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建筑的特征》是人教版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必修5第四单元的第一篇课文。本文是一篇自然科学小论文，属于实用类文本。单元说明里指出：阅读这些作品，既可得到科学知识的启迪，又可得到科学美感的陶冶;在学习中，要理清作者的思路，归纳文章的观点，品味这类文章的语言特点。为了帮助大家更好的写作中国建筑的特征教案，快回答整理分享了4篇中国建筑的特征教案范文。

中国建筑的特征教案 篇一

关键词：和田地区；民居；文化艺术

新疆和田历史悠久，古称“于阗、和阗”，古丝绸之路的南道在此经过，由于多元文化的交融，形成了非常有特色的地域文化。“塔里木河冲积平原在季度高温的气候条件下，土壤形成具有荒漠土壤的特点，同时也成为建筑的原生粗陋材料。”［1］生活在此的居民在多元一体的民族文化和自然因素的影响下，创造了阿以旺民居建筑艺术。(阿以旺民居建筑是指以“阿以旺”为特色和基本构成要件的维吾尔族民居形式。“阿以旺”，源自阿拉伯语，含义为：帕提建筑中的大厅或接见室，三面有墙、前面敞开；在维吾尔语中，寓意为“明亮的处所”。是介于敞开的室外庭院活动场所与封闭的室内场所之间的一种建筑形式。)(如图1)和田地区的生土建筑的结构形式主要是木构架系统，简支密梁(檩)与密铺小椽平屋顶，目前和田地区的民居建筑仍保留着这种历史风貌和传统格局。

1和田地区维吾尔族传统民居的历史变迁

和田地区位于中国的西北部，远离海洋，降水量极少，气候属于大陆性干旱、半干旱气候，水分大量蒸发补充极少，气候恶劣，生态及其脆弱。(如图2)和田地区维吾尔族传统民居建筑是在当地恶劣的自然环境中创造出来的，从个体思维的偶合，到集体思维的共识；从最开始的适应自然环境，到得心应手的去创造自然环境；展现出的是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物化的形象模式。由于和田地区风沙较多，传统民居建筑并没有固定的建筑方位，在建造时主要避开风沙的走向。民居内有明显的夏居室和冬居室分区，夏天由于天气炎热、干燥，阿以旺是主要的活动空间。冬天居民的主要活动空间在冬居室内，并且砌有土炕。这是由于特定的自然环境孕育出的维吾尔族居住文化。民居在不同时代体现的是一种特定形态面貌的文化精神，在民居形式上体现时代的印记。维吾尔族追溯其族源可以到汉代的“丁零”，是一个有文化渊源的民族，和田地区的居住习俗与当地居民的民族风俗有直接关系，维吾尔族信仰伊斯兰教，受伊斯兰教影响，民居建筑在建造时对民居布局没有明确的对称要求，布局呈现多样化。但非常注意隐私，整个民居除院门外，其余均为封闭院墙。“房屋呈方形，民居的大门忌朝西开。”［2］民居的房顶平坦，上有天窗，居室内墙上设有壁龛和彩绘图案。这些特征是随历史的发展传承的文化习俗。

2和田地区维吾尔族传统民居建筑风格

和田地区传统民居建筑主要风格特征是结构构造简单、结构形式与建筑风格体现出浓郁的地方风情。和田传统民居建筑作为新疆民居建筑的代表性艺术，是古丝绸之路上文化融合的特殊表现形式，不仅有自己的建筑风格与特殊的建筑语言，同时是新疆少数民族一种伦理观念和意识形态的反应。和田民居建筑经过数千年的漫长延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固有模式。和田传统民居主要传承尼雅古老民居，其建筑格局大部分是在阿以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平面布局自由灵活，不拘一格，不求对称，无明显中轴线，进而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民居类型。“从中国传统沿用的‘土木之功’这一词句作为一切建造工程的概括名称可以看出，土与木是中国建筑自古以来采用的主要材料。”［3］和田民居建筑结构形式主要是土木构架系统，建筑材料是以木材为主，生土为辅，其建筑材料决定了内部格局。住宅分前院、后院，土坯砌墙，木梁、檩和椽构筑屋顶，有客厅、念经室、卧室、浴室、厢房等。由于封闭院落的采用，通常以中庭阿以旺为主，在其中轴线上安排一组“沙依拉”，中间放大为客厅，其开间大于进深，前部为走廊通向两边的房间。卧室有冬夏之分，室内炉灶设在墙边，砌以壁炉，烟囱开在墙体之内，直通房顶，壁炉口为龛形，凸出半圈。(如图3)其地面处理则较简单，没有进行防潮处理，也没有其他特殊处理痕迹，仅稍作铺垫，表明此地气候干燥。

3和田地区维吾尔族传统民居建筑的文化特征

和田传统民居可以视为特定文化传播介质，传播当地的一种生活模式，并形成独特的地域民族建筑风格，想要了解民居形态，先要了解其文化特征。和田民居建筑大都具有维吾尔族的传统文化特色，由于和田地区干燥炎热，当地居民喜欢户外活动，因此民居基本都设有檐廊，廊柱、房梁上雕刻有各种装饰纹饰。整体建筑采用内向封闭隔热方式，房屋门窗多朝内院开设，只留有小窗采光。和田传统民居建筑在当地生态环境的影响下并吸收了阿拉伯伊斯兰教建筑的精髓，在民居建筑上使用的色彩主要以蓝色、绿色、白色为主要装饰色彩。和田民居的特有居住习俗均有体现和田地区维吾尔族传统民居的文化特征。“在当今世界，文化都是民族的，民族是文化的载体，文化都具有民族性，民族性是当代文化的又一显著特征”［4］。和田传统民居建筑是由特定的时间、环境和空间构成的建筑实体，能够反映家族观念、家居生活、行为秩序以及社会结构等多方面的内容。同时村落模式和民居建筑空间模式共同受到和田地区居民文化意识的影响。和田民居建筑是受到维吾尔族文化的熏陶形成的，是维吾尔族社会历史文化及其时代精神的见证。和田阿以旺式民居文化是处于原生态下的和田民居建筑文化的集中体现，和田民居建筑的形成过程，受到和田独特的地理自然环境和人文思想观念的影响，并形成自己的区域特色。和田传统民居建筑体系中，不仅具有功能的实用性，而且蕴含着丰富审美的文化内涵。由于受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的影响，和田地区民居建筑形成了自身的特性，民居庭院布局、民居建造模式、民居建筑装饰，具有和田地区民居建筑的一般特征。和田传统民居主要是在阿以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作为和田传统民居的文化特征意义更为丰富，它具有较好的防风、防沙的性能。为了防止风沙侵袭，当地居民在庭院上部也加盖封顶，考虑到通风采光，在其顶部凸出于四周屋面之上大约六十公分到一百二十公分。其侧向装窗，可启闭，作采光通风之用。这样的设置即著名的“阿以旺”民居建筑。

4和田地区传统民居建筑装饰艺术特征

装饰表达是以实体符号为媒介传达集体生存意识，而出于把握功能的价值，才有了符号的意义。和田传统民居建筑装是十分独特的造型符号，解译其情感内涵有助于未来的改造之用。和田传统民居建筑装饰并不是可有可无的，也不是简单的情趣，在极尽工巧的图案运用中，奏响了和田传统民居建筑者智慧的音符。和田传统民居建筑的装饰构成纯粹抽象集合的形式美因素，如门、窗、墙、地面、屋顶等功能性概念的装饰符号标志，装饰语汇的营造不仅有审美情趣的变化，而且直击人们心灵的深处。伊斯兰教风味的民居建筑装饰是放大的图案，与生土相依的图形充分将时代意味凝固起来，凸显民族个性与情趣，装饰图案多为花草或几何图形。色彩则以白色和绿色为主调，表现出伊斯兰教的特有地域风格。

4．1装饰语汇

和田传统民居建筑装饰所采用的语汇只将经历集中在形式方面，所有内容方面的宏伟、壮丽、高远在装饰中都消失了，留下的只是节奏、含蓄、蕴籍。装饰将所有的线条、色彩、纹样都抽象化为某种格调，或者赋予图案以一种情感意味，它所产生的联想很难有具体的理念。“维吾尔族哲学家法拉比认为，任何东西的“美、壮丽和装饰都在于以最好的方式实现自己的存在并使之充分完善”［5］，因之生土自身的单一材料因素，却以沉默的方式调动了装饰的多样化语言，为以装饰为对象的外表蒙上特殊的神采，耐心地赋予线条、色彩、纹样、造型以某种抽象的内涵，经过抽象的形式很容易被固定下来，作为代代传承的匠艺符号，其复杂技艺只有高超的工匠巧作才能完成。

4．1．1纹样

和田民居建筑的装饰纹样、图案、构图均具有一定的象征意义，图形与符号的种类及形态很多。民居建筑上的装饰以抽象的几何纹样为主，或以阿拉伯文字或植物纹样作为图案构成元素，装饰极重视整体统一。在和田传统民居建筑中出现的纹样大体有植物形、几何形、花卉形和文字形几种，不涉及偶像崇拜。依照伊斯兰教习俗，维吾尔族住户屋里忌讳张贴人物画像，特别是在西墙，动物画也禁止张贴。因为在室内做礼拜时必须面对西墙，西墙上任何有生命的形象，都是对无偶像的伊斯兰教的亵渎。和田传统民居建筑装饰纹样呈现出特别的面貌，忠于对几何图形和植物图案的垂青，在民居建筑装饰中几何图纹却受到特别的青睐，通过并列、对称、循环等构图方式，出现了几何图形组合，墙面多运用几何纹样。另一种采用植物为装饰母题，如植物枝蔓、花蕾纹、花朵纹、小花纹、叶纹、果实等图案组合。花纹的精心选择也发生了相应的作用，植物纹样主要承袭了东罗马传统，历经千锤百炼集成了灿烂的新疆伊斯兰式纹样。此外，也有以风景画、日常使用的水壶、花瓶等多种形式的生活用品为图案进行设计的。阿拉伯文字也成为装饰组合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些图案形式常以一种不可思议的非现实的抽象、反复、无限的形态记录在和田传统民居建筑之中，造就了图形纹样的基本组合程式。

