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该页是漂亮的小编给家人们找到的世说新语的故事（精选6篇），欢迎阅读，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世说新语的故事 篇一
一、童话开路，用想象作翅膀引导学生探究
童话，之所以让学生喜爱，主要是童话采用幻想、夸张、拟人一些表现手法，呈现离奇的故事。毕竟在童话世界里，一切动物、植物都能够像人类一样，可以说话，可以思考、还能够像人类一样生活。在童话里，所有善良美好的东西都能够得到良好的结局。而童话中的这些东西，最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以及积极的想象思维活动。故而，我们在童话教学中，对学生的想象应该给予积极引导，让其在想象中进入童话世界的美妙意境之中。激发小学生在想象中探究知识。例如，我在执教《蒲公英的梦》这篇童话的时候，为了引导小学生的想象，向学生提问：“蒲公英在经历了一段遭遇后，她做了一个梦，如果你是蒲公英，你会做这样的美梦吗？”通过这样一问，学生的想象一下子激活了，就不由自主地随着教师的进一步引导而展开学习。
二、童话开路，用诵读走进童话的情感世界
“书读百遍，其义自见”说的是就是对作品的读，只有多读才能够深入到作品的个内容中去，以及深入到作品的情感世界去。在应用童话开路进行创新教学的时候，应该尽最大的可能性让学生去诵读，有感情地诵读，让学生充分体验童话故事中人物的情感。由于童话故事具有很强烈的爱憎分明思想，故事也充满了无数的情趣性，学生对童话故事中的人物有极浓的模仿兴趣。故而在语文教学中，多让学生诵读，可以很好地通过这种诵读方式，让他们的心灵走进童话的情感世界。比如教学《四季童话》，这篇文章通过对春夏秋冬四季劲舞的描写，展示了大自然的美好。教师在教学中，应该积极地让学生多诵读，在优美的文字中，让其走进童话世界的情感中去。当然，诵读的形式尽量多样化，可以更好地激发学生诵读的热情。
三、童话开路，用表演形式积极感受童话的形象之美
教师通过对学生进行实时的想象引导，以及让他们有感情地对童话故事的诵读后，学生对童话故事有了一定的理解和掌握。这时候，在学生的内心深处，强烈地萌生出一种要表现的欲望。在小学语文教学中，用童话引路，主要就是借助童话故事的形象性、语言的生动性跟学生的强烈表现欲望充分地结合，进而让他们在表现中感受童话的形象美。当然，这里的表现形式，多以表演形式出现，可以让学生全身心地投入到表演之中去。通过表演，让他们更好地领略童话故事的思想情感，让他们学得快乐，受到美好人物形象的熏陶。例如在教学《狼和小羊》这篇课文的时候，在引导学生对童话故事充分理解的基础上，将童话故事改编成课本剧。让一学生扮演狼，让另一学生扮演羊，教室就是当时的环境。通过绘声绘色的表演，在活泼有趣的故事中，进而不自觉地加深了学生对课文的理解，其学习效果自然就提高了。
四、童话开路，用品读来感受童话的精彩
童话故事在语言上，有着明快的节奏，有着简洁的特性。故而，童话中人物的语言、性格、思想就很具特色了。在小学语文教学中运用童话开路，我们应该引导学生对童话故事的语言进行有效的品味。对童话故事中的语言品味，有效地增强学生的语言素养。例如教学《四季童话》的时候，可以对“春姑娘爱笑，笑出一个暖暖的太阳。春姑娘爱哭，一撇嘴就细雨沙沙……”多加品读，品味这里的“笑”“哭”两个字就很好地体现了春天天气的特色，让学生从这些词、这些句子中充分体会春天的美。
五、童话开路，用练习去强化学习效果
世说新语的故事 篇二
吉本芭娜娜；后现代主义；互文性
I3/7-06
A
1672-2728（2013）03-0135-03
文学创作和批评方法从来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经历各种流派的思辨和撞击发展至今。文本间性又称为“互文性”、“间文本性”和“文本互涉”，最早是由法国符号学家、解构主义思想家、精神分析学家、女权主义思想代表人物朱丽娅·克里斯蒂娃在1966年提出来。文本间性是指文本的意义与其他的文本相关联。克里斯蒂娃所描述的“文本间性”，是索绪尔的构造主义符号学（符号在文本结构中具有怎样的意义的研究）和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各文本和话语中存在的多义或异质、异形的研究）统合而尝试出的新概念。克里斯蒂娃认为，如果并不是作家向读者直接传达意义，取而代之的是由其他文本被传达的“符号”互相参杂、渗透、过滤，从而文本间性的概念取代了主体间性。例如，我们在读詹姆斯·乔伊斯所著的《尤利西斯》时，我们作为近代人的文学性实验，或者作为对庞大传统的反应，或者作为对他人对话的一部分，亦或者作为对自我谈话的一部分来共时性解读文本。这种文本间性的文学见解，正是对罗兰·巴特“艺术作品的意义并不在于作者，而在于品鉴其的读者”观点的补充。
美国后现代主义批评家伊哈布·哈桑通过后现代主义对抗现代主义的角度，罗列了一系列与现代主义相比较的后现代主义特征，其中一项就是现代主义的“体裁/疆界分明”与后现代主义的“文本/互涉文本”的比较，说明了后现代主义基本特征之一即包含了“互涉文本”。罗兰·巴特和德里达、利奥塔等也是西方后现代主义的代表人物，他们要求消解元话语和同一性，主张文本间性、差异性和不确定性，并且大力推崇文本间性的概念并加以发展，在后现代主义视域中与“超文本”性相互联系研究。
后现代主义思潮在20世纪80年代初传入日本，随后逐渐形成为一种时堪的文化现象和社会现象。吉本芭娜娜出身于日本东京，在日本是与村上春树和村上龙齐名的大众小说家，其父亲是日本著名评论家、诗人的吉本隆明，姐姐是漫画家宵子，母亲和子是出版了句集《寒冷前线》等的日本俳句诗人。在这样的书香世家里成长起来的吉本芭娜娜，小学三年级时就开始尝试小说创作，在1987年由小说《厨房》获得海燕新人文学奖而出道以来，已经出版了独著43部小说，随笔27部，合著10部著作，成为较多产的作家，其中四部小说被拍成同名电影，其作品也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在世界各国出版，是颇具国际知名度的日本作家。
