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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 篇一
大致说来，在这100年左右的史学变革中，19世纪后半期的史学家们还保留着较多的传统史学的气质，而20世纪前半期的史学家们则具有比较鲜明的近代史学的气质。20世纪初年的梁启超、章太炎的史学活动及其史学思想，恰处于上述两种史学气质的“衔接点”上，从而在中国史学从传统走向近代的行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本文所要着重论述的，是关于章太炎史学思想的时代意义。
一、历史环境与史学背景
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的爆发及其严重后果，以及接踵而来的类似事件的连连发生，《南京条约》、《天津条约》、《北京条约》、《马关条约》、《辛丑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清皇朝不断丧失国家的主权和利益，古老的中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民族危机。与此同时，中国国内的社会矛盾日益尖锐，清朝统治日趋腐败，更加重了这种民族危机。19世纪后半期的中国在其历史行程中面临着空前的难关。西方国家的进步和中国的滞后，形成了巨大的反差，是当时中国难以逾越的界限。在这种历史形势下，先进的中国人不能不感到深深的忧虑，不能不进行深沉的思考，不能不努力寻求救亡图强之路。当时的中国史学家们，确如龚自珍所说，多是怀着“以良史之忧忧天下”的神圣的责任感，在史学领域进行着艰苦的探索，寻求着新的认识和新的路径。他们为此所作的卓有成效的努力主要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关于鸦片战争史的研究和撰述。中英鸦片战争及其结局，以及由此而引起的中国历史进程与中外关系之重大变化，像是一阵阵惊雷和一串串恶梦，使中国人为之震惊和不安。因此，史学家们极其自然地把自己的注意力投向了关于鸦片战争的前因后果、始末原委的研究。魏源的《道光洋艘征抚记》、梁廷{图}的《夷氛闻记》以及夏燮的《中西纪事》，是这方面有较大影响的几部著作。魏著重在用历史事实说明要想求得自强御侮的途径，其后论强调必须“购洋炮洋艘”，“练水战火战”，“尽转外国之长技为中国之长技”，并应尽快作出抉择。在魏源看来，作战武器的先进、落后，是个关键。梁著重在从经济上揭示英国殖民主义者发动鸦片战争的深层原因，驳斥了中国主和派、投降派的种种谬论，歌颂了主战派和人民群众的抗英斗争。夏著记述了两次鸦片战争的史实，以备“异日史家之采择”，并指出“自通商以来，中西交征利矣。利之所在，不得不争，争则奸商、猾吏交构其间，是则边衅之相寻而无已也”，着眼于反映“中西争竞之关键”。(注：《中西纪事》原叙、次叙。)通观他们的撰述和思想，中心是围绕鸦片战争的史实，从不同的层面进行了分析和评论。而分析和评论的重点，或在于此，或在于彼，或在于双方接触之间，对人们都有一定的启示，从而有助于人们认识整个事件的真相。
其次是关于中国边疆史地的考察与撰述。鸦片战争及其结局，以及其后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引起了政治家们对中国边疆事务的关注，同时也引起了史学家们对边疆史地的关注。19世纪四五十年代，中国史学家把关于边疆史地的考察与撰述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张穆所著《蒙古游牧记》、何秋涛所著《朔方备乘》、姚莹所著《康yóu@①纪行》等几部书，是这方面的杰作。它们的宗旨都是留心世务，或“稽史籍，明边防”，(注：《蒙古游牧记》自序。)或“兼方志外纪之体，揽地利戎机之要”，(注：《朔方备乘·凡例》。)或“就藏人访西事”(注：《康yóu@①纪行》自叙。)以应付外国侵略者觊觎中国西藏的种种图谋。如果说关于鸦片战争史的研究和撰述，使史学家们感到痛定思痛的话，那末关于中国边疆史地的考察与撰述，则使史学家们感到无比的忧虑，他们对于国家领土和疆域的关注已经达到了无法自安的地步了。
第三是关于外国史地的研究和撰述。其动因也是由于鸦片战争及其结局的刺激而滋生出来的。林则徐是这方面的最早的自觉人物，他主持编写的《四洲志》开其先声。其后，魏源所著《海国图志》、梁廷{图}的《海国四说》、徐继@②的《瀛环志略》、王韬的《法国志略》、黄遵宪的《日本国志》等先后面世，其影响所及，超出了中国的范围。中国史学家为救亡图强的形势所迫，起而研究外国史地，这是中国士人的一大进步。这些著作的基本主旨，是在“夷务纷纷”(注：《康yóu@①纪行》卷三。)的现实面前，力图改变中国士大夫“坐井观天”、“暗昧无知”、“拘迂之见”、“茫昧自安”的陈腐状态，倡导“于外夷之事，不敢惮烦”(注：《康yóu@①纪行》卷一二。)的精神，而通过对法国的制度，日本的崛起的描述，也确使中国一些士大夫开扩了眼界。这些著作同此前中国史学关于域外情况的记载有一个根本的区别：前者是自觉的撰述，后者不一定是自觉的撰述；前者具有探索的性质，后者大多是游记的性质；前者出于致用，后者多属记异。总之，二者虽有历史联系，但在性质上是有根本差别的。
第四是关于史学本身的反思和论述。以上所述三个方面的撰述，即鸦片战争、边疆史地、外国史地，都是关于客观历史方面的，它们从研究内容、对象等方面反映出中国史学的变化。这里要说明的，是史学自身在理论、方法上提出的新观念、新认识。这就是说，从鸦片战争到八国联军这一幕幕屈辱的历史，刺激了史学家们去研究一些和现实关系密切的历史；同时，也刺激了史学家们去思考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即史学自身怎样担负起救亡图强的历史使命？在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关头，在传统史学与西方近代意识的激烈冲突中，中国史学家提出了“史界革命”的号召。梁启超的《中国史叙论》(1901年)和《新史学》(1902年)二文，就是“史界革命”的两篇檄文(注：这两篇论文，后来分别收入《饮冰室全集·文集》第3册和第4册。)。《中国史叙论》是作者计划撰写一部中国通史的理论构想，多着眼于“中国史”范围提出理论问题，并加以阐释。凡八节，其次第是：史之界说，中国史之范围，中国史之命名，地势，人种，纪年，有史以前之时代，时代之区分。《新史学》是作者在《中国史叙论》的基础上，就普遍的史学理论问题作进一步阐发，所论诸项，仍以中国史学居多，但在理论上具有更广泛的意义，故作者以“新史氏”自称，呼吁“史界革命”，倡导“新史学”。全文六节，其次第是：中国之旧史，史学之界说，历史与人种之关系，论正统，论书法，论纪年。二文节目多有异同，然基本思想前后贯通，内容互相补充。梁启超在这两篇论文中，运用西方学者的历史哲学(主要是近代的历史进化论思想)和史学方法论，结合中国史学的历史，提出并且阐述了这样一些史学理论问题：关于历史撰述的性质和范围，关于历史哲学和史学的社会作用，关于史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关于对中国古代史学的批判，关于撰写中国通史的构想等等。
