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下这个社会中，报告对我们来说并不陌生，要注意报告在写作时具有一定的格式。那么一般报告是怎么写的呢？本文是人美心善的小编为大家收集整理的居民幸福感的调查报告通用14篇，仅供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启发。
幸福感调查报告 篇一
【关键词】剅河镇；农民；幸福感
一、调研背景
幸福感是一种心理体验，它既是对生活的客观条件和所处状态的一种事实判断，又是对于生活的主观意义和满足程度的一种价值判断，而幸福感指数，就是衡量这种感受具体程度的主观指标数值。2011年，世界经合组织“幸福指数”的在线测试工具，其中涉及的11个因素：收入、就业、住房、教育、环境、卫生、健康、社区生活、机构管理、安全、工作与家庭关系以及对生活条件的整体满意度。作为最重要的非经济因素，幸福指数是社会运行状况和民众生活状态的“晴雨表”，也是社会发展和民心向背的“风向标”。我国作为农业大国，农民是最大群体，约有近8亿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2/3，农民的幸福感问题是关系我国社会安定团结的重大问题。剅河镇位于湖北省仙桃市西南部，全镇国土面积174平方公里，总人口7.9万人，剅河地处排湖之滨，江汉平原腹地，境内河泊纵横，是天然的淡水鱼养殖基地。2011年全镇全口径工业产值89318元，商税收达1100万元，农村人均纯收入7600元，经济发展态势良好，科教文卫事业得到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稳步提高。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组建恽代英社会实践队，在该地开展了为期一周的农民幸福感调查，了解当地生活状况，发现问题并提出解决措施，为提高我国农民生活幸福感出谋划策，同时呼吁全社会关注农民这一弱势群体，共促和谐社会建设。
二、具体研究方案
（一）研究目的：1、了解剅河镇农民实际生活情况和幸福感状况；2、寻找尚且存在的影响当地农民幸福感的问题；3、针对问题提出应对方案，为提高剅河镇农民生活幸福感出谋划策。
（二）研究对象：湖北省仙桃市剅河镇农民群体
（三）研究方法：问卷法和访谈法
（四）研究步骤：
第一步，文献研究法：
（1）从新闻报道、期刊网上查阅有关幸福感的报道、论文等资料，并进行分类整理；（2）从新闻报道、网络上查询有关仙桃市剅河镇的经济、民俗文化等资料。
第二步，问卷调查法和访谈法，设计调查问卷和访谈提纲：
（1）针对调查主题，设计问卷一份，对仙桃市剅河镇农民幸福感的情况、影响因素，结合调查对象本身涉及的变量（收入状况、社保情况、医疗卫生等）使问卷结构量化；（2）访谈题纲主要涉及：农民对幸福感的认识和看法，影响幸福指数的因素以及相应的解决方法。
第三步，问卷调查和个别访谈的实施：
（1）对当地农民展开随机调查，总计296份调查问卷；（2）深入农家，对农民进行个别访谈。
第四步，问卷数据的统计分析和访谈资料的整理：
（1）对问卷获取的数据进行统计；（2）整理访谈资料，结合问卷统计数据发现问题，给出建议；（3）撰写调查报告。
三、结果与分析
参加本次调查的对象是仙桃市剅河镇农民，共发放问卷300份，回收有效问卷296份，有效回收率约达98.7%，下面就调查的内容进行详细分析：
（一）调查对象基本信息
性别构成中，被调查对象中男性172人，占总人数的58%，女性124人，占总人数的42%，性别比例较合理；年龄构成中，被调查对象以31-50年龄段为主，符合中年人是农业主要劳动力和农村常住人口的情况；婚姻情况中，被调查对象基本是已婚；受教育程度中，被调查对象主要是受到初中教育，总体文化程度偏低，其中老年人基本是受小学及以下教育，中年人多能受到初中程度教育，受到高中及以上教育的是年轻一代，反映了人们文化素质逐代提高的良好趋势。
（二）调查对象经济状况
收入状况中，被调查对象月收入主要在两千元以下，反映了当地农民收入偏低；收入来源多样化，务农不再是主要的收入来源，农业创收难，农民要兼职其他工作补贴家用，同时随着交通设施发展，农民外出打工、跑运输等方式大大拓宽了收入来源；经济开支中，被调查对象收入多用于日常生活开支，较高层次生活需要消费不足，近三百人才两名有存款，存款率太低的；收支平衡情况中，49%的调查对象收支相当，仍有31%的不足开销，主要是些有子女上学负担的家庭或者老年人，说明当地农民家庭经济状况不容乐观。
（三）对经济发展状况的满意程度
在经济发展状况上，64%的被调查对象对此表示满意，近些年当地GDP都保持两位数的增长趋势，农民生活水平稳步提高，人们对当地未来经济形势保持乐观的态度；在衣食住行方面，72%的被调查对象对交通条件表示满意，当地毛通公路和随岳高速公路贯穿全境，区内道路硬化率百分百，89%的被调查对象对住房条件表示满意，但84%的被调查对象表示物价上涨影响生活，可见物价上涨是关系民生的大事。
（四）对社会公共事业的满意程度
在治安环境上，79%的被调查对此表示满意，少数居民虽然反映还存在盗窃等现象，不过如他们所言“这些小偷小摸不成气候”，人身财产安全有保障；在教育方面，62%的调查对象对此表示满意，当地尚能满足子女中小学的基础教育；在医疗卫生方面，64%的调查对象对此满意，当地日常小病都能够治疗，95%以上村民参与了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在社保方面，63%的调查对象对此满意，低保、医保等福利保障尚能满足人们最低生活保障。
（五）对人际关系的满意程度
在家庭关系上，84%的调查对象对此表示满意，家庭较为和睦；在邻里关系上，82%的调查对象对此表示满意，因为农村人口较少，传统聚族而居的村落格局还未根本解体，邻里大多有血缘关系，彼此认识，相处融洽。
（六）对生活的总体满意程度
多达85%的被调查对象感到生活压力，且压力来源主要是收入，这再一次反映农民收入难的问题；52%的被调查对象表示幸福感一般，多数人生活感受是平平淡淡，只有36%的调查对象感觉到幸福，说明当地农民幸福感偏低，这就是我们后面要探究和解决的问题
（七）对意向生活地区的选择
希望在大城市、中小城市、城镇或者农村这四个地区生活的人数存在明显差异，其中30%的被调查对象愿意呆在农村，主要是些年长的人习惯了农村淳朴的生活，对家乡的乡土情结深厚；仅13%的被调查对象选择大城市，主要是些年轻人愿意去大城市谋求发展，而多数人有对大城市竞争压力过大，交通拥挤，住宿环境差等消极印象；其他的被调查对象更愿意选择介于农村与大城市之间的乡镇和中小城市生活，这样既不像农村落后，也没有大城市的诸多问题。
四、发现问题
在当地经济社会发展良好，人们生活水平稳步提高的大趋势下，我们在走访农村过程中也发现了一些问题，造成农民对生活的满意度偏低，幸福感不足的情形，如下：
（一）农民收入增长不赶物价上涨，生活负担重
首先，村民们反映虽然农业税减免了，国家还对农民的种子等进行补贴，可是农药化肥价格涨幅过大，雇佣机械耕作也要花钱，加大了生产成本；而农副产品的市场价格不稳定甚至还下跌，单位土地面积收入反倒减少，种植收益大打折扣；同时当地工商业发展程度仍然偏低，农业剩余人口多就业压力大，打工经商等谋生收入也不算高。另一方面，柴米油盐等物价上涨，家庭的日常开支要增加，加大了生活成本。多数农民的收入仅够日常生活开支，高层次的生活需求无法满足，总之当地农民还只是处于温饱型、低水平的小康生活。
（二）农业现代化水平低，带有小农经济色彩
首先，在生产方式上规模化水平低，仍然是以家庭为单位的经营形式，不利于机械化推广，且抗自然和市场风险能力差；其次，在生产手段上机械化水平低，虽然已经有用于耕种收割的机械，但为节约成本，农户使用牛耕和人力收割的方式还很常见；再次，农业产业化水平低，缺乏可对农副产品深加工的乡镇企业，只能出售农产品原料，附加值低；最后，农业信息化水平低，无法及时了解市场供求关系情况，致使水稻棉花完全是跟风种植，丰收时反倒是“谷贱伤农”，挫伤农民生产积极性。
（三）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社会福利水平偏低
一方面，已有的医保、低保等虽然基本覆盖全镇，但保障水平过低。就医保而言，现有的医疗保险存在着地区保护主义，镇上只能治疗普通疾病，而大病就要往市区大医院去，可非于本镇就医医药费报销水平低，结果出现村民所言的“小病报销高，大病报销低”的尴尬局面；另一方面，其他社会事业发展水平也不高，就教育而言，学校办学条件差，师资水平低，学生纷纷进市区求学，一个村民说道：“学生都进城了，附近某中学缺少生源，一个班级仅剩三十余人，不得不开办小学了”，可见镇上办学无法满足家长对高质量教育的要求。
（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缺失，农民精神生活空虚
首先，农村娱乐设施和场地缺乏，笔者在调查期间只看到都未完工的改道河公园和富迪商业广场，更不要奢求有其他高档娱乐设施了；其次，娱乐形式单调，农民在闲余时间只是斗牌、看电视或着串门；再次，传统文化习俗衰落，特别是当地经典的皮影戏和花鼓戏缺乏创新，观众老龄化，面临传承后继无人的危险；最后，消极萎靡的社会风气依然存在，不仅有、盗窃等不正之风，还有兴建寺庙、大搞迷信的不良行为。
五、建议与对策
