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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冲称象教学反思范文(8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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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冲称象教学反思 篇一

关键词:曹禺 雷雨 西方悲剧

曹禺在中国现代戏剧史上占据着卓越的地位,《雷雨》、《日出》、《原野》等经典作品在多年后的今天仍深受广大观众们的喜爱,同时,繁漪、四凤、陈白露等悲剧人物形象的塑造令人印象深刻。这种人物性格的悲剧性在《雷雨》这部作品中展现的更为淋漓尽致。纵观,不难发现曹禺先生其戏剧创作受西方戏剧的影响颇深。因此,本文将从《雷雨》中戏剧情节设置、西方作家作品以及人物形象的比较分析等方面来探寻曹禺先生对悲剧性人物的塑造和西方悲剧的联系。

曹禺从本质上把握了古希腊“悲剧范式”的精神内涵,并以莎士比亚和奥尼尔为镜鉴,最终从自己的生命体验出发,对“人的困境”这一源起于悲剧诞生处的永恒主题,进行了与众不同的深刻思考与探讨。

曹禺在中国悲剧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正是《雷雨》、《原野》的问世,中国悲剧史上才破天荒第一次有了进攻型悲剧,这无疑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真正的创举。国内文学界、戏剧界等对曹禺先生作品的研究颇多。

初读曹禺先生的作品时,“曹禺”的这个笔名引起了笔者很大的兴趣。“曹禺”与“遭遇”之间仿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或许这也寓示了曹禺笔下的人物凄凉而悲切的命运。常有遭遇的人总是生活中的被动者,他们似乎对自己的命运没有选择的余地,而曹禺笔下的人物大多如此。

曹禺的创作受外国戏剧家的影响丰富而深刻。曹禺塑造多位具有西方精神的人物形象, 曹禺文本中的西方基督教色彩, 曹禺深厚的西方文化情愫, 而《雷雨》是曹禺先生的成名作(第一部作品),影响最大,也是对中国近代悲剧主义形成影响最大的作品之一。

《雷雨》是曹禺先生于1933年创作的四幕剧,其创作遵循了“三一律”。两个家庭、八个主要人物在短短的一天内发生的故事,却牵扯出三十年两代人的恩恩怨怨,错综复杂的爱恨情仇交织在一起,真是剪不断理还乱。无论是伦理道德的矛盾,阶级斗争的矛盾,新旧观念的矛盾,家庭与爱情的矛盾,甚至是性格与命运的矛盾都在舞台有限的空间之内得到了精彩的展现。悬念、伏笔等编剧技巧的运用随着剧情的发展层出不穷,而且戏剧中在人物的台词设计上具有较为强烈的抒彩,表现了人物之间迥异的性格。除此之外,有些细节值得注意,在戏剧的背景中反复出现蝉鸣蛙叫,人物对话中也反复强调闷热的气候,这不仅渲染了郁闷压抑的戏剧氛围,也暗示了人物情绪上的躁动。

《雷雨》之所以成为经典,绝不仅仅是因为其深刻的思想内涵和精妙的编剧技巧,曹禺先生在作品中大胆融入了很多西方戏剧的元素,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当属易卜生戏剧中的“社会悲剧”,古希腊戏剧中的“命运悲剧”和莎士比亚悲剧中的“性格悲剧”。

挪威戏剧家易卜生堪称“社会问题剧”专家,其代表作《玩偶之家》中塑造的主人公娜拉就是个典型的、具有个性解放思想的女性代表,这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雷雨》中的繁漪,繁漪具有雷雨般的性格,她渴望摆脱封建思想和制度的桎梏与束缚。娜拉以出走的方式来追求人格的独立,而繁漪则以的方式追求爱情,这使她走向了人性的扭曲和变态。

这种“社会悲剧”的体现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周朴园命令繁漪喝药的情节。周朴园是一个冷酷而虚伪的封建专制家长的形象,在他的眼里,繁漪根本没有独立的人格和尊严可言,他逼迫繁漪喝药,是让繁漪助他在孩子面前树立一个“服从于我的榜样”,以彰显自己的权威与专制。曹禺在此处对情节的设置十分巧妙,体现出他对生活的敏感。在揭露这种“社会悲剧”的同时,营造出雷雨到来之前的那种令人窒息的压抑感。易卜生的“社会问题剧”同样也是通过对女性命运的深切关注,展开对资产阶级婚姻、家庭、道德问题的抨击,这种人文关怀是“社会问题剧”的共同核心,尽管地域不同,制度不同,但曹禺和易卜生在这一问题上仿佛达成共识,惺惺相惜。

曹禺对古希腊悲剧非常感兴趣,曾受到古希腊悲剧的影响,他说过:“我在学写戏以前,读剧比较多。我喜欢埃斯库罗斯,他那雄伟、浑厚的感情;从欧里庇得斯,我企图学习他那观察现实的本领以及他的写实主义的表现方法,我很喜欢他的《美狄亚》。”

悲剧尤其是希腊悲剧表现的是人类的最大不幸和最深苦难,揭示人生最悲惨的境遇,展现世界最无理的荒谬。曹禺在《雷雨》中所体现的命运观及人与命运的激烈冲突,深受希腊悲剧的影响。曹禺所受希腊剧的影响,又主要是命运观念及人与命运的冲突这一模式的影响。剧中反映的命运观、人物性格的刻画以及艺术手法的运用等方面均隐现出古希腊悲剧的印记。

命运悲剧具有多种多样的表现形式,但在其中,有一种“愚弄型”的悲剧创作构思是最容易吸引观众的眼球。这种构思将厄运无形中降临到戏剧人物的头上,作为悲剧人物的主人公在并不知情的状态下走向毁亡的深渊,而作为知情人的观众们却眼看这一幕幕的发生却无能为力。所以这种愚弄型的悲剧创作构思具有很强的悲剧效果。古希腊悲剧《俄狄浦斯王》正是这一悲剧构思的杰出代表。俄狄浦斯是一个为民除害、深受爱戴的英雄形象,但始终逃不过“神示”的枷锁,最终发现苦苦追查的“杀父娶母”的真凶竟是自己。真相大白后他又勇于承担责任,刺瞎双眼,自我放逐。在《雷雨》中,这种悲剧构思得以深刻体现,且人物间的关系更为错综复杂。周萍与这对苦命鸳鸯可谓《雷雨》中的“俄狄浦斯”,命运的阴差阳错将的厄运降临在他们头上,陷入绝望中的二人最终走向了死亡。值得一提的是,与《俄狄浦斯王》相比,《雷雨》增添了一个“舞台上的观众”侍萍,作为周萍与的生母,一方面,她是舞台上唯一的知情人,她同观众一样能预感到厄运的来临;而另一方面,她想通过自己的主观能动性改变悲剧的发生。但事实证明,无论是鲁大海与周朴园父子间尖锐的阶级斗争、抑或周萍与大海的兄弟反目,还是周萍与的情感纠葛,侍萍都是无力回天,哑巴吃黄连,痛苦的看着惨剧一幕幕发生。所以说曹禺在这一“知情”人物的设置上十分关键,将戏剧的悲剧性提升到了新的高度。

曹禺被誉为“东方莎士比亚”,性格决定命运,性格同样也会受到很多其他因素的影响。在莎士比亚的经典悲剧作品《哈姆雷特》中,哈姆雷特的“延宕”与周萍性格中的优柔寡断颇有几分相像。尽管二人的人生追求以及道德品质上有一定的差别,但羸弱的性格都让他们活在了上一代人的阴影之中,自己的人生轨迹皆被他人所左右,最终都失去了自己的爱情、理想甚至生命,令人唏嘘。除此之外,哈姆雷特的未婚妻奥菲利亚、母后乔德鲁德,这两位女性形象堪称是“悲情女性”的代表,《雷雨》中,繁漪、侍萍、三人身上流漏出极强的悲剧色彩,不知道曹禺先生在塑造三位女性这形象时是否参照了莎翁笔下的“悲情女性”形象。从戏剧背景上看,无论是《哈姆雷特》中的封建社会制度,还是《雷雨》中的半封建半资本社会,都以男性为中心,女性似乎只是男权社会的附属品。侍萍和乔德鲁德、四凤和奥菲利亚,这两组女性形象较为相似,她们性格保守软弱,坚守封建道德,不会主动追求幸福,永远是爱情中的被动者。但繁漪不同,曹禺先生在她的身上给予了希望,一种“不可抑制的蛮劲儿”,让她做出“困兽的搏斗”去挣脱枷锁。但殊途同归,繁漪的反抗无异于以卵击石,最终陷入了“母亲不像母亲,情妇不像情妇”的地步。繁漪的反抗与其说是爱的爆发,不如说是恨的宣泄。

通过以上对《雷雨》中的悲剧艺术与西方戏剧艺术的比较分析,不难发现,曹禺先生真正做到了“以我为主,为我所用”,也正是这一个个细节的领悟与巧妙结合,使曹禺先生独特的悲剧风格形成的同时也具有很浓的民族色彩。灵活恰当的运用西方的戏剧技巧讲述我们自己的故事,挖掘社会的内涵,洗涤人的心灵,不得不说这是一次独特而伟大的创造。

参考文献:

[1]胡润森。曹禺在中国和世界悲剧史上的地位,《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30年精编:作家作品研究卷(下)》,2009年

[2]胡润森。曹禺悲剧观及其悲剧艺术[J],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89年02期

[3]邹永常。 曹禺与现代主义[J]. 四川教育学院学报, 2002年01期

[4]刘勇,李春雨。 曹禺研究述评[J].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2001年03期