梁启超的“新史学”理论体系，尽管带有明显的片面性，尽管多源于西人、西史之说，但它通过中国史学家的论述并结合改造“中国之旧史”的明确目的而提出来，在中国史学发展，尤其在中国史学走向近代过程中，仍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它标志着传统史学在清代后期之延续的历史的结束，标志着中国近代史学在理论上的初步确立。梁启超在《新史学·中国之旧史》结尾处写道：“呜呼，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惟此为大。《新史学》之著，吾岂好异哉，吾不得已也。”在戊戌政变和《辛丑条约》签订后不久，梁启超提出“史界革命”，倡言“新史学”，并把它同救国联系起来，反映了史学发展终归不能脱离当时的历史条件这一客观规律。
二、章太炎史学思想之一：怎样看待中国古代史学
20世纪初年，在史学上能与梁启超比肩而立者，大概只有章太炎一人。章太炎不以治史为主，但这个时期他在史学上的贡献却是十分重要的。如前所述，梁启超可谓是把民族危机与史学变革结合起来的自觉者和先驱者。他说的“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惟此为大”，虽然过分夸大了史学的社会功用，但其努力的方向是正确的。当然，对传统史家(古代史家)进行重新认识、重新评价，是“史界革命”不能回避的事情。应当公正地指出，在这个问题上，梁启超走得太远了，他的“新史学”理论对此似乎完全失去了理性。他在《新史学》中论“中国之旧史”有“四蔽”、“二病”。“四蔽”大体近之，“二病”似少分析。至于他认为：“《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若《二十四史》真可谓地球上空前绝后之一大相斫书也”；“中国之史，则本纪、列传，一篇一篇，如海岸之石，乱堆错落。质而言之，则合无数之墓志铭而成耳”；中国“汗牛充栋之史书，皆如腊人院之偶像，毫无生气。读之徒费脑力，是中国之史，非益民之具，而耗民智之具也。”他在《中国史叙论》中比较了世界上“前者史家”与“近世史家”的区别后指出：“以此论之，虽谓中国前者未尝有史，殆非为过。”等等。可以认为，20世纪初年的梁启超，对“中国之旧史”持完全否定的态度。他的这个认识直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仍有一定的影响。按照梁启超的这些看法，则“新史学”就谈不上对传统史学的继承，而“新史学”的创新或创造也就成了空中楼阁了。
然而，当时的章太炎却不持这种认识。他在重订本《qiú@③书·哀清史》一文开篇写道：“自黄帝以逮明氏，为史二十有二对矣。自是以后，史其将斩乎！何者？唐氏以上，史官得职，若吴兢、徐坚之属，奋笔而无桡辞。宋、明虽衰，朝野私载，犹不胜编牒，故后史得因之以见得失。作者虽有优绌，其实录十犹四五也。”(注：《章太炎全集》(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25、328-329、325、324、328、329、329、330、331、332-333、331-332、589-590、590、590-591页。)这是对中国古代“正史”的肯定。显然，章太炎的这个认识同上引梁启超对中国古代史学的评价有很大的不同，尤其是在对历代正史的评价上更有根本性的区别。这里存在一个有趣的问题：从政治思想来看，梁启超是改良主义者，对于传统应相对保守；章太炎是革命民主主义者，对于传统应比较激进，可是在对待传统史学上，他们的认识恰恰相反。这是为什么呢？我认为，这是梁启超在史学方法上的错位。他提倡“新史学”是必要的，但它完全用“近世”史学的标准去衡量和评价传统史学，从而对后者全部否定，则使自己堕入虚无主义的误区。反之，章太炎是对“近世”史学颇有造诣的学者，但他却能比较客观地来看待传统史学的成就，从而使其在继承和创新的理论与实践上步入较为合理的轨道。当然，章太炎作为一个“反清斗士”，他对于清代史学也有否定过多的言词，所谓“哀清史”，一个“哀”字就充分表明他的态度。这一点，我们不必为章太炎回避。
从下面这一段评论中，我们可以更加深入地认识到章太炎对于传统史学的整体性思考和许多中肯的评价。他在《哀清史》一文所附《中国通史略例》起首写道：“中国秦汉以降，史籍繁矣。纪传表志肇于史迁，编年建于荀悦，纪事本末作于袁枢，皆具体之纪述，非抽象之原论。杜(佑)、马(端临)缀列典章，kǎi@④置方类，是近分析法矣。君卿(杜佑)评议简短，贵与(马端临)持论鄙倍，二子优绌，诚巧历所不能计，然于演绎法，皆未尽也。衡阳(王夫之)之圣，读《通鉴》、《宋史》，而造论最为雅驯，其法亦近演绎；乃其文辩反复，而辞无组织，譬诸织女，终日七襄，不成报章也。若至社会政法盛衰蕃变之所原，斯人暗焉不昭矣。王(鸣盛)、钱(大昕)诸彦，昧其本干，攻其条末，岂无识大，犹愧贤者。”(注：《章太炎全集》(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25、328-329、325、324、328、329、329、330、331、332-333、331-332、589-590、590、590-591页。)这一段话，从司马迁、荀悦到王鸣盛、钱大昕，对许多有影响的史家予以评论，而于评论中是其所是，非其所非，都表述得极简要、真切，其间包含着对古代史家得失的辩证认识。尤为难得的是，章太炎从方法论上对前人作出评价，认为《通典》和《文献通考》近于分析法，《读通鉴论》、《宋论》近于演绎法。他还肯定了杜佑史论“简短”、王夫之史论“雅驯”，批评了马端临的“持论鄙倍”、王夫之的“辞无组织”。他认为乾嘉时期历史考证学是“昧其本干，攻其条末”，等等。总的说来，章太炎对传统史学是在基本肯定的前提下作具体分析，不一概肯定，也不一概否定。从上面这些评论来看，除对王、钱诸人的评价尚可商榷外，所论大致近是。而其字里行间，亦颇多“近世”意识与语境，并非以古论古之见。正因为如此，我们可以有较多的理由和较充分的根据认为：在中国史学从传统走向近代的过程中，章太炎的史学思想，确实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三、章太炎史学思想之二：关于新型《中国通史》的构想
