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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上最牛高考作文【最新8篇】(史上唯一一次高考推迟)

为了让您对于史上最牛作文的写作了解的更为全面,下面快回答给大家分享了8篇史上最牛高考作文,希望可以给予您一定的参考与启发。

史上最牛高考作文 篇一

中国第一位杰出的商人是王亥。零星的小商小贩自古就有,而第一位商业巨头到王亥才诞生。王亥是商部落的最高首领,是官商,通过卖东西卖出个王朝――商。后来历朝历代的大商人,和官的关系都是扯不断的。

因牛兴?因马兴?

追本溯源,商朝的始祖为契,跟随大禹治水,因功被舜封在商丘,形成商族。从契至汤共十四代,王亥就是第七世。王国维在《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中,通过卜辞研究,“乃知王亥为殷之先公”,并与文献《世本》、《楚辞・天问》、《吕氏春秋》、《史记・殷本纪》、《三代世表》及《汉书・古今人表》所记载的胲、核、该、王冰、振和垓,“实系一人”,确证王亥是商自契以后的第七位先公。

当然,如果不是他们的后代汤建立商朝,一统天下,这些祖先就会默默无闻;但如果不是这些祖先积累的财富,汤也很难建立商朝。王朝的基业,其实都是祖先和后人互相成就的。

十四代人中,王亥最牛,只有他一人称王。王者,君也,乃天下所归往。甲骨卜辞中,王亥的亥字,起源于山东曲阜的商人以鸟为图腾,说明王亥成为图腾。该部落的后人求雨告秋之时,往往祭祀王亥,牺牲最高达五十牛,有时竟和祭天没什么两样,连他的配偶也极为罕见地一起被祭祀。原因就是王亥让族人富裕起来了。王国维说:“然则王亥祀典之隆,亦以其为制作之圣人,非徒以其为先祖。”

财富起源于服牛。《管子・轻重戊》说:“殷人之王,立皂牢,服牛马,以为民利。”郭沫若考证说,皂是喂牛马的槽,牢是养牛羊用的圈,服就是驯服。现在,四千年后的牛还是很倔强,王亥当初服牛很不容易。当时有很多部落,就是他第一个想去做这件事,找到牵牛要牵牛鼻子的诀窍,可以驾车负重远行。

千万不要小看畜牲,在当时,牛可是第一生产力,是大规模经商必不可少的运载工具,它使得长途运输进行大批量的部落交易成为可能,走得越远,利润越高,克服地域的限制,让牛拉车不折不扣是个大发明,应该说王亥是靠技术起的家。

马的速度快,但在中原不好养,数量少,牛的速度虽然比不上马,但力气、耐力比马好得多。王亥服牛是一种战略,驯服了牛,他就用牛车载着物资到远的部落做贸易,《周书・酒诰》记载,他们“肇牵车牛远服贾,用孝养厥父母”。那时,一个部落的人到另一部落做生意是破天荒的事,只有商部落的人开发了牛做到了这一点,等于垄断了交通,于是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商国房屋成片、人口众多,《诗经・商颂・玄鸟》如此饱含深情地描述:“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茫茫。”

别的部落尚不会驯牛,贸易之人都来自商部落,所以称作商人,交易活动就是商业,作为早期进行贸易的王亥,被有的人称为后代商人的始祖。原来,不是因为做生意就叫商人,而是因为做生意的人是商族人,才把他们叫商人。不会赶牛车的部落,只能看着肥水外流。

牛车带来的滚滚财富,成为商人的专利。

历史学家汤因比认为出现手工业者或商业,文明才开始进化。王亥比福特早几千年就让商成为车轮上的国家,有功于华夏文明的开启。

为色亡?为财亡?

王亥最后一次经商是到今河北的易水,惨死于此。据《竹书纪年》记载,公元前1810年,居住在易水的有易氏部落的首领绵臣,杀害了王亥并碎尸,头、手、脚、胸腹都被切开扔到不同的地方去。

后人很想知道,绵臣杀王亥的动机是什么?如果只是杀人越货,不可能那么残忍地碎尸,王亥是殷的首领,杀而且是残杀必会引来复仇之祸,绵臣不可能不知道后果。知道后果也要做,可见是深仇大恨。多年以后,晋代郭璞注释道:“《竹书》曰:‘殷王亥宾于有易而淫焉,有易之君绵臣杀而放之。’”就是说王亥在有易氏部落里有淫行,才被绵臣怒杀肢解。今人游国恩先生经过考证,认为王亥确因淫行而丧生。

奉这么一个色鬼做千千万万经商之人的始祖,真的有点我到坟前愧姓秦的意思了。如果父亲该死,儿子为父亲报仇岂不错上加错?后代供之如神岂不谬以千里?

好在还另有一说。说是,王亥的大批牲畜引起了有易氏部落的贪欲,有易氏之君绵臣夺走了王亥的牛羊,并杀死了王亥。《周易》中所说的“丧羊于易”、“丧牛于易”以及《山海经・大荒东经》中记载的“有易杀王亥,取仆牛”就是指这件事。

后人是无法校正历史发展的方向的,但无论前因如何,后果都一样。王亥被杀之后,王亥之子上甲微为父报仇,借河伯之师起兵灭了有易氏部落,杀死了绵臣,夺回了牛羊和其它财物,并把商部落的势力扩展到黄河以北的易水流域。王亥的血算是没有白流,他的后代站在他的肩膀上建立了商朝。

因为有牛,方便远行,可以为发展畜牧业,随时迁徙。张衡《西京赋》称:“殷人屡迁,前八后五。”也就是自契至汤八迁、自汤至盘庚五迁。据考,前八次迁徙,四次均为复归于商丘,商丘古称睢阳。当今海内外商人或飘洋过海,或千里迢迢,纷纷来商丘祭祀商祖王亥。

历史上十大暴利贸易

10.洋布贸易

英国:机器织布――印度:棉花

资本主义开拓封建国家市场的典型,因为机器织布成本低廉,导致印度土布失去市场,而洋布则一举打开局面。这个贸易利润相对较低,但十分稳定,是英国印度公司的一大财源。

9.刀剑贸易

近东:大马士革剑――西欧、阿拉伯世界

大马士革剑是古代西方最优秀的武器,在战乱的岁月,武器的销量大增,军火商也大发其财,这是一些阿拉伯商人的致富之路。

8.染料贸易

腓尼基推罗港:染料――地中海各地

腓尼基人是古代著名的商人,腓尼基的得名正是他们出产的一种紫红色燃料的名称。腓尼基地处今黎巴嫩,也正是他们教会了犹太人贸易之道。

7.私盐贸易

中国各大产盐区:食盐――中国各不产盐地区

自打盐铁会议之后,走私食盐就成为暴富的途径,其利润之高、参与人数之广,令人乍舌。自汉到清,许多大户都凭借贩私盐富甲一方。

6.黄金航路

拉美韦拉克鲁斯:黄金――伊比利亚、西北欧

印加帝国的常用金属正是殖民者疯狂敛夺的宝藏,金矿山的开采到了疯狂的地步。可惜此项贸易大多是官营,而且封建意味很浓。

5.海上瓷器之路

中国泉州、广州:瓷器、茶叶等――南洋、波斯湾、东北非

唐宋以来造船业的发展成全了海上的大量贸易,也成就了阿拉伯人的转口贸易,更成就了意大利人的再转口贸易。明清中国势力衰弱之后,这一贸易仍旧缔造了大量南洋富商。

4.香料航路

摩路加群岛:丁香、胡椒、豆蔻、肉桂等香料――印度:白檀香――波斯湾:麝香、乳香等――欧洲

瓦斯科・达迦玛的骄傲,葡萄牙最自豪的贸易,曾经为葡萄牙的扩张提供了大量财富,后来相继被荷兰、英国经营,比黄金航路来说一直默默无闻,但实质其暴利甚于前者。

3.丝绸之路

中国长安:丝绸制品――拜占廷:君士坦丁堡

古代最为艰险的航路,但是利润也最大,促进了商路途经国的贸易繁荣,但时常被战乱影响,后逐渐被航运代替。

2.三角贸易

西欧:玻璃球、廉价玩具――东非:奴隶――北美:烟草、蔗糖、咖啡、甘椒――欧洲

大航海时代最赚钱的航路,带有残酷的原始积累性,为西方诸强以后的扩张奠定了经济基础。

1.鸦片贸易

史上最牛高考作文 篇二

我与春瑜先生相识是经德高望重的杂文家曾彦修先生介绍的。春瑜先生的《牛屋杂文》就像名厨做的“牛腩煲”那样色、香、味俱全,让我爱不释口。我想九十二岁高龄的曾老亲自向东方出版社隆重推荐此书,且冒着酷暑吟诗《贺春瑜先生新书〈牛屋杂文〉出版》,就足以说明《牛屋杂文》的品位之高和份量之重。

我第一次拜访春瑜先生时,他没能容我落座就带我参观他的“ 牛屋”。他的“牛屋”确实“牛气冲天”――最引人注目的是客厅里高悬着王元化先生题写的“牛屋招牌”――“老牛堂”。“牛屋”的主人喜欢以牛为杂文“品牌”,除《牛屋杂文》之外,早前出版的杂文集《牛屋杂俎》、《老牛堂札记》等,皆“牛性十足”也。春瑜先生如此对牛情有独钟,我略知其寓意,一是他属牛,1937年出生于苏州尚义桥,如今堪称“老黄牛”;二是他在中由于“炮轰”而被戴上“ 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被关进“牛棚”,当了七年“牛鬼蛇神”,对牛的感情可谓刻骨铭心。他在《风雨同舟的异类朋友》一文里,饱含深情地写了一只“有着特殊身世的牛”。这只牛的特殊在于有一段由家牛放逐为野牛再收养为家牛的经历,因此在“五七干校”劳动的春瑜先生一次赶它拉车时,它竟然“任凭鞭抽棒打,我自闲庭信步”。于是引起春瑜先生的感叹:它是否“用拒绝驾车的方式,在向人们抗议,还它以自由?看来,向往自由不仅是人类的本性,又何尝不是动物的本性?”

