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对外汉语教学事业，对于向世界推广汉语，传播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具有重要意义，以下是漂亮的编辑为大伙儿整编的对外汉语优秀4篇，欢迎借鉴，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对外汉语如何教学范文 篇一
关键词：文化差异；汉语教学；思维模式
一、语言与其对应的价值观
有一句老话这样说：语言是文化的反馈，语言反映了民族的特点以及这个民族的思维方式、生活习惯、人生哲学、价值观等。语言不能脱离文化，也不能脱离社会。可见，语言的产生和存在与民族的社会文化大有关系。民族的心理状态以及思维模式无一不在语言中得到具体的反映和体现。由语言承载的文化，是使用特殊语言表达思想的社会群体独特的生活方式与表达形式。换句话说，文化就是特定的价值观与思维模式，文化是由人类价值观构成的知识体系，构成了社会的基干。帕莫尔认为：获得一种语言就意味着接受一套概念与价值。暂且不去评论这一言论的正确与否，它至少说明了语言与价值观确实有内在的联系，即语言反映了价值观，价值观又影响语言，二者相互促进，相互依存。语言是文化的产物，对外教学汉语也是一种外语教学。对外汉语教学的学生大多为成年人。安东尼说过：“语言的背后是有故事的，语言自身是民族文化的载体，渗透了大量文化内涵。人使用语言，语言是高级的文化产物，不能摆脱文化本身对其的约束。”由此可见语言与文化价值有密不可分的关联。
二、对外教学汉语相关要求
1．尊重外国学生文化背景
学生来自世界各地，包括亚欧非拉美等多地区的国家，其间有包括宗教、心理、生理、民俗、习惯、语言、文字、知识面等等差异。我们面对他们，应该秉承的是尊重、和平与爱的原则，把握差异并处之泰然。
2．不断满足学生对于汉语知识的追求
学生抱着求学的目的前来，我们必将满足他们的愿望，达到学我所用，让他们切实体会到自身的成长，让教学活动更有针对性。掌握与积累一定数量的汉字可以使得语言表达与学习更加流畅。外国学生有两种情况：(1)有汉字背景，母语中书面语有一些是汉语的学习者，如华裔等。(2)没有汉字及象形字背景国家的学生。在对这类学生的分析中，我们发现，他们认为汉字与拼音的联系很微弱，字形与字音之间的联系为零。汉字中的字形与字音，要耗费很多的精力才可以在他们的头脑中建立关系。因此汉字教学必须结合汉字形成的特点，以时间的顺序慢慢讲解汉字的发展，再根据学生的特点因材施教，采用可以让学生理解的方式来进行教学，帮助学生书写及认读汉语的一些常用语包括口语、书面用语等。
3．扩展中国文化在留学生视野中的位置
对外汉语教学在任何时间，都有必要在学习中贯彻中华的文化，在平常的点点滴滴中加深学生对中华文化的理解。我们应该把文化融入到对外教学中，这样既可以达到我们学习一门语言并用于实践的目的，也可以达到我们更深层的目的：了解中华的文化，还能体现出我们以人为本的原则。通过两个方面可以对外国学生进行中国文化视野的培养。一是掌握好中国民族文化特征，李瑞环曾经说过：“文化总有鲜明的民族形式与风格，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历史悠久。”二是准确地导入文化的基本内容，讲授我国文化的时候要记得面面俱到。如果没有做到就会大大地打击他们学习语言的积极性。留学生地处他乡，总会体会到与当地的格格不入。包括与当地的风俗习惯、语言文化等等，在信奉宗教的地区，留学生还会面临信仰的差异所带给他们的困扰，在生活上往往会发生语言的暴力。但在中国，由于我们5000年中华文化所特有的包容的性质，留学生来华上述情况或有好转。在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挺身而出，主动地去关心并爱护我们的学生，主动的扩充我们的知识面，了解外国学生的想法，从而对症下药；我们需要对学生成长的环境进行深入的了解，包括当地、语言文化、民族特征以及生理特点，甚至包括遗传病种等等，都是我们教育工作者所不得不去了解的，只有深入地了解一个人，一个民族，才能准确地把握他们的心理，才可以将心比心，站在学生的角度思考；同样的，这对我们教师来说，也未尝不是一个自我提升的机会。再者就是国外的学生来中国学习，通常都会感受到语言不通带给他们沟通上的局限性。因此，日常生活必然会产生不适应性，学习压力增大，焦虑不安，生活节奏突变所导致的一系列生理心理问题，这就需要老师对他们进行正确的引导，沟通与帮助。
三、结语
在我国逐渐崛起的今天，中国的经济实力与综合国力都有了提高，我国在世界的话语权也有所加重。在全球范围内来看，中国特有的文化正在被全世界的人们，包括欧洲、非洲、美洲的大部分国家所了解，并不断地宣传传播。对外教学老师要意识到自己不仅作为一名教师，更是作为中国在外国留学生心中的形象，并将饱满的热情投入到对学生的教学中。
参考文献：
[1]赵金铭．对外汉语教学模式创新与教材编写[A]．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论文选，2005．