章太炎同梁启超一样，也曾经计划撰写一部《中国通史》。梁启超的《中国史叙论》发表后，他曾致书梁启超表明了这种意向，认为：“所贵乎通史者，固有二方面：一方以发明社会政治进化衰微之原理为主，则于典志见之；一方以鼓舞民气、启导方来为主，则亦必于纪传见之。”他在致吴君遂书中，也再三说到关于通史撰述的问题。(注：参见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上册卷二，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中华书局，1979年10月；《章太炎全集》(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25页。)章太炎关于编纂《中国通史》的思想和计划，见于重订本《qiú@③书·哀清史》篇的附录，即《中国通史略例》和《中国通史目录》。上文讲到，章太炎对历代正史不取完全否定的态度，这是他不同于梁启超的地方。章太炎说的“史其将斩乎”，是指“清史”而言，故有《哀清史》之作。他认为：清史之作，“大凡纪传，财成于史馆，直载其事，顾不详其因缘。私传碑状，虽具道委曲，大抵谀诬也。且贞信以婴戮，则国史不列；便辟以遇主，则草野不讥；朱紫玉石，贸然淆矣。”(注：《章太炎全集》(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25、328-329、325、324、328、329、329、330、331、332-333、331-332、589-590、590、590-591页。)他在另一篇文章《哀焚书》中尖锐地指出：“焚史隐恶，至今而弥甚。”“长国家者不务子孙万世之计，而肆忿@⑤于一@⑥。方是时，则诚满志矣。数世而衰，而斧柯之伐，其则不远。”(注：《章太炎全集》(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25、328-329、325、324、328、329、329、330、331、332-333、331-332、589-590、590、590-591页。)他对庚子之变后，清皇朝诏焚《中西纪事》、《海国图志》等书，尤感悲哀。他的这些话，固然包含着反清革命的激情，但确是揭露了清皇朝对撰写本朝史与涉及本朝史之著述的控制之严，并举出不少实例予以说明。这当是章太炎立志撰写《中国通史》的深层原因。
章太炎关于撰写新型的中国通史有自己的独到见解。其要点有以下数端：
第一，慎重处理“义法”与“事迹”的关系。对于完全更改传统史学“义法”的主张持慎重态度，他写道：“或曰：西方晰人之史，种别为书。若汉之十志与《儒林》、《货殖》诸传，达其委悉，皆可令各为一通，与往者二十二家异其义法。今作史者，方欲变更，虽斩焉无忧也。抑吾未闻事迹不具，而徒变更义法者。夫近事闻其省，不闻其敕，故骋而上襄，以造《中国通史》。”(注：《章太炎全集》(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25、328-329、325、324、328、329、329、330、331、332-333、331-332、589-590、590、590-591页。)可见，他认为仿效“西方晰人之史”，必以阐述“事迹”为基础；若“事迹不具”，仅仅“变更义法”，是不可取的。梁启超批评“中国之旧史”有四蔽、二病，但如何在“新史学”的撰述上加以改进，还须费一番气力。如前所述，章太炎对于古代史家撰述之长短、得失、优绌等，有所分析，而他所撰《中国通史》的主要宗旨是“róng@⑦治哲理，以祛逐末之陋；钩汲眢沈，以振墨守之惑”。(注：《章太炎全集》(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25、328-329、325、324、328、329、329、330、331、332-333、331-332、589-590、590、590-591页。)以今言之，即一方面注重理论，一方面又注重发掘新的史料。
第二，主张“分时”与“分类”相结合。他指出：“西方作史，多分时代；中国则惟书志为贵，分析事类，不以时代封画：二者亦互为经纬也。”即以事类为经、朝代为纬，互相补充。他认为划分时代的作用，“斯在扬榷，大端令知古今进化之轨”；条其事类即“各为科目”的作用，在于“使一事之文野，一物之进退，皆可以比较得之”。他还从教学与研究两个方面指出了分时和分类的优长：“分时者适于学校教科”，“分类者为成学讨论作也”。(注：《章太炎全集》(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25、328-329、325、324、328、329、329、330、331、332-333、331-332、589-590、590、590-591页。)他提出的这个认识，在中国通史撰述的历史和理论上，均属首创，至今仍有现实的意义。
第三，认为对于史书体裁的变革要“能破”、“能立”，做到“以古经说为客体，新思想为主观”。章太炎认为，“史体变迁，亦各殊状”，其中应以反映思想进化为主。他指出：“所谓史学进化者，非谓其廓清尘翳而已，己既能破，亦将能立。”破与立主要不在外在形式，而在研究中贯彻自己的新见解，这就是他说的“以古经说为客体，以新思想为主观”。(注：《章太炎全集》(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25、328-329、325、324、328、329、329、330、331、332-333、331-332、589-590、590、590-591页。)章太炎是赞成“新史学”的，但他的见解显然比梁启超《新史学》所提出的一些看法要深刻得多，包含着批判继承史学遗产的自觉意识。章太炎正是在这种理论指导下，提出了他关于《中国通史》的结构：一是《表》，记帝王、方舆、职官、师相、文儒；二是《典》，记制度；三是《记》，记重大事件始末；四是《考纪》；五是《别录》，记与政法、学术、种族、风教有关的人物。(注：《章太炎全集》(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25、328-329、325、324、328、329、329、330、331、332-333、331-332、589-590、590、590-591页。)这是由五种体例结合而成的一部综合体《中国通史》的框架。清初马sù@⑧《绎史》，已有此意，但他还局限于传统史学的藩篱之内；而章太炎的《中国通史》结构，却注入了“新思想为主观”的历史哲学，反映了中国史学走向近代的过程中在中国通史撰述构想上的新发展。
第四，提倡中外比较和“旨在独裁”的史学方法与治史风格。章太炎认为：“今日治史，不专赖域中典籍。”举凡“皇古异闻，种界实迹，见于洪积石层，足以补旧史所不逮者”，都应予以吸收；而“心理、社会、宗教各论，发明天则，zhēng@⑨人所同，于作史尤为要领”。他主张充分利用神话学、人类学、民族学、考古学的新材料，参考心理学、社会学、宗教学的理论，以扩大史料的范围，丰富历史研究的理论。章太炎尤其强调中外历史比较研究的史学方法，认为：“亦有草昧初起，东西同状，文化既进，黄白殊形，必将比较同异，然后优劣自明，原委始见，是虽希腊、罗马、印度、西膜诸史，不得谓无与域中矣。”这些认识和方法，都反映了以“新思想为主观”的原则。章太炎强调指出：“今修《通史》，旨在独裁，则详略自异。欲知其所未详，旧史具在，未妨参考。”他说的“旨在独裁”，是认为治史应提出独立的创见。司马迁首倡“成一家之言”，刘知几主张“独断”之学，章学诚赞扬“别识心裁”，都力主创新开辟，自成一家。章太炎“旨在独裁”，正是这种治史风格的继承和发扬。他认为：“苟谓新录既成，旧文可废，斯则拘虚笃时之见也已。”(注：《章太炎全集》(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25、328-329、325、324、328、329、329、330、331、332-333、331-332、589-590、590、590-591页。)这说明他的“旨在独裁”的创新精神又是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结合在一起的。综上可见，章太炎关于撰述《中国通史》的理论和方法，有的已超出它本身的范围而具有普遍的意义。