春瑜先生从“牛棚”里解放出来不久,就从上海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时值改革开放之际,“换了人间”,解开了“辔头”的牛,可以昂首奋蹄了。这期间(从1978年到1982年),他相继写出《“株连九族”考》、《语录考》、《烧书考》、《“万岁”考》、《说“天地君亲师”》等杂文名篇。他不愧为著名历史学家,他这些杂文,把谈古论今、借古讽今、借古喻今运用得恰到好处;他这些杂文,主旨宏大,立意深远;他这些杂文,一看题目就令人“触目惊心”, “反右”和“”中明明是封建主义祸国殃民,却偏偏把资本主义当作“假想敌”大批特批。他的“考”系列杂文,无论是在史学界还是杂文界,都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严秀先生赋诗曰:“究史何须作主张,旧矩新规满殿堂。祖龙虽死魂犹在,劝君改颂秦始皇。”春瑜先生在《牛屋杂文・后记》中回应道:“老先生之‘劝君改颂秦始皇’诗句,可圈可点,妙不可言。我的回答是:非不为也,是不能也。”他“决心清算秦始皇流毒,至今痴心不改,而且只要我还能执笔,一定坚持到底。”

我每读春瑜先生这些文章,眼前就浮现出高莽先生给春瑜先生画的那幅漫画像:画面中的牛怒目而视,两角冲天,与春瑜先生“相映成趣”。牛的怒目而视和两角冲天意味着什么?我的解读是蔑视权威,秉笔直书。他几十年来在文史两界游走,如鱼得水。他在明史研究方面是屈指可数的权威专家,迄今已出版史学专著八种,主编文史丛书十余种;他编著的《中国反贪史》,在社会上影响很大,成为中国反贪的历史教科书,获得“中国图书奖”;他应邀给党和国家领导干部“传道解惑”,其《中国历代监察制度与权力牵制》,收入国家图书馆出版社主编出版的《部级领导干部历史文化讲座・资政卷》。

去年金秋时节,我陪他去我的老家――湖北兴山县踏访闯王李自成的侄孙李来亨当年抗清的遗址。我小时候就听说我们老家大山里有座百羊寨,李自成兵败后,他的侄孙李来亨率领残余部队来此坚持抗清十几年,最后被清军包围战死于此。来京与春瑜先生相识后,他几次向我了解李来亨的情况,去年得以成行。可当我们到达百羊寨,不巧碰上连绵阴雨,寸步难行。已七十多岁的春瑜先生手脚并用爬着山路,顶风冒雨参观凭吊了圣帝行宫碑、望台、七步半台阶等遗址。终因雨势太大,还有几处遗址没能看成,我们只好返回北京。没过多久的一天晚上,我接到春瑜先生的电话。他说:“我在你的老家兴山!”这太出乎我的意料了,他怎么在一月之内两次不远几千里去兴山?他告诉我因为上次没有看完李来亨的遗址,心有不甘,用了两天时间把所有的遗址都看过了,又寻访了当地的一些知情人,掌握了一些难得的资料。他回京后写出《三百年流不尽的英雄血》,发表在《人民日报》上,我看了真是感慨万千:这篇不过两千余字的文章,他竟然付出如此辛劳,这种治学为文的精神,确实是我辈的楷模。

史上最牛高考作文 篇三

关键词:汉代;青州;桑麻;农业

青州是《禹贡》“九州”之一,大体指泰山以北渤海以南的一片区域,相当于今天山东省的北部广大地区。青州得名较早,在禹贡中曾记载:“海岱惟青州”。[1]《周礼》则记载:“正东曰青州”,盖取土居少阳,其色为青,故以名也。[2]上古时期为东夷之地,周初姜太公因辅佐武王平定商纣有功,被封于营丘,国名为齐,青州始归齐地。历经春秋战国数百年,其均为齐国属地。汉初,齐地为高祖庶长子刘肥的封地,为同姓诸侯封国。西汉元封五年始设青州刺史部,辖区基本包括前同姓诸侯国齐国的属地。两汉治所均设在临淄。刺史制度沿袭秦制,本是一种中央派遣官员对地方进行监察的制度,十三州最初只是刺察地方的官吏及强宗豪右,随着刺史更名为州牧,其地位逐渐提高,行政职权就愈加重要,州部逐渐演化成为一级行政机构。

青州从距今7300年前的北辛文化时起,就已经出现了原始农业的雏形,是我国重要的农业文明发祥地之一。历经其后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耕作方式从刀耕火种发展为精耕细作,至两汉时期该地区的农业生产,终于进入到了一个辉煌阶段。本文结合相关文献和该地区出土考古资料,力图从如下几个方面,尝试对汉代青州地区的农业发展状况进行初步探讨。

一、农业环境

1.自然地理条件青州地处温带,属温带季风气候,土地肥沃,水源充足,自古以来就是北方地区自然环境优越的地区。

青州地形中部为突起,为山地丘陵区;东部半岛大部是起伏和缓的波状丘陵;西部和北部是黄河冲积而成的平原区。多样的地形导致其土壤类型和土壤肥力多变,特殊的地理位置,导致其海陆间气候差异较大。众多的因素影响,使山东境内农作物种类十分丰富。史载“海,岱惟青州。夷既略,潍淄其道。”[1]青州地理条件良好,气候适宜,这里历来就是农业发达之地。在青岛胶县三里河遗址发掘中,其中一个窖穴出土了约1立方米的朽粟,说明当时农业生产水平有大进展,已有相当多的余粮储藏。[3]

青州地区的水资源很丰富,主要的河流有黄河、济水、大清河、小清河、淄水、潍水、胶水、巨洋水等,此外,还有泉湖薮泽星罗棋布的分布其中。黄河从青州西部流淌而过,至千乘郡入海;济水从其中部,北流入海;淄水、潍水错综交织,胶水、巨洋水从青州东部也就是今山东半岛北流入海。所以说,青州可谓是水流交错,河网纵横。根据《尚书・禹贡》所述,青州所处的胶莱平原、胶东丘陵,其土壤肥力在当时的九州中位居第三位。关于这里土壤的种类,太史公曾赞曰:“齐带山海,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彩布帛鱼盐。”可见其土质柔和、土壤中腐殖质含量高而且肥沃,适合各种农作物的生长。

汉代青州地区最有名的水利工程是“东海引巨定”。[4]巨定,又称“巨淀”,即今山东省广饶县东北的清水泊。秦汉时期,巨定还是一个大湖,淄水、时水、女水等河流汇聚于此,北出为马车渎,向东北流入渤海。《史记・河渠书》“东海引巨定”一语中的“东海”是否指东海郡呢?经明代顾炎武考证,东海疑是北海之误。[5]因为巨定在巨定县,属北海郡。东海郡远在180公里之外的鲁南地区,中间有山地横隔其间,不可能从巨定引水灌溉。从巨定引水灌溉农田的,是北海郡。这项水利工程是汉武帝时兴修的,可灌溉农田“万余顷”,与关中的灵轵渠、成国渠等齐名。

2.青州地方长官对青州农业生产的贡献青州是齐国故地,历来为统治者所重视,汉代齐国也是较重要的诸侯王国之一。因此,在公元前106年设立青州刺史部之后,汉朝政府在青州刺史和郡太守的人选上,总是择优使用。如汉昭帝时,身为麒麟阁十一功臣之一的刘德“守青州刺史”,[6]刘德贵为皇亲贵胄(楚元王之后,封阳城侯),能被派刺青州,朝廷对青州的重视可见一斑。

地方长官推动青州农业发展主要表现在:或积极发展农业生产;或安良除暴,创造安定生产环境;或抚恤灾民,尽力挽回损失。如东汉琅琊人王望,“自议郎迁青州刺史……道见饥者,裸行草食,五百余人,愍然哀之,因以便宜出所在布粟,给其廪粮,为作褐衣。”王望的举动虽犯了“专命”之罪,但终“帝嘉意议,赦而不罪”。[7]臧洪,“以洪领青州刺史……时黄巾群贼处处飙起,而青部殷实,军革尚众。和欲与诸同盟西赴京师,未及得行,而贼已屠城邑。……洪收抚离叛,百姓复安。”当时黄巾军攻城夺邑,焚烧官府,致使“州遂萧条,悉为丘墟”,臧洪在其任内的两年里,积极治理,青州呈现出新的面貌,遂“群盗奔走”,被袁绍改任为东郡太守。[7]李膺,“时李膺为青州刺史,守令畏威名,多望风弃官”。青州的郡守县令迫于李膺的严明,大多听到李膺来青州的消息后就弃官而走了,其为官清廉程度可见一斑。[7]伏湛,“更始元年,拜为平原太守。时仓卒兵起,天下惊扰,而湛独晏然,教授不废。谓妻子曰:‘夫一谷不登,国君彻膳;今人皆饥,奈何独饱?’乃共食粗粝,悉分奉禄以赈乡里,来宾客百余家。”伏湛此举表现出其忧国忧民、造福一方的为政之道。[7]

二、农业生产技术的应用于推广

1.铁农具的推广使用农具是农业生产的必备工具,也是农业生产技术的重要表现形式,农具的更新与进步体现了农业技术发展的水平。铁制生产工具的普遍使用和牛耕技术的进一步推广是两汉时期农业经济得以迅速发展的重要原因,有效地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盐铁论》卷一《本议》篇在论铁器的重要性时曾说到:“铁器者,农夫之死士也。”[8]

两汉时期,青州地区是汉朝重要的冶铁业作坊基地。汉武帝时,实行盐铁官营,在全国设立的四十多处铁官,青州地区占其中6处,约占总数的1/7。这6处铁官是:济南郡的东平陵、历城,齐郡的临淄,东莱郡的东牟,千乘郡的千乘,胶东国的郁秩。1976年,在章丘龙山镇东平陵故城内发掘出汉代冶铁遗址一处,面积约4.2万平方米,发现有冶铁炉残迹、铁渣、铸作模范、铁器等。铁器约有50多种、350多件。其种类之全、数量之多、铸造之精良、保存之完好,不仅为山东地区所仅见,在全国亦属罕见。[9]铁官遍及整个青州,连偏远的胶东半岛也有,表明青州地区产铁之多和冶铁业的普遍发展。青州冶铁业的发展为铁制农具的流行与改进提供了良好的条件,进而促进了青州农业的发展。在汉代的农具种类中,铁犁的广泛使用和改进,是两汉农业生产工具发展的最重要成就。在高密市汉代城阴城遗址中,出土了大量铁犁。它们形状呈三角形,刃部较锋利,使用过痕迹明显,长度达27厘米,最宽处在其肩部,宽19厘米,厚2.5厘米。[10]