对外汉语教学 篇二
一、威妥玛与《语言自迩集》
威妥玛，1815年出生于伦敦。1841年，年轻的威妥玛随英军参与了第一次鸦片战争。《南京条约》签订后，威妥玛被任命为英国驻香港军队翻译，同时还担任香港最高法院粤语翻译。此后。威妥玛历任英国驻香港汉文正使、英国驻华署理公使，并“两次担任英国全权驻华公使”。1883年，威妥玛卸任回国。1888年，由于其在汉语研究及教学方面的崇高威望，威妥玛被英国剑桥大学聘为该校首任汉学教授。威妥玛担任该职位直至1895年去世。威妥玛长期从事职业外交和汉语教学，“在华四十余年，公务之余博览群书，对于汉语和中国文化有独到研究”，在威妥玛众多的汉语研究著作与教材中，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当数《语言自迩集》
（一）内容简介
《语言自迩集》是威妥玛多年汉语教学与研究经验之总结。全书共分八章，涉及汉语教学中的语音、词汇、语篇和语法等诸多方面，内容丰富翔实。第一章“发音”。在该章中，威妥玛采用英语、法语、意大利语等多种欧洲语言的语音来描述汉语发音，并将汉语语音分为单元音和复元音、辅音及送气音。每个音之后都列出相应示例以便学生更直观地了解和模仿。此外，威妥玛对汉语语音中的声调和韵律也作了较为详细的解释。第二章“部首”。该章以《康熙字典》中所确立的214个部首为讲解纲要，帮助学生学习“汉字的书写”。威妥玛按照部首的笔画数列出了一份“部首总表”，其中包含了全部214个部首。第三章“散语章”。该章是汉字、词汇教学的核心内容，共分40单元，包含1080个条目。威妥玛以汉字为讲解单位，先给出一个汉字，然后用“威妥玛式音标”注明其读音，再解释该字的各个义项。这种解释通常非常全面，往往会列举出该汉字的大部分常用字义。在讲解几个汉字之后，文中还会出现一组例句，分别展示上述汉字的具体应用，并且通过加注释的方法对句中某些字、词的习惯用法再进行解释说明。第四章“问答章”。该章共有10篇课文，采用对话体形式，如：“您贵处是那‘儿？敝处是天津，没领教。我也是直隶人。阿！原来是同乡。……”［3］［p．178］每篇课文之后，威妥玛先列出文中生字并加以注音，然后再对文中的生词、俗语、语法等进行详细讲解。第五章“谈论篇”。该章包含一百段两人对话。每段对话谈论一个话题，内容十分广泛，涉及个人修养和学习、儒家思想、生死观、因果报应观、鬼怪故事、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各种社会活动礼俗等诸多方面。相比“问答章”中简短对话，“谈论篇”出现的对话不仅话语长度增加，而且谈话的主题性和探讨的深度进一步加强。第六章“秀才求婚，或践约传”。该章改编自中国传统戏曲《西厢记》。威妥玛“请来了几位中国朋友帮忙，删节和修改故事的主要情节作为骨架，然后充实其他”，最后由另一位汉学家禧在明（WalterHillier）对整个故事做注释。威妥玛相信，“学生将会看到，要学习像在北京讲的那样的汉语口语，现在这篇作品，是一种扎扎实实的帮助”。［3］［p．9］第七章“声调练习”。该章实际上是第一章“语音篇”的延续，重点探讨汉语语音声调。在详细解释汉语声调变化的同时，威妥玛还为学生专门编写了“练习燕山平仄编”和“声调练习”两大类近千余道习题。第八章“词类章”。该章是威妥玛对汉语口语语法进行总结的一次尝试。威妥玛将西方语言学的一些基本概念、术语引入到汉语口语语法研究中来，对句子结构进行分析，探讨了汉语句法中的“纲”“目”关系；同时，他还参照西方语法体系，将汉语中的“单字”划分为名词、冠词、量词、形容词、代词、动词、副词、介词、连词和叹词10类，并通过实例一一说明。
（二）特点剖析
相比以往的汉语教材，《语言自迩集》无论在教学内容的选择还是教材编写等方面均有其独到之处。首先，《语言自迩集》是第一部以北京话口语作为教学对象的汉语教材。此前，尽管已有相关汉语字典、教材出版面世，如马礼逊的《华英字典》、卫三畏的《拾级大成》等，但这些字典、教材所使用的表音法“都声称描写的是南方官话（thesouthernmandarin）”［3］［p．14］而非北京音。然而，凭借多年的职业外交经验和敏锐的洞察力，威妥玛认为，北京话才是官方译员应该学习的语言。在《语言自迩集》第一版序言中，威妥玛解释道：“自从带有许多学生的外国公使馆在北京建立，不首先学习这种语言那几乎是不可能的了，因为它比任何其他语言都更重要。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服务的初学者，用不了多久就会发现，他正在学习的语言恰是帝国政府主要官员所说的话。同时，他的老师、仆人，他所接触的十之八九的人，都很自然地讲这种话。”［3］［p．14］。正是出于上述考虑，威妥玛果断地选择北京音作为《语言自迩集》的音系基础，希望借助《语言自迩集》的出版发行在来华外交人员中推广北京话教学，从而使他们能够尽快胜任外交工作。《语言自迩集》出版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成为来华外国人学习北京官话的唯一教材。