[5]廖奔。 曹禺的苦闷――曹禺百年文化反思[A]. 曹禺诞辰100周年纪念文集[C], 2011年

[6]程孟辉。西方悲剧学说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

曹冲称象教学反思 篇二

关键词: 语文教学 课堂学习 学习能力

语文教学是中小学阶段教学的重要的组成部分。在由过去的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型的时代,面对社会对人才不断更新的需求,如何在语文教学中培养学生的能力就成了语文教育的基础工作。根据多年的教学经验,我就培养学生语文学习能力这一问题从以下几个方面进探讨、研究。

1.构建和谐师生关系,营造学习氛围

1.1尊重学生,善待学生。

语文教学过程中的互动表现在,人人参与、大家相互平等对话,教师由居高临下的权威转向“平等中的倡导者”,以构建和谐的师生关系,营造民主氛围。由于学生有自己独立的人格、情感、愿望、尊严以及独特的思维能力,因此,师生在人格上、在科学知识面前是平等的,师生在教学过程中都有充分发表自己见解的自由。教师要尊重学生的权利,既要尊重他们独立学习、思考的权利,又要尊重他们表达的愿望、观点与要求的权利。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让学生充分发表自己的见解,要允许和鼓励学生质疑,鼓励学生大胆发言,同时注意及时表扬、鼓励学生。

1.2创设情境,激发学生的个性。

语文学习应体现学生个性化的行为。语文课程应该是开放而富有活力的。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应是主动学习,而不是被动接受外界的刺激。在整个课堂教学中,教师要用自己愉悦的情绪感染学生,并运用抑扬顿挫、富于情感的语言,以快慢相宜的速度使学生的注意力始终保持良好的状态,不断启发、鼓励学生独立思考、积极勇敢地回答问题。同时教师要把自己的讲解和学生的回答紧密结合起来,把握课堂节奏,让学生在快乐的气氛中保持饱满的热情,积极主动地接受知识。在具体教学中,让学生主动参与到课程的学习中去,这样不仅能使课程更丰富多样,为学生所喜欢,而且有利于学生主动全面发展。

2.运用多媒体教学,拓展学生的表达能力

多媒体教学以其新颖的形式和强大的功能对学生产生了很强的吸引力和震撼力,它已经成为教学过程中一道靓丽的风景线。实践证明,学生对于模型、投影、幻灯片、录像、电脑等现代教学手段的兴趣要比对教师不断地讲、学生机械地听的这种教学模式的兴趣高得多。而且两者相比,前者的教学效果也更明显。低年级的说话、中高年级的作文一直是一个困扰中学语文教师的难题,要破解此难题,就要让学生对说话和作文感兴趣。兴趣是学习动机中最现实、最活跃的因素,激发学生的兴趣,学生就不会对说话和作文有惧怕感。在上《北京天安门》这一课时,当一幅幅庄严、雄伟、美丽的天安门图画展现在学生的眼前时,我引导他们认真看,细细品,全方位地感受天安门。趁着他们兴趣盎然的时候,我还让他们介绍北京还有什么其它有名的建筑。再配乐播放北京的其它地标性建筑录像,把学生的视角带到美丽的北京,使学生如临其境,对伟大祖国的首都产生浓厚的兴趣,促使学生积极进入角色,融入课文,从中感受北京天安门的壮观,逐步萌发热爱祖国的感情。然后分组讨论,让每个学生阐述自己今后的想法,从而让他们有感而发,真正说出心里话。在这种氛围下,学生都无所顾忌,说话的欲望得到了最大限度的满足,课堂气氛更加活跃,学生的口语表达能力也在不知不觉中得到了提高。

3.调动学生的参与意识,培养创新能力

苏霍姆林斯基说:“对学生来说,最好的教师是教学过程中忘记自己是教师,而把自己的学生视为朋友、志同道合者的那种教师。”中学生积极、活泼,有极强的可塑性,教师必须想方设法让他们会思考、会质疑,给他们以足够的自由空间,使他们成为学习的主体。例如,教师在课堂中可常用:“谁还有什么不同的看法?”“你是怎样想这件事的?”等话来提示学生,打破学生盲目听讲、被动听讲、迷信教师的传统局面。在学习《赵州桥》一课时,学生对于赵州桥的设计提出了许多看法,有的学生设计的桥像一道彩虹,有的学生设计的桥如南京长江大桥。此时我结合课文给学生讲了古人造桥的技术和材料,学生立即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为什么桥是拱形的?”这时随着我对桥进行力学分析,学生愉快地接受和认可了课文中古人造桥的设计思想、创造能力,由此也激发了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在教学《称象》一文时,有个学生提出:“曹冲虽然称出了大象的重量,可是要搬那么多的大石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且要把大石头的重量称出来,这样也不会太准确。”这时,教师应在表扬这位学生敢于大胆质疑的同时,因势利导,让学生思考还有什么比曹冲更好的办法。学生情绪非常活跃,纷纷建言献策,提出自己的主意和想法。有的说:“放两条大小一样的船在水中,一条船装象,一条船装人,让两条船都沉到一样的位置。(说明象、人重量相等)”但有的学生反驳说:“如果装满人的那条船还没有和装象的船沉到一样的位置怎么办?”学生经过一番争论,进一步了解,在当时的情况下,曹冲能用船代替称,用大石头代替象,称出大象的重量,已经是很了不起了,从而体会到曹冲是个聪明、爱动脑筋的孩子。

4.培养学生课外阅读能力,丰富词语积累

腹有诗书气自华。对中小学生而言,大量的课外阅读和丰富的词汇积累,对他们提高遣词造句的水平和写作能力同样重要。因此在平时的语文教学中,教师应重视课文字、词、句的积极迁徙。语文教材是一种重要的课程资源,能选入课本的文章,都是知识的精华所在,所以教师在课程实施过程中,更应该积极地应用它们,教学生把学过的字词,积极合适地使用到自己的作文中去,成为自己知识储备的资源。但是如何克服没有时间在校阅读课外书籍的现实问题呢?我们不妨每周抽出一个下午的课余时间,专门安排课外阅读。第二天,鼓励学生把阅读中碰到的问题以在黑板上贴条子、能解答的同学用条子找人的办法去回答;同时,每个月举办一次读书比赛,以讲故事、出手抄报、“班级新书会”等形式进行交流,以极大地开阔学生的眼界,丰富学生的词汇积累。在上每篇课文的同时,教师还可以给学生推荐一些相关书籍,让他们自己阅读,这样能使他们进一步理解课文内容,扩大视野,培养创新能力。

总之,培养学生的母语能力是语文教学的一项巨大任务,同时它又是复杂而又充满乐趣的工作。为了我们的孩子能够健康成长,为了使他们能适应新时代的要求,我们应该在教学中不断探索,不断创新,使他们能够真正达到新课标的要求,使他们的母语综合能力能够得到充分的培养和提高。

参考文献:

[1]倪现杰等。关于网络教学模式与传统教学模式[M].北京:中国教育出版社,1999.3.

[2]王策三。论教师的主导作用和学生的主体地位[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3,6.

[3]张彦青。如何培养小学生语文能力的创新[J].中国教育发展研究,2009,7.

曹冲称象教学反思 篇三

关键词:曹禺 家长 文学形象

曹禺是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位重要的戏剧作家。他的剧本《雷雨》、《原野》、《北京人》等都是文学史上的力作,都以封建家庭生活为题材,成功地刻画出一系列封建家长形象,写出了这一系列形象的文化心态与性格特征。

曹禺剧作中的封建家长形象,如周公馆中的周朴园、曾公馆中的曾皓和思懿、高公馆中的高老太爷,他们是君临于整个家庭之上的统治者,专横恣肆,竭力维护和保持封建家庭的基业名声,运用封建礼教压迫青年人。他们虽然冥顽暴虐,却已色厉内荏,气息奄奄。曾皓说“我的前途就,就是棺材”,道出了他们共同面临死亡的绝望心态。下面先来分析一下这些封建家长的性格特征。

第一,虚伪是他们性格的主导面。

封建道德观念的实质就是在虚伪的外表下掩盖住最可耻的丑行和最肮脏龌龊的心迹。鲁迅《肥皂》中的四铭,一面下意识地想着用肥皂“咯吱咯吱的遍身洗一洗”的孝女,一面大谈维持风化,这就是中国传统封建道德的本质表现。

曹禺剧作中的封建家长们都是虚伪、自私、卑鄙、残忍的结合体。《雷雨)中的周朴园,“外表是一副道德面孔,是慈善家,是社会上的好人物”,热衷于维护自己的“体面家庭”,然而在他的“体面家庭”里,却发生了许多不体面、不道德的事。对繁漪、对侍萍都表现了他极端的“冷酷”和“专制”。对繁漪,他没有懂得她的苦,已深深感到了自己的孤独、寂寞和冷落,这是他内心极度虚弱的表现。在雷雨之夜与周冲的一段对话,更充分地显示了他内心的空虚和软弱。虽然他暂时维持着自己在周公馆中的统治地位,但在周围人对他的无言的沉默中,他感到了日益强烈的反抗,鲁侍萍的出现,更加深了他的危机感。