2.牛耕的使用西汉初期,经过秦末长期战火洗礼,导致社会经济凋敝,牲畜数量比较稀缺,牛耕尚不普及。究其原因,《盐铁论》卷三《未通》篇说:“内郡人众,水泉荐草,不能相赡,地势温湿,不宜牛马。”《淮南子・主术训》也说:“夫民之为生也,一人耒而耕,不过十亩。”[11]春秋战国时期直至汉初,“耒而耕”一直是重要的耕作方式。但其不但耗费大量人力,且效率极低。为了大力推广牛耕,国家颁布法令禁止杀牛,凡杀牛、盗牛、盗马者,要受到很重的刑罚。到武帝初年,情况已经大为改观,民间牛马的数量有了很大增加,许多地区牛马成群,这就为牛耕技术的普遍推广起到积极地推动作用。从黄河中下游出土的汉墓实物及大量汉画像石来看,青州地区为汉代较早的使用铁制农具和实行牛耕的地区之一。

汉代的牛耕常采用耦犁法即二牛合耕法,需要两头牛协同拉犁。具体操作方法是:一人在前牵牛;一人扶持犁把;一人掌握犁辕入土的深度。这种锄耕方式在民间被称为“二牛抬杠”。后来,人们对耦犁进行了改造,将犁箭改造成活动式的,可以灵活控制耕地的深浅,不再需要专人掌辕。随着耕牛的驯服,一般也不再需要专人牵牛。这样,到西汉晚期,“二牛三夫”的犁耕法逐渐被“二牛一人”的犁耕法所取代,大大解放了人力。

三、粮食种植业与多种经营的发展

1.粮食种植业的发展适宜的农业环境和先进生产技术的运用,使青州的粮食种植业获得极大发展。旱地作物主要有粟,也就是谷子。粟属于耐干旱贫瘠作物,性喜高温,适于青州地区的自然条件,种植历史悠久,因而成为青州地区最早获得栽培的作物。在山东省胶县三里河大汶口文化遗址中,出土了距今五千多年的粟物颗粒,据其发掘简报称:“窖穴内出土了体积达1立方米的粮食,经鉴定是粟粒。由于这座窖穴占据了房屋内面积将近二分之一,因此这座房屋可能是当时的一座粮仓”。[3]汉代粟是青州的主要粮食作物。《后汉书》卷三十九《刘赵淳于江刘周赵列传》记载:显宗时,王望任青州刺史,遇到州郡灾害,“道见饥者,裸行草食,五百余人,愍然哀之,因以便宜出所在布粟,给其廪粮,为作褐衣”。以上两则发生在青州的事实说明,汉代粟是人民的主要粮食作物,缺少则人民饥饿,开仓赈粟也说明,这里大量生产粟类作物,有大量的储备。但粟也有其缺点,那就是产量较低,无法满足众多农户的生产生活需求。

青州地区也重点发展小麦生产。青州种麦的历史悠久,周代的齐地就是小麦的主要生产地。《说文・齐部》云:“齐,禾麦吐穗。上平也,象形”,[12]可见汉字“齐”的本义与农作物有关,是指麦苗丰茂、吐穗齐平的意思。战国时代齐地小麦种植已很普遍,孟子在探论人生哲理时,也用“麦”的生长情形来做比喻,《孟子・告子上》曰:“今夫牟麦,播种而之,其地同,树之又不同,悖然而生,至于日至之时,皆熟矣。”这说明麦子在齐鲁大地已为常见之农作物。笔者认为,战国以降,青州范围内一直大面积种植小麦。《淮南子・坠形训》中说:“济水通和而宜麦”,说明济水流域种植小麦,济水流域正好是青州的西部平原地区。《资治通鉴》中曾有记载说:“永光元年(前43年)宁津三月,陨霜杀桑,伤麦;秋,陨霜害稼,诸路皆饥”。[13]这说明在西汉后期,宁津在一次霜冻灾害中,冬小麦受到霜冻而致灾。宁津位于今天的鲁西北平原上,汉代属于青州刺史部的范围。从以上我们可以分析得出,两汉时期,青州的小麦种植面积较广,遍布平原、山地、丘陵等地形区。

水稻是汉代青州又一种重要粮食作物,好温喜湿,水源丰富的青州地区适宜种稻。两汉时期,青州水稻的种植面积大大扩展。《汉书・地理志》记载:“正东曰青州……谷宜稻、麦。”青州种植水稻的历史悠久,考古发现也证明青州种植水稻的历史较早。北京大学的严文明先生在山东烟台地区进行考古发掘时,于栖霞杨家圈遗址中发现有稻壳及稻壳痕迹,当地在汉代属胶东郡,位置为北纬37°15’,他认为此地为已发掘史前栽培稻作物的最北界限。[14]两汉时期,青州的水稻种植又有所发展。大经学家郑玄是北海郡高密人,年轻时家贫,《后汉书》卷三十五记载他“客耕东徕”、“假田播植”。《太平御览》卷一百八十《居处部八》云:“密州高密西有郑玄宅……墓侧有稻田万顷”。[15]从上可以看出,尽管水稻在两汉时期的青州不是最主要的粮食作物,但是还是有一定的种植面积,个别地区有大面积的水稻种植。

2.多种经营的产业结构汉代青州的桑麻种植业尤其值得一提。《史记・货殖列传》云:“齐带山海,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彩布帛渔盐”,《汉书・货殖传》亦云:“齐、鲁千亩桑麻”,两则史料都指出了青州地区分布着大片的桑田和麻田。青州自古盛产蚕桑和丝织品,桑叶饲蚕是使齐纨鲁缟等织物所发展的基础。《汉书・食货志》记载“还庐树桑”[6],说明当时桑树种植的普遍和广泛。青州的丝织业历史悠久,而桑蚕业的发达又为其进一步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禹贡》中记载青州贡蚕丝:“厥贡盐,海物惟错。岱畎丝、、铅、松、怪石。”《盐铁论》卷一《本议》载文学言:“古者之赋税于民也……吏之所入,非独齐、阿之缣,蜀、汉之布也,亦民间之所耳”。说明齐、阿之缣在汉代非常有名。《论衡・程材》也说:“齐部世刺绣,恒女无不能;襄邑俗织锦,钝妇无不巧。”[16]汉代青州女子以娴熟的技巧和辛勤的劳动纺织出一匹匹布帛,刺绣出一匹匹锦绣,使青州成为全国最大的丝绸布帛生产地,民间生产的布帛成为畅销全国的走俏商品。汉代还在临淄专门设置生产宫廷服官三所,称为“三服官”。到汉元帝时期,齐三服官作工人数达几千人,一岁耗费数巨万钱,并织作“冰纨、方空、吹纹絮”等精细的丝织品。有的丝织品薄如蝉翼,透明如水,被评为织物中的上品。

桑麻是纺织业的原料,由青州汉代纺织业的发达我们可以推知,两汉青州种桑、养蚕、植麻的丰富。受限于当时的交通条件及运输能力,纺织业必须靠近当时的原料产地、因此综合上述青州各地有关桑麻种植的记载、纺织品的出土情况、汉代纺织画像石的分布、三服官的设置地点等信息,我们可以发现汉代青州桑、麻的分布十分广泛,从地形上看,这些地区主要分布在鲁中山地周边和平原过渡的地带上。

畜牧业是汉代青州农业的又一个重要方面。青州畜禽饲养有着五、六千年的历史,门类齐全,品种众多。汉代青州发达的粮食生产促进了饲养业的发展,文献中多有记载,在墓葬中出土也较为丰富。《汉书・地理志》曰:“莱夷作牧,厥篚丝。”颜师古注曰:“莱山之夷,地宜畜牧。,桑也。食之蚕丝,可以弦琴瑟。”可见,青州地区自古以来就被证明适合畜牧业的发展。《汉书・地理志》曰:“正东曰青州:其山曰沂,薮曰孟诸……其畜曰鸡、狗,谷宜稻、麦。”《汉书・公孙弘传》载:“少时为狱吏,有罪,免。家贫,牧豕海上”。《后汉书・承宫传》记载:“少孤,年八岁为人牧豕”。[7]从以上史料可见,汉代青州民间养猪是很普遍的,猪应是当时肉类的主要来源。近年在青州地区众多汉墓发掘中,出土文物也可见证。在章丘洛庄汉墓发掘中,出土陪葬坑发现了10头完整的家猪遗骸,并有水牛出土,当为祭祀或陪葬之用。[17]长清双乳山汉墓出土的器物箱内也存放着大量的牛、羊、鸡等家畜、家禽以及大量的鱼等。[18]在出土的汉画像石图像中,也有牛的形象,一般是和牛耕相结合。在章丘汉墓的汉画像石中,出现了牛、羊头图案多处。马在汉代是主要的畜力,很少作为食用。在洛庄汉墓陪葬坑中,出土20余匹完整的马骨遗骸,对于研究当时畜牧业提供了珍贵的资料。[17]

四、结论

总的来说,青州地区的农业粮食种植业占主导地位,蚕桑业、畜牧业等多种经营方式共同发展,且得以持续开发,从人口上说,西汉是“口三百四十四万八千”,东汉是“口三百七十万九千”。这两个数字与全国人口约六千万(西汉)、五千六百万(东汉)相比,在人口减少的大趋势下,在东汉初省并郡国使青州辖域缩小的情况下,青州人口不降反升,与其粮食种植业的快速发展是分不开的。人口统计数字说明,东汉青州经济水平比西汉时有了较大提高,这又主要体现在农业经济的发展方面。

青州农业发展也有些不利环节,如与西汉时比,东汉青州辖地减少,由六郡三国减为二郡四国。汉代是中国历史上人口的第一个增长高峰期,人口的增长使得农业生产用地与墓葬用地发生冲突。而有汉以来,一直盛行着厚葬之风。据《后汉书》记载,自光武帝中兴以来,多次“布告天下,令知忠臣、孝子、慈兄、悌第薄葬送终之义”,[7]可以看出汉代流行的厚葬之风对农业生产的影响较大。王莽篡汉及东汉末年,青州均为战争频发地区,受到的影响也较大。

综上所述,青州是汉代较为富庶、农业发展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作者单位:江苏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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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王充。论衡[M].北京:中华书局,1959

史上最牛高考作文 篇四

刚刚在乌鲁木齐闭幕的“2014年度新疆文物考古成果汇报暨考古与历史文化宣传创新研讨会”上,来自疆内外的众多考古专家,应用科学技术和先进的科学仪器对新疆出土的文物进行精密研究,继而在肉眼难以看到的地方,找到了很多最新发现。

也正是这区别于传统方式的新技术,让尘封多年的出土文物“说话”。

牛心脏做成的“化妆棒”

中国科学院大学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副教授杨益民此前在小河墓地出土的法杖上,发现了中国最早的明胶。

