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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论文 篇一
论文摘要：伴随建设用地的迅速增加，越来越多的农民失去了土地，从而失去了赖以生存、发展和保障的物质基础。为失地农民构建合理的社会保障制度是城市化进程中的必然选择，也是政府应尽的责任和义务。实践证明，工业化和城市化是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实现现代化的唯一途径。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建设也进入快速扩张期。
一、我国城市化和失地农民现状分析
（一）我国的城市化发展沿革及现状分析。
对于城市化，不同学科有着不同的理解。一般认为，所谓“城市化”，就是指乡村人口比重逐渐降低，城镇人口比重稳步上升，居民的物质水平和生活方式逐渐向城镇性转化和强化的过程。我国“十五”发展规划强调，要把“发展小城镇作为推进城镇化的重要途径”，同时提出了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多元化的城镇化发展战略，中国城市化进入加速期。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统计显示：截至2007年底，我国共有城镇人口约5.94亿，目前全国共有设市城市655个，建制镇约2万个，已初步形成以大城市为中心、中小城市为骨干、小城镇为基础的多层次的城镇体系。
据有关方面预计，今后我国每年将有1200万
（二）我国的城市化进程中产生了大量“失地农民”。
城市化的程度是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文化、科技水平的重要指标，也是其社会组织程度和管理水平的重要标志。中共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是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然趋势，要逐步提高城镇化水平，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国家人口发展研究战略课题组2007年9月11日的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指出，按人口城镇化水平年均增长1个百分点测算，今后20年将有3亿农村人口陆续转化为城镇人口。而伴随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大量农村土地被征用，无疑会产生“失地农民”这样一个庞大的社会群体。
首先，应该认识到农民失地不仅是我国城市化发展的必然，更是农民自身发展的需要。正如党的十六大所提出的：解决“三农”问题必须统筹城乡社会经济发展，要对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提高农业的竞争力，为农村经济发展开拓新的空间，为农民增收开辟新的途径。让更多农民离开土地，在工业化、城市化的牵引下完成人口与资源的优化组合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前提。可见，农民失地不仅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也是时代进步的需要。科学、合理地离开土地，顺利融入城市生活，符合广大农民的愿望和利益。
其次，应该认识到城市化进程加快的结果应该是改善农民的境况，而不是导致农民处境恶化；应该是缩小城乡差距，而不是扩大社会不公。我国当前的现实是，尽管农民在失地后能够按照国家法律规定得到相应的补偿，但由于现行土地征用制度的不完善，失地农民处境令人担忧。有关调查显示，46%的农民失地后生活水平下降，由此引发的社会矛盾也时有发生。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于建嵘表示，农村土地纠纷正在成为影响当前农村社会稳定和发展的首要问题，如果不妥善解决好失地农民问题，必定会对我国的经济发展造成影响。
当前，土地是农民参与社会发展、分享经济成果、规避各种社会风险的唯一途径和最后一道安全网，土地对于农民社会保障功能一般涉及6个方面：第一，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第二，提供就业机会；第三，提供可供后代继承的权利；第四，提供资产增值的保障；第五，提供可直接获得的经济收益；第六，避免重新获取时支付大笔费用。一份来自上海市的调研数据显示：耕地面积指数与上述各种保障功能指数之间呈线性关系（见下表）。
表：耕地面积指数与各种保障功能指数之间关系土地效用基本生活保障效用就业机会效用直接经济收益效用子女继承效用征地后可以得到补偿效用避免重新获得时支付大笔费用效用
均值0.34250.12360.2140.045770.26610.01165
方差0.010400.017370.017390.007210.022670.002194
可见，在城乡分割的二元政策环境下，土地不仅是农民基本生活收入的来源，也为农民就业、养老、医疗、意外等提供了物质保障。在当前土地征用制度不完善、传统的“土地换就业”的安置方式逐渐失灵、失地农民家庭经济基础极为薄弱的情况下，一旦风险发生，就会给失地农民个人和家庭造成巨大危机，这不仅不利于三农问题的彻底解决，也将是我国城市化进程的桎梏和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隐患。
二、我国失地农民社会保障现状分析
对于因农地征用所引发的各种社会矛盾，笔者以为，现行土地征管制度存在的产权模糊、法律规定不明确以及征地补偿标准不科学等缺陷固然难辞其咎，然而缺失专门针对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制度，从而导致部分失地农民沦入“种田无地、就业无岗、保障无份、创业无钱”境地，才是问题产生的直接原因。建国以来，我国农村实行的是“以群众互助和国家救济为主的社会保障制度”，广大农民被排除在国家的一般社会保障之外。1980年以后，我国开始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土地福利均分”的原则下，把土地分给农民，并以此作为保障农民基本生活需要的手段，为农民的土地保障和家庭保障提供了制度安排。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导致了大量农民丧失了赖以生存和保障的土地，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政府普遍采用了下面几种安置方式。
1、货币安置。即按照《土地管理法》的相关规定对被征地农民给予适当的经济补偿，作为失地农民未来生存和发展的保障。然而这种安置存在三个弊端，一是安置标准不一。由于各级政府制定土地补偿标准时把征地用途作为重要的参考依据，导致用途不同的土地获得的补偿款差异较大，有悖公平原则，引起农民的强烈不满。二是补偿标准过低。现行《土地管理法》规定，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的总和，不得超过土地被征用前3年平均产值的30倍。这种补偿办法不仅难以准确地反映被征用土地的经济价值，而且无法保证被征地农民的生活水平不因征用土地而下降。
2、“土地换就业”安置。即由征地单位以及原集体经济组织安排失地农民从事如保安、保洁、保绿等工作。这种安置办法在短期的确可以为失地农民提供就业保障，
3、“土地换社会保障”安置。这是目前一些发达地区积极探索的新安置思路，也是受到许多专家学者青睐的安置办法。大体做法是按照从集体的土地补偿费和个人的安置费中扣除一部分资金，国家从土地的出让金中拿出一部分资金，农民自己提供一部分资金的原则，建立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基金，为失地农民提供社会保障。乍一看，这种思路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然而仔细推究起来无论在理论上还是现实上都值得商榷。首先，从理论层面分析，基本社会保障是具有公共品特征的，是公共财政理念下政府应承担的职责。既然我国城市居民能够无偿享用基本的社会保障，那么失地农民为什么需要通过“换”的形式来拥有这一权利呢？
可见，我国当前并没有针对失地农民行之有效的社会保障制度，在农地征用补偿制度存在严重缺陷的前提下，农民失去土地不仅意味着失去了赖以维持生计的物质资料，更意味着医疗、养老等一系列社会保障权利的丧失，必将成为引发多种社会矛盾的导火索和制约城市化进程的瓶颈。
三、构建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确保城市化进程的顺利推进
（一）构建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是城市化进程中不可或缺的环节。
目前，失地农民问题已经引起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各级政府也采取了诸如改革现行征地制度、适当提高农民的征地补偿费、解决失地农民补偿款拖欠问题等多种举措。不可否认，这些措施在维护失地农民的利益、稳定失地农民的情绪、缓解社会矛盾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同样应当看到，单靠改革现行征地制度、提高征地补偿标准不仅不能彻底解决失地农民可持续发展的问题，更无法为因城市化进程加快而不断增加的失地农民提供切实有效的社会保障。
可见，只有加速建立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制度，将失地农民的征地补偿款与筹集建立失地农民社会保障资金相挂钩，制定针对失地农民的持续有效的社会保障制度，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失地农民的后顾之忧，打破城市化进程的瓶颈。
（二）构建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的政策建议。
1、我国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构建的原则
（1）建立之初的低水平原则
尽管经过多年的改革和发展，我国的经济实力得到快速提升，但我国目前社会保障的财政状况并不乐观，仅城市养老保险一项就已经出现严重的收不抵支，加上隐性债务，国家财政压力极大。而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失地农民的数量必将不断增加，这无疑会进一步加大财政支出的负担，加之社会保障本身具有刚性，保障水平一旦确立就难以降低，因此结合我国国情，失地农民社会保障水平在建立之初宜采用较低标准。
（2）能够保障失地农民基本生活的原则
社会保障制度是包括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社会救济、优抚安置、社会互助等在内的一个完整体系，最基本的要求是保障社会成员的基本生存权利。在现有经济条件下为失地农民建立的社会保障也必须以能够维护失地农民生存权利为原则。值得提及的是，这不仅是构建失地农民社会保障的原则，更是政府应尽的职责和义务。
（3）兼顾公平和效率的原则
公平和效率是建立社会保障制度不可回避的问题，建立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也是一样。所谓公平就是要为每个符合条件的失地农民建立社会保障，而效率则是既要保证失地农民的基本生活，又不会影响他们工作的积极性。这就要求社会保障制度水平的制定必须科学，如果水平过低，则无法维持失地农民的基本生活，有悖公平；水平过高又会使其沉迷于社会保障网络之内，不求进取，损失效率。
2、构建失地农民社会保障的具体政策建议
（1）建立失地农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社会成员生存权得到保障的标志，也是实现社会保障最基本的要求。因为失去土地，不能享有土地带来的各种社会保障，失地农民有别于传统意义上的“农民”；同时，由于不能和城市居民一样享有最低生活保障，他们又不同于城市居民。可以说，失地农民是游离于“农民”和“居民”之间的“边缘人”，他们为我国城市化贡献了赖以生存和保障的土地，理应享受到最低生活保障。目前农村社会保障尚未立法，在制度建设基本空白的情况下，应尽快将失地农民纳入城市最低生活社会保障体系当中来。笔者认为可以借鉴当前浙江的“城乡一体化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对月收入不足低保标准的失地农民补足到低保标准，对不符合低保的特困老人和已纳入低保仍较为困难的老人实行救助，尽快实现最低生活保障上的城乡一体化。
（2）建立失地农民养老保障制度
长期以来，我国广大农民实行以家庭保障为主，依靠后代供给的养老模式。随着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推行，这种模式必然导致后代负担的加重和养老风险的增加。而对于失地农民来说，丧失了土地这一最后的保障物无疑将进一步增大养老的风险。失地农民养老保障制度的建立，必将对维护社会稳定、推行计划生育基本国策起到不容忽视的作用。笔者认为，可以借鉴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模式，通过地方政府和村集体共同出资，建立失地农民养老保障统筹账户，统筹层次暂以县级为宜；通过个人从安置补助费中列支的资金建立个人账户，实行统账结合的养老保障模式。同时，在劳动与社会保障部门或财政部门设立专门从事失地农民社会养老保障基金的管理机构，单独建账、专款专用，收支两条线。
（3）建立失地农民医疗保障制度
城市化论文范文 篇二
1我国城市园林绿化没有长远发展规划
城市园林作为城市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部分城市园林绿化由于缺乏长远发展目标，而导致园林绿化出现种种问题。部分城市园林一味的重视植物品的种，利用嫁接、枝条以及种子等渠道和形式种植的多种植物品种，这些不同的植物尽管与园林物种多样化要求相符，但是由于没有统一规划，而导致城市园林杂乱，养护成本提升；部分城市园林只是一味的种植各种名贵品种或者是外地树种，从而导致园林丧失整体协调性以及整体美感，再加上这些植株不能适应本地环境、适应期缩短、驯化期减少，进而导致资源浪费情况出现，养护成本上升；部分城市只重视园林绿化的面积以及发展速度，只种植单一树种，过于重视植株的数量，导致园林绿化丧失其独有的多样．进而导致园林绿化的自我调节能力减弱。另外由于城市绿化缺乏一个统一、有效的规划以及发展目的，进而出现各个地区园林绿化未来发展目标、城市品味、设计形式雷同等问题，导致城市丧失自己独有的优势与标致，进而导致城市品味下降。由于长远规划目标的缺乏，部分城市出现园林绿地被侵占、使用面积缩小、滥砍滥发等问题，导致园林绿化成本提升，浪费众多人力、财力以及物力。
2我国城市园林绿化缺乏养护
资金无论是城市园林绿化的设计、建设阶段，还是后期的养护阶段，均需相关部门投入大量的资金，所以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直接影响到其园林绿化养护能力。一些城市政府及其居民由于不能认识到城市园林绿化的社会价值、经济价值，只看重于经济发展，而忽视环境建设，所以城市园林绿化养护工作得不到充分的资金保障，进而导致城市园林绿化面积、水平以及质量大为下降；部分城市受到经济发展落后的影响，，对园林绿化养护方面的资金投入不断减少，进而导致部分园林景观被商户、居民、建筑随意侵占，园林景观得不到应有的养护，导致园林景观丧失其得有的功能。
二提升我国城市园林绿化发展速度的有效手段
1制定统一的城市绿化发展规划
在进行城市园林绿化时，需基于该地区的景观风貌、地形地势以及城市文化等制定有效、整体、长期、合理的城市园林绿化规划。在选择植株时，需尽量选用养护成本地、生命力旺盛、节水能力更强、抗旱或者是抗涝能力较强的本地植株。同时还需要根据生态学原理，种植绿化植物，并对城市绿地结构做出正确的调整，另外还需充分利用本城市及城市周边的各个花卉市场、大型苗圃种植基地等，以增长绿化植株的适应期以及驯化期。另外在引进植株时，应对各种林木以及苗木进行严格、全方位的检疫，防止盲目引种问题的出现，防止由于各种外来原因，如林木携带病虫等导致本地区出现病虫害问题。在制定长期规划发展目标时，应减少重复拆建问题的出现，减少资金以及资源浪费情况的出现。在对城市园林绿化以及建设风格进行选择、设计时，需充分考虑到本城市的历史积淀、特色以及品味等，设计出符合本城市发展以及居民需求的园林，使得城市园林成为该城市的一道风景，成为城市居民休憩、娱乐的场所，防止抄袭或模仿问题的出现，保持城市向多样化发现发展。对于环境污染较重的重工业城市或北方地区，首先应划分出重点绿化调整地段，并多加种植空气净化能力强、具有很强的抗污染作用、可抵抗烟尘的植株，利用植株缓解环境污染，以期达到改善生态环境的作用。
2优化我国城市园林绿化规范
城市园林绿化发展问题出现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由于没有有效、合理的制度规范，就此应以现行
3提升园林绿化养护力度
首先各地方政府需认识到城市园林绿化的价值以及重要意义，制定明确的园林绿化发展目标，同时提供给园林绿化更多的发展资金，同时建立专门的园林养护机构，以推动城市经济发展，促进社会前进。城市园林绿化养护相关管理机构，在进行园林养护工作时，不仅要对园林植株进行适当修建以及病虫害防治，更重要的是对城市园林的使用者，也就是城市居民进行相应的宣传教育，使城市居民具有绿化意识，使城市居民可以自觉的维护园林环境，可以自觉制止破坏园林环境的行为，同时城市园林相关管理人员要依据相关规定，制止、处罚破坏园林环境、乱砍滥伐发行为，有效保障城市园林的实用性以及观赏性。
三结语
城市化论文 篇三
大连位于亚洲东北部，历史时期即战国、秦汉以来对这一地区的统治将决定对整个东北亚地区的影响，东北亚地区包括日本、朝鲜半岛、中国的东北地区和内蒙古、蒙古国和俄罗斯的远东地区，由于多数地区亦为汉字文化圈，而这也促使文化交流频繁。战国以来大连地区经历了汉民族及十六国时期的前燕和前秦、后燕、高句丽、辽、金、元、清等少数民族政权的先后统治，特殊的历史发展，政治、经济、文化因素的影响产生这一地区各民族人口的流动和融合，进而形成了文化的多元面貌，文化的多元性是文化生命力的所在，代表各时代、各民族文化特点的文化遗产集中在历史时期的大连地区，正是“富于生命力和流动性、追求创新和自由精神”的文化特色的有力见证。历史发展到近代，东北亚地区的核心位置、沿海且优良的气候条件，使得大连地区在东北亚政治、经济、文化的战略意义更加重要。为了满足对外扩张和资源掠夺的需要，沙俄和日本展开了对大连地区的占领和争夺，从而形成近代大连城市。从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中国失败，此后日本占领了旅顺，1897年—1904年沙俄强行租借旅顺口和大连湾，建立商业港口城市，名为达里尼市，在旅顺建立亚瑟港海军基地。1905年日本打败沙俄，俄国撤出，由日本占据达里尼市，并将这座城市重新命名为大连，直到1945年苏联红军解放大连，日本对大连进行了40年的殖民统治。大连城市形成与发展时期的文化遗产是这一地区被迫接受战争洗礼，战争发动者和殖民侵略者侵占大连并掠夺中国资源， 沙俄和日本殖民者将大连作为其在远东地区的贸易枢纽、获取情报和进一步对外扩张、掠夺中国及亚洲资源的桥头堡，客观上促成了近代大连成为以航运贸易为主要功能的港口城市，并奠定了其在东北亚地区政治、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无论是作为港口城市，还是殖民者和各种政治力量角逐的需要，都使得近代大连成为中国，甚至亚欧地区人口流动的新的目的地，各种文化在这一地区的交流和碰撞更加剧烈，新的文化元素的融入，大连逐渐向国际化都市发展，也使得“富于生命力和流动性、追求创新和自由精神”的城市特色文化最终形成。大连城市的特色文化在今天仍然得以保持与发展，一方面是历史和自然的客观因素吸引了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群涌入这里，另一方面作为东北亚航运、贸易中心和桥头堡的功能定位，良好的投资环境更加吸引了来自中国本土、东北亚甚至世界各地的人们选择这里寻求获得自由的生存、发展的机遇，城市特色文化又被赋予
二、博物馆群是对城市文化遗产整体保护和展示的有效方式
“城市博物馆群是一个或几个大型博物馆为龙头，通过与相近周边的博物馆的合作与交流而形成的利益共同体，大小博物馆形成‘结构有序、功能互补、整体优化、共建共享’的镶嵌体系，体现出大小博物馆互动、区域一体为特征的高级形态，其本质是结构和功能的互补与互动。”博物馆群的建立可以实现一定区域内物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整体保护，建立在一定的区域范围内，不同规模、不同等级、不同职能的博物馆依据地域条件相互制约和依存的统一体，通过博物馆资源的互补，集合力量推进区域博物馆整体发展，提升地区文化遗产的保护效果。城市博物馆群是城市特色文化的标志，在它出现之前，城市特色文化的标志物分散在各处或各个博物馆当中，他们之间缺少相应的联系和连接，城市的特色文化很难形成整体性的面貌。城市博物馆群具有很强的集聚效力，它的建立可以产生城市文化遗产资源的有效整合，更好地发挥博物馆在遗产保护和教育上的功能。博物馆群以收藏、研究、教育资源较强的博物馆为龙头，以主题� 博物馆群的存在可以提升城市博物馆整体服务公众的能力。目前城市中的博物馆多以中小型为主，藏品、人力、物质资源欠缺，竞争力薄弱，通过博物馆群的建设，可以改变中小博物馆的生存环境，以收藏、研究、展示、教育实力较强的博物馆为龙头，集合中小博物馆的各项资源，围绕大的主题项目开展博物馆工作，研究人员和藏品资源以主题项�
三、结合遗产分布特点建立不同类型的博物馆群