据专事日本汉语教育史研究的早稻田大学教授六角恒广考证，“那时候可以说，不仅在北京，即使在世界上，北京官话的教科书，除威妥玛的这本《语言自迩集》以外，再也没有了”［3］［p．2］。其次，《语言自迩集》中所使用的拼音方案是众多拼音方案中最流行、影响最大的一种，史称“威妥玛式拼音”（Wadesystem）。在此之前，历史上也曾出现过多种用罗马字为汉字注音的方案，但始终没有形成一种统一、公认的模式。威妥玛通过总结前辈学者的经验教训，在其中国老师应龙田帮助下，创立了这套拼音方案，并首先将它公布于1859年出版的《寻津录》（TheHsinChingLu：BookofExperiment）一书中，然而却没有马上得到普遍认同。后经威妥玛修改，至《语言自迩集》出版，这套方案才最终形成一个较为成熟、完善的体系。在《语言自迩集》第一章中，威妥玛向读者详细解释了这套拼音方案。“威妥玛式拼音”体系，包含声母27个，韵母40个，在声调方面，威妥玛摒弃了前辈学者坚持的“五声说”，而将汉语声调按照北京官话的实际发音定为“上平”、“下平”、“上声”和“去声”四个声调，并且在每个音节后右上角标注1、2、3、4分别代表上述四个声调；此外，在字母后左上角加“‘”符号表示送气音，具体如下表3所示：和以往拼音方案相比，“威妥玛式拼音”不但“减少了音符的数量，力求各个音符的一致性并近似英语的发音，从而达到经济、一致的原则”［4］，而且还具有很强的操作性，使学习者能够很快地掌握汉字的发音。再次，就教材编写角度而言，《语言自迩集》充分体现了系统性、实用性和趣味性的有机结合。纵观全书，《语言自迩集》包含了语言教学中的各个要素：语音、词汇、文化和语法。第一章“发音”和第七章“声调练习”主要针对汉语语音展开论述，“较完整全面地讲解了19世纪北京官话口语的发音系统，尤其是极准确地记载了口语系统中最具特色的轻声、儿化、音变现象”［1］［p．41］；第二章“部首”和第三章“散语章”以汉字、词汇为核心展开教学，利用多种方式分析讲解汉字特征和词汇知识；第四章“问答章”、第五章“谈论篇”以及第六章“秀才求婚，或践约传”在词汇教学基础上，进一步深入探讨汉语语言文化；第八章“词类章”则将西方语法体系引入汉语研究，并试图总结汉语口语语法特征。各章循序渐进、由易到难、逐步扩展。而在编写过程中，威妥玛十分注重所选内容的实用性，因为《语言自迩集》最初设定的教学对象为来华的使馆工作人员，而这些人来华后主要的交际对象为中国官绅阶层及商人，因此威妥玛将与这两类人密切相关的内容均收录到《语言自迩集》各章之中，如“谦称、敬称的使用，中国人见面的问候方式，官场上熟人间的相互照应，求人办事的表达方式，如何恭维别人，官场的勒索之风，捐官制度，如何向人赔礼和招揽生意，中国的科举制度，中国的宴会情况，包括如何寒暄、排坐次、招待和告辞”［1］［p．45］，希望学习者通过系统学习可以尽快将书本知识转化为实际的交际能力，进而更好地胜任外交工作。此外，多年的汉语学习经历和教学经验让威妥玛认识到，中西方存在着巨大的文化差异，而这些差异正是西方学生兴趣之所在，因此，在教授语言知识的同时，威妥玛还采用多种形式对课文中出现的相关文化现象详加解释，例如，在谈到中国人姓名结构问题时，威妥玛通过具体实例向西方人“说明了中国姓氏的特点，同时也指出了具体语用，如对已婚妇女的称呼结构是‘夫家姓＋娘家姓＋氏’，‘翁’则多用于文人”［5］，这种寓文化差异于语言教学中的模式，既丰富了教学内容，又有效缓解了语言学习过程中的枯燥和单调，增强了学习的趣味性。
（三）影响及意义
作为一部“西人学习汉语的教本、一百几十年前北京话口语实录描写及汉语语法研究集大成的著作”［4］，《语言自迩集》的出版发行不仅对当时来华西方人的汉语学习，而且对日后的对外汉语教学均产生了积极深刻的影响。首先，《语言自迩集》有力推动了西方人汉语学习的整体进程。尽管在威妥玛之前，以马礼逊为代表的来华传教士们就曾编写过一些汉语学习教材及工具书，但这些著作或偏重方言、或零散而难成体系，《语言自迩集》则凭借其丰富的内容、系统科学的编排一经出版便大受欢迎，很快成为当时英、美各使馆工作人员学习汉语的必备教材，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汉语教材匮乏之不足。不仅如此，随着《语言自迩集》影响日益扩大，“日本也以它为蓝本，编写日本人使用的汉语课本。据专事日本汉语教育史研究的早稻田大学教授六角恒广所著《日本中国语教学书志》介绍，1879～1880年出版的广布精编《亚细亚言语支那官话部》（共七册），内容、结构多据威氏《语言自迩集》。1880年出版的《清语阶梯语言自迩集》，更是威氏书的改订……类似的书还有几种。于此可见威氏书的合理性、适用性以及它的影响”［6］。另据相关史料记载，“《语言自迩集》也曾在朝鲜半岛流传，在韩国奎章阁就发现过它的一个手抄本”［3］［p．2］，甚至在欧洲，“如俄罗斯1902年出版的《汉语阅读》—《汉语口语》（北京音）（参考书）一书前言认为‘最近有许多欧洲国家出版了学习汉语及其语法的教材……这对我们来说没有一点儿实际意义。至今为止大家认为伟德（即威妥玛）的课本是最好的’”［4］。可以说，《语言自迩集》的影响是世界性的。