分析封建家长形象,我们会发现这类人物的个性与他们的“家”的个性特征有着惊人的一致性,他们是“家”的人格化的显现。

曹禺笔下的“家”,是一个罪恶的、令人窒息的樊笼。在《雷雨》中周萍出场时,曹禺这样介绍道:“于是他(周萍)要离开这个地方――这个能引起人的无边噩梦似的老房子,走到任何地方。”《雷雨》的另一重要人物繁漪,则总是感到这家里难以忍受的郁闷,渴望能逃出这可以闷死人的家庭。她声称周家十八年来的生活将她“磨成石头样的死人”。为了挣脱这难以忍受的郁闷,她不惜“将自己变成火山的口,热热烈烈地冒一次,什么都烧个干净,那时我就再掉在冰川里,冻成死灰,一生只热热地烧一次,也就算够了”。这种作困兽之斗、孤注一掷的心理正是长期遭受压抑的一种反抗形式。《北京人》中的曾公馆、《家》中的高公馆、“家”也是一个桎梏、一个樊笼的象征。生活在这些家中的青年人,都以挣脱这樊笼为最大愿望。例如:《北京人》介绍文清时,曹禺写道:“士大夫家庭原是个可怕的桎梏,他们的生活一直都郁郁不舒,如同古井里的水。他屡次决意跳出这狭窄的门槛,离开北平到更广大的人海里与世浮沉,然而从未飞过的老鸽简直失去了勇气再飞翔。”而在瑞贞的感受中,曾公馆是“幽灵似的门庭”、 “精神的樊笼”,“她无时无刻不在极度的压抑中讨生活”,同时渴望有朝一日能冲出“家”的围栏。

曹禺笔下的“家”表面是“钟鸣鼎食,诗礼传家”的显赫家族,但这样的家族内部早巳分崩离析,趋于衰朽没落。周公馆的畸形、病态的爱情毁坏了主仆、母子和兄妹的正常关系,形成了玉石俱焚的后果。曾公馆中充满了经济和精神的危机,翁媳、翁婿、父子、夫妻、妯娌之间没完没了的吵闹让人感到窒息和郁闷。高公馆到处是明枪暗箭,让人寸步难行,青年妇女连续不断地夭折,让人心酸。

曹禺说:“作为一个戏剧创作人员,多年采,我倾心于人物。我总觉得写戏主要是写‘人’,用在如何刻画人物这个问题上。”这可以说是他一惯的美学追求,也是他现实主义创作的核心。在刻画封建家长这群人物形象时,曹禺写尽了这样一个没落阶级的人情人性,揭示出“家”的象征和显现了人格化。但同时,曹禺注意到,他们又是一个个生命个体,又有自己独特的生命体验和情感品位。

第二,他们有自己的生存悲哀。

在《原野》中,焦大妈是一个恶老太婆,她对花金子的残忍令人发指。然而她也有令人同情的地方。风烛残年中的焦氏又老又瞎,孤苦伶仃。儿子焦大星是一个窝囊废,既怕媳妇又怕妈。媳妇根本不爱焦大星,也就无心守持家业,振兴焦家,对焦母,她只有彻骨的恨。最后,她惟一的孙子也在复仇中被误杀了,她求告无门,无处诉说,以至于失态地对白傻子哀叹起“娶了媳妇忘了妈”的人生境况来。

《北京人》中的曾思懿,十分狠毒。但真正掌握曾家,使曾家能够存活下去,还得靠她。然而,她苦心经营,却得不到别人的理解与支持。曾皓和文清恨她,江泰讽刺挖苦她,连她的儿子对她也冷眼相看。因此,这个人物在旧社会也有值得同情的地方。

第三,他们有情感的痛苦。

爱情是人类永恒的美好的话题,她超越任何阶级。作为剥削阶级的周朴园,他也曾有过一段美好真挚的感情,然而在封建家庭中,封建婚姻迫使他放弃了这段美好的情感。感情的失落,使他经常孤独寂寞,黯然伤神。三十年采,他只能在侍萍原先住过的房间里睹物思人,以弥补他现实感情的空白。曾思懿,表面上看她机关算尽,想夺取曾皓的钱和权,对自己的感情没有太多的企盼,其实不然。对她丈夫与愫芳之间的暖昧情感,她不仅是嫉妒,甚至是恨。曾文清临行时,愫芳交给他一封信,曾思懿设法拿到手以后,逼着丈夫当她的面退交愫芳,这表明了她对他们关系的嫉妒和愤恨。这样一种心理从一个侧面表明了她情感世界的贫乏,以及她对美好感情的向往。

第四,他们缺乏亲情的温暖。

人进入晚年,失去了青年人的热情,内心充满了年老的寂寞和孤独,这时渴望着家庭的温暖,尤其是儿女们的孝心,这是人类的天性。但在曹禺笔下数代同堂、诗礼传家的封建大家庭中,封建家长们却未能享受到儿孙福。

曾皓,在垂暮之年,只有善良的愫芳悉心照顾着他。曾文清整天懒得什么也不想做,根本就不会想到他父亲。曾思懿阳奉阴违,表面上孝顺公公,暗地里排挤曾皓。

因而,曾皓的心灵是冷寂的。就算是在最有“秩序”的周公馆,周朴园与他的儿子之间也缺乏一种温情。平时,周萍和周冲只会在有事请示父亲时才会去跟周朴园讲几句话,其余时间则躲避着周朴园。这使周朴园原本寂寞的心又添了一层冷落。

封建家长形象是曹禺剧作中一群有血有肉、丰满充实的人物形象。他们典型地代表了他们所属的没落阶级,同时他们又是一批有独特情感体验的生命个体。分析研究这群形象,对我们的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具有重要作用和积极意义。

曹冲称象教学反思 篇四

关键词:感悟; 品味阅读; 练习

中图分类号:G623.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3315(2012)04-071-001

北师大教授童庆炳曾在《语文与流泪》中这样写道:“语文世界应该是人文的、情感的、审美的世界。语文课应该成为孩子们人文的、情感的、世界的钥匙。我所忧郁的是,我们现在的孩子们,不会正确的运用自己的笑和泪。为了生活和感受,我们需要美丽的笑和充满魅力的哭。当语文课能让孩子们自然而然地流下眼泪的时候,那么语文课也就成功了。”我想语文之所以能让孩子流泪,一是因为语文文本饱含作者的情感,二是因为学生通过学习感悟到了这些情感,情动于衷而行于表,因感动而流泪。可以说有了真情实感,才有语文的意义。学生通过喜怒哀乐的切身体验,就能更好地认识生活的真假美丑。

阅读教学怎样才能使学生更好地感悟与品味呢?

一、用读

这里的读指的是师生的朗读。张志公先生说:“朗读是最好的教学手段。白话文和适合程度的各种作品,学生有多少东西不懂,需要分析来分析去?有质量的朗读可以把意思读出来,把感情读出来,可以读出很多东西。”课堂上可以用朗读正音,表达作者的思想感情,显现作品的艺术形象,帮助学生领会作品的思想内容。在学生的学习过程中起着导的作用。如:《药》中,分析康大叔这一人物形象时,先把描写康大叔的地方朗读一遍,让学生边听边思考:康大叔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有时也可以让学生朗读,如让学生反复朗读康大叔交人血馍头一段,并指导学生重(zhóng)读反映人物性格的重点词语(抓、捏、裹……),通过朗读进一步引导学生理解康大叔这个人物的性格特征。

二、用讲

学生自主阅读并不排斥教师的讲,教师该讲还是要讲的,讲是为学服务的。讲在引导学生学的过程中起提示、解疑、补充、提高、深化的作用。

对传统的满堂灌来说,这里的讲有三类:其一为提示性的讲。一般用在解决问题之前,往往是三言两语,但却是很有必要,起着将学生引上路的作用。其二是解疑性的讲。教学中教师一般不把现成答案告诉学生,尽量让学生通过自己阅读或讨论得出结论。但有些疑难之处学生解决不了,或是不需要学生解决的,教师可以把现成的结论“端出来”,为学生扫清阅读过程中的障碍。如《药》的最后对乌鸦的理解,既不是重点,作品中又无深刻含义。教师可以直接点明它只起烘托作用。其三是补充性的讲。对学生领会了但理解不深刻的问题,教师可以适当补充。如学生弄清了《药》中两条线在坟场会合后,教师可以补充人物的姓华和姓夏的寓意,华夏指中国,即华、夏本是一家的意思。通过补充把学生的阅读引向深入。

三、用问

根据教学的目的和要求,提出一些问题,让学生带着问题去阅读。如在教学《曹冲称象》时提出:“曹冲想的办法是什么样的?你能不能用自己的话来说说?”经过一次次反复的练说以后,曹冲那聪明机灵的印象已深深印在每个孩子的脑海中。“你还有更好的办法吗?”我进一步启发学生进行创造性思维。可没想到这一问题一提出,全班同学异口同声地说:“没了!”连平时好逞强的孩子都是直摇头。这真是出乎我的意料,看来曹冲在孩子眼里已不是一个普通的人,而是成了无法超越的神了!这可不行!如何激发孩子的创新精神,增强他们的自信心呢?我灵机一动,说:“老师在书上,看到有个学校的小朋友想出了一个好办法,比曹冲的还要好呢!不知我们班有没有同学能想出来?”激将法起作用了,马上有人举手了。屠鑫元第一个发言。他说:“人走进船里,人有多重大象就有多重!”我心里一乐!这个办法真好!正要大力夸奖他。可转念一想,孩子们懂得这个办法的妙处吗?就问:“这个办法行吗?”不问不知道,一问吓一跳,竟有很多人说不行。有的说:“没秤怎么称人?那时候还没有秤呢。”哦!原来在孩子眼里只有磅秤才可以称人。有的说:“小孩子可以称,大人不能称。”(一问,才知他们认为书上说没有那么大的秤来称大象,大人身子重,也没法称。)“人都到船上去了怎么划线啊?”……我捺着性子和孩子们一一讨论解决这些问题后,正想进入下一环节,课堂上又有人大声说:“我觉得还是不行!”真是恼火!可新课标提出课堂以学生为主,我忍住这股无名火,耐心地问:“为什么?”“老师你说的,要很多人在一起才能和大象一样重。人太多了,称不完啊!”“也不至于到称不完的程度,即使很多很多,一天称不完两天,两天称不完三天……总有一天能称完,总比把大象斩了要好啊!”最后大家总算一致同意,这个办法不但行,而且比曹冲的要好。不用把石头搬上搬下的,人自己会走,多方便啊!这时,我向那位同学竖起大拇指说:“了不起,能想出那么好的办法!要是当时你在场,曹操就不用曹冲的办法,一定用你的!”

