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评论与一般的思想评论是不同的。思想评论的对象是社会生活和人们在其生活，工作中表现出来的种种思想问题，目的是帮助人们提高思想认识，分清是非；它可以通过各种各样，各方面的材料予以论证，只要紧扣你所要阐明的观点就行。下面是高考家长帮可爱的小编给大伙儿收集的文学评论范文3000字(热门优秀7篇，欢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文学评论论文 篇一
司马迁的《史记》是我国历史著作中的典范，其独有的纪传体体例为后世史书的写作开创了新的道路。《史记》是一部系统性研究中国历史的史书。该书主要是将我国的历史资料进行系统性搜集，然后进行大规模的整理。从全社会的角度探寻历史问题，这样能将历史从以往狭小的空间引入到广阔的大千世界里，即让历史从微观走向宏观，建立新型的历史认知系统，为以后的历史编撰奠定坚实基础。作为一部著名的史学巨著，《史记》规模之宏大，体系之完整是其他书籍无法相比的。司马迁在《史记》中有关于中国的人格、思想和精神的分析，可以说对中国历史乃至中国民族有着深远的影响。《史记》问世以后，受到很多后代学者的关注，对其的评论不可胜数，本文主要就宋代时期的笔记探究《史记》。
一、宋代时期对《史记》的历史学评论
《史记》的宗旨是，通过细致的观察，看到一个朝代如何由盛到衰，同时了解前世治国中的优点和缺点，以实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里提及的承接一家之言，主要是建立系统化的思想体系，通过对历史的评述来表达自己的想法，宋代的笔记中就有关于司马迁的《史记》评述，具体的思想方面评论可以从以下两方面入手。第一，论述“史公三失”。《史记》问世以后，其中所提及的思想引起人们的广泛重视。特别是汉代的杨氏父子对《史记》有着极高的评价，其实这里提及的“史公共三失”对后世有着极大的影响，部分后世的学者都是以此为契机开展评论的，包括宋明时期的笔记中也有相关评述。根据相关的评论能够获悉，从体例的角度考虑，部分评论者始终认为司马迁列孔子于世家、老子于列传。在分析有关《刺客》《游侠》等内容的时候，始终认为司马迁作传有的是遇到事件发表自己的想法，有的是想要通过事件来警醒后人。第二，论《史记》中的微言大义。司马迁开始编著《史记》与《春秋》有着异曲同工之处，所以《史记》和《春秋》有很大的相似之处，即在整个写作过程中都蕴含着无数微言大义。《野客丛书》中有段话能印证这一观点，“若要说《新唐书》与《史记》有何不同，其实两者有着较大的不同。《新唐书》主要是讲述真正的风景或者山水。但是，太史公在风景上略施笔墨，让人见了有心服之感，其实所有的用意是在笔墨之外。”这里用笔墨之外比喻《史》，实际上是讲述有关史记以外的内容，叙述的内容有着
其他深意。
二、宋明时期对《史记》的文学评论
历史著作的关键是能还原历史，给后人一个完整的历史评述，文学作品的特点是通过创造让人喜欢去读，所以两者存在较大的差距。《史记》是历史性的著作，问世后就开始受到学术界的认可，在其文学性质认识方面正在历经漫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史记》自身的文学价值也被后世逐步认同并推崇。魏晋南北朝之前，文学和历史是一体的，且史学一致是作为经学的附庸而存在，所以人们对《史记》进行评述的时候更关注其文学价值。
（一）叙事特色
《史记》开创了我国的纪传体通史的先河，也在我国纪传体文学中占据重要地位。相较于一般的文学巨著，《史记》有着较大的不同之处，主要体现在叙事的主体内容。《史记》在作为史学著作存在之时，其自身的文学性不可磨灭。其实无论是史学巨著还是文学巨著，都要有良好的叙事性。历史主要是记录事件，所以在记录期间要让整个事件的条理更加清晰，内容更加明确，特别是前因和后果都要讲清楚说明白，让人有一目了然之感。作为一部纪传文学，文字要生动形象，能真实地反映事件。古代没有先进的技术，不能通过影响将很多历史保留下来，所以只能使用文字记录，那么就要求文字具有动感，具有可阅读性。其实，司马迁在这方面做得很好，一部《史记》犹如一部叙事的艺术瑰宝，让历代的文人都对其不断地进行挖掘。
（二）论体例
一部著作的体例指的就是其组织形式，通过何种方式或者方法将所有的主体部分进行串联。体例对于《史记》这样的宏篇历史著作至关重要。体例将作者的历史观、写作思想等核心内容进行统一，其合理与完善程度直接关系着作品的成败。本纪、世家、列传等构成了《史记》的独特体例，使《史记》最终形成了完整而又十分严谨的纪传体体系。《史记》的五体结构开创了一个先河，也为之后的历代正史提供了一个真正的主干模式。
1.论五体。宋洪迈有言曰：“子长书出，规制既定，后世作者难紊。”《史记》五体义例深著，开天和，照百世。朱熹也十分认可《史记》的五体，在《朱子语类》中直接说《史记》中所记录的事件有非常大的贯穿性，本纪里面提到过的事件，在传记里面、表里面以及志里面也都多有提及。而其他史书如《资治通鉴》采用的编年体体系就有很大缺陷，这个年代的事件记录过后，便没有可以再找到相关资料的地方。譬如说汉高祖刘邦鸿门宴事件的记录，除了高祖本纪里面有详细的记载之外，在张良传、灌婴传等处也有同样详尽的记载，使读者能够在读到一处之时想起另一处。
2.体例与思想。宋代各家对于《史记》体例有很多不同的看法，但具体可归纳为两点，第一，司马迁在著作的过程中着重通过体例的独特安排，揭示其微言大义的著作思想。第二，司马迁在安排一些人物的具体归纳上有不当的地方。譬如宋项安世的《项氏家说》中曾写到：《史记》记录了战国时期的十三个国家，却称为十二诸侯，因为秦国完成了统一十三国之壮举，秦王登基称帝，因此将秦史纳入本纪中，从世家的层面上才有十二诸侯之说，与列传中实际上是七国而只做六国列传一样。
宋黄震在《范蠡大夫种传》中写道：司马迁将范蠡的生平记录于《货殖传》，却将范蠡的功绩与声名记录在《越世家》中是不妥的，应该参照《春秋》中的内容重新编写《范蠡传》。
（三）论取舍
宋代对于《史记》的取材有很详细的分析，认为《史记》选材范围非常广，但是也进行了相当严格的取舍。张大可认为司马迁的取舍标准是取材义例。
取材途径有六种，分别是：皇家藏书；文物与建筑之上所记录的信息；游历天下，实地考察；事件的当事人口述或者他人的转述；诗词歌赋；历代遗留的史书。
取材标准也可以概括为六点，分别是：六艺的标准以及儒家理论；文辞规范的遗留文献；不记录神怪之事；不是关系天下存亡的大事件不予记录，世与传中的人物只记录轶事；可信的事件与有一定异议的事件要用两种说法共同记录；将不同思想的经传与诸子百家的思想统统记录并予以整合。
三、结语
文学评论范文字 篇二
一、文学批评与争鸣
