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经贸情况报告 篇一
默克尔手机遭窃听，德国人揪住华盛顿不放，但奥巴马政府也有独特的反击方式。
依照美国法规，美国财政部每6个月向国会提交一份关于国际经济和汇率政策情况报告，以评估是否有贸易伙伴通过操纵货币等途径谋取不公平竞争优势。在10月30日的最新一份报告中，美方罕见地将矛头对准了德国。在报告的“重要发现”部分，美国将德国列在中国和日本等传统“重点关照对象”之前。报告称，在许多其他欧元区国家面临着通过抑制需求和缩减进口来促进改革的巨大压力之际，德国国内需求的缓慢增长以及对出口的依赖，阻碍了该地区的经济再平衡。报告敦促 “持续拥有庞大经常账户盈余”的欧元区国家 “必须采取行动，提振内需增长，降低盈余”。
欧洲有专家表示，美国这时候公开批评德国的经济政策，并无太多实际意义。“只能说是美国正好在此时找到一个通道，来发泄对于一些事情的不满，但对此美方也无能为力。”不过有中国学者认为，就德国经济发展模式而言，国内需求缓步上升是有道理的，因为德国国内经济状况比其他欧洲国家好，国内需求大，完全符合经济发展规律。
尽管依然没有给中国贴上“操纵汇率”的标签，但美国这份报告中还是没有放过人民币。报告称，中国需要允许人民币以更快速度升值，并认为人民币依然被“显著低估”。事实上，自2005年以来人民币对美元已累计升值达35%。
缅甸仰光地产价格飙升
受海外投资客涌入以及地块短缺等因素的影响，缅甸首都仰光地产租金价格不断上涨。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仰光少数专用写字楼的月租金现达每平方米95美元，相当于泰国首都曼谷的3倍，柬埔寨首都金边的5倍。一些位于黄金地段的写字楼月租金更超过每平米100美元，超过了新加坡。在18个月之前，仰光的写字楼租金仅为每平方米26美元。
仰光地产价格飙升，部分原因在于有人投机性囤地，没有向市场提供足够的土地供应。即使拿地不开发，投资商也不会得到惩罚。有准备进驻仰光的外商表示，所有与土地有关的东西都贵得离谱，让他们不得不打退堂鼓。此外，市场对缅甸经济增长的预期也促使其地产价格飙升。
缅甸2011年开始政治改革，市场认为该国经济增长潜力巨大。麦肯锡全球研究院报告显示，缅甸如果能成功地做到多元化，建立基础设施，维护政治稳定，加上其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庞大的天然气储量以及宝石资源，其经济总量有潜力在2030年翻两番，甚至更多。世界经济论坛报告预估缅甸今年经济增长率可达6%，出口与投资将持续增长。
强生公司因违法售药在美被罚22亿美元
美国司法部11月4日发表声明说，美国强生公司将支付超过22亿美元罚金，以了结对其违法销售药品和向医生及药商提供回扣的刑事及民事指控。22亿美元罚款中，有17.2亿美元是支付给美国联邦和州政府的民事和解金，另有4.85亿美元属于刑事罚款以及没收利润。这是美国医疗保健行业第三大罚款，此前，因违法销售药品，葛兰素史克和辉瑞制药分别于2012年和2009年被罚款30亿美元和23亿美元。
强生公司违法销售的药品包括抗精神病处方药维思通、芮达和抗心衰处方药奈西立肽。据美国司法部的指控，至少在1999年到2005年之间，强生曾对维思通展开核准批示外使用的营销活动。美国司法部长指责强生等医药公司为中饱私囊“毫无顾忌地拿社会上最弱势的群体———儿童、老人和残疾人的健康冒险”。
此外，强生公司还被指控为全美最大的处方药分销商全护公司提供数百万美元回扣，用于推销自己的药品。
WTO中期报告裁定中国稀土出口限制违规
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制专家组10月下旬完成的中期报告裁定，支持美国、日本和欧盟针对中国稀土出口限制政策违规的诉求。这意味着，中国在备受关注的稀土案上最终可能败诉。
专家组就稀土争端的中期报告已经发给争端各方，最终报告可能在6至8周后正式公开。按照争端解决程序，如果中国对专家组报告不满，仍有权利向WTO上诉机构提出上诉。
美日欧三方在2012年3月先后向WTO提起贸易争端诉讼请求，认为中国针对17种稀土以及钨和钼的出口配额和出口税等实行了限制性措施。之后进行的双边磋商并没有得出解决方案。欧美日与中国在稀土问题上的分歧已有数年，中国一直坚称，稀土的过量生产将导致对环境的破坏，影响稀土行业的可持续发展。
中美经贸情况报告 篇二
关键词：汇率政策；中美经贸；失衡
中图分类号：F8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3）01-00-01
一、汇率政策对中美经贸关系的影响
随着东亚地区和石油输出国等主要贸易顺差国对美贸易顺差的减少，中国对美国双边贸易顺差的扩大和外汇储备的急剧增加，人民币汇率政策开始备受关注。人民币汇率政策对中美经贸关系的影响主要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汇率问题政治化，助长贸易保护主义。
从2001年开始，美国对中国货物贸易逆差稳步提高，中国大量的廉价商品涌入美国市场，对美国进口竞争产业造成了一定的冲击，产业结构的调整必然伴随着失业，如果再加上美国国内经济的不景气，极易导致以全美制造商协会等为代表的美国国内利益集团联合起来要求人民币升值。美国政府主要根据《1988综合贸易与竞争法案》中3004条款要求，由财政部部长对美国主要贸易伙伴国是否操纵汇率以阻碍国际收支有效调整或压低汇率寻求国际贸易中不公平竞争优势进行定期检查，并以提供的《国际经济与汇率政策评估报告》来要求人民币升值。而Jeffrey A. Frankel and Shang-Jin Wei（2007）对美国财政部判定是否存在汇率操纵时是基于切实的经济基础还是政治权术作了一项定量研究，得出的结论是：美国政府对人民币问题的施压主要受政治因素推动，取决于美国的贸易逆差和制造业工作岗位的流失。
第二，中国输出资本，补贴美国经济。
伴随中美双边贸易顺差持续激增的是巨量美元的涌入，中国中央银行为维持汇率的稳定对外汇市场进行干预，积累了巨额的美元外汇储备，大量的美元外汇储备通过购买美国债券的形式流回美国。中美经贸关系就表现为，中国通过向美国出口廉价的商品换回美元，随后中国将出口所获的美元通过购买美国债券的形式借给美国，为美国平衡经常项目逆差。中国已经积累了价值超过3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其中大部分是美国的政府债券和美国政府机构债券。中国这种为促进出口以带动国内就业所采取的维持人民币汇率稳定的汇率政策，实际上是通过向美国大量出口廉价商品的形式换回美元或是以美元计价的债券，可以说是以实物的形式向美国输出资本，补贴了美国经济，实际上造成中国国家经济利益的流失。
二、启示与建议
一个国家的汇率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国对国际收支平衡的政策，而后者又取决于该国的增长模式或发展方式。汇率政策是中国出口导向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经济出口导向增长方式在成功促进中国的经济增长和创造国内就业同时，造成中国前所未有的国际收支不平衡，给中国的未来发展留下严重的隐患。在人民币汇率政策与中美经贸关系问题的分析中，应该将人民币汇率政策作为中国出口导向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来考虑，反映的是中国应该如何调整自身的对外经济政策，如何处理同美国等经济大国在经贸领域的共同利益与冲突的关系，谋求自身更好的发展。
中国急需转变严重依赖出口需求的经济发展战略，依靠出口顺差来促进经济增长的发展空间已经越来越受到限制，在出口市场比较集中的情况下很容易招致进口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在中美经贸关系领域，双边贸易失衡扩大，不可避免的激起美国国内对中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情绪。在人民币汇率政策问题上的不同争论，加上媒体报道的渲染，很容易使得原本复杂的经济问题政治化而变得更加复杂难解。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中美之间的问题已经不是人民币汇率制度要不要改革，而是如何保证汇率改革的平稳过渡。短时期内，可以采取渐进式的方式，允许人民币汇率逐步升值。人民币小幅升值可以向外界发出一个信号：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中国是充分考虑其他国家的利益的，中国正在努力解决同其他国家之家的贸易不平衡问题。就中美双边经贸关系来看，也能够缓解美国国内的贸易保护主义情绪，避免人民币汇率政治化。
参考文献
[1]Ronald McKinnon（2007） Why China Should Keep Its Dollar Peg International Finance 10：1， 2007： 43-70.
[2]Nouriel Roubini（2007） why China Should Abandon Its Dollar Peg International Finance 10：1， 2007： 71-89.
[3]Samuelson， Robert J. China's $2.4 Trillion Stash Newsweek； 2/1/2010， Vol. 155 Issue 5： 17-17.
[4]美国财政部报告（Report on Foreign Portfolio Holdings of U.S. Securities（2002-2010））.
[5]张宇燕，张静春。汇率的政治经济学——基于中美关于人民币汇率争论的研究。当代亚太，2005（09）.