其次，《语言自迩集》无论是在教学方式还是教材编写等方面，对当今对外汉语教学仍具有相当的借鉴意义。例如，在汉字、词汇教学中，威妥玛采用以汉字为核心，以词汇为引申，以注释为补充，以练习为巩固的模式，有效地实现了各语言点之间的串联和融合；在语法教学中，威妥玛充分考虑到西方人的不同语言背景和需求，以英语语法为参照，通过大量实例归纳总结汉语语法，开启了现代汉语语法研究之门。而在教材编写上，威妥玛则以系统性为纲，以实用性为目标，以趣味性为辅助，实现了三者的有机统一，有利于激发学习者的学习兴趣。此外，“该书大部分内容都是在介绍、宣示中国传统文化，并且基本上是一种肯定、赞赏的倾向，客观上起到了向西方、向世界传播、弘扬中华文化的作用”［4］。鲁健骥先生在评价该书的编写时就指出，“这部教材在当时西方人编写汉语教材历史上可以说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尤其是对后来汉语教材的编写，有很大的影响”［7］。
二、翟理斯对汉语教学之贡献
翟理斯，1845年出生于英国牛津北雷帕德。其父贾尔斯牧师（JohnAllenGiles）是当时英国一位久负盛名的作家。在父亲影响和督促下，翟理斯从小接受古典式教育。1867年，年仅22岁的翟理斯通过了英国外交部的选拔考试，被派往中国，成为英国驻华使馆中的一名翻译学生。此后，翟理斯历任天津、宁波、汉口、广州、汕头、厦门、福州、上海等地英国驻华领事馆翻译、副领事、领事等职，直至1893年因健康原因辞职返英。1895年威妥玛去世，而由他所担任的剑桥大学汉学教授一职一度出现空缺。两年后，翟理斯凭借其在汉学领域取得的骄人成果全票当选剑桥大学第二任汉学教授。翟理斯在回顾其一生时曾说，从1867年起，他人生主要有两大抱负，其中之一便是“帮助人们更容易、更正确地掌握汉语（包括书面语和口语），并为此做出贡献”［8］。福开森（J．C．Ferguson）在评价翟理斯时也曾说，“或许他最大的成就在于使学习中国语言和文学变得容易多了。在这个方面，曾经在中国生活过的任何一个西方人都不是他的对手。我们都从他的著作中受益，现在，我们应该承认这一点了”［8］。《汉言无师自明》（Chi－neseWithoutaTeacher）和《华英字典》（AChi－nese－EnglishDictionary）的问世正是他为实现这一目标所做出的重要贡献。
（一）《汉言无师自明》
1872年，学习汉语不足5年的翟理斯出版了他的第一部汉语教材—《汉言无师自明》①。和以往汉语教材相比，该书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简单、实用，适合学习者自学，这也是书名《汉言无师自明》想要传递给读者的一个重要信息。首先，翟理斯在书中采用一种特殊的方式教西方人读中文—即用英语为汉语标注读音。例如“你为什么不来？”（Whydon’tyoucome）一句相应的读音为“Neewayshummopooli”［9］（p．3），这样的拼写在外国人，特别是以英语为母语的人眼中，可以很快转换为［ni：wei∫nmpulai］，而这种读音和汉语本来的发音几乎相差无几。从严格意义上来说，这并不是一种科学的方法，但这种方式的优点就在于学习者可以借助熟悉的母语学习、掌握外语而不必专门学习汉语的发音规则以及纷繁复杂的部首，极大地减轻了学习者的负担。只要拿起这本书，学习者就能够讲出简单的汉语句子，进而达到会话交流的目的，因此对那些希望在短时间内掌握一些日常对话的外国人而言，不失为一种易学易用的有效方式。当然，这种标注法并非随意而为，而是“严格按照英语的元音和辅音来标注汉语”［8］。潘伟斌在《汉语学习何以无师自通？—翟理斯＜ChineseWithoutaTeacher＞研究》一文中，对翟理斯的拼音体系进行了归纳和总结，并指出，“翟理斯对于辅音的描述是十分接近威妥玛式拼音的，除了对于辅音j、x、z、zh和r的描述存在一定差异外，剩下的辅音完全一致”；“而对于元音的描述，翟理斯更多的是从学习者的母语背景出发，尽可能地选用简单的英语来描述汉语的元音”。［10］值得一提的是，全书通篇没有出现声调，这并不意味翟理斯不重视汉语声调，只是在他看来，该书只是一本速成教材，使用声调无疑将会加大学习者的难度，故弃而不用。其次，书中所选场景、例句、字词等均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实用性强。《汉言无师自明》全书虽然只有67页，但书中却涉及基本数字（第一章）、旅游（第二章）、商务（第三章、第七章、第八章）、日常用语（第四章）、家庭生活（第五章）、运动（第七章）、航运（第九章）等多个场景；且书中所搜集之例句均短小精悍，口语化程度高，例如在请客吃饭这一场景中，先后出现“叫厨子来”、“明天晚上要请客”、“烤一个羊腿”、“煮一块咸牛肉”、“有鱼肉没有”、“要四样点心”、“烤两个野鸡”、“买一瓶”、“炸几块面包”、“不要拿猪油炸拿牛油炸”、“叫厨子做鸡汤”［9］等常用句式；而在书中最后一章，翟理斯还特别收录了600多个常用汉语词汇，供学习者参照使用。再次，淡化语法观念，强调实际应用。