大连地区县市级以上不可移动文化遗产包括史前遗址到近代建筑近400余处，各类收藏可移动文化遗产的国有博物馆10余座，博物馆类型丰富，包括历史艺术类、自然史类、各种专题类、纪念类。大连地区的发展经历史前到近代，跨度很大，而且伴随历史的发展，人群活动的核心区也逐渐沿海岸线由北向南，由海洋向陆地迁移，文化遗产的分布也十分广泛，地域环境也十分复杂，有的分布于山区，有的分布在今天人类活动的城区周围。博物馆的定义规定了博物馆具有文化遗产的保护、教育、欣赏功能，面对分布于大连城市各区域的文化遗产，结合遗产分布和遗产本身的类型、特点，探索多种类型的博物馆群保护模式，可以更好地发挥博物馆的功能。依据不同的标准可以产生不同类型的博物馆群。“从空间布局形态的角度分类，可分为团状、线状、环状。从馆群构成性质的角度分类，可分为综合类、历史类、科技类、艺术类。”博物馆属于公共活动空间，博物馆群同样具有公共活动空间的意义。大连城市中市民休闲的公共空间包括街区、广场、公园、滨海、山地、村落等，文化遗产也主要分布在这些环境之中，可以结合遗产分布的空间特点和遗产类型特点建立不同模式的博物馆群。
1.广场博物馆群模式。
2.历史街区博物馆群模式。
主要代表是旅顺口区，旅顺口区由众多历史街区构成，其中最具代表的是太阳沟历史街区，也是博物馆的主要集中区域，在这片区域里，有着大批的老建筑群，其中很多建筑都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研究价值，最主要的包括旅顺博物馆、罗振玉旧居为代表的名人旧居群、大和旅馆、日本关东军司令部旧址等，以及俄、日、中各色建筑。此外，在旅顺博物馆附近还有大连老爷车博物馆、万忠墓纪念馆、日俄监狱旧址、白玉山等多处历史遗址类博物馆。旅顺口区遗址、遗迹丰富，整个区域可以单独构成一个呈现近代旅顺与大连历史为主题的博物馆群落，目前国内已有相关可以借鉴的案例，如重庆红岩联线博物馆群运作模式。红岩联线是以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为核心，聚集了城区内以中国革命历史为主题各纪念性博物馆形成的博物馆群，管理范围包括以红色革命为主题的数十个遗址、人物故居、纪念馆、博物馆，由文化事业单位重庆红岩联线文化发展管理中心统一负责管理。“统一运作的红岩联线博物馆群模式创新之处，在于能在组织结构上不断快速变化及多元发展，红岩联线的法人治理机构包括党委会、理事会、行政管理、专家决策咨询委员会及学术委员会、职工代表大会。管理体制在资源整合，人员管理，强调向公众宣传城市在近现代历史上的重要性，革命先烈为追求爱国理想而献身的精神，成为重庆博物馆群鲜明形象的定位。”旅顺口区由于近代历史文化遗产丰富，借鉴红岩联线的遗产保护和管理模式，可以更好地整合移动和不可移动遗产资源，为进一步发掘和揭示旅顺乃至大连在中国及世界历史发展中的地位发挥积极的作用。以旅顺博物馆为核心，发挥其藏品和人力资源的优势，开展教育活动，组织观众开展对太阳沟文化遗产现状、遗产价值的学习和考察活动，引发公众对于太阳沟历史文化街区的关注。
3.景区博物馆群模式。
城市化论文 篇四
【关键词】 城建；档案管理；城市文化建设
引言
在城市建设中，会存在一定的痕迹，人们可以从城市建设中感受城市的魅力，城市立体真实的还原了所属文化，标志性建筑能够反映出城市的文化，及其当时的城市理念，经过时间的推移， 城建过程中会形成城市档案，其真实的记载了城市建设中的不同文化，人们对城市文化的了解，并非简单的了解城市外貌，更要深入挖掘其内涵，城建档案则能够帮助人们更好的了解这些城市文化。
1 城市文化内涵及其与城建档案管理的关系
1.1内涵
城市，就如同一本打开的立体的书，其风貌能够表现出城市文化的本质。城市精神风貌，涵盖的内容比较多，是由包含物质环境与人文素质体现的精神面貌等在内的城市整体综合素质工程。其中，（1）、硬件因素，主要是城市体现出的物质的、人为的、直观性强的风险，是物质文明时间与空间的有机整合，也是人日常生活的舞台，充分体现了人类的聪明才智与创造能力。其主要包含城市建设群、道路铺设、交通体系、工艺雕塑、活动场所、植被绿化、环境建造、通讯设备的完善、文化体育硬件设备的建造、公益环境设施、城市空间规划及群众日常娱乐活动场所。（2）、软件因素，主要是内涵，包含精神层面的，可以通过感官体会到的熏陶与陶冶情操的人文环境。人文环境又可细分为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积淀、民情风俗传播与感染、城市文化理念的认识、道德展现、文娱活动的丰富性、全民素质教育、义务教育水平与等级、价值观、社会风气与舆论导向、群众间的和谐相处、城建的合理规划、综合治理水平、设备的智能化与先进化，信息流通与获得的及时性、文化感染力程度。
1.2城建档案管理与城市文化的关系
城建档案，主要是对城市建立与完善中各项工作包含的文化要素的记录，其自身涵盖了丰富法内容，在城市精神文明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城建档案，是对城市政治、经济、科技与文化等方面发展水平与时代差异的表现，一个城市的城建档案，体现了这个城市的丰富文化资源与底蕴，也是非常重要的城市历史文化遗产。在城市文化建设中，有计划、组织及规范化的城建档案管理，有条不紊的记录城建各个环节，并保存好，为城市文化建设的科学稳定发展，奠定良好基础。
2 城市文化建设中，城建档案管理发挥的作用
随着城建档案资源的不断丰富、形式多样、保存与传播的电子信息化水平日益提高，城建档案管理的潜在文化建设功能日益明显。通过合理开发与利用，在城市文化建设中，充分发挥城建档案管理作用。“以史为鉴、存史育人”，城建档案管理，可以引导人们更好的认识城市进步与发展，向世界展示自身的文化层面。在城建档案资源开发中，发掘与城市文化建设相匹配的内容，并加强宣传与利用，推动城市文化建设发展的基础上，便于社会各界更好的认识城建档案，从而充分发挥城建档案工作对城市文化建设的作用。对城市发源建造及其溯源进行研究，利用宣传教育、文物展览、直观的音视频文件或宣传片的支座，加深人们对所在城市文化知识的印象，更加热爱城市，这些宣教活动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
3 通过城建档案加强城市文化建设的策略
3.1加强档案编制与研究
对于城建档案编研，要严格依照相应的专题，合理挑选、分析、研究、综合、编排及评价等手段分析城建档案相关内容，编辑资料，进行城建服务的研究工作。将原本分散、专业性强的城建档案信息集中起来，使之系统与通俗化，将生硬的文化与图片转换为大众喜闻乐见的产品。同时，加强城建档案信息化建设，拓宽群众城建档案的使用渠道，充分发挥其文化效益。
3.2加强交流与宣传教育
在新时期，文化理念推陈出新，通过价值表现其魅力，文化竞争应运而生，文化冲突也不断出现。而文化冲突问题的解决，离不开整体文化的协调。整体文化是对文化，只有认同城市，才能更好的与文化相融。城建档案通过文字或图片记录了城市文化的发展，很多城市不熟悉本城市原有面貌，城市档案的作用也就不言而喻的。在档案记录中，群众可以明白的了解建筑意义，或城市过去的样子，产生心理共鸣，以此增强市民对城市的认同感。城建档案馆的责任主要是引导群众了解城市的旧貌，在为群众展示城市文化过程中，可以借助展览或放映技术，宣传城市文化，还可选择市民喜欢的方式，合理利用档案馆中的丰富资源，为城市居民耐心的宣传城市文化。
3.3对声像档案资料加强收集
在城建档案管理中，声像档案也是非常重要的内容，其记录了城市的规划、建设与管理过程的重大活动与事件，记录了有历史意义的建筑、构筑、名胜古迹及市容市貌，记录了城市的地理封锚特征，城乡建设前后风貌、景观、城市变迁与社会风情等。对于历史古建筑，或可能消失的城市风貌，甚至居民生活习俗，城建档案馆可主动向民间征集，或利用声像技术将其固定并保存好，做好城市文化变迁的记录。相较之气体形式的城建档案，声像档案更加直观，完善的记录了城市风貌。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城建档案是对城市建设变迁轨迹的一种记录，是重要的城市历史文化遗产，为城市建设提供了重要的文献与原始记载。在城市建设与保护中，城建档案工作人员要坚持对历史负责的态度，重视城建档案资料的建立，确保历史文化遗产能够在城市发展中长久的流传下去。
参考文献：
城镇化发展论文 篇五
1户籍情况的介绍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一直以来是制约我国人口流动的主要因素。在新乡市农民户籍调查中，在问到户口所在地与居住地是否相同时，有84％选择“相同，都在农村”，15％的选择“不相同，居住地在农村，户口在城镇”，有1％的选择“相同，都在城镇”。经调查发现，15％居住地与户口所在地分离的原因是当地实施农村社区建设，有一部分社区属于试点社区，在政策上有所优惠，凡是首批入住社区的农民都得到城镇户口，并享受城镇的社保等公共服务。但是，仍然有84％的农民是农村户口，对这部分农民是否有进城落户的想法，进行了进城意愿方面的调查。笔者提出一个假设性问题，如果允许农民转为城镇居民，那么进城落户的意愿有多强烈，调查数据显示，有76％的选择“进城生活”，19％的选择“继续留在农村，保持现状”，3％的人选择“无所谓”，仅有2％的人选择“其他”。通过进一步了解，选择“继续留在农村，保持现状”的人年龄一般较大，舍不得脱离故土或者家中有常年生病的亲人需要照顾，也有一部分的人觉得城市的消费水平较高，生存较为困难。但是，大部分人希望进入城市生活，这对推进城镇化的建设是一个积极的动力。为此，调研组得出结论，新乡市在解决农村户籍制度方面已经迈出了一大步，除了已经拿到城镇户口外，还有大部分农民有强烈的进城意愿，适当转换农村户口性质有利于进一步推进城镇化，释放巨大的经济效益。2房屋拆迁情况说明新乡市城镇化建设进一步促进了农村房屋的拆迁进程。调查数据显示：有89．3％选择“房屋已经被拆除”，9．2％选择“没有被拆除”，1．5％选择“已被列入拆迁范围”。按规划未来全市农村都要转换为新型农村住宅社区。农民房屋被拆迁后农民利益是否会受损，拆迁补偿方式是怎样的？笔者对此进行调查发现：调研政府拆迁补偿方式时数据为，“集中建房”比例最大，占到93％，“货币补偿”仅为3％。据了解得知，当地的政策规定的补偿方式就是“集中建房”，农民按比例将原房屋进行估价，置换农村社区房屋，采取多退少补的形式进行。而采取货币补偿方式的是一些房屋处于交通要道附近，政府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所占用，在一定的博弈中产生。在农民房屋拆迁的调查中，政府采取集中建房的方式主要原因是其财政紧张，没有能力采取货币补偿，这对乡镇的拆迁的进度造成了一定的影响。政府可以借鉴外部经验，采取灵活多样的拆迁方式，这样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减少基层拆迁矛盾。3职业结构分布对当地农民的就业结构情况调研数据显示：“企业务工”占41％，这主要是由于当地的产业集聚区吸纳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促进了就业结构的转换；“务农”占32％，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暴露出当地农业分散经营，没有形成合作社或者产业经营，阻碍了农民就业结构的转换；22％的“务农兼打工”，农忙时种田，农闲时进入工厂打工，这不利于农民专业化地进行生产，同时，也给企业带来了用工的不稳定；4％的“个体户”，但这类个体户也进行了改变，由从前农村开小卖部进入到农村社区开大型超市，一定程度上也进行了就业转换。我们认为，在推进城镇化的过程中，应注重农民就业结构的转换，只有解决了就业方式的问题，才有利于农民生活方式、市民意识的转变。
二、城镇化进程中产业发展状况
1产业集聚现状及成效新乡市在走人口转移型与结构转换型相结合的新型城镇化道路方面进行了积极实践，加强了产业基地建设、培育壮大了各类产业基地，在适应乡镇企业扩张、承接东部产业转移、促进农村二、三产业发展、引导农民创业就业等方面取得明显成效。目前，新乡市规划有37个产业集聚区，建成27个，其中13个获得省级确认。产业集聚可以促使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产业基地的发展也引起了新一轮的农民工返乡潮，返乡创业农民工6600人，创办企业5800余个，带动10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近转移就业。产业基地的发展促进了有效就业、有力地推动了民营经济的发展壮大，成为新乡市新的经济增长点，也为城镇化的建设提供了经济方面的支持。产业集聚基地是优化经济结构布局、提升区域综合竞争力的有效发展载体和平台，构筑新型工业化体系、承接东部产业转移、推动农民创业、促进中小城镇建设方面发挥着巨大的作用。2产业集聚显现出的现实困境调查显示，新乡市产业集聚基地促进了产业集约、集群、集聚发展，为承接产业转移、发展农村二三产业和促进农民创业就业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仍存在一些问题。（1）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缺口较大。据了解，产业集聚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呈现出规模大、建设周期长等特点，且主要靠政府投资，由于地方政府财力有限，筹资困难，导致基础设施建设相对落后，生活服务设施和中介机构等公共服务平台建设跟不上。目前，还未找到解决资金问题的办法，这严重地影响了产业集聚区的进一步扩大，进而对统筹城乡造成一定的影响。（2）金融系统的相关扶持政策不够完善。受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部分中小企业为了降低生产费用，纷纷由东部沿海地区向中西部进行转移，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中原地区产业集聚区中小企业市场竞争的激烈化，中小企业规模较小，为了进一步扩大市场占有率，只有进行规模的再扩大，然而，规模的扩大除了进行资金的自我积累外，还必须得到金融机构或资本市场的响应支持。但是，在产业集聚区内金融系统的相关扶持政策和扶持措施还不够完善，大多数企业缩减投资，导致部分企业运转困难。（3）土地制约瓶颈明显。新乡市处于中部地区，土地面积较广，但是，由于人口众多，人均土地面积占有量较少。在城镇化的过程中，新乡市坚持粮食生产不放松、坚持保护耕地的方针政策，给产业集聚区的建设带来了一定的下行压力。产业集聚区的建设需要大面积的土地作为载体，面对有限的土地资源，保护耕地与不断扩大的产业集聚区的矛盾逐渐显现。（4）产业规模小、层次低。新乡市共计规划了37个产业集聚区，其中有13个被列入省级规划产业区。这13个产业积聚区，工业总产值超50亿元的仅3个，最高的新乡市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区总产值仅80．50亿元，其他24个集聚区更是规模较小。影响产业规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也是系统的，正是由于上面所说的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缺口大、金融系统相关扶持政策不够完善、土地制约瓶颈明显这三个方面，才造成产业区产值不容乐观的必然局面。因此，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先解决上述三个问题，用运系统的观点协调解决。
三、结论
城市化论文 篇六
应当说，从不同学科的基本特征出发，给予“城市化”不同的概念和内涵，是学术史上的正常现象。值得重视的是，无论学者们给予“城市化”多少不同的概念，有一种“较为主要的提法”已被多数学科所接受，这就是：人口向城市集中的过程即为城市化，因为，社会是一个以共同物质生产活动为基础的人口集团，城市作为一个重要的社会单元，必定集中一定数量的人口；而人口集中的来源必然来自农村。较早提出这一概念的埃尔德里奇(H.T.Eidridge)认为：人口集中的过程就是城市化的全部含义。人口不断向城市集中，城市就不断发展。人口停止向城市集中，城市化亦随即停止。（注：参见于洪俊、宁越敏：《城市地理概论》，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1983年版，第17-18页。）《大英百科全书》的定义是：
城市化(Urbanization)一词，是指人口向城镇或城市地带集中的过程。这个集中化的过程表现为两种形式，一是城镇数目的增多，二是各个城市内人口规模不断扩充。（注：北京市社会科学研究所城市研究室选编：《国外城市科学文选》，贵州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页。）
由此可见，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乃是城市化的核心所在。
城市化也是中国近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本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尤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随着城市史研究在国内外的普遍展开，人口流动与中国近代城市化的研究已经取得相应的成就，对此进行学术史意义上的检讨，或许会对中国近代城市史的研究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一检讨中外学者关于中国近代人口流动与城市化的研究历程，以本世纪70年代为分界，我将此分为两个阶段。
早在本世纪20年代，中国社会的人口流动和城市化现象即已引起学界重视。然而，直至70年代初的整整半个世纪中，本领域的研究仍然主要停留在有关资料的整理方面，“足够系统的研究”尚未出现。著名社会学家陈达先生在其“写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中”的英文本《现代中国人口》中如此写道：
国内的迁徙运动，是最普通的一种移民运动。在近几十年来，一直进行着乡村与都市的人口移动，这种移动的结果，不断地使许多年青人从乡村徙入都市里，包括长江流域和沿海各城市如上海、无锡、汉口、广州及天津等地。潮水似的继续不断的徙民都是来自乡间的。虽然移民运动的进行，其吸引力及离心力究是如何，还没有足够系统的研究，但大量人口朝向都市流入，确是普遍的事实。（注：陈达：《现代中国人口》，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7-88页。）
国内对本研究领域的关注首先出现在20、30年代活跃的社会学界。1929年由世界书局出版的吴景超的《都市社会学》首开中国城市社会学的先河，该书简明扼要地指出了都市社会学的研究范围，介绍了西方都市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并对都市经济、人口、区域和控制进行了初步论述。一些研究中国人口问题的著作也开始涉及此一领域，如1922年由上海世界书局印行的黎世衡的《历代户口通论》，就有根据海关报告整理的各商埠人口资料和10万人口以上都市表。193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许仕廉《中国人口问题》（此
20年代以降，农民离村问题成为中国社会严重问题之一，初步统计对此进行研究的论文至少在20篇以上。其中最有份量者，乃是《东方杂志》第三十四卷，第十五号（1937年8月），第二十二——二十四号（1937年12月）连载的吴至信的《中国农民离村问题》专文。该文分农民离村之时代背景、原因、数字分析、出路、社会影响、展望、结论七部分，对此问题进行了较为全面而系统的研究。另一篇重要的研究论文是地理学家竺可桢先生的《论江浙两省人口之密度》（《东方杂志》第二十三卷，第一号1926年1月），该文在研究江浙两省人口密度的基础上，对江浙地区人口在一万至十万以上的城邑进行统计分类，并与全国及世界主要国家进行了对比。
日本学者对本领域的研究具有自己的学术风格。20-70年代，加藤繁、佐伯富、中村治兵卫等人对明清乃至民国时期中国的集市作了大量细致的研究，其中一些论文对区域性乃至全国性的集市人口作出了统计或估计。（注：参见（美）施坚雅(Skinner)“十九世纪中国的区域城市化”，注释20，原文载Skinner.G.W.ed:TheCityinLateImperialChina,Stanford.StaofardUniversityPress,1977。按，笔者至少见到施坚雅此文的三种中译本，即青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第2辑；天津教育出版社1989年出版《城市史研究》第1辑；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研究——施坚雅式》。惟《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有注释译文，后两种均删去未刊（或未译？），亦属憾事。本文以下引用施坚雅此文者，均依前者。）加藤繁的《清代村镇的定期市》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该文根据康熙、乾隆以来，以至光绪、宣统和民国时期的大量方志，考察了直隶（河北）、山东、山西、河南、福建、广东、广西七省各州县的定集市，并尽可能地估计了各州县定集市的平均人口。（注：原文载1936年2月《东洋学报》第23册第2分册，中译文见加藤繁《中国经济史考证》第三卷，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另一位不应忘记的日本学者是饭田茂三郎。1934年10月，根据饭田茂三郎在“望月军四郎氏基金中国问题讲座”的演讲稿，由洪炎秋、张我军合译《中国人口问题研究》由北平（北京）人人书店刊行，该书专辟“中国人口的都市和村落别的构成”一节，对30年代初的中国都市化提出看法。另外，在1929年《社会月刊》第一卷第六号上，还刊登过曾任上海《每日新闻》及《上海周报》记者的田中忠夫《中国农民的离村问题》一文，该文分农民离村的沿革、农民离村的数量、农民离村的质量，农民离村的原因、农民离村的类别、农民离村的时期、农民离村的职业、农民离村的影响，共八章近两万言，对此问题进行了全面的论述（比吴至信同题文章早8年）。