以上所列问题是我国农村地区普遍存在的现象，根据国家建设“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方针，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结合剅河镇实际情况，围绕提高农民生活幸福感中心，提出如下建议：
（一）统筹仙桃市和剅河镇区域发展，推进剅河城镇化建设
要打破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坚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农村”的发展战略，优化本地投资环境，引进仙桃市区资金技术，依据剅河自身资源劳力的优势，打造“仙西明星镇、低碳产业镇、机械工具专业镇”；逐步放宽直至取消仙桃和剅河间城乡户籍限制，扩大城乡劳动力流动，促进剅河富余农业人口进城，缓解人地矛盾；做好本镇城镇化建设规划布局，抓好集镇建设和管理，发挥城镇经济集聚效应。
（二）以增加农民收入为重点，发展农业和农村经济
首先，坚持当地计生工作，控制人口数量，用优生和教育提高人口质量，培养有文化的新世纪农民；其次，完善农业基础设施，特别是水利工程建设，注重洛江河、黄桥河等河段疏通整治，做好抗旱防汛工作；深化农村土地所有制改革，加快土地流转，促进经营规模化和机械化；利用地处江汉平原和靠近仙桃市的地理优势，因地制宜地发展特色农业，形成蔬菜种植、优质稻、特色水产养殖三大特色板块，在发展传统水稻棉花种植基础上，还要推广黄鳝、南美白对虾等高效益水产养殖业，切实增加农民收入。
（三）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推进社会公共事业发展
加大对文化、教育、卫生事业的投入，以改善生活环境、提高生活质量为目标，加强文教卫等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完善民政优抚工作。其中在医疗卫生方面，要加强农村基层卫生队伍建设，提高农村卫生人员专业知识和医疗设备水平，特别是做好长江地区常见的血吸虫病预防工作；在教育方面，要加快教育资源整合，合理调整中小学布局，适当减少当地中小学数量，通过合并重组扩大学校规模，提高教育质量留住生源；维护社会治安稳定，对网吧、集贸市场等重点部位整治，坚决打击违法犯罪活动，保障农民们生命财产安全。
（四）注重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形成健康向上的社会风尚
首先，以活动为载体，组织“文明新村”、“敬老好儿女”等一系列评选活动，深入开展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其次，建设完善公园、广场等娱乐设施，进一步活跃群众性文化体育活动；再次，完成国家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给农民送优秀图书、电影等文化产品，建立农家书屋和文化中心户，积极开展文化下乡活动；扶持壮大民间文化艺术团体，传承民间艺术，特别是对当地传统皮影戏和花鼓戏的保护，可以申请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最后，严禁、迷信等不正之风，以科学文化教育和引导群众树立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
参考文献
[1] 张晏敏。华中师范大学暑期社会实践队荆楚文化行[EB/OL].荆楚网，2012-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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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感调查报告 篇二
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最新调查数据，得出这样的结论：在美国只有34%的成年人说他们非常幸福，50%的人觉得相当幸福，15%的人觉得不很幸福，另外1%的人不知道是否幸福。这些数据已经非常稳定地保持了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变化，从1972年到2004年的数据可以看出，美国人的幸福趋势波动很小。
但是，一些人确实比其他人更幸福。皮尤研究中心调查发现：家庭年收入超过100，000美元的，49%的人认为他们非常幸福，相比之下，那些家庭年收入少于30，000美元的，只有24%的人认为他们非常幸福。可能是更多的收入导致了幸福，也可能是幸福促进了更多的收入，还可能是其他一些因素影响了收入水平和幸福程度。
幸福领域的大部分研究表明，一个人的幸福感深受生活事件（如是否获得更高的晋升？和男朋友打了一架？）和心理特质（自尊、乐观、一种归属感、爱的能力，等等）的影响。
皮尤研究发现了一些其他有趣的关联幸福的因素。结婚了的人比未婚的更幸福，有的人比没有的更幸福，富有的人比贫穷的更幸福，阳光地带的居民比其他地方的更幸福。皮尤研究还发现了一些没有关联幸福的因素，有孩子的人没有比无孩子的更幸福，退休人员没有比工人更幸福，有宠物的人没有比无宠物的更幸福。
一、收入与幸福的关系
幸福和家庭收入之间的关系确实非常强烈。家庭收入在150，000美元及以上的有50%的受访者认为非常幸福，相比之下家庭收入在20，000美元以下的只有23%的受访者认为非常幸福。但从长期幸福趋势来看，幸福与收入的关联就不高了。正如上面所提到的，美国从1972年以来一直是保持三分之一的人报告非常幸福，幸福趋势的波动很小。但是，在过去的三十年里，美国人均总收入以通货膨胀调整后的美元计算，已经翻了一番。总体来说，美国人现在比上一代人更有钱，但是却没有更幸福。
我们不禁要问，金钱买不来幸福吗？不能。数据表明，主要影响幸福的不是你有多少钱，而是在相同时间你是否比其他人有更多（或更少）的钱。
二、与幸福的关系
每周参加一次或更多次宗教礼拜的（43%）比每月参加一次或更少的（31%）以及很少或者从不参加宗教礼拜的（26%）更幸福。幸福和参加礼拜的频率之间的关联已经在多年研究幸福的General Social Surveys中有一致的结论。这个结论适用于所有主要的宗教教派。比如，每周参加一次或更多次天主教礼拜的教徒有38%报告非常幸福，而参加更少次数天主教礼拜的教徒只有28%报告非常幸福。
三、婚姻、孩子与幸福的关系
结婚了的人（43%）比未婚的（24%）更幸福，这在多年的调查中得到了一致的认可。这个结论对男人、女人、老人和年轻人都适用。
总的来说，做了父母的人比没有做父母的成年人更幸福，但是一旦考虑到婚姻状况，幸福的这个差距就消失了。有孩子的已婚人士与没有孩子的已婚人士一样幸福，有孩子的未婚人士与没有孩子的未婚人士一样幸福。
四、年龄、性别与幸福的关系
调查显示，年轻人没有中年人和老年人幸福。这种幸福的差距在男人中更明显。18岁到29岁之间的男人与65岁以上的男人之间的幸福感差距达到了15%，而这两段岁数之间的女人的幸福感差距只有7%。
五、工作、教育、卫生、地理位置与幸福的关系
居民幸福感调查报告 篇三
【监测对象】：国家部委、权威机构、社会组织、专业研究（调查）机构的相关数据报告和数据信息资料。
【监测内容】：在本监测区间内，按照监测对象，以编年体的形式选择了32份最重要的数据信息，其中，国家部委部分有16份数据报告，权威机构部分有7份数据报告，社会组织部分有3份数据资料，专业研究（调查）机构部分有6份数据报告。
本监测区间的数据信息主要针对了今年的前几个月的国民经济运行情况、2010年全国及地方环境状况、“十一五”期间各地区的节能目标完成情况以及中国城市建设和各阶层人群状况的几方面内容。
国家统计局今年6月份的《2011年工业经济春季运行报告》指出了我国目前工业及宏观经济目前面临的生产成本上升、要素保障压力、中小企业融资难及经济运行回调压力等几方面的主要问题。该报告显示，1~4月，我国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指数同比上涨10.3%，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仅上涨7.0%，部分地区大幅度上调最低工资标准和劳动力报酬；部分地区电力供应紧张的趋势较往年更加严重，电力供应缺口可能进一步扩大；央行货币政策在有效抑制流动性过剩的同时，也造成了企业融资成本的不断上升，其中，中小企业获取银行贷款的综合成本上升幅度至少在13%以上，远高于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1~4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产成品库存同比增长23.2%，比去年年底上升12个百分点，同时在各种不利因素的影响下，企业生产经营难度加大，工业经济增速可能面临回调压力。
原材料购进价格和工业品出厂价格的上升必然会传递到居民消费价格上涨。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5月份我国CPI同比涨幅达到5.5%，创下34个月新高。而就如同大部分机构及专家所预计，6月份CPI的同比涨幅达到了6.4%，再创年内新高。此外，工业经济面临的困境持续加重。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PMI（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呈现整体回落趋势，6月份下降到50.9%，创下2009年3月以来28个月的最低值。该指数的持续回落也印证了国家统计局在春季报告中作出的“工业经济增速可能面临回调压力”的判断，也预示着未来我国经济增速将持续降低的趋势。