和其他汉语教材相比，翟理斯并没有在书中长篇累牍地详细介绍汉语语法，相反只是用了两页的篇幅极为简单地提及三条语法现象，“名词、形容词无词尾变化、同一词语可表单数或复数”、“人称代词介绍”、“动词除过去时之外，在所有体、态、数以及人称上均保持原形，而过去式通常在原词后添加‘了’、‘着’、‘过’来体现”。［9］很显然，翟理斯并不希望学习者过多关注语法从而影响实际应用，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该书的“实用主义”。尽管《汉言无师自明》内容不多，亦缺少《语言自迩集》所表现出的学术性，但其简单、实用的特色却让该书在出版后倍受外国人的青睐，短短数十年，一版再版。截止1922年，该书已经出版至第十版，足见其受欢迎程度。的确，即便今天，《汉言无师自明》所体现出的从学习者需求出发兼顾实用性的编写理念，对当今对外汉语教材的编写仍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二）《华英字典》
《汉言无师自明》可以说为西方人掌握汉语口语提供了一条便捷之路，而《华英字典》的完成则为外国人学习汉语书面语提供了巨大帮助。早在1874年，翟理斯就萌发了编纂一部英汉词典的念头，并开始着手搜集相关资料。经过数十年不懈努力，《华英字典》第一版于1892年面世。由于种种原因，第一版《华英字典》中存在较多错误。此后的20年中，翟理斯不断修改其中的错误，直至1912年第二版《华英字典》出版面世。和第一版相比，第二版的《华英字典》不仅更正了初版的许多错误，还增添了许多新词汇。相比早期来华西方人编纂的字典，《华英字典》最突出的一个特点就是词汇量大，内容丰富。正如翟理斯本人在第一版序言中所言：“编纂《华英字典》的初衷在于为外国学生学习中文提供有利帮助，因此本字典收录了尽可能多的地道的中文表达法。”［11］全书共收录汉字单字13838个，“对每个单字都给出了其不同词义的多个英语释文（对应词或说明性释义），起领头词作用的单字条目下所收的多字条目内容丰富，涉及面广，不仅有单词、短句，还有完整句；……所收词目有文言和书面语言，有口语和俚俗词语，有专名也有成语、谚语、惯用语，全书所收多字条目粗略统计10万余条”［12］。其次，《华英字典》中收录汉字的注音也是同类字典中最为详尽的。威妥玛在《语言自迩集》中创立了一套“威妥玛式拼音”用来拼读汉字，然而，这套体系的缺陷在于没有充分考虑到汉语语音特点，采用过多的附加符号，这也给学习者和使用者带来一定的不便和混淆。为此，翟理斯结合自己在《汉言无师自明》中制订的拼音方案，对威氏拼音体系进行修订和完善，“主要表现在用相同字母加点的办法来标识送气和不送气的汉语双唇音（p－p’）、舌尖中音（t－t’）、舌根音（k－k’）、舌尖前音（ts－ts’）和舌尖后音（ch－ch’）”［2］［p．96］。这一新体系又称为“威妥玛—翟理斯氏拼音”（Wade－Gile’sSystem）。这套拼音体系具有一定的科学性，且简单易学，因此，直至1958年中国政府公布《汉语拼音方案》之前，“威—翟”体系成为中国地名、人名和专有名词的国际通用拼写方式。另一方面，翟理斯还根据《佩文韵府》为每个汉字注了音韵（翟理斯用字母“R”来表示音韵），并用数字1到4来表示该汉字的各个声调。此外，翟理斯还参照借鉴了庄延龄等人的汉语方言研究成果，在每个汉字下注明该字在不同方言中的发音，并用相应的字母来表示其所属的方言区。例如，“C”表示广东话、“H”表示客家话、“F”表示福州话、“W”表示温州话、“N”表示宁波话、“P”表示北京官话、“M”表示中原音、“Sz”表示四川话、“Y”表示扬州话。［11］“如此煞费苦心地给汉字详细注音，在汉英词典中可谓空前绝后”［12］（p．134－135），但这也正体现了《华英字典》的实用性。因为，许多使馆的翻译学生在学习两年汉语官话后被分派到中国各地，而在当地方言有时要比官话更通行，从这个角度而言，《华英字典》中所标注的各地方言读音为这些翻译学生提供了莫大的帮助，这也是该字典受到驻华使馆界普遍欢迎的重要原因之一。当然，《华英字典》也难免存在一些不足，例如，所收录词条很多是翟理斯在阅读和编纂中“信手拈来”之作，缺乏一定的标准和系统性；此外，“过多收录方言（特别是沪杭一带的方言）”、“极少收录清末和民国初年已经大量涌入汉文书报刊中的新词”、“个别汉语字、词的英语释义不准确以致有误”等也是《华英字典》存在的缺点。［12］尽管如此，《华英字典》以其大量的词汇、丰富的内容、详尽的注音、完善的检索方式，成为“20世纪头30年最流行的一部巨型汉英词典”［12］，为西方人学习中国语言、了解中国文化架构起一座桥梁。
三、历史的经验与借鉴—对当今对外汉语教学的启示
对外汉语学习 篇三
随着中国综合实力的增强和对外交往的不断扩大，全球掀起了学习汉语的热潮。汉语热带动了国内外对外汉语教材出版的空前高涨。北语社、北大社、华语社等多家出版社不断推出各类对外汉语教材。这些教材中不乏精品，以适合欧美、日本和韩国学习者的教材为主，且多是面向来华留学生群体的。对外汉语教材尤其是面向海外的对外汉语教材，近年来受到国内外专家、学者、汉语教师以至学习者的诸多批评。大量的研究表明，现有的对外汉语教材仍然不能满足海外汉语教学的需求：对外汉语教材存在的一个最大问题就是缺乏针对性，缺乏对学习对象的研究，缺乏“以学习者为中心”来编撰教材。不少学者深入地揭示了国内编写的教材到国外出现“水土不服”的症结，即我们不区分汉语作为外语教学教材和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教材。