综观建国以来的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潮汕文坛有明确主题的文学批评活动，其特点如下：其一，以有组织有明确主题的研讨性批评为主，自发的争鸣性批评为辅。从以上列举的潮汕文学批评实例可以看出，具有真正意义的自发的争鸣性批评只有1993年借助《汕头电视周报》展开的关于“潮汕文坛的崛起需要什么”的争鸣一次。尽管这一次争鸣在总体上观点是一致的，争论的主要是一些枝节上的问题，但毕竟是一次有正反两方通过几轮辩论的文学争鸣，其意义在潮汕文坛自然是非同凡响。至于2004年关于《逃入农业文明的汕头文学》的讨论，貌似自发，其实后来与王少辉商榷的文章，还大多是有隐形推手在推动着的，其争鸣也呈一边倒的态势，并没引起真正的争鸣。尽管如此，这些有组织有明确主题的研讨性批评还是推动了文学理论的深入研究，也推动了文学创作的繁荣和进步，如果没有这些有组织有明确主题的研讨性批评，潮汕文坛就如十年一样，一潭死水，死气沉沉。因此，近30年潮汕文学的这些有组织有明确主题的研讨性批评，是功不可没的。其二，自发的争鸣性批评难以在潮汕文坛掀起波澜。从上列潮汕文坛60年来的文学批评与争鸣实例可见，在潮汕文坛是难以掀起真正的文学争鸣活动的。客观地说，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潮汕地区的各阶层人士都深深感到潮汕文学现状的落后，都有急起直追之紧迫感。因而，无论是谁组织发起的讨论，都希望能得到充分的深入探讨，都想看到针锋相对的争鸣，而希望也都每每落空。1992年5月汕头大学教师吴奕錡、翁奕波在《汕头特区报》发表了《多一点“危机意识”》一文，本意就在于希望引起关于潮汕文坛现状的进一步争论。没想到发表以后却如泥牛入海，一点波澜都不起。两位无法可施，只好商量着继续炮制文章，结果连发了五篇文章都引不起任何争鸣，只好作罢。上列所有的文学批评实例，几乎都成了大家围绕一个主题，然后各说各话，即使有些另类，如关于《逃入农业文明的汕头文学》的讨论，也只能落入一边倒的结局。颇为难得的有点争鸣意味的关于“潮汕文坛的崛起需要什么”的争鸣，其实也是有偶然因素的。参与争鸣的鲁澄南后来在遇见始作俑者公羽时说，当时他并不知道公羽是翁奕波的笔名，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自家人不认自家人。可以想见，在潮汕文坛要掀起一次真正的文学争鸣，谈何容易！为什么在潮汕文坛难得有真正的文学争鸣？这个问题恐怕要留待文化学者从潮汕人的俗语“大海虽阔，船头有时也会相碰”的文化内涵去做深入的研究了。其三，国内文学界的热门话题和各种先锋思潮难以进入潮汕文学批评与争鸣的视野。从上列潮汕文坛，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潮汕文坛历次的文学批评与争鸣的事实可以看出，国内改革开放以来文学界曾经引发热烈争鸣的各种文学思潮，例如20世纪八九十年代思想大解放引发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人的文学、寻根文学以及各种现代派文学思潮等，似乎并没有进入潮汕文坛文学探索文学争鸣的视野。只有80年代初的朦胧诗、朦胧散文似乎还引起一些关注，《青年文讯》总第八期对李彦山散文《云》“朦胧性”的争鸣，就是一个特例。但也嘎然而止，没能引发热烈的探讨。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历时四年断断续续的关于潮汕文学落后现状的讨论，本来应该关注到这些内容，但也还是擦肩而过。翁奕波、吴奕錡的《关于“出生入死”的思考》，意在引起大家对“突围”的重视与思考，却至今仍被一些文坛权威人士定性为“伪命题”[2]612。可见，潮汕文学批评与争鸣破茧难，各种先锋思潮的输入自然也就难上加难。尽管我们不难见到潮汕的某些评论者常常口中念念有词：先锋派、意识流、黑色幽默、达达主义等等，等等。毋庸赘言，潮汕文学自建国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批评与争鸣的活动还是开展得有声有色的，特别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更是发展到一个高潮。探讨了一些潮汕文学的现实问题，解放了一些思想，取得了一些共识，更重要的是开了一种风气，改变了潮汕文坛长期以来缺乏文学批评与理论研究的“独轮车”现象，其历史功绩是值得肯定的。但我们也不能不看到，潮汕文学的批评与争鸣还存在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还有待我们去思考，去改进，去突破。
二、代表性的文学批评作品
文学评论 篇三
之所以提出这一问题，有几个方面的理由：其一是我觉得中国新文学的评价标准一直没有真正建立起来。新文学的发展历史不长，又是在与传统文学相背离的状态下产生的，无论形式还是内容与传统文学都有很大的差别，其标准自然有其独立性，也只能在发展中逐渐确立。但是，这一标准的确立过程并不顺利。新中国成立前，新文学基本上是在战乱中成长的，不可能有从容和全面进行规范建设的空间。新中国成立后，通过学术化和历史化的建设，新文学开始被有意识地历史化，其规范性和经典性初步确立。但由于政治的过多干预，“”前的文学史建设掺杂了太多的非文学因素，所建立的价值标准也受到人们的普遍质疑。也正因为如此，1980年代文学的主要工作是“拨乱反正”，也就是对之前的文学标准进行重新甄别和再度规范。不过，复杂的历史使这次“反正”依然充满坎坷和沉重。很快，时序进入到1990年代和21世纪，文学标准建设又受到新的社会文化环境的复杂影响。其表现之一是在西方后现代思潮的影响下，解构思潮盛行于世，解构文学标准也成为一时风潮。尽管解构并非不具备建构的意义，甚至可以说它是建构中的一部分和建构过程中的重要阶段，但是，就目前来看，这种解构还没有顺利转化为建构；表现之二是市场经济和网络时代的相继来临，文学的外在环境和基本内涵都受到很大影响。商业文化使文学严重边缘化，游戏文学和消费文学成为创作主流。网络文学的兴起，则使文学范围无限制地扩大，传统的文学边界受到严峻的挑战，文学的评价标准面临直接的冲击；表现之三是不良学术体制促生的简单化学术风气盛行，个人意气和意识形态姿态盛行于文学评价中。文学批评中个人化、主观化色彩浓重。“杰作”、“巨著”、“大师”等各种不负责任的溢美之词四处泛滥，完全情绪化的、极端化的“酷评”也屡见报端。而在对“十七年文学”等政治环境比较复杂的文学历史的认识中，文学标准被严重搁置，政治倾向在其中起着决定性作用。在这种背景下，今天的新文学规范和标准不止是没有进一步确立，相反是更趋混乱，反覆、对立、简单化充斥其中。什么是好的文学，甚至什么是文学，已经丧失了基本的共识。其二是这一标准的建立有非常迫切的需要。一方面，新文学距离现在是越来越远，已经有了近一个世纪的历史。作为一种正在进入历史、正在形成自己发展传统的文学，经典化是它不可缺少的阶段，这就自然需要明确而相对稳定的评价标准。