[6]李若晶。中美“经贸关系政治化”分析。现代国际关系，2011（03）.
中美经贸情况报告 篇三
关键词：中美经贸摩擦；原因；影响；策略
中图分类号：F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2）08-00-01
一、中美贸易摩擦的成因
(一)国外因素
1.政治因素。由于中美两国在传统文化以及意识形态方面都存在很大的差别，所以中美贸易往往会受到一些非经济因素的影响。两国贸易经常被作为国家政治斗争的筹码，由于贸易政策的制定者会把整体利益放在高于社会福利的地位上，所以即使自由贸易能够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但是仍旧会通过保护贸易的实施来保证国内集团的利益，美国作为这种做法的典型主要表现为将贸易问题政治化，首先是人权方面，美国政府实行人权—贸易—安全三位一体的战略，并对中国人权刻意中伤，从而达到使用政治力量影响经济行为的目的；其次是单边主义作风，这是美国在贸易中霸权主义的体现，主要表现为美国在某些情况下将国内法律凌驾于与贸易相关的国际法之上，并且通过贸易壁垒评估报告指责别国的不公平贸易行为，这都是政治方面引发中美贸易摩擦的重要因素。
2.经济因素。中美贸易逆差这一经济因素是造成中美经贸摩擦不断的主要原因，中美贸易逆差会使美国不可避免的采取国内贸易保护策略，并且会造就“中国威胁论”等意识的产生。其实本身中美贸易存在很强的互补性，中国需要美国出口技术密集型产品，而美国需要中国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但是由于美国对中国采取了歧视性政策，并限制了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出口，使本可以形成的良好的双向贸易流动变成了失衡的双向贸易流动甚至单向贸易流动，在美国的这些贸易政策下，中美贸易必然会出现逆差，而这种逆差的出现又会加速中美贸易摩擦的增多与升级，势必会对两国的经贸交流造成不利的影响。
除了政治因素以及经济因素外，世界贸易组织的摩擦处理机制存在问题也是使中美贸易长期存在摩擦的重要原因，而摩擦处理机制中的问题主要体现为摩擦审理程序冗长、制裁的有效性有待加强以及补偿欠缺实际意义三个方面，这就为问题的存在为美国经常性的引起贸易摩擦提供了条件。
(二)国内因素
我国面临中美经贸摩擦的自身原因也是客观存在的，主要表现为对与美国的对外贸易的依存度过大、出口商品结构有待提高、出口市场分布过于集中、外贸企业缺乏自律意识导致出口秩序不理想、应对中美摩擦的战略能力不足等。这些影响因素的出现使我国在与美国的贸易博弈中处于比较被动的地位，所以对于这些因素的解决也应当引起足够的重视，而从这些问题中我们也可以发现，我国在避免因为自身因素引起中美贸易摩擦的改革需要面临的众多的方面，这也就决定了中美贸易摩擦会在较长的时间内继续存在，而这也突出了我国必须通过政府、企业以及行业协会等方面的共同努力缓解中美贸易摩擦的紧迫性。
二、中美经贸摩擦影响分析
(一)中美经贸摩擦影响我国经济发展
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以及各国产业机构的升级调整使对外贸易中的传统摩擦逐渐向制度摩擦转变，而美国与我国无论在经济制度还是在宏观经济政策方面都存在很大的差别与分歧，而这种差别与分歧也已经成为了引发中美经贸摩擦的主要导火索。在这种背景下，美国对人民币升值以及市场开放等问题上向我国施加了很大压力，在这种压力下，我国宏观经济政策以及经济制度的独立性受到了很大的威胁，乃至影响到了我国经济的稳定发展。
(二)中美经贸摩擦影响两国贸易取得更大发展
首先，中美经贸摩擦在一定程度上对两国正常的双边贸易关系产生了制约的作用。如以我国的纺织业为例，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国家都盛行“中国纺织品威胁论”，而在这种不客观、不科学的论调下美国对我国纺织品入口进行了限额来对本国行业进行保护，事实上美国纺织业大量的失业主要归结于两个原因：一是技术的革新增加了生产效率，二是全球生产逐渐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其次中美的经贸摩擦影响我国对外出口能力的发展。中美经贸摩擦会影响我国产业的健康发展，从而影响我国的出口能力。美国对本国新兴产业的保护以及美国对我国在对外贸易上采取的一系列歧视性政策会影响我国的投资环境，从而使外商对在中国的投资方面没有信心。
三、缓解中美经贸摩擦的策略
(一)政府方面
针对我国当前对外贸易中存在的问题以及我国在中美贸易摩擦中的被动地位，政府应当发挥出重要的作用。首先应重视对制度的创新与调整。在这个过程中，我国不仅应建立起符合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的市场经济体制，同时要针对美国的法律、法规以及国内的产业发展情况来建立起法律防范体系，在加快发展与建设的标准化基础上能够有效面对贸易壁垒；其次我国要通过提高市场环境效率并吸引外国投资、积极参与国际分工来加快产业结构的调整；再次要建立起摩擦解决机制，在这个过程中不仅要建立起国内救济以及双边救济等多层次的贸易救济机制，同时要重视建立起针对美国的产业预警机制与快速反应机制，并要通过建立贸易申诉中心来维护我国企业的利益。
(二)行业协会方面
不断对我国行业协会做出改革能够帮助企业提高自身的国际市场竞争力，并能够在企业管理的规范化、标准化以及帮助企业解决贸易摩擦等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首先我国的行会发展应当加强与各个企业间的利益联系，鼓励改变“官办”协会的局面来给与行业协会发展更多的动力，从而在人才选用、运行规则、规范管理等方面都取得更好的发展；其次要强调行会的服务职能。切实做到为企业提供价格协调、信息咨询、产品标准化建设等重要内容。在行会的发展中，无论是运行模式还是行会规定以及管理办法都要向国际靠拢，通过对国际市场运行规则的掌握与政府一道在面对中美经贸摩擦中起到协商问题、解决争端以及维护企业合法权益与利益的作用。
参考文献：
[1]赵瑾。经济全球化与贸易摩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中美经贸情况报告 篇四
2月9日，商务部在京《中国品牌发展报告(2006)》(以下简称《报告》)。这是我国政府部门首次就中国品牌发展的年度报告。商务部部长和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为该书作序。《报告》由开篇、综观篇、行业篇、地方篇、企业篇、案例篇、政策篇、国际篇、理论篇、资料篇等部分组成，重点介绍了我国品牌发展的基本状况，分别对行业、地方和企业的品牌发展进行了分析，收集了我国62个品牌创建的成功案例，介绍了15个国家和地区支持品牌发展的政策措施，提出了我国发展品牌经济的思路和建议。
淮滨点评：
政府主管部门专门发表品牌年度报告这的确是第一次，品牌是综合国力的体现，是转变经济及贸易增长方式的重要环节，政府从宏观上抓品牌，体现了这样的意图。纺织服装业更需要把品牌作为产业提升的重点，要逐步由一般的加工制造向高端的品牌与科技转化，到那时中国的这个行业才能够成为世界的强势产业。去年底，“吉芬”、“例外”两个服装品牌在欧洲打响，得到了欧洲时尚界的认可，这具有里程碑的意义，这两个成功的案例是其他民族品牌成长的借鉴。几年来，纺织服装企业从政府那里获得“中国名牌”“驰名商标”和“最具竞争力品牌”的名头已达几百户企业，这些品牌虽是政府的认可，但市场究竟怎么评判、是否有可持续发展的潜力，应该进行专题分析并编出行业的品牌发展报告。这项工作应是行业机构的当务之急。
美提出对华产品征收反补贴税
2月2日，美国政府以中国政府对某些行业提供所谓“非法补贴”为由，又一次向世界贸易组织提出申诉。据悉，这是美国政府第四次将与中国发生的贸易纠纷提交到世贸组织。美国贸易代表苏珊・施瓦布说，中国政府通过提供多种补贴的方式推动相关行业的出口，并对某些美国进口产品采取歧视性待遇，其称，这些补贴违反了世贸组织的相关规定。补贴包括中国制造的所有产品；另外一个引发争议的补贴则是中国政府提供给中国公司的补贴，以鼓励他们购买国内生产的设备和附件，取代美国出口商的产品。
淮滨点评：
美国人又要开始找茬了，这次的名目是“反补贴”。据说，美国二十多名参议员上书商务部长古铁雷斯，认为美国对华两千亿美元贸易逆差主要来自中国政府对受惠行业的补贴，这其中包括服装行业。实在是搞不懂，像服装这样完全市场化的行业，在中国哪来的政府补贴。服装企业百分之百是靠自己的力量在市场中搏击，没有任何来自政府的依靠，相反，却为政府解决了大量就业问题，而政府根本没有反哺之说。美国嚷嚷对中国“反补贴”，不仅没有事实根据，也没有法律依据。按WTO规定，“反补贴”只能适用于完全市场经济地位国家，而美国至今没有给予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对中国“反补贴”是否意味着承认了中国是市场经济地位国家？希望老美在逻辑上把这个问题搞清楚再去嚷嚷。是不是美国新一轮的大选又要开始，因此重演“找茬”的把戏？这一套估计美国人自己都会感到厌烦了。