问题不仅仅如此，国家审计署6月27日公布的“全国地方政府性债务审计结果”显示，截止到2010年底，中国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共计10.7万亿元，而地方政府承担着80%的政府性债务，即8.6万亿元的偿还责任。审计署公布的这个结果没有令问题结束。国际评级机构穆迪称，审计署关于银行对地方政府贷款规模的数据可能少报了3.5万亿元，并且不良贷款规模大于预期。而按照央行公布的《2010中国区域金融运行报告》，截至2010年末，平台贷款规模的上限为14.4万亿元左右。渣打银行测算，地方融资平台债务规模可能在9万亿~10万亿元，而地方政府直接举债（指教育、医疗等方面）可能在5万亿~6万亿元，因此，整个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加起来总计达到14万亿~15万亿元。大规模政府债务的披露，对中国的银行资产质量将构成威胁，同时宏观经济面临了更大的下行风险。部分机构已经预示“到了某个时候，中央政府将不得不介入”。
尽管可能面临巨额的债务负担，不过各地方的投资建设热情也在高涨。摩天城市网的报告显示，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加，国内各地近期掀起竞相兴建超高大楼的热潮。当今中国正在建设的摩天大楼总数超过200座，这一数量相当于今天美国同类摩天大楼的总数。在当前全球十大高楼中，中国以5座占据半壁江山。未来3年，平均每5天就有一座摩天大楼在中国封顶。5年后中国的摩天大楼总数将超过800座，达到现今美国总数的4倍。不过，德意志银行研究员劳伦斯的研究结果显示，世界最高大楼的开工建设与商业周期的剧烈波动高度相关，世界最高大楼的兴建通常是经济衰退的前兆。
可能处于对目前中国经济情况的担忧，一些专家指出中国应降低和减免对奢侈品的关税征收，他们认为中国庞大的奢侈品消费可以引领经济转型。贝恩顾问公司的《全球奢侈品市场报告》显示，中国是全球销量增长最快的国家，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奢侈品消费国。5月的《胡润“少壮派富豪榜”》显示，少壮派富豪的上榜门槛为10亿元，上榜少壮派富豪的平均年龄为36岁。中国人民银行6月的《我国腐败分子向境外转移资产的途径及监测方法研究》援引中国社科院的一份调研资料称，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外逃党政干部，公安、司法干部和国家事业单位、国有企业高层管理人员，以及驻外中资机构外逃、失踪人员数目高达16000~18000人，携带款项达8000亿元人民币。
部委
2010年广播电影电视统计公报
【机构】：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
【日期】：2011年5月
【核心数据】：截至2010年底，全国共有广播电台227个，电视台247个，广播电视台2120个，教育电视台44个。全国有线电视用户18730万户，有线数字电视用户8798万户。2010年底广播综合人口覆盖率为96.78%；电视综合人口覆盖率为97.62%。2010年全年生产电视剧436部14685集，动画电视221456分钟，故事影片526部，科教、纪录、动画和特种影片95部。
2010年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主要情况
【机构】：国家统计局
【日期】：2011年5月3日
【核心数据】：2010年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为37147元，与2009年的32736元相比，增加了4411元，同比增长13.5%，增幅提高1.5个百分点。分行业门类看，年平均工资最高的三个行业分别是金融业80772元，是全国平均水平的2.2倍；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66598元，是全国平均水平的1.8倍；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57316元，是全国平均水平的1.5倍。年平均工资最低的三个行业分别是农、林、牧、渔业17345元，只有全国平均水平的50%；住宿和餐饮业23812元，只有全国平均水平的60%；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27229元，只有全国平均水平的70%。最高行业与最低行业年平均工资之比为4.7：1。从注册登记类型的分组数据看，首先为股份有限公司的年平均工资最高，为45991元，是全国平均水平的1.24倍；其次为外商投资公司40180元，是全国平均水平的1.08倍；第三为国有单位39471元，是全国平均水平的1.06倍；最低的为集体单位，是全国平均水平的65.8%。
2010年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主要情况
【机构】：国家统计局
【日期】：2011年5月3日
【核心数据】：2010年全国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20759元，与2009年的18199元相比，增加了2560元，同比增长14.1%，增幅提高7.5个百分点。分行业门类看，与2009年相比，各行业年平均工资都有不同幅度的增长，绝大部分行业工资增长都在1000元以上。年平均工资最高的三个行业分别是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31226元，是全国平均水平的1.50倍；金融业30513元，是全国平均水平的1.47倍；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28886元，是全国平均水平的1.39倍。年平均工资最低的三个行业分别是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8900元，只有全国平均水平的43%；农、林、牧、渔业16370元，只有全国平均水平的79%；住宿和餐饮业17531元，只有全国平均水平的84%。最高行业与最低行业年平均工资之比为3.5：1。
电力监管年度报告（2010）
【机构】：国家电力监管委员会
【日期】：2011年5月5日
【核心数据】：2010年全国全口径发电量4228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4.85%，比上年提高8.18个百分点。其中，水电发电量6863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0.05%；火电发电量3414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3.38%；核电发电量76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9.66%；风电发电量50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81.41%。全社会用电量为41923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4.56%，比上年提高8.12个百分点。分地区看， 全国各省份全社会累计用电量全部实现正增长。其中青海（37.94%）、内蒙古（18.82%）、新疆（18.22%）、宁夏（18.15%）、海南（18.14%）、重庆（17.18%）、四川（17.03%）等省（自治区、直辖市）增幅较大。
2010年民航行业发展统计公报
【机构】：中国民用航空局
【日期】：2011年5月6日
【核心数据】：2010年，全行业完成运输总周转量538.45亿吨公里，比上年增加111.38亿吨公里，增长26.1%，其中旅客周转量359.55亿吨公里，比上年增加58.71亿吨公里，增长19.5%；货邮周转量178.90亿吨公里，比上年增加52.67亿吨公里，增长41.7%。2010年，年旅客吞吐量100万人次以上的运输机场51个，其中北京、上海和广州三大城市机场旅客吞吐量占全部机场旅客吞吐量的33.1%。2010年，北京首都机场完成旅客吞吐量0.74亿人次，位列世界第二；上海浦东机场完成货邮吞吐量322.8万吨，位列世界第三。截至2010年底，民航全行业运输飞机期末在册架数1597架，比上年增加180架。2010年，全行业累计实现营业收入4115亿元，比上年增长37%，利润总额434亿元，比上年增加324亿元。
2010年邮政行业发展统计公报
【机构】：国家邮政局
【日期】：2011年5月13日