大洋彼岸美国学者也对本领域资料的整理和初步研究作出了贡献。笔者所见最早的此类资料整理是夏之时(FatherRichard)的《中华坤舆详志》，辑录范围主要限于20世纪头十年。（注：FatherRichard:ComprehensiveGeographyofChineseEmpire.）此后40年均有城市人口资料的论著出现：如史杜弗(stuffer)在《中华归主》中辑录了1922年的数据；（注：Stuffer:TheChristionOccupationofChina.）杜格谢夫(Boris.p.Torgasheff)在其论文《中国城市人口》中辑录了1920年代末的城市人口资料；（注：TownPopalationinChina,TheChinaCriticApril3.1930）GleenT·Trewartha则综合40年代以前的各种资料，著有《中国城市：数量与分布》；此类资料集大成者乃为莫里斯·B·厄尔曼(ullman,morrisB)的著作《大陆中国的城市1953-1958》。施坚雅和珀金斯(DwightH·perkins)均认为此书是此类资料最为完整的一部。（注：参见施坚雅“十九世纪中国的区域城市化”《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第二辑，第54-55页，帕金斯《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年)》，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386页。）
70年代以前，美国对中国近代城市研究中最富理论色彩的是施坚雅的集市体系理论。1964-1965年施坚雅的长文《中国农村的集市贸易和社会结构》连载于《亚洲研究学刊》（注：Skinner.MarketingandSocialStructureinRuralChina,JournalofAsiaStudies24.1-3。），在德国学者克里斯塔勒(walterchirstaller)中心地理论的基础上，施坚雅根据其在1949-50年间在四川成都东南25公里处的集市高店子所作的田野调查以及对许多定居海外的大陆移民的采访，并参阅各地方志和其他出版物，提出了这样一个基本论点：同下一级的中心地相比，上一级的中心地能够提供更为专门化的货物供应，并拥有更为广阔的腹地。据此，施氏还划分出了五个等级的中心地：基层集市、中型集市、中心集市、地方城市、区域城市。
应当说，40年代陈达先生概括的本领域缺乏“足够系统的研究”局面一直沿续到70年代。1966年，新当选的美国亚洲研究会主席奈特·毕乃德在其题为《现代化与近代初期的中国》的就职演说中，仍然不无遗憾地讲道：
十九世纪中叶以来近代交通运输和商业的扩展以及十九世纪末以来近代工业的扩展，为城市发展提供了非同一般的刺激。虽然这种发展与现代化的大部分其他方面的发展一样，首先出现在外国控制的通商口岸，但在1919年以前，纯粹的中国城市也在一定程度上成长起来。遗憾的是，这个时期中国人口的可靠数据几乎没有，也几乎没有人去把分散的资料收集起来，以说明城市化的趋势。（注：奈特·毕乃德《现代化与近代初期的中国》，译文见（美）西里尔·E·希等主编《比较现代化》，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版，第218页。）
二七十年代后，本领域研究开始打破长期沉寂的局面，而新局面的出现首先来自美国汉学界。
大体而言，七十年代以前，美国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主要受费正清(Johnk.Fairbank)为代表的“冲击——反应”模式(Impact-respensemodel)和利文森(JoesphR.Levenson)为代表的“传统——近代”模式(tradition-modernitymodel)的影响，认为中国社会基本上处于一个长期停滞的状态，循环往复而缺乏突破传统社会框架的内部动力，只有到19世纪中叶遭遇西方冲击后，才发生向近代社会演变的剧变，柯文批评其为典型的“西方中心论”。六、七十年代之交，在美国方兴未艾的历史反思潮流中，年轻一代的史学家一面尖锐地批评“西方中心论”的弊端，一面又倡导以中国为出发点，以实证的研究成果向其发起挑战。柯文将此概括为“中国中心观”(china-centeredApproach)，并将其特点归纳为四点：
(1)从中国而不是从西方着手来研究中国历史，并尽量采取内部的（即中国的）而不是外部的（即西方的）准绳来决定中国历史哪些现象具有历史重要性：(2)把中国按“横向”分解为区域、省、州、县与城市，以展开区域与地方历史的研究；(3)把中国社会再按“纵向”分解为若干不同阶层，推动较下层社会历史（包括民间与非民间历史）的撰写；(4)热情欢迎历史学以外诸学科（主要是社会科学，但也不限于此）中已形成的各种理论、方法与技巧，并力求把它们和历史分析结合起来。（注：柯文著、林同奇译《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65页。）
斯坦福大学人类学系的“怪杰”施坚雅先生是“中国中心观”的代表人物，而其主编的《晚期的城市》（注：G.WilliamSkinner,TheCityinLateImperialChina.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97.）则将晚清城市史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该书按不同主题分为三编，每编各收入论文五、六篇，并冠以施坚雅所撰的专题导言，其中施氏本人的《十九世纪中国的区域城市化》、《城市与地方体系层次》、《的城市发展》等重要论文均收入其中。芝加哥大学教授诺顿·金斯伯格(NortonGinsburg)评论道：“此书标志着对中国城市的研究，已经跳出了晦涩难懂的传统汉学的窠臼，开始进入了历史社会科学的比较城市研究的轨道。”（注：引自陈桥驿：《读〈中国王朝时代晚期的城市〉的两篇书评》，载《杭州大学学报》，1980年第4期。）
施坚雅对晚清城市史研究的最大贡献是其提出的区域体系理论(regionalsystemtheory)，在他看来，“工业化前期，以中国作为整体的全国城市化率实际上几乎毫无意义，要重新系统地阐述这一问题，就必须从各个区域出发。”（注：《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第二辑，第1页。）按照河流系统从支脉到干流的层次，施坚雅将中国划分为九大区域：长江下游、岭南、东南、西北、长江中游、华北、长江上游、云贵及东北（施氏认为，19世纪90年代以前，此区尚在开发之中， 施坚雅的这种划分，不仅打破了传统以政治边界（即省份）划分中国的方法，而且改变了自20年代以来西方学界认为中国城市化无从谈起的韦伯模式，其意义重大且影响巨深。施坚雅的理论并没有停止于此，他还在其宏观区域理论中引入了中心边际论，即每一个宏观区域都包括中心和边际两大部分。中心地区是人口众多，耕地面积较大，交通运输发达的大城市所在地；而边际地区则是较中心地区各方面均为萧条的、联系较为松散的地区。换言之，人口和资源往往集中在中心地区，并随着从中心向边际地带外移越来越稀落。柯文对此评论说：“在我看来，施坚雅取向的最大优点在于他同时突出了各个区域之间以及每一区域内部的中心地带与边缘地带之间，在空间与时间上存在的差异。”（注：柯文前揭书，第145页。）应当说，施坚雅的理论并不是无懈可击的，例如许多学者对施氏理论忽略各巨区(macroregion)间的联系，忽略全国性因素在区域研究中的重要性就提出过尖锐的批评。（注：BarbaraSand.RamonH.Myers,TheSpatialApproachtoChineseHstory:aTest.JournalofAsianStudies(Aug,1986).GilbertRozman,bridgeUniversity.Press,1982.）
不能忽略的是，施坚雅的理论受到过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教授罗兹曼(GlbertRozman)的影响。（注：有关罗兹曼的介绍，可参见郑羽：《美国历史学家汉学家吉·罗兹曼教授》，载《世界史研究动态》1989年第3期。）罗兹曼在1973年出版的《清代中国和德川幕府时代日本的城市网络》（注：ClbretRozman,UrbanNetworksinCh''''ingChinaandTokugawaJapan.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73.此书由罗兹曼先生赐寄，谨致谢意。）中创立了城市空间网络学说。罗兹曼认为，在中日两国的工业化过程中，中国的城市化明显落后于日本，在此书的扉页，他特别绘制了两个金字塔形的图形来说明中日两国城市结构的差异。罗兹曼强调，由于中国人口集中于城镇和乡村，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寥寥可数，因而金字塔的形状是“上小下大”的锥形结构。这种城市网络，使中国难以形成一体化的城市体系，从而削弱了中央集权的统治。日本的情况则恰恰相反，19世纪初期开始，伴随着各地大城市的出现，农村的集市却呈衰微之势，日本的城市网络表现为规格的金字塔形状。中日两国城市网络的差异，正表现在城市化指数的巨大差异，罗氏认为，18世纪日本的城市化指数已是中国的两倍多，之后的一个多世纪内，这种差距愈发加大。
还应注意的是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珀金斯的相关成果。珀金斯在60年代末出版的《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年》（注：Perkins.Dwight,AgriculturalDverlopmentinChina,1368-1968,Chicago:Aldine,中译本由伍丹戈翻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出版。）一书中，曾专辟《城市人口资料，1900-1958》一节作为附录，罗列了约1900-1910年、20年代初期、1938年、1953年、1957年、1958年6个年份（代）1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数据，并对此作出了自己的解释，也是研究中国近代城市化的重要参考资料。
威斯康辛大学经济学教授赵冈先生长期致力中国经济史的研究。据笔者陋见，80年代后赵冈先生对中国城市史研究给予关注，1983年作者的长篇论文《中国历史上的城市人口》在台湾《食货月刊》第13卷第3-4期发表，可以视其为城市人口的代表作。该文估算了自战国迄至近代的城市人口，并判断中国历史上城市人口的发展有两个重大的转折点，即十二世纪的南宋和十九世纪的清末。他认为，南宋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22.4%是中国历史上的最高峰，至19世纪中叶降至最低点。90年代初，《历史研究》杂志又发表了赵文《从宏观角度看中国的城市史》（注：《历史研究》1993年第1期。）。1995年，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又出版了赵冈先生的《中国城市发展史论》收录了他有关中国城市史研究的主要成果。
最后，有关美国对中国近代城市研究的个案著作，最应注意的是霍普金斯大学历史学教授罗威廉(wlillan,T.Rowe)有关汉口的两本著作，即1984年的《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与社会1796-1889》，1989年的《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冲突与社区1976-1985》。（注，Hankow:CommerceandandSocietyinaChineseCity,1796-1889,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84;Hankow:ConflictandCommunityinaChinesecity,1796-1895,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89.）其中，在1989年的著作中，罗威廉在第一个部分就将“城市人口”作为重点首先进行了讨论，涉及到汉口城市人口总量、人口移动、人口异质度增强等问题，以便展开对其冲突与社区主题的讨论。罗威廉此书还以汉口为个案深入探讨了八、九十年代以来风靡美国汉学界的“市民社会公共领域”范畴，正如杨念群先生概括的那样：“罗威廉的汉口研究以史实勾勒出了一幅国家向社会公域让渡权益的斑斓画面。”（注：杨念群：《“市民社会”研究的一个中国案例——有关两本汉口研究著作的论评》，载《中国书评》，1995年5月总第5期。）
台湾学者刘石吉对江南市镇研究多有贡献，其《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1987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收入作者有关江南地区专业市镇、太平天国后市镇发展、市镇数量分析三篇论文，其中即有“市镇人口的一个估计”。又，台湾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现代化区域研究”项目，迄今所出版的湖北、山东、闽浙台、湖南、江苏、安徽六种，均有对人口及城市化的专门论述。三
七、八十年代之交，伴随着国内史学研究新局面的出现，“中国城市史研究进入前所未有的繁盛时期”（张仲礼语）。“七五”期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小组将上海、天津、重庆、武汉四城市历史列为重点研究课题。进入90年代，大部头的四城市研究专著陆续问世；有关城市史的学术论文10年间已超出千篇；各种有关城市史的学术讨论会在各地相继召开；专门的《城市史研究》杂志应运而生。有学者预言，城市史有可能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个突破口。
虽然本领域的研究只被视为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的一项内容，但其成果也足以令人欣喜。除“七五”期间被列为重点研究的四城市史均辟专章或专节对城市人口以专门论述外，（注：张仲礼主编《近代上海城市研究》，1990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隗瀛涛主编《近代重庆城市史》，1991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罗澍伟主编《天津城市史》，1993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皮明庥主编《近代武汉城市史》，1993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还出版了对上海、天津、北京三大城市人口研究的专题著作：邹依仁的《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1980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李竞能主编的《天津人口史》1990年由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韩光辉的《北京历史人口地理》1996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另外拙著《人口问题与近代社会》、姜涛《中国近代人口史》、葛剑雄主编、曹树基著《中国移民史》第六卷、史明正《近代化的北京城——城市建设与社会变革》、乐正《近代上海人社会心态1860-1910》、忻平《从上海发现历史——现代化进程中的上海人及其社会生活》、唐振常主编《上海史》、张仲礼主编《东南沿海城市与中国近代化》、茅家琦主编《横看成岭侧成峰——长江下游城市近代化的轨迹》、以及乔志强主编《中国近代社会史》、池子华《中国近代流民》、何一民《中国城市史纲》、顾朝林《中国城镇体系——历史、现状、展望》、胡焕庸等《中国人口地理》、王育民《中国人口史》等专著也不同程度地涉及了本领域的研究。有关江南市镇研究的论著也有两部：樊树志《明清江南市镇探微》、陈学文《明清时期杭嘉湖市镇史研究》。
与有关专著相比，本领域的学术论文相对为少，初步统计不过30余篇。1989年拙文《略论中国近代的人口城市化》或许是最早涉及本领域的学术论文，此文初步论述了中国古代城市化水平领先，近代落伍的史实，并对近代中国城市化发展的模式及城市化与近代化的关系提出了拙见，虽不免粗略缺陷，似亦抛砖引玉。90年代后，本领域的学术论文逐渐增多，其中乐正先生的《开埠通商与近代中国的城市化问题(1840-1911)》及《近代城市发展的主题与中国模式》对开埠通商与近代中国城市化的启动与迟滞、近代城市化、城市近代化及中国近代的城市化发展模式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论述；宫玉松《中国近代人口城市化研究》对中国近代人口城市化的概况、原因、特点也有粗略的罗列和论述；王跃生《近代中国人口地区流动》，以人口城乡流动为主线，论述了人口流动的形式及流动者身份、流动人口的归宿及地域构成两个问题；张景岳《北洋政府时期的人口变动与社会经济》也对此期人口城市化的加速与社会经济的近代化趋势有概略阐述；张庆军《民国时期都市人口结构分析》就民国时期都市人口性别结构、年龄结构、婚姻结构、职业结构、教育结构五个方面进行了分析。有关农民离村问题的研究则有王文昌《20世纪30年代前期农民离村问题》和鲁西奇《中国近代农民离土现象浅析》两文。（注：以上可谓本领域的综合研究成果，分见《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1期；《中山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天津社会科学》1992第2期；《中国人口科学》1989年第6期；《人口经济》1991年第4期；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近代中国》第3辑；《民国档案》1992年第1期；《历史研究》1993年第2期；《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3期。）个案的城市人口研究论文也时有发表，主要有：周源和、吴申元《上海历史人口研究》、王跃生《清代北京流动人口初探》、戴一峰《近代福建的人口迁移与城市化》、沈毅《近代大连城市人口略论》、竺菊英《论近代宁波人口流动及其社会意义》、吕实强《清末民初期间四川城市的发展》、何一民《近代成都城市人口发展述论》、徐曰彪《近代香港人口》、王笛《清代重庆移民、移民社会与城市发展》、吉石羽《传统期之天津城居人口探析》、张利民《论近代天津城市人口的发展》、许擅《16-19世纪山东人口的非农业化趋势》等。（注：分见《复旦学报》1995年第4期；《人口经济》1989年第6期；《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2期；《社会科学辑刊》1993年第2期；《江海学刊》1993年第5期；《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1期第3期；《城市史研究》第1、2、4、11-12辑。）另外，笔者所见的未刊论文尚有杜语博士的毕业论文《近代中国通商口岸研究》、夏明方博士的毕业论文《灾害、环境与民国乡村社会》、马学强《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人口问题——1368-1911年江南地区分析》等，也对本领域问题有所研究。
对于明清以来城镇的研究，尤其是对江南城镇的研究可谓成果斐然。涉及本领域的两篇综论性的城镇研究论文是黄苇《中国近代集镇墟集的兴衰存废问题》和慈鸿飞的《近代中国镇、集发展的数量问题》。（注：分见《学术月刊》1979年第3、4期；《中国社会科学》1996年第2期。）至于地区性和个案城镇的研究论文至少在数百篇以上，兹不赘录。
城市化论文 篇七
关键词：旅游影响；乡村旅游地；城市化；调控对策
一、引言
乡村城市化亦称乡村城镇化，体现的是农业人口转化为非农业人口并向城镇性质的居民点集聚。乡村地区转变为城市地区或在乡村地域中城市要素逐渐增长的过程。乡村城市化是一个复合的动力系统，工业化是城市化初始阶段的主导推力，随着我国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的结构转型和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体制转型的“双重转型”的不断推进。乡村城市化已经与市场化和国际化取向的改革紧密相关，超越了工业化的范畴。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加快推进城乡一体化的进程中，探索和优化乡村城市化的动力已� 旅游开发是近些年来乡村地区加快发展的重要依托，深入分析乡村城市化进程中的旅游影响机制及动力系统，科学审视乡村旅游地的城市化效应及程度界定，进而提出相应的调控对策，不仅对于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发挥积极的指导作用，同时对于优化农村产业结构，调控城市化动力机制，科学推进乡村城市化进程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旅游影响研究述略及效应评析
旅游活动对地区的影响研究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议题，旅游从本质上讲是旅游行为的空间移动，这一动态的移动过程带来的影响层面主要涉及经济发展、生态环境和社会文化三个方面，这也解释了现有相关成果的研究视角源于地理学、人类学和社会学等三个学科的原因。从地理学的视角来看，旅游本身由三个主要成分组成，即旅游客源地、旅游目的地和联系客源地与目的地之间的旅游通道。其中，旅游目的地研究是其中的主体，Smith(1978)认为不同类型的旅游者对旅游目的地的影响具有一定的规律；Doxey(1976)对目的地居民的态度进行了研究，并提出了著名的“愤怒指数”。而旅游影响机制的效应研究，则以Butler(1980)提出的旅游目的地生命周期理论为代表， 这种倾向性对国内的相关研究产生了极强的示范效应和导向作用。1980年代以来，国内旅游地理学界关于旅游影响的研究全部集中在旅游者以及旅游地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感知与态度的分析方面，且这些研究基本上都是针对某一类型的案例地开展实证研究。
