人更多施展才华的机会。于是,早已崭露头角的31岁的张庆伟,出任长二F火箭的副总设计师,成为当时航空航天部里最年轻的副总设计师。
负重攻坚拼搏
1996年2月和8月长征三号火箭两次发射失败,使中国航天的国际声誉受到了重创。
在严峻的形势下,张庆伟走马上任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副院长,不久,他又担起了长征三号甲火箭发射、东方红三号通信卫星责任人和发射队队长的重任。这是继1996年两次发射失败后长征火箭首次恢复发射卫星,国外舆论评论说,如果这次发射再失败,意味着中国的航天发射技术倒退十年。
第一次带领发射队就是去完成这样一个近乎苛刻的任务,张庆伟没有退缩。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他严格质量管理,带领全体研制人员团结一心,奋力拼搏。
1997年5月12日,长征三号甲火箭托举东方红三号通信卫星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耸起。发射前,按计划应留在距发射点6公里以外指挥控制大厅里的张庆伟,毅然出现在最前沿。事后有人问他距离发射架那么近,不危险吗?张庆伟实话实说:“是有一点危险。但当时主要是想通过身体力行直接给大家树立信心,也就想不了太多了。”
张庆伟和同事们成功地将我国新一代通信卫星送入预定轨道,打赢了长征火箭扭转被动局面的关键一仗,为同年长征火箭后续五次发射连获成功开了个好头。
1997年,长征火箭六战六捷后,张庆伟又被任命为长征三号乙火箭发射亚太二号R卫星发射队的队长。
亚太二号R卫星是美国_公司为香港亚太公司研制的通信卫星。按照既定的发射日期,这是香港回归祖国后,中国航天首次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公司发射卫星,意义非同一般。
在这场“硬仗”中,张庆伟在现场指挥协调,与研制人员一起克服此前“长三乙”首飞失利带来的巨大压力,夜以继日奋战32天,高质量地完成了火箭总装。1997年10月17日,同样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张庆伟和同事们圆满完成了“长三乙”的发射任务。
航天发射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其成功离不开强有力的领导。作为一名年轻的领导者,张庆伟手下的骨干都比他年长,这种情况下如何树立自己的权威呢?张庆伟认为,在关键时刻必须敢拍板、敢决策。如果你拍板的事情实践证明都是对的,权威自然就树立起来了。敢于拍板、细致缜密的张庆伟在成功中树立了权威,并将这种权威转变为下一次的成功。
从1997年到1998年,他负责的火箭发射任务都取得了成功,为挽回和提升中国航天在国际上的声誉作出了重要贡献。
1998年8月,张庆伟担任了中国航天工业总公司总经理技术业务助理,协助总经理全面负责运载火箭科研生产的指挥调度、组织协调和质量监督工作。
1999年,建国50周年的日子,在国庆大阅兵上,中国航天再一次向世人展示了雄厚的实力,其中的某重点型号凝结着张庆伟的青春热血;在那一年,中国航天自身也进行了体制上的重大变革――航天工业总公司改组为两大航天集团公司,这件事同样给了张庆伟展示才华的机会。
1999年7月1日,38岁的张庆伟成为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的副总经理、党组成员,分管集团公司导弹武器型号、运载火箭和载人航天工程的科研生产任务。
作为副总经理,载人航天工程是张庆伟工作的“重中之重”。曾当过长征二号F火箭副总设计师的他,此时再一次与载人航天结伴而行。
1999年11月20日,神舟一号试验飞船一飞惊天,与载人航天工程结缘八载的张庆伟,在酒泉发射现场分享了长征二号F火箭 “处女作”成功问世的喜悦。9天后,在第十届全国十大杰出青年颁奖典礼上,胸挂奖牌的张庆伟,回赠给大会的是一面随神舟一号试验飞船绕地球14圈、行程60万公里的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团旗。
2001年12月,就在张庆伟刚满40岁的时候,_把一个更重的担子压在了他的肩上,他担任了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的总经理、党组书记,是中央企业集团中最年轻的决策者。
千年飞天梦圆
在担任航天科技集团公司总经理、党组书记的同时,张庆伟被任命为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副总指挥。张庆伟深知,此时自己的首要任务便是将中国自己的航天员送入太空,实现中华民族的千年飞天梦想。