这次,他带来了最新的发现,通过红外光谱分析发现,原本一个不起眼的小物件,居然是小河先民用来化妆用的化妆棒,而它是由牛的心脏制作而成。

杨益民说,这根化妆棒是在墓穴里发现的,它静静地躺在墓主人旁边。出土时实际上很难用肉眼进行判断,但是通过红外光谱他们发现这是一颗黄牛心脏。

可是它到底是做什么用的呢?经过实验室化验和分析,他们发现这根棒子上面曾经是有颜料的,所以推测这可能是小河墓地先民化妆时所使用的“化妆棒”。

四千年前的“颅骨环钻手术”

一颗距今约四千年的头骨上,有个6厘米大小的圆形穿孔,给考古学家们出了难题:这个人难道是做过手术?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与新疆考古研究所一直在研究小河墓地出土的古人类,他们使用体质人类学、线粒体DNA等多种当下最为先进的研究技术,对小河墓地出土的48颗头骨进行了研究。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主任朱泓教授的研究结论,让在场的所有考古学家惊叹。朱泓说,他们发现了一例比较典型的接受了颅骨环钻手术的女性,年龄在40~45岁之间,其人字点处有直径约6厘米的圆形穿孔(左侧出土后破损),创缘圆钝,有明显的愈合痕迹。“也就是说,她做了颅骨手术之后,还活了一段时间,可能是一个月,可能是三五年。”

在朱泓看来,这种手术到底是巫术还是医疗,目前还未知。在小河墓地周围也没有找到相关的品,很有可能当时进行这个手术时,整个过程很残忍。

此外,距今约四千年的这批头骨,是小河墓地最早的居民,经过分析之后,他们发现这些人在来到这里之前就已经是混血人种,黄种人基因和体貌特征在小河墓地的墓葬中占有相当的比例。

新疆史前人类已会使用染料

新疆出土众多毛织物,颜色鲜艳,然而这些颜色是由什么东西染制而成呢?

中国丝绸博物馆技术部工程师刘剑经过研究得出了“新疆史前人类已会使用染料”的结论。

经过高效液色谱-质谱联用技术,对出自新疆若羌小河墓地、哈密五堡墓地、亚尔墓地、且末扎滚鲁克墓地、于阗克里雅圆沙墓地等的毛织物上毛纤维染料进行分析,得到一批初步成果。

刘剑说,这些毛织物都是新疆史前人类所使用过的,距今两千五百年到三千多年。在检测的八批样品中,黄色、黑色、灰色均为羊毛的本色。所有的红色或棕色纱线均为西茜草染色,这是一种古老的植物染料,根红色,长于天山、帕米尔高原和昆仑山的山地灌丛、沙地。

而在新疆哈密五堡墓地出土的红地三角纹刺绣毛织物上,黄色的纱线染料可能提取自灰胡杨沫阳,该树种是新疆特有的地产植物。

史上最牛高考作文 篇五

牛津大学(Oxford University)和剑桥大学(Combridge University),是不列颠高等教育的双子星。即使是在全球范围内,这两所大学也毫不逊色于其他任何大学。

两所大学有着密不可分的瓜葛

牛津与剑桥,无论是从历史上,或是在现实中,都有着密不可分的瓜葛。

早在1096年,在牛津就开始有学者从事学术和教学活动,但这种学术活动时断时续,公元1167年后才迅速发展起来。是年,国王亨利二世同法国国王发生争吵,便把英国学者从巴黎大学召回,并禁止英国学者和学生去巴黎大学讲学或求学。一些著名学者就来到牛津,从此牛津便逐渐发展成为中世纪的大学。

到了12世纪末和13世纪初,牛津大学的教学活动涉及文科、罗马法和教会法、神学和医学,成为一所探索当时普遍学问的场所。也就是在这个时期,牛津大学有了由大主教任命的牛津学长,管理大学事务。公元1213年,牛津从罗马教皇的使节那里得到第一张特许状。大约在1214年间,杰弗瑞・卢西被任命为牛津大学校长。

在中世纪,那些思想活跃、生活不羁、赊欠债务和酗酒闹事的青年学生,常常不可避免地与当地居民发生冲突。公元1209年爆发的一次骚乱最为惨烈,牛津一名学生在练习射箭时,失手误杀了镇上一名妇女。愤怒的居民抓获了多名师生,严刑拷打,其中3名学生被残忍地吊死,数以百计牛津师生被追逐殴打,牛津学堂也被劫掠一空。在这次大规模骚乱中,为了躲避凶险,有12名牛津师生流落到剑桥,被当地的伊利主教收容,进而从事讲学活动,其他地方的一些学者随之慕名而来或讲学、或授业,于是,一所新的大学逐渐建立起来,这就是剑桥大学。

800年精英辈出

在牛津与剑桥800年建校历史上,两所名校为英国乃至世界培养了大批社会精英。

在牛津的学子中,已经先后出现了46位诺贝尔奖获得者。英国历史上的41位首相中,有30位毕业于牛津大学。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在世界上以“铁娘子”著称的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是牛津大学瑟蒙威尔学院的高材生,现任首相托尼・布莱尔也是从牛津大学走出来的。此外,麦克米伦、威尔逊、希思以及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和已故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夫人,也都毕业于牛津大学。

而在剑桥的学子中,也是群星璀璨,从剑桥校园走出的毕业生中先后有63人成为诺贝尔奖获得者。近现代物理学创立者和近现代科学奠基者牛顿、进化论的创立者达尔文、伟大诗人拜伦、著名思想家和科学家佛兰西斯・培根、著名哲学家和数学家罗素、著名经济学家马尔萨斯和凯恩斯、著名哲学家怀海德、英国著名政治家克伦威尔、有“新加坡国父”之称的著名政治家李光耀、DNA之父克里克和瓦特森、著名物理学家和《时间简史》的作者霍金等等都毕业于剑桥大学。

牛津与剑桥的辉煌成就,毫无疑问地成为不列颠民族的巨大荣耀。试想,如果没有了牛津与剑桥这些哲学大师、科学巨匠、伟大作家,人们就很难想象不列颠在世界民族之林里将是一个怎样的形象。因而,如今有人甚至这样诘问:“如果没有了牛津与剑桥,大英帝国还能剩下什么?”

在英国社会,牛津、剑桥就是通向权力和荣耀的捷径,许多牛津与剑桥的学子就是踏着这条捷径,登上了英国社会政治权力的高峰。上个世纪60年代,英国执政的工党内阁,几乎清一色牛津毕业生,人们戏称每天的内阁会议俨然成了牛津校友的聚会。有人统计,英国1979年这一届国会中339名保守党议员,就有94名来自牛津、75名来自剑桥。

牛津与剑桥毕业的学子“精英”一旦步入社会,往往组成俱乐部、校友会,如此父一辈子一辈地代代传承,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社会人际关系网络。而且,他们相互之间又十分注意相互攀援、提携,自然形成了一种强大的社会势力。因此,对于英国的青年才俊来说,能够进入牛津与剑桥读书,便是一条跻身于上流社会的光明之途。当然,牛津与剑桥也就成为他们梦寐以求的目标。

多年来,牛津与剑桥这种独步青云的状况,引起了英国社会的强烈反响,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英国《金融时报》社长、伦敦经济学院院长罗宾斯提出了《罗宾斯报告》,指责牛津、剑桥的垄断地位和默守成规所带来的严重弊端。报告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反响,当时的英国政府深以为然,在48小时内就批准了这份报告。英国政府决定创办更多的大学以冲淡牛津、剑桥的影响,很快,有8所大学开工修建。但是人们惊诧地发现,这8所大学几乎和牛津、剑桥没有什么两样,从校园的建筑格局,到校舍的建筑风格,以至到教学内容的设置和教学方式的选择,仿佛就是从牛津、剑桥临摹而来。更有意思的是,这8所大学,都分别由一位来自牛津或剑桥的副校长担任校长。

由“父子关系”到“冤家对手”

牛津与剑桥是不列颠高等教育比肩并峙的双峰,当年的“父子关系”也一变而为相互激烈竞争的“冤家对手”。两所名校无论是在教育资源的占有、优秀生源的争夺、科学研究领域的拓展,还是在社会公职和社会声誉的拥有等方面,都展开了全方位的激烈竞争。甚至于这两所大学的政治界限也很分明,牛津倾向于支持托利党(保守派),剑桥则倾向于支持辉格党(激进派)。两校学子,互不称臣,都将对方叫作“那另一个地方”。

在剑桥的国王学院教堂唱诗班席位上方的挑棚上,分别画有牛津与剑桥的徽章,但在这两个徽章中都增加了一本书的图案,牛津徽章中的书本打开着,而剑桥徽章中的书本闭合着。于是,牛津人说:剑桥人无知,因为他们的书本总是合上的;剑桥人则反唇相讥:牛津人太懒,因为他们的书本从来都不合。

始于1829年的牛津与剑桥的划艇比赛,两校都心照不宣地视之为判别强弱的“战场”,现场观众往往多达数十万。由于比赛异常激烈,以至于这两所大学一年一度普普通通的校际比赛,竟然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比赛每年都在泰晤士河上进行,截止2005年,牛津代表队已经赢得72次胜利,剑桥队则赢得了77次胜利。其中,在2002年的划艇比赛中,牛津代表队仅以领先2秒的优势击败剑桥代表队,成为有赛事年以来最为激烈的一次。

这种两所大学双峰并峙、激烈竞争的情形,人们在世界不少国家和地区都可以发现,如美国的哈佛与耶鲁、中国的北大与清华等。在一个国家和地区,同时存在两所或更多实力相当、构成激烈竞争的高等院校,实际上,这对于促进这个国家和地区高等教育的发展和优秀人才的培养,往往是有百利而无一害。因此,英国一位著名学者如此评价牛津与剑桥的竞争:“牛津教你无中之有,剑桥则教你有中之无。”然而,中国在这方面是走过很长一段弯路的。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中国进行过一次大规模的所谓“院系调整”,盲目照搬前苏联的高等教育模式,将综合性大学都按照文、理、工、农、医等分科,拆并为单一学科的高等院校。因而,北京大学变为单纯的文科大学,而清华大学则变为单纯的理科大学。如此一来,不仅校际之间的竞争不复存在,而且,文理分割也给高等院校内部的教学科研和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造成了巨大损害。这一状况延续了近半个世纪,直到十年前才得以逐步纠正。

牛剑(Oxbridge)之异同

长久以来,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一直是被人们联在一起的。在英文里,人们还创造了一个专有名词:牛桥(或者说“牛剑”)――Oxbridge。其实两校差别并不大,从学校组织架构,到校园的建筑格式等许多方面都非常类似。当然,不同之处也是不需刻意寻访就可以找到的。