4．1．2色彩

和田民居处于荒漠笼罩的特殊外部环境，人们对风沙、烈日、空旷构成的寂寞，无论怎样，也需要不同程度的视觉刺激。从外观上来看，和田民居建筑色彩质感极其单一，却充满质朴浓厚的乡土气息。当地居民喜欢对色彩的倾向是朴素、单纯、自然的颜色，而不喜欢花哨和混杂的颜色。在和田地区为减少辐射热的影响，建筑物均采用非常接近自然性质的土黄色，不显山，不露水，却以明亮而温暖的形式存在。给人以视觉上的安定感觉，容易使人亲近，恰好可以表达与自然相互融合的印象。维吾尔族普遍偏向蓝绿色，绿色源于维吾尔族早期逐水草而居，因此绿色是很神圣的颜色，在居室内部，喜欢用醒目的装饰色调。室内图案色彩给人的第一印象是明朗和谐的，构成类似缘起的因素，主要是借助绿色和石榴红色的对比进而产生诗意的联想。纵横搭配的色彩样式，对称性整齐有序排列的龛室，阿拉伯文字的巧妙点缀，具有艳丽、舒展、悠闲的艺术效果。

4．2装饰方法

和田民居就装饰方法而言主要有绘画(抹面、彩画)、镶嵌(陶片、砖化、琉璃饰)、雕刻(石膏花、木雕)等。由于装饰材质的不同，民居中所使用的装饰手段各异，就工艺传统而言，生土建筑的装饰语汇运用较为普遍的有抹面、木雕、石膏花饰、砖饰、彩画、纹样等。

4．2．1抹面

和田传统民居墙体的抹面，通常采用苇席、泥土和草泥面层或拌有少量牛羊粪的泥浆抹面。简单墙体抹面只用草泥浆，家庭条件较好的普遍用石膏粉刷，纯石膏浆中必须加一种维吾尔语称作“斯拉吉”的成分［6］，起缓解作用。石膏粉刷面外不在刷浆，保持原色或刷石灰水。

4．2．2木雕

木雕工艺作为和田传统民居建筑装饰手法由来已久。木雕装饰主要用于门窗、柱子、梁坊，纹饰取材于几何图形、植物图案。和田传统民居的木雕装饰处理手法有贴雕、组花、花带、透雕等。贴雕装饰有两种，一种是将花纹图案贴于平面木板上，形成浅浮雕；另一种是将雕凿成的多种形体组合拼贴成立体或凹凸的装饰。组花用于门板、柱身、柱裙和梁枋上，图案缜密。木雕装饰艺术中几何纹严谨对称，植物花纹自由灵活。花带以二方连续、四方连续为多，以互换、交错、中断等手法取得构图的韵律变化。透雕是以虚面烘托图案，将花纹以外的部分去除，形成透空。和田传统民居建筑的木柱、梁、枋上的木雕刻，以浅浮雕为主要装饰手法。浅浮雕装饰是在木料上雕刻较浅的装饰纹样，这种浮雕装饰，内容多为植物花卉、枝叶、藤蔓、芽蕾、果实、几何图形等，(如图5)有时将植物纹样与几何纹样相结合，和田传统民居建筑木雕非常精细、廊柱的下半段和柱头有各式花纹和多种曲线，以植物图案为主，大多为木头的原色。廊柱的断面则有圆形、方形、八角形等样式，周围饰以有规则的木雕花纹。梁枋上的带状雕花，主要以花纹的互换、中断等手法取得图案的变化。托梁以上梁枋的矩形花饰，花纹密度大，做工精细，刀工力显功夫，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既简练豪放，又精致，具有浮雕效果。而圈梁上主要以几何纹样为主。这种几何纹样花饰常与带状木雕相互连接，组成木雕群。

4．2．3石膏花

石膏花装饰多用于墙顶边缘处或图案空隙处作辅助装饰，一般为浅浮雕，个别部位也采用深雕，花饰所用的石膏颗粒细腻。花纹的断面有“A”、“U”、“M”等形状，［7］不同的断面产生不同的光影效果，表达出折叠、交织等立体效果。石膏花装饰多用于墙体顶部、顶棚边缘、各种壁龛、门框、窗套等处，比如植物或几何纹样的采纳，轮廓线条流畅而清晰。绝大多数石膏花饰是直接刻出，少数部位用模制，模制后的石膏花饰效果要好些，制成的石膏花是一块白石膏花板，少数空处需用其他颜色时可涂刷色漆。

4．2．4砖饰

和田传统民居建筑砖饰主要有拼砖、型砖等类型。在民居建筑的砖砌墙面、台基、墩柱等处多用拼砖图案。“砖花”是指拼花砖工艺，是指以锯、切、打磨后的米黄色砖拼贴成各种图案，采用传统技艺，力求形成对比反差效果。拼砖的纹样多为几何纹，用砖的相互穿插、交错、重叠拼砌组合成各种平面和立体的几何图案，拼砌的图案常见的有八角形、花瓣菱形、人字形等，造型十分丰富。由于所用的拼砖都是直接采用砖块本身的黄褐色来装饰的，与民居的基调相一致，因而有土木构造的整体效果。和田民居建筑上的花砖砌筑主要是在墙面上利用砖的横竖、斜直、凹凸等变化，砌出多种纹样，砖花图案来自材料本身，对比、映衬、凹凸、横竖、方圆等组合，均依据方砖的形状设计。将一种或数种型砖进行有规律的排列，在砖面上铸成图案纹样，然后再按图案拼贴，从而丰富建筑物的立面。作为生土建筑的独特装饰，和田民居中花砖一般常用在门柱、门洞壁面、门斗的檐外墙等。

4．2．5彩画

彩画也是装饰色彩的运用，和田传统民居建筑的彩画是在纹样繁密、图案种类繁多的基础上进行的，常绘于顶棚、梁枋、檐部及墙面上。彩画题材有蔓藤、卷草、花卉、几何图案等，彩画装饰构图有单体图案、带形图案和组合图案。单体图案用于梁枋中部、端部，花纹构图图案随部位形状而设计；带形图案以二方连续、四方连续的花卉蔓藤纹形成循环交织的带状彩画，用于檐部、梁枋、藻井四周；组合图案以图案、花纹色块组成和谐的整体，常用在柱头、天花、藻井上。彩画用色的特点是，相同色作底色基调，再以与其相应的对比色或补色作花纹图案。其表现方法主要分为平涂彩绘法、肌理法、叠色法、描金法、自由装饰法。和田民居建筑材料本身就有一种光泽，和田民居的彩绘大门几乎每一家大门都不尽相同，在原木的基础上施以浮雕图案，所采用的图案通常以几何形，也有葡萄和石榴花剖面图案。并涂上清漆，既起保护作用，又显得色彩鲜艳，构成一道宜人的风景线。

5结语

综上所述，和田传统民居建筑是环境氛围、布局规划和装饰风格的巧妙结合，是对地域内的自然因素和社会文化因素的良好适应，民居建筑以地域性为根，和田民居建筑文化艺术凝聚人类对于空间形态的文化表达，依据生存的需要和文化资源的分享产生出纷繁多彩的景象。从视觉心理角度阐明场所特征，离不开符号审美情趣的种种意象，而这些意象也是文化传统积淀而成的符号。

参考文献

［1］程其畴．新疆生态探究［M］．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9:16．

［2］黄秉荣．新疆民族风情［M］．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1993:1．

［3］白顺景．土力学［M］．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01:56．

［4］林耀华．民族学通论［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7:400．

［5］李振中．阿拉伯哲学史［M］．北京：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5:75．

［6］李群，安达甄，梁梅．新疆生土民居［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4:204．

中国建筑的特征教案 篇二

1.了解作者有关情况，掌握科学小论文的有关常识。

2.了解中国建筑的特征，热爱传承中国建筑文化。

3.锻炼搜集信息、整理信息、归纳总结的能力。

【教学重难点】

了解中国建筑的基本特征，提高筛选概括能力。

【设计说明】

这篇自然科学小论文，其核心是介绍我国建筑的特征。然而，时下高楼林立，古迹难觅，再加上一些陌生的建筑专业名词，学生阅读理解文本有一定的难度。所以讲解本文要拉近学生与古建筑的距离，尽可能直观地展示建筑图片或模型，激发他们了解古建筑的兴趣，注重建筑与文化的融合，进而达到对建筑科学文化的关注、热爱和传承的教学目标。

【教学时数】一课时

【教学步骤】

一、导入

给大家看两张图片，你能猜出这是哪里吗？（幻灯片展示开封著名古建筑图片）开封是个历史悠久的城市，被称为“七朝古都”，建城已有2700多年的历史。一个古老城市的一个重要的符号，就是它独具魅力的古代建筑。这些美丽而典雅的古建筑，有什么不为我们所知的特征和文化内涵呢？今天就让我们跟随建筑大师梁思成走近中国传统建筑，了解中国建筑的特征。

板书：《中国建筑的特征》?摇 梁思成

二、走进文本

（一）文章的标题是《中国建筑的特征》，文章哪些段落介绍了中国建筑的特征呢？

明确：课文3—13自然段

（二）中国建筑具体有哪些特征？请用尽量简洁的语言来描述这些特征。（投影出示要求，温馨提醒：挂住关键词，关键句）请同学针对导学案小组交流，比一比，谁的更简洁，谁的更准确，3分钟以后，请3名同学上台展示交流成果。