纺织协会与日本、欧盟、美国同业组织举行四方会谈
1月25日，中国纺织工业协会与日本纤维产业联合会、欧洲纺织服装组织、美国全国纺织组织联合会在东京举行“四方会谈”。交流了各自对本国及国际纺织经济与贸易的形势判断、对WTO多哈回合纺织领域谈判的基本观点与立场，达成了四国行业组织为建立四方之间FTA进行进一步探讨的意向，并商定“四方会谈”每年举行一次。
中美经贸情况报告 篇五
1.据中国海关总署公布，2015年12月内地对香港出口额为460亿美元，而香港公布的数据是237亿美元。有分析称这反映了以套利为目的的虚假贸易上升。商务部对此有何看法？
答：我们已经注意到这个统计差异。2015年12月两地贸易数据出现较大差异，主要有3个客观因素：
一是两地统计口径不同，内地出口数据长期高于香港进口数据。内地与香港一直存在贸易统计差异。十几年来，内地统计的出口额都高于香港统计的进口额，差额最高时达到过250亿美元。造成统计差异的因素有很多，比如，内地出口至香港的转运货物，主要包括集成电路、手机、平板电脑等产品，在内地生产后先出口至香港分拨中心，再转运全球；而港方将其视为转运业务，不纳入进口统计。再比如，对原产于日本、韩国、台湾等经内地组配后出口香港的货物，港方按照原产地规则，不将其纳入自内地进口统计，而纳入自他国（地区）进口。
二是两地汇率折算率不同，采用美元统计数据会产生一定差额。两地贸易多以人民币和港币作为结算货币，在折算成美元时，两地使用的汇率折算率不同。内地以外汇局前一个月底的《统计用各种外币对美元折算率表》折算，香港以当月平均汇率折算。去年12月以来，在岸和离岸人民币汇率的价差进一步扩大。当本月汇率发生较大波动时，两地美元统计数据就会产生一定差异。
三是季节性集中出口，推高了内地对港出口增长。通过对比往年数据，我们可以发现，每年年底内地对港进出口都会出现较高翘尾因素，两地统计差额会高于平常月份。主要原因是不少企业年前集中出口、抢出口，以避免受春节后开工迟滞影响。2015年12月，我国对欧盟、印度、韩国、澳大利亚等多个贸易伙伴出口都在增加。
2.目前，中美投资协定谈判进展如何？请介绍一下相关情况。
答：中美投资协定谈判自2008年启动以来，即受到中美两国业界、工商界的广泛关注，两国业界、工商界对谈判抱有很高期待。
截至2016年1月，中美投资协定谈判已进行了24轮，目前总体进展顺利。谈判的顺利开展，与两国对谈判的高度关注和支持是分不开的。在2015年9月，两国元首进行的会晤当中，中美投资协定谈判成为一项重大的经济成果，双方再次确认了这是两国经贸关系中的最重要事项，将强力推进谈判，达成一项互利共赢、高水平的协定。上述共识对外界发出了非常积极的信号，为谈判注入了强大的政治动力。
对接下来的谈判，我们的态度仍然是，双方应当继续着力落实两国领导人的重要共识，力争早日达成一项高水平的投资协定，真正造福两国业界和人民。
3.近几年，中美两国致力于推进两国地方政府间的贸易投资合作，为此还建立了工作机制，能否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商务部为什么大力推动开展中美地方经贸合作？
答：2013年4月以来，商务部会同国内相关省市与美国相关州市建立“贸易投资合作联合工作组”机制，通过这一机制积极促进两国省州和城市间的经贸往来。
经过近3年的发展，目前工作组机制已经达到6个，覆盖了中方23个省、区、市和6个美国州市。商务部先后会同江苏、内蒙古、上海、山东、广东、河北、重庆等7省（市）与加利福尼亚州，会同北京、上海、天津、青岛、沈阳、杭州、武汉和成都等8市与芝加哥市，会同河北、辽宁、吉林和黑龙江等4省与艾奥瓦州，会同天津、福建、山东、江苏和四川等5省（市）与得克萨斯州，会同浙江、湖北、广东、重庆和四川省与密歇根州，会同辽宁、上海、湖南、广东、四川、陕西省与华盛顿州分别建立“贸易投资合作联合工作组”机制。
双方成员省州市在工作组机制框架下，围绕基础设施、生物制药、电子信息、农业、能源等互补领域开展交流与合作，增进了解、加强互信，提升贸易、投资合作水平。这一机制极大地提高了双方开展经贸合作的积极性，成员省、州、市的经贸往来和人员交流更加密切，贸易投资合作取得新发展。可以说，工作组机制已经成为促进中美两国企业开展务实合作的重要平台，并有效调动了两国非成员省州从事中美地方经贸合作的积极性。
中美关系发展需要扎根地方、依靠地方并惠及地方。中美经贸关系在中美关系中发挥了“压舱石”和“推进器”的作用。地方经贸合作是中美两国间合作最基层、最务实的层面，是两国合作成果惠及民生的最前沿。大力推动中美省州和城市间经贸合作，对深化中美经贸关系、扩大两国共同利益、加深两国人民友谊，丰富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内涵，具有重要意义，今后我们将继续大力推动。
4.2月4日，TPP签署仪式将在新西兰举行，请问商务部有何看法？
答：我们注意到，TPP各方定于2月4日签署协定。目前，中方仍在根据有关案文对TPP进行全面、系统的评估。中国将继续按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的“建立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贸区网络”要求，积极推进《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和中日韩自贸区等谈判，我们希望亚太地区的各项自由贸易安排能够相互促进，共同为亚太地区的贸易投资和经济发展作出贡献。
5.据报道，中国和海合会已于1月17日恢复自由贸易协定谈判。请商务部介绍下中海自贸区谈判的有关情况及进度安排？
答：2016年1月19日，主席对沙特进行国事访问。在此前后，在两国领导人的关心和亲自推动下，经双方工作层深入磋商，抓紧工作，中国―海合会自贸区谈判取得重大进展。双方宣布原则上实质性结束货物贸易谈判，同时对未来工作做出了具体安排，并将于今年2月中下旬举行下一轮谈判，力争在2016年年内达成一份全面的自贸协定。
6.商务部和马来西亚贸工部共同推动建设的“两国双园”（也就是中马钦州产业园和马中关丹产业园）去年进展情况如何？
答：在中马双方的共同努力下，中马钦州产业园和马中关丹产业园建设去年都取得了很好的进展，基本上按照2015年1月由商务部高燕副部长、广西壮族自治区张晓钦副主席与马来西亚国际贸工部李志亮副部长和彭亨州州务大臣安南・雅各布在吉隆坡共同主持召开的中马“两国双园”联合合作理事会第二次会议确定的工作进度顺利展开。中马钦州产业园7.9平方公里启动区已完成投资30多亿元，建成“七通一平一绿”，基础设施框架基本形成，具备成片开发和产业项目“即到即入园”条件。一批产业项目和城市配套项目建设取得重大进展，已签订入园协议企业总投资额达190亿元。马中关丹产业园总体规划初稿完成，招商工作取得积极成效。首个入园项目―广西北部湾国际港务集团等4家企业投资设立的现代化综合钢铁厂项目开工，项目协议总投资14.1亿美元，计划年产350万吨建筑及工业生产用高端H型钢材。园区还将打造轻工和新能源产业集群。
中美经贸情况报告 篇六
银行缺乏代位监管职能，降低了贸易信贷管理的有效性。改革试点下贸易信贷管理政策取消了银行对贸易信贷协同监管的职能。即银行无需再进入监测系统进行相关贸易信贷的审核，通过银行版的监测系统也无法查询企业相关的报告信息，这既加剧银行办理收结汇业务的风险，也降低了企业贸易信贷报告的准确性。
由贸易融资引发的贸易信贷行为加大外汇局的监管难度。如企业因办理90天以上境外代付融资业务，而引发的企业超过90天以上的延期付款是否应报告尚待明确。因为境外代付行实际发生的付汇业务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延期付汇业务。可见，由贸易融资业务引发的企业贸易信贷行为，必然会虚增部分贸易信贷数据，扰乱贸易信贷秩序。
贸易信贷未实行额度和期限管理，报告金额无上限，企业资金可自由进出。新的贸易信贷管理制度未采用额度和期限管理，致使企业资金可无限制地自由进出。在人民币升值预期强烈的情况下大量资金涌入，企业可无限制地进行100%以上的预收、延付报告；一旦形势出现逆转，企业又可无限制地进行100%以上的预付、延收报告。贸易信贷无期限约束助长了超长期贸易信贷的存在，容易成为境外“热钱”流入的便利渠道，显然不利于外汇局对跨境资金流动的监管。
未制定针对特殊行业的贸易信贷管理办法，不但显失扶优限劣原则，而且增加了外汇局监管工作量。新的贸易信贷管理制度未对如船舶、飞机、大型成套设备等特殊行业实行有针对性的管理，而将其等同于普通行业一并纳入总量核查管理。由于特殊行业的产品、时间周转以及金额等均具有特殊性，贸易信贷指标也常处于超标状态，导致外汇局频繁地对其进行非现场监测指标筛选和现场核查，影响外汇监管效率。同时，将特殊行业等同于普通行业进行管理，无法体现扶优限劣原则，不利于支持实体经济的贸易信贷需求。
缺乏有效的贸易信贷惩处机制，弱化了监管力度。新的贸易信贷管理办法仅明确将报送贸易信贷数据错误率高且严重影响外汇收支与进出口匹配的企业，移交外汇检查部门或将其列为B类企业。对违反贸易信贷管理规定的各种情形，均未明确相关的处罚依据，也没有细化对贸易信贷违规行为的处罚标准，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贸易信贷管理的有效性。