1963年，人类学学者努涅斯(Nunez)发表题为《一个墨西哥山村开展周末旅游带来的影响》的论文，标志着人类学学者开始关注旅游研究，并于20世纪70年代在西方全面兴起。人类学视角的研究重点主要从目的地居民、游客以及客源地社会三个不同视角进行深入探究，认为旅游过程是旅游者与东道主进行文化接触和碰撞的过程，其中包含着不同文化、亚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社会学的视角则主要从社会系统的整体角度来研究社会的结构、功能和现象的发生和发展规律。英国社会学家洱瑞(Urry，1990)提出，旅游社会学研究的意义在于：“通过对旅游现象和非旅游现象(即日常实践和‘正常社会’)的对比研究，来揭示本来不易为人发觉的‘正常社会’的问题和矛盾。”这是建构旅游社会学的基础素材之一，通过二三十年的持续关注，学术界对旅游社会学涉及的论题主要包括：旅游活动过程的特征、接待地社会压力的成因、旅游业发展对接待地社会的影响、旅游与风情民俗资源的关系及相互影响、旅游者群体及其与接待地关系、旅游的现代化和原始化以及旅游者群体、个体和旅游系统等等。
从旅游影响的三重学科剖面(图1)的研究态势上可以看出，旅游影响的空间概念体现在居民和旅游者对目的地旅游现象形成的空间感知和心理体验。旅游经营带来了目的地商业化和城市化现象的加剧，这显然给旅游目的地的社会结构带来了深度变革；在本地文化与旅游者带来的外来文化的机制耦合中，文化的交锋与碰撞、目的地文化的本真性特点与外来文化的多元性一直是难以化解的矛盾，这种交织的过程对旅游目的地的形象进行不断地调整与修正。
三、乡村城市化进程中的旅游影响机制
(一)旅游影响视角下的乡村城市化动力机制
在人类社会发展历程中，人口和经济活动逐步向城镇地区转移和集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社会现象。18世纪中叶英国产业革命以来，工业化的兴起有力地推动了城市化进程。城市化表现了人类生产与生活方式的变化，在城市化进程中，农村人口转化为城市人口的趋势加快，各类城市形态不断出现并得以丰富和完善。从本质上讲，城市化体现了城市和乡村的双重视角，乡村地区的城市化处于城市化的末端，是城市化进程的基础层次。
乡村城市化的传统模式是农村社区、乡镇企业、农民家庭或个人等民间力量发动的一种由市场力量推动形成的诱致性制度变迁模式。推动城市化过程所需的动力的产生机制以及维持和改善这种机制的各种经济关系、组织制度等是一个综合体系。无论是学术界早期提出的二元城市化动力机制，还是自上而下的城市化发展机制等，乡村城市化都具有相同或相近的发生机理，都是在市场机制作用下，由农村经济利益主体在响应产业非农化获利机会时自发倡导和组织来促成的。乡村城市化的路径一般从乡村工业开始，通过发展乡村工业，让农民直接享受到工业、非农化的利益，进而逐步实现城镇化。在这一过程中，市场化始终是乡村城市化的基本准则，农业、农村、农民是乡村城市化的利益相关者。
乡村城市化的动力机制总体上可以归纳为三个层次、八重动力(图2)。其中，宏观层次主要体现在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中观层次的动力集中体现在农村工业化进程的加快、第三产业的迅猛发展以及各个层面的政策与制度措施的推动。微观层次的动力相对复杂，可以概况为三个方面，即农民对生活质量需求的变化、农村地区劳动力、资本、技术等要素流动的加快，以及旅游影响带来的促动。这一动力体系在市场机制和城乡互动的交互作用下，乡村地区在产业结构、人口结构、经济结构、聚落结构以及制度结构等方面发生了深刻变化，即第二、三产业的比重明显加大，剩余劳动力转移加快、非农人口比重增加，经济发展水平明显提升，人们聚居方式发生显著变化，乡村地区的社会关系面临新一轮的重构等。
旅游影响对乡村城市化进程的推动，主要体现在乡村旅游的发展质量和综合效益上，旅游影响并非推动乡村城市化的主要动力，但其潜在的作用显然也不能低估，判定这种作用的程度，可从以下几方面加以理解：(1)乡村产业结构形态决定着旅游对城市化的贡献程度，依托旅游业发展地方经济的乡村地区，旅游影响显然是推动城市化的主导动力；(2)旅游影响的作用机理应从乡村作为旅游目的地和客源地的双重视角加以解读，以往的诸多研究多是从目的地的视角加以分析探讨，这显然是有失偏颇的，乡村地作为客源输出地，将会加速农民对旅游的认知，有助于城市化程度的逐步提升。(3)旅游影响对乡村地区而言，是一个复合的影响系统，将对旅游地的社会、文化、经济等形成多元化的推动力，由此形成的城市化效应是一个各种要素兼顾并能保持协同发展的良性格局，而单纯的工业化催生的城市化现象显然达不到这种效果。简而言之，旅游引发的城市化能够对其他产业形成的城市化发挥补充、提高和优化的作用。
(二)旅游影响下的乡村城市化动力构成
城镇的发展基于两种动力，一种是向心集聚的力量，另一种是离心扩散的力量。一般说来，城市发展的向心过程和离心过程贯穿于城市化的全过程，但是城市发展的初、中期以向心集聚的力量为主，中后期则以离心扩散的力量为主。自1990年代以来，城市化出现了新的趋势，即多元城市化动力替代以往一元或二元城市化动力。在乡村旅游开发由政府主导向市场主导的转变过程中，其中的形成机理愈发复杂，多元化和多层次性特点日趋明显。
1旅游消费观念的异化是乡村城市化的基础动力。旅游业和经济发展水平、国民可支配收入水平、生活方式的转变等因素休戚相关。闲暇时间、非必要性开支和旅游动力是产生旅游意愿的三个条件。旅游活动的初期形态多是以观光游览为主，之后开始向休闲、度假、体验、健身等方向转变。当城市旅游、知名景点景区成为旅游者旅游行为的普遍载体之后，旅游消费观念的转变促使旅游者关注新的旅游形式，乡村旅游迎合了这一市场需求，其独特性优势开始成为旅游业的新生力量，研究旅游引发的乡村城市化问题不能忽视这一前提条件。
2文化生态的异质性是乡村城市化的原发动力。旅游作为城市化的一种动力，既可以在城市化中后期发生作用，使城市经济转型或城市功能多元化，也可 旅游对乡村城市化的初始动力是乡村文化生态的异质性优势。乡村聚落景观的独特性、乡村消费文化的生态性、乡村自然和人文环境的本真性等优势已然成为吸引外来游客的重要引力，由之形成了旅游流的集聚，带动了乡村旅游目的地相关城市功能要素的聚集与完善。
3政策效应和开发成本是乡村城市化的诱导动力。自1992年以来，国家旅游局每年推出特定的旅游主题。其中，1995年的“民俗风情游”、1998年的“华夏城乡游”、2002年的“中国民间艺术游”、2006年的“中国乡村游”、2007年的“中国和谐城乡游”都对乡村旅游的发展发挥了直接的推动作用，结合近一段时期“扩内需、保增长”的经济发展要求，各地纷纷通过发放旅游消费券等形式加大对乡村旅游的宣传和推广。在政策效应和市场机制的层层推进下，乡村旅游呈现出迅猛的发展势头。比较而言，乡村旅游具有很强的开发优势，在规划要素、土地成本、劳动力、相关政策等方面容易获得额外的“关照”，开发成本的经济性也对乡村城市化产生了积极作用。
4乡村经济文化发展需要是城市化发展的根本动力。在乡村城市化发展的动力因素中，旅游是推动城市化发展的特殊因素。乡村地区为加快旅游开发而衍生出多种产业要素，这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有效转移创设了新环境，相比较于进城务工等异地转移方式，乡村旅游对剩余劳动力的安置既是一种高效的就地转移，同时也是相对于农业生产周期的错峰式转移。农业人口向非农人口转移的结果是，以旅游业为载体的城市化现象开始成为当地经济发展的重要特征。乡村旅游的发展可以将现代服务业和现代管理的理念引入农村，有利于增强农民的主人翁意识，促进乡村的民主管理。同时，当传统的以工业化为主导的城市化驱动模式面临发展中的瓶颈时，旅游将成为乡村产业结构调整与产业水平提升的优势产业。
由旅游消费观念的转变、乡村文化生态的特征、乡村旅游的开发特点以及政策导向和基于乡村自身经济发展的需要四方面共同构成了乡村城市化的动力机制，彼此相互作用，形成了基于旅游影响的乡村城市
四、乡村旅游地的城市化效应及程度界定
乡村旅游以各种类型的乡村为背景，以能够吸引旅游者的旅游吸引物为载体，以满足旅游者观光、休闲、度假、健身、学习等各种旅游需求为目的的旅游活动。乡村性作为乡村旅游吸引物的主要特性，是界定乡村旅游的关键，也是研究旅游影响下乡村城市化的前提条件。
(一)乡村旅游地城市化的表现
旅游引发的乡村城市化主要表现在因旅游开发而引起的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农业人口向城镇人口转变、农村居民点形式向城镇居民点形式转化以及由此引发的乡村聚落生态变迁的动态过程。旅游开发给乡村城市化带来了三方面的变化，一是乡村人口由原来分散的农村居民点逐步向不同程度上相对集中的各类城镇集结，乡村空间格局发生显著改变。二是乡村地区土地利用方式发生转变，产业结构发生明显转变，旅游资源和项目的开发在吸引大量旅游者的同时，外来的定居人口也逐渐增多，城镇化程度不断得到加强。三是乡村聚落景观发生明显变化，各种旅游接待设施的建造与完善，在优化旅游服务环境的同时，也带来了乡村景观人工化、异域化、旅游地风格主题化和商业化等现象的加剧。
(二)乡村城市化效应的程度界定
旅游业“食、住、行、游、购、娱”的六大产业要素，在乡村旅游发展中同样有明确的体现，这种消费网络结构的形成是乡村城市化的重要推动力量。根据乡村旅游引发的城市化程度的不同，可以分为适度城市化、过度城市化和滞后城市化三种类型。适度城市化能有效促进乡村地区经济和各项社会事业的全面和协调发展，过度城市化和滞后城市化都会对乡村地区的发展带来负面影响。对城市化程度的分析正是在这三种情况下寻求平衡。
(三)旅游开发引致的乡村城市化效应表现
1适度城市化。适度城市化可以充分利用和整合乡村地区的各类资源，加快乡村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为乡村经济发展发挥助推作用。其次，适度的游客规模可以加强乡村社区的内外文化沟通，合理改善农村地区的文化生态，对改进农民的文化素质和思想观念等有很大促进。第三，城市化促进了乡村地区产业结构转变，加快由传统农业向非农业产业转变，促进二、三产业的发展。第四，有效促进农村地区剩余劳动力转移，就地转移的模式可以有效避免因进城务工等转移类型引发的乡村空心化等问题。
2滞后城市化。城市化水平滞后的根源是对乡村地区的“过度保护”，一些地方从节约投入的角度出发，认为乡村地区的所有现象和行为都可 同时，这种滞后效应使得乡村旅游难以实现集聚效应和规模效应，农村地区社会分工不充分，农民就业环境很难得到改善，有效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作用就无从谈起。
3过度城市化。乡村旅游开发中的过度城市化带来了一系列的负面效应，可以概括为以下几方面：
(1)破坏乡村地区的聚落结构和生态景观
在经济特征和自然环境、民族文化等因素的作用下，乡村存在着种种居住方式和形态特征。这些特征是乡村地区聚落形态的特色和精华，而不少地区在旅游开发过程中，臆想旅游者的消费心理，新建或改建一些与当地乡村聚落景观差异很大的接待设施。一些地区甚至出现了将古建筑推倒和盲目改建的现象，导致了个性化的“乡村性”向同质化的“城市性”演变的现象。
(2)乡村地区民俗文化舞台化、娱乐化倾向加剧
丰富的民俗文化资源尽管是乡村旅游开发的一大亮点，但事实情况是，不少地区一直缺乏科学的开发思路。乡村旅游“急功近利”的开发套路使得许多旅游地尽可能地用舞台化的形式、娱乐化的方式把当地文化呈现给游客，这种人为的文化表现形式使游客与当地社会隔离开来。这种做法积极的一面是使游客对乡村居民和文化的探究压力减小，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当地文化；消极的一面是让旅游业蒙上了文化优越的色彩，表现的内容也多是乡村文化的肤浅形式。
(3)商业化带来了乡村居民的边缘化
根据巴特勒旅游地生命生命周期理论，乡村旅游在进入发展阶段后，政府政策的倾斜、游客量规模的增加吸引了大量的投资者。从利益相关的角度看，政府、投资者、居民成为乡村旅游开发中的三方利益主体。在这一博弈环境中，地方政府的初衷容易被市场化的运作路径所左右，投资者由于资本话语权会始终保持较强的谈判能力，乡村居民多处于一种边缘化境地。乡村居民主体地位的模糊，产生了两方面的后果，一是商业化带来了居住成本的增加，不少环境优美的乡村地区，旅游开发之后的显著变化是地价攀升或房价飞涨，乡村居民往往无力分享经济发展带来的成果；二是乡村地区淳朴的文化气息开始被外来文化所浸染，乡村社区的文化和价值观开始发生变异，传统乡村景观与现代文化景观不协调等问题日益凸显。
(4)乡村地区出现了逆城市化的倾向
逆城市化是城市化过度发展的必然结果，造成逆城市化的原因主要是城市人口过于密集、环境恶化、地价房租昂贵、生活质量下降等引起人口向环境优美、地价房租便宜的郊区、卫星城等乡村地迁移。乡村旅游成为承接这种转移“任务”的载体。乡村居住环境的优势、交通基础设施的改善，加大了城市景观对乡村景观的影响，这种“侵蚀行为”使得不少乡村的“城市性”特点越来越明显。
五、乡村旅游地城市化的调控对策
(一)科学规划开发区域。营造乡村氛围
乡村旅游规划与开发要树立“区域——城市——乡村社区——乡村旅游地”的多元开发维度，从“资源——产品——市场”的互动层面来规划开发区域。参与乡村旅游规划的人员应包括旅游地理、经济管理、人文历史等学科背景的专家构成，本着保护第一、开发第二的指导思想编制旅游总体规划或概念性规划。在此基础上，乡村景观资源应由景观园林、建筑等专业人员来完成规划的空间设计和景观布局。乡村旅游的景观应从体验的角度出发，通过个人体验的作用使“景”与“观”和谐统一，营造一种天然意趣、田园诗化的独特乡村氛围。
(二)重塑乡村文化形象。凸显乡村优势
在乡村旅游开发中，注意保护好“乡村性”的优势是避免过度城市化问题的前提。为此，首先要依托乡村既有的空间布局对乡村进行规划和建设，防止破坏乡村“原生态”特质的粗线条模式。其次，要积极采取各种措施保护乡土文化、乡间民俗在旅游开发中的“神秘性”。城市化的旅游规划往往是一类“公园化”、“广场化”、“舞台化”的模式。在乡村旅游开发和发展进程中，消除和避免这一现象的根本途径是从乡村旅游地的地脉和文脉出发，本着生态循环、文化保护、永续利用的指导方针，来开展乡村旅游的规划和设计。
在开发过程中，应从当地众多的旅游景观中发掘出最能代表地方文化的文化景观并从中提炼出主题，以主题为基础进行特色分区。通过对不同区域的非具象和抽象的规划设计，用具象的形态生动地表达出特定的景观形象。在乡土建筑风貌的塑造中，建筑风格应结合当地乡土建筑特色，避免不合理的异域文化侵蚀乡村聚落景观的原始风貌。
(三)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延伸旅游效应
乡村地区在确立了旅游开发的主体地位之后，合理设计和调整产业结构是必须要考虑的重要命题。首先，加快转变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促进绿色农业、无公害农业的推广。其次，科学调整农村地区的产业结构类型，地方政府要在招商引资过程中设置“门槛”，强化基于环境保护的产业准入制度。乡村旅游是当地产业链条的主体，如掺杂其他工业元素，特别是污染严重、能耗高的工业项目很容易失去本真，从而产生“一损俱损”的局面。第三，结合新农村建设的政策要求，合理推进农村地区的城镇化建设，政府应把一些小城镇按旅游集镇的风貌进行控制，使其本身就成为旅游吸引物之一。同时，依托这些农村小城镇发展旅游商贸流通业，如农副产品的深加工、旅游纪念品的生产与销售等，使小城镇成为承接乡村旅游一体化发展的中转站。
(四)合理布局和完善旅游开发的产业要素
乡村旅游开发的初期阶段，重点突出三方面的功能特性，即居住功能、农业生产功能和旅游接待服务功能。旅游引发的乡村城市化，其实质是旅游产业的城市化。旅游是综合性很强的产业，除了产品体系服务功能外，还包括支撑体系服务功能，如游客的休息坐卧、游客安全保护、标识导引服务等。产业要素的完善应立足乡村实际，例如针对游客住宿问题，乡村社区应充分利用现有民宅，改善用电、用水及卫生等基础设施条件，建造一些农家客栈以满足游客住宿之需。另外，乡村旅游地的不断发展会使其功能组成日趋多样化，比如一些商务、会务活动可能进入旅游地，这些设施的空间布局与要素体系建设要进行科学论证、有序开发。
(五)建构乡村旅游开发中的资本和人力资源平台
资本市场对乡村旅游的兴趣源于投资规模和产业政策两方面的因素，资本的逐利行为往往会背离投资初期的要求，外来投资者鲜有详细调研能够体现当地特色的投资项目和旅游商品，多是模式化的套用和泛商品化经营，这种集中式的商业形态显然不是对乡村旅游的有益补充。此种情况下，政府应对旅游投资加强监管，可以成立旅游开发股份公司，股东包括地方各方利益主体，充分体现乡村居民意志。统一规范乡村地区的旅游投资行为旨在避免过度的商业化行为，使之能够真正地为地方旅游业的发展服务。目前困扰乡村旅游开发成效的另一重要因素是人力资源的匮乏。乡村旅游的从业者应具备引导、培养和提高旅游者的审美情趣和品位的能力，为此，一要多方吸纳专业人才，在“量”的基础上注重“质”的提升；二要加强旅游从业人员的业务培训，使其符合现代旅游服务业的发展要求。三是强化责任意识，对游客负责、对保护乡村资源负责、对乡村社区负责的态度，促使他们真正成为乡村旅游开发和发展中的主体力量。
六、结论和启示
城市化论文 篇八
具有2300多年历史的古城保定，是部级历史文化名城、国家优秀旅游城市和对外开放城市，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光荣的革命传统．是河北省第一文物大市，直隶总督署，是我国现存的唯一一座最完整的清代省级衙署．众多的文化遗迹和文物古迹，是保定的宝贵财富，更是建设保定不可替代的宝贵资源．
众所周知，历史文化是长时间沉淀产生的，是一个地区传统特色的积累与表现，它既带有某一历史阶段的时代烙印，又融合了多个历史阶段的修正与积累，具有丰富、珍贵的科学文化价值和教育美学价值．城市历史遗留下的建筑空间环境，是一种特殊的文化载体，它们凝固与浓缩了当时的文化，并以物质的形态进行展示，是城市传统与特色的继承．从不同时期的建筑空间环境的变化可以找寻到城市历史演变的轨迹，从而了解一个城市的发展变化．
我国现在已进入城市化发展的高速阶段，1990年我国城市化率为28％，至2005年已快速上升为43％，而据权威预测，未来几年我国城市化水平还将以平均每年1．5个百分点的速度提高．城市化是我国当前发展主要趋势所向，也是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以及土地资源稀缺性问题的突出，旧城改造及其规划设计开始成为各级政府管理部门的关注焦点，而随之所出现的历史文化保护问题也成了旧城改造中备受争议的问题．
1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要素和原则
1．1保护要素
作为一座历史文化名城，首要条件是要保存有相当数量具备历史文化价值的建筑物(建筑群)、构筑物或工程遗址，并被分别认定为一定等级的文物保护单位．文物管理部门按“抢险第一、保护为主”的方针和“修旧如旧”的原则，对古建筑进行保护和维修，这是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第一要素．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第二要素是“原貌保护”，主要是指历史街区、历史村镇这一较大地域范围内原有建筑及其历史环境的外观保护．这个地段的多数建筑物应保持其建造之初的原貌，或大致按原貌来修复，但建筑物的内容可以更新，可以改变用途，以适应社会的发展．城市演变至今已迈入21世纪，几乎不可能对历史文化漫长的古城实施整体原貌保护，因而遴选少数有代表性的历史街区就显得十分必要而且比较容易实施．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第三要素是“风貌保护”，一般是指在特别重要的文物建筑周边地段或城市的“景观走廊”中，对新建工程实施高度控制和建筑风格协调．对于国家明令实施古城风貌全面保护的少数历史文化漫长的城市，风貌保护的范围则扩大到整个古城，包括街市、河网、城廓的基本布局以及街景和民宅原有特色的适度体现等等．这种保护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在传统与现代的两类建筑形象之间寻求一种过渡，使本已寥寥无几的古建筑不致悄然埋没在现代建筑的夹缝中．
1．2保护原则
首先要落实名城保护的具体内容．如历史街区、自然风景区、重点文物、风貌控制区、文化景观敏感区等都要进行规划控制并落实实际保护措施．对于具有独特的城市景观特色的历史文化遗存，要提出全面系统的整修控制方案，同时还要注意古城天际线与新区的风貌相协调，强调历史文化名城整体保护．
第二，要建立完善的保护体系．要在整个城市范围内，明确确定历史文化保护区域范围、城市总体布局、古城整体保护方案、历史街区或历史保护区、文物古迹的分布以及其周围环境的保护及整治．
第三，协调名城保护与城市建设、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城市是一个活着的文化遗产，我们应让它活得更加和谐，更加充满生机和活力，同时又不伤害原来的脉络和空间肌理构成．其重点就在于古城内部旅游产业的选择与协同发展模式，处理好名城保护与旧城改造、环境整治绿化与名城文脉复兴的关系．
2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设计策略
2．1科学规划
从科学的规划出发，在保护中寻求发展．规划是从全局出发，对整体的部署和安排，有利于从空间上和时间上对整体的协调，达到和谐发展．旧城改造由于其内容的复杂性、涉及对象的多样性、目的的综合性，一个全局性的综合性的规划显得更为必要．要想协调好城市改造与历史文化保护间的关系，合理解决拆与留的矛盾，一个具体详细的旧城改造规划必不可少．
以城市规划为主要依据．城市规划是建设城市和管理城市的基本依据，是对城市空间布局和各项建设的综合部署与具体安排，是对于一定时期城市发展的总体规划．旧城改� 本文在分析我国当前城市化进程中存在的耕地问题的基础上，对城市化与耕地保护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简要阐述，并提出了城市化发展的新思路。
城市化是城市发展进程的概述。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城市规划术语》对城市化的定义，是指人类生产与生活方式由农村型向城市型转化的过程，主要表现为农村人口转化为城市人口及城市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它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产物。
城市化必须以土地为载体，但城市化不应该以牺牲耕地为代价换取的。因此，如何协调城市发展和耕地保护的关系，已�
第一部分我国城市化发展现状
改革开放给我国城市带来了蓬勃发展的良好机遇。目前，我国城市数量不断增加，城市化及城市经济和社会水平也在持续上升。我国当前的城市化水平已高达40%左右，城市化进程进入了快速发展的阶段。自1978年到2000年这12年中，我国城市化水平大大提高，从城市数量从1978年的193个发展到2000年的663个；城镇人口增加了2.86×108，年平均增长率为7.2%；其中东部沿海地区开始形成了以特大城市为中心，多层次、功能互补的城市群，西部地区发展相对缓慢。