《N·P》是芭娜娜早期小说中较长篇的一部，1990年刊行，1993年芭娜娜凭借该小说获得了意大利SCANO文学奖，曾被改编为日本同名电影。《N·P》是以主人公第一人称的口吻展开叙事，主人公风美的男友庄司因翻译一个住在美国的日本人作家高濑皿男的小说而自杀，由此展开了故事情节，机缘巧合下风美遇到了高濑的两个与自己同龄的孩子，在逐步产生友情互相了解交往的过程中，了解到高濑在自己的小说集《N·P》里收录的第九十八篇小说中所描述的人和事即是高濑本人和自己未曾谋面的私生女“萃”相遇的一段不伦之恋；而在这第九十八篇小说之外作家高濑自杀后，“萃”又巧遇了自己同父异母的哥哥“已彦”并坠入爱河，两个纠缠在亲情、血缘和爱情痛苦中的年轻人最终选择分离迈入新人生的结局。
一、语篇内互文
小说最精彩之处，即在于其语篇内的互文互动，也具备了元叙事风格。元叙事是后现代小说叙事手法中的一项重要技巧，即是作品中套作品，文本中套文本。虚构世界的虚构行为已经构成故事，而且充当了小说的结构功能，从而使得故事本身具有了不依赖于现实世界的内在独立性。《N·P》中小说内情节设置了一个三层同心圆，最内层是自杀了的小说人物《N·P》的作家高濑的第九十八篇小说故事情节；中间层则是相对于第九十八篇小说而在芭娜娜小说中相对现实中作家高濑由于某种缘由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遇到了自己的私生女并与之相恋的故事；最外层则是高濑所著小说女主人公的原型、其自己的女儿“萃”在他自杀后又无意中遇到自己同父异母的哥哥并与其相恋的哀伤故事。最内层与中间层形成了共时关系，而最外层则与中间层形成了历时关系，使得小说充满了动态、三维立体感，故事情节扑朔迷离，让人回味无穷。
语篇内互文互动，其意义在于如下两点：（1）作者自我评价和审视。元叙事本身也渗透着文内评价的含义，作者通过小说中人物在互相评述小说中的同名小说，从而再现其创作小说时的想法和思维。在芭娜娜小说《N·P》中，主人公风美与乙彦再次相聚时的场景，作者借风美之口述说，“对我来说，他是一个本应是存在于故事中的属于过去的人物”，“好像在一个三维空间里再次重逢”，此时，作者芭娜娜也如风美一般置身于小说之外，把创作的灵感溶入到了小说当中，也让读者感受到动态的层层叠加的思维。（2）与读者对话。文学话语不仅与外部世界相关联，也和它自身内部的参考文字相互渗透。因此，互文性往往呈现出混合的形态，这也是它的特色。它将若干的言语、语境以及声音罗列在一起，也为读者提供了多层次的阅读，使得读者可以从组成文本的素材中读出不同的话语。《N·P》小说中套小说，相对于高濑的第九十八篇小说，主人公风美、乙彦、姐姐关和妹妹萃之间发生的事确实相对现实的，也即是究竟是现实还是小说，似乎很难分辨了，这就产生了隐喻，隐喻着即使在人类社会的现实中，也往往如同小说故事里一般充满了变数，充满了扑朔迷离的因缘，充满了真挚而令人向往的感情，值得人们去追求，即使遇到困难也要勇于自我救赎。读者的任务就是与这一他者对话，或是与这种超文本形成新的互文性关系：作者交给读者的这种互文性阅读任务。
二、与传统、习俗、现实的互文
《N·P》在整个小说情节编排的过程中，不断融入作者自身的思想，在小说的第一页，即写道：“讲完怪谈百物语的第一百个故事时总会发生什么，而在那个夏天，我的体验就恰如那第一百个故事，仿佛真切地经历了那种事情。”在此，作者似乎表明了自己的创作源泉：怪谈百物语。“怪谈百物语”是日本传统的以鬼怪故事为题材的民间游戏，晚上友人们聚在一起点上100盏灯开始轮流说荒诞鬼怪的故事，每讲完一个故事就掐灭一盏灯，相传第100个故事讲完所有的灯都掐灭漆黑一片的时候，鬼怪的真身就会出现。日本历史上也出现了收集这些鬼怪故事编辑而成的书籍，日本延宝五年（1677年）的《诸国百物语》等就是代表作。从室町时代开始进一步发展成为怪诞文学，江湖时代成了一种风潮。日本现当代除森鸥外著有同名小说之外，手冢治虫、杉浦日向子也出版了同名漫画。值得一提的是，吉本芭娜娜自小就读藤子不二雄的《怪物小弟》和《怪物Q太郎》漫画长大，她曾戏说自己的初恋就是Q太郎。日本新生代的小说家、漫画家由传统色彩的传奇故事而引发了新的创作灵感。
三、与作者所著其他小说之间的互文
吉本芭娜娜的小说从其处女作《厨房》开始，几乎都具有如下特点：（1）以年轻女性为主角，女主角都会遭遇童年的不幸。《厨房》和《满月》的女主角美影“父母双双早逝，一直跟着爷爷奶奶生活。上中学的时候，爷爷去世了……几天前，奶奶竟也离我而去”。《甘露》的女主角“在母亲生下我和妹妹真由以后，父亲因脑溢血遽然死去。六年前母亲第二次结婚，生下弟弟，一年前离了婚”。《雏菊人生》里的雏菊的母亲是个未婚妈妈，“那个身为我父亲的人好象并不知道我存在”，但在雏菊小学的时候，妈妈却因车祸去世了，从小由姨妈和姨夫抚养。《N·P》也不例外，风美九岁时父母因父亲喜欢上别的女人而离婚，在十九岁之前一家三口：母亲、姐姐和我住在一起的单亲家庭。（2）因某种因缘与无血缘的人相遇，重组新型家庭。《厨房》的美影在自己最后的亲人奶奶也去世之后，在葬礼上遇到了以前在奶奶的花店打工的可爱男孩田边雄一，雄一把美影接到自己家寄宿，由此和雄一变性的爸爸（由此成为了妈妈）一起生活，组成无血缘关系的新家庭。《N·P》中风美偶遇自杀了的恋人庄司翻译的小说作者高濑的一对儿女以及私生女“萃”，得知作者高濑及这些儿女间破碎了的家庭和父女、兄妹近亲关系发展经过，以及最后在“萃”选择牺牲自己而退出后，风美和乙彦能重新走人生活的正常轨道。“归根结底，无一不是继续深化着在处女作《厨房》中所探讨的关于家庭的破碎和家庭的再生，以及现代人寻找自我居所的主题。”（3）作品中或多或少都有在不健全的环境下成长、患上了某些心理障碍的角色。《哀伤的预感》中的弥生由于亲眼目睹了父母亲车祸去世现场而丧失了童年的记忆；《白河夜船》中寺子经常穿梭在梦境和现实当中；《月影》中女主角的亲密爱人阿等和他的弟弟阿同的恋人由美子在一场车祸中去世，阿栋太思念由美子而穿着她的女式校服出入在校园和街上；《N·P》的风美小时候由于父母离异而患上了失语症。（4）小说中的主人公在经历了磨难后，在与他人的共处中逐渐找到新的生活重心，实现自我治愈、自我成长的某些经历，因而芭娜娜的小说被称为“治愈系”小说。