【核心数据】：2010年邮政行业业务总量完成1985.3亿元，同比增长21.6％，比上年末提高5.2个百分点。全年邮政行业业务收入（不包括邮政储蓄银行直接营业收入）完成1276.8亿元，同比增长16.6%，比上年末提高2.6个百分点。全年全国规模以上快递服务企业业务量完成23.4亿件，同比增长25.9%，比上年末提高3.1个百分点；快递业务收入完成574.6亿元，同比增长20.0%，比上年末提高2.7个百分点。快递业务收入占行业总收入的比重为45％，比上年末提高1.2个百分点，比2008年提高2.5个百分点。全行业年末从业人员116.5万人，比上年末增长33.1%。其中，快递年末从业人员54.2万人，比上年末成倍增长。
2011年全国住房用地供应计划公告
【机构】：国土资源部
【日期】：2011年5月13日
【核心数据】：据各地上报汇总，2011年全国住房用地计划供应21.80万公顷，与2010年全国住房用地供应计划（18.47万公顷）和实际供地量（12.63万公顷）相比，分别增加18%和72.6%，超过前两年年均实际供地量（10.17万公顷）。2011年，全国计划供应保障性安居工程用地和中小套型商品房用地17.13万公顷，占住房用地供应计划的78.6%，比去年提高2个百分点。计划供应保障性安居工程用地7.74万公顷，占住房用地供应计划的35.5%，与2010年计划（6.58万公顷）和实际供地（3.24万公顷）相比，分别增加17.6%和138.9%。
2010年中国区域金融运行报告
【机构】：中国人民银行
【日期】：2011年6月1日
【核心数据】：2010年末，全国银行业金融机构网点共计19.5万个，从业人员308万人，分别比上年增加0.6万个和20.7万人；资产总额88.8万亿元，同比增长19.9%。年末，全国共有27个省份有外资银行入驻；外资银行资产总额为1.8万亿元，同比增长20%，外资银行资产的94.4%集中在东部。截至2010 年末，我国境内上市公司总数（A、B 股）2063 家，比上年增加345 家，增长20.1%，东部地区上市公司数量仍占全国的一半以上。股票市场筹资规模大幅增加，全年沪、深A 股市场累计筹资8955 亿元，比上年增长129.9%，其中北京、广东、上海筹资额居前三名，合计占当年国内A 股筹资总额的一半。创业板市场稳步发展，全年公开发行创业板股票117 只，筹资932 亿元，占当年新股发行融资总额的20.1%。截至2010 年末，创业板上市公司153家，市值总计7365 亿元，比上年末净增5755 亿元。
2010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
【机构】：环境保护部
【日期】：2011年6月3日
【核心数据】：2010年，我国部分环境质量指标持续好转。全国地表水国控断面高锰酸盐指数年均浓度为4.9毫克/升，比上年下降3.9%，比2005年下降31.9%；全国城市空气中二氧化硫年平均浓度为0.034毫克/立方米，达到国家环境空气质量二级标准，比上年下降2.8%，比2005年下降19.0%。我国河海污染依然严重。其中，长江、黄河、珠江、松花江、淮河、海河和辽河等七大水系总体为轻度污染；长江、珠江总体水质良好，松花江、淮河为轻度污染，黄河、辽河为中度污染，海河为重度污染。
2011年工业经济运行春季报告
【机构】：国家统计局
【日期】：2011年6月8日
【核心数据】：1~4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2%，增速同比回落4.9个百分点，比去年3、4季度分别加快0.7和0.9个百分点。1~4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实现利润14869亿元，同比增长29.7%；上缴税金10772亿元，增长26.8%。1~4月，规模以上工业出货值同比增长20.7%，增速同比回落5.8个百分点，比去年4季度加快0.5个百分点。1~4月，规模以上中小型企业完成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6.7%，增速比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快2.5个百分点。1~4月，工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24.6%，其中制造业投资增长29%。1~4月，我国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指数同比上涨10.3%，其中燃料动力类上涨11.6%，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仅上涨7.0%。今年央行两次加息推动企业融资成本在不断上升，据有关机构测算，中小企业获取银行贷款的综合成本上升幅度在13%以上，远远高于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
“十一五”各地区节能目标完成情况
【机构】：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日期】：2011年6月15日
【核心数据】：“十一五”时期，全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降低19.1%，完成了“十一五”规划《纲要》确定的约束性目标。五年来，我国以能源消费年均6.6%的增速支持了国民经济年均11.2%的增速，能源消费弹性系数由“十五”时期的1.04下降到0.59。除对新疆另行考核外，全国其他地区均完成了“十一五”国家下达的节能目标任务，有28个地区超额完成了“十一五”节能目标任务，超额完成目标较多的十个地区分别为：北京（超额32.95%，下同）、天津（5%）、山西（3%）、内蒙古（2.82%）、黑龙江（3.95%）、福建（2.81%）、湖北（8.35%）、广东（2.63%）、重庆（4.75%）、云南（2.41%），其中北京、湖北、天津分别超出目标6.59、1.67、1个百分点。
2011年第2季度储户问卷调查报告
【机构】：中国人民银行
【日期】：2011年6月15日
【核心数据】：调查显示，居民对物价满意度仍不理想，当期物价满意指数16.8%，比上季下降0.5个百分点。 68.2%的居民认为物价“高，难以接受”，较上季增加1.3个百分点；30%的居民认为物价“可以接受”，较上季下降1.6个百分点。在各主要投资方式中选择“房地产投资”的居民占22.2%，比上季减少2.8个百分点，仍为居民投资首选。对下半年房价走势， 34.2%的居民预测房价将“保持稳定”， 25.9%的预测“上升”， 18.9%的预测“下降”；与上一季相比，认为“保持稳定”和“无法判断”的居民占比增加，二者代表了一半以上被调查者的判断。
2010年社会服务发展统计报告
【机构】：民政部
【日期】：2011年6月16日
【核心数据】：截至2010年底，全国各类收养性社会服务机构10.1万个；床位349.6万张；每千人口平均拥有社会服务机构床位2.61张；收养274.7万人。截至2010年底，全国各类老年福利机构39904个，床位314.9万张，年末收养老年人242.6万人。2010年底，全国共有1145.0万户、2310.5万城市低保对象。2010年底，全国有2528.7万户、5214.0万人得到了农村低保。截至2010年底，全国共有社会组织44.6万个；民办非企业单位19.8万个；基金会2200个。
权威机构
2011年中国社会心态研究报告
【机构】：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日期】：2011年5月4日
【核心数据】：2010年，对北京、上海、广州三市市民的调查结果显示，三市市民总体社会信任属低度信任水平。其中，居民对政府机构的信任程度最高，对商业行业信任程度最低；上海和广州两市的社会信任状况略高于北京。分城市看，上海的社会总信任得分为65.7分，位居三城市之首；广州的社会信任得分为63.7分，居第2位；北京在本次调查中社会信任程度最低，得分为59.3分。政府机构、公共媒体、公共事业单位或部门等有政府背景的行业/部门受信任程度较高，接近“中度信任”水平，商业行业最低，属“基本不信任”范围。三地市民认为广告、房地产行业信任缺失，食品、药品行业信任危机严重。虚假广告欺骗现象的严重程度得分为78.3分，属于“非常严重”范围；房地产开发和中介、食品行业、药品行业的严重程度得分分别为71.0分、65.4分、64.0分，均属“严重”范围。上海、北京市民对社会欺骗现象严重程度的判断高于广州。调查显示，上海和北京市民认为社会欺骗行为较多，两地严重程度得分分别为67.5分和60.8分，属“严重”范围；广州市民认为社会欺骗现象的严重程度相对较低，其得分为51.0分。
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
【机构】：社科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
【日期】：2011年5月7日
【核心数据】：在294个城市中，石家庄市居民幸福感排名第一。内地城市的人们幸福感中，环渤海地区最佳，人们的幸福感打分均值为79.48，与其他内地区域相比有明显的优势。西北地区均值最低，为74.23。城镇居民比较幸福，城市差距较小。2010年度的294个城市幸福感打分均值为76.06，最高分为89.36，最低分则为66.57。其中超过80分以上的城市个数为37个，75分以上的城市有176个，而70分以上的达到282个。