有人对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做了分析,例如,牛津的师生会问:“What do you think?”而剑桥的师生会问:“What do you know?”看来,牛津大学更注重思想,而剑桥大学更注重求知。从学科优势方面看,人们一般的看法是牛津大学的人文科学更强一些,而剑桥大学的工程技术更有优势。因此,在人们的印象中,牛津往往出政治家,而剑桥则往往出科学家。有人还专门就此作了一个“妙解”:牛津的爱西斯河连接泰晤士河,所以,能够一帆远扬,直通英国政治权力的中枢――伦敦的国会大厦;然而,剑桥的剑河,游走于乡野之间,带着闲云野鹤、云淡风轻的旷达,通向的是永恒大自然的神奇与奥秘。

有人指出,牛津是“城市中的大学”,剑桥则是“大学中的城市”;还有人指出,牛津是一个“大学城”,剑桥则是一个“大学镇”。甚至有人精细入微地发现牛津与剑桥的比较差异:牛津的河中撑船者站在船舱里,剑桥的河中撑船者则站在船头的甲板上。

然而,在我看来,那些大而化之的比较差异,就如同一些中国人热中的所谓“海派”与“京派”比较等等,可以聊备一说,但是,切切不可当真。因为,现实社会的每个人都是“具体的人”,如果要想正确地认识“他”,都不得不“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因此,如此一类的“比较”,或者仅可视为人们机锋和睿智的表现,或者仅可当作人们相互之间的一种谈资,姑且听之足矣。

牛剑与汉学研究

长期以来,牛津与剑桥与中国就有着密切的联系,两所大学都开展了中国学的研究,都成为欧洲中国学研究的重镇之一,也取得了一些有着广泛影响的研究成果。

牛津的汉学研究代代相袭

牛津大学早在1604年(明朝万历三十二年),其博德林图书馆便开始收藏中国书籍,17世纪三四十年代,当时的坎特伯雷大主教、牛津大学校长威廉・兰德前后4次向该馆捐赠中文抄本,共计1151册。19世纪和20世纪初叶,又有威利和巴克豪斯两次大规模捐赠中国图书,总数达5万余册。公元1683年(康熙二十二年)创建的牛津大学阿士莫尼博物馆,则搜集和收藏了许多从石器时代到清代的珍贵中国文物和艺术品,并设有艺术考古的附属图书馆。这就为牛津大学中国学术研究的展开,奠定了图书文物资料基础。公元1876年(光绪二年),牛津大学开始设立汉学讲座,并开始了对中国学的研究与探讨。最初的讲座基金,都是由一些对华贸易的英国商人捐献的。

英国早期著名汉学家里雅各被聘为首任讲座教授,他1886年(光绪十二年)翻译出版的28卷《中国经典》,奠定了英国研究中国传统学术的基础,至今仍为西方学界视为介绍中国儒家经典和其他古文献的权威译本和正统的参考书。布勒克于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接任牛津大学汉学讲座教授。他曾在英国驻中国领事机构中供职28年,从驻上海领事任上退休后,来到牛津任教。第三任讲座教授是苏慧廉,于1920年到牛津大学任职。他在中国传教、办学25年,著有《中西交通史大纲》、《中国史》和《中国与英国》等著作。

牛津大学以上早期的三位汉学讲座教授,都有英国对华宗教和殖民扩张的背景。由于牛津大学坚持学术独立的传统,以及入学考试严格、学费昂贵等因素,长期只有少数学生的非正规听课,教师的主要精力是做研究工作,这就形成牛津早期汉学具有经院式的纯学术研究的特点。著名的中亚探险家斯坦因,在我国新疆和敦煌取走的大量文书、文物,运回英国后,曾于1884年和1886年在牛津大学默顿学院里进行整理和研究。

1938年,牛津大学聘请中国学贯中西的史学家陈寅恪出任第四位汉学讲座教授,但他迟至1946年才到牛津履职。1939年,在汉学讲座教授空悬的情况下,由时任中国哲学和宗教讲师的修中诚主持,进行了牛津大学汉学发展史上的一次重大改革,创立了汉学科,确定本科4年制的课程内容和考试方法,设置正式学位。从此,牛津大学汉学讲座的重心从经院式研究转到开放式教育上来。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影响,到1949年仅有5人学成毕业。陈寅恪到职后,因双目失明,治疗无效后,遂于1947年辞归。牛津大学乃另聘德和美为讲座教授。德和美在1947-1959年间主持牛津大学汉学科。继德和美之后,霍克斯于1960-1971年担任牛津大学汉学讲座教授。他以专研楚辞、杜诗著名,同时,还是英文本《石头记》3卷即《红楼梦》前八十回的译者。

1961年,牛津大学成立东方研究所,集合各学院的东方学研究学者,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1972-1988年,龙彼得担任牛津大学汉学讲座教授,他主要研究中国戏曲和道教,搜有大量罕见的版本和孤本。

从上个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牛津大学的汉学科培养了一大批本科生和研究生,他们大多在国内外从事大学教育、图书馆和博物馆的工作,有的供职于英国议会、香港政府及外交、商务、新闻传播等部门。

1994年,牛津大学组建中国学研究所,专门为该所拨出了办公、教学和科研的场所,将研究中国的传统汉学扩展到现代中国。

剑桥汉学“一枝独秀”

如果说牛津大学的中国学研究是代代相袭,形成了一个集体。一个个汉学家的研究成果并无惊人之功,然而,累积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确实取得了不起的成就。相对而言,剑桥大学的中国学研究则是“一枝独秀”。而这个“参天大树”就是李约瑟博士(1900-1995)和他领导的李约瑟研究所。

李约瑟博士是英国著名科学家、英国皇家学会会员、英国学术院院士、中国科技史大师。他早年以生物化学研究而著称,在国际生化界享有盛誉。1937年,在鲁桂珍等3名中国留学生的影响下,皈依于中国古代文明,转而研究中国古代科学、技术与医学,从此一发而不可收。

1942年秋,受英国皇家学会之命,他前来中国援助战时科学与教育机构,在陪都重庆建立中英科学合作馆,结识大批的中国科学家与学者,并结下深厚的友谊。在华4年里,李约瑟广泛考察和研究中国历代的文化遗迹与典籍,为他日后撰写《中国科学技术史》作了准备。1946年春,李约瑟离任,赴巴黎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自然科学部主任。两年后,返回剑桥,先后在中国助手王铃博士和鲁桂珍博士的协助下,开始编写系列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新中国成立后,李约瑟亲自发起并分别就任英中友好协会会长、英中了解协会会长,八度来华考察旅行,大规模搜集中国科技史资料,实地了解新中国的政治、经济、科学和文化的发展情况。

1954年李约瑟出版了《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轰动西方汉学界。这部计有34个分册的系列巨著,以浩瀚的史料、确凿的证据向世界表明,“中国文明在科学技术史上曾起过从来没有被认识到的巨大作用”,“在现代科学技术登场前十多个世纪,中国在科技和知识方面的积累远胜于西方”。李约瑟一生著作等身,被誉为“20世纪的伟大学者”、“百科全书式的人物”。

1995年3月24日,李约瑟逝世。遵照其生前遗愿,他的骨灰安放在研究所院子里的菩提树下。李约瑟临终前曾经预言:“中国作为一个拥有如此伟大文化的国家,作为一个拥有如此伟大人民的国家,一定能够再度崛起,一定能够对世界文明再次做出伟大贡献。”

李约瑟在对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研究过程中,产生了一个疑问,即:古代中国技术很发达,但发达的技术并未导致科学的出现,其原因是什么?这就是著名的“李约瑟问题”。“李约瑟问题”在世界上引起了广泛的反响。

“什么是大学?”7月里的一个夜晚,我在临着剑河上密尔池塘岸边一个名叫“Bala Italy”的酒吧里,一边品啜着爱尔兰黑啤“Quiness”,一边在脑海里翻滚着这个问题。西方人认为,大学是“University”,它的词根是“universus”,也就是“普遍性”、“世界性”、“宇宙性”的意思。夜深了,剑河上的微风徐来,给剑桥的夏夜带来丝丝寒意,隔岸的酒吧将明晃晃的灯火,肆意地洒在宁静的剑河里。清华大学老校长梅贻琦关于“大学”的解读,浮现在我的脑海里:“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史上最牛高考作文范文 篇六

1956年,谭良洲还是天柱民族中学高中二年级学生,即率先在当时贵州惟一的文艺期刊《贵州文艺》上发表散文《赵大叔》。以后,陆续在《山花》、《上海文学》、《民族文学》、《萌芽》、《文艺》、《人民文学》等刊物上发表小说,并先后出版短篇小说集《侗家女》、散文集《迷人的侗乡》,长篇小说《豪杰风云》、《少女梦》、《侗乡》、《歌师》,成为贵州有影响的作家。谭良洲来自风光绮丽,多姿多彩的侗族山乡,以自己独特的视角,独特的艺术手段,从不同的角度,再现了侗族生活,记录了侗族前进的历史足迹。在谭良洲的作品中,如果从认识侗族历史的长度和生活的宽度而言,欣赏中短篇小说集《月色清明的夜晚》无疑是不错的选择。同时,还可以清晰看到作家创作的前进轨迹。

由一定地域、一定历史、一定习惯形成的民风民情,是揭示这个民族的民族心理、民族特性的重要窗口,同时,可以准确地折射民族的发展变化。《月色清明的夜晚》这方面的展示最为充分,构成小说集最为瑰丽的色彩。迎娶新娘,不是像城里人那样要开小轿车,要摄像,而是要靠唱歌“闯关”。没有能说会唱的男子当主将,唱输了,就得拿“买路钱”,拿出礼物送给“拦路”的姑娘们,通融过关。当然,侗家人对歌不是为了钱财,而是双方文化和智慧的较量(《拦路歌》)。夫家怕姑娘嫁过来生活不习惯,寂寞,要派人陪伴几天;赶歌会,玩山,唱山歌表心迹,找心爱的人(《赶歌会》、《玩山》);斗牛、杀牛,过斗牛节,祈求风调雨顺,免除灾害;人一出生,大人要给他在山前屋后栽一棵树,名日“生死树”。这棵生死树,关系一生幸福,须小心看护,到本人回归大自然的时候,用它制成“老屋”,掩埋自己,重归于大自然。在牛圈里生孩子,盼望孩子像牛一样健壮……