四、结语
小说的互文性是作者基于自己对历史、风俗、见闻以及自己对知识的吸收的基础上对作品进行创作从而产生的特性。吉本芭娜娜的作品《N·P》中的互文性来源于两方面：一方面是作者采用了互文性的叙事写作手法，使得作品语篇内产生互文，从而增强了作品的立体感和鉴赏性；另一方面，小说中体现的与民俗故事、漫画的互文，以及与芭娜娜所著其他小说之间的互文，则是文学评论中后现代主义互文性评价依据的体现。而同一作家的作品间存在太多的互文特性，也被指创作缺乏新意、套路单一。这就对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他们有更为丰富的生活体验，对知识的吸收、学习和升华，才能产生新的互文甚至超文，创作出更多内容丰富题材风格新颖的文学作品。
吉本ぱをを，N·P，角川文库，1992，（11）
朱立元，当代西方文艺理论，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秦文华，翻译研究的互文性视角，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世说新语的故事 篇三
范克(Funk)在《词源》一书中说：“词汇常常隐藏着传奇故事，它往往把我们引入神话和历史，使我们了解伟大的人物和重要事件”。的确如此，《圣经》中许许多多的习语背后就隐藏着无数动人的故事。在英语学习中我们也常常会碰到这些源自《圣经》的习语，尤其在阅读文学作品时。本文从《圣经》对英语文学、英语语言及修辞的影响等几方面加以阐述。
二、《圣经》对英语文学的影响
《圣经》作为基督教的经典，对整个西方文化有着深远影响。法国作家雨果说过：“英格兰有两本书，一本是《圣经》，一本是莎士比亚，是英格兰造就了莎士比亚，但造就英格兰的却是《圣经》。”可以说《圣经》孕育了西方文化，抽去了《圣经》，西方世界就要倾斜，以至今天，人们还用基督教文明一词来指西方文明。《圣经》是英美文学家创作的重要源泉，许多著名的英美文学作品都直接取材于《圣经》。从古英语时期开始，由于教会对文化的垄断，文学作品就与《圣经》结下了不解之缘。这个时期的作品主要以诗歌为代表，作品的情节也大多取自《圣经》或有关《圣经》的故事。早在公元七世纪末拉丁文《圣经》传入英国不久，就陆续出现了西德蒙谱写的诗歌《创世记》、辛纽武甫创作的《基督》、《使徒的命运》、约翰・ 曼德尔爵士创作的《曼德维尔爵士》等以《圣经》故事为题材的文学作品。
这以后的各个时期的文学作品均不同程度地反映出《圣经》地影响，其中不乏大家比较熟悉地文学作品，如：英国著名戏剧家莎士比亚在其作品中就常引用《圣经》中的典故。有人做过统计，莎翁在每一出戏剧中引用《圣经》的平均次数多达142次。比如大家熟悉的《威尼斯商人》中的最后一场，罗兰佐感谢鲍西亚尼莉莎：“你们像是散播吗哪的天使，救济着饥饿的人们”。“吗哪”(Manna)的典故就出自《旧约・ 出埃及记》第十六章：The people called the bread manna. It was white like coriander seed and tasted like wafers made with honey（七天七夜被困在沙漠中的饥饿的以色列人，不知道周围地面上出现的白色圆物状的东西为何物，摩西就告诉他们说：“这是主给你们吃的食物，叫“吗哪”，“吗哪”指“天降的美食”）。《圣经》中的《创世记》，上帝开天辟地，但这个故事就被众多作家所引用，如拜伦的神秘剧《该隐》、沃尔特・惠特曼的《草叶集》等。其中最经典的还要数十七世纪英国清教革命时期的另一著名作家约翰・弥尔顿的传世佳作《失乐园》、《复乐园》和《力士参孙》，作者在这些作品中，以长诗的形式阐释了人类不幸的根源是因为意志薄弱，经不起引诱而丧失了乐园。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二十世纪具有重要影响的美国现代作家海明威的名著《太阳照常升起》，整个作品的基调都是受《圣经》的启发而来，尤其是作品的题目更能体现《圣经》的影响：“Generations come and generations go, but the earth remains forever. The sun rises and the sun sets, and hurries back to where it rises. The wind blows to the south and turns to the north; round and round it goes, ever returning on its course. All streams flow into the sea, yet the sea is never full. To the place the streams come from, there they return again. All things are wearisome, more than one can say”(《旧约・传道书》,第一章）。十九世纪英国著名女作家夏洛特・ 勃朗蒂的《简・爱》，主要故事情节的构思也都包含了《圣经》故事的隐喻，尤其是小说结尾部分的大火颇有《圣经》中施洗约翰所预言的，耶稣将用圣灵与“火”给世人施洗的意味。这些例子都有力地证明了《圣经》对西方文化经久不衰的深远影响。
三、《圣经》对英语语言的影响