提出问题的目的是引导学生阅读,因而问题不可简单,也不能太琐碎。提出问题后应给学生一定的思考(包括看书、讨论)时间,否则起不到作用。

四、用练

通过让学生做作业来指导学生阅读,可以先练后讲,也可以先讲后练,通过练习来达到指导阅读的目的。

五、用讨论

对于课文的重点内容可以组织学生讨论,通过讨论中不同观点的交流碰撞使学生感悟品味作品。

六、用多媒体辅助手段

可以使学生有身临其境的感觉,使学生更加直观的理解、品味、感悟教材。

七、抓关键词

如何在阅读和阅读教学中抓关键词呢?特举例如下:

1.鲁迅小说《示众》有这样一句话:“抬头看时,蓝裤腰上面有一座赤条条的很阔的脊背,背脊上还有汗流下来。”

为什么用“座”形容脊背?

“座”给人的感觉是很高很大,同时又显示出这位看客的身体是何等的强壮结实,又恰恰反衬出其精神的麻木和愚昧。这里的“座”就是关键词。

2.《我爱故乡的杨梅》中有:“细雨如丝,一棵棵杨梅树贪婪地吸吮着春天的甘露。它们伸展着四季常绿的枝条,一片片狭长的叶子在雨雾中欢笑着。”

在这一段中,几个动词用得好,用拟人写杨梅,活了。

3.叶圣陶《荷花》中有:“荷花已经开了不少了。荷叶挨挨挤挤的,像一个个碧绿的大圆盘。白荷花在这些大圆盘之间冒出来。有的才展开两三片花瓣儿。有的花瓣儿全都展开了,露出嫩黄色的小莲蓬。有的还是花骨朵儿,看起来饱胀得马上要破裂似的。”

写静态,用动词,使荷花充满生机与活力。

曹冲称象教学反思 篇五

【关键词】质疑;营造;探究;交流;高效

【中图分类号】G622 【文献标识码】A

在语文教学实践中,把学生质疑精神的培养贯穿于课堂教学常规中,以问题引领学生自主、合作、探究,取得较好的效果。结合实际教学经验,要做到以下三点:

一、课前找疑

在语文教学中通过多次布置预习作业,让学生养成预习时在书上作批注的习惯,把自己已经理解了、弄清楚的问题和自己不理解的问题用不同的符号表示出来,在预习时多提几个“为什么”,并将自己不懂的问题写在练习本上,以便上课时与老师和其他同学讨论交流。如在教学《巨人的花园》一课时,课前让学生认真预习,把自己读懂的内容和不懂的问题写在预习作业本上。教学时先让学生交流了自己读懂的内容,然后提出不懂的问题。有的学生提出了词语方面的问题,如“冷酷、训斥、喧闹、洋溢、凝视、任性”等词是什么意思?有的提出了不懂的问题,如:“巨人为什么要赶走孩子?巨人赶走孩子后,花园里为什么花不开、鸟不语,一片荒凉,一年都是冬天?后来巨人为什么说换来寒冬的是我那颗任性、冷苦的心?为什么说没有孩子的地方就没有春天”等。通过学生互相帮助解答,引导学生细读课文,联系上下文理解的方法解决了学生提出的问题,对学生理解整篇课文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二、课中解疑

(一)要积极营造和谐、自主的课堂氛围。在教学过程中,只有让学生处在一种自由、和谐的空间,学生才会尽情地参与、表达、思考,进而质疑问难。如在教学《称象》时,我讲述完课文内容后对学生说:“学习课文后,你们有什么想法都可以说出来和大家一起交流。”一名同学称赞“曹冲的办法好,真聪明,解决了官员们都解决不了的问题。”真是一石击起千层浪。顿时,教室里充满了议论声。我用眼神示意他继续说下去。他很自信地说:“曹冲是个小孩子,都能解决称象的问题,而官员们却解决不了,他们怎么那么笨呢!”面对这样“反常”的思考,如果给予批评,就会挫伤学生的积极性。于是,我先肯定了学生“反常”的思维,然后进行点拨:“你认为曹冲的办法好吗?生:好。那些官员们也许是一时没有想到这样的办法,他们其他方面也许会比曹冲做得好。就像刚才有的同学说只要往船上装同样重的东西,等船沉到载大象时留下的那个线处,算一算一共装了多少,不就算出来了吗。何必像曹冲一样叫很多人搬石头,称石头呢?应该说我们的办法更好,在当时曹冲能用石头称出大象的重量,应该说他是聪明的。生:是。……”这样点拨,既不会挫伤学生,又解决了学生的疑惑,更重要的是营造了一种良好的课堂氛围,为学生的发现、探究、交流打下了坚实的环境基础。

(二)课堂教学要围绕学生的问题进行。由于学生的个体差异,学生的问题有深有浅,也有很多学生问题相交。在课堂教学中让学生分组交流各自的问题,对于有价值的问题,教学围绕着学生的问题展开,的确是重要的。在教学《海底村庄》这篇课文时,让同学们齐读课文,当同学们读到“村子用透明的玻璃钢做成,房子是圆柱形,屋顶是圆锥形。村子中心是高高的观察站,四周的房屋相互连接。这样既能减少海水对村庄的压力,又能节省材料,交通也十分方便”时,大多数同学脸上呈现出异样的光彩,显得很激动,这时我想同学门肯定有很多问题要问。果然不出所料,当同学们读完课文时,争先恐后地提问。其中王同学提出了一个非常好的问题:“老师,既然海底村庄这样美丽,我们为什么不搬迁到海底去住?”面对王同学提的这一问题,我没有急着回答是与否,而是组织同学们进行实验。

实验一:让小李用纱布蒙上眼睛,在教室的行道里行走,条件是不准碰到桌椅,结果他没有做到;实验二:我用棉花球塞住小红的耳朵、鼻子,然后让他紧闭嘴巴,看他能忍耐多久,结果不到十几秒钟他就坚持不住了;实验三:我给茶杯里倒了一杯水,然后放了一把食盐,等到食盐完全溶解后,让小军去喝。他只用舌尖舔了一下就连连摇头说:“我咸得受不了了。”

(三)学生在听课的时候,可能会遇到许多令人意想不到的问题,或冒出各种各样的想法,这时就要呵护学生的“问题意识”,让学生“敢问”。因此,课堂教学必须以学生为主体,以学生的发展为本。真正确立学生的主体地位,让学生在参与中学会知识、发展智能、完善人格。教师要为学生创设宽松的氛围,让学生大胆地质疑问难,主动地提出问题,自主地解决问题,充分体现学生的主体地位,把学习的自还给学生。

(四)耐心细致地处理学生提出的问题。面对学生的问题一定要有耐心,正确引导,呵护他们的质疑精神和积极性,否则就会扼杀学习的兴趣。如在教学《捞铁牛》一文时,有的学生就议论:八只大铁牛虽然被怀丙和尚从黄河中捞起来了,是立了很大的功劳,但同时也给黄河造成了极大的伤害。的确,据史书记载,黄河水原来是清澈透明的,后来由于人类破坏植被,乱砍滥伐,许多泥沙流入黄河,造成水土大量流失,经年累积,有些河段成了一条悬空河,黄河的河床变的越来越高,地面低于河段几米高,每当洪水暴发时,母亲河就会给沿岸的百姓带来灾难,这是人类不保护环境的结果,也是河底沉积大量泥沙造成的后果。“怀丙和尚向河里抛下两大船的泥沙为了捞一只大铁牛,如果捞多只大铁牛大家可想而知,这段河床将被提高多少,这不明显的是在践踏母亲河吗?老师相信捞铁牛的办法不止这一个,会有很多,大家可以发挥自己的智慧去想一想,有什么办法既不会伤害黄河,又可以捞起铁牛”。

三、课后带着疑问继续学习

在课堂的逐步深入过程中,学生在课前、课中提出的问题,在师生的共同努力下得到了逐一解决。课堂学习中解决了一些比较“常规的问题”。那么是不是就没有其他问题了?其实在课文中还有很多更深层次的问题。这些问题如果教师不带领学生一起去挖掘,就不会得到发现,学生就不会深入的去探究。

“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是学生在老师“质疑”主线的指导和启发下,以学生为主体,充分发挥小组学习、全班学习的群体性作用,在合作中学习,丰富语言的积累,培养学生的主动探究、团结协作、勇于创新的精神。

曹冲称象教学反思 篇六

关键词:玄学思潮;有无之辩;辨名析理;自然名教

中图分类号:B2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3)09—0100—07

一个时代的哲学思潮总是与时代的话题相联系,是为了化解那个时代的矛盾冲突和转危为机之道,为此而创造的一种形而上的思维模式、理论形态、价值理想,并在唯变所适中,而形成一种时代的哲学思潮。哲学与哲学思潮有异,哲学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生命智慧和智能创造的结晶,它不因王朝更替而存亡,而构成不舍昼夜流淌着的哲学长河,这条哲学长河就是在一个个时代哲学思潮不断迭起中形成的。