改革试点下提高贸易信贷基础数据质量的思路
为了提高贸易信贷数据的准确性与完整性，增强外汇局对贸易信贷监管的有效性，建议依托外汇金宏系统全面采集贸易信贷登记数据，在此基础上合理设置贸易信贷的期限结构监测指标、综合监测指标和差额监测指标。通过额度管理、期限管理、特殊行业有针对性的管理等手段，结合原有的总量核查、分类管理、现场核查等措施，进行深度监测与多维度分析，进一步提升贸易信贷管理效率。
设想一：实行全口径数据采集，提高数据的准确性与完整性
(一)具体方案。在国际收支申报系统中增设贸易信贷数据的申报功能，实现国际收支申报数据和贸易信贷报告同时生成。监测系统可通过国际收支申报系统采集到全口径的贸易信贷数据，进一步提升贸易信贷非现场监测工作效率。
(二)前提条件。修订现有贸易信贷管理制度，将企业向监测系统报送的预收货款和预付货款数据的时间口径，改为与外汇金宏系统中采集的预收货款、预付货款数据的时间口径保持一致。
(三)实行全口径数据采集的制度优势及面临的挑战
1.利用国际收支申报系统采集全口径数据的优势：
(1)进一步推动贸易便利化。一是由于国际收支申报系统中增设的内容与监测系统中企业贸易信贷报告的内容一致，数据导入监测系统后即可自动生成企业贸易信贷报告，取代了企业通过监测系统报送的贸易信贷报告和到外汇局的现场报告。二是将企业报告贸易信贷前移到国际收支申报时一并处理，企业只要在同一系统进行一次操作，即可同时完成收支申报和贸易信贷报告两项工作，切实减轻了企业负担。
(2)提高贸易信贷数据的准确性和完整性。目前贸易信贷管理数据的获取主要依靠企业通过监测系统自主报告来实现，但如上所述，这一管理制度存在一些弊端，影响了贸易信贷非现场核查的有效性。通过国际收支申报系统采集贸易信贷数据，借助银行在对企业国际收支申报数据进行审核的同时，也完成了对企业贸易信贷相关单证的审核，有助于克服由企业报告随意性所带来的数据不准确性和不完整性。同时，通过国际收支申报系统采集的贸易信贷数据，可在监测系统中自动转化为企业的贸易信贷报告，企业可在导入数据的基础上着手进行核对、修改、删除、补漏等项事宜，进一步提高贸易信贷数据的准确性。
(3)可赋予贸易信贷管理更多的数据支持。鉴于通过国际收支申报系统采集的数据属于全口径数据，外汇局可监测到任意时间段的贸易信贷情况，因此外汇局可在更广的统计范围、更全面的统计数据的基础上，提高贸易信贷外汇管理的有效性。如针对实际收汇与实际出口报关的时间差，可设定按期限统计外汇局可监测到的延期收款在30天、60天、90天、180天等的数据，便于外汇局准确掌握企业贸易信贷的期限结构、规模结构等情况。
2.利用国际收支申报系统采集全口径数据带来的挑战。为了使现有国际收支申报系统涵盖贸易信贷的内容，便于贸易信贷数据的采集，必须在系统中增设相关统计功能，并相应带来国际收支申报内容、法规和各种要素凭证的修改。此外，全口径数据采集也对计算机系统的软、硬件功能提出了更高要求。
设想二：部分口径采集和银行审核与企业贸易信贷报告双向核对制度相结合
(一)部分口径采集是指仍通过国际收支申报系统进行预收货款、预付货款数据的采集，转化为企业的贸易信贷报告。(做法同设想一)
(二)银行审核与企业贸易信贷报告双向核对制度。即银行在审核延期收款和延期付款时，必须审查企业提供的进出口报关单，要求进出口与实际收付款的时间差超过90天的A类企业或超过30天的B类、C类企业，必须提供监测系统打印的贸易信贷报告单。银行或企业如发现报告信息与实际收付款信息不符，企业必须对错误的贸易信贷报告内容进行调整、修改或删除。
(三)部分口径采集和银行审核与企业贸易信贷报告双向核对制度相结合的优缺点。从优点来看，一是与现行法规一致，不必改变现行系统的操作。二是强化银行的代位监管职能，提高企业延收延付报告的准确性、完整性和及时性。通过银行的审核可督促企业及时通过监测系统进行贸易信贷业务的报告，及时发现错误并督促企业进行修改。三是与全口径数据采集的制度相比，双向核对制度从总体上可减轻银企双方工作量。从缺点来看，主要是平添了对企业进出口报关单的审核，即必须多审核企业在监测系统中录入的进出口报关号、金额和进出口日期的准确性。
改革试点下提高贸易信贷管理有效性的建议
(一)进一步完善系统贸易信贷监测统计预警功能。可按贸易信贷债权债务、期限、行业类别、所有制性质、企业规模、境内区域分布、境外国家/地区、货物类别等设置统计指标，对指标异常变化及时预警，并且在系统中增设企业贸易信贷指标监测功能，对贸易信贷报告期限较长(1年以上)且余额较大(100万美元以上)的企业，频繁修改、删除、变更报告内容(特别是收付汇 时间、进出口时间)的，增加系统自动提示功能，防止企业通过自行报告随意删改数据，从而影响贸易信贷监测效率。
(二)对贸易信贷实行分类管理。要在促进贸易便利化的前提下，建立贸易信贷交易主体分类管理机制。对不同类别企业办理贸易信贷业务采取区别对待、择优扶持的原则，引导和激励企业合规守法经营。一是对A类企业只要求实行必要的贸易信贷报告及银行审核操作。二是对B类、C类企业则实行较为严格的贸易信贷管理措施，限定上述两类企业各项贸易信贷发生比例，同时禁止其办理一定期限以上的预收货款、预付货款、延期收汇和延期付汇业务。
(三)实行地区贸易信贷业务规模总量控制，制定防范贸易信贷资金异常流动风险应急预案。要结合国内外经济金融环境变化，适度控制我国贸易信贷业务总体规模。对各地区按贸易信贷预收、预付、延收、延付比照年进出口总量设定一个平均比例，各地区、各企业有义务执行比例管理。当这个总体平均比例被突破时，由外汇局根据跨境资金异常流动情况，及时调整贸易信贷管理方式，并对贸易信贷监测指标阈值进行调整。当外汇收支净流入或净流出较为严重时，缩小债务类或债权类指标的监测阈值，增加B类、C类企业的数量，同时缩减B类、C类企业债权或债务类贸易信贷的比例及期限。
(四)增设“特殊贸易信贷标识企业”标志，对船舶、飞机、大型成套设备进出口等特殊行业贸易信贷实施差别化管理措施。建议在系统中增设“特殊贸易信贷标识企业”,经外汇局审核同意，将上述特殊行业中进出口合同金额超过100万美元、进出口周期达1年以上的企业，纳入“特殊贸易信贷标识企业”管理，不实施总量核查，由外汇局对其实施专项监测，其纳入特殊标识的期限与对应合同项目执行期限一致。上述特殊行业中进出口企业应如实向外汇局申报相关信息，如发现虚假、不实申报等违规情况，外汇局可取消其“特殊贸易信贷标识企业”资格，并将其移交有关部门处理。
中美经贸情况报告 篇七
[关键词]中美经贸关系；政治因素；分析
[中图分类号] F752[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461(2009)11-0037-07
2007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跨国公司与当代国际关系》(07JC810006)。
中美经贸关系最早可追溯到1784年。近30年是中美经贸关系发展的黄金期，但同时又形成了最为复杂的双边经贸关系。中国经济在迅速发展的同时，中美经贸摩擦愈演愈烈，遍及纺织品、农产品、知识产权和中国企业海外收购等诸多领域。中美经贸关系的发展印证了经济学的一个观点，即一个工业化国家将从其落后的贸易伙伴发展新产业从而使生产率获得普遍提高中受益，而一旦该贸易伙伴的进步超过了某一发展状态，就会引起国家利益的冲突。
一、问题的背景
1972年，中美两国在《上海公报》中同意建立平等互利的经济关系，认为双边贸易是一个可以带来互利的领域。短短7年，中美贸易发展迅速。据美国海关统计，1972年中美贸易由上一年的490万美元猛增到9,590万美元，为上一年的近20倍。1978年又增至11.47亿美元，是1972年的近12倍。这段时期中美贸易的发展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时期。1979年1月1日，中美正式建交，为两国之间的经济贸易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前景。1979年2月24日至3月4日，美国财政部长布卢门撒尔访华。中美双方从3月初开始进行贸易谈判，但进展缓慢。其主要原因是美国国内在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问题上有分歧。国务卿万斯等人主张对中国和前苏联应“一视同仁”,谨慎从事。但布热津斯基认为，由于前苏联当时在动乱的伊朗煽动下反美并支持越南在东南亚扩张，参议院必将拒绝给前苏联以最惠国待遇。这样一来也将殃及中国，因此应分别解决。1979年4月，为防止中美关系倒退，布热津斯基一再向卡特总统进言，必须对中国采取广泛的主动，特别应在最惠国待遇方面给予通融。[1]