除了在文学方面的显著影响外，《圣经》中的习语还融进了英美的日常用语，极大地丰富了英语语言，如：“At the eleventh hour”（尚来得及的最后时刻）、“The day of judgment”(末日审判)、“Black Friday”(黑色星期五) 、“Noah's ark”(诺亚方舟)、“Scapegoat”(替罪羊)等等。《圣经》中一些人物的名字也被直接用来代表某一特定类型的人或事，如：“Wise as Solomon” (像所罗门一样的智慧过人)；“Greedy as Ahab”(像亚哈一样的贪婪)；“Devout as Abraham”(像亚伯拉罕一样地虔诚)；“Eloquent as Aaron”(像亚伦一样地能言善辩)等等。有些习语甚至成为人们处世的准则，极大地影响着人们地信念和言行，如《圣经》告诫人们：“Therefore do not worry about tomorrow, for tomorrow will worry about itself. Each day has enough trouble of its own”( 一天的难处一天忍受就够了，不要无端担忧明天，《新约・ 马太福音》，第六章)；“Listen to advice and accept instruction, and in the end you will be wise”（听劝教，受训悔，使你终究有智慧，《旧约・ 箴言》,第十九章)；“Make a tree good and its fruit will be good, or make a tree bad and its fruit will be bad, for a tree is recognized by its fruit”（判断一个人，看其所作所为就知道，《新约・马太福音》,第十二章）等等。
四、《圣经》中的修辞
《圣经》中用得更多的是一些比喻和象征，如：“To put new wine into old wineskins”(《新约・马太福音》, 第九章， 把新酒放在旧皮囊里，指两种事物格格不入)；“Ask for bread and be given a stone ”(《新约・ 马太福音》，第九章，想要面包，反而给石头，比喻得非所求)；“The spirit is willing, but the flesh is weak”(《新约・ 马太福音》,第二十六章， 心有余而力不足)；“Make bricks without straw”(《旧约・ 出埃及计》, 做无草之砖， 指根本做不到的事)；“I am nothing but skin and bones; I have escaped with only the skin of my teeth"(《旧约・约伯记》, 第十九章，上帝使约伯倾家荡产， 疾病缠身， 以考验他是否坚信上帝。在这种情况下， 很多人抛弃了他，但他忍受着， 他对朋友说：“我的皮肉紧贴骨头， 我只剩牙皮逃脱了”，这里指除生命外全部丧失)等等。林肯也曾借用《圣经》，在他仅有272个字以简短而著称的Gettysburg Address中将全人类视为上帝所造，且不分贫富贵贱：“Four score and seven years ago our fathers brought forth on this continent, a new nation, conceived in Liberty, and dedicated to the proposition that 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在论及《圣经》这部文化典籍时，美国第六任总统亚当斯说：“《圣经》是知识与德行的无价宝藏，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圣经》的语言简练、朴实，自然、优美；其文学修辞手法除了比喻、象征，还有夸张、双关、委婉、矛盾等；其文体包括小说、散文、诗歌等等。《圣经》以当时流行的隐喻和象征述说人生和历史的哲理，后世读者能被它所吸引，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五、结束语
于冠西说：“人类文化从整体上说， 是各国、各民族文化汇聚、交流的产物”(1985)。“任何国家的文明， 来自外来影响的产物总是多于本国的发明创造。如果有人要把英国文化中任何受外国影响或源于外国的东西剔除掉，那么，英国的文化就所剩无几了”(赖肖尔， 1981)。英语民族文化是多民族长期磨合、交融的结果，《圣经》的影响尤其深远。对于英语学习者来说，学习和欣赏英语《圣经》必定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掌握英语， 增进中西文化的交流与合作。
世说新语的故事 篇四
我们现在面对的小说或文学的危机，不是技艺问题，而是存亡问题，如今所谓的雅或俗的文学势不两立，我仔细想小说并没有雅俗之分，畅销的不见得就不经典，经典的大多也都是畅销的。面对网络这种新载体，影视这种新形式，娱乐那么多新花样，这些问题更加纷繁复杂。这时我们就要追寻小说的本意，小说在汉代本指“街谈巷语”，后来发展出“传奇”，英文的Novel追溯到拉丁语也是“新鲜故事”，短篇小说直译就是“短的故事”。那么今天文学为什么面临危机？就是因为我们忘记小说是讲故事的艺术。追求小说的意义也好，小说的文本也好，不过小说的根本在故事，这一切都要在自足的故事中体现。
小说这种文体何以划分？文学因为有韵律与否划出诗歌，因为有行动与否划出戏剧，因为有虚构与否划出小说，小说在英文中总的名称就是Fiction，就是虚构的意思，就是要我们对纪实的材料完美虚构。虽然有诗化小说，戏剧化情节，我们要切记在小说中滥用抒情和满篇巧合，小说家应该保持冷静叙述，什么元素都要恰到好处，就像在娓娓动听地讲故事，既不能冷场尴尬，也要调足胃口，既要惊心动魄，又要含义隽永。