只有标准稳定了，才可望形成规范，确立经典，构造传统①；另一方面，从现实文学来看，评价标准的复杂混乱已经严重影响到文学的发展。从创作者来说，它促进作家们越来越远离新文学传统，也越来越远离本土生活。因为不知道什么是自己应该追求的方向，什么是自己应该尊崇的珍品和值得仿效的经典，或者说感觉不到新文学的经典性，甚至是不明确什么是新文学的经典，于是很自然的，作家们纷纷以西方文学作品———这些作品的经典性是没有受到怀疑的，而且其传统也非常明确———为楷模，纷纷进入西方文学的范式之中②，其结果自然是与现实社会、与大众生活越来越疏离。从读者来说，评价文学的基本标准已经不复存在，赝品和真品难以辨析，珍珠和鱼目混为一体，久而久之，他们也会反感和厌弃当前的文学。最典型的是诗歌。随着诗歌观念在1990年代初的急剧分化，诗歌评价标准也走向极为混乱的局面，新诗传统和现有规范遭到广泛质疑，诗歌创作更普遍而彻底地西方化，包括诗歌理念、诗歌技巧，甚至最基本的诗歌意象，都成为西方文学的舶来品，诗歌创作和评论鱼目混珠，诗歌与读者的距离更是渐行渐远，几乎已经完全淡出普通大众的视野。也许有人会觉得文学是一种主观性很强的创造物，不应该以统一的标准来进行评判，甚至说不存在完全统一的文学标准。这话不是没有道理，或者说，文学标准确实是复杂的，它存在着包括时代、国家、民族和个人在内的多重差异，具有一定的模糊性和主观性。但是，这并不是说文学评价是绝对的虚无化和相对化，完全无标准可寻。再个人化、再相对化，文学还是应该有自己的基本规范，有区分优劣好坏的基本标准。我们只要承认文学是一种具有独立品格的文化样式，就应该承认它具有自己的独立标准。所以，我们既承认文学标准有相对性和个人性的特点，不主张将文学标准过于机械化、简单化，也坚持文学标准的存在，由此明确建立文学评价标准的充分必要性。俗话说，木以绳则正。只有拥有相对明晰的文学价值标准，我们才可以更准确地认识我们的新文学传统，判别和鉴赏其中的经典，把握文学创作的规范和方向。没有价值标准的存在和发展，只能是瞎子摸象，既不得正确的方向，也难有真正的前途。
二、什么是文学的标准
文学评价的具体标准，一般而言，都从思想和艺术两个方面来进行考察③。尽管有人认为这种区分方式太机械陈旧，但迄今为止没有找到更好的方式来取代。就我看来，这种方式还是有其合理性，也是比较具有可操作性的，只是我们对思想和艺术内涵的限定不能过于简单机械，应该采取比较灵活的态度。首先来看文学的思想内涵。文学的思想标准内涵复杂，争议也最大。很多人贬低文学，将文学思想的内涵限定在单纯审美层面，也有人将文学思想完全等同于哲学，忽略了文学思想的独特性。在我看来，文学思想的内涵是丰富和开放性的，它与哲学思想有关系但又不完全相同。它包括的层面大体有：
1.对人的关注。很多人都将人性揭示作为文学的首要标准，但我以为对人的关注才是更重要的基本。因为人是文学最基本的表现对象，也是其最终的目的。不成为政治、金钱、个人或其他利益的工具，而是立足于对人的关注，拥有对人的关怀，是文学的基本价值所在。只有具有了这一基础，文学才可能具有真正的平等和公正意识，拥有对弱者的同情和对强权的批判力，才能呈现出真正的悲悯和深远的关怀。在拥有关注人的前提上，才能涉及人性揭示这一标准。因为深入的人的关注，必然会深入到人性深处，揭示、剖析和思考人性的深刻和复杂面。这种揭示和思考既能够促进人类对自我的认识，呈现出独特的文学价值和魅力，也是文学能够超越时代、民族，进入到更广阔时空的主要原因。
2.对人类生存、命运的关注。人类是一个整体，特别是在现代社会，人类生存已经具有很普遍的共性，所面临的困境和命运都相互关联，因此，文学的深远关怀应该触及到整个人类，其主题能够在超越民族区域的范围内产生共鸣。深入来说，这一标准也不只是适应于当今文学，即使在人类文明不够发达、各民族文明缺乏交流之际，也有优秀的文学能够超越自身生存，在更深远的范围内进行思考。作家们也许主观上没有跨民族的人类意识，但客观上却体现了人类整体意识，具有了人类关怀精神。人类整体关怀意识，是民族文学融入世界文学高度的重要因素和标准之一。
3.对民族、时代命运和历史的思考。就绝大多数文学作品来说，民族和时代命运是其最直接和最广泛的关怀。因为作家生活于具体民族和时代中，他很自然选择这些生活来书写和反映，着力于揭示其时代面貌和潮流，表达其对现实、历史生活和同时代人的关注。思想标准可以大体上分为这三个层面，这三者之间虽有差别，但很难说存在绝对的价值高下。典型如对民族、时代命运和历史的思考，有人觉得它局限性较大，不如人性和人类关怀那样具有普泛性和深广性。我以为不然。因为一方面，反映民族和时代主题的作品也完全可能关注人，揭示深刻的人性，蕴含深广的人类关注，它们之间并不矛盾，完全可以共存；另一方面，民族和时代命运本身也具有深邃的内涵，它也可以直达历史和文化的最深刻处。所以，对作家和文学作品的评价，不是看其表现了什么思想，而关键看其在自己的思想领域内达到了什么深度。对人性的揭示思考如陀思妥耶夫斯基、普鲁斯特，当然无愧于世界一流作家；对人类生存困境剖析的高峰如卡夫卡、乔伊斯，也足以彪炳史册；在民族历史的思考上若能达到托尔斯泰的高度，在现实描摹上能够具有巴尔扎克的广博和深刻，在时代苦难的揭示上有索尔仁尼琴般的犀利，显然都无愧于伟大作家的声誉。同样，以对战争的书写为例。雷马克《西线无战事》、海明威《丧钟为谁而鸣》这样建立在人性关怀基础上的反战作品固然堪称经典，但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荷马史诗《奥德赛》这样展现民族精神或张扬英雄气概的作品也不失其经典意义。角度不同，立场有别，但深度价值可以共存。另外，在具体创作中，几方面的思想内涵往往并不是独立分开，而是融合在一起的。或者说，作家创作虽然各有侧重，但却并不单一，往往会与其他思想相通，复杂而和谐地共存。许多伟大作家的作品就能够在多方面兼顾，都达到了很高的高度。如《红楼梦》，既有现实的深刻揭示、文化的预言，也蕴含着对人性深邃的把握，其人物生存困境也具有一定的人类普泛性。再如《浮士德》，同样是人性的佳构，也是人类生存和本质的深层次探究。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等诸多优秀戏剧，既是时代史诗，又对人性有深刻的探究。不管作家表现什么思想，大体上对其思想价值评判的标准有两个，一个是深刻性，一个是前瞻性。所谓深刻性，就是能否比一般人看得更深更远更准确。不管是对人、对社会还是对人类生存，任何人都会有自己的看法，但是，真正优秀的作家对它们的认识肯定比一般人要深，他能够见人所未能见，思人之未能思，能够给人以深刻的思想启迪，感受到文学思想的巨大魅力；所谓前瞻性，其实与深刻性也密切相关，就是他不只是能透析过去，还能够预见未来，能够在时展之前作出对社会和人类生存的独特思考。因为优秀的作家在对现实的把握和洞察上肯定能超越一般大众，能够具有更高的时代认识和判断能力。其次来看艺术方面。与思想一样，文学的艺术内涵也很丰富，而且由于体裁之间的巨大差异，不同文体作品的艺术要求各有个性。小说讲究叙述方法，诗歌讲究意象，戏剧重视戏剧冲突等，需要具体而论。限于篇幅，这里不可能展开。