在上述背景下，美国商务部长克雷普斯于1979年5月6日至15日率团访华，再一次与中国方面商讨中美经济贸易的实质性问题，双方于5月14日草签了中美贸易协定，规定：“为了使两国贸易关系建立在非歧视性基础上，缔约双方相互给予最惠国待遇。双方同意，采取一切措施，促进两国贸易持续和长期的发展。”1979年7月7日，中国对外贸易部部长李强和美国驻华大使伍德科克分别代表两国政府在北京正式签署了为期三年的中美贸易协定。1979年10月22日，中国对外贸易部部长李强访问美国，同美方进一步商讨中美贸易协定和纺织品输美定额问题。10月23日，美国总统卡特将中美贸易协定送交国会，并签署了一项公告，指出根据杰克逊―瓦尼克修正案，中国有资格获得最惠国待遇。第二天，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分别以74票对8票和294票对88票批准了中美贸易协定。众议院筹款委员会主席厄尔曼称，这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美中关系的转折点”。[2]
中美贸易协定的签订和正式生效为两国经济贸易关系进一步发展开辟了道路。此后，中美双方还先后签订了《中美工业技术合作协定》、《中美纺织品协定》、《中美渔业协定》和《中美避免双重征税协定》等协定。
据中国海关统计，1972年中美贸易几乎从零开始，到1979年两国建交时已达24亿美元，1980年中美贸易总额达到40 .8亿美元，1988年突破100亿美元大关，1993年增长到276.52亿美元，增长了10.28倍。1996年达到428亿美元。1979年～1996年间，双边贸易额累计为2,606亿美元。随着中美贸易额的迅速扩大，中美贸易在两国贸易中的地位不断上升。到1996年，美国已超过香港，成为仅次于日本的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3]近年来，中美贸易持续高速增长。据中方统计，双边贸易额从2002年的971. 8亿美元增加到2007年的3,020.8亿美元，增长了3.1倍；美方贸易逆差从该年的427亿美元增加到2007年的1,633. 2亿美元，增长了3. 8倍多。[4]而美方的统计在双边贸易额和美方贸易逆差方面与中方的统计差距进一步扩大，双方的矛盾更加突出和尖锐。表1是对上述情况的说明。
表1. 2002年～2007年中美贸易额 单位：亿美元
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用经济模型证明，一个国家与另一个国家的经常项目收支逆差如果超过GDP 的1.5%, 两国之间就会发生“激烈摩擦”;要是超过2%,就会引起报复措施；如果对一国的贸易顺差超过该国贸易额的25%～30%, 那就会演变成政治问题。
根据现有资料来看，中美关系正常化后的第一次贸易摩擦是1980年7月2日美国对中国的薄荷醇的反倾销调查案。20世纪80年代，中美经贸摩擦和争端以经济性为主，并主要集中在配额(尤其是纺织品)和反倾销(主要是工业品)上。1989年以后，政治因素和经济因素在中美经贸摩擦和争端中并存(参见表2)。[5]
例如：1991年和1993年的两次所谓“中国向巴基斯坦出售导弹”事件、1998年的华裔科学家“核间谍案”等，美国一次次制造各种事端，对中国实施单方面的技术出口管制。特别是1999年5月，美国众议院提出了“考克斯报告”(Cox Report),毫无根据地指责中国窃取美国技术机密，使美国政府再度加强了对我国高技术出口的监督和限制，致使1994年以来逐步扩大的中美技术贸易再次遭受重大挫折。2001年，美国批准对华出口许可证990个，涉及金额仅2.27亿美元，占美国批准出口总金额的2.8%。2002年1月，在美中安全评估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上，许多政界要员和学者都表示应通过对中国管制，使中国的科技和经济水平与美国保持50年的距离。美国对中国的技术出口限制有多达几千页的清单。这些“大棒”时常会视美国的需要打到相关中国企业和美国企业身上。
自中国入世以来，美国贸易逆差尤其是对华贸易逆差呈不断扩大态势。美国国内将其巨额贸易逆差归咎于中国的“不公平贸易”行为，并要求中国政府采取措施纠正这些行为。中国政府的汇率政策成为首要抨击对象。一些美国学者指出，在中国政府的操纵下，人民币长期盯住美元，而中国经济又实现了持续快速的增长，这就导致人民币被严重的低估，汇率不能反映人民币的真实价值，其结果是为中国的出口产品创造了一种特殊的补贴，从而增强了中国出口产品的竞争力，致使美国对华贸易逆差严重，美国工人受到了严重的伤害。[6]美国国会议员接连不断地提出议案，要求美国政府敦促中国政府进行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其核心是逼迫人民币升值。
随着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步伐加快，“企业国际化战略”成为中国国有企业面临的重要课题。海外并购是中国国有企业国际化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捷径。美国人认为中国企业并购美国企业仅是时间问题。[7]但近年来，中国国有企业在美跨国并购过程中面临着方方面面的阻力，有的并购甚至以失败而告终。重要原因之一是美国国会成为中国国有企业对美国企业并购过程中的一个极为重要且强大的政治影响因素。在中海油(CNOOC)收购美国优尼科(UNOCAL)石油公司的过程中，自中海油开始有意向收购UNOCAL 的消息被走漏风声起，美国会议员们就开始掀起反对收购的声浪。2005年6月24日中海油报价后的第一天，美国国会能源商业委员会主席乔・巴顿(Joe Barton ) 就致信布什，表示了对中海油收购UNOCAL 的担忧，称其对美国能源和安全构成了“明显威胁”,要求美国政府确保美国能源资产不出售给中国。当日，共有41名国会议员向布什递交了公开信， 要求政府对中海油的并购计划严格审查。[8]在6月25日的《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中，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的军事观察家迈克尔・奥哈龙毫不掩饰提问：“我们究竟要把多少东西卖给我们将来可能要在战场上相见的国家？”作为中海油竞争者的雪佛龙公司副董事长彼得・罗伯逊(Peter Robertson)也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这项并购包含地缘政治因素，并非纯粹的商业交易”。[9]6月28日，美国财政部长斯诺在接受CNBC电视台采访时明确表示，美国对该交易的审查将仅限于国家安全方面，不会受到更宽泛的外交和经济问题的影响。6月30日，美国众议院更以398对15票通过了一项议案，其中宣称中海油如果成功收购优尼科，“将可能采取威胁到美国国家安全的行动”。[10]2005年7月30日，美国国会通过了能源法案新增条款，要求政府120天内对中国能源状况进行研究，报告出台21天后才能批准中海油的收购，这基本排除了中海油竞购成功的可能。因此，8月2日，中海油宣布撤回对优尼科的收购要约。[11]
二、经贸问题背后的政治因素
上述分析表明，仅仅从经济学角度来解释美国政府掀起的一轮又一轮对华经贸摩擦比较困难。因为根据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每个国家应该生产自身最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并与其他国家进行贸易以获利。但现实情况往往与理论不符。就中美纺织品贸易来说，纺织品属于劳动力密集型产品。根据比较优势理论，美国纺织品行业如果放在中国，然后从中国进口成品，两个国家都会获利，而实际上美国却抵制这种本可以互利的经贸关系。该如何理解美国政府表现出来的看似非理性的行为？这一悖论产生的原因究竟何在？如果从国际政治的大背景下观察，可以认为这是美国出于国家利益安全考虑所采取的遏制中国战略的具体举措。理由有三：一是动用了除了军事手段之外的所有手段，如政治、外交和经济手段；二是将中美国经贸问题政治化、国际化；三是借机鼓噪、强化中国，并将经贸问题与国家安全挂钩。这是美国政界和美国社会占主导地位的大国历史观和大国国际关系观所决定的。
美国社会占主导地位的大国历史观和大国国际关系观认为，经济大国必然走向军事大国，最后必然形成政治大国，这是由国家本质和国家根本利益决定的。在这个假设下，大部分美国人得出这样的结论：中美冲突无法避免。美国人的逻辑是，中国是一个大国(尽管只是一个发展中的经济大国),经济发展必然伴随军事发展，最后成为类似美国的集经济、军事和政治于一体的超级大国，成为美国强有力的竞争者。正是在这种观点的影响下，大部分美国政界人士认为美国必须遏制中国的经济发展，避免未来的中国对美国形成挑战，这是由美国国家利益决定的。一旦中国经济崛起，意味着原有经济格局下的利益分配将要发生变化。