据预测分析，我国比较合理的城市化水平是70%，这就意味着在未来的50年内，我国将有5亿农民转入城市。这必然会导致城市数量和规模的进一步扩大。
第二部分我国耕地资源利用情况分析
现今，我国的耕地资源利用还存在着一些问题。我国耕地资源的主要特征是耕地面积占土地资源比例小，耕地面积逐年减少且后备资源不足。据有关资料表明，1949年我国耕地面积为9800万ha，1957年增长到11580万ha，然而，此后每年新开垦的耕地数量都比被征占的耕地数量少，到1980年耕地面积降至9933万ha，22年净减少1247万ha，年均减少56.7万ha。1981-1985年年均减少49.3万ha，1986-1990年年均减少24.0万ha，1991-1995年年均减少99.3万ha，1996-1998年年均减少49.4万ha。当前我国人均占有耕地的面积不足0.09hm2，大大低于全世界0.33hm2的人均水平。全国2800多个县级行政单位，有666个单位耕地低于联合国粮农组织提出的0.033hm2耕地警戒线。
此外，农村宅基地还占用了大量的耕地。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有关数据显示，1999年农村居民用地为83.4×103hm2，而到2000年则增加至79.7×103hm2，2001年为107.2×103hm2。
由此可以看出，我国的耕地资源利用情况不容乐观。
第三部分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存在的耕地占用问题
我国高速发展的城市化进程不可避免的需要占用更多的耕地，据统计，我国每年城市建设占用耕地40000ha，每年生产的近60亿t垃圾也要占用上万公顷的土地，这就对原本已经不足的耕地资源带来了许多新的问题。
一、城市化不完全使耕地面积逐年减少
伴随着我国越来越快的城市化进程，耕地面积出现了较大程度的减少。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城市化不完全。
完全的城市化并不会带来耕地的减少，相反，当城市化水平迅速提高，大量人口从农村涌向城市生活的时候，城市化应该带来耕地面积的增加。这主要是因为城市与农村的建筑空间结构不同，空间拓展程度的差异会使城市的居住用地大大减少。当然，城市用地中还包括了生产用地、道路用地、绿化用地以及公共设施用地等，但是即使考虑到这些因素，城市人口的总占地也会小于农村人口的总占地。贾绍凤等人的测算表明，每增加一个城镇人口比每增加一个农村人口少占用47.5%的土地；卢新海指出，农民在农村占用居民用地的推出足以抵消他在城市居住、生活、生产所占用的土地。据统计，日本和韩国均在城市化进程中实现了耕地的增加，如日本的1930-1940年间和1950-1960年间，这两个时期是日本城市化速度最快的时期，同时也是耕地面积不断增加的时期。这说明，完全的城市化不会是耕地较少的原因，只有不完全的城市化才会产生一系列的耕地占用问题。
我国的城市化是不完全的。当前，我国绝大多数的农民在进城生产、生活后，他在农村所占的那一块土地并没有退出，而是仍然处于占用中，这样就产生了两头占用的现状，使耕地面积大幅度的减少。据调查，目前农村中有很多住宅处于闲置状态，这被称为“空心村”现象。下面的表格是对华北南部某个村庄“空心村”现象的实地调查结果：
从上表中可以看出，村庄里无人居住的宅院高达35.09%，这些宅院的主人已经进城生活却依然占据着农村的土地。进城人口在农村占用的生活用地不能有效退出，是造成我国耕地大量减少的主要原因。我国产生“空心村”现象的根源是我国在城市化进程中为了避免大量农民进城对城市造成冲击，采取了种种限制的措施，包括户籍制度、城市就业制度和住房制度等。因此，农民进城，转移的仅仅是其劳动力。由于他无法在城市获得合法的身份认可，无法获得有效的生活保障，无法获得固定的居住场所，所以，他在农村的居民用地就只能予以保留，这就形成了“两头占地”的状况。
所以，城市化不完全是造成我国城市化进程中耕地减少的主要原因。
二、城市土地过度利用与闲置并存
目前我国很多城市面临这样的一种状况：旧城区建筑密度高，道路狭窄，环境恶劣，土地过度利用；而新开发区盲目扩张，土地没有得到充分的利用。以上海市为例，上海市大量人口集中在市中心，市中心的10个区面积仅为280km2，占全市用的4.4%，却集中了704万人，人口密度高达95104人/km2，其中老城区人口密度为42900人/km2，人均居住用地仅为10.64m2，人均占地为40m2（1990年）；与此同时，新开发区面积虽然大，人口却稀少。此外，我国目前出现了很多盲目兴办开发区的现象，导致了大量土地的闲置浪费。1993年全国清理了2804个开发区，占用土地面积76km2，几乎全部是耕地。据国家土地管理局调查，全国城市土地闲置率为15%，闲置土地面积高达7000ha。据2000年全国455个城市调查资料显示，其城市建成区用地面积12858.7km2，实有房屋建筑总面积约40亿m2，平均容积率为0.31。这说明了我国在土地规划方面存在着较多有待解决的问题。由于我国原有城市用地行政划拨形式的存在，许多行政事业单位因土地的无偿性而对土地的集约利用意识不强，从而使土地的浪费现象较为严重。
第四部分城市化发展的新思路
城市化必然会占用耕地，但是城市化不一定带来耕地面积的减少。鉴于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一系列土地问题，政府有关部门应该采取一定的措施，正确处理和协调两者之间的关系，实现在城市化进程中保护耕地，耕地为城市化可持续发展提供基础。
一、实现城市化进程中耕地保护的政策手段
由于我国存在着城市化不完全的现象，因此国家应该在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就业制度、住房制度等相关领域进行调整，确保农民的进城生活，使农民进城后转移的不仅仅是劳动力，还应当包括人身，能够在城市获得合法的身份、生活的保障和固定的居所，最终可以把整个家庭都迁移到城市生活。与此同时，有关部门还应该在农村住宅制度、土地制度等方面做出调整。在大量农民进城扎根后，就可以考虑到在农村进行村镇布局调整，将分散的、空心化的村庄整合成为规模化的、集约化的现代城镇。原有的村庄居住用地被释放出来后就可以通过复垦成为新的耕地。在此基础上，对原有的小块田进行重新规整，就可以得到更多的耕地，也便于大规模、机械化的农业生产作业，实现了农村土地资源的重新整合。
除此之外，由于我国的耕地资源稀缺，因此，国家还应在做好耕地的集约利用方面制定相关的政策，例如严格控制小城镇用地，适度扩大大中城市土地供给，充分发挥大城市的聚集效应和规模效应；实行严格的耕地保护，将耕地保护从单纯的数量保护转为质量保护等。
在政策方面，日本和韩国有许多成功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二、实现城市化进程中耕地保护的规划手段
针对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土地不能有效利用的问题，我们应辩证的看待城市化与耕地保护之间的关系，有效协调，合理规划，促进二者共同发展。
首先，我们可以加快土地市场化步伐，盘活城市存量土地，即把闲置土地的使用权收回，然后以有偿的方式将其重新配置，以达到城市土地利用结构合理化发展。其次，我们要合理调整城市用地结构，优化土地配置，改善城市综合环境。最后，我们还应该引导城市布局与发展方向趋向于合理，结合产业布局和城市功能调整，实施旧城改造，发挥城市土地的最大效益。超级秘书网
三、实现城市化进程中耕地保护的科技手段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们可以利用越来越多的手段来改善城市化进程中的土地问题。其中之一就是提高土地容积率，加强多维空间的利用。一方面我们可以实现城市建筑物的立体化，大力发展高层建筑以节省占地面积；另一方面，我们还可以充分开发利用地下空间，建立起地下交通、停车、商业、存储等设施，使城市建筑用地大大减少。
此外，一些科学家展开丰富的想象力，提出了一些大胆的构想。例如，上世纪70年代美国和日本的科学家分别提出了“海上城市”和“水上东京”的设想，拟向海上和海底争取用地；还有的科学家从模拟自然生态出发，拟建设以巨型结构组成的集中仿生城市；随着现代建筑技术的不断发展，我们还可以用高级的、牢固的材料八建筑物架在空中，从而减少了城市用地。总之，科学技术的进步必然会为我们来带新的解决办法。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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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徐俊超，朱熹。在城市化进程中实现耕地增加——一个大胆而具有现实可行性的构想[J].科学学研究。2006(2)
城市化论文范文 篇十
关键词：城市文化 文化战略 城市文化体系
abstract: the competition in the agricultural civilization era is lands; the competition in the industrial civilization era is machinery, then the competition in the modern network economy is culture. cultural strategy will be an important point of building municipalities in the well-off society .based on the position of the city culture; this paper describes three advices of how to build the municipalities’ cultural system.
key words: the culture of city cultural stratagem the culture system of city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新技术革命和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世界各地的城市都在竞争有限资源以谋求自身的 发展 ，城市文化作为增强城市竞争力、繁荣区域经济的有效工具开始备受关注。文化是社会 历史 范畴的 内容 ，只要是涉及语言文字、宗教信仰、价值观念、道德规范、民风习俗、审美观与文化 教育 等意识形态领域的要素均可纳入文化范畴。在全球经济竞争日趋激烈的今天，一个城市如何提高知名度和美誉度，在来势凶猛的“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全球化”的浪潮中取得 “软实力”竞争的胜利，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城市文化的成败。
一、城市文化战略——直辖城市发展的重要战略
第一，城市文化战略是实现城市发展战略的基础。在城市战略规划实施的过程中，发展中的城市会遇到各种困难和 问题 ，如经济问题、管理问题等；而要解决这些问题，城市管理者仅靠物质和行政手段是不够的。城市的发展还需要文化战略的有效运用，为城市注入一种动力、一种精神、一种文化。因为一种优良的文化一旦确立，它就会逐渐成为城市的优良品格，成为实现城市长期发展战略的保证。因此，城市文化战略必然是实现城市发展战略的基础。<1>
第二，城市文化战略是形成良好城市文化的保证。城市文化是随城市的产生而产生的，但这种城市里的文化仅仅是城市中的居民在长期的生活中自发产生的一种文化现象，还不是现代城市管理与经营意义上的城市文化，它只是城市发展过程中的一种产品，是一种风气。而现代意义上的城市文化是一种在原有城市文化现象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同时着眼于城市文化结构发展目标的完整体系。一个城市要想建立自己的城市文化，首先必须明确自身文化意义上的发展目标，也就是城市文化战略。
二、 定位直辖城市文化——直辖城市文化战略的前提
城市本身就是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没有文化定位的城市显然是没有意识和盲目发展的城市。因此，对于搞好城市文化战略来说定位城市文化是其 理论 前提和思想基础。
关于如何进行城市文化定位，我 在定位直辖城市文化过程中必须以传统的民族文化为基础，反映城市的历史沿革和特有的文化积淀。
（二） 从现当代的人文精神中提炼精髓
直辖城市文化定位在承载城市历史的基础上要多层次、多侧面、多角度地反映现实城市文化的人文精神，展现城市文化的内涵。从现当代的人文精神中提炼精髓，顺应城市的文脉，发展、革新、创造属于一个城市独特的新文化。
三、 构建直辖城市文化体系——城市文化战略的核心
联合国人居组织1996年的《伊斯坦布尔宣言》指出：“我们的城市必� ”世界城市从农业城市到 工业 城市、从产业城市到信息城市，随着 时代 的变迁城市化的进程不断加快，与此相呼应的是城市文化也得到迅猛 发展 。在城市文化定位的基础上，构建 科学 的城市文化体系是整个直辖城市文化战略的重点。城市文化体系包括城市的理念文化体系，城市的制度文化体系以及城市的视觉文化体系。
（一）梳理直辖城市文化理念体系
城市文化理念是城市文化建设的指导思想，是经过整理后可以宣示于城市公民的条理性思想，是城市文化发展的使命和目标。城市的文化理念直接决定了城市的文化建设行为。
首先，城市的文化理念要与城市的愿景相结合。愿景是对现实的超越，愿景会促成对现实的改造，愿景会形成推动 历史 前行的巨大动力。
城市的文化理念必须与城市愿景相结合才会使公民对城市的发展愿望变得强烈，才会使城市的建设者产生巨大的动力和激情，才能碰撞出深刻的城市发展智慧。直辖城市文化理念要以城市愿景为基础，在城市愿景的基础上提炼，使城市文化理念体现公民价值与城市理性的统一，公民发展与城市建设的统一，公民满意与城市认同的统一，公民愿景与城市愿景的统一。
其次，城市核心价值观的打造应当链条化。文化有着很深刻的民族根基、历史根源和对这个民族的现实考虑。时代可以发展，文化不能泯灭，文化中的核心价值观是能够传承和凝聚一个国家和民族最重要的精神链条。
直辖城市核心价值观的打造需要在浓缩提炼的基础上把核心价值观链条化，把公民、 企业 、政府机构、部门的独立价值链条融入到整个城市的总体价值链条中。在保证个体价值观正确树立的同时，整个城市价值链条的运转自如才成为可能。对单根链条而言，规规矩矩，确保不出轨，整根链条才能沿着既定的轨道既快又稳地运转下去，整个 社会 才能健康地发展下去，城市的文化理念体系才能坚固不摧。
（二）规划直辖城市制度文化体系
在规划直辖城市制度文化体系中，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第一，创建“以人为本”的公共文化服务制度体系。公共文化服务制度体系是建立社会公共文化服务规� 对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如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站）、群众 艺术 馆、美术馆等为群众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的单位，要通过加大政府投入，调整资源配置逐步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要拓宽渠道，引导社会资金以多种方式投入文化公益事业；要加大 农村 文化基础设施建设投入，逐步解决农村文化产品和服务相对缺乏的 问题 ；要完善城市社区文化设施。
第二，形成可持续发展的文化产业制度体系。文化产业从其结构和行业来看， 目前 可划分为文化产业核心层、文化产业层、相关文化产业层三大板块。党的十六大强调指出“发展文化产业是市场 经济 条件下繁荣社会主义文化、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途径”。发展文化产业必须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统一规划、有序开发，突出重点、调整结构，努力形成可持续发展的文化产业。
要充分挖掘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直辖城市文化资源，制定可持续发展规划，把开发与保护有机的结合起来，使文化特色在产业发展的过程中最大化和最佳化。要充分认识，“历史地区是各地人类日常环境的组成部分，它们代表着形成其过去的生动见证；历史地区为文化、宗教及社会活动的多样化和财富提供了最确切的见证，保护历史地区并使它们与 现代 社会生活相结合是城市规划和土地开发的基本因素；而遗产是社会昔日的生动见证，对于人类和对那些从中找到其生活方式缩影及其某一基本特征的民族，是至关重要的；整个世界在扩展或现代化的借口之下，拆毁和不适当的重建工程正给这一历史遗产带来严重的损害；认为历史地区是不可移动的遗产，其损坏即使不会导致经济损失，也常常会带来社会动乱。”直辖城市需要采取全面而有力的政策，把保护和复原历史地区及其周围环境作为地区规划的组成部分，并制定一套有关建筑遗产及其与城市规划相互联系的有效而灵活的 法律 。同时加强和改进对非公有制文化企业的服务和监管，还进一步加强了现代文化市场体系的培育工作，探索如何加强文化产品和要素市场的建设、完善现代流通体制、建立健全市场中介机构和行业组织、如何加强文化市场监管等。
第三，构架起“知识城市”的知识共享和知识资本评价制度系统。在知识型经济社会里，人类的发展不仅依赖于拥有更多财富，而且应� 知识具有开放性、共享性等特点，它只能在交流和传播中创造价值，延伸价值。“知识城市”起源于上个世纪90年代，是知识经济的产物和城市转型的客观需要。所谓“知识城市”是一个在知识经济和社会发展进程中，战略上执行一项有目的地鼓励知识培育、技术创新、科学 研究 和提升创造力使命的城市。
因此，充分利用城市现有的优势，完善基础设施，构筑创新生态学氛围，高效利用“城市创新引擎”（urban innovation engine），构架起知识共享和知识资本评价制度系统打造“知识城市”的品牌，必将对一个城市的创新和经济可持续发展产生深远 影响 。
目前，当务之急，我们要按照“知识城市”的整体布局，整合资源，建立起城市内统一的知识 网络 知识共享文化环境，并逐步与地区的、国家的和国际的知识网络平台相链接，以推动和促进“知识城市”和知识资本市场的发展。有了直辖城市知识共享制度系统，还必须建立有专门的能使人获得知识的组织机构，以推动和促进城市知识管理和知识资本的成长。
在城市知识资本评价制度体系方面，必须研究我国当前实行的 会计 理论 和 方法 ，打破传统的观念，强化“知识第一”的经济理念，将知识纳入会计计量与报告系统中，对传统的“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的公式进行修正和拓展到新的公式：实物资产+知识资产=负债+实物资本权益+知识资本权益，以更加准确的体现国家、企业的真实情况。
另外，为了通过减免税促进知识产业、知识产品和知识服务的发展壮大，并根据知识产业、知识经济和知识型人才的需求来设计“知识城市”，政府主管部门必须转变思维方式，不能依据目前传统的会计制度，将知识资本认定为负债，这可能会使得许多有潜力的创新项目缺乏领导者的支持和资金而失败。必须将智慧、知识资本和 金融 资本相互依存的关系纳入统筹考虑，加速建立直辖城市的知识资本的会计制度， 使知识、智慧与金融资本完美结合，以促进“知识城市”和企业知识资本和创新能力的发展。
（三）创新直辖城市视觉文化体系
在今日世界全球化的带动下，很多大城市开始快速进入“球体网络社会”。在这种球状形态社会中，人们的尊严和地位提高了，开始有了更高的话语要求和广泛的“看”的视觉需求，视觉打通了我们与周围社会情感沟通的关系。这和以往的文化相比是很大的变化，并且直接导致视觉要求的提升，城市文化开始大踏步跨入视觉时代。视觉文化在当代文化领域中所担当的重要角色，决定了视觉文化在一个城市的文化建设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基于直辖城市建设现状、城市发展和公众感知的 规律 ，我
城市化论文 篇十一
城市化是现代化过程中最富生气和活力的形态之一，产业革命以来城市化浪潮靡满全球的社会现实已充分证明其本身的普遍性。与此同时，在人文社会科学界，至少有社会学、人口学、地理学、经济学、历史学等不同学科的专家学者对此给予热情的关注。纷繁复杂的城市化理论，林林总总的城市化研究成果，又使“城市化”概念本身显得模糊不清，甚或无所适从。大体而言，社会学家从人�
应当说，从不同学科的基本特征出发，给予“城市化”不同的概念和内涵，是学术史上的正常现象。值得重视的是，无论学者们给予“城市化”多少不同的概念，有一种“较为主要的提法”已被多数学科所接受，这就是：人口向城市集中的过程即为城市化，因为，社会是一个以共同物质生产活动为基础的人口集团，城市作为一个重要的社会单元，必定集中一定数量的人口；而人口集中的来源必然来自农村。较早提出这一概念的埃尔德里奇(H.T.Eidridge)认为：人口集中的过程就是城市化的全部含义。人口不断向城市集中，城市就不断发展。人口停止向城市集中，城市化亦随即停止。（注：参见于洪俊、宁越敏：《城市地理概论》，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1983年版，第17-18页。）《大英百科全书》的定义是：
城市化(Urbanization)一词，是指人口向城镇或城市地带集中的过程。这个集中化的过程表现为两种形式，一是城镇数目的增多，二是各个城市内人口规模不断扩充。（注：北京市社会科学研究所城市研究室选编：《国外城市科学文选》，贵州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页。）
由此可见，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乃是城市化的核心所在。
城市化也是中国近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本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尤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随着城市史研究在国内外的普遍展开，人口流动与中国近代城市化的研究已经取得相应的成就，对此进行学术史意义上的检讨，或许会对中国近代城市史的研究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一