集子里描写的侗乡民风民情,像侗乡的山花,瑰丽多姿,但作家并没有停留于猎奇,或者表象的记录,停留在为了满足受众的低水准消费,而着力于创造这些民族文化的主体,着力于侗家人的命运,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着力于侗家各色人等内心世界的揭示。进入八十年代以后,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交流空前增多,中国作家不仅继承了自己描写外在的“白描”传统,同时,接受了西方许多有用的经验,开始着眼于更为深刻的主题:人性,人的主体意识,人的隐秘世界;探讨人的尴尬与无奈,扼杀个性,扼杀自我意识等等。文艺界将这样一种转变概括为“向内转”,标志着中国文学创作向前迈出了一大步。这一点,在作家谭良洲的集子里有许多生动的表现。因而,这部集子就既具有记录历史,记录民风民情,向读者多角度展示侗乡风貌的品格,又具备了进人21世纪中国文学先进行列的品格。善良、聪明的婢美被爱她的婆婆和丈夫逼到牛圈里生孩子,由于不能得到及时救治,孩子死在肚子里,自己奄奄一息。婢美抗争过,还有行政力量的干涉,但是,落后的力量太强大,她失败了。她的人生尊严受到侵害,人性被挤压。作家在读者面前展示了这样一幅凄美的图景:“月色,多好的月色啊!牛棚的板壁有一条缝,她从那缝隙中望出去,寨路青石板是明晃晃的。竹林、山峦、鼓楼、榕树,在蓝色的天幕下,像是一幅动人的剪影。远处的寨楼里,叮叮咚咚的琵琶声和咿咿呀呀的牛腿琴声传来,悠扬、悦耳……”(《月色清明的月夜》)读到这里,不能不潸然泪下。

陈爱牛是作家笔下的另一类农民。斗牛,它带着欢乐,带着传统文化,同时带着迷信色彩,进入侗族人民生活,进入这个爱牛如命的农民血液里,成了他生命的一部分。作为存在多元文化的侗族地区,落后意识不可避免地对陈爱牛产生着影响,有过和时代不合拍的表现。在活生生的事实面前,他在进步与落后之间毅然决然地作了正确选择,放弃了“吃牛瘪”,消除了斗牛、祭牛,消弭天灾的迷信意识。斗牛节作为传统节日,实现了成为侗家娱乐、联络感情的转变,陈爱牛成了这种具有历史意义意识领域里变革的亮点(《斗牛节》)。70多岁的卡普嘎佬把和自己生命联系在一起的“生死树”贡献给纪念堂,不料,他热爱领袖的感情被利用,“生死树”并没有运去北京,而运进了县委大院。在“”中被冲击的县委书记恢复职务,把砍下来的生死树归还给卡普嘎佬。作家从政权层面揭示了侗族生活矛盾,记录了侗族前进的足迹。

写侗族的人物,如果不是神似,则极有可能穿的是侗族衣服,说的是另外民族的话,做的是另外民族的事,是另外的民族的精神境界。这种情形,在许多作品中常见。谭良洲作品中的人物,则彻头彻尾,彻里彻外都是侗族。他们穿的是侗族服装,过的是侗族生活,说的是侗族的话,是用侗族特有的思维方式想问题和处理问题。作家笔下的侗族姑娘,个个能说会唱,质朴善良;男子耿直,难免粗鲁;老人特别记情,记共产党的情,记朋友的情;想别人多,想自己少……特别是语言,其独特韵味是无可替代的。侗族不仅穿着讲究美,说话同样讲究美,话说得不好听,在侗族人看来,是很丢脸的事,女人尤其如此。因而,侗族人很少直统统地表达自己的看法,而是借用象征、比喻、讲故事,曲曲折折地表情达意。称特别会唱歌,盘歌特别有经验的人为“老叫雀”,领姑娘们对歌,特别有办法的叫“姑娘头”。作品描写打扮,也很有特色。“阿梦娜打扮自己,什么化妆品都不要,只要个圆圆的镜子,一把弯弯的木梳,一片两指头宽的红纸,几根细麻线拧成的一股绳沾上草木灰,把眉毛修成一弯新月,把刘海剪齐整,再抹上一点油……”活脱脱一位侗族姑娘立于纸上(《赶歌会》)。侗族姑娘开朗、泼辣,同时,不乏温柔。要及早作准备,截住迎亲队伍,姑娘急着喊“姑娘头”,“姑娘头”却没有好话:“是哪个叫我,喊魂呀!”(《拦路歌》)。这就是侗族姑娘说的话,而且只能是对女伴说。

读谭良洲的小说,极像进入侗乡大山里,曲径通幽;还像溯源山间溪流,忽儿铮铮淙淙,忽儿平静如镜,忽儿高歌猛进,忽儿踪影全无,待以为消失,却忽又冒了出来。出人意外,却又在意料之中。绘景绘物绘人,形神兼备,而且处处透着浓浓的侗味,与别的民族无类似或雷同之处。如果作家自己不是侗族,写的不是他最为熟悉的生活,是他最为熟悉的人,不是早已成为他生活的一部分,是没法有这样精彩的艺术表现的。

史上最牛高考作文 篇七

鸟的身体呈流线型(纺锤形),体表被覆羽毛,胸肌发达,体温恒定。立足土地时灵动可爱,一飞冲天时气贯长虹。有的鸟在人类的周边,“鸟雀呼晴”给人温暖,就像精致的小品;有的鸟在森林中栖身,“鸟鸣山幽”为山林唱歌,就如优雅的散文:有的鸟以蓝天为背景,“大鹏展翅九万里”给生命以启迪,就如皇皇大作……鸟绝对是上苍赐予世上的精灵。

那么怎样才能写出“鸟”样文章呢?

一、像鸟头一样顾盼神飞。

鸟的头,有坚硬的喙,常发出清脆悦耳之声。有着或大或小不同色彩的冠。有着圆溜溜的眼,闪着机智的光,着实可爱。你的文章开头,若有形、有色、有声、有力,就会有了开阔的意境之美。

鸟的头部在全身中所占比例较小,高考作文同样不能将开头写得很长,要短小精悍,言简意丰。要写得“色彩斑斓,明眸亮眼,顾盼神飞”,让读者耳目为之一新,精神为之一振。

好的开头就要“有修辞,摘名句,描形象,有深趣”。

如排比开头:若能掬起一捧月光,我选择最柔和的;若能采来香山红叶,我选择最艳丽的;若能摘下满天星辰,我选择最明亮的。也许你会说,我的选择不是最好,但我的选择,我喜欢。(一考生《我的选择,我喜欢》)

开头用“月光”“柔和”、“红叶”“艳丽”、“星辰”“明亮”构成铺排,色彩鲜明,且具音韵之美。

如设问开头:乌路过天空,逍遥翱翔,给蓝天以美丽;水路过大地,随物赋形,给万物以滋润;季节路过天地,默然无语,却留下了春夏秋冬四季……那么人在世间路过,应做些什么?又该留下什么呢?(江南十校模拟卷《路过》)

先用了一组排比句式,列举“鸟”“水”“四季”路过而留下的“痕迹”,不仅扣题紧,而且句式整齐,自然引出后面的破题之句。有了设问,学生的行文思路就开阔了。

如营造意境开头:高山幽谷中蜷缩的最后一撮雪终于绷不住身子,委落于草丛中,化成了一丝水,汇成了一股泉,流成了一条溪。时间与它结伴而行,也流逝到光阴深处……(张峪铭《时间在流逝》)

二、像鸟身一样圆润灵动。

再来看看鸟身子,粗壮而不呆板,饱满而圆润。不止这些,它还长着两只翅膀,有了翅膀就有了力量,也就有了飞向远方的可能。在高考作文中,文章的主体部分要实,要言之有物。

鸟的这两只翅膀就是文章的“思想”和“情感”。有了情愫,就有了感动人的力量。有了思想,这文章不仅烙上了自己的标签,而且有了“灵动之美”,读之有味,思之有理,就有可能让人怦然心动。所以作文中间的主体部分应“会举例,善议论,有思想”。例子可以是古今中外的正反例子,议论是对例子的主观诠释,还要闪耀着一定的思想光辉。特别要注意文中的观点要有说服力,并要自圆其说,不能有相互矛盾之处。

如2009年笔者写的下水文《弯道超越》中,举了3个例子:

第一个是“毛泽东领导红军反围剿时,四渡赤水,南涉乌江,来往兜圈,尽走弯道。在弯道中寻到了生机,走出了胜利”。

第二个是“苏东坡,面临过人生弯道,从仕途的高峰跌落到低谷,从皇帝、太后都欣赏的才子,变成贬往黄州的迁客。就在黄州这个弯道上,苏轼饮尽孤独,洗尽浮华,从而写出了流芳百世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和《赤壁赋》。苏子从弯道上走出了精彩”。

第三个例子是“美国华裔驻华大使骆家辉,在一百年前,他的祖父在距华盛顿州长官邸不到2000米处的白人家庭做佣人。一百年后自己跨进这座官邸,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华裔州长。骆家辉无不感慨地说:这2000米的路,我们家走了一百年”。

在第一个例子前有一段议论,统领下文:“人生哪个不想避开弯道,可生命的辉煌就必须经过‘弯道’的磨砺,不经风雨,怎见彩虹,没有曲折,哪来成功?”四个短语连用,运用了反问,加强了语气,增强了文章的力量。

在第一、第二个例子结束后,引用了名人的一段话:“泰戈尔说:‘上天完全是为了坚强你的意志,才在道路上设下重重的障碍。’这障碍当然包括人生的弯道,所以我们应勇敢地面对,审时度势,坚强前行。”

这样两例连用后议论,避免结构呆板,引用后作个必要的诠释,让引用成为文章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也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

第一、第二个例子后,直接地各用了一个总结句,“走出了胜利”,“走出了精彩”。可在第三个例子后,我稍多了一点议论,才得出结论:“显然这不是空间上的有形距离,而是他的家庭的奋斗之路。在这条路上肯定有许多险滩弯道,只有凭忍耐、心智和勇气沿着坎坷弯道埋头超越的人,才能最终走向人生的辉煌。”

这是对骆家辉所说的“2000米的路,我们家走了一百年”的一个合理推测。没有思想的灵动,就不能将内容作个无缝的圆润焊接。

三、像鸟尾一样舒展有力。

鸟尾比豹尾好,好在不光有力,而且灵活舒展,变化莫测,让人回味无穷。鸟的尾巴不像豹子尾一样呆板,而是千变万化的,一张一翕,收放自如。这恰如文章有时力量所至,戛然而止;有时了了几笔,意韵悠长。

文章结尾就应像鸟尾一样“干净、优美、有力、意深”。“编筐编篓,重在收口”。也就是说,优美的乐章要有好的尾声,或余音袅袅,或震人心魄。议论文的结尾要起到归纳全文、照应全篇、深化主旨的作用,并可以综合运用议论抒情等手段,使文章意味深长,发人深省,回味无穷。