一、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教材和汉语作为外语的教材
（一）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TCSL）和汉语作为外语教学（TCFL）
目前我国国内的关于对外汉语教学的研究大都是对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的探讨，对汉语作为外语教学的研究比较少。“第二语言教学”与“外语教学”这两个术语在很多文献中被看作是相互替换的概念，但有必要的时候，我们应加以区分。Stern指出，“从学习者的角度来看，第二语言是用来指一个国家内学习和使用的非本族语，而外语通常指的是学习和使用一个国土疆界之外的言语社团的语言”[1]。第二语言是在目的语环境下学习、习得和使用的语言，例如外国人在中国学习汉语就是第二语言学习，针对这类学习者的教学就是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教学。如果学习者在其本国母语环境中学习外国语言，我们就称之为外语学习。因此，我们在海外所推广的汉语教学严格地来说属于汉语作为外语教学。
长期以来，我们并没有对TCSL和TCFL加以区分。有学者不主张区分TCSL和TCFL，认为应该把第二语言和外语看成是一种包容关系，而不是对应关系，即第二语言教学也包括外语。有的学者虽未明确地就“汉语作为外语教学”这一概念进行论述，但从其研究中，可以看出他们已经对TCFL，包括TCFL教材进行了探索性的思考。朱志平指出，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教学曾称之为“对外汉语教学”，这是个从产生的时候即已引起争议的名称，因为所谓“对外”，是与“对内”而言的，这个名称表明，教材的立足点在国内。它显然不易为包括海外华人在内的一些学习对象和海外的第二语言教学所认同。刘珣认为“囿于”对外汉语教学这一名称所表现的内向型的视角和观念，长期以来我们所关注的主要是如何教好我国学习汉语的外国学习者而不注意、不研究学习者的人数数百倍于来华留学生的海外汉语教学。赵金铭则明确指出，“对外汉语教学在国内是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在国外（境外）是汉语作为外语教学”[2]。
（二）TCSL教材和TCFL教材
从当前的研究来看，对TCSL和TCFL教材的区分更缺乏重视。现有的对外汉语教材多为通用型，教材编写的主要着眼点比较一致地指向班级课堂教学，其所针对的学习者也是外国留学生群体，中国大陆出版的对外汉语教材基本上能满足国内教学上的需要。
随着汉语国际推广的展开，国内教材不断输往海外，然而这类TCSL教材并不能满足海外汉语学习者的学习需求，要求汉语“本土化”的呼声也越来越高。这一现象引起了海内外学者的关注。在国外，与TCSL受到“冷落”相比，受欢迎的教材多是具有明确的学习者、中外合编的教材。如白乐桑和张朋朋主编的适合法国学习者的《汉语语言文字启蒙》是法国最近十年来最畅销的基础汉语教材。再如，吴勇毅和刘虹为法国学习者而编写的《汉语入门》、任远和玛格·阿比提女士合作编写的供意大利汉语学习者使用的《汉语》、中塞合编的《汉语教程》，还有中越合编的《越南大学中文专业系列》等。
二、TCFL教材的特点
与TCSL教材相比，TCFL教材能更好地体现“以学习者为中心”的理念。其特点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教材的内容和表述语言
TCSL教材的适应面广，但缺乏针对性。教材的内容很少能考虑到学习者的国别、母语、文化特点、学习目的等。如果教材内容远离学习者的日常生活、文化背景等，教材就会失去吸引力，学习者的积极性也会受到影响。当前国内很多的对外汉语教材多为汉语，偶尔配为双语（多为英语），“鲜有配上当地通用语，即使配上也是相当粗糙的直译体”[3]。有的学生和外籍教师反映教材的外文注释看不懂，我们的教师也发现学习者学习中出现的某些偏误，其根子在外语翻译上。TCFL教材一般都是用学习者的母语来注释和说明的，这些语言很自然、地道，是学习者更容易接受的。参看为外国人学英语编写的《新概念英语》和《走遍美国》，这两套教材展现的是本国的真实的生活，使用的是地道的语言，使学习者有身临其境的感觉，这些成功的教材编写范例可以为我们编写TCFL教材提供一定的启示。在2002年，国家汉办计划在两年内编写出世界主要语种国使用的汉语教材；华语出版社也以小语种为切入口，在以英文为主的前提下探索小语种的发展，如该社出版的《互动汉语》已推出十个语种的版本；外研社的《汉语900句》正通过14个语种向50个国家推广。这些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教材的表述语言，但教材内容缺乏对比性的矛盾日益突出。