近几年来，美国舆论先是夸大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和实力，制造“中国经济奇迹论”,预言中国在不远的将来会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强国，中国将重新成为世界的中心等。然后，大肆炒作“中国”,纷纷报道中国如何削弱和损害了美国的制造业，造成大量美国工人的失业；如何威胁到美国全球供应链的安全，如何抢走了东南亚的外国直接投资和贸易等。“中国”引起其他一些西方国家和东南亚一些国家对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不安和恐惧，纷纷附和美国的观点。这样，美国完成了遏制中国经济增长的国际舆论准备。接下来，美国开始采取经济和政治手段对中国经济发展进行遏制，如对中国的出口产品越来越多的使用反倾销调查和贸易配额限制。[12]据相关资料统计，1979年至2005年6月，国外对中国启动反倾销调查案件共713起，发起最多的国家是美国，有112起。2007年6月，美参议员舒默又提出新议案，为回避美国财政部国际汇率报告中中国未被认定操纵汇率这一事实，在新的议案中将“汇率操纵”改为“汇率偏离基本面”。根据新议案，一旦美国政府认定某个国家的货币有“偏离基本面”的情况，即可视为相关国家在双边贸易中存在“倾销”的行为，这样就把汇率问题直接和商品倾销联系在一起了。[13]
2007年5月，在全美高智商组织主办的一场题为：“繁焦龙：中国繁荣会给美国带来麻烦吗？”的辩论会上，芝加哥大学教授米尔斯海默说：“对美国来说，最好的情形是在国际体系中保持最强大国家的地位。别的国家与你的差距越大，你就越安全。如果未来20年中国的经济增长还像过去20年那么快……如果中国崛起了，美国的麻烦就来了。”显然，由于中美两国在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等方面的重大差异，美国的保守主义者不愿看到中国强大和崛起，认为中国经济发展势头强劲，必须从战略上对中国进行遏制。而遏制中国经济发展的速度与方向是最理想的方法。[14]美国的意图是要中国承担其调整全球经济失衡的代价，使中国未来仍旧是一个廉价商品的提供者，而不会像日本崛起那样对美国构成全面挑战，从而一步一步地掌控中国未来。
为了更好地为“遏制中国”战略服务，自2000年起，美国国防部每年公布一份《中国军力报告》以作为美政府对华决策的依据之一。透过这些报告能清晰发现美国正在用以“均势”为名的战略“遏制中国”。2008年3月，美国国防部再次其第8份所谓的《中国军力报告》。相较于之前的7份《中国军力报告》,这份报告仍着重强调作为美国潜在对手的中国将会对亚太地区稳定的格局形成强大的战略压力，尤其在军事现代化、海上经济安全以及上，中国将直接挑战美国在这一地区的优势地位。美国宣称自己有责任维护这一地区的力量“均势”,并以此理由长期在日本、菲律宾等亚太国家驻军以示“责任”。[15]
美国国会山是“中国”的发源地之一，国会的“中国热”在一定程度上为“中国”进一步加温。相当一部分议员认为中国经济的增长及中国在全球贸易和投资领域的活动“威胁”到美国的国家利益。在他们看来，这些“威胁”表现在经济、安全和地缘政治影响力三个方面：
在经济方面，美国国会内部有一股认为中国经济崛起正在威胁美国经济利益的强大声音，主要表现在：第一，中国经济的崛起直接威胁到美国经济健康发展。美国经济健康一般被定义为“包括维持一个强大的制造业基地，强劲的研究开发能力，全球竞争能力，以及正常的就业水准和增长率”。[16]在这些议员看来，中国经济崛起首先威胁到美国制造业和高技术产业的竞争力。美国制造业由于遭遇来自中国等国低价格产品的“不公平竞争”,正经历自“大危机”以来的最大一次失业打击。中国联想集团收购总部位于北卡罗拉纳州的IBM的个人计算机业务被渲染为“威胁到美国的产业基础”,“存在着利用交易窃取美国技术的潜在危险”。[17]其次，中国经济崛起威胁美国就业。美国经济健康发展的一个重要指标是就业率。很多国会议员不愿意深入研究中美贸易的结构性特点，只是一味根据美方数据抱怨中国经济发展使美国失业人数增加。他们最喜欢列举的一个数字就是：2004年美国对华贸易赤字高达1620亿美元，美国因此失去了100万个就业岗位。[18]他们认为中国经贸关系大发展带来的一个直接负面后果就是美国正在向中国出售就业岗位。[19]
在安全方面，美国国会认为中国经济的崛起威胁了美国的国家安全。国会所持的主要“证据”有两个：一个是国会基本认可美国国防部关于中国正在将经济实力大规模转化为军事力量的观点，认为经济增长使中国军费开支以两位数的年均增长率扩大，而且由于“多年来中国的防务开支一直不透明”,中国实际军费开支是其官方公布的数字2,477亿元(299亿美元)的两倍多，是世界“第二大防务开支国”。[20]国会的另一个“证据”就是在能源问题上，中国为确保从波斯湾经南中国海到中国的海上能源运输安全通道(SLOCs)而开始打造“蓝水”海洋军事战略，威胁美国对从印度洋到东亚海上交通线的传统控制。[21]他们认为，中国“新重商主义”的能源安全战略导致了其与某些美国不喜欢的国家的“危险合作”,一旦中国达到目的，便能“采取威胁损害美国国家安全的行动”。[22]
在地缘政治方面，美国国会认为中国经济的崛起威胁美国地缘政治影响力。他们认为，中国正在试图通过地区性经济联系和经济外交在东亚排挤美国的传统影响，在非洲树立自己的亲和形象，在美国的西半球后院进行“政治渗透”,在中东“通过与诸如伊朗这样的富产石油、敌视美国的国家开展能源合作，建立外交和战略联盟，以抵消美国的力量和提高中国影响外交和军事结果的能力”。[23]例如，美国有关报告就指出：在东南亚地区，中国与东盟国家开展的区域经济合作使“美国在亚洲的长期影响和至关重要的长期利益正受到挑战”;[24]美国国会认为，中国近年来正在东亚地区奉行一种美国版本的“门罗主义”外交政策，正在努力把美国的地缘政治影响力从东亚驱逐出去。[25]
三、美国经济问题政治化的手段
国内许多专家呼吁不应将经济问题政治化。但这不是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其实，无论我们愿意或不愿意，只要中美两国之间存在任何问题，只要美国认为影响了美国国家利益或其全球战略，美国政府都会将其政治化，并从政治、外交和经济等诸多领域向中国施压，逼迫中国就范。美国在中美间的贸易失衡问题、反倾销问题、人民币汇率问题、纺织品贸易问题、知识产权问题以及中国企业海外收购等经贸问题上的做法都反映出这种倾向。
(一)政治手段
由于双边经贸关系具有重要性，因此在中美贸易关系的发展进程中，美国会对诸如国家安全、国家利益、军事战略、核不扩散、意识形态、人权、宗教问题、能源问题、、问题和“东突”等问题利用贸易关系作为借题发挥的舞台，乘机制造干扰经贸关系正常发展的摩擦和争端。而美国复杂的政治利益传导过程和政治体制的设计又为这些因素干扰中美贸易发展提供了场所。例如，美国曾以“国家安全、国家利益和军事战略”为由对华实施军用技术和军、民两用技术的出口禁运政策；以“中国向伊朗提供核设施”为由对中国实施经济制裁；以“中国不尊重囚犯的人权”为由对中国袜类出口品调查。(参见表3)[26]
表3.美国国会近年主要关注的中国问题
资(www.kaoyantv.com）料来源：引用自《美国大选与美国外交政策的走向》,收录《美国问题研究》(第四辑),时事出版社，2005年版，第13页。
近年来，由于人民币汇率的浮动没有消除美中贸易逆差，美国不断使用政治手段对中国施加压力，使人民币汇率问题成为经济问题政治化的典型案例。2003年9月和10月，美国财长斯诺和商务部长埃文斯相继访华，正式向中国政府提出人民币汇率浮动的要求，谋求解决美中贸易逆差问题。美国国会议员也针对人民币汇率问题屡次提出议案，通过举行国会听证会将人民币汇率政治化：2003年至今，美国会参众两院举行有关人民币汇率的听证会多达10余次，仅2005年先后有7份议案要求人民币升值，使国会施压人民币汇率的行动达到高潮。在这个过程中，2005年4月6日，美国参议员舒默和共和党参议员格雷厄姆提出的一项修正案最引人关注。该议案要求美国政府：如果中国在未来半年内未能使人民币进一步大幅升值，将对中国出口美国的所有产品征收27.5%的惩罚性关税。2006年，美国总统经济报告在谈到中国汇率管理问题时提出，中国鼓励储蓄，不鼓励消费的汇率政策是引起中国乃至全球经济不平衡的部分因素，人民币更加自由地浮动、进一步采取更加灵活的汇率政策将是中国的最佳选择。美国政府通过政治手段要求人民币升值是为实现其遏制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战略目的而采取的重大措施。他们希望通过逼迫人民币升值的手段削弱中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减少外商对中国的直接投资，实现其遏制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目的。
在军用技术和军、民两用技术的对华出口禁运政策方面，美中经济与安全评估委员会2005年6月23日在国会山举办了一场有关“中美贸易对美国国防工业基础的冲击”的听证会，关注的主要问题就是“生产、外包将使美国未来面临安全上的挑战，但美国政府却无以应对”。该委员会聚焦于部分关键工业基础外移到中国，特别是美国的武器制造也竟然依赖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的“事实”,强调中国等国家实际上影响着美国的武器生产能力。因此，美国政府应该要特别保护具有关键影响力的技术和产业，尤其是那些美国享有绝对领先优势而且具有军事用途者，而非在国际市场已经普遍使用的技术和工业操作程序。[27]中国的半导体工业目前就遭遇美国技术封锁。以美国为首的33个国家联合签署“瓦圣纳协定” (Wassenaar Agreement),以“控制常规武器与两用物资和技术出口”,其中明确不允许向中国大陆和中东地区出口中可以制造线宽小于微米芯片的半导体设备和技术。[28]2009年6月15日，美国商务部又了一项新的对华出口管制清单，规定包括航空发动机、先进导航系统、激光器、水下摄像机及推进器等20个大类的美国高科技产品不得对中国出口。