2002年3月,大西北戈壁滩深处的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又一个春天来到了。3月25日晚22时15分,“神舟”三号飞船发射升空。当“飞船进入预定轨道,太阳翼帆板正常打开”的报告传来时,指挥控制中心立即变成了欢乐的海洋。那一刻,第一次以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总经理和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副总指挥身份执行任务的张庆伟心潮澎湃。
2002年12月30日,我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最后一艘无人飞船“神舟”四号发射升空。2003年1月5日,“神舟”四号飞船的成功返回地面,意味着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取得了无人试验阶段的圆满成功。按照工程计划,此时距“神舟”五号载人飞船的发射日期只有10个多月了,一场关键之战正式打响,张庆伟带领大家又信心十足地投入了“战斗”。
为了圆满完成载人飞行这一中国航天2003年的首要任务,飞船和火箭的研制队伍提出了“排除一切干扰,确保载人成功”的口号。然而,一个个意料之外的“阴影”相继出现:
2月1日,美国的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在返航的过程中突然解体;5月4日,俄罗斯的联盟-TMA1号飞船在返回时偏离预定着陆点远达460公里;8月22日,巴西VLS-1运载火箭在发射平台上爆炸。接二连三的事故给国际航天界的科研工作增添了极大压力。
压力就是动力。前车之鉴往往是后人成功的基石。作为研制飞船和火箭的负责人,张庆伟认真分析研究国外航天事故的症结,决定在集团公司内大力开展质量文化建设,组织编写了《质量文化手册》,并亲手将该手册交给型号责任人,要求以文化促进质量,以质量确保成功。
10月11日―14日,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作为中央委员的张庆伟请假缺席,因为一项重大的历史使命需要他亲自指挥完成――此时长征二号F火箭托举着“神舟”五号飞船已矗立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进入倒计时。
无论从哪个角度讲,这都是张庆伟执行的最重大的一次发射任务。发射前夕,作为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副总指挥的他,在发射任务书上郑重签名,保证航天员顺利上天,安全返回。此时“张庆伟”这三个字已不属于他自己,而是代表了十万名航天科技战线职工的坚定信心和庄严责任。
千秋伟业一朝成。张庆伟笑了,在飞船准确入轨的时刻;张庆伟笑了,在飞船平安返回的时刻;张庆伟笑了,在与航天员杨利伟举杯共庆成功的时刻……
在胜利的喜悦中,张庆伟并没有陶醉。
告别了2004年的辉煌,中国航天迎来了充满挑战的新一年。在航天科技集团公司2005年众多的科研生产任务中,最重要的就是金秋十月长征二号F火箭发射神舟六号飞船。作为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的副总指挥,作为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的总经理,张庆伟多次深入火箭和飞船的研制一线视察指挥,解决问题,在多种场合强调要全力以赴确保我国第二次载人航天飞行万无一失。
10月12日,无论是对中国航天事业还是对张庆伟本人来讲,都是一个极其特殊的日子。这一天,神舟六号飞船将载着费俊龙、聂海胜两位航天员再问苍穹,而与以往五次飞船发射不同的是,这一次中央电视台将进行全程现场直播,这也是继1992年“3・22”现场直播“长二捆”火箭发射“澳星”未果之后,中国航天又一次直面全世界关注的目光。作为载人航天工程的副总指挥,尤其是作为火箭和飞船研制单位的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的总经理,张庆伟面临(www.kaoyantv.com)的巨大压力可想而知,因为在整个任务过程中,火箭和飞船哪怕出现一点点小的问题,都会毫不留情地“曝光”于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