我只是特别强调，在所有艺术标准中，语言是最普泛和最基本的因素，也是评价文学作品价值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因为不管什么类型的文学作品，都以语言为最基本的表现手段，语言运用的成功与否，是判断其艺术价值的主要标准。具体对文学艺术性的评价，也主要遵循两个标准，一是圆熟性，一是创新性。圆熟就是能够熟练巧妙地运用文学形式，能够将自己的思想通过文学形式自然而合理地传达出来。创新则是超越前人，以独立的、创造性的姿态发展艺术表现方式和艺术理念。艺术表现的圆熟是作家艺术功底之体现，也是作品艺术水准之重要评价标准。但是，并不是说所有优秀作品都是艺术上圆熟的。创新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作品形式的不完美。甚至在更高层面上，创新的价值比圆熟更为重要。因为只有不断的突破和创新，才能发展文学的艺术性，才能使文学的艺术魅力充分显示出来。许多作品艺术上并不完美圆熟，但其独特的创新性赋予其永恒魅力，永存于文学史星空中。思想与艺术构成文学价值标准的两翼。如何确定它们的主次位置，如何限定它们的价值含量，很难说有绝对的标准，而是见仁见智，与评论者（读者）的文学观念有关：尊崇艺术的评论者（读者）当然会更看重艺术性，而其他的评论者（读者）则可能将思想性放在第一位。另外，文学中不同文体作品对思想和艺术的要求也不太一致。有的文体（如长篇小说）对思想的要求更高，有的文体（如短篇小说和诗歌）对艺术的要求更细致些。在大多情况下，一篇文学作品的思想和艺术价值会呈现基本均衡发展的态势，但并不排除它们之间会存在强烈的不一致。在发展不一致的情况下，某一方面的突出可能会对另一方面的缺陷进行弥补，部分地遮蔽它的缺点。比如，某一作品可能在思想方面不足，但艺术上却很精致圆熟，它也可能成为一部优秀作品。反过来也可能是这样。但是，这种弥补必须建立在一个前提上，即它的缺点不那么太突出，也就是能达到基本的层次。如果它所缺失的那一面太过突出，即使优点显著也难以成为优秀作品。这一点也同样可以运用在思想或艺术（特别是艺术）标准的内部。即作品的思想或艺术内部的某一方面特别突出，可以遮盖其他方面的缺陷，但也同样只能在适度范围内。从文学史上看，具有很高思想内涵但艺术粗糙的作品留存不多，这说明：单纯的思想价值很难进入高的文学价值层面。但文学史上却不乏不具有高远思想内涵、只体现纯粹形式美的作品，这说明；文学在最基本层面上还是艺术，艺术性是其最基本价值。最后，值得特别指出的是，文学标准需要坚持标准与多元相统一的原则。我们坚持文学标准的基本性，但也承认文学标准有很多相对性，它存在着普泛意义和具体上的差异，需要有机地结合。换句话说，虽然存在着一般意义上的普泛文学标准，但是，这些标准的落实往往存在多种差别，需要充分而具体地考虑。首先，从最基本的层面说，我们对文学作品的评价标准，需要有高度上的区分，也就是说文学存在有伟大文学、优秀文学和一般文学之别，它们属于不同价值层面，评价标准也存在着大的差异。我们在对文学作品进行品评和鉴别时，应该明确是在哪一个层面上来进行，将所持的标准与所下的结论统一起来。具体说，对伟大文学作品的价值标准要求肯定更高，它们之间内在的原则也不一样。它应该是既有突出的优点，其他方面也不能凡俗；优秀作品的标准会低一些，即某个方面的突出可以让人忽略其他方面的较低水准；一般文学也就是从基本标准上来评判，这个标准比较浮泛，也很难明确和确定基本规则，但符合文学的一般艺术因素，有一定的思想意蕴，是其必要的条件。其次，在统一的标准之下存在有民族、时代、文化和文体以及个人上的适度差异。如在文体上，不同文体的要求不一样，标准也不一样（例如同样属于小说领域的长篇小说与短篇小说。前者更看重思想内涵，后者更看重构思和表达。至于不同门类的体裁，标准差异就更大了）；再如民族差异。不同民族文化背景导致对文学的认识、对文学作品的评价存在着较大差异。有的民族更重视思想深度，有的民族更看重技巧；有的时代更崇尚优美，有的时代更注重崇高；再如时代差异。不同时代人对文学的认识和评价标准会有鲜明的时代因素，受其时代文化和审美习惯影响；最后，文学标准还带有很强的个人差异。正如俗话说“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读者先在的文化背景和阅读期待决定了文学标准带有一定的个人性，不同的文学趣味会导致对文学不同的看法，具有一定的模糊性———所以，在进入到具体作家作品的评判时，我们应该充分考虑到作家个性风格上的差异和独特性，应该持宽容灵活而不是刻板僵硬的要求，操作评判中应该包含一定的弹性和模糊性。这其中最突出的是民族差异问题，这在当前文学中存在着较大的争议，即文学标准究竟是普世的还是具有民族个性。我以为应该是二者的结合。一方面，文学标准肯定有普遍性的一面，如对人性的表现，如艺术上的圆熟等等，笼统而言，是超越于民族的。但是，另一方面，它又应该包含有民族性独特内涵。由于文化历史和审美习惯的差异，不同民族文化拥有自己具有一定独立性的文学标准，艺术方式和传统都不一样。如中国古典文学崇尚抒情传统，多抒情诗歌，少鸿篇巨制的叙事作品。这与西方文学的知性和叙事传统形成对比，但它们之间并不存在绝对的价值高低，而更是一种民族文化个性。在这一前提上，不同民族对同一文学作品的评价可能存在很大差异，甚至可能出现某些作品的优秀只能在其本民族或文化范围内得到承认，难以被其他民族或文化所接受的情况。如那种民族时代个性很强的作家作品，可能进入不到最高的文学层次，但并不妨碍它成为民族优秀的文学作品。包括艺术上，究竟什么是圆熟，各民族文学特点不一样，要求也不一样。民族性与世界性并不矛盾。比较典型的是优秀文学往往带有自己鲜明的民族个性。也就是说，优秀文学作品也许会反映比民族更深广的思想，但它往往是通过具体的民族和地方生活表现得以体现的，它也往往会带有独特的地方民族个性，是在个性中蕴含对更广泛共性的揭示和反映。鲁迅曾经表达过“越是民族性就越是世界性”的意思，不一定适用于所有文学现象，但确实有一定道理。因为文学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是创造性，只有不同民族文化的丰富个性，才能实现多元的创造性，狭隘单一只能窒息文学的生命力④。当然，民族性不是文学价值的唯一标准，它必须遵循文学评价的更高前提，也就是上面说的思想与艺术标准。所以，民族性的表现需要在自然和真诚的前提上，需要努力展现出民族个性中的精华，而不是刻意地营造和迎合某一对象，更不应该以之为最终目的。
三、中国新文学的标准及经典反思