(二)外交手段
2003年以来，美国政府高级官员集中、频繁造访中国或发表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言论，是自两国建交以来少有的现象。2003年9月，美国财长斯诺访华商谈人民币汇率，希望中国提高人民币汇率浮动范围；2003年10月，美国贸易代表佐立克和美国商务部长埃文斯访华。2003年11月，美国贸易副代表辛纳就中国保护知识产权、开放农产品市场等问题与中国的政府机构和企业进行了会谈。据美国媒体报道，2003年10月28日，美国商务部长埃文斯在北京美侨商会发表演说时对中国发出严厉警告，表示美国对美中贸易巨额逆差已失去耐性，扬言北京若不进一步开放市场，美国将对大陆关闭市场。埃文斯表示：“我们一直忍耐，但愈来愈没有耐心。如果大陆市场不对美国公司开放，美国市场也不会无限期对大陆开放。”[29]
2003年至今，美国主要采取了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中美商贸联委会、经济联委会和科技联委会等措施，通过这些面对面的通道，美国同中国进行相关议题的谈判，给中国施加压力。其中最重要的是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该机制首次建立于2006年9月20日，规定以后每年对话两次，轮流在对方首都举行，主要涉及具有全局性、战略性、长期性和宏观性的经济议题。2007年第二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于5月22～23日在华盛顿举行；第三次对话于2007年l2月l2～13日在北京举行，第四次对话于2008年6月17～18日在美国马里兰州首府安纳波利斯举行，2008年12月4日至5日，第五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在北京举行，达成了多项协议，但总体上美国正在把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作为向中国要价和施加压力的平台。
(三)经济手段
美国在使用一系列政治和外交手段之外已开始加大反倾销、动用“301条款”等经济手段的力度。事实上，美国并非一开始就频繁地对中国实施反倾销措施。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反倾销措施的主要目标国为发达国家，其中日本成为其打击的主要对象。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反倾销作为一种针对性强、杀伤力大的非关税措施，便成为限制中国产品进口的一件最有力武器。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反倾销目标国(地区) 的分布状况发生十分显著的变化(参见表4)。
表4.美国反倾销目标国(地区) 排名(2001年～2005 年)
资料来源： 李坤望、王孝松：《美国对华反倾销的统计分析》,《亚太经济》2008 年第4 期，第75页。
由表4可见，进入新世纪以来，美国对华实施反倾销的频率和强度都迅猛增加，中国被进行反倾销调查的数量“一枝独秀”,是排在第2位的印度的2.8倍；而导致被征收反倾销税的案件比例也高得惊人，超过了2/3;针对中国一国的调查数量为17件，达到了中国全部被调查案件数的46%;而中国被征收的平均税率为150.3%,远远高于其他国家。
美国商务部专门设立了保障公平贸易专家组，负责监测中国与世贸组织协议相关的贸易补贴和取消不公平贸易法承诺的执行情况。截至目前，美国商务部保障公平贸易专家组已对中国30类进口商品进行重点监测，并定期公布中国出口美国市场商品的统计数据。这些监测数据都会成为美国发起对我反倾销调查的先兆。可见，美国政府在政治、外交手段不能达到目的时，就会以加强贸易壁垒，制造贸易争端等方式相要挟与报复，体现在发起反倾销调查，强化技术性贸易壁垒等方式。2004年，对华彩电的反倾销就与美国要求人民币升值但未得到中国政府的积极回应而做出的贸易关联报复有关。同时，利用所谓“合法”的反倾销给中国对外贸易制造争端不失为遏制中国发展的一个好选择。
在经济手段方面，一个经常引发美国贸易保护的条款是301条款。从根本上讲，301条款涉及的政治压力和政策目标要多于法律和事实。美国公司要求根据30l条款立案，因为其希望美国政府通过利用威胁性的制裁帮助该公司或产业实现与外国竞争对手关系中的某一目标。外国公司自然对此途径退避三舍。301条款成为美国贸易保护兵器库中最有争议、政治敏感度最强的武器之一。301条款的颁布最初是为了提供给美国产业一个机制以加强国际条约下的美国的权利。随着时间的推移，国会将30l条款变为用途更为广泛的政策武器。[30]
美国301条款的主要意图，一是取消外国所采取的“不公平”贸易做法，二是打开国外市场，三是未要求的贸易减让。301条款的另一特点是美国可以单方面要求贸易减让(即贸易协定中未要求的减让),而自己却不提供相应的、互惠的减让。威胁减少现有的贸易机会，以取得单向的减让。[31]
2003年6月，在美国最大的工商业集团――美国制造商协会牵头之下，由80多家机构组成的“健全美元联盟”召集会议，给政府和国会施加压力，力促政府方面动用30l条款迫使人民币升值。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公布的2006年特别30l报告将中国列为重点观察名单，13个重点国家共占报告的16页，仅中国就有10页。2007年再次将中国列入“重点观察名单”,并且列举了中国主要省份在保护和执行知识产权中的不足，认为中国省级和地区领导层对改善中国的知识产权环境至关重要，并建议中国采取相关措施。
通过分析中美经贸关系的政治因素可以看出，由于美国对中国实行遏制战略，将长期限制其高科技产品对中国出口；而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对美国出口将日益增长。可以预见，在今后4～8年内，美中贸易逆差并不会随人民币汇率的变化而消除。只要美中贸易逆差存在，人民币尚未实现完全自由浮动汇率制度，美国就不会停止使用政治、外交、经济等手段对中国施压，至多只是不同时期表现形式不同而已。这已经成为中国全球化时代面临的新问题之一，对此，中国有必要作长期应对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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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the Political Factors in Sino-US Economic and Trade Relation
Huang He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Public Affairs,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China)
Abstract: This article focus on the trade disputes between China and United States. According to prevailing perspective in America society, it is believed that China tend towards the super power and United States should hold back china’s development. So United States will make the trade disputes between China and United States through political means in order to reduce trade deficit and the rate of unemployment. United States even uses some economic methods, such as anti dumping etc. Above-mentioned issues will remain as the hot topics in 2009, and United States congress will continually give political and economical pressure to China, so China should make long-term preparations for these issues.