总结升华式:

心动不如行动。当你因善而感动时,勿因善小而不为;当你因情而感动时,勿因纷扰乏感恩。带着感动出发,起而行之。将感动传递,这个世界就会因感动而美好,因感恩而美丽。(张峪铭《带着感动出发》)

时间在流逝,我们必须将爱说出口,将孝尽到位,将事做到好……抓住机遇,只争朝夕。虽然我们不能遏减时间流逝的速度,但我们可以激起时间长河中的浪花,哪怕只一朵。(张峪铭《时间在流逝》)

名句缀尾式:

删繁就筒,领异标新,是画竹、作文之要诀。其实做任何事何尝不是如此。简约得“天然去雕饰”,简约得“神远而含藏不尽”。

杏花村,简约而不简单。(张峪铭《简约杏花村》)

发人深省式:

那飘满菊江的菊啊,你著了陶公的色彩,附有陶公的灵魂,随大江东流去,淌了千年,香了万代……往事湮没尘中,一切随岁月腐朽,唯灵魂闪闪发光。(张峪铭《菊满菊江》)

其实许多文章结尾的归类是相对的,有些兼而有之。

开头和结尾其实都要求语句凝练优美,富有哲理。但开头一般是“引而不发,吊人胃口,小试牛刀,不要说透”。中间“正反例证,夹叙夹议,短语连用,前后贯通”。结尾一般是“尘埃落定,掷地有声,荡气回肠,余音绕梁”。高考作文整体形态要“头小尾巧中间好”。

史上最牛高考作文范文 篇八

关键词:翁牛特旗;人面岩画;考古年代

中图分类号:J18

文献标识码:A

近年来笔者作为中国岩画研究中心的研究成员,曾先后两次参与中国东北赤峰岩画考察队,在以赤峰为中心的西辽河流域进行古代岩画考古田野调查。尤其是第二次的翁牛特旗岩画普查,是第一次大规模系统性的调查与整理。在张亚莎教授的指导下,由中国岩画研究中心的考古学专业硕博研究生及本科生等28人,联合内蒙古翁牛特旗文化局、博物馆和赤峰卫校等单位组成了“中国岩画研究中心翁牛特旗岩画考察队”。通过为赤峰翁牛特旗辖区内的岩画点建立“岩画身份证”的方式,做了较为科学、全面的调查记录和资料整理,获得了最新的岩画资料,填补了西辽河流域赤峰岩画研究资料中科学数据的空白。

一、赤峰翁牛特旗人面岩画

翁牛特在蒙古语中意为“诸王所在之地”,位于内蒙古赤峰市中部,地理坐标东经117°49′~120°43′、北纬42°26′~43°25′之间,属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区。本区地势西高东低,地面由西向东缓慢倾斜,西部为中山台地,中部为低山丘陵,东部为平原沙区,处于由西辽河流域的西拉木伦河与老哈河两大河流环抱的三角地带,北接大兴安岭西南段余脉,南邻燕山山脉支脉七老图山北端山脉。

翁牛特旗岩画不仅处在整个西辽河流域岩画的中心区域,也处在北方“边地‘C’字半月形文化传播带”的东分布带的起点位置上,还处在作为独立系列的北方岩画带与东部岩画带甚至与环北太平洋沿岸人面岩画带等交错重叠的关键位置上;经济形态上位于中原农耕文化区与北方草原游牧文化区交错的核心地带。由此可见赤峰翁牛特旗岩画的地理位置的重要性。

关于岩画点的划分,国际岩画委员会主席意大利埃曼努尔・阿纳蒂(Emmanuel Anati)在《世界岩画研究概况――一份送给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的报告》中指出:“岩画‘地点’是指有岩画的地方,‘地点’的边界,要在最靠边的图形以外500米的地方,再没有其他图形,从东南西北四个方向看都是如此。比如说,两组图形之间没有形象的地段,超过500米的,那就可以被认为两个不同的的‘地点’。”此次翁牛特旗岩画调查基本依据此国际惯例。

关于岩画点的岩画图像编码,我们采用了最小地名的命名原则,用岩画所在的当地山体名称的汉语拼音首字母来表示地点、调查测量顺序,并结合时间进行编码。例如2012NWbmzY01-①,即表示2012年内蒙古(N)翁牛特旗(W)白庙子山(bmz)第1处岩画点(Y01)第1幅岩画图像(①)。但由于翁牛特旗岩画图像比较密集且有些画面较小,并未按照国际惯例通行的超过25米重新编码的规则,而采用凡是不在同一块岩石之上的画面都重新编码的方式。本文所用人面岩画图像,仍将采用赤峰翁牛特旗岩画调查时的岩画图像编码。

翁牛特旗人面岩画虽是发现最晚的岩画地区,但资源非常丰富。目前所发现的岩画主要分布在白庙子山、箭眼山、大黑山、牦牛海山等4个岩画点,尤其白庙子山和箭眼山岩画具有翁牛特旗人面岩画的典型性。据翁牛特旗岩画调查数据显示,共记录到岩画75处,109幅画面,376个单体图像。其中翁牛特旗人面岩画图像所占比例大约在60%,从整个中国人面岩画分布区域来看,属于相当密集的区域之一。

翁牛特旗人面岩画的突出特征是“.”的或“”的同心圆图像结构,这在中国人面岩画图像中是最原始的、最简约的也是基本的形式结构。因为只有人(兽)的面部特征,最基本的必须要有眼睛,其他的人面岩画图形均要在此基础上变化发展而来。因此,这种主要突出眼睛表现的人面岩画,也可以称之为“眼睛人面岩画”或“眼睛被突出表现的人面像”。

翁牛特旗人面岩画分为有外轮廓(图1)和无外轮廓(图2、图3)两种类型,均磨刻在相对独立的巨石上。共同的显著特征是用两个并列的同心圆来表示眼睛,中心小凹穴表示瞳孔或眼球。制作技法均使用磨刻法,线条磨痕为凹槽,呈“U”形,线条较整齐,磨痕深且宽,深度可达1cm,宽度在1~1.5cm。有的在两个同心圆眼睛的上下左右位置上,磨刻出四个对称的小凹穴;有的在同心圆眼睛中间磨刻出一个竖凹槽和两个小凹穴,可能表示鼻子;还有在眼睛及鼻子的下面也磨刻出一排由多条短竖凹槽的短线条,可能表示嘴巴或牙齿,抑或胡须;也有的在眼睛上部刻出多条短竖凹槽放射线。

从翁牛特旗人面岩画图像上观察,制作得如此精细,且显得非常工整、庄重,都采取岩画中最为原始且最费工时的磨刻技法,磨痕凹槽很深、很宽,显然是长时间反复磨刻的结果,可见岩画制作者的态度是绝对虔诚与专注的,并可能有族群中多人参与制作。这些既反映出制作人面岩画所付出的巨大社会成本,也体现了原始族群的巨大精神力量。

二、赤峰翁牛特旗人面岩画的制作技法

翁牛特旗人面岩画的磨刻制作技法给人的直观感受,是它深深的线条磨刻刻痕。磨刻法是岩画最早的制作技法已成为大多数岩画学家的共识。例如曾对非洲北部岩画的凹槽刻痕以及岩画刻纹表层作了大量研究的法国史前考古学家格・弗拉曼(G Framme),推测指出早期岩画的岩刻采用的这种磨刻技术是完成岩刻制作的最初阶段。考古及岩画研究的前辈盖山林通过多年的考察,证实格弗拉曼的论点是正确的,并认为我国北方岩画中磨刻岩画的时代是最早的。

磨刻法(或称轮廓磨刻法)是史前岩画早期的制作技法。宋耀良认为,这种磨刻技法制作的人面岩画图像是最早出现的,创作年代大致始于距今7000年的新石器时代早中期,采用石器工具磨制法,而止于距今3000年的青铜时代,晚期采用金属利器敲凿法。

中国人面岩画文化发生的大体时间,应在新石器时代早期到青铜时代。盖山林认为,阴山人面岩画主要应是新石器时代的作品,下限不晚于青铜时代。陈兆复也认为我国人面岩画的大多数人面岩刻属于新石器时代。田广林认为西辽河流域的阴河、英金河岩画年代相当于红山文化至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稍晚的二期岩画属夏家店上层文化时期的作品。

翁牛特旗人面岩画在整个西辽河流域岩画中是磨痕最深最宽的岩画类型。结合这类型人面岩画图像的磨刻制作技法,观察其粗大且深的磨刻线条刻痕,能直观感受到人面岩画古老的性格及其创作年代的久远。翁牛特旗人面岩画的大致年代,也应框定在新石器时代早期到青铜时代。

三、翁牛特旗人面岩画考古年代分析

如何断定远古岩画创作年代,一直以来是岩画学研究中难以破解的世界性难题之一。世界岩画组织联合会执行主席、澳大利亚著名岩画学家罗伯特・贝纳里克(Robert G.Bednarik)认为:“从事岩画研究中,现阶段最为棘手的问题之一是对岩画创作年代的断定,并在未来一定时间内难以完全攻破的科学尖端。”

翁牛特旗人面岩画均为露天磨刻,自然风化严重,以致无法使用严格的考古地层学和类型学等方法。但是我们知道西辽河流域考古学文化非常丰富,且史前考古文化发展序列比较完整清晰,依次排定为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红山文化、后红山文化(小河沿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夏家店上层文化。根据考古发掘资料和C14测年数据,西辽河流域史前文化在公元前8000~公元前3000之间。当地考古文化序列的完整性,对于岩画年代的推断能够给予更多的证据支持。

西辽河流域岩画与西辽河流域史前考古文化之间的关系,也一直为人们所关注。翁牛特旗人面岩画处在西辽河流域史前考古文化的核心区域,可采用艺术史图像学理念以及相关考古学等方法,对翁牛特旗人面岩画进行细致的图像比较与客观分析。可依据可靠的考古学出土材料寻找相关线索,以考古学的出土器物年代作为参照,根据人面岩画的图像造型风格与出土器物进行对比来框定翁牛特旗人面岩画创作的年代范围,在一定程度上推断出相对合理的时间年代框架。

翁牛特旗人面岩画主要集中分布在白庙子山岩画遗址和箭眼山岩画遗址,图像也较为典型。

白庙子山岩画遗址位于翁牛特旗乌丹镇约40公里,西拉木伦河南岸的荒漠草滩中,地貌特征为低山丘陵。山脉呈南北走向,南北长约2公里,东西宽约500米,岩画遗址点GPS坐标为东经119°21′39.5″,北纬43°08′50.2″,海拔高程534米。白庙子山的岩画数量多,比较集中,且周边地区史前遗迹较为丰富。