教师配以实物模型，幻灯片重点图解一些特点（如2、3、4、5），以更利于学生理解。

1.立体构成

单个的建筑由台基、主体（房屋）和屋顶三部分构成的。

2.平面布局

（请学生从文本中找具体特征）一所房子由一个建筑群落组成，左右对称；主要房屋朝南；有“户外的空间”。

（四合院小模型展示）

最能体现这种特征的典型建筑就是北京四合院，坐北朝南的是正房（堂屋），正房两侧有耳房，正房前左右两侧各有东西厢房（东屋西屋），坐南朝北的叫做倒座房（南屋）。正房住长辈，东西厢房住晚辈，（《西厢记》小姐莺莺就住在西厢房），那么倒座房谁来住呢？有句熟语“热东屋，凉堂屋，傻瓜媳妇儿住南屋”，倒座房是仆人住的。这也正体现了儒家文化强调的“贵贱有等，长幼有别”的礼制。

3.木材结构

中国民间有句俗语“墙倒屋不塌”，这种结构以梁柱承重，墙壁只作间隔作用，不承重，因此墙壁位置可以按所需室内空间的大小而安设。墙壁上的门窗也可以按需要开设，可大可小，可高可低，甚至可有可无，如四根柱子支撑的凉亭。

4.斗拱

让学生划出课文中解释斗拱的句子，找一个同学读，提醒其他同学仔细听的，同时根据他的表述想象一下，能不能想象出斗拱的造型。

有的同学撅着小嘴摇摇头，真难为你们了。（出示幻灯片营造法式图解和3Dmks建筑设计立体效果图）

接着让学生从文中找到斗拱作用：不但可“用以减少立柱和横梁交接处的剪力”，还具有装饰作用。

（幻灯片展示“九州烟雨”）你能从这张照片上找出斗拱吗？

我在清明上河园拍这张照片的时候，也并不懂得什么叫做斗拱，之所以拍下这张照片，也是觉得好看，学习了这篇文章后才知道，它是集实用与美观于一体的。

关于斗拱，你还知道它的其他作用吗？我咨询了一位建筑师，了解到，在古代，斗拱的尺寸，斗拱的多少，直接决定了房屋的面积，小小斗拱，不可小觑。

5.举折，举架（教师画图展示）

宋代称举折，清代称举架，其作用是为了形成屋顶的斜坡或曲面。

6.屋顶

《诗经》描述为“如鸟斯革，如翚斯飞”它是我们中华民族“最骄傲的成就”。

7.颜色

大胆使用朱红色，并用彩绘来装饰。（幻灯片展示）

8.部件

大到结构部件，如梁头、额枋、斗拱，小到脊吻、瓦当、门环都具有很鲜明的装饰形状或图案。（幻灯片展示）

9.用材

有色的琉璃砖瓦、油漆、木刻、石雕、砖雕等。

（三）根据学生板书，请学生总结顺序，

板书：总体—局部

结构—装饰

提醒学生写作时，也要学习这种手法，理清思路，不可杂乱无章，胡乱堆砌。

（四）了解了中国建筑的九大特征，我来考考大家。（出示一组图片）请同学们比较分辨，哪是中国的？哪是西方的？说一说你的理由。

看图片，根据你的了解，西方建筑有什么特征呢？东西方建筑有什么不同呢？

东西方建筑的异同：

材质，外形（埃及的金字塔，罗马的竞技场，凡尔赛宫的花园，大量几何图形的运用，体现一种改造自然为我所用的一种强权意识。）

（五）中国建筑之所以被称为中国的建筑，因为它体现了中国建筑的这些特征和风格，那么作者在本文中是用哪个词语来称呼这种风格和手法的呢？

从课中画出关键句，并用自己的语言来回答。

明确：“文法”、“词汇”。作者用语言文字作比喻，借此说明中国建筑的风格和手法，即中国建筑的法式或惯例。

（六）虽然东西方建筑风格不同，表现的文化不同，但是，作者提出了一个各民族建筑之间的“可译性”问题，怎样理解“可译性”？（投影问题）

教师提示：在语言文字上，就是指不同民族的语言，语言形式虽不相同，但却表达同一个意思，可以互相翻译。比如，汉语表达，你好，翻译成英语：hello；日语：こんにちは。

那么，建筑上所谓的“可译性”又指什么呢？（请同学们阅读19段，划出关键句子，并用自己的语言概括，其他同学补充）

（投影）明确：建筑上的“可译性”，各民族建筑的风格，手法不同，但其功用或主要性能是一致的，有相通性。

（七）作者详尽的介绍了中国建筑的特征，并把它放在了中西方建筑文化的比较的层面为我们解读了中国建筑的风格和手法，目的何在呢？请看文章最后一段，找到答案。（请一学生来读）

明确：最后一段第一句。古为今用，继承优良传统，建造今天的建筑。

教师小结：

正如梁思成在他的《中国建筑史》中所说，“中国建筑的个性乃即我民族之性格”（投影），我们只有继承了优良的传统，我们的建筑才有了自己的特点，我们的民族才有了灵魂。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同学都应该是这种建筑文化的继承者和创新者。

三、拓展探究

创新是必须以继承为前提的，我们不妨把目光聚焦于现在，请大家仔细想想，你所了解的哪些建筑继承发扬了哪些中国建筑元素？

（这一环节让学生发散思维，先讲给同桌听，然后讲给大家听，教师参与学生小组探究，了解学生探究方向。）

【课后补充】学生探究大致为以下三个方面：

*老家的房屋：主房坐北朝南 有独立空间　举折　举架　脊吻

*所在城市主建筑或仿古建筑：濮阳四牌楼，开封御街、延庆观

*中国知名古建筑：天坛　故宫　人民大会堂

（“东方之冠”模型展示）

斗拱造型和“故宫红”色调；展馆建筑外观以“东方之冠，鼎盛中华，天下粮仓，富庶百姓”的构思主题，表达中国文化的精神与气质。

教师小结：

说实话，暑假里，我第一次来开封，是为了“开封有个包青天”的故事来的；是奔着早就令我垂涎三尺的开封小吃来的。但是，通过学习梁思成的这篇文章之后，我一直在遗憾，没有用心品味中国古建筑的魅力。我希望同学们，在观察你身边的古建筑，或有机会寻访祖国名胜的时候，要用心去感受中国建筑的艺术魅力和文化蕴涵。

四、课外延伸

（投影展示）一位旅美作家这样写道：“一样的星巴克（全球最大的咖啡连锁店），一样的玻璃大楼，站在家乡的路边，我却分不清这是北京、东京，还是纽约……”

思考：看了上面这段话，你有什么感想？

中国建筑的特征教案 篇三

【摘要题】建筑

【关键词】教会大学/传统建筑/中西合璧建筑式样

【正文】

中国教会大学是近代中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对中国教育近代化起到了某种促进作用，而且还是近代中国建筑发展过程中一个特殊的历史文化现象。19世纪中叶以来，当中西两种异质文化发生剧烈碰撞和冲突之时，具有工业文明内涵的西方文化无疑是处于相对高势能状态。伴随着武力侵略和经济掠夺而来的西方文化，以咄咄逼人的气势向中国社会的各个领域进行着强行移植和殖民输入。从“交流”一词的本意而言，真正谈得上中西文化双向融合的实例实在是少之又少，具有表象效应的更是如此。中国教会大学的建筑形态构成以及由此而导致的中国传统建筑艺术复兴，是中西文化双向流动的较成功的特例。20世纪30年代所倡导的“中国固有形式”的运动，50年代所提出的“社会主义内容、民族主义形式”的建设方针，80年代迄今，建筑界的理论和实践所纷纭不休的“神似与形似”之争，都与教会大学建筑有着渊源关系。且不论有关中国传统建筑艺术复兴的褒贬是非，仅从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建筑工程实践来看，众多矗立在中国大地之上的这类中西合璧式的建筑作品，俨然在提示着教会大学建筑形态的存在价值和深远影响，也从另一侧面表明了教会大学在中西方文化交流中的历史作用和社会文化效应。

中国传统建筑艺术复兴，是指20世纪20年代前后由中国教会大学起始的，采用当时西方建筑的工程技术和材料，平面设计符合西方建筑的功能主义设计理念，外部造型模仿或挪用中国宫殿寺庙建筑构图元素并与西方建筑风格相糅合的新建筑式样，一般也简称为“大屋顶建筑”。中国传统建筑艺术复兴的文化意义和社会影响，远远超出建筑自身的使用价值，因此，褒时被誉为民族精神之体现，必全国效之方罢休，贬时被斥为历史倒退之逆流，必全国讨之而后快。但无可否认的是，这类建筑新式样在本质上属于中西文化交汇的历史产物，其生硬也罢，成熟也罢，失败也罢，成功也罢，这类建筑新式样毕竟将两种完全不同的建筑文化混合成了一个有形的实体，并进而演变成绵延至今的一种建筑风格，无疑值得建筑学家和历史学家共同加以探讨。本文试图结合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对中国传统建筑艺术复兴之起点的教会大学建筑形态作一初步分析。

一

鸦片战争之后，中西文化在严重失衡的状态下交汇，西方的政客和商人可以毫无顾忌地将各种建筑形式引入中国。传教士们普遍地抱有西方本位的文化优越感，也在中国的城镇和乡村建起了西方中世纪式样的教堂。引入的西方其他建筑形式很快被中国人广泛地接受下来，唯有教会的建筑遇到了麻烦。换言之，其他的西方建筑形式更多地表现出工业文明技术成果的输入，而与教会相关的建筑则显示出西方文化观念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侵蚀。