一、清谈玄理

魏晋南北朝哲学思潮是中国哲学长河中汹涌澎湃而又光怪陆离的一幕。为什么由两汉经学思潮转生为玄学思潮?为什么两汉哲学思潮的天人相应的核心话题转变为玄学魏晋南北朝哲学思潮的有无之辩的核心话题?为什么由“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转化为儒道融突和合?为什么由烦琐的名物训诂转换为思辨的“辨名析理”?这些都是哲学思潮人文语境所探讨的课题。

为什么由两汉经学思潮转生为玄学思潮?从政治发展的格局来看,东汉自中期以后,作为中央集权最高统治者的皇帝年幼无知①,意识形态指导思想的意志被母后、外戚、宦官所掌握,他们为了争权夺利,使尽阴谋诡计,无所不用其极,完全不顾国家的意志和利益、典章制度和伦理道德,把普天之下的王权变为阴谋夺权的私权。通经明达之士被边缘化,作为维护国家典章制度、伦理道德和意识形态指导思想理论基础的载体的经学也被冷落了。“自桓、灵之间,君道秕僻,朝纲日陵,国隙屡启,自中智以下,靡不审其崩离;而权强之臣,息其闚盗之谋,豪俊之夫,屈于鄙生之议者,人诵先王言也,下畏逆顺势也。”②桓帝、灵帝时政化腐败,朝纲险恶,礼崩乐坏,权强如阎忠等,闚视谋逆。政化虽坏,而朝廷不倾危,是因为经籍道行还有影响力。范晔接此评论而赞:“斯文未陵,亦各有承,涂分流别,专门并兴。”③学者分门,各自在承袭其家学。官学严守家法、师法,烦琐支离,经学气息奄奄;王权的意志被母后、外戚、宦官所篡夺, 严重破坏了经学的宗旨, 经学丧失了其协调、维护社会安定、百姓安身立命的功能,以及终极关切、凝聚心灵的信仰体系。

经学官学的旁落,私学兴起,构成了对经学官学的冲击。一方面是太学生的“浮华”交会,儒风衰微。“本初元年,梁太后诏曰:‘大将军下至六百石,悉遣子弟就学,每岁辄于乡射月一飨会之,以此为常。’自是游学增益,至三万余生。然章句渐疏,而多以浮华相尚,儒者之风盖衰矣。”④太学生思想较为开放,又是四方知识精英聚集、名士交往的场所,浮华交会,不务经学,或守之不固,故儒风衰;另一方面,各地经师各自私人授徒,注籍学生常有数百数千以至万人。张兴习《梁丘易》,“弟子自远至者,著录且万人”⑤。曹曾师从欧阳歙受《尚书》,“门徒三千人”⑥。魏应习《鲁诗》,“经明行修,弟子自远方至,著录数千人”⑦。楼望习《严氏春秋》,“教授不倦,世称儒宗,诸生著录九千余人”⑧。颍容博学多通,善《春秋左传》,“聚徒千余人”⑨。蔡玄“学通五经,门徒常千人,其著录万六千人”⑩。讲学授徒之盛,学生受经之众,都属空前。“五经”各经均各有专人讲授,学生对经师恭敬尽礼,笃守家法。范晔评论说:“其耆名高义开门受徒者,编牒不下万人,皆专相传祖,莫或讹杂。”限制了学术交流和融通,有溺于僵化之弊,此其一;其二,太学生们游谈成风,他们不满外戚、宦官专权,朝廷日乱,纲纪颓驰。他们以儒者自觉的责任感,而发起太学生运动,上书请愿,惩奸扬善。永兴元年(153)宦官赵忠,父丧归葬,僭用天子礼制,朱穆下郡案验,宦官作奸,桓帝大怒,反要治朱穆之罪,太学生刘陶等数千人诣阙上书,为朱穆辨白:“伏见施刑徒朱穆,处公忧国,拜州之日,志清奸恶。诚以常侍贵宠,父兄子弟布在州郡,竞为虎狼,噬食小人,故穆张理天网,补缀漏目,罗取残祸,以塞天意。由是内官咸共恚疾,谤讟烦兴,谗隙仍作,极其刑適,输作左校,天下有识,皆以穆同勤禹、稷而被共、鲧之戾……”又皇甫规平羌乱有功,宦官要贿赂,规“恶绝宦官,不与交通,于是中外并怨,遂共诬规货赂群羌,令其文降”。“坐系廷尉,论输左校,诸公及太学生张凤等三百余诣阙讼之。”太学生运动,主持社会正义,是社会良知的表征。然而士大夫的谏争,太学生的抗议,换来的是残酷的政治危害。两次党锢之祸,使海内涂炭二十余年,李膺官员及门生故吏都遭镇压。熹平元年千余太学生被捕。他们临难不苟,朝野震惊,天理难容。士大夫、太学生的人格尊严受辱,价值理想破灭,群体心理由严守儒家操行向任情放诞、虚无放达转向,儒家经学在维持社会道德价值、天理良心、天意权威的作用上已式微,而氤氲着向魏晋玄学、玄学新经学的转生。

另一面是诸子学的复兴,也构成对经学的冲击。两汉经学僵化的家法、师法,烦琐的章句注疏之学,已不适应东汉末的社会的需要,不能为化解社会政治、经济、思维的冲突提供理论的资源。桓谭《新论》揭示:“秦近君能说《尧典》篇目两字之说,至十余万言。”对于当时思想文化主体的名士、太学生来说,他们热衷于浮华交会、议论朝政、臧否人物,已无埋头章句注疏的兴趣,促使诸子学复兴。人们主要是从诸子学中探索化解现实社会冲突和危机的资源,并不为了建立纯粹学派的需要。曹操的《气出唱》:“神仙之道,出窈入冥,常与专之”,是道家的笔法;《秋胡行》:“所谓者真人,道深有可得”,“仁义为名,礼乐为荣”,是道儒圆融的志趣;《度关山》:“天地间,人为贵。立君牧民,为之轨则”,“侈恶为大,俭为共德”,“兼爱尚同,疏者为戚”,是儒墨思想的陈述;《以高柔为理曹椽令》:“夫治定之化,以礼为道;拨乱之政,以刑为先”,是儒法兼用的思想。曹操曾与其养子何晏,共同解读兵书。他们已打破了“独尊儒术”的桎梏和经学的家法,兼采各家,为我所用,“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其各举所知,勿有所遗”。这种开放宽容、唯才是举的选拔人才的政策,既有其偏颇,也有其社会实际效用,而其所举古人傅说、管仲、萧何、曹参、韩信、陈平、吴起都是有智有才的英雄。陈寿评论说:“太祖运筹演谋,鞭挞宇内,揽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言其重法家实用。

诸葛亮是蜀国为政治国思想的体现者。在《草庐对》(《隆中对》)中,他建议刘备取荆州、益州,结好孙权,革新政治,准备条件,统一全国的战略。在蜀国实行“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制,开诚心,布公道;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服罪输情者虽重必释,游辞巧饰者虽轻必戮”。儒法兼治,德威并举,一扫刘焉、刘璋闇弱、愚朽之局面,而使蜀国致治。

吴国实行德主刑辅之治,而非先刑后礼之策。孙权说:“夫法令之设,欲以遏恶防邪,儆戒未然也。”认为刑罚是不得已而用之的。陆逊说:“臣以为科法严峻,下犯者多……然天下未一,当图进取,小宜恩贷,以安下情。”以为科法严峻有弊,应施恩惠,以安抚下人的情绪。他对谢景赞扬刘廙的“先刑后礼”论持否定态度:“礼之长于刑久矣,廙以细辩而诡先圣之教,皆非也。君今侍东宫,宜遵仁义以彰德音,若彼之谈,不须讲也。”以礼长于刑,而没有完全否定刑。

刘廙任曹操丞相掾,文帝时为关内侯。“先刑后礼”的推行带来一些冲突,如何化解?他说:“夫为政者,莫善于清其吏也,故选托于由夷,而又威之以笃罚,欲其贪之必惩,令之必从也,而奸益多,巧弥大,何也?知清之为清,而不知所以清之,故免而也。日欲其清,而薄其禄,禄薄所以不得成其清,夫饥寒切于肌肤,固人情之所难也。”为政治国,要使官吏清廉,仅靠刑罚只能免于犯罪而无羞耻之心,一方面要加强仁义的德教;另一方面不能薄其奉禄,使其饥寒;再一方面“明君必须良佐而后致治,非良佐能独治也,必须善法有以用之。夫君犹医也,臣犹针也,法阴阳补泻也”。医针二者已俱备,不知阴阳补泻的“法”,也不能治好病。君、臣、法三者和谐而齐下,才能治好病。

桓范事曹操、文帝、明帝三朝,他与刘廙先刑后礼异,主张刑德相须。“夫治国之本有二,刑也,德也,二者相须而行,相待而成矣。天以阴阳成岁,人以刑德成治,故虽圣人为政,不能偏用也。”刑德相须相待,儒法相资为用,不可偏用。