优秀的小说家就是擅长讲故事的人，莫言在领取诺贝尔文学奖时的演讲就是《讲故事的人》，当时许多人一片哗然，他们原本要听多么高深的理论，结果大失所望，进而有人弱弱地提出：难道小说只是讲故事？事实上小说就是故事。其实许多人没有领悟到这篇演讲的精妙，整个演讲也都是由故事组成，在这些故事中他面对各国的读者就讲完他可以言说的和不可言说的全部幽微观点。比如他讲的最后一个故事，八个人在破庙中避雨，有人说他们中有人做过伤天害理的事才会下暴雨，就提议八个人扔草帽，草帽被吹走的人就是做过坏事的人，其中一个人因此被赶出庙外，结果那个人一出去庙就坍塌，这个人成为唯一得救的人。这个故事有多层次的象征，最基本的可以说莫言就是那个从众人中走出的人，当然还有更深入的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批判精神，譬如我们对于体制的思考。所以小说可以去追求意义，可以去追求文本，不过这些都要在故事中。
在世界化的今天，文学负有文化的责任，我一直在主张大诗主义：合一天人、合璧东西、融合古今，在小说中同样是大小说主义，我们的当务之急是让神秘的和通俗的、东方的和西方的、古代的和今天的故事艺术在深层次上融汇为一体。文学早已分化为多种体裁和形式，不能是过去的“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可是从来都是文化的核心，从世界大势来看，当前不过是中国“战国时代”或者希腊“城邦时代”的重现，大一统的世界就要到来，只有融合了这些文化，才能说是世界的文学，融合了世界的故事，才能说是世界的小说。
世说新语的故事 篇五
关键词：文学；亡灵书写；《第七天》；《灵魂摆渡》
当代文学作品百花齐放、种类繁多，从题材到形式，都带给人们极富差异的阅读体验。在当代作品中，不同种类的文学作品表现出了相关性。从几年前古墓系列小说备受青睐开始，中国当代文学迎来了亡灵书写的前沿话题。近期小说《第七天》、影视文学作品《灵魂摆渡》倍受关注。抛开外在声色科技手段，单就作品脚本主旨而言，二者都是亡灵叙事的相同主题。探讨两部作品的写作主题和叙述手段，可对这一时期出现对亡灵叙事的热衷现象略窥一二。
一、亡灵叙述与作品主旨
亡灵在中国的古语中俗称为“鬼”，自有人类传说始，鬼故事也随之绵延不绝，中国古典精粹小说《聊斋》被奉为古代鬼故事的集大成者。一个时代对死亡后的世界很感兴趣，要么是寻找精神依托，要么是逃避或针砭现世。
余华《第七天》是以一个死去七天的人的所见所为记录成文，主人公杨飞是一个鬼魂，本在死后对现世是没有任何实际作用和价值，这一点他延续了文学作品中的先锋精神。作品中亡灵的身份和普通人差别不大，没有中国传说中的“鬼面獠牙”，同时，亡灵经历的事情也和世间人的日常生活相差无几，所以，这本小说，是典型的“托鬼世写人事”。
首先，主人公杨飞七天的所见所闻基本勾勒了一个问题时代的全貌。光怪陆离的生活，活人的思维延续至死亡是要有墓地，那么没有墓地的灵魂去处呢？“死无葬身之地”。余华把死无葬身之地塑造成了一个亡灵完美的归宿，没有恩怨、没有阶层差别，没有生活之累，是众生平等的和平的理想伊甸园。余华用一个亡灵写了所有亡灵，用一个死人写了一世界的活人。余华借助了一个亡灵视角，将现世的典型社会事件加以汇集引人深思；用社会不公、爱恨情仇反思现实世界活人的切身利益。现世的荒诞让人死后仍不得安宁完满，这就让人对现世的社会加以警醒。
其次，余华选择亡灵叙述的写作方式从形式与效果来看，都是在渲染“荒诞”色彩。死人的世界本就是未知的，所以以死人做主人公是极其荒诞的，因为内延范围太广，写不好非常容易成为失败的作品。对此，余华设置了灵魂“寻找”父亲的情节为作品主线。和亡灵相关的每个小故事都反映一个现实问题，通过夸张与戏谑的笔法反映出来，问题得以扩大化与典型化，突出社会的荒诞。所以，从亡灵叙述的主题的意义上看，余华的这部作品不仅仅是通过亡灵写现实，而是其先锋精神的延续写作，凸显社会与世界的荒诞性。
网络电视热剧《灵魂摆渡》又名《见鬼之灵魂摆渡》，在主题上较符合中国传统的亡灵书写。其核心主旨是在“道”的轮回的法则下颂扬真情、鞭笞丑恶。因为该剧情节紧扣，每集都有深意能给人以启迪警醒，受到观众热捧。
首先，作为影视作品，它除了借助视觉和听觉的手段，加强故事的感染力外，还在人物对话、情景旁白等方面运用传统文学作品表达手段，使主题夸张化和警醒化。其次，这部网络剧由20集串联而成，每集的故事大多无关联，陈述了近二十个鬼故事。这部作品，不仅有中国传说中的妖魔鬼怪，也有和西方传说契合的“灵”的存在。除了作品的三个“显性”主人公：有“阴阳眼”的便利店的店员冬青及女友王小亚、店长赵吏外，还有很多“隐性”主角：每集故事的主人翁。其亡灵叙事将亡灵分为很多类型，每集选其一展开故事。就单纯的“亡灵”主题的“鬼”特性来说，《灵魂摆渡》显然囊括更广，内涵更丰富。
再次，与《第七天》中通过亡灵映射现世不同，《灵魂摆渡》更看重人的“意念”所造成的后果和影响。正如俗话常说：“鬼本不存在，它只存在于人的心里。”尽管在作品之中鬼被设定为客观存在，但其产生的最终源头皆因“执念”：现世生活中强烈的欲望或心愿，主角或走火入魔或鬼迷心窍或自取灭亡。作品将心理意念的力量放到了无限大，既有中国传统的“黑白无常、地府、燃犀、字灵、冥王、杨贵妃、画中仙、饕餮等”传统志怪典故，还涉及“好色、暴食、贪婪、懒惰、愤怒、妒忌和傲慢”的西方“七宗罪”概念，将人性作为终极审视目标。所以，这部作品借助剧情中出现的一个个亡灵故事或警醒人的贪婪、自私、欲望、诱惑等劣根现象，或叹惋天地间存在的爱情、真情、善良等美好感情。这里的亡灵叙事更多的是提醒读者和观众警醒人性缺点，追求灵魂的真善美。
二、亡灵质量与现实参照
小说《第七天》和网络热剧《灵魂摆渡》虽然都是在讲亡灵故事，但是因为写作角度写作目的不同，造成了很大的相异之处。最明显的就是故事中的亡灵的数量有多寡之分，亡灵质量的描述侧重点也有差别，叙述目的效果迥异。通过亡灵书写达到现实目的是两部作品的共同之处，但是在关照现实的程度和内涵上，一部重在反讽现世社会，一部重在解剖警醒现实人性。