（二）教材的对比性
很多TCSL教材本身在内容的说明、讲解和注释上缺乏对比性。教材的多种注释本，只有语言本身的不同，而内容上的差异很小。比如《新实用汉语课本》有英、法、德、泰等语种的注释本，但内容上少有变动。TCSL教材在语法项目、词汇选择、重难点的确定、习得顺序的安排上缺乏对比性。泰国皇太后大学中文系一年级的汉语教材选用的是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对外汉语本科系列教材中的汉语教程、汉语听力教程和汉语阅读教程。这套教材所针对的对象是在中国学习汉语的不分国别的留学生，因此，对于在泰学习汉语的学习者并不完全适用，如z、c、s、j、q、x、zh、ch、sh、r这几个音对于泰国学习者来说都是重难点，而教材中把这几个音编排在一起学习对泰国学习者来说是不合适的。
TCFL教材能很好地弥补TCSL教材在这方面的不足， TCFL教材通常是针对某一特定国家或地区的，因此在教材中始终贯彻对比性原则。例如，韩国编写的TCFL教材在语言注释上比较有针对性。“对汉语和韩语共有的词语、成语等的注释会一语带过，对汉、韩语中相同的语法现象、文化现象也不作过多的注释”[4]，但对语音教学尤其是声调教学进行了详细地注释，纠正学习者念韩语单音节全部用降调的习惯。中塞合编的《汉语教程》针对母语为塞尔维亚语学习者的特点，把声调教学作为语音教学的重点。
（三）教材与国外学时、学制相对应
TCFL由于缺乏目的语环境，学制跟国内的不同，学时相比TCSL又很少。在TCSL环境中一般是每周20个学时，课后又处于目的语环境，因此在编者的潜意识里已经把环境的因素考虑进去了。对于海外学习者而言，国内出版的教材最大的问题之一容量大，很少考虑到当地的学时、学制。在国内一个学期可以学完的教材在国外甚至一年都用不完，学习者整天面对“旧面孔”，很容易感到厌烦。新型教材的一个明显的标志就是练习设计的题多量大。比如，以《新实用汉语课本》第一册为例，它的练习量是《实用汉语课本》的三倍以上；《速成汉语初级教程》每课的课文、生词、语法平均占4页而练习占9页之多。根据外语学习心理学的理论和长期的教学实践经验，通常认为综合课课后练习用时与课堂教学用时的比率保持在1︰1左右的水平是比较适宜的。按照这一研究成果来考察在海外使用的TCSL汉语教材，其确实存在着这种弊端。相比之下，TCFL教材可以很好地与国外的学时、学制相适应。比如，在韩国在校学生每学期汉语课一般有36个课时左右，因此韩国编写的汉语教材多以15到20课为宜，以3至4个学时完成一课为宜。韩国的汉语补习班每期的学制是16至20个，因此教材每册不宜超过20课，课文篇幅也不宜过长。
从TCFL教材的特点可以看出，这类教材更好地关注到了学习的主体——学习者，这无疑对提高教材的编写质量是有益的。汉语的国际推广要得到更好地实现，我们目前编写的对外汉语教材要在原有水平上有所突破，必须树立“以学习者为中心”的理念，把教材编写的出发点从“以教为中心”转变为“以学为中心”；明确对外汉语教材的使用对象和使用环境，编写针对学习者本身需求和特点的教材，以此来适应海外教学的需要。
参考文献：
[1]H.H.Stern. Fundamental Concept of Language Teaching [M].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
[2]赵金铭。从对外汉语教学到汉语国际推广（代序）[A]，对外汉语教材研究[C].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3]郑定欧。试论从词典入手催发华文教学师资的自我培训[A]，汉语教学学刊（第2辑）[C].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对外汉语教学现状 篇四
那么，目前的对外汉语语音教学情况大体是怎样的呢？是什么原因导致了现在普遍的“洋腔洋调”现象及其他语音问题呢？
一、语音教学内容以教“声、韵、调”为主
传统的汉语语音教学是以“声、韵”教学为中心，一般人们称它为“声韵中心教学法”。随着汉语语音教学理论和教学实践的发展，声调的重要性渐渐被引起了广大研究者和对外汉语教师的重视。因此，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汉语语音教学开始以“声、韵、调”为中心，并一直持续到现在。
虽然声调的地位得到了提高，但是留学生掌握声调的情况却并未收到理想的效果。即便是高水平的留学生，只要他们一开口说话，即使他们不“露面”，却总能暴露他们“外国人”的身份。笔者发现，对已结束专门的汉语语音课的初级水平留学生而言，他们发声母和韵母没有太大问题，但是一旦将声韵结合，他们发出的音节中国人听着总觉得别扭，这是因为声调的发音出现了问题，这是导致留学生产生“洋腔洋调”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