教堂具有基督教文化的表象特征，在历次教案中屡屡被毁，这一事实在中国近代史上一般被解释成反帝爱国运动的行为体现。如果从建筑史学的角度来考察，我们还可以看到其中包含的另一层意义，即对中国人来说，自此之后改变了以“道器分离”的思维习惯来看待建筑，终于将建筑视为了一种文化参照物。对传教士来说，中国民众对教会的普遍抵触，迫使传教活动采用了尊重中国传统文化的策略，力求得到中国民众的认同和好感，因此而发展了与教会相关的教育和慈善事业。按照西方人的思维习惯，作为一种姿态，他们也很自然地想到建筑的文化参照物的表象效应。因此，原本认为互不相容的中西建筑文化观念，终于有了一处朦胧的共通点，即需要创造一种能满足各自不同的文化动机并具有表象特征的建筑形式。由于政治、经济、技术等客观因素的制约，创造新建筑形式的早期尝试是由传教士零散地进行的，多是将中国古典建筑的某些局部加在西式建筑体之上作为装饰构件，模仿的部位与手法亦无定势，反映出西方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妥协。极端的案例也有完全照搬中国古典建筑式样的做法。这些早期的尝试没有形成一种成熟的建筑风格，缺乏相应的一贯性、独特性和稳定性，因此影响也比较小。1905年，清政府正式颁布诏令，废止科举考试，建立仿照西方公学制度的教育体系。这一举措使教会的教育事业得到了新的发展机会。在义和团运动之后，种种迹象显示，外国教会在华发展高等教育事业的基本条件已经具备，同时，在华的教会学校也开始受到中国人的欢迎，各校的报告说明申请入学的学生已多得无法接受，教会上层为此都兴奋不已，办学热情日益高涨并着手筹划建立较大规模的正规大学，此时，有关教会大学校园规划和建筑形式的问题终于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

在20世纪的前30年，许多在华教会都将所属学院和书院扩展成教会大学或新建教会大学。这些教会大学成立之时，大都购地迁址并兴建了大批新校舍。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这批新校舍的兴建算得上中国最大规模的建设活动之一，也给教会大学提供了创造中西合璧式样建筑的历史契机，可以说是教会大学的建筑实践活动拉开了中国传统建筑文化艺术复兴的序幕。

教会大学一般指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期，由英美基督教会和罗马天主教会在中国设立的17所高等教育机构，分布在华东、华南、华西、华北、华中等5个区域，其中基督教大学14所，天主教大学3所：上海圣约翰大学、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之江大学、东吴大学、上海沪江大学、岭南大学、华南女子文理学院、福州协和大学、成都华西协和大学、燕京大学、齐鲁大学、华中大学、湘雅医学院、辅仁大学、震旦大学、津沽大学。

上述各教会大学的情况相差很大，在其后的发展过程中，有的规模宏大、兴旺发达，有的又小又穷、挣扎维持，但多数教会大学最终都为中国高等教育事业作出了一定的贡献，有的教会大学还成为闻名遐迩的高等学府。从建筑学的角度而言，教会大学的另一个贡献还在于校园的规划和建筑方面，今已成为继承者引以自豪的学校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教会大学所开创的中西合璧式建筑样式，是中西方建筑文化交流过程中不可缺少的内容，也是试图将中国传统建筑与西方近代建筑相结合的有益尝试。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除少数租界外，大规模的建设活动当属教会大学的校园建设，由此形成了中国近代建筑发展过程中一个不大不小的兴盛期。教会大学的建筑质量一般都比较高，建筑的规模大、数量多，往往组合成群，成为学校所在城市或地区的主要景观。从1894年到1949年，教会大学建筑实践活动的时间跨度长达半个世纪之久。

二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是中国教会大学的初创期，在此期间能够筹措到开办经费的学校都纷纷修建了校舍。在中国建立的大学应该采用何种建筑形式？对此，来华传教士们似乎是既自信又茫然。传教士理想中的大学，是像19世纪美国大学那样的僻静学术区，应位于市郊，有教学区、办公区和宿舍区之分，唯一不同的设想是希望建筑形式能表现出中国古典建筑的某些外部特征，以此来表述出某种难以言传的意义。

有的传教士按照自己的愿望和理解构想了一个朦胧的中国梦。为了实现这个梦，他们寄希望于西方的建筑师。对于西方建筑师来说，这是一次各显神通的富有东方情调的尝试，其结果是除了都具有中国式大屋顶的特征之外，其余部分就很难有共通之处。即使是中西合璧的大屋顶形式，西方建筑师在处理手法上也有很大的差异，大致可以分成两种基本倾向。一种是以地方特色建筑为其参考摹本，如华西协和大学、岭南大学、圣约翰大学等。另一种是以中国宫殿式建筑为其参考摹本，如金陵大学等。但不管何种倾向，在教会大学初创期，均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偏重，也远远没有到程式化的程度。

在上海的圣约翰大学是最早出现中西合璧式样建筑的实践作品。圣约翰大学是建立时间最早，一度发展最快的教会大学。校舍建设始于1879年，第一幢校舍是两层楼的外廊式建筑，正面宽220英尺，深度130英尺，外部样式采用了具有江南格调的民居形式，西洋味道甚少，其后又照样建了三幢宿舍，可能还参照中国四合院平面进行了总体布局。1892年，圣约翰大学募捐到26000元建新校舍，因无地皮便拆除原有房屋重建，1894年新楼竣工，取名为“怀施堂”，这是教会大学建筑中最早出现的中西合璧式建筑，两层砖木结构，中式的歇山屋顶上铺传统的蝴蝶瓦，囗字形平面布局，墙身则是连续的西式圆拱外廊构图。最引人注目的是“怀施堂”的钟楼处理。以两个横向歇山顶教学楼夹住竖直的钟楼，体量组合关系更像是勉强拼接而成。钟楼采用了双层四角攒尖顶，檐角夸张地飞扬上翘。或许是“怀施堂”设计人对中国传统建筑的认识还停留在欧洲18世纪的“中国风”时期，将江南园林的亭廊造型视为中国传统建筑的特征。但在中国人看来总显得有点滑稽可笑，“瓜皮帽”的说法可能由此而生。至于何以选择这种建筑形式，可见以下文字：“关于建筑物之图样，已经在美国绘就，务将中国房屋之特质保存。如屋顶之四角，皆作曲线形。实由约大(圣约翰大学之简称)开其端，后此教会学校之校舍，皆仿行之，甚为美观。”[1](p.3)从此记载中可推断，“怀施堂”的设计是隔洋造车之作。圣约翰之所以要保存“中国房屋之特质”，其本意是表现本校历史的延续，却不曾料到做了一件中西建筑文化交汇的开创性尝试。事实上，在所有的教会大学中，圣约翰大学是以最强硬的姿态抗拒中国民族主义趋势的，实行的也是最彻底的基督化教育，甚至不惜付出学校分裂和停课的沉重代价。但中国教会大学本身就是充满着矛盾的历史产物，某些关键性人物也是极其复杂的。圣约翰大学校长卜舫济(F.L.H.Pott)是一个既顽固地坚持以基督教征服中国的信仰，同时又把毕生精力投身于中国教育事业的传教士，也不乏对中国的某种感情因素。在他的主持下，圣约翰大学的建筑一直注意留有中国传统建筑的痕迹，以此作为该校的建筑特色，用卜舫济的话是“外观略带华式”。纵观圣约翰大学的建筑演变过程，早期完全是中国民间的传统样式，后来的发展从“务将中国房屋之特质保存”到“参用中西建筑形式”再至“外观略带华式”，反映了中国近代“西学东渐”的一般过程。完全可以推断，如果教会大学建筑没有附加的某种文化意义和社会意义的因素，所谓中西建筑文化的交汇，是不会摆脱这一过程的基本程式的。

三

从义和团运动到1920年之间是教会大学相对平静的发展阶段。由于教会大学实际享有不平等条约的特权保护，也使其与中国社会或多或少有些脱节。不管是慑于19世纪末的教训还是出于纯粹的文化偏爱或其他什么原因，教会大学的建筑形式只是一种表面的姿态而已，只要能大致传达某种意义就够了，并不能反映教会大学与中国社会之间的实质性关系。换句话说，“在1920年前，教会大学的历史一般可以根据西方的材料来叙述，并可以被看作是基督教在中国的使命史的一个方面。”[2](p.194)1920年以后，教会大学的命运不得不与中国近代所发生的重大事件紧密联结在一起，迫使教会大学走上了主动寻求中西方文化结合之路。

20年代的序幕是以为标志揭开的，的反帝反封建旗帜，使教会大学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反帝涉及到西方在华教会是理所当然的。传教士没有想到的是，由反传统儒教而起的反封建竟将教会大学也席卷进去。1922年的非基督教运动导致了两年后的“收回教育”运动，教会大学成为直接遭受抨击的主要目标，决定教会大学命运的已不是传教士的主观愿望，而是中国的政治局势了。五卅运动和北伐战争都使教会大学面临着能否继续生存的严峻问题。如果教会大学希望能在中国长期办下去，就必须作出相应的改革来顺应中国的时代潮流。为了迅速回应急剧发展的中国政治局势，美国基督教会于1922年5月在上海召开了“中国基督教大会”，决议倡导“本色教会运动”。大会发表的“教会的宣言”称：“我们对于西来的古传、仪式、组织，倘若不事批评，专做大体的抄袭，实在不利于中华基督教永久实在的建设。……务求一切都能辅导现在的教会，成为中国本色的教会。”[2](pp.323-324)何谓“中国本色教会”呢？正式的解释是：“一方面使中国信徒担负责任，一方面发扬东方固有的文明，使基督教消除洋教的丑号。”（注：诚静怡：《协进会对于教会之贡献》，转引自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24页。诚静怡，中国籍基督徒，1922年当选为“中华全国基督教协会”总干事，该团体是外国教会在华各差会的协调机构。）基督教“本色运动”落实到教会大学的具体措施，首先就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明确地表明其实行“中国化”的基本态度，及时地调整教会大学与中国社会之间的关系。因此，建筑样式的问题再一次被用作表述这种附加新意义的手段。所谓“发扬东方固有的文明”之基本导向，对建筑样式的表述方式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自此之后，教会大学建筑出现了明显的复古主义倾向，中国传统建筑形式几乎毫无例外地指向了宫殿式建筑，杂芜多样的地方特色逐渐消失，组合手法趋向于程式化和标准化，建筑风格基本定型了、纯正了，也更加优美了，只是趣味性似乎降低了许多。从这种意义来讲，20年代以后的中国教会大学建筑形态进入了成熟阶段，能够对中国近代建筑发展产生较深远影响的作品也多半是这一时期设计完成的。