杨飞作为《第七天》的主人公，围绕他寻找死亡的父亲的旅程中，囊括叙述了多个故事来映射社会现实。作品的写作线索十分集中，《第七天》是集中一个中心展开的亡灵书写。这样的写作方法可以使主题更凸显，符合长篇小说的常规写作策略。但是在叙述效果上就会面临挑战，通过一个故事涵盖所有小故事要求作品有极强的衔接性，且逻辑严密，结构合理。作品正是在杨飞的大故事背景下，附属了医疗废品婴儿事件、强拆事件、卖肾事件等众多社会事件，会使部分初读的读者产生散乱拼凑之感。所幸，余华非常巧妙的用了“第七天”作为文章题目和结构，依托了西方文化的“上帝造世说”，又暗含了中国的语境中死者“头七”还魂说。他将七天内发生的所有故事放在大结构下设的七个小结构中，才使附属小故事发挥其丰富的内涵效果。总体来说，第七天用一个亡灵做叙事主角和线索，以“反讽”和“夸张”的形式构建了荒诞的社会“镜像”，死人是活人的倒影。通过这一个亡灵主线将社会的荒诞全貌展露无遗，较完美地达到了写作效果。
毋庸置疑的是，《灵魂摆渡》中的亡灵角色特别多。每一集都有真正的鬼魅主角出现。亡灵的数量之多带给读者以新奇感，是受篇幅所限，能将一个新鬼的故事讲述完整并达到感动人心的效果是有难度的。恰好电视剧脚本的“短篇单元剧”写作模式强化了各故事之间的独立性，降低了全剧结构的要求，同时“阴阳眼”的情节设置加强了大线索与小故事之间的逻辑联系，使多个亡灵的出现合情合理。故《灵魂摆渡》中的亡灵虽多，但是相互不冲突，在写作方法上类似于《聊斋》的结构形式，每单个故事拆离成独立的个体，进行针对性的叙述，强化感染效果。观众通过深度与宏观思考之后能把握全剧整体的主题。比如第九集通过讲述“字灵”的故事，将作家创作的富有生命力的作品幻化为真。这一“字灵”内涵可上升至所有的“物灵”，只有人类用心对待，爱意形成的强大意念足以使所有的有形无形的作品成为富有生命力的宝贵遗产，用心就会有收获。又例如剧中用一个平凡女子为求得年轻美貌膜拜被邪灵附身；人类贪图美食沉溺阴谋不自知等故事，来表达贪欲对人性的侵蚀对灵魂的伤害。单个的独立故事结构和变化多样的主人公角色正有利于强化亡灵书写对人性的警醒目的。
三、亡灵语调与语言特色
两部作品都用到了死人身份，相貌有异，语言也各不相同。巧妙的是，每部作品都找到了适合自己人物身份的语言并加以烘托主题，成为它们独特的“亡灵书写”语言特色。
余华曾坦承《第七天》后期的修改集中在语言部分，可见作家对言语表达的重视。他为了追求行文逻辑上的合理性，模拟、想象死人是怎样开口说话的。所以，他设置了一个死人腐烂至骷髅的外貌，临死的变形模样也被保留，塑造父子相见不相认的情节合理性。其次，他将亡灵的说话声音加以陌生化，死人嗓音改变，切断亡灵和前世的直接联系，故事的发展空间就扩大了。再次，在具体的语言内容表达上，风格接近于灵魂的虚无缥缈的状态，叙述变得平稳、直白、冷冰冰的，没有感彩。没有“温度”的语言切近死亡给人的感觉，死人的世界注定和现实世界有所区别，那么交流上的语言表达就成为最大的“区别”方法。有些读者说余华的语言退步，以往温情语言变换成没有色彩的修饰缺陷的句子，缺失了文学语言特有的感染性。其实这是一种误解，余华特意强调“亡灵书写”的现实，将语言进行了意向调整，为的是更有逻辑感、更符合亡灵主题。
《灵魂摆渡》是影视作品，它的文学脚本只需要将故事的来龙去脉陈述清楚、将情节发展展示清晰即可。但是这部作品的语言是值得玩味的，它融入了很多文学性词语的修饰，丰富了作品的文化内涵，带给读者观众以不一样的情感体验。不但借用张爱玲的名句、融入旁白意境，还有时代感极浓的台词，使作品语言十分有感染力。文学性语言和辞藻具备潜移默化的感染力，如若在影视作品中放置的不够恰当就会流于煽情性和通俗性，运用的合理巧妙就会给整个剧集增色添彩，使作品不仅以故事情节取胜，更以语言细节动人。比如，第四集的剧情讲述了一个女子怀疑老公豢养鬼妾，后愕然发现她自己才是鬼，且早已身亡。老公不舍她离去，用灵犀续鬼魂之命，使人鬼得续前缘。故事除了情节设置巧妙之外，语言的力量对夫妻二人的温婉爱情的烘托起了不可磨灭的作用，旁白：“忘川之畔，与君长相憩，烂泥之中，与君发相缠，存心无可表，唯有魂一缕，燃起灵犀一炉，枯骨生出曼陀罗！”传说点燃灵犀，便可人鬼相通，表白性的表达方式感慨着爱情的伟大，让读者观众更加感动唏嘘不已。
四、结语
作为当前网络和小说这两个潮流的综合体，《第七天》和《灵魂摆渡》对亡灵的关注，用鬼魂来表达主旨，可谓颇有深意。虽然两部作品的体裁式样有别，但是就其文学性而言，它们的亡灵叙述主题是一致的，都在用“鬼事”表达“人事”。通过写作主旨、作品细节、语言技巧等方面的分析探讨，两者在相同的“亡灵叙事”主题下，依托鬼世反省人世，将主旨归依到社会现实、善恶人性的深层意蕴中，一部重在讽刺社会荒诞，一部重在警示人性灵魂。这一写作手段的热用在现时代频现，反映出作家编剧以创新性手法、先锋性卖点引导人们对现实问题的关注。
【参考文献】
余华。第七天.北京：新星出版社，2013
《见鬼之灵魂摆渡》.网络电视剧，2014
世说新语的故事 篇六
关键词：说林储说小说小说因素影响
韩非（约公元前280年――前233年），战国后期韩国诸公子，先秦法家思想集大成者。《韩非子》共五十五篇，总体上看是属于政治、哲学论文的，里面包含大量的寓言故事有三百多则，是作者有意识有目的的收集、整理而成，可以看作是中国第一部寓言集。其中“说林”、“储说”最为引人注目，前人对其寓言方面的研究取得了不少成果。事实上，两部故事集已经不单单是原始资料汇编，也不仅仅是寓言集，它不仅包含着韩非的再创作，而且一些文章已经具备了人物、事件、情节、结构等小说的基本要素，以及小说所要求的基本艺术技巧，完全可以认为是比较成熟的短篇小说。从小说方面来讲，历代学者对“说林”、“储说”研究是不够的，其在小说史上的地位和影响也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一、以历史眼光看待中国小说概念