中美经贸情况报告 篇八
规格空前的首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历时2006年12月14、15日两天，已经在北京落下了大幕，两国财经高官冠盖云集，中方除了国务院副总理吴仪之外，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马凯、财政部部长金人庆、商务部部长薄熙来、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科技部部长徐冠华、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部长田成平、铁道部部长刘志军、交通部部长李盛霖、信息产业部部长王旭东、卫生部部长高强、国家质检总局局长李长江、国家环保总局局长周生贤等财经相关部委主官悉数出席；美方则出动了囊括财政部长鲍尔森、联储主席伯南克、商务部长古铁雷斯、贸易代表施瓦布、能源部长博德曼、劳工部长赵小兰、卫生与公众服务部长莱维特、环境保护署长约翰逊的豪华阵容。
毫无疑问，中美两国的分量完全当得起这样的豪华阵容。不谈美国在中国对外经贸和政治关系中的地位，只就中国在美国对外经贸和政治关系中的地位而言，名列前茅的世界经济大国、世界第三贸易大国、全世界增长最快的市场、全世界外汇储备规模最大的国家、多种初级产品世界最大进口国、全世界能源进口增长最快的大国、美国国库券第二大外国持有人、美国第二大贸易伙伴、美国最大进口来源国、美国贸易逆差最大来源国、美国增长最快的出口市场……这一切都要求美国对涉华事务给予足够的重视和投入。根据中国海关统计，2002年中国入世第一年，中美贸易增长20.8％，达到971.81亿美元；2005年，中美贸易额为2116.26亿美元，年均增长29.6％：2006年前10个月，中美贸易额达2145.18亿美元，超过2005年全年，同比增长24.6％。按照美方统计，2006年1―10月对华双边贸易额为2810亿美元，超过同期对墨西哥贸易(2783亿美元)，中国跃居仅次于加拿大的美国第二大贸易伙伴。环顾全球，实在找不出来美国与其它哪一个国家的贸易增长能有如此迅速。
美国从对华经贸关系中受益良多，在美国贸易代表署的中国入世以来第一份全面评估对华贸易关系的报告――
鉴于中美经贸关系的溢出效应已经非常明显且日益增强，鉴于中国巨大且持续快速增长的经常项目顺差和美国巨大且持续快速增长的经常项目逆差已经构成了世界经济失衡的两极，世界其它大多数国家也期望看到中美两国能够开展全面、深入、理性的战略经济对话，取得相应成果，为两国也为他们创造更可预期的发展环境，中国周边国家的这种心态尤其强烈，笔者对此右切身体会。
对话应建立在理解的基础之上
随着各国之间经济联系日趋紧密，经济政策溢出效应使得各国早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就开始了经济政策协调。狭义的经济政策协调仅指在正常的无争端状态下进行的对话、磋商，广义的经济政策协调则还包括各类贸易争端。与其它双边经济协调相比，中美经济协调的突出特点就是贸易争端在其中扮演着关键角色，通常以“美国挑起争端一中国应对一双方妥协”的模式进行，以致于当代中美经贸发展史在一定意义上堪称贸易摩擦深化史，而且中美经贸摩擦在双方建立正常经贸关系之后不久就开始了。有些美国政界人士和媒体似乎把每次中美对话都当作是一次向中国施加压力和自我表演的机会，这次也不例外，史无前例的豪华阵容似乎成了他们提出这样那样要求的口实。此次对话之前，有的美国政界人士声称要求鲍尔森一行带回他们所期望的“有形”的成果；有的美国媒体则称，“在国会的重压下，保尔森不能再靠卖几架波音飞机交差”……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其实，这些说法充分说明了他们并不了解中美经贸关系和这次战略经济对话的正确定位。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是一个协商的场合，中美经济之间有很多问题需要这样的一个机会来协调，需要这样一个机会让双方决策者当面听取对方的想法和意见，避免错误判断，避免意见分歧发展成为实实在在的冲突，本着责任义务合理分担、利益合理分享的原则寻求解决办法，从而不仅给两国国民，而且给其他许多国家和地区创造一个更加稳定、更加可预期的商业环境――这，才是中美经济对话的正确定位：这，才是我们应当期望中美经济对话可以取得的最大成果。美国人现在每天都在享受着对华贸易的好处，不要身在福中不知福。没有对华贸易，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经济就不可能出现该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长期无通胀增长：美国从中国得到的最大利益是无通胀增长的宏观经济环境，这也是一个国家在对外经贸中能够得到的最好的东西，而不是任何别的什么。如果过多地追求另外一些指标，很可能对给美国带来如此巨大利益的正常中美经贸关系造成重大干扰，这无异于住进了一套豪华别墅，却为了追求一两件小摆设而毁灭整幢别墅。我们并不指望所有美国人都明白这一点，但我们希望能够努力让越来越多的美国人理解这一点：我们并不指望某些美国政界人士不再就中美经贸关系而聒噪不已，但我们希望此次和未来参加对话的美国经贸决策层人士对此有清醒的认识。
美国应该做些什么
在通过舆论引导机制向贸易伙伴施加压力、推动实现自己的贸易谈判目标方面，美欧等发达国家最为成功。其舆论引导机制最成功之处在于其不是被动应对，而是主动引导舆论，他们通过定期宏观经济和对外经贸统计数据、各类对外经贸报告(贸易壁垒报告、国别贸易报告)，以及不定期的贸易听证会等方式，向国内外舆论界和社会公众灌输他们的立场观点，向贸易伙伴施加压力，抢占贸易谈判的舆论主动权。在我国，几乎每次美国、欧盟方面就对华经贸问题提出什么说法，都会在中文媒体掀起一轮报道狂潮。在市场化的经营
环境中，美欧政府成功地引导众多中国媒体自觉不自觉地扮演了他们对华贸易政策的义务宣传员。西方人更喜欢公开地宣扬希望对方做到什么，而中国人则更倾向于私下表达自己对对方的期望，其结果是每次中美高级官员协商，满世界都知道美国对中国有些什么要求，却不知道中国对美国有何要求，此次也未能彻底改观。其实，协商并不是只有一方提出要求而另一方无条件照单全收，中国同样对美国有很多要求，美国同样在越来越多的双边、区域和全球事务上需要中国的支持。在上次与中国的广泛对话》中，鲍尔森提出了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3个磋商领域：在不引起巨大的贸易不平衡的情况下维持可持续的经济增长；促使市场继续向贸易、竞争和投资开放；提高能源安全和改善环境。鲍尔森提出的这3个领域非常正确，这3个领域确实不仅对中美经贸关系有着决定性影响，而且具有世界性影响。我认为，在这3个方面，中国对美国的要求如下：
――在不引起巨大的贸易不平衡的情况下维持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方面，美国庞大且快速增长的经常项目逆差是全球经济失衡的症结所在，美国的经常项’目逆差是其国民储蓄率过低所致，而2000年以来美国国民储蓄下降又主要源于政府财政从盈余转为空前的赤字。有鉴于此，美国需要切实调整其不可持续的储蓄一投资模式，降低财政赤字，切实提高储蓄率，从而为化解全球经常项目失衡作出决定性的贡献。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测算，与其他候选方案相比，这是解决全球储蓄一投资失衡及其相应经常项目收支失衡的最优途径。由于美国是世界惟一超级大国，其它任何国家和地区都无力、也不应替代美国自己进行这种调整。
――在促使市场继续向贸易、竞争和投资开放方面，中国希望美国切实履行对中国商品、服务、投资的市场准入承诺，与中国和世界其它国家、国际组织一起，共同努力制约某些跨国巨头的限制性贸易惯例，遏制、消除某些跨国巨头的市场垄断力量，避免挑起不公正的贸易争端，创造更可预期的商业环境。
中国迎来了人世5周年纪念日。中国入世之时在许多方面作出了巨大的让步，这些让步之所以作出，是因为它们换来了其他国家对中国商品、服务、投资扩大市场准入的承诺，中国有权要求完全享受自己应得的合法权益。
什么是垄断？某些跨国巨头对市场无孔不入的控制、某些跨国巨头极其不公正的限制性贸易惯例就是商业领域最大的垄断，正是他们利用这种控制、这种“以一对多”的优势谈判地位迫使中国企业陷入自相残杀的价格战，进而压榨本应用于劳工工资和环境保护的投入。怎样才能增进竞争，制约这些跨国巨头的限制性贸易惯例，遏制、消除这些跨国巨头的市场垄断力量，就是对竞争的最大促进。
中国无意维持过高的经常项目、资本项目双顺差，发展对外直接投资就是化解该问题的重要途径之一，美国正是不少中国企业希望投资的市场，美国不少企业、不少地区也在努力吸引中国投资。希望山姆大叔不要一方面大声疾呼要求中国化解双顺差问题，另一方面又对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横加干涉，以致于有说法日：如何让最温文尔雅、处变不惊的美国参议员失态地暴跳如雷？――告诉他，中国人买下了一家美国企业。
――在提高能源安全和改善环境方面，作为世界第三大能源进口国，中国在寻求节约型发展模式、保护环境方面有着义不容辞的责任；同样明显的是，作为世界最大的能源消费国、最大能源进口国、人均能源消费最高的国家，除非公开承认自己不是也不愿意作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否则美国就应当在这些方面承担比其它任何国家更多的义务。某些污染产品之所以生产，不是因为其生产者有污染的癖好，而是因为最终消费者提供了这样的需要，因此，要遏制污染，从生产者下手固然不可缺少，但从最终需求着手方才是治本之道。
广泛而深入的中美经贸问题不可能在一次对话中就达成一个具体的定量的协议，那样的协议即使签订也注定是不可能执行的。中美双方都对对方的宏观经济政策有着要求，这表明中美双边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必须深入，这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进一步显示，原来中美之间的那种“美方发难一中国应对”的方式实在不适合中美之间的宏观经济政策协调，中美之间需要建立更加平等的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机制。中国没有进入七国集团，不愿意像俄罗斯那样仅仅是名义上的成员，不能参加西方七国的经济政策磋商。有些国家一方面看到中国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在上升，他们需要跟中国开展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另一方面又想让中国承担额外的负担，中国不可能接受。在这种情况下，这种与美国、欧盟之间的双边经济政策协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替代那种多边经济政策协调，这应当成为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发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