一般来说，在建筑技术和材料没有重大突破之前，建筑学领域的创新方式与其他艺术领域有所不同，所谓特定样式不可能因主观臆想而出现，而是通过对原已存在的建筑风格进行修改，甚至是对原有的某些手法进行模仿来达到的，因此，重组和异化是建筑实践创新方式的主要途径之一，这也是建筑理论研究之所以特别注重文脉的原因。教会大学建筑的中西合璧式样就是通过同一形式或同一构成方式的大量工程实践作品体现出来的。教会大学在建校前后，大都购置了土地，新建了校舍。在校舍建设中，采用中西合璧式样的教会大学有12所，它们分别是：北京的燕京大学和辅仁大学，上海的圣约翰大学，南京的金陵大学和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成都的华西协和大学，武昌的华中大学，广州的岭南大学，福州协和大学，华南女子文理学院，长沙的湘雅医学院，济南的齐鲁大学，另外还有原属教会的北京协和医学院。这些教会大学的校舍建设首先倡导了中西合璧式建筑新式样，拉开了中国传统建筑艺术复兴的序幕。譬如：在上海，圣约翰大学的怀施堂和科学馆，几乎与上海外滩租界建设同期进行，建筑的规模也相当。在华中，湘雅医学院的建筑群当时被誉为华中地区最摩登最适宜的。在华东，金陵大学的北大楼宏伟而古雅，成为当时南京最高的建筑之一。在华西，华西协和大学建筑群毫无疑问是成都近代建筑中最优秀的代表作品。在华南，岭南大学的马丁堂是中国第一幢钢筋混凝土结构建筑，在中国近现代建筑史中具有特殊的影响和地位。在华北，辅仁大学主楼曾号称当时北平的三大建筑之一。至于燕京大学和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典雅校舍和优美环境更是全国闻名。由此来看，教会大学建筑的中西合璧式样特色反映在足以产生较大影响的一批建筑物上，尽管它们在工程实践过程中的细部处理手法方面还有某些差别。

附图

这些中西合璧式样建筑的设计者是一批受过欧美完整建筑教育的职业建筑师，他们接受的是当时欧美盛行的古典折衷主义的严格训练。作为工程技术人员，他们未必有传教士那种欲使“中华归主”的宗教热忱，也没有传教士那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观认知，他们也很少有长期在中国生活的体验，开始时也谈不上对中国建筑文化有什么特别的爱好或偏见，这就决定了设计者只可能以建筑功能和建筑艺术为其设计的根本目的，出于建筑师的职业习惯，他们依据的是以下三点：(1)业主(传教士，教会大学创办人)对建筑式样选择的建筑理念；(2)业主提出的建筑基本功能要求和建筑设施的标准；(3)当时所能利用的建筑材料和施工技术。

当西方建筑师开始接触到中国古典建筑时，可以想象，他们面对这种截然不同的建筑体系和建筑造型该有多么惊讶和困惑；同时也很难想象，他们能在短时期内就产生对中国古典建筑艺术的兴趣。因此，他们很习惯地将自己业已熟悉的建筑语言和设计方法与业主所特别要求的建筑理念结合起来，他们所能做到的也只是通过建筑实践来表述一种社会现象。从某种意义来说，建筑对现实社会的反应并不敏锐，却能够忠实地记录着现实社会的历史、文化、经济、科技的演变过程，建筑师是相对客观的执笔人，虽无意也无能力倡导某种时代潮流或社会时尚，但其建筑实践的设计作品却可以折射出整个社会的发展趋向，反映出现实社会的时代局限性。

四

教会大学在时机上顺应了中国人引入西学的大趋势，同样，教会大学在大规模筹划和兴建过程中，正值基督教的“本色运动”和天主教“中国化”计划的实施展开之时，许多传教士加深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从而推动了在华西方教会的世俗化、本土化，为促进中西文化的正常交流起到了积极作用。仅从建筑学方面来看，教会大学的中西合璧样式实际上还反映了社会文化背景与建筑理念形成的一种内在逻辑关系。

对传教士的传教目的理应谴责，但对从事某些社会公共服务事业的传教士活动则应具体分析。有些传教士的在华工作生活经历，培养了他们热爱东方艺术的感情，从而促使他们能够较客观地理解中西文化的差异，持有较公允的建筑艺术评判标准，并为中西建筑文化的结合作出一定的贡献。为了说服教会上层接受这种新的评判标准，他们不仅特意强调了中国古典建筑在中国传统文化构成中的重要地位，而且还将其与教会的“本土化”和“世俗化”的传教策略联系起来，刚恒毅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1922年8月9日，教皇庇护十一世(Pius.X.D)委派刚恒毅枢机主教(MostRevConstartini)担任第一任教廷驻华使节。刚恒毅在职的8年期间，将自己的传教事业与中国古典建筑艺术结合起来，并明确表述了自己的建筑理念。1923年，他到任不久就致函教皇，对西方教会过于热衷在华修建哥特式教堂提出批评：“一、西方艺术用在中国是一个错误。二、保留外来建筑风格无异使人们视天主教为舶来品的误会一直存在。三、实际上，教会的传统告诉我们，应当采用当时当地的艺术。四、采用中国艺术不但可能，且是多彩多姿。”[3](P.12)他认为：“每一民族都有她特殊而定型的特质，并且这些特质藉着她历史性的建树，通过民间与社会的艺术品，可以充分表现出来，各种不同艺术特征都是基于文化、习俗、兴趣、历史与宗教的史绩、建筑用材、气候、地势等等不同因素。将欧洲的形式，无论是罗马式或哥特式，加诸中国均属错误。”并由此得出一个结论：“对一民族极具象征性价值的宗教建筑方面，何不最好也来一套‘中国装’呢？”[3](pp.21-22)这一观点得到了许多传教士的赞同和支持，来自比利时的传教士艺术家格里森(DomAdelbertGresnigtO.S.B)写道：“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是：中国建筑是中国人思想感情的具体表现方式，寄托了他们的愿望，包含着他们民族的历史和传统。与其他民族的文化一样，中国人也在他们的艺术中表现出本民族的特征和理想，中国建筑在反映中国民族精神的特征和创造力方面并不亚于他们的文学成就，这是显示中国民族精神的一种无声语言。”[4]在对中国古典建筑进行一番考察之后，格里森提出：“对于中国人来说，一种外来的建筑形式是无意义和令人诧异的。所以，试图取代中国传统建筑的传教方式是行不通的，我们为什么不能采用更有效率的传教方法，将教会的教堂修造成符合中国民族精神的建筑形式呢？无论从逻辑上或感觉上，这样做都是可以接受的，并使我们有可能借助建筑形式来表达对中国民族文化的敬意和欣赏。”[4]

何谓“中国装”或“符合中国民族精神的建筑形式”？传教士们用一句话来概括这一建筑理念：“既不是中国式的也不是西方式的。”[4]刚恒毅认为，西方建筑师完全模仿中国式的塔或建筑的外部形式并不成问题，比较困难的是掌握中国建筑的结构体系和装饰手法，但更为重要的是如何领悟中国建筑的精神，并将这种悟性运用到这套“中国装”的裁剪中去。从建筑学的角度来说，刚恒毅还是一个具有较高建筑艺术修养的传教士，他反对盲目照搬中国古典建筑形式并指出：“吾人当钻研中国建筑术的精髓，使之天主教化，而产生新面目，绝不是抄袭庙宇的形式或拼凑些不伦不类的中国元素而已，乃是要学习中国建筑与美术的精华，用以表现天主教的思想。”[3](pp.23-24)格里森对此进一步解释说：“所有的建筑形式都无一例外地存在着互相适应问题，但决不能提倡机械模仿现有的庙宇和塔的形式。在华教会采用糅合中国建筑形式的最终目的，是想以这种与众不同的建筑形态来反映真正的中国精神，充分表现出中国建筑美学观念，为创造性地解决这一问题提供更广阔的前景。”[4]如果除去其中的宗教狂热，我们可以惊讶地发现，上述观点与中国建筑理论界的有关中国传统古典建筑的创新和继承问题的共识并无质的差别。

1925年，庇护十一世捐赠10万里拉供辅仁大学改制之用，这一机会使刚恒毅有可能将自己的建筑理念付诸实践。1929年，辅仁大学在北京购得兴建校舍的用地，刚恒毅特意聘请了格里森担任辅仁大学新校舍的建筑师。辅仁大学校方按照刚恒毅的建筑理念提出了对未来新校舍的设想：“建筑方案应体现天主教的‘大公精神’，做到新旧融合，宜采用中国传统建筑形式并使其适应现代学校的功能要求。”[5]在施工奠基仪式上，刚恒毅应邀发表了有关辅仁大学建设方针的演说词：“辅仁大学整个建筑采用中国古典艺术式，象征着对中国文化的尊重和信仰，我们很悲痛地看到中国举世无双的古老艺术倒塌、拆毁或弃而不修，我们要在新文化运动中保留着中国古老的文化艺术，但此建筑的形式不是一座无生气的复制品，而是象征着中国文化复兴与时代之需要。”[6](p.40)这段演说词清楚地表明：教会大学建筑形态构成并不是出于对某种建筑风格的形象特征的偏爱来考虑的，其设计思想是由广义的社会效应和文化内涵所决定的。