四、章太炎史学思想之三：“当窥大体”的史学批评原则
上面所论章太炎史学思想，均据其20世纪初年的著作。辛亥革命前后，章太炎对《qiú@③书》重订本修订增删，约于1915年出版《检论》一书。(注：详见朱维铮教授所撰《章太炎全集》(三)之“前言”，同前引书。)《检论》卷八收录《哀清史》一文，而其所附则改为《近史商略》。所谓“近史商略”，是讨论宋、辽、金、元、明五史的得失。其间，章太炎提出了不同于通行之说的独到见解，突出反映了他在史学批评原则上的卓识。因此，本文特别提出来予以讨论。
章太炎首先肯定刘知几对“晋后诸史”的批评和吴缜对《新唐书》的纠谬，继而指出：“自是有宋、辽、金、元、明五史，上比先达，不任执鞭，如其得失，亦有可道。尔来谈者，多优《金》、《明》，以《宋》、《辽》、《元》为下，此倒植之论已。”把通行之说提了出来，并断然认为是“倒植之论”，用语分量极重。章太炎所概括的通行之说的根据是：“《元史》叙次疏阔，或一人而再传，此以华夷语隔，事状难理则然。而《宋史》尚亦多误。此《金》、《明》所优也。《辽史》简率，讹误少于《宋》、《元》，其文章雅训，不能如《金》、《明》。”章太炎认为这是“俗人所谓优劣者尔”。(注：《章太炎全集》(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25、328-329、325、324、328、329、329、330、331、332-333、331-332、589-590、590、590-591页。)
针对上述通行之说，章太炎首先提出一个原则性的见解，即：“作史者，当窥大体。大体得，虽小有抵牾，无害。失其大体，而致谨于名氏爵里之间，则史有不如簿领者矣。”(注：《章太炎全集》(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25、328-329、325、324、328、329、329、330、331、332-333、331-332、589-590、590、590-591页。)对于这样一个“作史”的原则，我认为也可以看作是一个史学批评的原则。章太炎依据这一原则，对宋、辽、金、元、明五史进行评论，提出与众不同的批评意见。
其一，《宋史》诸志，似不必过多称道。“若其以益、卫二王，附瀛国公本纪，犹存义法。”《明史》则不然，“以圣安、思文及永历帝，杂在宗室诸王。”“明末三帝不列于纪，而其臣史可法、何腾蛟、瞿式耜，及三朝将相四十余人，皆有列传，此其所事者何主？所立者谁之朝邪？”这就是说，本纪与列传，君主与臣子，不相吻合；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这就违背了“史官之大律”。章太炎指出《明史》这种处置，是“去本干而存支叶，首尾横决，遂至于此，于义为不通矣！纵存忌讳，不当纰缪若是甚也。”对这一段评论，似不可完全用皇朝史标准来看待，其中确有“义法”即体例是否严谨的问题。章氏所论，值得重视。这的确反映出了清修《明史》不如元修《宋史》在气量上来得宽宏。
其二，《元史》“无论赞评议之辞”，固然是其缺憾，然其对于重要历史文献(包括诏书)不加修饰予以照录，不以“文辞鄙拙”近于“方俗俚语”为羞，“盖存其质而已”。对此，章太炎大加称赞。他引用刘知几《史通·言语》篇批评前人作史“讳彼夷音，变成华语”、“华而失实，过莫甚焉”以为佐证，充分肯定《元史》作者“存其质”的表述原则。
其三，《辽史》的《礼》、《乐》、《仪卫》三志，“道其国俗，亦多翔实”。章太炎指出，其所记“虽语近阿谀，而事迹不泯，亦可谓实录矣”。反之，《金史》诸志，“文饰虏俗，匿其素风”，致使“金源旧俗”，“阒寂无闻”。这种“讳其鄙俗，没其土风，而盛道折旋pán@⑩辟之容，文饰太平之美”的记述，实不可取。当然，金朝接受中原文化要更广泛、更深入一些，故有些记载颇有唐、宋气象，但这也有一个发展过程，历史撰述隐去其“旧俗”、“土风”则必然失真，而“旧俗”、“土风”在历史记载上的泯灭，也就造成了永久的遗憾。
总括以上三点，章太炎作出如下结论：“是故以义法条贯言之，《宋史》有统，而《明史》失通也。以典物辞语言之，《辽》、《元》存朴，而《金史》增华也。”这个结论，就是所谓“作史者，当窥大体”的具体说明。今天来看，章氏所论，不无道理。值得进一步指出的是，章太炎还分析了清代学者为什么会形成他所批评的那种通行之说，认为《明史》出于清代官修，不敢訾议；辽、金、元三朝与满洲有相近之处，在“存质”方面亦多顾虑；于是有些人就“独论宋、元二史记述疏舛而已，其是者不敢言也”。(注：《章太炎全集》(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25、328-329、325、324、328、329、329、330、331、332-333、331-332、589-590、590、590-591页。)章太炎的这一分析，对于我们认识清代史学现象及其深层原因，是有启发的。《检论·哀清史》所附《近史商略》，最后还就当时作者所见《清史》“初定叙目”中的“纰缪”，发表诸多评论，这里不一一赘述。
五、结语
章太炎 篇二
一、浙东学派与浙东史学
在浙东这个地域范围内，自宋代以来出现了诸如以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以陈亮为代表的“永康学派”、以吕祖谦为代表的“金华学派”、以杨简为代表的“四明学派”、以王守仁为代表的“姚江学派”、以及黄宗羲开其先，万斯同、全祖望继其后的史学流派，这些派别历来被称作“浙学”、“浙东学派”、“浙东史学”。
各种名称的出现是与一定的历史时期相联系的。最早提出“浙学”的是朱熹。朱熹说：“江西之学只是禅。浙学却专是功利”。当时的永嘉学派、永康学派、金华学派在思想上相通，都讲求功利，与朱熹有较大的分歧，朱熹将它们统称为“浙学”。至明末清初，浙西顾炎武异军突起，与黄宗羲并称为开国儒宗。“浙东贵专家，浙西尚博雅”(注：章学诚：《文史通义》内篇二《浙东学术》。)，浙学遂有“浙东”、“浙西”之分。首倡“浙东学派”的是黄宗羲(注：《移史馆论不宜立理学传书》，见杨向奎：《清儒学案新编》第一卷，齐鲁书社，1985年版，第177页。)，及至有清一代，史学领域为浙东学派所独擅，如梁启超所言：“浙东学风，自梨洲(黄宗羲)、季野(万斯同)、谢山(全祖望)以至章实斋(学诚)，厘然自成一系统，而其贡献最大者实在史学。”(注：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故这一学派又被称之为“浙东史学”亦顺理成章。