从汉末至三国诸子学的复兴,适应当时社会政局纷争的需要,或儒法相资,或儒墨结合,或形名合流,两汉经学一统局面已破缺,构成经学思潮向玄学思潮转生的因缘。

再一方面,玄学由清谈乃至玄谈演化而来,清谈是汉末清流名士的时尚,他们品评人物或讥评时政。士大夫、太学生群体心理的转向,刺激了其品核公卿、裁量执政的清议,推动了清谈之风。郭泰、符融等作为清议派的名士,以品鉴人伦而与许劭齐名。郭泰“性明知人,好奖训士类”。谢甄和边让两人“善谈论,俱有盛名”,郭泰品评说:“二子英才有余,而并不入道,惜乎!”后来谢甄不拘细行,为时所毁;边让轻侮曹操被杀。许劭“少峻名节,好人伦,多所赏识。若樊子昭、和阳士者,并显名于世。故天下言拔士者,咸称许、郭”。曹操名声微小的时候,常常卑辞厚礼来求许劭为其品藻题目,即品评。劭看不起曹操的为人而不肯品评,曹操伺机胁劭,劭不得已说:“君清平之奸贼,乱世之英雄。”曹操大喜而去。

由汉末清议而发为魏之清谈,清谈高谈阔论而尚玄虚,亦求名实相符。符融曾细察炫耀上京的晋文经、黄子艾,以招揽品评人物。虽公卿将相大夫遣门生旦暮坐其门,不得见,但符融察觉他们“空誉违实”,并告知李膺,“果为轻薄子”,后两人逃亡。晋黄二氏就是名实不符,名声与实际行为能力不符。曹魏的“综合名实”是为纠正东汉末以品藻名誉取人的流弊,然而建安年间不拘一格选拔人才的措施,既构成对上品无寒门的挑战,亦带来才与德的紧张,在综核名实关系中应纳入才与德的核实。何夔对唯才是举而忽视道德有异议。他对曹操说:“自军兴以来,制度草创,用人未详其本,是以各引其类,时忘道德。夔闻以贤制爵,则民慎德;以庸制禄,则民兴功。以为自今所用,必先核之乡闾,使长幼顺叙,无相逾越。显忠直之赏,明公实之报,则贤不肖之分,居然别矣。”选用人才必先考核在乡里的道德行为,以分别贤与不肖,以求名实与才德的一致。

刘劭受曹叡诏作《都官考课》,以考核官吏。他融合儒、道、名、法诸家思想,撰《人物志》,以识辨人物才性,依人物才性而判断可以做什么官,作为选拔官吏的依据。“盖人物之本,出乎情性。情性之理,甚微而玄,非圣人之察,其孰能究之哉?凡有血气者,莫不含元一以为质,禀阴阳以立性,体五行而著形。苟有形质,犹可即而求之。”人物的情性体现物的本质,凡是有血气的生命,都蕴涵“元一”的性质,阴阳五行构成人物生命的情性和形体。“凡人之质量,中和最贵矣。中和之质必平淡无味,故能调成五材,变化应节。是故观人察质,必先察其平淡,而后求其聪明。”中和是天下的大本达道,百行的根本,因此是最宝贵的价值。中和的性质必平淡无味,所以能调和五材。五材体现在人体上为木骨、金筋、火气、土肌、水血五种体质;五种体质形成五种性分,称之为五常,即仁、礼、信、义、智五种品德。进而穷理尽性,人物的情性,有九个方面的表征,为九征:“性之所尽,九质之征也。然则平陂之质在于神,明暗之实在于精,勇怯之势在于筋,强弱之植在于骨,躁静之决在于气,惨怿之情在于色,衰正之形在于仪,态度之动在于容,缓急之状在于言。其为人也,质素平泊,中睿外朗,筋劲植固,声清色怿,仪正容直,则九征皆至,则纯粹之德也。”如果这九种表征违悖乖戾,是偏杂之材。偏材、兼材、兼德三度不同,材德也各异,偏材的人以某一专长成名,兼材的人以某一品德称誉,兼德的人更具完美的名号。“是故兼德而至,谓之中庸。中庸也者,圣人之目也。”《九征》以儒道思想为主旨,既回应了名实、才德之辩,又从人物才性的多角度、多层面、多系统综合分析人物情性,把平淡、无味与中和、中庸等道儒概念范畴圆融无碍地和合起来,为清议、清谈提供了坚实的才性基础,使清议、清谈有了才性的根据,也为玄谈作了铺垫。

刘劭对偏材按其专长职业分为十二类,清节家、法家、术家、国体、器能、臧否、伎俩、智意、文章、儒学、口辩、雄杰。又以中庸为标准衡量此十二种偏材的特质,揭其得失,引以为诫。根据德、法、术三材纯粹具备与否,与人物才性相适应,分十二类人材所适宜的十二种职业作为选择人材的依据。通过“八观”、“五视”品鉴人物才性的方法,以避免七种谬误。《人物志》全面、系统论述品鉴人物的才能和情性的话题,为曹魏政权的制度、政治、人材建设服务,以建构曹魏政治新秩序。

刘劭品鉴人物的才能与情性,即是“才性”话题。时人对此话题看法分歧,锺会“有才数技艺,而博学精练名理”。为辨才性名理,撰《四本论》,其内容据《世说新语·文学篇》刘义庆注引《魏志》载:“会论才性同异,传于世。四本者,言才性同,才性异,才性合,才性离也。尚书傅嘏论同,中书令李丰论异,侍郎锺会论合,屯骑校尉王广论离。文多不载。”文本虽失,亦见当时才性论争是一热点话题。

刘劭、锺会、傅嘏等都可谓是从“循名考实”,经“才性同异”,到“辨名析理”过程之中的人。夏侯惠在推荐刘劭时说:“臣数听其清谈,览其笃论,渐渍历年,服膺弥久。”是清谈之人。锺会是“精练名理”之人。傅嘏曾与刘劭辩论《考课法》。傅氏认为“案品状则实才未必当,任薄伐则德行未为叙”,所以《考课法》不足以分别贤愚,而应“精幽明之理”。是辨别名理之人。所谓名理,是指辨别名词概念,分析其蕴涵的意义原理。《世说新语·文学篇》又载:“傅嘏善言虚胜,荀粲谈尚玄远,每至共语,有争而不相喻。”论争时尚话题的转换,学风的转变,促成了两汉经学思潮向魏晋玄学思潮的转生。

二、玄远之学

哲学思潮的转生。其体现转生的哲学核心话题由天人相应向有无之辩的转变,也体现了时代精神的转换。哲学思潮的转生,是时代与时偕行的需要,不同的时代需求不同的哲学思维,一种哲学思维形成一种哲学思潮,也需要时代的承诺,人们的认同。

就时代的政治形势来看,汉末黄巾暴动,董卓之乱,摧毁了汉王朝一统天下的格局。其结果导致魏、蜀、吴三国鼎立。时人在反思这种乱局的因缘中,体认到国家的存亡与政治的兴衰相关,而政治的兴衰又与为政者用人的得失相联,故有《人物志》和才性之辩的兴起。在汉魏之际,天下大乱,三国战事连绵,魏晋时政局不稳,阴谋涌动,生民无几,而人相食。魏建国后便有人主张清静无为、与民休息的道家黄老思想。王肃虽好儒学,但亦主张息民、惠民,而不要劳民、疲民,宜清静无为。他上疏明帝:“大魏承百王之极,生民无几,干戈未戢,诚宜息民而惠之以安静遐迩之时也。”魏要统一蜀吴两国,所以外勤征役,而内务宫室,将士怨旷积年,人民饥馑,蒋济给明帝上疏:“宿兵边陲,且耕且战,怨旷积年。宗庙宫室,百事草创,农桑者少,衣食者多,今其所急,唯当息耗百姓,不至甚弊。”即使使用亦不夺农时,主张“务在清静”,“率以清平,则和气祥瑞可感而致也”。虽然天下仍为三分,但在局部统一的形势下,需要道家黄老思想来协和内外各种冲突,以补儒家有为思想的不足,“与民休息”,“与民无为”,政平民富,也是统一战争的需要。这就为由两汉经学思潮的天人相应核心话题转生为魏晋玄学思潮的有无之辩核心话题奠定了现实基础,也是一种现实需要的改变。

就哲学思想发展的趋向而观,哲学思想尽管有其个性、独立性,但归根到底是时代精神的体现,与时代的现实性、普世性相契不离,是时代冲突与危机的化解之道,是时代话题的形而上理念概括。哲学是对时代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的智慧反思和理解,是时代精神结构的核心。这种智慧的反思和理解的对象与反思理解者构成了“以他平他谓之和”的互动关系。反思和理解的新对象需求改变原有理论思维形态,以一种新的哲学思维来适应已变换了的新对象的需要,智慧反思和理解亦赋予新对象以价值和意义。

“王道通三”,作为体现两汉大一统的“天人相应”理论思维核心话题,已与魏晋长期相对分裂的政治形势相对应的“天人相应”论不适应,特别是西汉末与东汉末两次农民动乱,农民领袖都打着变天、天变的旗号,作为其动乱合法性的护身符。张角“奉事黄老道”,以“苍天已死,黄天当立”作为动员农民起义的政治口号。苍为木运,黄为土运,据《太平清领书》木火相接,土克火,汉为火运,即克汉。“汉行已尽,黄家当立”。农民领导者接过“天人相应”思想,作为反汉的思想武器,这样两汉经学思潮“天人相应”的核心话题已异化了,已不能作为在围剿黄巾农民军中建立起来的魏晋政权意识形态指导思想的核心话题了,建构新的理论思维形态必须有新的哲学核心话题为前提,实现哲学核心话题的转生,是时代的需要。