五

关于教会大学建筑理念和建筑实践的文化意义，似乎在美国基督教“本色化”运动中表达得更为清晰可见，其建筑作品也更多一些。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教会利用战争的机会迅速扩展了在华的教育事业，从1914-1918年之间，在华新设立的教会学校有百分之七十都是美国基督教会开办的。[2](pp.247，210)由于教会大学在中国近代教育中的特殊地位和学术水平，从国外和国内都争取到了新校舍的建筑经费，教会大学有能力进行较大规模的建设活动，从而促使中国古典建筑复兴进入到新的发展阶段。

1921年9月，美国基督教会组织了“中华教育调查团”，该团在华访问了36个城市和500多所各级学校之后，正式表明了教会学校的建校方针，即“教会学校必须尽快地去掉它们的洋气，……在性质上彻底基督化，在气氛上彻底中国化。把效率提到一个新的高度，就可以提供服务，而如果缺少这些特征，那就将一事无成。”[2](p.349)所谓造就“气氛上彻底中国化”和教会大学的形象“特征”，其主要手段就是将西方的工程技术和理性主义的设计手法与中国传统古典建筑形式相融合，是一种西方人所理解的“中体西用”，也是中西建筑文化双向流动的有益尝试。

北京协和医学院是教会大学建筑出现复古主义倾向的早期实例，也是传教士的建筑理念与建筑师的审美意识达到默契配合的实践作品，其主要建筑竣工于1921-1925年间，由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沙特克与赫西(ShattuckandHussey)建筑师事务所负责设计。当时确定的设计原则是“尽可能在外貌上采用中国形式，以使建筑得以和北京之建筑古迹相互彰显和谐。”（注：J.D.Rockfeller,ResponsefortheReckfellerFoundation,p.14，转引自傅朝卿：《传教主义与中国古典式样新建筑》，(台北)《建筑师》1992年第12期。）北京协和医学院建筑分为教学区和医疗区，建筑高度不超过三层，用汉白玉栏杆回廊连结，围成半封闭的院落布局，建筑质量达到了当时的最高标准，外部造型以故宫太和殿为其模仿原型，优美舒展的凹曲线屋面上，各种瓦饰也仿造得相当标准，加之平直的檐口，微微起翘的檐角，绿琉璃筒瓦，可以说是一个纯净的中式大屋顶型制。围成院落的建筑群全部坐落在汉白玉的台基上，栏杆、扶手以及台阶等建筑细部也是中国古典式的。可以看出，设计者确实是在非常认真地捕捉中国古代宫殿式建筑的外部特征，但在建筑处理手法上有点力不从心，中式的屋顶和台基与西式的墙身及开窗方式这两者之间缺乏一种中介过渡因素，而且建筑整体比例与中国古典建筑相差甚远。但总体来看，北京协和医学院建筑的体量集聚，屋顶庞大，复古主义的倾向非常突出。

在1921年的北京协和医学院落成典礼上，小洛克菲勒代表洛克菲勒基金会致词，他进一步阐述了采用这种复古主义建筑形式的原因：“在绘制医学院诸建筑及医院时，于室内是必须要遵循西方设计和安排以便满足现代科学医学职业之要求。然而在这同时，我们也尽其可能在不增加花费之下，审慎地寻求室内机能性与中国建筑外貌之美丽线条及装饰，特别是其高度、屋顶和装饰相结合。我们之所以如此做，是想让使用如此设计建造之建筑的中国老百姓得以一种宾至如归之感觉，……并且也是我们对中国建筑之最好部分欣赏之最诚挚表现。”（注：J.D.Rockfeller,ResponsefortheReckfellerFoundation,p.14，转引自傅朝卿：《传教主义与中国古典式样新建筑》，(台北)《建筑师》1992年第12期。）更明确地说，沙特克和赫西的设计是西方式的内部功能和中国式外部造型的混合体。可是这一混合体太过于注重外部的模仿复制，刻意复古就不可能摆脱古典程式的衡量标准，反而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入了“像”或者“不像”这类最直观的问题之争论中，并因此招致了更多的批评，颇有点适得其反的效果。其实，如果抛开某种固定的模式来客观地评价，在20年代初期能达到如此水平已是很不容易的事情了，其中也不乏主动进行中西建筑文化交流的积极意义。北京协和医学院建筑是教会大学对中国新形势的对策和反应的具体表现形式，虽然有其不成功之处，仍可视为中西合璧建筑样式转向复古主义倾向的标志性作品。

教会大学建筑在兴盛期的复古主义倾向的代表人物是美国建筑师墨菲·亨利·基拉姆(MurphyHenryKillam)。墨菲1877年出生，1899年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1908年开办建筑事务所，1914年起开始在中国活动，1928年以后出任国民政府的建筑顾问并主持完成了首都南京规划的制定工作。到中国来寻求事业的发展无疑是墨菲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抉择。20年代以前的中国尚无独立开业的本国建筑师，西方列强的经济掠夺又刺激了中国建筑业的局部繁荣，给西方建筑师提供了一个施展才能的大舞台。墨菲抓住机遇，及时地将设计重点从西方式的殖民地风格转向探索中西方建筑文化的结合方面，通过对中国传统建筑的潜心研究和不断实践，加深了对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的理解和认识，设计了一批质量较高的中西合璧式建筑，墨菲也因此在中国取得了超出其他西方建筑师的成功和地位。

据现有资料所知，墨菲在中国的第一个作品是1914年的清华学校扩建工程。他制定了清华第一个校园总体规划，并主持扩建了清华学堂(东部)，设计了被誉为“清华园”四大建筑的大礼堂、科学馆、图书馆(东部)和体育馆(前部)。清华校园的总体规划和主体建筑都沿用了美国大学建筑的模式，属于欧洲古典折衷主义的作品，可见，墨菲在中国的早期活动和大多数来华的西方建筑师并无区别。墨菲不是中西建筑文化交流的最早尝试者。此时已有司斐罗(A.G.Small)的金陵大学北大楼及东大楼，荣杜易的华西协和大学的怀德堂以及合德堂、万德堂等，柯林斯(A.S.Collins)的岭南大学马丁堂以及格兰堂、怀士堂等，佚名建筑师的圣约翰大学的怀施堂、科学馆，可能还有济南齐鲁大学的某些建筑。此时，赫西(Hussey)的北京协和医学院建造也已进行。但清华学校的设计任务使墨菲得到了一次很好的机会，使之能有较长时间在北京亲自观摩和研究中国传统建筑精粹所在的皇家宫殿。这一经历无疑增加了墨菲对中国传统建筑的艺术造诣和审美偏爱。自1920年后，他先后主持设计了福建协和大学(1920年后)，长沙湘雅医学院(1920年后)，金陵女子文理学院(1921-1923年)，燕京大学(1921-1926年)，岭南大学惺亭、陆佑堂、哲生堂(1930年后)，南京灵谷寺(国民革命军阵亡将士纪念塔、堂，1929-1930年)，北京图书馆(1931年)等建筑。墨菲的这批建筑作品不但在数量上十分浩大，而且主要集中在北京、南京、广州等大都市，且大都是比较重要的建筑物，其本身具有较高的社会文化和政治地位，有利于形成广泛的影响力。尤其是当墨菲被聘任主持首都规划的制定工作时，他所倡导的这种教会大学建筑的复古主义倾向已被当时的国民政府赋予了明确的政治意蕴和民族精神之含义，远远超出了教会大学建筑形态的范围。

在有关的建筑理论研究中，对墨菲的作品一向评价颇高。且抛开其中包含的政治文化意义，仅从建筑设计而言，墨菲的设计是在中国人可以接受的意义上带有更多的西方建筑特色，反之在西方人可以接受的意义上带有更多的中国古典建筑特色。以往的西方建筑师多将中式屋顶和西式墙身生硬拼接，缺乏必要的过渡，看起来就像戴上了一顶不适宜的帽子。墨菲的高明之处不在屋顶的处理，而是将中国传统建筑的韵味渗入到西式墙身。或许他是第一位能理解斗拱在中国木结构建筑艺术造型中魅力的西方建筑师。如果墙身没有中国传统建筑的额枋和红柱，斗拱的造型将失去构图的意义。换句话说，墨菲以斗拱作为中介，将其他中国古典元素糅合进西式墙身。墨菲是在长期的实践中加深对中国传统建筑认识的。他的早期作品中也曾出现结构与装饰不相吻合的瑕疵，而其后期的设计就熟练得多了，很少能挑出大的毛病，但也带来一个不可忽视的弊端，即：墨菲以众多有影响的建筑作品给中西建筑文化交流提供了一个形式主义的模式，最后连自己也陷入了无节制地盲目复古的误区之中。在他主持下完成的南京首都规划，连江轮和街灯都盖上了中国古典式的大屋顶。30年代国民政府所倡导的“中国固有形式”建筑活动，虽有其深刻的民族主义时代背景，但如果仅以建筑设计手法而言，则明显可以看出墨菲的影响。