“广州青年幸福感”调查
【机构】：广州市穗港澳青少年研究所
【日期】：2011年5月9日
【核心数据】：据调查，假如幸福感最高分为100分，四成半的青年感到生活幸福，九成以上青年幸福自评得分超过60分。不过，6.2%的青年感觉当下自己生活“不幸福”，9.8%的青年幸福感计分为“60分以下”。在青年心目中幸福生活最重要的标准，排在前三位的依次是身体健康（51.7%）、婚姻美满（29.2%）、事业成功（16.6%）。男青年感觉自己幸福的占39.5%；女青年感觉自己幸福的占50.9%。在不同职业的青年中，感觉自己当下生活幸福的比率最高的前五项依次为：大学生（在校）、公务员、事业单位人员、无固定职业者、外企员工，不幸福的群体突出表现在私营业主或个体户、国企员工。在建设“幸福广州”十大民生实事当中，青年最关注的前三项依次是“加大住房保障力度”、“改善市民群众出行条件”、“提高城乡医疗保障水平”，分别占37.8%、15%、8.9%。
世界人口展望――2010年修订版
【机构】：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
【日期】：2011年5月9日
【核心数据】：全球人口将在2011年7月1日达到69亿，10月31日达到70亿，在2023年突破80亿，在2041年超过90亿，到2050年，全球人口将达93亿。届时，全球超过八成的人口将生活在不发达地区，包括近2成在最不发达国家，只有14%的人口生活在发达地区。2011年至2100年，高生育率国家人口将由12亿增至42亿，中等生育率国家人口由28亿增至35亿，低生育率国家由29亿降至24亿。全球人口平均寿命将由2005年至2010年的68岁升至2095年至2100年的81岁。到2030年，印度的人口就将超过中国的13.4亿，成为全球人口最多的国家。长期实施一胎化的中国，将加入人口负增长的国家行列，人口预计在未来数10年达到14亿的高峰，而后在2100年前降到9.41亿人。
中国少年儿童10年发展状况研究报告（1999~2010）
【机构】：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
【日期】：2011年5月16日
【核心数据】：多数少年儿童能够正确认识自我，对自我有较高的接纳度，且10年间程度持续提高。当代少年儿童的幸福取向存有多样性，但多数注重个人幸福和为社会作贡献的统一。注重“个人小幸福”，“有温暖的家”（58.6%）和“有知心的朋友”（38.5%）成为最普遍认可的两项幸福指标；“为社会作贡献”（24.3%）、“健康”（21.4%）是认同度较高的两项人生幸福指标。调查还显示，近10年来，我国少年儿童财富数量快速增长，以千元以上个人存款为例，1999年我国只有14.8%的少年儿童拥有千元以上个人存款，而2005年达到39%，2010年则为49.8%。10年间增长3倍以上。我国少年儿童对主流消费观念比较认同，97%的少年儿童认同节约观念，80.6%赞同储蓄观念，92.6%反对金钱万能思想。
2010~2011年中国休闲发展报告
【机构】：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
【日期】：2011年6月10日
【核心数据】：延续上年度休闲消费统计范围和方法，测算出2010年我国居民休闲消费最核心部分约为2.19万亿元，相当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14.20%，相当于GDP的5.51%。2010年，我国居民的国内旅游总花费为12579.77亿元，其中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花费分别为9403.81亿元和3175.96亿元。2010年休闲花费约占城镇和农村居民国内旅游出游花费的83.70%和71.18%，分别为7870.99亿元和2260.69亿元，共计10131.68亿元人民币。2010年我国城乡居民家庭文化娱乐类的休闲消费支出为3485亿元。2010年城乡居民全年休闲体育消费总额约为2543亿元，较上年度增加22.1%。2010年我国休闲餐饮消费大致为4400亿元，较上年度增长18.9%。
中国城市生活质量指数报告
【机构】：中国社科院经济所、首都经贸大学
【日期】：2011年6月11日
【核心数据】：报告显示，在全国30个省会城市中，“生活质量指数”得分55分以上的城市有15个，超过平均分54.49分。其中，广州以64.07分排名全国第一，上海以60.05分排名全国第二，南京以59.49分排名全国第三。中国城市生活质量指数主要包括收入现状满意度、收入预期满意度、生活成本满意度、医疗保障满意度、生活环境满意度、生活节奏满意度和生活便利满意度等。每个方面主观指数和客观指数分别占40%和60%权重，加权得出每个城市在每个指标得分情况。
社会组织
2011年世界竞争力排名报告书
【机构】：瑞士洛桑管理学院
【日期】：2011年5月17日
【核心数据】：报告比较了全球59个国家和地区四大项目表现，包括经济表现、政府效能、商业效能及基础建设来评分进行排名，四大项目涵盖共331个分项标准。报告指出，美国虽拥有庞大的经济规模、强劲的商业领导地位与高超的科技，度过全球金融与经济危机，但其竞争力却日渐消减。中国香港和美国并列第一，成为全球最具竞争力的国家或地区，而去年排在榜首的新加坡今年降至第三。中国香港在六项表现中均夺得全球第一，分别是国际投资、公共财政、商业法例、金融、价值观及信息科技建设。
2011年全球服务外包发展报告
【机构】：亚太总裁协会
【日期】：2011年5月23日
【核心数据】：2010年全球服务外包的年度收益达到931亿美元，同比增长了2%，5年复合增长率达到了5.1%。然而，受到欧洲债务危机、美元持续贬值和全球性通货膨胀的影响，从整体上来看，全球服务外包行业仍然处于不景气时期。美国、日本、欧洲是主要的发包方，提供了全球服务外包业务的绝大多数份额。美国占了全球市场的64%，欧洲占了18%，日本占了10%，留给其他国家的还不到10%。全球服务外包市场严重依赖于美、日、欧，使产业格局呈现出一种“中心―”的发展格局。最近几年承接服务外包的发展中国家数量激增，已经成为全球服务外包市场上重要承接方。亚太地区已经成为全球最具吸引力的服务外包投资地，中国、印度、菲律宾承接了全球服务外包60%以上的份额。
2011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
【机构】：麦可思研究院
【日期】：2011年6月9日
【核心数据】：2010届本科各专业门类中，毕业半年后月收入最高的是经济学类，其月收入为3023元；其次是工学，为2953元；最低的是教育学，只有2491元。而毕业半年后收入最高的本科专业为法语，平均月薪为4556元，远高出2815元的全国本科平均月薪水平。2010届本科毕业半年后失业率最高的专业为美术学，达15.6%；其次为音乐学，达15%。这与这两个专业的供应高于、超前于社会需求有关。2007届毕业时在“北上广”就业的大学毕业生中，有22.2%的人三年后离开了“北上广”，去往其他地区就业。2010届全国大学毕业生有34%毕业半年内发生过离职，其中本科为24%，高职高专为44%。工作不符合自己的职业期待可能是造成毕业生离职的主要原因。蓝皮书显示，2007届本科毕业生中毕业三年内一直为一个雇主工作的毕业生，月收入最高，为5463元。毕业三年内工作过的雇主数越多，其月收入反而越低。
专业研究机构
全球奢侈品市场报告
【机构】： 贝恩顾问有限公司
【日期】：2011年5月5日
【核心数据】：2010年的奢侈品市场规模达1720亿欧元（折合2540亿美元），超过金融危机前的水平，相比2009年的1530亿欧元增长12%。2011年，奢侈品消费彻底恢复正常，继续保持高增长。2010年美国市场的奢侈品销售量上升12%，欧洲6%，而亚洲则达到22%，中国内地的奢侈品销售增长了30%。预计美洲的销量（包括美国，迄今为止仍是全球最大的奢侈品市场）2011年将增加8%，而日本的销量预计将下滑5%。另外，中国仍是销量增长最快的国家，按恒定汇率计算，其奢侈品销售预计将增长25%，至115亿欧元。若将中国消费者在海外的购买力计算在内，中国已超过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奢侈品消费国。2010年机场免税店和飞机上的免税奢侈品销售总量达160亿欧元，中国人的豪华旅游趋势在加强。
胡润“少壮派富豪榜”
【机构】：胡润百富
【日期】：2011年5月16日
【核心数据】：榜单显示，39岁的腾讯公司的马化腾是少壮派首富，其财富为320亿元；30岁的碧桂园公司的杨惠妍是最富有的新二代，其财富为240亿元。“少壮派富豪榜”的上榜门槛为10亿元，共有56位年龄小于40岁的少壮派富豪上榜。在这56位少壮派富豪中，白手起家的有44位，继承财富的有12位。IT和娱乐行业是创造少壮派富豪最多的行业，有15人上榜；其次是房地产行业，有13人上榜；制造业排名第三，有10人上榜。上榜少壮派富豪的平均年龄为36岁。中国的新二代富豪普遍拥有本科以上学历，近两成拥有研究生以上学历，其接受的教育明显比他们的上一代更加国际化。在中国企业家中，每5个人中就有4位会考虑把孩子送到国外留学，这个比例也是全球最高的。
2011年零点服务业满意度调查
【机构】：零点调查
【日期】：2011年5月20日