西方文论涌入中国以后，我国学者就有意识的运用西方小说的观念来研究我国古典小说，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具有历史意义。然而，这些小说理论是在总结西方小说的基础上形成的，我们在研究中国小说的时候是可以对西方文论进行参考的，但是如果将其作为我们研究中国小说特别是古代小说的标准时，就是喧宾夺主了。研究中国小说，我们就要实事求是的，以历史的眼光来看待古代小说，依托中国小说文本，着眼于中国小说发展演变轨迹来研究。“小说”在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中，歧义非常多。因为每一个时期的概念在一定程度上来讲是对那个时期小说史现象的总括和反映，“小说”是一个动态发展的概念，这就要求我们以历史的眼光来看待这一概念。《庄子》一书是最早把“小说”二字组合成词：“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意思是说粉饰琐碎肤浅的小道理去求取声名，就远离了高原的境界。这个“小说”和作为文学样式的今人所说的小说，完全不是一个概念。此外《论语・子张》中所谓“小道”，《荀子・正名》中的“小家珍说”与庄子所说的“小说”相似，都是指不合于大道的琐碎言谈。东汉时代的桓谭著有《新论》，在书中提出“小说家合丛残小语”此时的“小说”已成为了一种文体概念，写作此体的人被称为“小说家”。班固以后，“小说”已经是一种文体名称了，但其内涵范围在不断的扩展。晚清时期，中国国内渐渐出现了国外小说和西方小说专论，在国内外的相互融通下形成了现代的小说观念，即：小说是以人物形象塑造为中心，通过相对完整的故事情节和具体环境的描写，广泛地、多方面地反映社会生活的叙事性文学体裁。
二、 “说林”、“储说”体现的小说性
学术界一般认为小说形成期是在魏晋，而魏晋以前只能算是小说的发生期，就是说小说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先秦，但是先秦发达的散文和史传文学只是对小说有所影响，先秦并不存在真正的小说，然而如果从存留的各种材料出发，对先秦文学进行客观分析会发现，一些作品是可以称作小说的。战国时代的《韩非子》“储说”、“说林”两部故事集正是这么一部可以看作是小说的文本。现从人物形象，情节叙事、艺术想象和虚构等方面来分析。
（一）运用多种艺术手法塑造了众多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
小说向来是以人物形象塑造为中心的，是否塑造了鲜明的人物形象往往是评价一部小说是否优秀的重要标准。“说林”、“储说”中的历史故事、民间故事几乎包含了社会各个阶层的人物。韩非塑造人物时已经注意到人物语言的个性化，细节描写和心理描写，从而使一些人物具有了鲜明的个性。
首先是人物语言富有个性，较好的突出了人物性格。从宏观上看“说林”、“储说”的故事，个性化的语言是塑造人物最主要的方法，那些鲜明的人物形象无不是通过语言来显示出他们的个性，很多故事的描写重点就是人物机智的语言，人物形象也在对话的场景中也得以塑造。孔子是“说林”“储说”中较多描写的一个政治人物，正是通过对孔子语言的描写，传达着法家思想，塑造了一个独特的个性鲜明的孔子形象。其次是出现了人物心理描写，使人物形象立体化。“说林”、“储说”中的故事已经出现了心理描写，心理描写有助于将人物的内心世界和他的外在行为结合起来，从而使人物形象立体而饱满起来。例如《务光投河》“说林上”中的“汤以伐柴”中多次出现“恐”字，写出了汤杀君篡位后惊恐惶惑的心理状态和阴暗心理，对于刻画人物形象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另外，某些故事中出现了细节描写，人物形象也就比较生动。“说林”、“储说”作为先秦时代的小说，以当时的书面语言来记录，但由于出现了细节描写，同样收到了栩栩如生的刻画效果，使人物如在目前，人物的情态也生动地展示出来。如“说林下”的“杨朱之弟杨布衣素衣”条，出现了多处细节描写，通过这些细节描写使人物如在目前，人物的情态也非常生动地展示了出来。当然“说林”、“储说”中的故事并不以细节描写见长，只是偶尔出现在叙述中，但是虽然这些细节不多，还是对于刻画人物形象，表现人物情态和个性，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二）注重叙事技巧，故事已具有完整的叙事情节
“说林”、“储说”的故事往往叙事生动，力求细节活动的生动有趣，避免呆板的直接叙述，有些时候还注重矛盾冲突的戏剧性和场景交错安排、气氛烘托等技巧形式，这些都已经具有了完整的小说情节形式。例如“内储说下”中的“宰臣上”故事，开头就将宰臣置于奇险之中，设立悬念，然后让宰臣自称“臣有死罪三”，使用重笔描写，引起读者的好奇心，然后从容不迫的道来，并用三个转折句，看似委婉而实质有力地否定“死罪”，文章结尾用反问的语气指出原因，故事简短却写的收放自如，情节令人惊叹。
（三）运用虚构和想象等艺术技巧对历史进行小说化的加工
“说林”、“储说”中的历史故事比较多，但是通过同一个历史故事与其他文献资料对比，我们会发现这些故事虽然取材于史料文献，但是韩非并不是原样照搬史料，而是根据主题的需要，加入了自己的认识和思考，对其进行了小说化的创作加工，使之区别于历史史料记录。例如编年体史书《左传》昭公四年，记载了鲁国叔孙豹的历史事件，而韩非子“内储说下”之“七术”也记述了同样的故事，只是韩非子的描写与《左传》相比较大大丰富，在增加了人物对话的同时也增添了细节描写，改变了原来的结局。这就使得故事的矛盾冲突更加尖锐激烈，更加精彩可读。另外，一些历史故事中对人物言行的刻画，往往是没有历史依据的，更多的是作者力求叙事写人形象化，根据想象由作者生发推演出来的，具有虚构性想象性。如“内储说下”所记“晋平公炮人辩灸有发”手法仿效《晏子春秋・谏上》“晏子谏杀困人”，但更见韩非独特的构思。文章开头就突出平公之盛怒，造成了压抑紧张的氛围，接着使炮人呼天，自己说出自己有罪，可谓出乎读者意料之外。炮人的自讼则紧紧抓住现成的三条矛盾，虽然《晏子春秋》中的语言刻画也是出于虚构，但是通过对比还是可以明显的看出韩非对故事的编排更为激烈。可以经过了韩非的再创作，原来较为简洁的史家实录，经过增饰修改，就成了情节复杂、精彩可读的小说了。