中国新文学的基本评价标准与文学的一般标准是相一致的，但它还需要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进行适度调整和细化。其前提除了它是一种独立的民族文学之外，还有比较复杂的因素。这就是在其发展之初受西方文学影响较重———对于一种处于整体文化转型的文学来说，这种影响是必需的———它必须要经历走出异域影响、回归本土自我的过程。这样，新文学的评价标准除了遵循一般文学标准，还应该特别看重一下两个方面的因素（当然，这两方面因素并不是独立于文学一般标准之外，而是融合于一般文学标准之内的）：其一，在思想艺术上的民族特性。首先应该明确，我绝不是要求新文学简单地回归传统文学标准。新文学已经是现代社会的产物，属于现代文化的一部分，其评价标准当然也需要现代化，这中间自然会融入西方文学的因素，不可能再以单一的中国传统文学标准来限制和规范它。但是，从另一方面说，文学在根本上应该是民族的，新文学发展的最终目的不是汇合于西方文学中，而是为了民族大众，并且民族性才能在世界文学范围内显出真正的个性和独特价值。中国的文化传统和审美精神是完全可以现代化的，也是新文学拥有独立个性的前提。能否将自己的创作融入民族传统中并作创造性的拓展，是评价中国新文学作家成就的一个重要标准。正如艾略特所说，传统不是固定而是不断发展更新的，优秀作家将自己加入传统中，赋予传统以新的活力。新文学作家也应该这样理解和关联民族文学传统⑤。其二，能否深入到民族生活和大众心灵中。读者市场绝对不应该是评价文学的基本标准，但是，能否深入到民族生活中，揭示民族生活的深邃处，成为社会和大众心灵的深度阐释者，是对文学的重要要求，而这样的文学，是不会被大众所抛弃的。这中间包含两层内涵，一是深入生活的背后，把握时代和人的精神世界；二是将文学的审美形式进行中国化，实现与大众心灵在审美上的沟通。前者不需多言，就后者而言，可以以语言为典型个案。中国文学以汉语为基本表达方式，但由于书面语与口头语的距离，胡适等“五四”文学先驱们所设想的“你说什么，就写什么”很难付诸于现实。但是，怎么样克服欧化倾向，既凸显出汉语的独特魅力和个性，又与大众口语相关联，是新文学赢得大众的一个重要前提。以文学的经典标准来回顾和认识新文学历史（一般来说，文学经典必须建立在一定的时间基础上，也就是说，只有经过充分的时间考验，才可以基本判断其是否具有经典价值。所以，本文涉及的新文学经典只针对上世纪50年代前文学———也就是我们俗称的现代文学时期），我以为，如果不持苛求态度，新文学是有经典（优秀）作家和经典（优秀）作品的。这一方面表现在这些作家作品开创和推进了新文学的创作规范，具有文学历史的经典意义，另一方面，确实有部分作家的作品达到了一定高度，具有了文学经典的价值。概括来说，这种经典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时代现实的描画和揭示。
20世纪中国是一个经历了巨大变化的时代，无论是社会文化还是人的精神都发生了从传统到现代的巨大变迁。政治的复杂和坎坷，决定了这一变迁不可能是平静和简单的。许多优秀作家以个人化的方式记录下了这一历史，揭示了其背后所蕴含的文化和政治。典型而言，鲁迅的小说和散文作品，对近现代转型时期的知识分子群像作了非常典型而深入的书写，对其精神状态和现实困境揭示得相当准确，达到了从个别中见出一般的典型高度。再如老舍，其作品（典型是其中短篇小说作品和《茶馆》一剧）深入于北京文化之中，在充分的个性中实现了更广泛的思考，也是非常有深度的创作。再如沈从文和废名的《边城》、《桥》等作品，从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出发，对现代文明冲击下的传统乡土文明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进行了自己的回应，提供了与西方发展思想不一样的文化思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中国传统文化对现代文化的一种独立回应。另外，在诗歌领域，艾青的抗战诗歌将个人情感与民族时代精神紧密地融合在一起，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中国古典诗歌的“歌以咏志”传统，可堪称“时代的歌者”。二是在艺术上的探索和创造。新文学的文体形式多以西方文学为蓝本，经过几代作家的不懈探索才逐渐从简单走向复杂，从幼稚走向成熟。其中也产生了艺术圆熟和富有创造性的作品。以文学语言而论。正如前所述，新文学需要在大众口语、文言文和西方翻译语之间进行扬弃与创新，难度非常之大，也有不同的探索方向（典型如周作人的淡雅悠远，冰心、朱自清的优美华丽，以及赵树理的朴素简洁）。我以为，尽管很难说哪个作家的语言方向是唯一的，也不能说哪个作家的语言已经达到了完美高度，但作家们的努力是卓有成效，也确实有具有典范意义的文学语言。其中我觉得特别要谈谈鲁迅的语言。鲁迅文学的语言一直引人争议，特别是近年来在中学教育领域内质疑声很多。并不是说这种质疑完全没有道理，而是说审视的标准和要求不一样。从中学语文角度来说，它所要求的是规范、清晰，鲁迅也许不合这样的标准。但是，从文学语言的创造性和准确性角度看，鲁迅的语言绝对是优秀的、具有创造性的。在进行文学评价时，我们应该尊崇文学的标准而不是中学语文的标准。另外，沈从文和废名的代表作品在艺术上也都颇为圆熟，既创造性地借用西方文学技法，又对中国传统文学艺术特征作了现代化的转换和再造，具备了经典艺术的品格。但是，从更高要求说，我认为新文学尚没有达到伟大文学标准的作家作品。这主要体现在思想上。一方面，也许是因为现代文学时期民族苦难太深重，作家没有余裕进行多的超越现实思考，新文学的思想主流是在揭示时代社会，关注现实和社会问题，对人的生存、命运和价值命运给予充分的关注。这并非就是思想低下的标志，问题是绝大多数作家都没能逃离政治利益的羁绊，从真正客观和深刻的立场上来揭示现实，忽视了普通大众的生存和意义，对人性的思考与揭示也不够深入。其中，人性揭示方面比较典型。很多人都特别推崇张爱玲的小说，认为她的小说通过对女性心理的揭示实现了对人性的深层挖掘，塑造了白流苏、葛薇龙、曹七巧等具有人性内涵的人物形象。确实，在现代作家中，张爱玲的人性表现已经是很突出的了，但她所揭示的面并不宽阔，而且往往带有刻意的痕迹，因此成就固然突出，但并未臻化境⑥。另一方面，在对现实社会的展示和思考上，新文学作家们很少立足于深远民族文化传统立场，将自己的思想点接续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审美精神，没有形成中国式的独立审视世界的方式⑦。新文学思想性匮乏的集中体现可以以长篇小说为例，因为长篇小说最需要深刻的思想为底蕴。但是，新文学中不乏精致优秀的中短篇小说，长篇小说水准却明显不足。常被当作长篇小说扛鼎之作的茅盾的《子夜》思想上的局限非常典型，它最大的缺陷是仅仅局限于对社会阶级问题的揭示，却没有落实到对人的关注上。此后，路翎的《财主底儿女们》更具个人思想底蕴，但所遵循的“主观拥抱客观”的思想却使它与生活过度地疏离，影响了艺术上的高度。