检讨中外学者关于中国近代人口流动与城市化的研究历程，以本世纪70年代为分界，我将此分为两个阶段。
早在本世纪20年代，中国社会的人口流动和城市化现象即已引起学界重视。然而，直至70年代初的整整半个世纪中，本领域的研究仍然主要停留在有关资料的整理方面，“足够系统的研究”尚未出现。著名社会学家陈达先生在其“写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中”的英文本《现代中国人口》中如此写道：
国内的迁徙运动，是最普通的一种移民运动。在近几十年来，一直进行着乡村与都市的人口移动，这种移动的结果，不断地使许多年青人从乡村徙入都市里，包括长江流域和沿海各城市如上海、无锡、汉口、广州及天津等地。潮水似的继续不断的徙民都是来自乡间的。虽然移民运动的进行，其吸引力及离心力究是如何，还没有足够系统的研究，但大量人口朝向都市流入，确是普遍的事实。（注：陈达：《现代中国人口》，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7-88页。）
国内对本研究领域的关注首先出现在20、30年代活跃的社会学界。1929年由世界书局出版的吴景超的《都市社会学》首开中国城市社会学的先河，该书简明扼要地指出了都市社会学的研究范围，介绍了西方都市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并对都市经济、人口、区域和控制进行了初步论述。一些研究中国人口问题的著作也开始涉及此一领域，如1922年由上海世界书局印行的黎世衡的《历代户口通论》，就有根据海关报告整理的各商埠人口资料和10万人口以上都市表。193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许仕廉《中国人口问题》（此
20年代以降，农民离村问题成为中国社会严重问题之一，初步统计对此进行研究的论文至少在20篇以上。其中最有份量者，乃是《东方杂志》第三十四卷，第十五号（1937年8月），第二十二——二十四号（1937年12月）连载的吴至信的《中国农民离村问题》专文。该文分农民离村之时代背景、原因、数字分析、出路、社会影响、展望、结论七部分，对此问题进行了较为全面而系统的研究。另一篇重要的研究论文是地理学家竺可桢先生的《论江浙两省人口之密度》（《东方杂志》第二十三卷，第一号1926年1月），该文在研究江浙两省人口密度的基础上，对江浙地区人口在一万至十万以上的城邑进行统计分类，并与全国及世界主要国家进行了对比。
日本学者对本领域的研究具有自己的学术风格。20-70年代，加藤繁、佐伯富、中村治兵卫等人对明清乃至民国时期中国的集市作了大量细致的研究，其中一些论文对区域性乃至全国性的集市人口作出了统计或估计。（注：参见（美）施坚雅(Skinner)“十九世纪中国的区域城市化”，注释20，原文载Skinner.G.W.ed:TheCityinLateImperialChina,Stanford.StaofardUniversityPress,1977。按，笔者至少见到施坚雅此文的三种中译本，即青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第2辑；天津教育出版社1989年出版《城市史研究》第1辑；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研究——施坚雅式》。惟《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有注释译文，后两种均删去未刊（或未译？），亦属憾事。本文以下引用施坚雅此文者，均依前者。）加藤繁的《清代村镇的定期市》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该文根据康熙、乾隆以来，以至光绪、宣统和民国时期的大量方志，考察了直隶（河北）、山东、山西、河南、福建、广东、广西七省各州县的定集市，并尽可能地估计了各州县定集市的平均人口。（注：原文载1936年2月《东洋学报》第23册第2分册，中译文见加藤繁《中国经济史考证》第三卷，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另一位不应忘记的日本学者是饭田茂三郎。1934年10月，根据饭田茂三郎在“望月军四郎氏基金中国问题讲座”的演讲稿，由洪炎秋、张我军合译《中国人口问题研究》由北平（北京）人人书店刊行，该书专辟“中国人口的都市和村落别的构成”一节，对30年代初的中国都市化提出看法。另外，在1929年《社会月刊》第一卷第六号上，还刊登过曾任上海《每日新闻》及《上海周报》记者的田中忠夫《中国农民的离村问题》一文，该文分农民离村的沿革、农民离村的数量、农民离村的质量，农民离村的原因、农民离村的类别、农民离村的时期、农民离村的职业、农民离村的影响，共八章近两万言，对此问题进行了全面的论述（比吴至信同题文章早8年）。
大洋彼岸美国学者也对本领域资料的整理和初步研究作出了贡献。笔者所见最早的此类资料整理是夏之时(FatherRichard)的《中华坤舆详志》，辑录范围主要限于20世纪头十年。（注：FatherRichard:ComprehensiveGeographyofChineseEmpire.）此后40年均有城市人口资料的论著出现：如史杜弗(stuffer)在《中华归主》中辑录了1922年的数据；（注：Stuffer:TheChristionOccupationofChina.）杜格谢夫(Boris.p.Torgasheff)在其论文《中国城市人口》中辑录了1920年代末的城市人口资料；（注：TownPopalationinChina,TheChinaCriticApril3.1930）GleenT·Trewartha则综合40年代以前的各种资料，著有《中国城市：数量与分布》；此类资料集大成者乃为莫里斯·B·厄尔曼(ullman,morrisB)的著作《大陆中国的城市1953-1958》。施坚雅和珀金斯(DwightH·perkins)均认为此书是此类资料最为完整的一部。（注：参见施坚雅“十九世纪中国的区域城市化”《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第二辑，第54-55页，帕金斯《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年)》，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386页。）
70年代以前，美国对中国近代城市研究中最富理论色彩的是施坚雅的集市体系理论。1964-1965年施坚雅的长文《中国农村的集市贸易和社会结构》连载于《亚洲研究学刊》（注：Skinner.MarketingandSocialStructureinRuralChina,JournalofAsiaStudies24.1-3。），在德国学者克里斯塔勒(walterchirstaller)中心地理论的基础上，施坚雅根据其在1949-50年间在四川成都东南25公里处的集市高店子所作的田野调查以及对许多定居海外的大陆移民的采访，并参阅各地方志和其他出版物，提出了这样一个基本论点：同下一级的中心地相比，上一级的中心地能够提供更为专门化的货物供应，并拥有更为广阔的腹地。据此，施氏还划分出了五个等级的中心地：基层集市、中型集市、中心集市、地方城市、区域城市。
应当说，40年代陈达先生概括的本领域缺乏“足够系统的研究”局面一直沿续到70年代。1966年，新当选的美国亚洲研究会主席奈特·毕乃德在其题为《现代化与近代初期的中国》的就职演说中，仍然不无遗憾地讲道：
十九世纪中叶以来近代交通运输和商业的扩展以及十九世纪末以来近代工业的扩展，为城市发展提供了非同一般的刺激。虽然这种发展与现代化的大部分其他方面的发展一样，首先出现在外国控制的通商口岸，但在1919年以前，纯粹的中国城市也在一定程度上成长起来。遗憾的是，这个时期中国人口的可靠数据几乎没有，也几乎没有人去把分散的资料收集起来，以说明城市化的趋势。（注：奈特·毕乃德《现代化与近代初期的中国》，译文见（美）西里尔·E·希等主编《比较现代化》，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版，第218页。）
二
七十年代后，本领域研究开始打破长期沉寂的局面，而新局面的出现首先来自美国汉学界。
大体而言，七十年代以前，美国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主要受费正清(Johnk.Fairbank)为代表的“冲击——反应”模式(Impact-respensemodel)和利文森(JoesphR.Levenson)为代表的“传统——近代”模式(tradition-modernitymodel)的影响，认为中国社会基本上处于一个长期停滞的状态，循环往复而缺乏突破传统社会框架的内部动力，只有到19世纪中叶遭遇西方冲击后，才发生向近代社会演变的剧变，柯文批评其为典型的“西方中心论”。六、七十年代之交，在美国方兴未艾的历史反思潮流中，年轻一代的史学家一面尖锐地批评“西方中心论”的弊端，一面又倡导以中国为出发点，以实证的研究成果向其发起挑战。柯文将此概括为“中国中心观”(china-centeredApproach)，并将其特点归纳为四点：
(1)从中国而不是从西方着手来研究中国历史，并尽量采取内部的（即中国的）而不是外部的（即西方的）准绳来决定中国历史哪些现象具有历史重要性：(2)把中国按“横向”分解为区域、省、州、县与城市，以展开区域与地方历史的研究；(3)把中国社会再按“纵向”分解为若干不同阶层，推动较下层社会历史（包括民间与非民间历史）的撰写；(4)热情欢迎历史学以外诸学科（主要是社会科学，但也不限于此）中已形成的各种理论、方法与技巧，并力求把它们和历史分析结合起来。（注：柯文著、林同奇译《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65页。）
斯坦福大学人类学系的“怪杰”施坚雅先生是“中国中心观”的代表人物，而其主编的《晚期的城市》（注：G.WilliamSkinner,TheCityinLateImperialChina.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97.）则将晚清城市史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该书按不同主题分为三编，每编各收入论文五、六篇，并冠以施坚雅所撰的专题导言，其中施氏本人的《十九世纪中国的区域城市化》、《城市与地方体系层次》、《的城市发展》等重要论文均收入其中。芝加哥大学教授诺顿·金斯伯格(NortonGinsburg)评论道：“此书标志着对中国城市的研究，已经跳出了晦涩难懂的传统汉学的窠臼，开始进入了历史社会科学的比较城市研究的轨道。”（注：引自陈桥驿：《读〈中国王朝时代晚期的城市〉的两篇书评》，载《杭州大学学报》，1980年第4期。）
施坚雅对晚清城市史研究的最大贡献是其提出的区域体系理论(regionalsystemtheory)，在他看来，“工业化前期，以中国作为整体的全国城市化率实际上几乎毫无意义，要重新系统地阐述这一问题，就必须从各个区域出发。”（注：《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第二辑，第1页。）按照河流系统从支脉到干流的层次，施坚雅将中国划分为九大区域：长江下游、岭南、东南、西北、长江中游、华北、长江上游、云贵及东北（施氏认为，19世纪90年代以前，此区尚在开发之中， 施坚雅的这种划分，不仅打破了传统以政治边界（即省份）划分中国的方法，而且改变了自20年代以来西方学界认为中国城市化无从谈起的韦伯模式，其意义重大且影响巨深。施坚雅的理论并没有停止于此，他还在其宏观区域理论中引入了中心边际论，即每一个宏观区域都包括中心和边际两大部分。中心地区是人口众多，耕地面积较大，交通运输发达的大城市所在地；而边际地区则是较中心地区各方面均为萧条的、联系较为松散的地区。换言之，人口和资源往往集中在中心地区，并随着从中心向边际地带外移越来越稀落。柯文对此评论说：“在我看来，施坚雅取向的最大优点在于他同时突出了各个区域之间以及每一区域内部的中心地带与边缘地带之间，在空间与时间上存在的差异。”（注：柯文前揭书，第145页。）应当说，施坚雅的理论并不是无懈可击的，例如许多学者对施氏理论忽略各巨区(macroregion)间的联系，忽略全国性因素在区域研究中的重要性就提出过尖锐的批评。（注：BarbaraSand.RamonH.Myers,TheSpatialApproachtoChineseHstory:aTest.JournalofAsianStudies(Aug,1986).GilbertRozman,bridgeUniversity.Press,1982.）
不能忽略的是，施坚雅的理论受到过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教授罗兹曼(GlbertRozman)的影响。（注：有关罗兹曼的介绍，可参见郑羽：《美国历史学家汉学家吉·罗兹曼教授》，载《世界史研究动态》1989年第3期。）罗兹曼在1973年出版的《清代中国和德川幕府时代日本的城市网络》（注：ClbretRozman,UrbanNetworksinCh''''ingChinaandTokugawaJapan.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73.此书由罗兹曼先生赐寄，谨致谢意。）中创立了城市空间网络学说。罗兹曼认为，在中日两国的工业化过程中，中国的城市化明显落后于日本，在此书的扉页，他特别绘制了两个金字塔形的图形来说明中日两国城市结构的差异。罗兹曼强调，由于中国人口集中于城镇和乡村，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寥寥可数，因而金字塔的形状是“上小下大”的锥形结构。这种城市网络，使中国难以形成一体化的城市体系，从而削弱了中央集权的统治。日本的情况则恰恰相反，19世纪初期开始，伴随着各地大城市的出现，农村的集市却呈衰微之势，日本的城市网络表现为规格的金字塔形状。中日两国城市网络的差异，正表现在城市化指数的巨大差异，罗氏认为，18世纪日本的城市化指数已是中国的两倍多，之后的一个多世纪内，这种差距愈发加大。
还应注意的是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珀金斯的相关成果。珀金斯在60年代末出版的《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年》（注：Perkins.Dwight,AgriculturalDverlopmentinChina,1368-1968,Chicago:Aldine,中译本由伍丹戈翻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出版。）一书中，曾专辟《城市人口资料，1900-1958》一节作为附录，罗列了约1900-1910年、20年代初期、1938年、1953年、1957年、1958年6个年份（代）1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数据，并对此作出了自己的解释，也是研究中国近代城市化的重要参考资料。
威斯康辛大学经济学教授赵冈先生长期致力中国经济史的研究。据笔者陋见，80年代后赵冈先生对中国城市史研究给予关注，1983年作者的长篇论文《中国历史上的城市人口》在台湾《食货月刊》第13卷第3-4期发表，可以视其为城市人口的代表作。该文估算了自战国迄至近代的城市人口，并判断中国历史上城市人口的发展有两个重大的转折点，即十二世纪的南宋和十九世纪的清末。他认为，南宋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22.4%是中国历史上的最高峰，至19世纪中叶降至最低点。90年代初，《历史研究》杂志又发表了赵文《从宏观角度看中国的城市史》（注：《历史研究》1993年第1期。）。1995年，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又出版了赵冈先生的《中国城市发展史论》收录了他有关中国城市史研究的主要成果。
最后，有关美国对中国近代城市研究的个案著作，最应注意的是霍普金斯大学历史学教授罗威廉(wlillan,T.Rowe)有关汉口的两本著作，即1984年的《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与社会1796-1889》，1989年的《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冲突与社区1976-1985》。（注，Hankow:CommerceandandSocietyinaChineseCity,1796-1889,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84;Hankow:ConflictandCommunityinaChinesecity,1796-1895,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89.）其中，在1989年的著作中，罗威廉在第一个部分就将“城市人口”作为重点首先进行了讨论，涉及到汉口城市人口总量、人口移动、人口异质度增强等问题，以便展开对其冲突与社区主题的讨论。罗威廉此书还以汉口为个案深入探讨了八、九十年代以来风靡美国汉学界的“市民社会公共领域”范畴，正如杨念群先生概括的那样：“罗威廉的汉口研究以史实勾勒出了一幅国家向社会公域让渡权益的斑斓画面。”（注：杨念群：《“市民社会”研究的一个中国案例——有关两本汉口研究著作的论评》，载《中国书评》，1995年5月总第5期。）
台湾学者刘石吉对江南市镇研究多有贡献，其《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1987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收入作者有关江南地区专业市镇、太平天国后市镇发展、市镇数量分析三篇论文，其中即有“市镇人口的一个估计”。又，台湾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现代化区域研究”项目，迄今所出版的湖北、山东、闽浙台、湖南、江苏、安徽六种，均有对人口及城市化的专门论述。
三
七、八十年代之交，伴随着国内史学研究新局面的出现，“中国城市史研究进入前所未有的繁盛时期”（张仲礼语）。“七五”期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小组将上海、天津、重庆、武汉四城市历史列为重点研究课题。进入90年代，大部头的四城市研究专著陆续问世；有关城市史的学术论文10年间已超出千篇；各种有关城市史的学术讨论会在各地相继召开；专门的《城市史研究》杂志应运而生。有学者预言，城市史有可能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个突破口。
虽然本领域的研究只被视为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的一项内容，但其成果也足以令人欣喜。除“七五”期间被列为重点研究的四城市史均辟专章或专节对城市人口以专门论述外，（注：张仲礼主编《近代上海城市研究》，1990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隗瀛涛主编《近代重庆城市史》，1991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罗澍伟主编《天津城市史》，1993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皮明庥主编《近代武汉城市史》，1993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还出版了对上海、天津、北京三大城市人口研究的专题著作：邹依仁的《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1980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李竞能主编的《天津人口史》1990年由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韩光辉的《北京历史人口地理》1996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另外拙著《人口问题与近代社会》、姜涛《中国近代人口史》、葛剑雄主编、曹树基著《中国移民史》第六卷、史明正《近代化的北京城——城市建设与社会变革》、乐正《近代上海人社会心态1860-1910》、忻平《从上海发现历史——现代化进程中的上海人及其社会生活》、唐振常主编《上海史》、张仲礼主编《东南沿海城市与中国近代化》、茅家琦主编《横看成岭侧成峰——长江下游城市近代化的轨迹》、以及乔志强主编《中国近代社会史》、池子华《中国近代流民》、何一民《中国城市史纲》、顾朝林《中国城镇体系——历史、现状、展望》、胡焕庸等《中国人口地理》、王育民《中国人口史》等专著也不同程度地涉及了本领域的研究。有关江南市镇研究的论著也有两部：樊树志《明清江南市镇探微》、陈学文《明清时期杭嘉湖市镇史研究》。