【核心数据】：通过对21项服务业水平进行了测量，其中包括12项商业服务和9项公共服务。调查显示，商业服务业水平整体优于公共服务。公众在“最差服务”的评选中提到的前五位都是公共服务：医院（17.5%）、警务（9.5%）、公交（7.5%）、社保（6.8%）、环卫治理（6.6%），而荣登“最差服务”榜首的医院更是以大比分将公共服务差评率整体拉高。进一步分析发现，小城镇对医院的差评率更高，接近三成（27.1%）。这样的结果显示，医疗改革对于医院服务的推动效果并不乐观。
2050年的银行业
【机构】：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
【日期】：2011年6月7日
【核心数据】：到2050年，全球银行业资产将达到3000万亿美元。到2023年，中国国内银行业资产预计超过30万亿美元，超越美国跃居全球第一。到2050年，E7（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墨西哥、印尼和土耳其）的国内银行资产总和将超过七国集团（美、日、德、英、法、意、加）银行资产总和的一半。这将给西方国家的银行带来压力，并促使西方国家的银行消除因信用危机所产生的影响。报告同时指出，印度的国内银行业规模有望于2035年超越日本，跃居世界第三。
2011年中国摩天城市排行榜
【机构】：摩天城市网
【日期】：2011年6月8日
【核心数据】：2011年中国十大摩天城市排行榜中，香港、上海、深圳位列前三。当今中国正在建设的摩天大楼总数超过200座，这一数量相当于今天美国同类摩天大楼的总数。在当前全球十大高楼中，中国以5座占据半壁江山。除了828米的世界第一高楼在阿联酋迪拜之外，世界第二、第三、第四、第七、第九高楼分别位于中国的台北、上海、香港、南京和广州。未来3年，平均每5天就有一座摩天大楼在中国封顶。5年后中国的摩天大楼总数将超过800座，达到现今美国总数的4倍。
“全球银行1000强”排名
【机构】：英国《金融家》杂志
居民幸福感调查报告 篇四
关键词：经济发展；幸福感；参考点
作者简介：姚伟峰，贵州财经大学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理论经济学、清华大学管理学双博士后（贵州 贵阳 550025）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居民的经济水平不断提高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这能带来幸福感的增加吗？广东省省情调查研究中心的《2010年广东省居民个人生活状况和主观幸福感报告》认为在广东省经济发展最好的城市深圳市居民的幸福度在广东省中是倒数第二位。这就给我们带了困惑，为什么经济发展了，居民的幸福感却没有得到提高，其内在机理如何？如何才能提高居民的幸福感？幸福即可以解释成一种状态――好的生活质量，这种状态可以用很多客观标准或指标来衡量，幸福也可以解释成一种感觉，如感觉到生活幸福的程度如幸福感，这完全是一种个体的主观感受。仅仅从居民经济水平提高的角度去解释主观的幸福感，是显然不足的。既有文献中相关的研究主要是一些外国经验的总结，缺乏中国相关的经验研究，为了弥补这一研究领域的空白，本文采用行为经济学理论建构研究框架，通过大规模的调研分析，测度当前居民的幸福感及其影响因素，从而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文献综述
目前有关幸福感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收入、失业、通货膨胀、环境、城市化、政府支出、公共安全、民主化程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等方面，其中收入对幸福感的影响也有不同研究结论，Richard Easterlin （1974） {1}研究显示：虽然在一个国家内富人报告的平均幸福和快乐水平高于穷人，但如果进行跨国比较，穷国的幸福水平与富国几乎一样高，财富的多少与幸福程度没有直接的关联性，因此，经济增长和人均收入的提高并不一定会带来相应的国民幸福程度的上升，这就是著名的“伊斯特林悖论”。但另一些学者认为：富人比穷人有更高的主观幸福感，而且发展中国家或转型国家的收入效应要大于发达国家（Clarket al.，（2008）{2}；Lelkes（2006）{3}）。也有一些研究结论表明，近几十年来，在发达国家中，除了德国、意大利等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平均幸福感有小幅增加之外，其他国家如美国、英国、比利时和日本，尽管人均国民收入大幅增长，但是平均主观幸福感却没有增加，甚至有所下降。也就是说，高收入不能简单地转化为幸福，经济系统中收入水平的普遍提高并不是增加每个人幸福的充分条件，居民的幸福水平在长期趋于稳定（McMahon（2006）{4}、Diener，E. and Eunkook M. （2003）{5}）。一些学者从相对收入对幸福感影响的角度展开研究，认为相对收入也被视为影响主观幸福感的重要因素，相对收入越高，则主观幸福感越强（Ferrer-i-Carbinell（2005）{6}）；而收入不平等显著地减少了幸福感（Graham and Felton（2006）{7}）；在失业与幸福感方面，普遍的观点认为失业对主观幸福感的消极影响具有较强的稳定性，但Clark（2003）{8}研究却发现如果一个国家的失业率达到或超过24%的话，那么个体的失业带来的影响将会是中性的；而有关通货膨胀与幸福感的影响结论普遍认为通货膨胀对幸福感有显著一致的负面影响，通货膨胀的频繁波动也减少了人们的生活满意（Wolfers（2003）{9}）；有关环境质量与幸福感之间的关系研究认为环境污染显著地对主观幸福感产生了负面的影响（Luechinger et al.（2009）{10}）；有关城市化与幸福感的研究发现，生活在农村或郊区能提高生活满意度，而生活在大城市则减少了主观幸福感（Wassmer et al.（2008）{11}）。Knight and Gunatilaka（2007）{12}采用2002年中国的调查数据发现，尽管中国城镇居民的人均收入是农村居民的3倍多，但农村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却要高于城镇居民。有关政府行为与幸福感的研究显示政府的公共支出有利于提高居民的幸福感；而有关政府支出和公共安全与国民幸福的研究更多的是实证分析，Ram（2009）{13}研究结果发现政府支出水平（用政府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来度量）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Wassmer et al.（2008）{14}利用跨国数据发现公共安全支出对幸福感也有显著的促进作用；Bruno（2000）{15}采用瑞士的居民调查数据分析得出：民主化程度和社会保障制度对居民幸福感有显著的影响。
近年来，我国出现了许多关于幸福感的讨论，但实证研究却寥寥无几，同时，由于在幸福感的测度、样本选取和分析方法上的巨大差异，往往得出大相径庭的结论。如田国强等（2006）{16}对中国“幸福―收入之谜”进行了实证研究。曾慧超和袁岳（2005）{17}、罗楚亮（2006）{18}采用直接询问的方式测度幸福感，调查的问题是“总的看来，您现在幸福吗？”，他们的研究结论是：农村居民的幸福感强于城镇居民。邢占军（2006）{19}调查了10个方面的指标，涉及知足充裕、自我接受、心理健康、身体健康、心态平衡、社会信心、成长进步、目标价值、人际关系和家庭氛围等，来构造幸福感测度，得出了城镇居民的幸福感强于农村居民。李实、马欣欣（2005）{20}研究表明，中国的社会经济转型所带来的经济利益在男女两性之间的分配是不平等的，妇女更多地承受着转型的负面影响。
以上结论说明经济发展和幸福感的关系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跟居民所处的收入水平、经济发展水平、文化特性等多方面都是密切相关，因此对于中国居民幸福感的问题就需要进行具体的调研分析，才能找到合适的答案。
二、研究方法和问卷设计
1. 研究方法
在幸福经济学出现之前，传统经济学理论认为：钱能让人更幸福，因此，高度强调生活环境尤其是个人收入和就业状态对幸福的重要性，言下之意就是：人们可以通过赚更多的钱来提高自己的幸福感，而且，政府公共政策的着力点也应该通过提高整个社会的收入水平来增加福祉{21}。这也就是GDP主导的传统发展模式。但是，大量研究表明，传统经济学理论的这种假设是不正确的，更多的钱并不会使人更幸福。
行为经济学的主要思想就是把心理学的研究方法引入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当中，它有三个基本特点：一是依赖于参考点。价值函数的原点不是财富的零点，而是参考点，获利和损失的定义是偏离参考点的距离，而不是最终的财富。二是损失厌恶。价值函数在损失处比获利处更陡，也就是说，损失产生的负效用大于相同数值获利所产生的正效用。三是敏感度逐渐减小。获利和损失的边际价值都是下降的。