人面岩画与其附近有关的遗址、遗迹和出土器物之间存在着相关性。汤惠生关注了人面岩画纹饰与多种典型出土遗物上饰有人(兽)面纹饰之间的关系。王建新认为,与可靠的考古发掘出土的遗物形式完全相符,就可以和岩画图像相互印证,才能给岩画年代断定提供一些依据,应注意与岩画相关的周边史前居住遗迹和墓葬之间存在着共存关系进行综合研究。李福顺也提到岩画断代所采取的主要方法之一,是根据岩画与出土器物之间相对照来推测岩画年代。

梳理翁牛特旗人面岩画图像与当地史前文化器物图案的内在关系,可以运用图像比较学的方法来为岩画断代。蒙古岩画学者道尔吉认为:“相似岩画间在风格和内容上的对照,这些岩画同断代可靠的出土物之间的一致点,可使断代工作得以着手进行。”关于利用考古学方法的有利条件对岩画进行断定,上世纪前苏联丰富的研究成果值得注意。例如前苏联岩画学者B.鲁霍和П.萨尔瓦斯在岩画所在的附近山崖脚下勘察时,在未被扰动的土层中发现了两件箭镞器物材料,根据这些箭镞的类型和岩画的图像风格、题材类型等图像学比较的方法,认为它们与岩画属于同一年代,从而对芬兰的阿斯图万萨尔米岩画进行断代。前苏联考古学者把蒙古国的哈楚勒图和伊赫-腾格里-阿姆等两处岩画的类似材料同塔加尔青铜时代出土的鹿形金属牌饰遗存进行比较后,发现相似的题材和风格,看到岩画上鹿形特征具有“斯基泰野兽风格”。A.H.柏恩施坦注意到某些岩画的典型特点是凿刻躯干时有骨架线条,这类岩画最为相似的现象是在亚洲草原广泛流传的“匈奴风格”。可见以岩画的题材、风格与已知可靠年代出土器物的相似图像对比来推断岩画创作年代的方法是有意义的。

可提供参考的西辽河流域翁牛特旗岩画周边的考古发掘材料中,位于白庙子山岩画北面的西拉木伦河北岸的赤峰巴林右旗西辽河流域红山文化那斯台遗址,根据巴林右旗那斯台遗址调查报告,出土1件透雕圆孔并列同心圆纹眼睛的石片加工椭圆形石质人面饰品,眼睛下面有外凸嘴巴,也似牙齿(图5)。通过仔细比较不难看出,白庙子山编号2012NWbmzY01-②人面岩画(图4)与此地红山文化人面石饰有许多共同点,如都具有同心圆式的双环形眼睛,眼睛的下面都有类似的牙齿,可以说两个图像的构成元素完全对应。

在白庙子山人面岩画中,最引人注目、最具特色的就是位于白庙子山中段东侧、被称为“巨薯石”的岩石上的编号为2012NWbmzY01-①的人面岩画(图6)。岩画面向东南方向,线条光滑整齐呈“U”形深凹槽,双目为同心圆纹。该岩画无论在制作技法上,还是艺术表现手法上,在翁牛特旗人面岩画中最具典型性。而巴林右旗白音汉苏木那斯台红山文化遗址出土的圆双目玉蝉,首端以突出同心圆纹作为双目(图7),与白庙子山眼睛人面岩画十分相似。

编号为2012NWbmzY01-③的人面岩画(图8),也是一幅很具特色的人面岩画,在白庙子山“巨薯石”右下角,面向东偏东北方向,磨刻。西辽河流域红山文化遗址出土的圆目兽面块形龙,也称“玉猪龙”(图9),亦为红山文化玉器中最具代表性的玉礼器。比较后发现,二者在眼睛纹饰整体构思上极为相似。最醒目的是浮雕圆眼,眼睛外形呈水滴状,突出圆睛巨吻,獠牙突出,制作技法上都采用了凹槽线雕磨刻法。这类器物更加强调的是对大大的圆目的刻画,这在西辽河流域史前文化中是有传统的。研究红山岩画的翁牛特旗岩画学者吴甲才也认为这幅人面岩画与红山文化出土的玉猪龙面极为相似,称这幅人面岩画为“玉猪龙面”岩画。

艺术史及岩画学家张亚莎认为:“翁牛特旗人面岩画与红山玉器图案的相似性,就应该属于这类确凿证据之一。”位于白庙子山中段西侧、在地面岩石上的编号为2012NWbmzY03的人面岩画(图10),也是一幅很值得关注的人面岩画,磨刻一双同心圆纹的眼睛,眼睛下面有七道短线,可能代表牙齿或嘴巴。与之在整体造型上如出一辙的是赤峰巴林右旗博物馆藏红山文化神面石饰(图11)。与此人面岩画可比较的还有红山文化勾云形玉器,如美国佛利尔美术馆藏品红山文化时期“眼睛纹”勾云形玉器(图12),也被称为“带齿动物面纹玉饰”。这类器物多数为传世文物,学界共认为是红山文化遗物。虽然对这类“勾云形玉器”在图像学上解读有着很大分歧,但多数学者认为表现的是眼睛。如孙机认为,红山文化中的某些勾云形玉器就是对眼睛的模仿。王仁湘也认为红山文化勾云形玉器表现的是神目(玉眼)。许多研究者还注意到巴林右旗博物馆藏红山文化神面石饰与一些“勾云形玉器”图案的联系。编号为2012NWbmzY03人面岩画与这两件器物纹饰在图像上比较,三者在构图造型上有很高的相似度。

另外,在制作手法上,人面岩画和红山文化玉器都使用槽磨制手法,人面岩画使用了凹槽磨制手法,线条磨痕的宽度和深度均十分匀称。尤其在玉器表面也特意使用槽磨手法制出来的一种极为特殊的瓦沟纹饰十分规整,似乎和翁牛特旗人面岩画在技法上有承继关系。

通过对翁牛特旗白庙子山人面岩画与西辽河流域红山文化遗存中人面石饰品、某些“眼睛纹”玉器等图像的比较,可以看出它们在制作技法、构图处理、表现手法上有很多相似相同之处。根据处于红山文化晚期的勾云形玉器,以及红山文化玉器遗存年代大体上限距今6000年,下限距今5000年之间,可以大致推断出翁牛特旗白庙子山人面岩画年代在距今5000年左右,即可能在公元前6000~4000公元前之间。

箭眼山岩画遗址位于翁牛特旗乌丹镇下泡子嘎查以东500米处,地貌特征为低山丘陵。岩画遗址点的GPS坐标为东经118°58′25″,北纬43°04′24.8″,海拔626米。可辨认的人面岩画均磨刻在一块巨石上。图像类型和白庙子山人面岩画如出一辙,为同心圆所组成的双目式人面岩画,只是画幅更大,线条更粗大,磨痕更深。

可提供参考的翁牛特旗箭眼山岩画周边的考古发掘材料中,位于其北面的西拉木伦河北岸的赤峰林西县白音长汗兴隆洼文化遗址。二期乙类出土了3件磨制人面形蚌饰(图13),其人面蚌饰上有两个圆形凹槽圈代表两个眼睛,内各有一个小圆坑代表眼珠,两个外凸弧线凹槽相扣代表嘴,内磨制竖向7道凹槽代表牙齿。

如果把翁牛特旗箭眼山人面岩画(图14)与西辽河流域赤峰兴隆洼文化出土的人面蚌饰遗存进行比较,可知二者的构图风格及造型表现理念上有惊人的一致性,尤其所刻画眼睛都具有“同心圆式的双环形纹饰风格”,显然出于相同的艺术处理手法。

还值得注意的是红山文化遗址或墓葬出土了不少“眼睛纹”骨牌饰物(图16),骨牌上的同心圆“眼睛纹”纹饰与翁牛特旗箭眼山编号2012NWjysY01人面岩画(图15)有很强的相似性。张亚莎认为:“二者造型理念如出一辙,完全是同心圆(重环式)双目图案。”还发现箭眼山人面岩画与西辽河流域大南沟后红山文化墓地出土的“眼睛纹”的长方形蚌饰骨牌图案非常相似(图17)。

翁牛特旗箭眼山人面岩画图像与兴隆洼文化时期的人面蚌饰、红山文化时期的骨牌都采用了槽磨制手法,且具有极其一致的构图及造型特征。可见在西辽河流域兴隆洼文化发展系统中,林西县白音长汗类型处于较晚阶段,其年代距今超过7000年,此已成研究者共识。因此,兴隆洼文化白音长汗遗址出土的二期乙类遗存人面蚌饰,其可能发生年代在距今7000年左右到红山文化晚期之间,箭眼山人面岩画创作年代可能发生在距今7000年到4000年之间。

英国著名的艺术史学家贡布里希(Ernst Gombrich)指出,原始艺术里眼睛是一种普遍性形象。如此对眼睛的“刻意表达”可以追溯到欧洲旧石器时代晚期的马格德林文化时期,如法国阿里埃日省的勒・马斯-达齐遗址,就曾发现了一个没有下颌骨而眼眶中却有两块刻意切削的圆形骨片充当眼睛的少女头盖骨。

从史前考古资料来看,翁牛特旗人面岩画对“眼睛”独特的造型理念,在西辽河流域新石器时代史前文明中也具有连续性和创造性。我们能够想到的是辽宁牛河梁女神庙遗迹出土的一尊新石器时代泥塑女神头像,最引人注目的是在这尊女神眼眶内装入人工加工过的圆形玉片为睛,增添了女神神性,这种创造性表达是有意义的。另外白音长汗遗址兴隆洼文化出土的人面蚌饰和红褐色人面石饰等对眼睛的特殊刻画亦具有上述表达意义。还有赤峰巴林左旗红山文化早期的洪格力图红山文化积石冢,出土了两件眼睛被处理成尖圆的陶塑人面像,其背面并钻有孔眼。对眼睛的特殊强调在兴隆洼文化、红山文化及夏家店下层文化中都较为常见,和翁牛特旗人面岩画比较,在整体造型上以及有的在制作技术上,都有很强的相似性。

这种对“眼睛”独特的造型理念在西辽河流域史前文明中具有的连续性与创造性,甚至也体现和传承到西辽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晚期的石城文化中。如夏家店下层文化的赤峰三座店石城遗址,我们很明显可以看到三座店石城中的每一座院落房址都是一双“同心圆眼睛式”结构造型(图18),也是对眼睛的刻意模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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