诚然，“浙东学术”和“浙东史学”还是有差别的，“学术”的范围比史学大，并包含了史学。但浙东学术的精髓在于史学，这已是历代学者所公认的。朱熹所说的“浙学”，就是偏重在史学上说的。他说：“浙间学者推尊《史记》，以为先黄老，后《六经》，此自是太史谈之学”(注：《朱子语类》卷122。)。又说：“伯恭(吕祖谦)之学大概尊《史记》，不然则与陈同甫(陈亮)说不合。同甫之学正是如此”(注：《宋元学案》卷52)。章学诚说：“浙东之学，言性命者，必究于史”。又说：“南宋以来，浙东儒者，讲性命者，多攻史学，历有师承。宋明两朝，记载皆稿荟于浙东，史馆取为依据。”因此可以这样说，对浙东学派的研究离不开对浙东史学的研究，而浙东史学，又是有特定的学术思想所指导的史学。
从陈训慈1931年《清代浙东之史学》一文问世以来，“浙东史学”作为一个学术范畴进行研究，已被后来的学者所认同和接受，不少史学著作对浙东史学有专题介绍，一些学者开始注意它的源流。
笔者认为，作为史学流派，浙东史学就其形成与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浙东史学形成于南宋。南宋时期，是浙东地区社会剧烈变动时期。政治上，朝廷偏安江南，民族危机十分严重；经济上，商品经济有所发展，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受到冲击；学术上，学无统绪，理学家空谈性理，无法解决现实的政治经济问题。浙东学派的各个分支，永嘉学派、金华学派、永康学派，虽有不同的师承，但在同一时期、同一区域，面对同一社会问题，形成了在学术上有相同旨趣的流派。叶适、陈亮、吕祖谦等浙东学者都积极参与政治，他们或伏阙上书，反对屈辱求和；或身临前线组织抗金，具有强烈的民族精神。在严峻的现实问题面前，他们反对理学家空谈心性义理，提出学术经世。他们经史兼治，注重历史研究，强调从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为现实服务，完成了从心性义理之学到经制事功之学的转变。南宋是浙东史学的形成时期和第一个高峰期。
第二个阶段：清代前期是浙东史学的又一个高峰。南宋以后，朱熹的理学逐渐取得统治地位，影响整个意识形态领域。浙东学术的发展受到严重的影响，元明时期的浙东史学，虽有胡三省、宋濂等史学家的成就，但总体上看处于低谷时期。及至明代中后期，王阳明崛起于姚江，泛滥诸家，批判朱子理学的教条，主张经史合一，学术思想领域开始活跃起来。明末清初，社会政治经济状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资本主义萌芽已有相当的发展，民族矛盾、阶级矛盾错综复杂。余姚黄宗羲师从王阳明弟子刘宗周，得王学之传，兼取各家之长，开创一代学风。他继承南宋浙东学术的事功传统，主张经世致用，把历史研究与当世之务结合起来。万斯大、斯同兄弟是黄宗羲的高足，万斯同以布衣领明史馆，独尊史法；全祖望私淑黄、万，奔走山海之间，搜讨遗音，表彰先哲；邵廷采亦尝问业于黄宗羲，尤善言明末遗事。至乾嘉时期，考据之学盛极一时，浙东仍有邵晋涵、章学诚出，继承黄宗羲之统系，形成浙东史学的第二个高峰。
浙东史学的第三个高峰是在二十世纪初。由于民族危机的刺激，革命思想的推动，西方新思想、新学说的输入，中国学术界出现了急剧变化的新局面。一批进步的思想家以史学为武器，用以分析历史与现实问题，寻找救国的道路。在浙江，温州有宋恕、陈黻宸、孙诒让等人，他们的学术思想远承南宋陈傅良、叶适的永嘉学派，近袭清初黄宗羲的学说。绍兴蔡元培受同里平步青、李慈铭影响颇深。戊戌后到杭州筹办师范学校，结识陈黻宸、宋恕、章炳麟，过往频常。章太炎原名炳麟，因仰慕黄宗羲(太冲)、顾炎武，故别号太炎。原籍余姚，世居余杭，尝自称余姚人(注：《余姚文史资料》第二辑有《章太炎为何自称“余姚人”》一文。)。其思想感情、治学方法都与浙东学派相近，世人亦把他看作浙东人。如宋恕在《日记》中称其为“余姚”(注：《宋恕集》第935页。)。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说：“炳麟少受学俞樾，治小学极谨严，然固浙东人也，受全祖望、章学诚影响颇深”。他们以杭州、上海为中心，过从甚密，或促膝相谈，或信件来往，学术旨趣，皆究心于史。浙东史学此时又呈现出新的景象，成为当时“新史学”思潮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二、浙东史学的成果
以往论浙东史学成果，大多局限于清朝宁、绍一带的黄宗羲、全祖望、章学诚等几位史学大家的著述。本文试图通过对宋以来史学史资料的钩沉、爬梳，力求较全面地反映浙东史学的面貌。
《春秋》经、传的研究。浙东学者倡言“六经皆史”，经史并治，因此很重视对《春秋》和《左传》的研究。事功史学的开创者薛季宣就著有《春秋经解》十二卷，《春秋旨要》二卷。陈傅良继承师说，著有《春秋后传》、《左氏章指》。吕祖谦著有《春秋左氏传说》、《春秋左氏传续说》，另有史论体的《东莱左氏博议》二十五卷，以《左传》所载史实为题，发挥其政治、哲学、伦理观点，在当时有较大的影响。此后有金华王柏的《读<春秋>记》，《左氏正传》；许谦的《<春秋>温故管窥》、《春秋三传疏议》；宁波王应麟的《春秋考》；万斯大的《学<春秋>随笔》；邵晋涵的《<春秋左氏传>札记》等外，最有成就的是章太炎的《<春秋左氏传>读》。章书在对古文献进行广泛研究的基础上，发挥他在文字音韵学方面的长处，由文字音韵入手，诠释《左传》中难解的古言古字、典章名物，疏正《左传》体例、叙事和立论所含的本义，使世人不得不承认《左传》为信史。
《通鉴》学的研究。浙东学者推崇编年体史书，历代浙东学者都有对《通鉴》、《续通鉴》进行研究的，丰富了《通鉴学》研究的成果。薛季宣有《资治通鉴约说》，陈傅良的《建隆编》是将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宋太祖一朝事迹削繁补阙，系以论说而成。叶适门人戴溪著有《通鉴笔议》，薛子长有《续通鉴论》。金履祥著《资治通鉴前编》，上起尧舜，下接于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之前；王应麟有《通鉴地理考》，专考《通鉴》所涉地、山、川名。另有《通鉴地理通释》，是一部系统论述我国历代疆域政区沿革与军事地理的专著。王应麟门人胡三省，著有《资治通鉴音注》、《通鉴释文辨误》等，在通鉴学上占有重要地位。
典章制度的研究。浙东学者主张经世致用，重视历代典章制度的研究。薛季宣就有《汉兵制》、《九州图志》、《薛常州地理丛考》。陈傅良的《历代兵制》是通史性的军事史。吕祖谦著有典制体《历代制度详说》，涉及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各方面，探讨古今典章制度的利弊得失，旨在于为南宋王朝提供历史借鉴。《礼》是三代旧制，是古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万斯大、斯同兄弟在《礼》学和史学方面也作出成绩。万斯大著有《学礼质疑》、《周官辨非》、《仪礼商》、《礼记偶笺》等。定海黄氏父子，专长“三礼”。黄式三，好以经明史，其子黄以周著《礼书通故》，章太炎称其书可“与杜氏通典相比隆”。孙诒让的主要成果有《周礼正义》。为了经世的需要，1901年他还写了《周礼政要》，以期能为当时的新政措施提供借鉴。