与传统经济理论的效用函数相比，行为经济学采用了一个新的价值函数。这种价值函数和传统的期望效用理论所采用的效用函数差距很大。在价值函数中，高于参考点的状态是获利，低于参考点的状态是损失，但参考点比较灵活，可能会发生变化。随着参考点的变化，获利可能变成损失，反之亦然。
根据行为经济学的理论，我们在调研问卷设计时，假设调查对象在判断自己是否满意时，是与自己的参考点进行对比的，而参考点可能是下面三者之一：1）自己过去的水平；2）自己的期望值；3）亲戚朋友的水平，我们通过调查问卷直接询问调查对象的参考点。
2. 问卷设计
调查问卷包括个人基本信息部分如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个人收入和家庭收入等之外，还包括了幸福感问题，并询问了个人在做出主观判断时的参考点及一些相关问题。其中幸福度都是按照5个层次来划分的变量：1――非常不满意、2――不满意、3――一般（即没有不满意也没有什么满意）、4――满意、5――非常满意。这种数据结构是问卷调查中最常用的。
城市居民（包括大城市和小城市）和农村居民的收入分布。由于中国城市和农村居民工作、收入的特点不同，问卷调查时所问的问题也有所差异：城市居民一般是在各种公司或机构工作，按月拿工资，所以问的是个人的月度平均收入水平；农村居民的收入中有大量的家庭经营成分，这种收入很难按月度计算，所以农村居民的收入是指个人的年度收入水平，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都分为19个档次：从无收入（0元）开始，500元为一个档次，最后19档次为10 001元及以上；城市居民家庭月度收入水平分为16个等级：从无收入（0元）开始，1 000元为一个档次，最后16档次为15 000元及以上；农村居民家庭年度收入水平分为20个等级：从无收入（0元）开始，1 000元为一个档次，最后20档次为20 000元及以上。大城市、小城市和农村地区变量分别为代表这3个不同地区居民的虚拟变量。
3. 数据收集
课题组在2010年组织了一次全国性的调查，样本总量为1 108人。为了使样本有代表性，调查同时在大城市（北京市和广州市）和小城市（广东东莞、陕西宝鸡、福建樟州）的城区，和农村地区（广东韶关、湖南浏阳、河南新乡、广西梧州下属的郊区和农村地区）进行，样本即包括了大城市和县级市的城市居民，还包括了农村居民。
三、实证结果及分析
在所有的样本中，大城市、县级市的居民和农村居民分别占样本总量的44.3%、26.8%和28.9%。表1显示，各地区样本的平均年龄为40岁左右；样本中男性略少于女性，接近样本的一半；全部样本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0.5年，其中大城市的居民（11.9年）明显高于县级市居民（10.6年），而农村居民的平均受教育程度只有8.3年，显著地低于城市居民（三组两两之间差异的显著性都在0.1%以上），但各地区之间农村居民受教育程度的差异并不是很大。
表2按调查对象回答的3种不同的参考点分类，显示了被调查者在回答问题时的参考点对幸福感的影响，及其年龄和受教育年限的分布。将参考点分别设置为“自己过去的水平”、“自己的期望值”、“亲戚朋友的水平”的三组被调查者的平均年龄和受教育水平相当，只有参考点为“自己的期望值”这组的平均年龄略小，受教育程度略高，说明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更可能将参考点设置为“自己的期望值”。参考点为“自己的过去水平”的被调查者有平均更高的幸福度，其他两组的平均水平没有什么差异。
由于3个参考点“自己过去的水平”、“自己的期望值”、“亲戚朋友的水平”为三选一，所以，这3个虚拟变量之间是共线性的关系，在回归分析时只能使用2个虚拟变量，另一个为基准。我们采用“自己的期望值”为基准，将“自己过去的水平”和“亲戚朋友的水平”两个虚拟变量作为自变量，其系数的含义是这两个参考点相对于以“自己的期望值”为参考点直接的差距。
表3是以幸福感为因变量，采用前面介绍的主要变量作为自变量进行回归的结果。幸福感的问题是“总体而言，您认为自己现在的生活幸福吗？”。幸福感的回答也是5个等级的离散变量，标准的方法也应该采用Ordered Probit 模型进行回归分析。由于回答1的调查对象只占样本总量的0.7%，所以我们可以将回答1和2的合并计算，这样，幸福感的数据就变成了4个等级的离散变量。模型一是将回答1和2合并后，有4个选择的Ordered Probit 模型；模型二是将1和2合并后，采用线性回归（OLS）的模型；模型三也是采用OLS，但数据没有合并，幸福感仍是5个等级。通过采用不同的模型，我们可以检查回归结果的稳健性。从表3中可以看出，这三个模型的结果很接近，显示了数据和模型的稳健性。下面我们采用模型一的结果进行解释。
实证结果显示，男性平均的幸福感要显著地低于女性的平均水平（10%显著性水平），受教育程度对幸福感有正向影响，显著性也在10%水平。将这两个结果综合起来，我们可以预测：教育程度高的女性的幸福感要高于其他人群。年龄对幸福感也有显著的影响，也同样呈现U型的关系（年龄和年龄平方这两个变量的显著性水平都在1%以上）：年纪很轻和年龄很大的调查对象都有更高的幸福感，最低点为41岁左右的中年人。这个最低点的位置与收入满意度的32岁不同，这可能是跟人的生命周期（或幸福感周期）有关。在中国，一般而言，41岁左右的中年人属于“上有老、下有小”的时期：父母年龄大了需要照顾，而孩子还小没有工作，这时候的生活负担和生活压力可能都要远大于其他年龄段的人群，尤其是20岁以下和60岁以上的人群。WVS信任对收入满意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1%显著性水平），可能信任他人的人心态更加平和，会有更高的收入满意度。
毫无疑问，收入是影响人们幸福感的一个主要因素之一，个人和家庭的收入水平都可能会影响到幸福感：城市居民一般在公司或企业工作，按月计算的个人收入和家庭其他成员的收入能清楚地分开，所以个人收入和家庭收入都对幸福感有贡献，而且显著性水平都在1%以上。农村居民由于存在大量的家庭经营，在许多时候很难将按年度计算的个人收入和家庭收入分清楚，所以，与城市居民有所不同，农村居民自己的个人收入对幸福感没有显著的影响，而家庭收入对幸福感贡献则有显著的正向影响（1%显著性水平）。虽然与大城市相比，小城市居民的幸福感显著地高于大城市的居民（显著性水平在1%以上）；农村居民的幸福感介于大城市和小城市居民之间，但与大城市和小城市居民的幸福感相比，差距都不显著。
我们在分析影响幸福感的影响因素时，最感兴趣的结果之一也是参考点的影响。在控制了个人的基本变量和收入水平之后，与选择“自己的期望值”为参考点的人相比，参考点设置为“自己过去的水平”的个体，其幸福感要显著地高（1%显著性水平）；而参考点设置为“亲戚朋友的水平”与设置为“自己的期望值”的个体相比，其幸福感没有显著的差异。
像中国这样经济高速发展的国家，近年来绝大部分个人的收入和生活质量一直在随之增长，如果一个人将参考点设置在“自己过去的水平”，即跟自己过去相比的人，则幸福感都会很容易达到较高的水平。但如果将自己的参考点设置在“自己期望的水平”或“亲戚朋友的水平”，即喜欢跟自己期望值或别人相比的人，由于人们的期望值往往都会很高，而且周围的亲戚朋友一般都会有人比自己的收入高，尤其是中国的收入差异一直在扩大，这样，虽然自己的收入水平也增长了，但如果达不到自己的期望或与亲戚朋友相比不是最高的，仍然会认为自己处于损失状态，很可能幸福感会较低。
四、结 论
我们的研究表明：男性的幸福感低于女性；年龄对收入和幸福感的影响都非常显著，虽然最低点不同，但都是U型的关系；受教育程度对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向关系；已婚的人幸福感更高；信任能同时显著地增加幸福感；小城市居民却有更高的幸福感；跟自己过去相比的人比跟别人或自己期望值相比的人更容易满足。
我们的研究还有如下三点重要的政策启示：
第一，我们要充分重视幸福感在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程中的重要性。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所要追求的，从根本上来说，不是GDP的增长，而是人们的幸福度的增长。显然，GDP的增长仅仅是满足社会成员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需要的一种手段，不是目的本身。把GDP的增长看成是发展的唯一目的，可能不但不能提高居民的幸福度，反而降低了他们的幸福度。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我国一些地方经济高速增长，但同时当地的老百姓却不满意。所以在政府考虑做一件事的时候，我们要问的问题不仅是这件事对经济增长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还要问这件事能不能得到公众的支持，能不能为公众带来更多的幸福。只有当我们把提高人民群众的幸福度作为发展的最终目的时，这种发展才有可能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才有可能使我们的社会变得越来越和谐。
第二，政府应该制定公平的分配机制和社会保障机制。参考点对满意度的影响很大，但大量居民的参考点为别人的水平或自己的期望值时，居民的社会保障公平感和收入分配公平感对民众幸福感有重要的影响，公平的分配机制和社会保障机制有助于增加居民的幸福感。