与有关专著相比，本领域的学术论文相对为少，初步统计不过30余篇。1989年拙文《略论中国近代的人口城市化》或许是最早涉及本领域的学术论文，此文初步论述了中国古代城市化水平领先，近代落伍的史实，并对近代中国城市化发展的模式及城市化与近代化的关系提出了拙见，虽不免粗略缺陷，似亦抛砖引玉。90年代后，本领域的学术论文逐渐增多，其中乐正先生的《开埠通商与近代中国的城市化问题(1840-1911)》及《近代城市发展的主题与中国模式》对开埠通商与近代中国城市化的启动与迟滞、近代城市化、城市近代化及中国近代的城市化发展模式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论述；宫玉松《中国近代人口城市化研究》对中国近代人口城市化的概况、原因、特点也有粗略的罗列和论述；王跃生《近代中国人口地区流动》，以人口城乡流动为主线，论述了人口流动的形式及流动者身份、流动人口的归宿及地域构成两个问题；张景岳《北洋政府时期的人口变动与社会经济》也对此期人口城市化的加速与社会经济的近代化趋势有概略阐述；张庆军《民国时期都市人口结构分析》就民国时期都市人口性别结构、年龄结构、婚姻结构、职业结构、教育结构五个方面进行了分析。有关农民离村问题的研究则有王文昌《20世纪30年代前期农民离村问题》和鲁西奇《中国近代农民离土现象浅析》两文。（注：以上可谓本领域的综合研究成果，分见《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1期；《中山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天津社会科学》1992第2期；《中国人口科学》1989年第6期；《人口经济》1991年第4期；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近代中国》第3辑；《民国档案》1992年第1期；《历史研究》1993年第2期；《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3期。）个案的城市人口研究论文也时有发表，主要有：周源和、吴申元《上海历史人口研究》、王跃生《清代北京流动人口初探》、戴一峰《近代福建的人口迁移与城市化》、沈毅《近代大连城市人口略论》、竺菊英《论近代宁波人口流动及其社会意义》、吕实强《清末民初期间四川城市的发展》、何一民《近代成都城市人口发展述论》、徐曰彪《近代香港人口》、王笛《清代重庆移民、移民社会与城市发展》、吉石羽《传统期之天津城居人口探析》、张利民《论近代天津城市人口的发展》、许擅《16-19世纪山东人口的非农业化趋势》等。（注：分见《复旦学报》1995年第4期；《人口经济》1989年第6期；《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2期；《社会科学辑刊》1993年第2期；《江海学刊》1993年第5期；《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1期第3期；《城市史研究》第1、2、4、11-12辑。）另外，笔者所见的未刊论文尚有杜语博士的毕业论文《近代中国通商口岸研究》、夏明方博士的毕业论文《灾害、环境与民国乡村社会》、马学强《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人口问题——1368-1911年江南地区分析》等，也对本领域问题有所研究。
对于明清以来城镇的研究，尤其是对江南城镇的研究可谓成果斐然。涉及本领域的两篇综论性的城镇研究论文是黄苇《中国近代集镇墟集的兴衰存废问题》和慈鸿飞的《近代中国镇、集发展的数量问题》。（注：分见《学术月刊》1979年第3、4期；《中国社会科学》1996年第2期。）至于地区性和个案城镇的研究论文至少在数百篇以上，兹不赘录。
四
城镇化发展论文 篇十二
1．1以人为本的原则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基于这一指导思想，乡村地区旅游城镇化发展必须将“以人为本”作为首要原则，致力于满足乡村广大农民群众物质、精神、文化、心理等各方面的需求，全方位提升其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灵活多样的就业选择、洁亮绿美的居住环境、完善便利的公共服务、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积极进步的社会观念等，都应成为乡村地区旅游城镇化追求的目标。
1．2因地制宜的原则乡村地区旅游城镇化并不是一定要人为地将乡村和城镇割裂开来，将“黄土地”的传统乡村地区全盘变成“水泥地”的现代城镇，而是在充分保留乡村意象的前提下，有选择性地依托旅游中心村培育具有综合服务功能的新城镇，将散落的农村居民点适时适度聚集发展为新社区［6］，实现土地资源的高效集约化利用，以体现出“因地制宜”的务实思想。缺少了乡村意象，乡村地区也就丧失了原有的旅游吸
1．3生态优先的原则生态环境是人类生活的基本条件，良好的生态环境是衡量生活品质的重要内容。坚持“生态优先”原则，就是要树立建设“生态城镇”的理念，在乡村地区旅游城镇化进程中始终重视生态环境的治理与改善，重视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与保护，以契合新型城镇化对“质”的要求。一方面，要明确空气环境质量、水资源环境质量、噪声环境质量等的控制目标和保护措施；另一方面，应以景观生态学理论为指导，科学处理好乡村地区生态斑块、生态廊道和生态基质之间的关系。
1．4利益均衡的原则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乡村地区旅游城镇化必然是一个多方参与建设的过程，地方政府、当地居民、旅游企业、旅游者等群体都扮演着重要的参与角色，同时也构成了多元化利益主体之间利益交织的局面，如果不能有效协调好其间复杂的利益关系，势必将阻碍乡村地区旅游城镇化的健康、稳定发展［7］。只有遵循“政府引导、企业参与、市场运作、群众受益”的思路，构建起利益均沾、兼顾公平的“利益均衡”机制，才能保障乡村地区旅游城镇化最终走向“和谐城镇”。
2湖北省乡村地区旅游城镇化发展模式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我国乡村地区的旅游城镇化建设伴随着旅游业的快速发展在全国各地反复实践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现在的黄山市、张家界市、武夷山市等都具有典型的旅游城镇化特征［8］。当然，除了这些相对成熟的景区依托型旅游大市镇之外，还有更多各具特色的旅游小城镇在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9］。湖北省在2008年和2009年先后启动了“湖北旅游名镇”创建和“湖北旅游名村”寻访工作，对纳入创建扶持名单的镇、村分别给予600万元和100万元的扶持资金，从而拉开了全面推进乡村地区旅游城镇化发展的大幕。截至目前，全省已有26个镇和100个村入选创建扶持名单，这些村镇已经走在旅游城镇化的前列，通过分析其发展路径，总结其成功模式，可以为其他起步较晚的地区提供有益的经验借鉴。所谓模式就是指一定地区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具有特色的经济发展过程，每一种模式都具有典型的意义，能够为解决同一类型的问题提供参考性的建议和思路［10］。本文从旅游产业作用机理的视角，提出四种具有代表性的乡村地区旅游城镇化发展模式。
2．1产业带动模式———十堰“紫霄模式”以十堰市武当山旅游经济特区紫霄村为代表。紫霄村位于武当山核心区域，方圆约90平方公里，与金顶、南岩、紫霄宫等著名景点比邻相依。在当地政府的规划安排下，紫霄村依托武当山道教圣地丰富的人文和自然景观，大力发展旅游服务业，在“旅游富民”和“旅游强村”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村民80%从事旅游服务，通过开办个体农家宾馆、农家乐餐馆和经营商业摊位实现了致富梦想，旅游生意做得最好的村民家庭年收入逾百万元；村集体也投资旅游业，旗下的旅游酒店和花轿公司每年可为村里增加10多万元收入，收入所得均用来为村民提供福利。据统计，2011年全村旅游收入达2100万元，人均纯收入7300元。同时，紫霄村旅游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也大幅度提升了村民的人居环境和生活水平。目前，全村户间道路已全部完成硬化，生活垃圾及时清运下山，清洁安全的自来水通到家家户户，农村超市、卫生室、图书室、党员群众服务中心、停车场、游客接待中心等服务设施一应俱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参合率达到100%［11］。紫霄村是一个典型的依靠旅游业作为产业引擎带动城镇化发展的村庄，旅游业替代了农业的位置，让村民从地头走向街头，农民的身份逐渐褪色，变身为店主、员工，收入也有了成倍增长，其成功在于充分发挥了背靠武当山景区“近水楼台先得月”的地利优势。产业带动型的旅游城镇化模式以旅游服务业为绝对主导，适宜于在地理区位上依附于著名旅游景区的村镇。
2．2产业转型模式———大冶“坳头模式”以大冶市灵乡镇坳头村为代表。坳头村是驰名荆楚的矿业大村，曾一度依托村内丰富的铁矿和石膏矿资源富显一方，但与富裕形成反差的是由于对矿产资源的过度开采和大量排废造成的水土流失与环境破坏。在面对日益严峻的“资源枯竭危机”的现实挑战时，坳头村鲜明地提出“依托资源创业、超越资源发展”的转型理念，并将旅游业作为产业转型的主导选择，结合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大力发展。在旅游发展资金方面，依据“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通过村集体参与、鼓励村民入股、吸引个体业主或外来企业投资等方式多管齐下，持续投入；在旅游产品开发方面，立足本地资源特色，通过矿冶景观建设和矿井探险体验产品设计，开发出满足游客求知100和探秘体验的旅游产品，使游客能够获得丰富的矿冶知识和独特的旅游互动体验；在旅游设施建设方面，先后大手笔引资建成4A级景区、四星级酒店投入运营，具备较强的旅游吸引力和市场接待能力［12］。2012年，坳头村被湖北省政府授予“湖北旅游名村”称号。旅游业大发展的同时也强力带动了坳头村硬件设施的改造、配套与升级和各项社会事业的全面进步，对优化村庄环境质量、提升村民生活水平及加速其城镇化进程发挥了积极作用。对比产业带动模式与产业转型模式，两者同样都是以旅游业为主导促进乡村地区城镇化发展，但前者产业结构单一，主要是通过向村镇所依附的著名旅游景区提供旅游配套服务实现经济发展；而后者涉及到产业结构的大规模调整，村镇自身应该演变为旅游目的地，从而实现全旅游价值链收益。
2．3产业融合模式———钟祥“彭墩模式”以钟祥市石牌镇彭墩村为代表。彭墩村自2006年开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以来，与湖北青龙湖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实行产业联姻，由彭墩村提供土地和人力，青龙湖公司提供资金和管理，实行“公司+基地+农户”的经营模式，将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进行有机融合，大力发展规模农业和乡村旅游，走出了一条“迁村腾地、村企共建”的特色发展之路，仅数年时间就由一片穷山荒水的“贫困村”跃升为享誉全国的“明星村”，先后荣获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点、全国生态文化村、亚太地区乡村旅游观察点等称号。“迁村腾地”使彭墩村可利用的土地资源大幅增加，依据统一规划建设，全村9个组317户陆续迁入附带庭院和车库的两层小别墅集中安置区，腾置出来的宅基地经土地整理后新增3000亩耕地；“村企共建”使彭墩村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发展生产，借助产业融合拉长增粗产业链，取得了可喜的成绩，目前已建成6000亩优质稻、2000亩有机蔬菜、2080亩生态水莲、2000亩健康水产养殖、10万只蛋鸡、12万只种鸭、2000万只鸭苗孵化的高效生态农业科技示范园和国家4A级彭墩乡村世界旅游景区。2011年，彭墩村集体经济收入200万元，全村人均纯收入1．5万元，与2005年相比，6年翻了3番［13］。彭墩村高效的经济发展和城镇化进程离不开关联企业的主体作用和产业融合的增值效益。产业融合型的旅游城镇化模式强调传统农业生产与现代旅游服务的联动并举，适宜于具有一定农业基础和资本介入的乡村地区。
2．4产业集聚模式———黄陂“木兰模式”以武汉市黄陂区北部旅游特色乡镇群为代表。近年来，黄陂区坚持旅游兴农富民战略，充分利用北部地区乡镇资源、品牌和区位优势，推行党政主导、企业主角、农民主体、行业主管、品牌主打的“五主模式”，着力打造“木兰山水之乡”、“木兰杜鹃之乡”、“木兰泥塑之乡”、“木兰茶香古镇”、“木兰民俗古镇”、“木兰明清古镇”等一批特色旅游乡镇，通过“名镇效应”推动产业集聚和人口集聚，使北部地区城镇化率达到45%以上，实现了由传统农业大区向旅游强区、名区的蝶变［14］。目前，北部地区乡镇已建成华中地区最大的生态旅游景区———木兰景区群，其中国家4A级旅游景区7家，3A景区3家，现正在合力创建国家5A级景区；已建成休闲特色集镇6个，休闲专业村58个，休闲山庄168家，星级农家乐579家，其中五星级休闲农庄9家，位列全省第一。2013年，全区旅游接待人数达1007．9万人次，创旅游综合收入30．23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5．45%和50．55%;有10万农民吃上了旅游饭，涉及旅游产业的乡镇农民人均纯收入高于全区农民人均纯收入15%。黄陂区北部旅游特色乡镇群如同一个有着强大磁力的“旅游场”，吸引了大量民营企业家们纷纷回归投资，景区数量不断增加，旅游人口不断聚集，形成了良好的规模效益。产业集聚型的旅游城镇化模式需要“资源、资本、市场”三大要素共同提供原生动力，适宜于大城市周边环城游憩带上的村镇打造“旅游卫星镇”。
3结束语
城镇化发展论文 篇十三
（一）城镇化
城镇化是我国社会变革的重要环节也是学术界研究热点问题之一，研究角度多样化，对于如何定义城镇化，目前尚未统一，从相关文献研究发现有四点解释是共同的。第一，城镇化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过程。科技进步和经济快速发展，一方面工业化发展劳动力需求扩大，现代化农业释放了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另一方面，我国的城乡二元结构导致的资源分配不合理和收入差距扩大等社会问题亟需解决，国内外的理论界普遍认为城镇化发展是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城乡统筹发展的主要途径和方式。第二，城镇化的对象是农村人口。城镇化的核心问题是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并转化为城镇居民，具体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生产方式的转变，二是生活方式的转变。第三，城镇化建设必须借助于第二、三产业的发展来完成，二者相辅相成。第四，城镇化的本质是人的城镇化。总理指出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核心是人的城镇化”。
（二）旅游城镇化
1991年，PatrickMullins以后现代消费理论为基础首先对旅游城镇化的概念提出了框架体系并对澳大利亚黄金海岸和阳光海岸两个旅游城市进行了实证分析。目前我国城市发展动力多元化，第三产业尤其是旅游业发挥着日趋重要的作用，逐渐成为一种新的驱动力，特别是以旅游业为主导或支柱产业所引发和促进城镇化的现象在少数民族地区尤为突出，国内关于旅游城镇化的相关实证研究大部分也针对于此。现有文献关于旅游城镇化概念的研究并不多，其观点主要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将城镇打造成旅游目的地，在城镇大力发展旅游业，通过旅游业的关联效应促进其规模扩大，旅游业的作用可以视为一种通过消费拉动经济发展，旅游业是实现城镇化动力之一；另一类是因为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从而引发旅游目的地城镇化，旅游业是城镇化发展的动力，或者说因旅游而城镇化，是城镇化的一种类型。上述两类定义具有共同内涵：（1）旅游业是城镇化发展的动力；（2）旅游城镇化是旅游业发挥聚集、扩散和产业联动效应，逐步实现城镇的产业体系和规模扩大的动态过程；（3）旅游城镇化是城镇化的一种类型。旅游城镇化的个案研究更多关注于西部民族地区，主要围绕旅游业对城镇化的推动作用和理论基础及模式展开。研究者认为西部民族地区工商业大规模发展条件不足，经济社会落后，但旅游资源丰富，推行以旅游业为主导推动城镇化发展的新型城镇化道路是切合实际的有效途径。刘晓鹰，杨建翠分别对九寨沟进行实证分析说明旅游业对城镇化发展的强大推进作用，同时提出候鸟型“飞地”性旅游推进型城镇化模式是增长极理论和城镇化理论交叉融合与应用的结果，是欠发达民族地区城镇化推进理论及主要模式。罗良伟针对凉山彝区探讨城镇化发展模式，提出工业推动城镇化与凉山彝区，乃至藏彝走廊地区和整个民族地区的城镇化建设已经不相适应，旅游业的发展是区域城镇化建设的一股重要力量。张英，陈俊等以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为例提出“城镇带州、旅游活州”，并采用耦合方法分析旅游业和城镇建设的耦合度，强调地区发展必须加强二者的协调。针对旅游城镇化研究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景观城镇化、人口城镇化、地域城镇化以及社会观念和生活方式城镇化。从总体来讲，国内关于旅游城镇化的研究处于发展阶段，以实践案例研究为主，较多的是从旅游地理学角度出发分析其动力机制及其影响，理论体系处于构建过程中。
二、西部少数民族农村地区旅游城镇化发展面临的问题及对策
（一）旅游资源开发条件不充足
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必须要考虑其游览价值，市场距离，通达性和地区接待能力及环境容量等因素。西部少数民族农村地区旅游资源丰富独特，具有原始性、垄断性和地区分布差异性大的特点，如山川草原等多样、独特的地形和奇绝秀丽的自然景观，众多少数民族积淀的人文历史和风土民情，堪称“旅游资源宝库”，游览价值高。但现代旅游业是一项综合性的经济事业，涉及到食、宿、行、游、购等许多方面。有了好的旅游资源，只是解决了向游客提供“游”的场所。至于游客能不能来，来了后能不能游得愉快，则取决于食、宿、行等基本条件的保障程度。西部少数民族农村地区在利用旅游业促进城镇化发展方面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可进入性，经济距离和接待能力等。其一是该地区大部分地理位置偏远，交通相对闭塞，可进入性差，如云贵川的绵绵大山，内蒙古和新疆的茫茫沙漠和草原等，交通条件的制约是阻碍旅游业发展的“瓶颈”之一。其二，资源开发的客源市场一般针对经济发达地区，游客从出发地到旅游目的地再返回出发地所用的时间和费用称经济距离，目前该地区整体交通发展状况相对落后，航空和铁路运输能力相对薄弱，尤其乡村地区，公路等级低，有些甚至没有，距离大中城市远，因此造成旅游资源开发价值因经济距离过长而降低，严重制约其发展。其三，西部少数民族农村地区大部分是经济贫困地区，公共设施欠缺，住宿和餐饮等生活服务条件差，旅游接待能力不足。旅游资源开发条件的评价，既不能就资源论资源，也不能就进入性和接待能力简单进行衡量和判读，而是应该取长补短综合考虑。针对该地区在旅游资源开发利用方面的具体情况，结合开发的条件和现状基础，采取以下策略：首先是提高资源的集群度，点、线、面相结合，逐级推进，以核心的优质资源为点，重点开发，打造交通线作为线链接不同景区，围绕核心景区开发次优资源作为面，逐级推进，也就是先集中全部优势开发最优资源并形成一定的影响力，然后逐步开发周边各类旅游资源，设计辅旅游产品；其次是考虑景观的地域组合状况，借力于周边大中城市或风景名胜区的客源市场，形成旅游产品间的特色互补效应，发展完善区域旅游，最终借助于游览价值的提高，缓冲市场距离和通达性的不足，充分利用就近市镇解决接待能力的欠缺。
（二）旅游业发展资金短缺
资金短缺极大限制了旅游资源的开发进程、力度与质量。西部民族地区经济整体发展迟缓，现代设施落后，可进入性差以及资源转化能力弱等主客观原因，外来投资者吸引力低，本地投资者资金不足，政府投入力度有限，农村居民自有资金积累不足。解决旅游业发展资金问题需要各方面和广大社会公众的参与、支持。首先，政府发挥主导作用，一方面继续加大农村地区资本要素的投入，建立多元化的旅游基础设施投资渠道，重点解决旅游进入条件的基础设施建设，另一方面加强制度创新，提高旅游业市场化率，简化行政审批流程，制定税收优惠或适当减免等政策降低投资的成本，提升吸引力，吸引外来资本注入，对于本土的投资者构建一套有利于旅游业发展的金融体系，帮助企业化解风险降低进入门槛，解决旅游企业面临的资本投入和发展风险等问题。其次，旅游是市场经济的产物，产品生产销售是以消费者为导向，因此政府要利用自身宣传优势，通过多种渠道树立内涵丰富、具有时代特点的旅游目的地形象，引领其发展，为旅游企业创造更好的外部环境和更大的市场空间，充分调动其积极性和主动性，实现政府和旅游企业间的良性互动。最后，必须考虑农村居民参与旅游发展，依靠国家政策的帮助和推动，调动当地农村人口积极参与，形成符合西部少数民族地区要求的社区参与旅游发展路径。农村社区获得参与当地旅游发展的机会和途径，一方面使农牧民从旅游发展中获得经济利益，改变资源利用方式，减少发展的环境成本和代价，降低生态环境的破坏；另一方面发展旅游，传统文化和民族习俗作为旅游吸引物，有利于其传承和保护，从而促进社区经济、社会、文化全面发展。
三、西部少数民族农村地区旅游城镇化模式
旅游业对于地区的经济意义必须要考虑旅游吸引力，可达性，旅游设施供应条件，旅游业组织和相关政策等因素。根据目前西部少数民族农村地区旅游资源特点、区位条件、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和前景以及国家西部开发和新型城镇化发展政策等基本要素，及其与城镇的距离，借助于旅游业促进其城镇化发展可以参考以下几种模式。
（一）以大城市为中心的城郊环城游憩带发展模式
城郊是指位于城市和农村腹地之间的过渡地带，处于城市辐射前沿，具有较好的地理、经济区位。随着休闲经济的兴起，居民闲暇时间的增多和城郊之间的交通状况不断改善，周末短途游成为城市居民热衷的出游方式，郊区作为城市休闲的后花园，客源市场规模巨大，为郊区发展旅游打下良好基础。这部分地区旅游资源以乡村自然风光、独特的农耕景观和传统的民风民 农牧民参与到旅游服务行业中，既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了就业岗位，提高经济收入逐渐形成资金积累，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实现人的城镇化，同时，农业示范园区等观光农业也推动现代农业体系建设，利于产业结构调整。
（二）以城镇为中心的旅游集群模式