学术史的研究。开创学案体学术思想史修撰是黄宗羲，他著成《明儒学案》后，仍发凡起例，撰著《宋元学案》，仅成一半初稿。其子黄百家续撰数卷也去世了。全祖望在黄氏父子遗稿基础上继续工作，到道光年间经王梓材等人校补修茸此书才得以完编而印行于世。余姚邵廷采，其史学承黄宗羲之教，在学术史方面有《明儒王子阳明先生传》、《明儒刘子蕺山先生传》、《王门弟子所知传》、《刘门弟子所知传》(传未成，仅有序)、《姚江书院传》等。宋恕的《六斋卑议》中有丰富的学术史思想。
人物传记类。入明以后，浙东史家重视遗民的表彰。万斯同有《明季两浙忠义录》、《两浙名贤录》等；邵廷采撰《宋遗民所知录》、《明遗民所知录》，以表彰宋、明遗民的忠义节气。全祖望著有《鲒qí@①亭集》，所载内容多半为明清间之掌故，其通过纪传碑志，汲汲表彰浙东抗清不屈之士。
史论、史评类。浙东史家还擅长史学评论，叶适《习学纪年序目》；吕祖谦《东莱博议》；陈亮《酌古录》；王应麟《困学纪闻》、《通鉴答问》；胡应麟《史书占毕》；黄宗羲的有关史《序》；章学诚《文史通义》；邵晋涵的《四库史部提要》；李慈铭《越缦堂读史札记》；宋恕《六字课斋津谈》；陈黻宸《独史》；章太炎《qiú@②书》等都有精彩的史论与史评。其中章学诚的成就最大，《文史通义》明确提出并论述史学范畴中的“经世致用”、“六经皆史”、“圆神方智”、“史义史德”等重要命题，对中国古代史学作出了系统的理论性总结。
乡邦文献的整理。浙东史学重视乡邦文献的编撰整理，通过人物传记、年谱，以发掘乡贤事迹；修撰地方志、书籍目录，以保存文献；编辑刊刻乡贤遗著，以传承学术。宋代王应麟有《四明文献集》；元代吴师通的《敬乡录》收录婺州人物，先述事迹，附诗文于后；袁桷作《四明志》；明代宋濂撰《浦江人物记》、《浦江文艺录》；郑柏有《金华贤达传》；应廷育有《金华先民传》；王yī@③有《义乌宋先达小传》；黄宗羲辑有《姚江逸诗》、《姚江诗略》，著有《四明山志》；万斯同有《两浙名贤录》、《明季两浙忠义录》；全祖望撰《钱忠介公年谱》、《张仓水年谱》，笺注《困学纪闻》，辑《续甬上耆旧诗》，编《天一阁碑目》、《四明洞天旧闻》；平步青注意整理乡邦文献，张岱的《陶庵梦忆》、黄宗羲的《南雷文约》、全祖望的《鲒qí@①亭集》、章学诚的《实斋札记抄》等，平氏都曾批校、整理刊刻过；孙诒让著有《温州经籍志》、《温州古甓记》，辑有《永嘉郡记集本》，其与父孙衣言合辑的《永嘉丛书》，汇集了诸如《习学纪言》、《浮zhǐ@④集》、《浪语集》、《止斋集》等历代永嘉学者的著述；蔡元培还批校整理了李慈铭的《越缦堂日记》。
新史学的建设。清末民初，正是中国学术思想新旧交替之时，随着维新运动的深入，西方思想的输入，中国史学领域也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这一时期的浙东史学仍继承前辈经世致用的传统，站立在新史学建设的前沿。陈黻宸的史学著作主要有1902年在《新世界学报》上发表的《独史》、《地史原理》以及《京师大学堂中国史讲义》、《中国通史》等，其史学思想已明显受西方资产阶级史学思想的影响。在他的史学理论中，已涉及到“史学者，合一切科学而自为一科者”；“未有书契以前，自有未有书契之史”；“史者，民之史也”；在方法上已介绍西方的“统计之史”；在“良史”条件上，提出“史质”、“史情”、“史时”、“史权”。陈黻宸提出了自己编写新体中国通史的设想。在观点上，以西方进化论历史观为指导；在内容上突破封建史学以帝王将相为中心和以政治史为基干的狭隘格局，引入“民史”的概念；在方法上，突破传统史学方法的束缚，充分吸收政治学、社会学、地理学、经济学乃至近代生物、化学、数学等自然科学的成果与新方法；在表现形式上，他所设计的新体中国史包括八表、十录和十二传。这是我国近代继梁启超《中国史序论》(1901年)后的又一种新编中国通史的大纲。蔡元培在20世纪初撰写的《中国伦理学史》是近代第一部接受西方思想的伦理学史，他参考了日本和西方的有关著作，写成章节体，在绪论中对一些基本概念作了区分。这部著作对于文化史、思想史的开拓有较大的作用。在近代思想文化史方面，他的《五十年来中国之哲学》、《中国的文艺中兴》、《三十五年来中国之新文化》都有较高的水平。章太炎在学术上的成就是多方面的，但莫不以史学为依归。从《qiú@②书》到《检论》，经作者多次修订，反映了章太炎政治思想和学术思想的演变历程。从所附的《中国通史略例》、《中国通史目录》、《近史商略》等篇，可以看出章太炎有著《清史》和新编《中国通史》的打算，这也为当时“新史学”的建设起了积极的影响。
三、浙东史学的特点及其价值
浙东史学家尽管生活的时代不同，治史的重点也不尽相同，但他们从历史观点到治学方法上都有相近之处，互相传承，如梁启超所说的“厘然而自成一系统”，在以下几个方面形成鲜明的特色。
1、重视历史观的探究
浙东学派中，在历史理论上最有建树的当属章学诚，然章氏的理论往往多承受于浙东前辈学者。如“道不离器”的朴素唯物论的观点，就有本于薛季宣所说的“道无形埒，舍器将安适哉？”(注：薛季宣：《浪语集》卷23《答陈同父》。)叶适的“物之所在，道则在焉”(注：叶适：《习学纪言序目》卷47《皇朝文鉴一·四言诗》。)和黄宗羲“道、理皆从形、气而立”(注：黄宗羲：《子刘子行状》卷下。)的看法。又如章学诚重视历史与现实的相互联系，认为历史发展是“有因有革”的，这也可溯源于南宋浙东学者吕祖谦、陈亮的有关论述。关于历史发展动因，章学诚有如违背民心所愿，即使圣贤也不能建功立业，推动历史发展的思想。浙东史学前辈吕祖谦就有“合群策，集事功”、“藉众人之力而共建”的思想(注：见潘富恩、徐余庆《吕祖谦评传》第9章。)。以上思想在后来的章太炎、蔡元培、陈黻宸的著作中也都有所体现。
2、重世务，贵事功
永嘉学派的创始人薛季宣，“其学主礼乐制度，以求见之事功”。陈傅良从薛季宣游，深得薛氏经制事功之精髓。他编撰《历代兵制》就是为南宋统治者取以为鉴的。吕祖谦认为“学者当为有用之学”(注：吕祖谦：《左氏传说》卷5。)，他写的《历代制度详说》就从涉及经济、政治、军事及国计民生等方面的十五种制度入手，讨论其因革损益，分析历代制度的利弊，以为当世之用。叶适论史，处处注意联系实际，如他论纪纲、论用兵、论理财、论民族关系等，陈古刺今，无不以历史经验结合南宋现实而发。黄宗羲称赞宋代事功学说：“永嘉之学，教人就事上理会，步步著实，言之必使可行，足以开物成务”(注：《宋元学案》卷52。)。他的《明夷待访录》、《明儒学案》都体现了经世致用的思想。章学诚在《文史通议》中更是不厌其烦的反复阐明其经世致用的学术宗旨。历代浙东学者重视对《春秋左传》和《周礼》的研究，就是出于经世的目的。清末新史学思潮更是经世致用的产物，宋恕、蔡元培、章太炎、陈黻宸、孙诒让等无不热心投入社会政治运动，关注社会改革变迁。宋恕、章太炎等把自己参与所办的报纸就命名为《经世报》，针对当时有人看不起经世之学，宋恕还在《<经世报>序》中指出：“古无所谓经学、史学也，学者学经世而已矣！理者经世之的；数与文者，经世之器；而经、史、诸子者，经世之师承也……今白种诸国，莫不以经世为学”。从章太炎、陈黻宸的史学论著及其所订编史体例来看，也都可明显地感受到经世致用的精神。