哲学核心话题转生有其自身演化的理路,从“循名考实”的名实,经“才性同异”之辩的才性,到“辨名析理”的名理;再由“名理”、“虚胜”到“玄远”。魏晋时称玄学为玄远之学。何劭在《荀粲传》中说:“粲诸兄并以儒术论议,而粲独好言道,常以为子贡称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闻,然则六籍虽存,固圣人之糠秕。粲兄候难曰:‘《易》亦云圣人立象以尽意,系辞焉以尽言,则微言胡为不可得而闻见哉?’粲答曰:‘盖理之微者,非物象之所举也。今称立象以尽意,此非通于意外者也,系辞焉以尽言,此非言乎系表者也;斯则象外之意,系表之言,固蕴而不出矣。’……太和初,到京邑与傅嘏谈。嘏善名理,而粲尚玄远,宗致虽同,仓卒时或有格而不相得意。裴徽通彼我之怀,为二家骑驿,顷之,粲与嘏善。”名是指称实的,应有其名就应有其实,但非必然合其实。理是道理、原理,不是有形的、表现的物象,只有通过辨名,才能析理,王弼说:“夫不能辩名,则不可与言理;不能定名,则不可与论实也。凡名生于形,未有形生于名者也。故有此名必有此形,有此形必有其分。”形与名的互动关系是名由形而生,形名相符,而有名分之理。

在思维方式上“名理”与“虚胜”相通。《荀粲传》以傅嘏善名理,荀粲尚玄远,而《世说新语·文学》讲“傅嘏善言虚胜,荀粲谈尚玄远”。荀粲尚玄远同。所谓“虚胜”,是指以谈虚无为尚,换言之,是尚虚贵胜之道。尚虚而不及物象,又不离名理。孙盛说:“昔裴逸民作《崇有》、《贵无》二论,时谈者或以为不达虚胜之道者,或以为矫时流遁者,余以为尚无既失之矣,崇有亦未为得也。”以裴頠尚无既失,崇有亦未得,未能圆化两者,而偏执一方,因而不达虚胜之道。虚胜之道便需度越偏执。

如果说虚胜虽要度越偏执而圆化,但未及其所以然度越偏执之道,玄远则是指体贴象外之意,以超言绝象的思维方式,探讨玄远的天地万物之所以然的话题,即求索天地万物形而上的根据。“籍虽不拘礼教,然发言玄远,口不臧否人物。”阮籍本有济世之志,但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很少有全身,因此不与世事,发言玄远,有避祸全身之意;其酣酒为常,既是对现实社会不满而抗议的一种形式,也是对人生不能实现济世价值理想的无奈何心态激烈冲突的表露。这也是竹林七贤人格与心理严重分裂的共同心态。

“玄远之学”是魏晋时代思潮的称谓,它以老庄之学为宗,融突儒家文化,而和合为玄远之学。所谓玄远之学思潮是指以有、无为核心话题,以和谐本与末、自然与名教关系为趋向,以化解现实社会价值冲突和危机,试图从超言绝象的形而上层次上建构新的哲学理论思维形态。

玄远之学以老庄之学为时尚,嵇康兄嵇喜在《嵇康传》中说:“家世儒学,少有俊才,旷迈不群,高亮任性,不修名誉……长而好老庄之业,恬静无欲。”虽受儒学的家学,长大以后好老庄之学,恬静无欲。嵇康的从孙嵇含说:“迈矣庄周,天纵特放,大块授其生,自然资其量,器虚神清,穷玄极旷……于是借玄虚以助溺,引道德以自奖,户泳恬旷之辞,家画老庄之象。”老庄之学的清静无为、恬静无欲思想统摄魏晋玄学。无是一个开放的、无限的、包容的概念,而不具封闭性、有限性、独尊性,是形而上的根据。然而无一面对现实、面对社会、面对生活,就不能不承认有。有虽恃无以生,无有也不能体现无,实现从两汉天人相应哲学思潮核心话题向魏晋有无之辩哲学思潮核心话题的转生。

三、道儒会通

至于魏晋玄学之玄学称谓,曾见于《陆云传》载:陆云夜行迷路,忽见有火光,“至一家便寄宿,见一年少,美风姿,共谈《老子》,辞致深远。向晓辞去,行十里许,至故人家,云此数十里中无人居,云意始悟。却寻昨宿处,乃王弼冢。云本无玄学,自此谈《老》殊进”。这则寓言讲陆云与王弼谈《老子》,是为玄学。后南朝宋文帝元嘉十三年(436),《宋书·何尚之传》载:“以尚之为尹,立宅南郭外,置玄学,聚生徒。”十五年,虽国子学未立,但已立玄学、史学、文学、儒学为四学并建。南齐时,此四学又称四科。“泰始六年,以国学废,初置总明观,玄、儒、文、史四科。”四科是国学未建立前的教学机构,这是依当时情况而作出的分科教授。到永明三年(485),国学建立后,四科统入国学,四科仍然存在,主持四科的总明观祭酒改为国子祭酒。

齐之国学四科中,玄学居其首,陆澄与尚书令王俭讨论《周易》注释时说:“晋太兴四年,太常荀崧请置《周易》郑玄注博士,行乎前代,于时政由王、庾,皆俊神清识,能言玄远,舍辅嗣而用康成,岂其妄然。太元主王肃《易》,当以在玄、弼之间。元嘉建学之始,玄、弼两立。逮颜延之为祭酒,黜郑置王,意在贵玄,事成败儒。今若不大弘儒风,则无所立学,众经皆儒,惟《易》独玄,玄不可弃,儒不可缺。谓宜并存,所以合无体之义。”从反思《周易》诠释的历程中,认为舍王弼注《易》,而用郑玄《易》注,抑还黜郑置王,都是偏颇,主张玄、儒并存,合无体之义,以融突玄学与儒学。

顾欢曾从“雷次宗谘玄、儒诸义”,以融会玄学与儒学。他认为“五帝三皇,不闻有佛;国师道士,无过老、庄;儒林之宗,孰出周孔。若孔老非圣,谁则当之”。维护中华传统的玄、儒文化,而与佛教相颉颃。

就魏晋南北朝整体思维而言,是以玄学思潮为主流,道教、佛教文化为辅。因此,中国哲学思潮的发展是为会通期。由于时人与后人的价值观的演变和分殊,因此对玄学的体认有异,但作为以道儒融合为主旨的玄学哲学思潮,不管是本无派,还是崇有派,都归属玄学,只是其倾向于道,抑或倾向于儒有别,而非玄学的反对派。把玄学哲学思潮内的论争,说成玄学的反对派,恐不妥。玄学中的不同派别互相论争、批判,犹与宋明理学思潮中的程朱与陆王相似。如裴頠,“頠深患时俗放荡,不尊儒术,何晏、阮籍素有高名于世,口谈浮虚,不遵礼法,尸禄耽宠,仕不事事;至王衍之徒,声誉太盛,位高势重,不以物务自婴,遂相放效,风教陵迟”。裴頠以儒家礼法价值标准而衡量玄学代表人物的行为放荡,口谈浮虚。不仅批评其“虚无”、“玄妙”、“雅远”、“旷达”的理论思维,而且批判其“或悖吉凶之礼,而忽容止之表,渎弃长幼之序,混漫贵贱之级。其甚者至于裸裎,言笑忘宜,以不惜为弘,士行又亏矣”的行为活动,毁坏了社会风气。

注释

曹冲称象教学反思 篇七

一、在创设情境中渗透

在数学教学中,教师给学生创设问题情境,有助于学生实现原有认知结构对新知识的同化和顺应,使原有认知结构得到补充和完善。也只有在问题情境中,才能激发学生将新旧知识相互联系、相互比较,主动调动原有认知结构中能解决新问题的那部分知识,并将其重组、建构,找到适应新问题情境下解决问题的数学思想方法,从而形成数学知识、方法和思想的一体化,进而开展有效学习。

如在教学“等量代换”时,我这样设计:

师:同学们,你们喜欢看动画片吗?

生:喜欢。

师:今天,老师给大家带来了《曹冲称象》的动画片,请大家欣赏。

学生一起观看动画片。

师:看了这个故事,你想到了什么呀?

生1:我觉得曹冲很聪明!

生2:我觉得曹冲很了不起,他称出了大象的重量。他先把大象赶到船上,船下沉以后,他在船上做了一个记号;再把大象赶到岸上,再往船里装石头,一直装到船下沉到记号的位置,再称出石头的重量。

师:装石头的时候,船也下沉到了那个记号位置,这说明了什么?

生:说明石头的重量和大象的重量是相等的。(师板书:相等)

师:曹冲为什么不直接称大象呢?这样做多麻烦呀?

生:因为没有那么大的秤来称大象。

师:对,在那个时候,没有那么大的秤来称大象,所以,聪明的小曹冲就把大象换成了和它重量相等的石头,称出了石头的重量就知道了大象的重量。(板书:换)

师:你们瞧瞧,曹冲多聪明呀!小小年纪就已经会用我们数学上一种很重要的思考方法――等量代换(转化)来解决问题了。

我用学生非常熟悉的故事来引入,将学生带到有意义的、思维含量较高的问题情境中,让学生初步体会等量代换的思想,领悟“等”是“换”的前提这一难点,进而进入课题学习。这样的情境创设,不仅极大地调动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为学生探索新知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而且所选故事与学生所要探索的知识有着紧密的内在联系,能让学生触景生思,诱发学生数学思维的积极性,使其更投入地学好数学。

二、在新授过程中渗透

数学知识发生的过程也是其思想方法产生的过程。在教学过程中,学生数学思想方法的形成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在学生学习具体数学知识的初期,由于各种因素的限制,对于其中所蕴涵的数学思想方法只有感性认识。所以,我们要向学生提供丰富的、典型的、正确的直观背景材料,创设使认知主体与客体之间激发作用的环境和条件,通过对知识发生过程的展示,使学生的思维和经验全部投入到接受问题、分析问题和感悟思想方法的挑战之中来,从而让学生主动建构科学的认知结构,主动将数学思想方法与数学知识融汇成一体,最终形成独立探索分析、独立解决问题的真能力。

如在教学梯形面积公式推导时,教师可适时渗透类比、化归和转化的思想。

师:同学们,前面我们学习了哪些图形的面积计算?