以城镇为中心的旅游集群模式是指以城镇为核心，打造成游客的集散中心，提供配套旅游服务，解决接待问题，依托周边气候、景色、地质地貌、民俗文化等资源进行整合，既要充分分析景观地域组合状况，突出特色，主题鲜明，又要通过发展多数量和多样化的非同质的旅游产品和服务形成旅游群发挥集群效应，增强引力，降低经济距离过长产生的副影响，城镇通过泛旅游产业的整合，借助于其关联带动作用，推动当地现代商贸、通讯、金融、服务等第三产业的发展和繁荣，最终实现推动地区城镇化发展目标，建构具有持续发展潜力的特色城镇。西部民族地区城镇数量少，规模小，工业化发展水平低，传统农牧业比重大，发展相对滞后，具有非经济性，同时小城镇比重大，如全部是小城镇，四川藏区没有建制市。小城镇辐射作用和带动性相对大中城市较弱，以旅游促进城镇化发展必须发挥集群作用。旅游群的发展模式根据旅游资源状况分为品牌带动和开发带动两种类型。品牌带动型一般拥有4A、5A等知名景区或旅游资源开发价值大能够在社会上形成一定知名度，以其为龙头发挥核心资源价值，重点打造和维护好其品牌，辐射和影响其他旅游资源开发及利用，形成特色旅游产业链。开发带动型：旅游资源拥有高价值同时能够较好地实现商业化发展的，明确重点，突出主题开发构建具有一定特色的自然或人文景观，同时发展能够带来良好收益的如体育和以休闲、养生、教育、人文体验为主的现代旅游项目，实现百花齐放加速促进当地第三产业发育发展进而带动城镇化发展。
（三）远离城镇的农村社区非建制镇旅游综合体模式
城市化论文 篇十四
目前世界上主要发达国家的城市，以2％的国土面积创造了97％以上的社会财富。中国现有的600多个城市以0.43％的面积创造了68.6％的国内生产总值。
据匡算，我国一个中等城市的城市化水平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将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10万人左右，仅带动基础设施投入就达20亿元。从我国十五发展计划看，城市化将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源，全国范围内将掀起新一轮城市化高潮，这是一个不可逆转的大趋势。
这里介绍了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在规划建设上较有代表性的两个城市的经验。江苏省徐州市实施“东进、南扩、北造、西延”，大规模转移农村劳动力，大力吸纳外来人口，并改革调整不适应形势要求的制度和政策，深化户籍制度、土地有偿使用制度、城市建设投资体制和市政公用行业四项改革，走出一条城市化的新路。而山东省济宁市则采取构筑城市群的做法扩大城市的发展空间。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几年来，我国城市化进入快速发展时期，东部沿海地区借助对外开放的先机和经济发展的优势，迅速崛起了一批现代化大中城市，形成了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京津唐地区等五大城市群和都市圈，带动全国城市化水平从1980年的19％上升到1999年的30.4％。
从“十五”发展计划来看，城市化将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源，全国将掀起新一轮城市化高潮，这是一个不可逆转的大趋势。根据国际经验，徐州市已开始向工业化中期迈进，工业化水平达到46.4％，但城市化水平却只有31.9％，城市化水平 去年，江苏省委、省政府作出加快城市化进程的重大决策，全省将进一步突出四个特大城市（苏州、无锡、南京、徐州）和构筑三大城市圈――――苏锡常、南京和徐州。
江苏省的三大城市圈，现在的发展并不平衡，有个从南向北的梯度，苏锡常最发达，南京次之，而徐州则排老末。最发达的苏锡常建设特大城市已经有了最引人瞩目的行动――――曾经的华夏第一县已不复存在，这个早先的无锡县，后来的锡山市并入了无锡市成为锡山区，具有巨大经济总量的锡山区，使无锡市在迅速长大……看来江南特大城市会迅速崛起。
经济欠发达的徐州准备怎样成长为特大城市和构筑起城市圈呢？
徐州五省通衢，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历史上和近现代战争在此地留下重重痕迹。历史上的兵家必争之地，往往经济都不甚发达，徐州只有将自己变作商家必争之地，才能真正完成江苏省赋予它的“建成特大城市”的历史重任。
如何为城市化进程提速，徐州选择了深化改革，建立操作性强的运行机制。
城市化进程提速，涉及产业结构调整、人口职业变迁、农业土地使用率、人口居住地集中度、居民生活方式现代化等一系列问题。针对这些问题，徐州主动适应城市化和城市现代化发展需要，摒弃传统思维方式的束缚，大力改革调整不适应形势要求的制度和政策，目前主要工作放在深化户籍制度、土地有偿使用制度、城市建设投资体制和市政公用行业四项改革上。
为了建立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城镇户口管理制度，徐州准备在搞好试点的基础上，实行以合法住所，稳定职业或生活来源的准迁制度，按居住地划分城乡人口，职业确定身份的户籍制度，并逐步用身份证制度代替户籍制度。要清除各种人为的障碍，如不再收取城市增容费或类似费用，淡化行政对户口的干预，尽可能地打开城门，降低门槛，逐步放开对农民进城落户的限制，促进农村人口有序地向城镇集聚。对进城农民子女入学与城镇居民一视同仁。还要研究制定积极的外来人口政策，大力引进并留住外来优秀管理人才、技术人才和熟练技术工人，积极鼓励投资移民，特别是符合徐州市发展方向的项目的投资移民。同时，要以市场化、社会化为方向，加快建立以养老、失业、� 进城农民可以参照个体、私营企业养老保险管理办法，建立个人账户养老保障制度，充分发挥农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放手放胆发展民营经济，广泛调动民间投资的积极性，依靠民力，广聚民资，引导个体私营业户和先富起来的农民进入城镇投资兴业，促进生产要素向城镇聚集。
要把土地的增值效应注入城市建设，就要深化土地有偿使用制度改革。要通过市场化运作，使城市土地的升值注入城市的建设之中，转化为城建资金的主要来源。徐州确定，今后要尽快建立土地市场，依法规范供地方式，促进土地有序流转。还要建立土地收购储备制度，对城镇闲置和因城市改造、退二进三或企业破产、搬迁等需要调整利用的土地，由市政府统一收回或收购，统一实施出让供应。城市市政公用设施实行承包经营和有偿使用的，其使用范围内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可实行国家作价折资、入股或租赁、出让使用。
对全市土地要实行总控制，优先保证特大城市的年度建设用地指标。在农村，将积极鼓励离农进城的农民将原承包的土地使用权，通过出让、出租、转包、入股、抵押等方式进行有偿转让，解除农民进城后的后顾之忧，逐步使转移人口“离乡”又“离地”，为农民进城定居创业提供启动资金，同时推进农业规模经营。
城市建设需要大量资金，目前必须改变财政投入的单一体制。实行多元化投资，徐州市的各级政府要在加强规划引导的基础上，积极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吸引民间资本和社会资本投资城市建设，根据“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鼓励和支持包括企业在内的社会法人和个人，以股份制、股份合作制等多种形式，参与城镇住宅开发、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的建设、管理和经营，这样就变一方投入为多方聚资，变政府包建为全民共建。
要变兵家必争 徐州人意识到“借力发展”的重要，正在积极探索建立城市基础设施基金并组建城市投资公司，推行BOT（建设―经营―转让）、TOT（转让―经营―转让）、ABS（资产收益抵押）等投资和政府特许专营的方式，盘活存量资产，扩大增量，促进城市建设资金的保值增值和滚动发展。
城市做大，城市公用行业也必然长大，徐州正在深化市政公用行业改革，走市场化经营的新路。城市交通、园林、公用设施、可利用空间等城市资产，都是价值可观的资源。但长期以来，许多城市都是将其当作公益设施，致使政府包袱越背越重，城市更难以长大。徐州人已经有“城市设施是特殊商品”的意识，正在把这些资源推向市场，进行市场化配置，对城市道路、广场、桥梁、公园、建筑等设施的“冠名权”，对公园、交通、园林绿化的“经营权”，城市可利用空间的“使用权”，都可以进行公开公平竞争，或租赁或拍卖。闲置资产变成了“摇钱树”，无效状态下的公用行业变为有效资产，可以打破多年政府投资建设，补贴亏损的管理方式。加快城市公用事业产业化的步伐，才能实现在城市长大的同时，城市市政公用事业同步进入良性发展。
江苏的“西部地区”？
在江苏省确定的三大城市圈中，徐州是经济欠发达的，它是经济发达的江苏省的“西部地区”，在全国地级市中名排35位，“九五”期间GDP年均增长12.2％，2000年GDP达到658.2亿元。人均7420元。三个产业的结构由24.5／45.3／3.2调整为目前的18.1／16.1／35.8。从这个调整结果看，徐州经济在“九五”期间自定位为工业化的中期阶段。
徐州结构性矛盾突出的是综合实力不强。在计划经济时代，它是江苏的能源基地，采煤对徐州的资源破坏比较严重。所以在江苏全局的棋盘上，技术含量比较高的产品都没有在徐州布点，造成全市工业体系明显不合理。十年前兴起的乡镇工业大部分没有跳出五小工业的范畴，经济调整时，“刀”就自然落在这些企业头上，结果是徐州的工业产业对全市的支撑作用不强。从另一面看，徐州又是江苏人口第一大市――――人口达到708万，占全省11％，而GDP只占全省7.8％，人均GDP，人均财政收入，比全省平均水平分别低35.8％和47％。第一产业的比重比全省高了5.9％，第二、三产业的比重比全省低了4.5％和1.4％。三个产业该高的没有高，该低的没有低。经济发展内在动力是比较强劲的。
苏南经济板块中，苏州无锡主要是靠县域经济支撑，徐州则主要是靠市区。徐州弱就弱在六个县市，县域经济与城市经济发展不平衡。徐州国有经济高于全省平均水平13％，国有经济改革比较滞后，人才聚集能力也比较低。
看来，徐州与苏州、无锡（这二位是全国地级市的老大和老二）南京相比，经济总体实力、发展水平都不在同一层次上，要实现江苏省的战略目标，要建设特大城市圈，徐州比苏南地区和南京有更长和更难的路要走。
设立目标锁定目标
徐州市为自己建设特大城市的定位是：全国历史文化名城；全国交通枢纽之一；陇兰经济带东部商贸都会；淮海经济区中心城市；新兴旅游城市和现代化生态园林城市。徐州为自己建设特大城市的规模设立目标是：到2005年全市城市化水平达到45％左右，城市基础设施与经济社会发展基本相适应，市区人均GDP达到3万元；到2010年，城市化水平达到50％，市区人均GDP达到5万元。建成面积162平方公里，徐州市基本实现现代化，全市城镇发展整体水平跃入全国先进地区行列。徐州市未来的总体布局是建设“一城两翼”的特大城市，构筑“一主五副”紧密城市圈，形成“两轴一带”城镇体系主骨架。“一城”，即把徐州城区做大做强。“两翼”，即建设贾汪和双沟两卫星城，使
为此，徐州正在加快拓展城市空间，实施“东进、南扩、北造、西延”。“东进”：城区向东跳过三环路形成新的城市组团；“南扩”：在南部和东南部形成两个城市组团，并逐渐与主城区对接；“北造”：在城北塌陷区造地建城，形成新的城市组团；“西延”：综合开发，完善功能，增强对外辐射力。
鲁南济宁将组群式成长
在江苏省的城市化进程大力提速之时，山东省也不示弱。山东省的“十五”计划中，确定了重点建设四个区域性中心城市，济宁即为其中之一。
横览纵观，各国把城市做大有几种模式：其一是全国人口高度集中，有的甚至集全国1／4人口于一城；其二是摊大饼，逐渐外延城区空间；其三是老市区不动，在邻近区域建设数个卫星城；其四是依老建新；其五是采用组群结构，大约以50公里为半径，建设城市群，城与城之间不超过半天车程。
山东济宁市被省里定为四大区域性中心城市之后，聘请北京大学9位城市规划专家，经过充分的专题论证，选择了做大城市的第五种模式―――建设组群结构大城市，并很快编制了“济（宁）兖（州）邹（城）曲（阜）复合中心城市发展规划”，确定了对济兖邹曲复合中心实行组织管理、基础设施、生态环境、经济活动一体化的总体建设思路，以求打破现有行政隶属关系的限制和各自独立发展的格局，实现扬长避短、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共同发展的城市建设。
济宁市组群结构大城市最突出的一点就是济兖邹曲四个城市的一体化。这种一体化包括四个方面―――
组织管理一体化。建立一体化的管理机制是建设组群结构大城市的关键。
基础设施一体化。这是联系4个城市的纽带，是都市区经济一体化的基础和保证。济宁市的目标是在四城市之间形成22万伏大双环电力网络；实现4个城市同城票据交换和电子联行异地转账“当日通”；建立都市区动态数据网络平台，四城市间网话变市话；重组四城市广播电视系统；统一规划交通体系……
生态环境一体化。济兖邹曲是一个典型的城乡复合生态系统，四城将统一规划治污和绿化。
经济一体化。济兖邹曲要逐步形成四城市间的横向经济网络，建立四城市统一的生产要素市场，实现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实现优势互补，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提升综合经济实力，并建立四城市企业间的分工协作，增强四城市经济整体的抗风险能力。根据各城市的现有基础和未来优势，形成合理的城市职能分工，如兖州与曲阜为对外交通中心，曲阜与邹城为旅游中心，济宁与兖州为加工工业中心，邹城为能源动力中心，济宁为商业、金融和通讯中心，真正使这个组群结构的大城市成为能够带动鲁西南区域发展的中心城市。
城市化论文 篇十五
论文关键词：金融发展产业结构城市化
城市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趋势和重要过程。改革开放之后，我国城市化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时期，城市化率由1978年的17．92％上升到2007年的44．94％，18年间增幅达到27％，我国也从以农业经济为主进人到以城市经济为主的社会形态。
我国学者分别从工业化、产业结构、金融发展、制度与政策等角度，研究了我国城市化的主要动力问题。但是，这些研究大多都基于理论分析，或简单线性回归的实证分析，仅从一个角度研究我国城市化的推动力。本文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用非平稳时间序列分析方法，考察金融发展、产业结构升级与城市化之间是否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及短期因果关系，在此基础上，就金融发展、产业结构升级对城市化的贡献率作出具体判断。
一、金融发展、产业结构升级与城市化的关系
城市化的实质是由于生产力变革引起的人口和其他经济要素从农业部门向非农业部门转移的过程。从城市化发展阶段看，城市化初期产业结构中农业占主导，工业次之，服务业比例最小；加速时期工业比重最高，服务业次之，农业最小；高级阶段则是第三产业、工业、农业依次排列这显示出城市化各阶段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对应关系。产业结构的升级促使劳动力由第一产业逐步向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聚集，农业从业者向非农业从业者转变，加快了城市化的进程，并吸引了更多的产业和人口向城市迁移。而城市化对产业化升级起着支撑、拉动作用，其内在机制表现为投资形成、投资导向和产业整合三个方面。因此，产业结构的升级与城市化进程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即以第二、三产业的比重增加为标志的产业结构升级会推动城市化进程，促进城市化率的提高；反过来，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以及城市化率的提高，又会带动产业结构进一步升级。
金融发展与城市化之间也存在一种相互促进的关系。金融发展可以通过高比例储蓄转换为投资、提高资本配置效率、影响储蓄率等方面加快城市化进程；反过来，城市化也会促进金融发展。按照Patrick的金融供给领先理论，金融发展使金融机构提供了更多的融资渠道或降低风险的金融服务，为城市化创造了有利的环境和条件。同时，按照Patrick的金融需求追随理论，城市化所带来的人口聚集、企业聚集、资本聚集要求金融业提供更大规模的、更为复杂的金融服务，如对金融产品需求的扩大、风险的规避等，从而又促进了金融的创新与发展。
二、指标体系及数据来源
(一)指标体系
1．城市化指标(e1)。现有文献中，城市化水平有用城市人口占城市和农村总人口的比重来表示的，也有用城市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的比重来表示的。本文采用了前者，即用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来衡量。
2．金融发展指标。反映一国金融发展水平的指标大致可分为金融发展规模指标(FD)和金融发展效率指标(FE)。金融发展规模指标通常用M：与GDP的比重来衡量，但(2002)的研究结果认为，该指标已不能准确地衡量我国的金融深化程度。本文采用银行贷款占GDP的比重来衡量，原因是我国的金融体制是银行主导型金融体制，银行系统的规模远远超过金融市场的规模。为了减轻通货膨胀带来的失真，本文用城乡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对GDP进行了消胀，用上年和本年名义值的平均值来表示剔除了价格影响后的银行贷款实际值。
以非国有经济获得银行贷款的比率表示整个金融系统的中介效率是很多研究中的做法，本文用金融机构的乡镇企业贷款、三资企业贷款、私营企业及个体贷款之和占GDP的比重作为金融发展效率指标。
3．产业结构升级指标(CG)。产业结构就是指各产业的构成及各产业之间的联系和比例关系。本文采用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产值总和占GDP的比重来衡量。
(二)数据来源
由于我国经济政策在改革开放前后差别较大，1978年以后的数据更能体现我国城市化的变化，故本文实证研究时间跨度为1978年一2007年。数据均来自《中国统计年鉴》、《新中国五十五年统计资料汇编》和《中国金融年鉴》。
三、实证研究
(一)时间序列的平稳性检验
在检验金融发展、产业结构升级与城市化的协整性之前，先用ADF单位根检验方法来检验时间序列的平稳性。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
从表l可知，时间序列CI、FD、FE和CG都是阶单整序列。
虽然时间序列CI、FD、FE和CG是非平稳的，但是它们之间可能存在某种平稳的线性组合，这种线性组合反映了变量间的长期稳定关系，也即协整关系。本文使用Johansen协整检验法来进行协整检验。这是一种基于向量自回归(VAR)模型的检验方法，在进行协整检验之前，必须先确定VAR模型的结构。使用AIC、SC最小信息准则和LR统计量作为选择最优滞后阶数的检验标准，确定用于协整检验的VAR模型滞后阶数为3，并通过模型选择的联合检验确定协整模型包含常数项和趋势项。协整检验结果见表2。表中r表示协整关系的个数，在1％的显著性水平拒绝r≤2的假设，即变量之间存在三个协整关系。其中一个协整向量对应的协整关系为：
中国论文联盟-括号中的数字表示各个系数的t统计量。由(1)式可知，就长期而言，我国城市化与金融发展规模、金融发展效率及产业结构升级正相关。
(三)因果关系检验
协整检验的结果表明各变量间存在某种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但是这种均衡关系是否构成因果关系还需要进一步验证。由于本文涉及的无约束VAR模型的滞后阶数为3，故需要拟合一个VAR(4)模型。每个单方程的具体Wald检验结果见表3。
从表3检验结果看，就短期而言，我国金融发展规模、发展效率是城市化的单向Granger原因；产业结构升级与城市化具有双向的Granger因果关系。城市化不是金融发展的Granger原因。这其中的原因可能是我国城市化水平低，城市化对第三产业特别是对金融业发展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一般来说，一国的城市化水平是与其经济发展水平相关的，但我国的城市化水平却远远落后于经济发展水平。2007年，我国第二、三产业占GDP的比重已经分别达到了48．6％和4O．1％，而同时期第二、三产业的就业比重仅为26．79％和32．36％，城镇人口比重仅为44．94％。我国城市化水平远低于相同产业结构的世界城市化一般水平，这与我国长期执行的重工业优先发展的工业化战略及严格控制城市发展的城市化方针是直接相关的。但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城市化的促进作用将日益显著，势必会对金融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双向因果促进作用。
(四)方差分解
我们应用VAR模型的方差分解来分析金融发展、产业结构升级对城市化的贡献度，方差分解是分析每一个结构性冲击对内生变量的贡献度，方差分解给出了对VAR模型中的变量产生影响的每个随机扰动的相对重要性的信息。下图是用方差分解得到的金融发展、产业结构升级对城市化的贡献率图。可以看出，金融发展对城市化的贡献率很大，达到了70％左右，产业结构升级对城市化的贡献率仅为15％左右。这说明，现阶段金融发展对我国城市化发展的作用较大，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较小，没有充分发挥产业结构对城市化的推动作用。这表明城市化与产业结构升级这两个理论上应该协同发展的系统在我国出现了一定的失衡现象，产业结构升级严重滞后于城市化的进程。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利用VAR模型，运用协整检验、因果关系检验和方差分解等计量分析方法，对1978年一2007年我国金融发展、产业结构升级与城市化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得出以下结论：第一，从长期看，金融发展规模、效率及产业结构升级与我国城市化进程存在长期正相关关系。第二，短期内，我国金融发展规模、发展效率是城市化的单向Granger原因，但反方向的因果关系不成立，城市化对金融业发展没有起到应有的促进作用；产业结构升级与城市化具有双向的Granger因果关系，但产业结构升级对城市化的影响比城市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大。第三，金融发展及产业结构升级对城市化的贡献率分别为70％和15％左右，没有充分发挥产业结构升级对城市化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