现代诗歌文学评论 篇四
摘 要： 在日渐兴盛的短信文学创作中，诗歌是最主要的文体种类，而在短信诗歌中，小诗又占据了绝对的优势。本文从文体学、主题学、风格学等角度通过比较研究发现，短信诗歌的简约小巧、内蕴丰富、善用修辞与中国现代小诗有明显承继关系，而在民间性与大众化上又表现出鲜明的变异性。
关键词： 现代小诗 短信诗歌 承继 变异
纵观中国诗歌发展史，小诗在其中占有重要地位，它兴起于20世纪20年代，变体于40年代并绵延至今。在世纪之交，诗坛曾出现了沉寂的局面，时至今日，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一手机大国，现代小诗本身固有的言简意赅飞身变为短信，“指”上谈兵的时代迅速来临，小诗也因为短信的风靡找到了新的发展机遇。而手机短信文学的繁荣，更是得益于对现代小诗优良传统的回归。
一、简约小巧、自然玲珑的外形
二、丰富的思想内涵与主题意蕴
中国现代小诗是一定社会生活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是时代的产物，社会的折光，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与广阔的表现空间。在小诗中有“湖畔诗人”对爱情的咏赞，有冰心对母爱和童贞的讴歌，也有何植三、宗白华对自然的崇尚、对生命的思索，更有朱自清、艾青、顾城等人对时政的感叹，对忧国伤时的爱国主义情感的抒发及对深邃哲理的表达。借用郑振铎赞美泰戈尔小诗的话来说，中国现代小诗“像山坡上的一丝丝的野花，在早晨的阳光下，纷纷地伸出头。随你爱什么吧，那颜色和香味是多种多样的”。［２］而随着移动通信技术的高速发展，手机短信诗歌的创作有了前所未有的广大空间，短信诗歌也因此承载了更为深邃与广阔的精神意蕴。现代小诗中常用的爱情、母爱、自然、哲理等主题在手机短信中也得到了充足的发展。如“有人说高山上的湖水是躺在地球表面上的一颗眼泪，那么说我枕边的眼泪就是躺在你心间的一面湖水”是对爱情的直白。“母亲：长满老茧的双手有我快乐的童年；斑白的双鬓有我成长的足迹！远方的母亲，你是我唯一的牵挂！祝您永远幸福”是对母亲的歌颂，“多想匍匐在你的身旁/再撒一次娇/掬一捧黄河水/淋漓的喝个痛快/那是你甜蜜的乳汁啊/壮我筋骨/慧我心智/然后一直向前/去闯荡世界/去浪迹天涯”是对黄河的热爱。“如果敌人让你生气，那说明你还没有胜他的把握，如果朋友让你生气，那说明你仍然在意他的友情”是简短深邃的哲理。……除此之外，在短信诗歌中祝福、感谢、道歉、离别、励志、社会批评、日常生活等主题应有尽有。可以说在内容上短信诗歌能紧扣时代，贴近现实生活，给忙碌紧张的人们带来有益的享受和思考。这是对现代小诗过于表现个人的内心世界，忽略了文学对广阔的社会生活的反映的一种纠正，也是诗性向日常生活的一种回归。
三、善用修辞，语言生动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而现代小诗与短信诗歌都是篇幅极短的文学样式，以自己的一寸见方达成“温柔敦厚”、“喻蕴深远”的美学韵文艺术，就必须尽可能地运用修辞，将汉语的精髓发挥到极致。中国现代小诗总体上还是比较注重对比喻、拟人、排比等传统常用辞格的选取，如徐志摩的《沙扬娜拉一首》：“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像一朵水莲花不胜凉风的娇羞”是明喻与拟人的融合用法；潘漠华的小诗之二：“七叶树呵/你穿了红的衣裳嫁与谁呢？”是暗喻与拟人的融合用法；臧克家的《三代》：“孩子/在土里洗澡/爸爸/在土里流汗/爷爷/在土里埋葬”是排比的用法。对传统不常用辞格的开拓则主要表现在对通感及象征辞格的广泛应用上。如：“飘过的风带着青春和爱的香味”（戴望舒《夜》20页），是嗅觉与心态的超越或贯通。顾城的《一代人》（96页）：“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以巨大的涵概力，展示了象征辞格的惊人魅力。
修辞格的大量运用也是短信诗歌的一道优雅风景，从传统的到新开发的，从单一型到综合型，可谓品种繁多。段曹林在《手机短信与短信修辞》一文中也曾指出：“短信修辞是手机短信的魅力之源。”［３］除传统修辞手法外，夸张、借代、拈连、顶真、双关、讽刺、谐音等也得到了广泛应用，使短信诗歌充满了言简意赅、形象生动、文采飞扬的精辞妙语。如：1.你的生日快到了，送你一个红包！我已派了一只母蚊子去了，你不要杀它，很快你就会得到“红包”了，不要客气啊，收着吧！（拈联）2.这个节日我不想送你太多，我只送你五千万：千万要平安！千万要健康！千万要知足！千万要快乐！千万不要忘记我！（双关）3.从未做过贼，却想偷个幸福给你！从没坑过人，却想骗个快乐给你！从未害过谁，却想拐个开心给你！从没赖过谁，却想抢个平安给你！衷心祝愿你端午节快乐！（对比、反复）4.“你的抽象画怎么不像呢？”“当然，像的都抽去了，剩下的都是不像的。”（曲解）5、你帅呆了！酷毙了！简直无法比喻了！你头顶锅盖手拎白菜！总以为自己是东方不败！其实你是“傻瓜二代”。（反讽）可以肯定地说，手机短信的语言，丰富了现代汉语的词汇宝库，使人际交流的语言花样翻新，也为文学开辟了一个新的阵地。
通过分析我们不难看出，短信诗歌与中国现代小诗无论在思想内容还是在艺术形式上都有很多相通之处，中国现代小诗对短信诗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是毋庸置疑的，然而短信文学的作家在接受其影响的同时，也表现出对现代小诗的变异。其主要表现就在于手机短信的民间性与大众化。与中国现代小诗的创作视野内倾不同的是短信诗歌的内容非常贴近生活、紧跟潮流，在细小琐碎的平凡小事中折射出人生社会的意义。另外，区别于传统诗歌的经国载道，作为消费时代的产物，短信诗歌的本质在于轻松快乐，幽默风趣，所以在形式上，短信文学也表现了市井和草根文学的特征，各种通俗的乡间俚语、俗语、歇后语、顺口溜甚至黄色词语都出现在这类短信中。作为来自民间的自由声音，短信文学借助大众化强有力的翅膀，轻轻松松飞进平常百姓家，抚慰人们的疲惫身心，展示着文学的独特魅力。
短信诗歌作为现代小诗的变异性格式，“它与传统背离中有承续，与现代追寻中有磨合”［４］仍然还有许多弱点需要克服，比如，手机短信的通俗化与大众化使它有时难免流于粗俗、下流，在对传统写法的逃逸中，短信写作也流露出新的模式化的倾向等等，这些都是不容忽视的问题。所以在手法技巧上、意境创新上、格调提高上还需要我们不断地探索和提高，这样，短信诗歌才能在现代文明的环境中承担起诗体重建的重任。
参考文献：
［1］杨剑龙。新兴的文学式样―短信文学［N］.文艺报，2002. .