导致留学生发音不地道的原因并不仅仅是声调发音问题。我们知道，说话和交流是在语流中进行的，语流是由无数个音节组成的，而音节是由声、韵、调构成。通过和汉语中高级水平的留学生交流，我们很容易发现，留学生单音节的发音问题不是很大，但是一旦单个音节进入短语进入句子中，“洋腔洋调”现象又出现了。
单个音节的发音出现“洋腔洋调”现象是因为声调发音不准确，那么语流中出现“洋腔洋调”现象则不仅仅由于汉语声调的影响，还因为留学生没有掌握汉语轻重音和语调的规律。在汉语语音课堂上，对外汉语教师要向留学生说明汉语中词语的轻重音现象，轻声音节需要留学生记忆和反复练习，而对于重音节，教师需向学生说明词重音的规律。汉语的语调主要有升调和降调两种，主要表现为最后一个重读音节的直升或直降，与印欧语升调和降调的渐升、渐降截然不同。对外汉语教师需要提醒学生注意，无论汉语语调如何变化，音节的声调并不发生变化，避免留学生将汉语声调和语调混淆。
由以上得知，留学生对汉语声调、语调及轻重音掌握得不好是造成他们发音出现“洋腔洋调”现象的主要原因。与留学生的声调问题相比，其语调及轻重音问题则变现得更为明显。据笔者调查，现在有不少教材把《汉语拼音方案》作为汉语语音教学的全部内容，即只限于教声母、韵母和声调，而忽视轻重音和语调的教学。根据有的对外汉语教师反应，大部分情况下，针对汉语为零基础水平的留学生，其专门的语音课一般会在一个月以内完成，而这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则主要是教学生《汉语拼音方案》，课上和课后练习内容都是围绕声、韵、调的正确发音来安排的。教师并不是不教语调和轻重音，只是在以后的综合课时涉及到，且并不作为教学重点。在这样的教学安排和教科书编排的影响下，留学生缺乏对汉语词语的轻重音（主要是重音）和语调的敏感度，说出来的汉语自然是具有浓重外国色彩的“夹生”汉语。
因此，为了改善留学生“洋腔洋调”的现象，笔者认为语音教材在编排时应该加入语调和轻重音的知识内容，增加声调、语调和轻重音的相关练习。对外汉语教师也应该意识到这三者对于留学生学地道汉语的重要性，在课堂上多进行相关练习。
二、语音教学更重视音素教学而非语流教学
我们知道，学习语言的目的在于能用它作为一种交流工具，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的对外汉语教学，其最终的教学目标是使留学生能够用汉语进行正常交流。因此，相比单纯进行声、韵、调的单项训练来说，语流教学就更具有实用性。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语流教学法被普遍采用。
但是，在整个对外汉语领域，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具体教学法上，看法和做法仍然很不一致。现在，虽然很多研究学者大力提倡语流教学法，但是在对外汉语语音课堂上，无论是上课内容还是训练形式，都是以音素的单项训练为主，或是进行单双音节、三音节的声韵调变换和跟读练习。
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声、韵、调的单项训练是必要的，但是在目前语流教学法被提倡的背景下，这种单项训练所占语音课时的比例应该做适当调整。况且，笔者发现，现在很多对外汉语语音教材的练习方式大都是音节的跟读，这种练习方式对帮助留学生提高识别音素和拼读能力具有意义，但若主要以这种练习方式为主，就会起到事倍功半的效果。因为音节在朗读情况下与在正常交流中是有差别的，学生若以朗读的方式用汉语说话，我们定会觉得别扭和奇怪。更何况，在初级水平的语音课阶段，学生朗读的一般是单、双或者三音节词，这些词进入句子和语流中时，还会受到前面所提到的语调、轻重音以及语气、音变等影响。因此，语流教学应该被实实在在地用在对外汉语语音课堂上。
三、语音教学应该被更加重视
学一门语言，学好语音至关重要，如果留学生没有把汉语学习的第一步――语音学好，就会影响学生以后进一步地学习词语和语法，更会影响他们用汉语进行表达的能力。因此，语音教学非常关键。
但是，笔者发现目前的语音教学并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从语音课时的安排来看，专门的语音课在留学生整个汉语学习过程中的时间很短，一般只有20至30个学时，以后的学习过程中虽然也会涉及到语音，但是教师都只是稍加提醒，并不会特意地去纠正，有的老师从教学进度，或从学生自信心及个体差异情况方面考虑，甚至忽略学生的发音错误，所以留学生在后期的汉语学习中，语音得到的提高并不大。有的留学生在往后的学习中虽然词汇、语法知识得到了提高，但是语音却仍然停留在初期的语音课水平。从语音教学的效果来看，前面提到过，很多汉语水平很高的留学生，他们的语音仍然存在很多问题，能说一口地道汉语的外国人非常少，可见他们的语音教学效果非常不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