三、“说林”、“储说”对后代中国小说的影响
一方面，“说林”、“储说”对汉魏小说的创作和繁荣有着直接影响。无论是名称、编排方式还是选材剪裁以及记叙方法上，都可以清楚的看到汉魏六朝小说对其的继承和发展，如果否定了先秦小说的开创之功，不注意研究“说林”、“储说”的影响，魏晋南北朝的小说盛况就无从理解。现以南朝作品《《世说新语》为例来进行分析。
首先，从作品的名字上来看，《韩非子》“说林”、“储说”中的“说”具有与之前作品所不同的意义，《世说》以“说”命名正是对其的效仿。虽然先秦时早已有“说”，最早将“说”在文章标题上标明出来，是在《墨子》一书中，是指用具体事例来说明抽象道理的方法。韩非“说林”“储说”中的“说”就有了讲故事的意思，“储说”也就是故事汇编的意思。南朝宋刘义庆编撰的《世说新语》分为三十六门来记载魏晋士大夫的言谈轶事，又可以称为《世说》。从内容上来讲，《世说新语》以记载魏晋时士人的言行举止为主，实质上也是在讲士人的故事，从这个角度讲可以认为其中的“说”与“说林”、“储说”以及“说苑”的“说”具有相同的含义，同样是讲故事。 其次，从编排故事的方法上来看，也可以看到《世说新语》对它的继承。《韩非子》“储说”的体例正是采用分门别类的方法，就是先陈说观点再讲述相对应的故事进行阐发，类似的故事集中编排在一起。这种以类相从、分类记事的“储说”、“说林”的体例，可以说真正的是由韩非开创，《世说》的体例正是在其基础上有所发展起来的，也正是此基础之上发展成了影响深远的“世说体”，对后代小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次，“说林”、“储说”取材广泛，既有历史故事又有民间传说，内容丰富时间跨度大，对魏晋小说取材有重要影响。历史故事取材于历史又不拘泥于历史，详略取舍后对其进行加工和再创造，民间故事方面运用比拟夸张等多种手法，已经有意识的刻画人物，描写故事。在这方面《韩非子》对《世说新语》的重要影响，体现在其采取民间故事这样的取材视角，韩非的取材使小说的取材更加生活化、琐碎化，使人物刻画栩栩如生，形象生动而有趣
另一方面，值得一提的是《韩非子》“说林”、“储说”中对历史材料的处理上不仅对魏晋小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即便是对与其年代相距久远的历史白话小说也有着重要的影响。将《韩非子》“说林”、“储说”中的历史故事与历史文献中的记录对比，我们就能发现有很大的不同。韩非作为思想家，为了阐明自己的观点，他不是如实的再现历史的原貌而是对其进行加工再创造，使其更好的为自己的政治思想服务。例如上文中提到的史书《左传》昭公四年记载的故事与与韩非子“内储说下”之“七术”记载的同一故事对比，会发现韩非不仅增添了细节而且改变了结局使其成为精彩可读的历史小说。另外比较明显就是故事中出现的人物虽是历史人物，却已经和历史人物有了很大的不同，以儒家代表人物孔子为例，“说林”、“储说”中有多则故事中出现孔子，但其俨然已被塑造成了一个法家的形象。通过史料对比，我们发现韩非以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为构架，但是已经脱离了历史，按照自己的想法和认识对其进行了小说化的加工。这些加工有的是为了突显主题，从宏观上重新组合史料和重新安排故事，有的则是根据需要在细节上进行增删，改动素材中的人物，虚构人物故事以及时间、地点及其事件经过等，使历史故事具有了虚构性，成为小说。于此相对应的历史白话小说，以明代的《三国志通俗演义》为例，其中的曹操形象已经不是历史中的政治人物了，陈寿在《三国志》中完全没有贬低他的意思，而《三国志通俗演义》中作者就已经以历史作幌子，从个人想要表达的思想和个人好恶出发，对其这一形象进行了改造，成为了一个奸雄的形象。以上，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其无不是在历史文献资料的基础上，经过民间的流传后，最后由文人进行再创作，根据自己的思想意识来对材料进行剪裁和处理，对人物的性格进行再塑造，从而形成了完整的历史白话小说。从这个角度来看，我国历史白话小说的构思方式和“说林”、“储说”中历史故事的构思方式是一脉相承的，“说林”、“储说”中的一些较为成熟历史故事完全可以看成历史小说，从中可以看到历史白话小说的影子。
综上所述，《韩非子》“说林”、“储说”已经具有了小说的人物、情节、结构等基本要素以及想象、虚构等艺术技巧，完全可以看作是真正意义上的小说。同时，也可以得出先秦时已经存在着真正的小说的结论。另外，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说林“、”储说”在小说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无论是对魏晋小说还是后来的历史白话小说的创作，都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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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奇猷。韩非子集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7
傅修延。 先秦叙事研究.北京：东方出版社，1999年12
杨 义。中国古典小说史论.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