3、经史并治的旨趣
明确提出“六经皆史”说的，是清代的章学诚。其实章氏这一命题是继承浙东前辈思想而来的。薛季宣说：“《春秋》者何？鲁史记之名也”(注：薛季宣：《浪语集·经解春秋旨要序》。)。吕祖谦说：“观史，先自《书》始”(注：《东莱别集》卷7《与张荆州敬夫》。)。而在叶适那里，更已形成六经皆史的思想的刍形。他说：“《书》起唐虞，《诗》止于周，《春秋》著于衰周之后，史体杂出而其义各有属，尧舜以来，变故悉矣”。王阳明也认为“《春秋》亦经，《五经》亦史。《易》是包牺之史，《书》是尧、舜以下史，《礼》、《乐》是三代史”。章太炎也是把经学做作为史学来看待的，在这一方面他是深受叶适、章学诚等人影响的(注：见诸祖耿：《记本师章公自述治学之功夫及志向》，《章太炎学术年谱》山西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由上述可见，六经皆史思想是浙东史学一脉相传的思想。因此，浙东学者重史而不废经，经史并治，故能在史学领域取得不凡的成绩。
南宋以来，空谈性理的宋学已在学术上占据统治地位。浙东史学作为其对立面而存在，“言性命必究于史”，主张“六经皆史”，经史并治。不少浙东学者受古文经学的影响，把汉儒治经的方法运用到治史上，他们的对古史的研究重点放在《左传》、《周礼》上，形成求实考信的治史态度和以注疏考据为主的治学方法。吕祖谦撰《大事记》，以《左传》、《竹书纪年》等书纠正了《史记》不少纪年上的错误。叶适也多用考据的方法证明“六经”为先秦史籍，而非孔子所作。王应麟的《困学纪闻·考史》，对“十七史”、《通鉴》、《纲目》、《唐鉴》、《续通鉴长编》等书都有所考辨。开全面考评历代史籍之先河。胡三省的《通鉴注》“凡纪事之本末，地名之异同，州县之建置离合，制度之沿革损益”都有所疏释。黄宗羲强调治经“必明证于史籍而后足以应物”，其研究《周易》，对卦象的解释，许多地方都是以史证经，排除历来对卦象的神秘主义说教，还其古代文献的地位。上述传统对乾嘉时期的学风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到全祖望、邵廷采、章学诚的时代，考据方法已成为治学的主要方法。但浙东史学能坚持它“经世致用”的原则，不为考据而考据。因此在乾嘉时期，大多学者在埋头故纸之时，浙东学者仍能取得诸如“明史研究”、《宋元学案》、《文史通义》之类的重大创新成果。晚清以来，黄以周、平步青、李慈铭等走的仍然是考据的路子，至孙诒让熔经世致用与章句考证为一体，故有《周礼正义》、《墨子间诂》等经世巨著的问世。宋恕、章太炎更是在古文经学的基础上，提出变法改革的主张，形成一派区别于康有为、梁启超一系的维新变法力量，为重振“浙学”树起了鲜明的旗帜。
4、在历史编撰学上的贡献
章太炎 篇三
关键词：章太炎；援佛入老；近代化；比较研究；现实关怀
章太炎是近代著名的“有学问的革命家”，这种特殊的身份使他在近代环境下阐述先秦诸子的思想理论价值，具有其独到之处。就老子而论，章氏的研究在近代老学史上具有不可磨灭的地位，学界对此也有研究。但对章氏研究老子所显现的学术特点则似着墨不多。以下试简论之。
一、援佛入老
章氏早年虽对宗教作过批判，但对佛教情有独衷。在他思想中，佛教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他认为，先秦诸子“惟以师说为宗，小有异同，便不相附，非如后人之忌狭隘、喜宽容、恶门户、矜旷观也”。佛教与之不同。又引用《成唯识论》中的话说：“佛家有言，何等名为所熏，若法平等，无所违逆，能容习气，乃是所熏。此遮善染，势力强盛，无所容纳，故非所熏。若法自在性，非坚密能受习气，乃是所熏。此遮心所。及无为法，依他坚密，故非所熏。此可见古学之独立者，由其持论强盛，义证坚密，故不受外熏也。”这里以佛教标准评论中国先秦诸子。佛教思想已经渗入到他学术思想的各个方面。在很多著作中将先秦诸子学说和佛学互相比附解析。
有人评价章氏“先是由儒入佛，次则以佛反儒、以佛解庄，最后是儒释道互补”。他不但以佛解庄，而且还援佛解老。他说：“《大乘入楞伽经》唤作菩萨一阐提，经中明说：‘菩萨一阐提，知一切法本来涅盘，毕竟不入。’像印度的文殊、普贤、维摩诘，中国的老聃、庄周，无一不是菩萨一阐提。”因此把老子思想、佛学互融。他表示：“所以老子的话，一方是治天下，一方是无政府，只看当时人情所好，无论是专制，是立宪，是无政府，无不可为。仿佛佛法中有三乘的话，应机说法。老子在政治上也是三乘的话，并不执着一定的方针，强去配合。……这是老庄的第一高见。就使维摩诘生在今日，必定也主张这种议论，发起这种志愿，断不是只说几句慈善事业的话，就以为够用了。”
章氏佛老互解使老子学说呈现出一番新气象。他认为老子中最重要的概念“道”，按照韩非《解老》中的解释，“道”就“犹浮屠之言如耶”。将老子眼中的世界本源等同于佛教“如耶”的概念。又如《老子》“宠辱若惊”章，章氏解释说：“人我之谓身，烦恼之谓患。夫‘灵台不可持’者，断法我见也。不少留人我见者，其志则一往趣寂，无利万物之情；‘涤除玄览’者，断所知障也。不少留烦恼障者，其志则厌苦人世，不能悲恫以应群生之求也。若是者，宁足以托寄天下者邪！夫吾无身者，吾无患矣。斯乃桑门小乘尫劣之行，怖生恶死，而期于远离五阴。彼大乘者，适贵其身与患俱，未遽避患也，”在这里，章氏认为老子“宠辱若惊”思想与佛理相似。因为有人我之身，所以有烦恼之患，也因此才能“悲恫以应群生之求”，这就是大乘精神，才能为天下所寄托。
此外，章氏在《国学略说》、“菿汉三言”中多有佛老互解的论述。限于篇幅，不再列举。我们知道，以佛解老自佛教东传时即已产生。僧侣“格义”就大量借鉴老庄的术语来解释佛经，通过中国化的语言使佛教能在中土生存发展。因此以佛解老的实质乃以老证佛。而章氏则与此不同。他是要在近代中国传统文化在受到西方冲击下重新整合儒释道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在章氏晚年，他经过深思熟虑后认为：“佛、孔、老、庄所讲的，虽都是心，但是孔子、老、庄所讲的，究竟不如佛教的不切人事，孔子、老、庄自己相较，也有这样情形，老、庄虽然高妙，究竟不如孔子的有法度可寻，有一定的做法。”目的还是要融通儒释道，重构新时代中国传统文化谱系。
二、诠释的近代化
20世纪初，西方各种学术思想、方法纷至沓来，对中国近代学术的影响不言而喻。作为一位开拓型学者兼革命家，章氏积极研究和传播西学。藉西学论老子者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注意发掘老子学说的哲学思想。胡适评价章太炎诸子学研究贡献时说：“到章太炎方才于校勘训诂的诸子学外，别有一种有条理系统的诸子学。”这就是说章氏诸子学研究主要是从学术思想上阐释，而非简单的校勘训诂。章氏自称：“盖学问以语言为本质，故音韵训诂其管钥也；以真理为归宿，故周秦诸子其堂奥也。……惟诸子能起近人之废。”又说：“今日治史，不专赖域中典籍。凡皇古异文，种界实绩，见于洪积石层，足以补旧史所不逮者。外人言支那事，时一二称道之，虽谓之古史，无过也。亦有草昧初启，东西同状，文化既进，黄白殊形，必将比较异同，然后优劣自明，原委始见，是虽希腊、罗马。印度、西膜诸史，不得谓无与域中矣。若夫心理、社会、宗教各论，发明天则，烝人所同，于作史尤为要领。”章氏对老子的研究显示出初步的近代化倾向。他对老子研究，很少涉及文本方面的训诂校勘，更多的是对老子思想层面上的诠释。他注意到老子的政治学说和哲学理论，“中国头一个发明哲理的，算是老子。”此类论述在章氏论著中所在皆有，毋庸多举。