生:我们学过了平行四边形、三角形的面积计算。

师:平行四边形与三角形的面积计算公式,我们是怎样推导出来的?

生:通过把平行四边形转化成长方形后,推出平行四边形面积计算公式的。把三角形转化成平行四边形,然后推出三角形的面积计算公式的。

师:我们在推导这两种图形的面积计算公式时,有什么共同点?

生:都是把要求面积的图形转化成我们原来学过的已经会求面积了的图形,然后再去推导出这个图形的面积计算公式。

师:同学们所说的这种方法就是化归法,它是指将有待解决或尚未解决的问题,通过运用一定的数学思想,转化成已经解决或较易解决的问题,最后达到解决新问题的一种方法。对于梯形的面积如何计算,同学们也可大胆地猜想一下,梯形可以转化成我们已经学过的哪些图形呢?

经过猜想,学生汇报如下:梯形可以转化成平行四边形、三角形、长方形。

学生通过动手操作发现,两个完全一样的梯形可以拼成一个平行四边形。

对平行四边形与三角形面积推导过程的回顾,实质上是引导学生对已经应用了的化归思想进一步明确,使学生对化归思想有一个整体的初步感知,知道化归思想就是化未知为已知,化复杂为简单,化陌生为熟悉,化困难为容易的一种数学思考方法,同时也为梯形面积推导提供着内在的类比和转化的思路。像这样有思想深度的课,能给学生留下长久的思想激动和知识的深刻理解。以后即使学生对具体的数学知识已经有所淡忘,但数学地思考问题的思想方法仍将长存于脑中。

三、在组织练习中渗透

简单、机械的模仿性练习只是让学生记住数学知识,很难渗透数学思想方法,只有科学地、有层次地、开放性地设计练习,多途径、多角度地训练学生思维,开发学生智力,才是提高学生个体素质的前提,才是课堂练习设计的依据。其中,模仿练习,能让学生巩固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变式练习,能让学生理解知识和发展思维;应用练习,能考查学生综合应用所学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不管哪种练习,我们都可以适时地渗透数学思想方法。

四、在复习整理中渗透

由于同一内容可蕴涵几种不同的数学思想方法,同一数学思想方法又常常发生在许多不同的基础知识之中,及时复习、整理以进行强化刺激,有利于学生掌握数学思想方法的精髓。所以,在教学时,教师利用单元复习和阶段性总结的时间,可以适当集中的方式,从纵、横两方面整理,概括和提炼出本章节的数学思想方法、纲要和系统,适时对某种数学思想方法进行概括和强化,不仅可使学生从数学思想方法的高度把握知识的本质和内在的规律,而且可使学生逐步体会数学这门学科思想方法的精神实质。

如学习了多边形的面积之后,通过梳理,学生会发现三角形、梯形都可以转化成平行四边形来求出面积,利用这些图形变化,从而概括出要求图形的面积计算的结论。这里的归纳,不仅能使每个学生明确不同图形面积计算的相应方法,而且能使学生领悟到还有比计算公式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把新知转化为旧知,再利用旧知解决新问题的化归思想方法。

曹冲称象教学反思 篇八

[关键词] 现实主义 中国戏剧 主观意识 政治干预

现实主义作为一种创作手法,是中国20世纪文艺思潮的主流。随着的蓬勃发展,民主科学思想的提升,中国传统的古典主义文学被画上了句号,接踵而来的是以人为本、以真实为尺度的现实主义文学在中国的土地上孕育、成长。

现实主义在中国戏剧创作中直到这时才被接受。作为舶来品的艺术手法,在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相合中,逐渐形成了中国化的特点。我们不妨以最具现代戏剧大师称号的曹禺先生的作品为例,窥探中国现实主义创作手法被接受、被采用的演变景观。

曹禺先生的戏剧创作历经20世纪的30—70年代,这正是中国社会从动荡到稳定的大变革时期。中国戏剧正是在这一阶段完成了自己的转型与定位。

三十年代,深刻而真实的现实主义基调

与民主科学的呼声一同介入中国文化视野的现实主义创作手法,它强调作家要客观真实的反映现实生活,要求戏剧情景与生活原貌相接近,曹禺的处女作《雷雨》正是遵循这一理论取得了成功。

《雷雨》中的年代,正如所说的是“中国黎明前最黑暗的年代”,也如鲁迅所形容的是“于无声处听惊雷”的时代。1927年革命的高潮在中国最底层的群体中孕育,反抗的情绪在每一个人的心中滋生;社会表面的低气压虽让人郁闷,但斗争的怒火一触即发,大雷雨即将来临。曹禺以作家对时代的敏锐感受,以杰出的现实主义手法,以周、鲁两个家庭的情感为纠结,艺术而真实的再现了五四前后30年间中国社会的某一侧面。这里周鲁两家代表着近代中国社会在急剧变动的两极势力。周家代表着一个由封建宗法制家庭转化成功的资产阶级家庭,鲁家代表着在社会剧变中被抛到一起而拼凑形成的破碎家庭,它们都是中国社会加速转变过程中的畸形产物。作品通过周朴园与繁漪、鲁侍萍、鲁大海的矛盾,反映了资产阶级势力在封建思想的蛊惑下对人本思想的压制,对社会弱势群体的损害,对基层民众的剥削。戏剧艺术的再现了当时中国社会人们的生存状态,巧妙地揭露了当时中国社会现实的矛盾冲突。面对中国社会的矛盾纠结,曹禺无力解开,只能让作品以悲惨谢幕,用一场雷雨把一切丑恶冲刷带走。真实的反映生活,深刻的予以剖析,这是曹禺在这一时期创作的原则。

四十年代,主观性介入的现实主义风格

受俄国现实主义思潮影响,中国现代作家普遍存在一种积极参与社会改造的意识,其表现在作品中就是自我主体意识的强化。正如曹禺在《雷雨·序》中说,《雷雨》中他漏掉了一个最重要的角色,即“象征雷雨的渺茫不可知的神秘”,“被称为雷雨的一名好汉”。在他的第二部作品《日出》中那与舞台下腐朽垂死生活相对立的“象征着光明的人们”,虽“也硬避在背后当作陪衬”,但不能不说这是作家以主观意向人们展示的所给予的自我形象。到了作品《北京人》中,作家干脆以“北京”猿人的模特儿的出现直接介入了主观意识,让自我意识站在了舞台上。这源于40年代蓬勃高涨的抗日情绪被扼杀的社会现实,作家曹禺在愤愤不平中构想出了一个原始社会来与现实社会相对照,借以宣泄内心的愤懑,寄托自己朦胧的社会理想。在改写巴金小说《家》时,曹禺明确将反抗矛头直指封建婚姻,在作品中他替“痛苦得没有叫喊的地狱中的冤魂冤鬼控诉”,他借觉慧之口喊出心中的愤怒“我的敌人不是一个冯乐山,而是冯乐山所代表的制度,什么是家?家就是下面罩着的一群猪”。在这里可以看出曹禺的作品已经显示出直接参与社会问题的探讨,作家的主观思想已经很直接的渗透在揭示现实生活的戏剧里了。渴望从揭示人类精神生活堕落的根源中获得解救人类精神、疗救社会病源的良方,这就是曹禺这一代作家的使命。这样的作品也因此颇受读者的喜爱。

解放后,政治性干预的现实主义极端化

建国后在新的政治思想、文艺路线指导下,曹禺开始了艰难的艺术转型,作品明显减少。这是一个告别旧我重铸新我的嬗变过程,进展与衰退连体接枝,昔日的梦想与现实的阴影层峦叠嶂,从《明朗的天》到《王昭君》,他的作品自觉的戴上了时代的镣铐。如党委书记董观山的完美思想中无一点个人存在;王昭君在和亲过程中赈灾济民、出征平叛等等。新中国现实主义文艺思潮的干预,使曹禺的戏剧创作陷入了玩华失实的泥坑。张扬时代精神,弘扬理想主义,政治指导艺术,现实主义在文学创作中被极端化,作家在既定的路线中小心迎合着,艺术的教育功能被最大化了。至此中国的艺术包括戏剧在内已经完全被一种程式化的模式所代替,人性中最真实的个性在戏剧中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时代的需要,政治宣传的需要,作品中的人物几乎都是当代政治的完美化身,现实主义被变成为政治宣传服务而存在。直到20世纪80年代,文学艺术才走出泥淖,曹禺也是在这时从沉痛的反思中回到现实创作的基点上,但回归已经太晚了,一代戏剧大师还没来得及焕发精神,投入创作,便于1996年走完了他生命的旅程。

可以看出,中国戏剧的现实主义在曹禺先生的作品中得到最真切的体现,曹禺先生以他杰出的文笔,睿智的思想,敏锐地感觉,执著的精神,为中国戏剧立足现实主义形式创作探索出了一条坚实之路。中国戏剧从此兼收西方三一律的创作模式,在现实主义的大道上阔步前进。不过迎合时代政治的需要,过分强调戏剧艺术的社会功利性,不免又让我们看到包括曹禺在内的中国作家在艺术创作中的悲哀了。

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上面这8篇曹冲称象教学反思范文就是快回答为您整理的专家称象群迁徙方向是随机的范文模板,希望可以给予您一定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