燕京大学是教会大学中西合璧样式建筑的最高艺术典范。1920年，燕京大学选定了北京市郊的海淀淑春园作为新校址。第一任校长司徒雷登(StuartJohnLeighton)就任后，确定了燕京大学的办学方式：“我要使燕京大学在气氛和影响上彻底的基督化，而同时甚至又要不使人看出它是传教运动的一部分。”[7](p.66)为此，司徒雷登提出建校的四项目标，其中第三项就明确了新校园建设的建筑理念：“要使燕大既有一个中国式的环境，同时又具有国际性，能促进国际间的相互了解，这是培养具有爱国主义升华的世界公民唯一切实的保证。”[7](p.66)为了创造这种“中国式的环境”，司徒雷登特意聘请墨菲来主持校园规划和建筑设计。专业建筑师的参与使得这一种建筑理念能够很好地贯穿于建筑实践的过程之中，其建筑形态的外部特征也更加明显和突出。在燕京大学的建造之初，司徒雷登提出了新校舍建筑形式的设想，要尽量在学校建筑方面中国化，要采用宫殿式样的教学大楼，庙宇式样的学校大门，校园里要点缀一些华表、石狮之类的中国传统建筑装饰品。在这一指导思想之下，燕京大学陆续建造了88幢建筑，总建筑面积达2.5万平方米，再加上当时中国最漂亮的校园，燕京大学被视为中国传统建筑艺术复兴的典范作品之一。“1926年，燕大迁到北京城外新校址，并结合西方的建筑技术与中国的建筑装饰，建造了中国最漂亮的大学校园。燕园的实力最强，规模最大，资金最为雄厚，它很快就成为中国教会大学中的佼佼者。”[8](p.108)在中国教会大学或国立、私立大学中，燕京大学的建筑群堪称规模最大、质量最高、整体性最完美的校园建设工程。司徒雷登在回忆录中很得意地说到：“燕大新校址完成后，很多年来，凡是来参观的人，都夸赞燕园是世界上最美丽的校园。因为他们异口同声地说，后来我们自己也几乎相信了。”[7]

墨菲担任燕京大学校园建设的总建筑师，在燕大校史中有这样的记载：“新校址建筑师是亨利麦斐(Henry.K.Murphy)，他对于中国宫殿亭园极为欣赏，所以他的建筑设计都采用这种形式，而另外加以新式设备，更切实用。他在福州、南京已有建筑校舍的经验，为燕大建筑，凭以往经验，更加以多方面的改进。”[9](p.66)在司徒雷登的要求下，墨菲最初的设计就采用了复古主义式样。由于建筑数量多，墨菲乃将中国宫殿型制的各种式样和装饰手法加以灵活运用。1926年，燕京大学建成迁校，司徒雷登在落成仪式上说：“最初我们就决心把中国建筑应用到建造校舍上，房屋的外表具有优美的曲线和辉煌的色彩，而主要的建筑全部用钢骨水泥，兼有现代电灯、暖气及自来水设备。因此，这些房子本身就象征着我们的教育宗旨是要保全中国固有的文明中最有价值的一切，并以此作为中国文化和现代知识精华的象征。”（注：转引自董鼎主编：《私立燕京大学》，台湾南京出版有限公司1982年版。）

从这段演说词中，我们还可以得到两点启示：

(1)教会大学建筑形态是将当时先进的工业技术和中国传统建筑式样相结合，以此来作为传播某种文化观念的手段，其建筑构思的着眼点是意欲展现中国悠久的传统文化和西方现代科学的融合。因此，教会大学建筑形态必然会呈现出中西文化双向流动的特征。

(2)就校舍建筑本身而言，其主体结构及其他当时先进的配套设备，本可以依其功能采用多种其他形式来自由表现的，只是由于教会大学的特殊的社会历史背景和特有的文化象征作用，才使得教会大学建筑形态转换成一种特定的建筑语言。因此，中国传统古典建筑复兴的形式与功能相脱离的特点，也是源自教会大学的办学方针，只有从中西文化交流的角度来考察，才能客观地认识其中包含的积极意义，如果仅仅从民族感情或单纯的工程技术标准来评判，其看法自然偏颇。

燕京大学建筑现已被列为北京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其保护理由为：“整组建筑采用中国传统建筑布局，结合原有山形水系，注重空间围合及轴线对应关系，格局完整，区划分明，建筑造型比例严谨，尺度合宜，工艺精致，是中国近代建筑中传统形式和现代功能相结合的一项重要创作，具有很高的环境艺术价值。”[10](p.229)

六

在华传教士们寻求中西合璧建筑形式的设想，在时机上恰逢西方建筑界盛行折衷主义思潮之际，摹仿或糅合各种不同时代的历史风格，甚至于不同国家或地区的建筑形式，都是时髦的设计手法。很难说建筑师在教会大学建筑形态的起因方面有过什么促进作用，不难推断，西方建筑师了解到传教士的设想之后，他们首先想到的就是中国古典建筑那造型丰富而又奇特的屋顶。日本建筑师伊东忠太曾评论说：“屋顶为中国建筑最重要之部分，故中国人对于屋顶之处理方法非常注意，第一欲使有大面积大容积之屋顶不陷于平板单调，宜极力装饰。……中国人对屋顶之装饰，煞费苦心，全世界殆无伦比。”[11](pp.8-9)格里森还以浪漫的笔调形容道：“屋顶是中国建筑艺术的最高境界，优美曲线的屋面就像精心编织的巨大华盖，……柔和曲线是中国式屋顶最独特的表现方式之一，许多重要建筑的屋顶构成就如同专业音乐家演奏的动听乐章一样，……柔和的曲线，宏伟的尺度，和谐的比例，都足以使人们领受到那种庄重和高贵的屋顶造型所具有的极强的艺术感染力。”[4]然而，西方建筑师对中国古典建筑外部形象的捕捉，仅仅是力求达到一种总体艺术效果的相似性目的而已，他们无法也无意去探求中国古典建筑的内涵。西方建筑师面临的问题是：中国古典建筑和西方建筑分属于完全不同的两种文化范畴，从建筑手法、建筑材料到审美情趣都差之千里，要运用建筑学的方式将其糅合起来绝非易事，还得取决于建筑师对两种异质文化的理解深度和自身建筑素养的水准了。

19世纪后期，传教士在中国修建教堂时，鉴于历次教案的教训，有的传教士也曾尝试过在教会所属的建筑中添加中国色彩，但很少是专业建筑师所为，而且这些零星的尝试为数甚少，规模太小，还不足以产生什么影响力。20年代的教会大学建筑则不然，其建筑规模之大，建筑数量之多，建筑功能之繁，建筑质量之高，建筑形式之新，建筑设备之良，建筑材料之异，建筑环境之美，都在当时中国社会形成了巨大而广泛的影响。更为重要的是，教会大学建筑是在一批欣赏中国文化并具有一定地位的传教士和一批建筑专业技术人员相结合的情况下完成的，从创建之始就处于一个较高水平的建筑层次上。

如同勉强发起的教会学校最终发展成高等学府一样，教会大学建筑也在建筑师的努力实践中最终演进成延绵至今的一种建筑风格和建筑形态，成为中西建筑文化交汇的历史产物。以建筑表现某一文化思潮或某一时代风尚，在西方似乎已成惯例，而在中国则意义非同寻常，因此，笔者认为，教会大学建筑将西方建筑文化观念引入了中国并成功地进行了实践，是中西文化双向流动的典型范例，也是中国近现代建筑史的关键点。

还需要强调的是，教会大学建筑是探索中国民族形式建筑风格的起点而非终点，也是近代中西建筑文化交流的开端而非终结。试图融合两种异质建筑文化的趋向至今仍在中国延续着、进行着，所谓“教会大学建筑”不过是这一趋向起始时期的代名词而已。

西方传教士在特殊的历史地位和环境条件下，首先倡导了中西合璧式建筑新式样，拉开了中国传统建筑艺术复兴的序幕。20年代之后，由于中国民族意识逐渐觉醒，这种建筑新式样又被视为弘扬和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表象参照物，广泛地运用在政府行政办公建筑和其他公共建筑的外部造型之中。如吕彦直设计的中山纪念堂和中山陵、范文照和赵深设计的国民政府铁道部、徐敬直设计的中央博物馆、杨廷宝设计的中央医院、赵深设计的国民政府外交部等一大批有重要社会影响的中西合璧式的优秀作品，不但表明了这种建筑式样已远远超出了教会大学建筑的应用范畴，从而被视为中国建筑艺术复兴的象征[12](p.354)，而且也表明中国本土的建筑师已取代了外国建筑师，成为探索中国民族形式建筑风格的主要设计者。如今，这种建筑新式样在几代中国建筑师的不断努力下，已经成为一种具有特殊意义的现代建筑形式而得到了整个社会的认同，但教会大学建筑的社会存在价值和文化交流意义以及在中国建筑近代化过程中的历史作用，却在有意或无意中被漠视和淡化了。

随着时代的进步和发展，中外文化交往活动越来越频繁，有关中西文化交流的研究课题也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普遍关注。中国教会大学建筑形态及其后来的演变结果是中西文化双向流动的特殊案例和有形史料，考察和研究中国教会大学建筑形态，可以更充分地认识和理解中西文化交汇的特点和建筑文化内涵，从而促进中西文化交流进入到一个更高的层次。

【参考文献】

[1]卜舫济。圣约翰大学五十年史略1879-1929[M].台北：台湾圣约翰大学同学会(重印)，1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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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刚恒毅，等。中国天主教美术[M].台北：光启出版社，1968.

[4]DomAdelbertGresnigt,O.S.B.BuildingofCatholicUniversityofPeking[J].ChineseArchitecture,19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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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美)司徒雷登。在华五十年[M].阎人俊译，出版者不详，北京图书馆藏。

[8](美)杰西·格·卢茨。中国教会大学史[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88.

[9]董鼎。私立燕京大学[M].台北：南京出版有限公司，1982.

[10]王世仁，等。中国近代建筑总览·北京篇[Z].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3.