其次，在诠释老子学说时常与西方思想相互比较，力图沟通中西。如章氏认为老子学说中蕴涵着进化论思想。“《庄子·天运》说孔子见老聃，自言论先王之道，明周召之迹，一君无所钩用。老子答以六经先王之陈迹，时不可止，道不可壅。此言世务日移，不可守故也。孔子三月不出，复见曰：‘丘得之矣。乌鹊孺，鱼传沫，细要者化，有弟而兄啼，久矣夫，丘不与化为人。不与化为人，安能化人’。老子曰：可，丘得之矣。此正今之进化论尔。先说群生孶乳，次有弟而兄啼者，自然洮汰，后来居上，即所谓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以此推证，而故迹之不可守，明矣。故曰丘得之矣。”老子“知生存竞争，自然进化，故一切以放任为主。”所谓老子有进化论思想是章氏在接触西学后产生的看法。之前的严复就有这种观点。
在西方科学观念引进的大环境下，章氏也深受影响。因此在论说老子时也常有科学观念影响的痕迹。如他认为老子是中国泛神论之祖。“或者谓孔子亦有天祝、天丧、天厌、获罪于天等语，似非拨无天神者。按：孔子词气，每多优缓，而少急切之言；故于天神未尝明破。然其言曰：鬼神之为德体物而不可移。此明谓万物本体，即是鬼神。无有一物而非鬼神者，是即斯比诺沙之说。泛神者，即无神之逊词耳。盖孔子学说受自老聃，老子言象帝之先。即谓有先上帝而存者；……无物非道，亦无物非鬼神，其义一致。此儒皆主泛神之说。”泛神论者，即无神论也。又说老子“本是史官，知成败祸福之事悉在人谋，故能排斥鬼神，为儒家之先导。”充分肯定了老子在打破迷信鬼神论上的地位和价值。所谓老子具有无神论思想无疑受到当时西方近代科学观的影响。
要之，虽然这种简单的中西学说的沟通略显粗糙，但这种积极的学术探索是二十世纪初中国传统学术向近代学术转变中所必须经过的阶段。它启发人们的思维方式，开拓人们的学术视野。从这种意义上说，章氏诠释老子的近代化是应充分肯定的。
三、注重比较、联系的研究
章氏研究老子，不是孤立地就老子论老子，将其置于整个先秦诸子学术的大背景之下，注重纵向、横向比较，以凸显老子思想。在诸子中，老子的学术活动时代要先于孔、墨、庄、韩非等人，他们之间学术有内在联系，也有极大区别。如老、庄虽同为先秦道家重要的代表人物，庄子继承了老子的学说。如老子、庄子都有自然之说。他说：“老子云‘道法自然’，太史论老、庄诸子，以为归于自然。自然者，道家之第一义谛。”又说：“其（庄子）褒之（老子）以‘至极’，尊之以‘博大真人’者，以其自然之说，为己所取法也。”可见两人学说有相同点。但同时，章氏又揭示了两者的差异。这是章氏老子观中颇为新颖独到的见解。请看：“夫庄周愤世湛浊，己不胜其怨，而托卮言以自解。因以弥论万物之聚散，出于治乱，莫得其耦矣。其于兴废也何庸？”“庄子晚出，其气独高，不惮抨弹前哲，……其术似与老子相同，其说（心）乃与老子绝异，故《天下篇》历叙诸家，已与关尹、老聃裂分为二。”“老聃据人事嬗变，议不逾方。庄周者，旁罗死生之变，神明之运，是以巨细有校。”“《庄子·天下篇》自言与老聃、关尹不同道。老子多政治语，庄子无之。庄子多超人语，老子则罕言。虽大旨相同，而各有偏重，所以异也。”“庄子自言与老聃之道术不同，‘死与，生与，天地并与，神明往与。’此老子所不谈，而庄子闻其风而悦之。”
由上可知，章氏认为老子主张积极入世，参与现实政治活动，而庄子则游离于现实之外，主张万物各得其所，逍遥自在。历来老庄合称，为何两人有差异呢？章氏解释个中原因说：“庄在老后，政治之论老子已足。高深之论，则犹有未逮，故庄子偏重于此也。”章氏认为老子主要着重于政治思想，哲理上有所欠缺。庄子之论则多偏向于哲学思考。同时，章氏认为庄子个性“其气独高”，所以“不欲以老子之权术自污也。”
章氏认为法家人物韩非、李斯学说“实道家之变”，尤其是韩非《解老》、《喻老》两篇更是诠释老子思想的最佳作品。前期法家人物管仲、申不害、商鞅都是吸取了老子之学。老子与法家都主张专制。
此外，章氏还将老子思想与墨子、孔子作比较。如关于老子“不尚贤”和墨子“尚贤”，老子、孔子、墨子三家都崇尚节俭，老、孔均排斥鬼神，诸如此类几家思想的比较不一而足。
总之，章氏都是在先秦诸子文化的大背景下，以长时段的眼光审视老子思想，注意各家学说的比较、联系的考察，从而更深入地理解老子与其它诸子学说之间的内在联系和区别。这种广阔的学术视野是章氏老学研究中的一个优点和贡献。
四、强烈的现实关怀
章氏被称为“有学问的革命家”，在清末民初，积极投身于革命事业，因此他的治学就难免有为革命服务之意存在于其间。他说：“吾闻处竞争之世，徒恃国学不足以立国，而吾未闻国学不兴而国能自立者也。”应该说，章氏研究老子，也受到当时时势的影响，是有其政治目的的。他在《论佛法与宗教、哲学以及现实之关系》的演讲中再次论述了学术与现实的密不可分：“文明野蛮的见，最不容易消去。无论进化论政治家的话，都钻在这个洞窟子里，就是现在一派无政府党，还看得物质文明，是一件重要的事。何况世界许多野心家。所以一般舆论，不论东洋西洋，没有一个不把文明野蛮的见横在心里。学者著书，还要增长这种意见，以至怀着兽心的强国，有意要并吞弱国，不说贪他的土地，利他的物产，反说那国本来野蛮，我今灭了那国，正是使那国的人民获享文明幸福。这正是尧伐三子的口柄。不晓得文明野蛮的话，本来从心上幻想出来。只就事实上看，什么唤做文明，什么唤做野蛮，也没有一定的界限，而且彼此所见，还有相反之处。……文明野蛮的见解，既先打破，那边怀挟兽心的人，到底不得不把本心说出，自然没有人去从他，这是老庄的第一高见。……唯有把佛与老庄和合”，才是“救世应物的第一良法。”这段话以庄子为主，兼及老子，明确批判了现实中所谓的文明和野蛮，要求以老庄思想消除这种文明、野蛮概念。无疑，这是针对当时章氏所处的外部环境立论的。
章氏论老子具有现实针对性还表现在论述老子与孔子之间的关系。他在早期探讨孔老关系时说：“孔学本出于老，以儒道之形式有异，不欲崇奉本师，而惧老子发其覆也。”这种孔老关系“令人联想到康有为如何对待廖平，以及戊戌后他对梁启超自立门户而无可奈何的‘近典’”。这是章氏针对其论战对象康有为而言的。又如章氏一方面认为“老子不尚贤，意在防篡弑之祸”，“以为不尚贤则不争”，另方面又对此表示异议：“若民主政体，选贤与能，即尚贤之谓。尚贤而争，宜矣。”认为老子的不尚贤思想只适用于专制社会，若在民主政体社会，则选贤与能是天经地义的原则。这又是章氏以其资产阶级革命者身份追求的理想社会之标准来批判老子。再如章氏抨击老子、孔子企图走中间路线是“与他本人摒弃了温和的改良主义，坚决主张革命是有关系的”。综上可见，这些强烈为现实服务的论点显而易见与章氏身处的时代影响和政治活动需要有密切联系。但有时过于拘致于“致用”，而影响了学术的“求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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