［2］郑振铎。飞鸟集序［M］.上海：商务印书馆，1922.
［3］段曹林。手机短信与短信修辞［J］.修辞学习，2005，（5）.
［4］陈煜斓。终结与启始――80年代歌词创作的历史审视［J］.当代文艺评论，2004，（2）：130-135.
文学评论范文字左右 篇五
新学期的开始，也意味着初三学年将进入一个最紧张、最繁忙的时期，如何搞好初三学习工作，如何使我们在初中阶段的最后几个月学有所获，在中考考场上交一份令老师、家长满意的答卷，这是摆在每一位初三学子面前的重要任务。语文是一门基础学科，语文学习的成效如何，往往决定或影响着其他学科的学习，因此，对我们每一位学生来说，肩负着光荣而沉重的使命。
为此，我在新学期的开始阶段，认真地回顾和思索一下自己以往的语文学习情况，筹划一下新学期的语文学习及后阶段的语文复习计划，是十分必要的。 我以往的问题：(可能有点夸张，你看着修改吧)
(1)语文积累贫乏，语文视野狭窄，语文基本知识零碎或一知半解。
(2)思想肤浅，思维单一，缺少灵活性和深刻性。
(3)阅读理解能力、文字组织和表达能力、写作能力不强。
(4)语文习惯较差，读书缺乏耐心，做题不够细心，书写缺少规范。
(5)语文学习态度不正确，认为凭自己现有的知识水平即可应付。
应该阅读学习
(1)阅读是我的个性化行为
(2)阅读学习可以培养我们具有感受、理解、欣赏和评价的能力。同时还可以培养我们探究性阅读和创造性阅读的能力，以拓展他们的思维空间。
(3)阅读学习我要重视朗读和默读，学会精读、略读和浏览。
(4)语法和修辞等语文知识不作系统、集中的学习，而是采用随文学习的方法。(5)阅读学习可以培养学生广泛和浓厚的阅读兴趣，做到“多读书，好读书，读好书，读整本的书”。 提升思想，提升语言，提升技巧。
提升思想，有四个目标：
(1)面对生活或语言材料会展开思考。就是说要习惯于思考，不人云亦云，不全盘接收。
(2)面对生活或语言材料会正确思考。就是说要有思考的方法，不偏激，讲辨证。
(3)面对生活或语言材料会多向思考。就是拓宽思想广度，力求不钻牛角尖，既会逆向思维，又会发散思维。
(4)面对生活或语言材料敢于深刻思考。就是要能抓住事物的本质，见人之所未见，思人之所未思，感人之所未感。
解题技巧 审题：三读三思――读题干，思考命题意图；读要求，明确解题方向；读材料，思考蕴含的解题信息。 解题：三联三比――联系知识积累，比较中发现异同；联系题目要求，比较中求得最佳；联系解题思路，比较中分出条理。
作答：三细三清――细心作答，不偏题意，做到思路清；细心推敲，不漏要点，做到表述清；细心组织，不漏标点，不写错字，不乱图乱改，做到书写清。
复查：三定三戒――面对难题情绪稳定，戒心慌意乱；遇到模棱两可的问题时，思想坚定，戒犹豫徘徊把对的改错；发现答题错误时，迅速改定，戒粗心疏忽错失良机。) 知识点的梳理是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 学生到了初三，相应的知识点也到了一个可以归纳总结的时候。
在初三语文学习中，很多的阅读文题目其实也都是在以各种形式在考知识点，可是我们很多同学，到了临考前，诸如连人物描写的几种角度(语言描写，动作描写，肖像描写，心理描写)，诸如修辞手法的几种形式(比喻、排比、拟人)都还是模糊一片。虽然每个毕业班的老师都会采取临时突击的办法，以结构图的形式把知识点给予明确的概括，在阅读文章中予以强化，可是张冠李戴的现象依然是相当多的。
因此，初三语文的学习，是一个长期点滴积累的过程，平时要把知识点的梳理系统化，渗透进日常的学习中，这样，对知识点的了解有了至少一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在初三语文的学习中，就不会再具有如此的难度。
要训练自己自学知识的能力 基础知识的学习可以很简单，老师报答案，学生们记答案，长期下来，学生们不仅惰性增加，对听来的答案也并非真正掌握。 如果，在更早的时候，我们能养成勤查工具书的习惯，养成借助学习资料自己找答案的习惯，那么，在初三语文的学习中，我们的自学能力会有更多的提高，我们的知识面和字词的积累以及语感反应都会有更乐观的表现，学习起来也会更有信心。
要有规律有技巧地进行答题 很多时候，在碰到类似的阅读问题的时候，信手写来，凭着感觉走是最常见的答题方法。其实，初三语文阅读文章的答题也是有技巧有规律的。文章中关键句子的把握，答题时关键词句的出现，常常就可以让阅读问题的回答变得又快又准确。
初三语文的答题技巧无非有这些：某段文字的作用常常表现在内容和结构两方面上，从内容看，不外乎为塑造人物服务，从结构看，或作铺垫，或埋伏笔……那么在答这道题时，答题的大方向是不会出错的。
这样看来，要学好初三语文其实并不难，做一篇文章，应有做一篇文章的效果。要在做题目的时候，了解出题者的出题意图，熟悉并掌握一些经常出现的题型的答题技巧与规律，并能在阅读文训练中发复运用。
文学评论论文 篇六
关键词：文学批评的性质；运动的美学；审美评判；深层理性
中图分类号：I026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1）02-0012-01
当我们面对一个事物或概念的时候，我们总是习惯于问其“是什么”。早在古希腊柏拉图就借用苏格拉底之口问出“美是什么”的美学根本问题。于是当我们面对文学批评的时候，想要理解并进入其内自然也要建立在“文学批评是什么”――即文学批评的性质问题的认识之上。而且随着我们认识的深入，对文学批评的性质问题也会有所补充和深化。
一、运动的美学
说到“文学批评”不得不提及韦勒克的《批评的概念》。在书中，韦勒克专辟一章论述《文 学批评：名词与概念》。他从词源学角度对批评一词进行考察，并得出相关结论“我们不能规定取消英、法、意等文字中所通行的‘批评’的广义用法：我本人就在我的《现代批评史》的书名中用过，但是让我们不要消除‘理论’与‘批评’之间有意义的区别。只要还有理由这样做，因为前者研究原理、范畴、技巧等等，而后者则讨论具体的文学作品。”①可以说韦勒克是从比较的角度来定义文学批评的。其中有其合理性，而且在他那个年代和环境中文学批评确实和具体的文学作品联系的更为紧密。但也要看到其中的局限性，正如他自己接下来客观而又中肯的写道：“我们最多只能提出一些建议，词的意义是词在语境中所取得的意义，而这种意义是使用词的人给予它的。现代哲学中各个不同流派想发现一个名词的唯一基本意义的努力是注定要失败的，……词有其本身的历史，其意义是由人给予的，因此词义不能一成不变地固定下来。……特别是像文学批评这类众说纷纭的学科。我们可以帮助分清不同的意义，描述各种语境、澄清一些问题并提出新的区别，但却不能为将来立法。”②