[11](日)伊东忠太。中国建筑史[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

中国建筑的特征教案 篇四

【关键词】新疆少数民族 民居 装饰艺术

新疆地处祖国的西北边陲，聚居着十三个主体少数民族。由于历史的原因，他们各个民族之间有着包括语言、宗教、信仰、性格、爱好、习惯等不同的生活方式和传统，因此民居建筑的用材、结构、形式、工艺、装饰以及空间划分使用等，都表现出鲜明的民族个性，形成了各民族独特的传统和风格，其中以维吾尔族的民居建筑装饰最具特色。

一、新疆少数民族民居的造型特征

1.新疆伊犁民居的装饰造型特征

伊犁得名于伊犁河，最早见于《汉书》，史称伊列、伊丽、伊里等名。清乾隆年间定名伊犁。伊犁地处新疆的西部边陲，与哈萨克斯坦、俄罗斯、蒙古等国接壤，这里资源充裕，水土光热资源丰富。是新疆农、牧、林业和旅游业的重要基地之一。当地的居民因地制宜、因材制宜地创造了独特的民居造型装饰，其特点是：建筑大量采用木材、生土，辅以芦苇、麦草、砖块、石灰等土产材料。利用高台基、厚墙、平顶、厚门等形式，将各种用房并列地安排呈一字形，大多数民居建筑以一明一暗或一明两暗为基本单元。居住用房通常为三间，进门一间为明室，是过渡性空间，左边的暗室为主卧室，也承担着客厅的功能，右边的暗室为次卧。在三间之外还建有贮藏室和厨廊，也有的民居房间较多，各室分布于前后两列，并安排挡风的门厅，其内部各室或互相套门相连，或以内廊相连。虽有外廊但整个平面显示了较强的封闭性。

伊犁民居中的大墙面基本都朴实无华，偶尔将扶壁住线凸出以变化。但也平直挺拔无一装饰，但在窗眉、檐口、墙角柱、廊柱等地方都加以细雕精凿，借此显示自己的特色。

2.新疆吐鲁番民居装饰造型特征

吐鲁番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中东部，天山支脉博格达峰南麓，吐鲁番盆地中部。地势北高南低中间凹，火焰山自西而东横贯盆地中部，山前是戈壁、中部是低洼平原，南部山丘、戈壁、荒漠三种类型兼有。水资源有天山水系、火焰山水系、坎儿井水系等。属典型温带大陆性气候，气候干燥少雨，太阳辐射强，夏季高温多风，同时又处于格里木大沙漠之边缘，远离海洋，也是我国最热的地区，以“火洲”著称。在此居住的人们用坎儿井引水灌溉，创造了片片绿洲，并利用火焰山周围高强度微红色的粘土资源创建了土拱、土墙的半地下层、二层土民居建筑，有效地抵挡了烈日高温的侵袭，同时也形成了中国西部新疆特有的土建筑民居文化。

在建筑艺术方面主要分为两种造型与风格：土拱平房式和土木楼房高棚架式。土拱平房式装饰风格的主要房屋集中在一起布置，房间不受日照朝向的影响，也没有某种宗教、礼仪等方面对建筑房间布局的限制。庭院内的建筑因地制宜，随经济力量和生活习惯的需要而建造，布局十分灵活而合理。一般在院落的中部或后部布置主要房间，主要房屋前的室外空间常设一宽大的土高台，供人们日常的生活、聊天使用。入口大门沿街、巷设在庭院的一角或中间，杂务间设于庭院的一侧或一角。而葡萄晾房多设于杂务间或入口大门的上部。这类民居的主要建筑和次要房间常围合成封闭式庭院。

土木楼房高棚架式装饰风格是吐鲁番民居中独特的建筑组成之一。庭院呈内向性半开敞式，由围墙和建筑围合，院内建筑主次分明，它和主房的檐廊、室内空间共同融为一体，构成了吐鲁番民居里的独特的舒适安逸的居住环境。高棚架棚盖一般架设在房屋之间的院子上空。单独设立于主体房屋的前檐部位。高棚架四面临空，既遮阳又通风，它高而宽敞，无论太阳在何方向，也都能留下一片阴凉的天地，高棚架给吐鲁番民居的建筑造型艺术增添了鲜明的地方特色。

柱廊是吐鲁番民居建筑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柱廊一般位于建筑的二层，是户外起居生活的重要场所。由于当地基本不下雨，屋面无需排水，居住建筑中大量的错层、半错层土阳台形成了千姿百态、此起彼伏的土建筑外廊空间。

吐鲁番的民居建筑是一种不受宗教礼仪限制的民居土建筑，是人们根据自己的想法去营造的一种氛围空间。这里的民居不但延袭了1500多年前交河、高昌古城的土建筑文化历史，而且经过长期的改造和修缮，使之成为了更符合现代人居住环境要求的建筑。

3.新疆喀什民居装饰造型特征

喀什位于新疆的西南部，西倚帕米尔高原，东临塔克拉玛干大沙淇。它历史悠久，古称“疏勒”，这里既是我国最早信仰佛教的地区之一。也是较早接受伊斯兰教的地区，因此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吸收综合了中原汉族建筑和阿拉伯伊斯兰教的建筑风格。其特点是按地形和宅基地形状自由灵活布局，不讲求对称和中轴线，以客厅为主在其一侧或两侧布置卧室、厨房等附属用房。由于喀什地区地形高低的变化，主次房间高度不一，形成了建筑体型轮廊的高低错落。当地居民为了充分利用空间，多把二、三层房间向外悬挑扩大，或在巷道上搭建过街楼，并在屋顶围立栏杆形成屋顶院落。民居的装饰重点是庭院的外廊和客厅室内，外廊是人们的室外活动空间，因此外廊具有独特的民族风格和地方特色。支撑外廊的柱子分为柱头、柱身、柱裙三部分，两柱中间为双拱，卷角部作透空花饰，双拱卷中间悬吊木雕石榴。以“阿以旺”“阿克赛”为中心的户外场所及外廊布局，形成宅院的内向性格。轻外部环境而重室内装饰，外廊、顶棚、门窗，多用木雕，饰以藻井和色彩艳丽的彩画。装饰手法细腻，内容丰富。

二、新疆少数民族民居装饰技巧特征

在新疆特殊的地理环境和历史多元文化因素的共同影响下，新疆少数民族民居装饰特征在融合了其他民族装饰文化特征的基础上，结合本地区自然环境和气候条件，逐步形成以木雕、石膏雕花、彩绘、刻花砖、拼花等多种元素的装饰习俗。装饰纹饰美观、结构精巧、变化无穷，以几何图形、植物、花卉以及维吾尔书法等现实生活中常见的实物为主，如巴旦木、石榴、石榴花。体现出本民族在物质生产、精神生活需要和民族审美情趣上多层次、多元化的民居装饰艺术特征。

1.木雕装饰。木雕是喀什民居的重要装饰手段，构图、部位、刀法都有鲜明的民族特点。木雕的处理手法有花带、组花、透雕、贴雕等。花带通常以二方、四方连续为多，以中断、交错等手法来取得构图上的韵律变化。其图案缜密，几何纹样严谨对称，植物花卉自由灵活，题材以杏、桃、葡萄、桑、石榴、荷花等为主。刀法的表现方式有阴线刻、浅浮雕、综合刀法。浅浮雕的特点是图案性强。透雕是将木板上的花纹图案以外的部分去掉，形成透空，以虚面烘托图案。花纹的表面可呈平面，可呈起伏，效果玲珑秀丽。贴雕有两种，一种是将花纹图案贴于平板上，形成浅浮雕状；另一种是将雕凿成的多种形体拼贴成立体或凹凸的装饰。木雕装饰多用材料本色或略加素色，也有用彩色装饰的。木雕装饰，应用广泛、装饰性强，构图、部位、刀法都有鲜明的民族特点，具有很强的表现性，它可以使建筑装饰凸现出来。

2.石膏雕花装饰。通常有石膏组花、石膏花带、镂空石膏花等形式。主要用于庭院前廊端部和室内外窗间墙壁等处。有圆形、拱券形、多边形。拱券纹饰是以明确的中轴线作对称性花纹或以铭文美术字为主题，由花卉、蔓藤、卷草等组成密集复杂重叠交错的对称图案。花卉、植物、几何纹饰等作边框陪衬，看上去像一幅完整的装饰图画。石膏花带是用各种几何图案、植物花卉或两者并用构成，按二方连续方式并列、重复、循环、交错等纹饰手法组合，造型完美、主次分明。镂空石膏花饰，不仅用在室外的装饰柱、外墙，也用于室内的窗眉、壁龛等处。石膏雕花使用的颜色大多是石膏本色，它玲珑空透、轻盈洁白、典雅绚丽。石膏组花和石膏花带，无论是几何图形、经文图案或是花卉草藤，都是以纹饰的形态表现。石膏雕花纹饰刀法细腻流畅、刚健清晰，高低、重叠、交错、起伏，有强烈的立体感、质感，在阴影下给人素雅明丽、清爽宜人的美感，更增添了纹饰艺术的感染力。彩画多用于客厅和外廊的顶棚边缘，外廊檐下。花纹题材多种多样，有时也和木雕一起使用。

3.砖饰。砖饰也就是所说的拼花砖工艺，是指经过锯、切、打磨后的黄色砖拼贴成各种图案，装饰门柱、门洞壁面和门斗的檐等部位。砖饰有拼砌砖花饰、异型砖、砖雕、透空雕花砖等几种，其中异型砖是拼花砖的主要构件，有方形、长方形、半圆、三角、梯形、平行四边形、梭形、S形等，多达数十种。拼砌的图案有上百种之多，常见的如：八角形、八瓣菱形、人字甲形等。维吾尔族工匠以高超的技艺，用砖相互穿插、交错、重叠、拼砌组合成各种平面和立体的几何图案和花饰，在光影衬托下，精致的砖花图案，显得十分雅致，富于层次性。过去拼花砖主要用在装饰清真寺等宗教公共建筑上。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加工程序复杂的拼花砖也普遍成为民居的装饰，因为它不带宗教色彩，仅为一个拼花装饰，成为新疆民居装饰的普遍材料，这种装饰手法获得十分优异的艺术效果。南疆的米黄色砖制作的拼花砖饰和花带装饰效果是新疆民居建筑装饰艺术的典范。

三、深刻体现新疆文化的鲜明特征

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做诗也会吟。以上就是快回答给大家分享的4篇中国建筑的特征教案范文，希望能够让您对于中国建筑的特征教案的写作更加的得心应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