其实中国有关文学批评的历史和文学的历史一样久远，只是并未像西方那样先学科独立化出来，在以科学理性为主流的现代社会，我们往往会采取国际通例。所以，当文学批评一词作为专业术语传入我国并发展变化之后，我们有必要根据新的语境来重新审视其性质问题。而非对文学批评的性质作出一劳永逸的解释。李国华在《文学批评学》一书中认为文学批评的性质问题在近年来，随着中国“建设文学批评学”的讨论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并未取得一致的认识。从根本上说，主要是“科学”说、“艺术（创作）”说、“科学与艺术的统一”说、“附庸”说四种基本走向。即认为文学批评是社会人文科学，或不是科学。认为批评是“一种凝聚着审美个性的‘创作’”③，或认为是“艺术性科学”④、认为是“工具”、“附庸”及以作“诽谤”“辱骂”之用。关于这些说法，自然有其提出的现实基础，但是文学批评作为“运动的美学”（注：由别林斯基提出），当处于所谓的“准消费时代”⑤时，其性质又有什么样的新特征显现，或者说有没有发生局部调整呢？我们可以先来关注一下我国当代一些关于文学批评的文学著作或教材中较为稳定的说法。
二、文学批评的过去
王先霈《文学批评导引》中将文学批评定义为：“以一定的文学观念、文学理论为指导，以文学欣赏为基础，以批评家所面对的当代各种具体的文学现象（包括文学创作、文学接受和文学理论批评现象，且以具体的文学作品为主）为主要对象的研究活动；它的目的和任务是对文学现象作出判断、评价，指出其思想上，艺术上的得失和所以得失的原因。文学批评探究并确认所论作家作品的独特之处，确认其在文学发展历程纵线上的位置和在当前文学景观的横断面上的位置，发现、认定正在形成，扩展中的文学思潮并判定其性质，分析它在文学发展中的正面和负面作用，以此对作家、作家群和当代文学整体的发展施加影响。”⑥在这里，文学批评有了“通古今文学之变，究世界人文之际”的性质。一方面要从史的角度对文学及其发展有所认识和择选，另一方面，又要在现象中蕴出人文的内涵。所以文学批评既包含了对文学作品的观点，也包含着对文学史的认识，更有着对文学现象的发言权。文学批评主体所应包含的人文关怀，大众情怀也就成为了其应有之义。
张利群的《文学批评原理》认为“文学批评是批评家在一定的世界观和文艺观指导下，运用一定标准对作家、作品、文学思潮、文学流派、文学运动等一切文学现象进行探讨、判断、分析、评价和总结的一种理性的人文科学活动。文学批评的对象包括古今中外一切文学现象，重点对象是文学作品。”⑦谭好哲在《当代文学批评学》则写“文学批评是文学理论的实际运用，它根据一定的审美理想。对文学现象作出审美评价，指出文学作品的思想意义和美学价值。文学批评是作家与读者之间的桥梁，它既帮助作家了解和适应读者的什么要求，有帮助读者提高审美能力和鉴赏水平。”⑧李国华则理解为：“文学批评不仅包括对作品的评价，同时也包括对文艺理论的探讨，但有偏重于对作品的评价。”⑨在这些对文学批评的论述中，我们大概可以抽象概括出文学批评的一些最基本的性质：与文学理论相比较而存在，与文学及其关联物密切相关，具有实践性和理性的主观性，是以审美评价为根本的人文科学活动。
三、文学批评的现在
所谓消费社会指“在我们的周围，存在这一种由不断增长的物、服务和物质财富所构成的惊人的消费和丰盛现象，它构成了人类自然环境中的一种根本变化，恰当地说，富裕的人们不再像过去那样受到人的包围，而是受到物的包围”；“我们生活在物的时代：我是说，我们根据他们的节奏和不断更替的现实而生活着。”⑩在“艺术创新与消费文化”座谈会中金元浦认为“当代中国都是已进入一个准消费时代”，“中国都市正经历着从传统的以生产为中心的社会形态向当代消费社会形态的转变这一根本性变化。”???上文指出的新的社会环境和文学环境更多指的就是这里。由于中国城乡分化，贫富差异问题导致中国文学批评的活动范围多集中于东中部地区及西部部分城市，也就是一些准消费的社会环境。此时文学批评的性质融入了商品属性，市场、读者与传播媒体都众声喧哗地参与其中。于是原来属于文学批评的深层理性被削平，实践性与互动性更加突出，对象也愈加广泛，及时性和片段性显现。文学批评不再仅仅局限于专门的书刊杂志和高校课堂，其也不再只是文学批评家的专利。这是文学批评跟有生命力，更加活跃。在一切以市场为导向的社会中没有彻底边缘化，但是我们所谓的文学批评其中的审美评判和深层理性指导是不应丢弃的性质。所谓审美评判，既要求用审美的眼光去评判，有要求评判的语言内容具有审美性，而深层理性则要求评论不要流于碎片化，而应该置地有声，有其内在的道德自律和社会责任感。反观我们现在的文学批评游戏有余而理性不足，虽说更贴近了生活，但我们不可丢掉生活中也会存在的理性。所以说文学批评的现在正在伺机而动，寻求着新唤醒下的蜕变。
注释：
①②【美】韦勒克。批评的概念[M].张今言译。北京：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9.
③红旗杂志编辑部文艺组编。文学主体性论争集[M].北京：红旗出版社，1986.
④唐正序。文学批评研究[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
⑤???詹艾斌。当前社会与文学性质问题的学理性审视[J].社会科学家，2010（2）.
⑥王先霈、胡亚敏。文学批评导引[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⑦张利群。文学批评原理[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
⑧谭好哲。当代文学批评学[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1 .
文学评论范文字左右 篇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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