第三，增加政府支出。政府支出有利于将竞争性十分激烈的私人消费转移到几乎人人都能共享的公共支出，降低了由攀比效应带来的幸福损失。所以，政府应该进一步扩大对符合民生需求的公共支出，如教育、医疗和社保等，进一步发挥公共财政在第二次分配中的作用，尽可能地减少居民的后顾之忧，最终实现居民的幸福生活。
注 释：
{1}Richard Easterlin：“Will raising the incomes of all increase the happiness of all”，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ur and Organization，Vol. 27（1），1974.
{2}Clark Frijters，Shields：“Relative income，happiness and utility”，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Vol. 46，2008.
{3}Clark A E，A J Oswald：“Satisfaction and comparison income”，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Vol. 61，2006.
{4}McMahon：“Income and Happiness：Towards a Unified Theory”，Economic Journal，Vol. 111（473），2006.
{5}Diener E，Eunkook M：“Culture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Cambridge，London：MIT Press，2003，pp.1-23.
{6}Ferreri Carbonell A：“Income and well-being”，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Vol. 89，2005.
{7}Graham and Felton：“Well-Being Over Time in Britain and the USA”，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Vol. 88，2006.
{8}Clark：“Happiness，Economy and Institutions”，Economic Journal，Vol. 110（446），2003.
{9}Wolfers：“Neighbors as negatives：Relative earnings and well-being”，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Vol. 20（3），2003.
{10}Luechinger et al：“Inequality and happiness：Insights from Latin America”，Journal of Economic Inequality，Vol. 4（1），2009.
{11}Wassmer et al：“The bigger the better？ Evidence of the effect of government size on life satisfaction around the world”，Public Choice，Vol. 130，2008.
{12}Knight、Gunatilaka：“Inequality and happiness：Insights from Latin America”，Journal of Economic Inequality，Vol. 4（1），2007.
{13}Ram R：“Government spending and happiness of the population”，Public Choice，Vol. 138，2009.
{14}Wassmer Lascher，Kroll：“Sub-national fiscal activity as a determinantof individual happiness”，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Vol. 10，2009.
{15}Bruno Frey，Alois Stutzed：“Happiness，Economy and Institutions”，The Economic Journal，Vol. 110，2000.
{16}田国强、杨立岩：《对“幸福―收入之谜”的一个解答：理论与实证》，《经济研究》2006年第11期。
{17}曾慧超、袁岳：《2004年中国居民生活质量报告》，载于汝信等主编《2005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36-52页。
{18}罗楚亮：《城乡分割、就业状况与主观幸福感》，《经济学》（季刊）2006年第3期。
{19}邢占军：《测量幸福――主观幸福感测量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6-36页。
居民幸福感调查报告 篇五
关键词：幸福美好新甘肃 内涵 要求
一、问题的提出
在2012年4月24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甘肃省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甘肃省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三运代表中共甘肃省十一届委员会向大会作了题为《科学发展转型跨越民族团结富民兴陇 为与全国同步进入全面小康社会而努力奋斗》的工作报告。在报告中指出，要进一步动员全省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和各族人民凝心聚力、抢抓机遇、求真务实、开拓创新，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动科学发展观、转型跨越、民族团结、富民兴陇大业，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围绕实现与全国同步进入全面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努力建设经济转型跨越发展、社会和谐稳定发展、民族共同发展、生态绿色持续发展的幸福美好新甘肃。
“必须牢牢把握的一项重大使命，就是建设幸福美好新甘肃。这是时代的要求、人民的期望和使命的重托……”，“报告提出的‘一项重大使命’，既是甘肃跨越发展的需要，也是陇原人民美好的希望。”
通过认真学习报告，个人体会很深，报告立意深远、内涵丰富，为未来一个时期内甘肃省社会经济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以科学发展观为思想指针，通过经济转型跨越发展、社会和谐稳定发展、民族共同发展、生态绿色持续发展四个发展要求，最终目标是建设幸福美好新甘肃。在学习过程中我一直在思考，“幸福美好”的内涵是什么、何谓“新甘肃”、建设幸福美好新甘肃有哪些要求。
二、“建设幸福美好新甘肃”的内涵
1.幸福的含义
心理学认为，幸福是心理欲望得到满足时的状态， 一种持续时间较长的对生活的满足和感到生活有巨大乐趣并自然而然地希望持续久远的愉快心情。对幸福的测量一直是该研究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也是我们探究建设幸福社会的一个很好的视角。对于幸福的测量主要有幸福感指数和幸福量表两种方法。幸福感指数是测试被试目前体验到的幸福感的工具，由美国心理学者A.坎贝尔等人1976年编制，分总体情感指数和生活满意度两部分。总体情感指数由与被试生活质量有关的8个项目组成，从不同角度描述情感的内涵；生活满意度指数仅有一项。幸福量表亦称“Paychap调查表”，是一种评鉴一般人的快乐感的工具，目的是评价一项快乐技巧的训练效果，美国心理学家福代斯1986年编制。除测得总分外，还能测量4个因子分：（1）已获得的快乐感；（2）快乐性格；（3）快乐态度与价值观；（4）快乐的生活方式。
2.“建设幸福”理念的提出
20世纪70年代美国南加州大学经济学教授理查德·伊斯特林首次注意到：只要超出某个限度，绝对收入对幸福就几乎没有影响；对一个国家而言，经济收入增长到一定程度，国民的快乐与幸福感不再随着收入增长而增长。这被称为“伊斯特林悖论”，美国、日本等一些发达国家均出现了这种“伊斯特林悖论”现象。人民幸福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第一次被关注。
根据盖洛普公司自1994年开始在中国进行的消费者调查，在1994年—2004年的十年间，中国消费者的总体满意度先升后降，与GDP的增长变化并不同步。这从实证方面印证了“幸福悖论”现象，它引起了人们对经济与幸福之间关系的进一步思考。第一，收入与幸福的关系并不是绝对的正相关，而是呈倒U形曲线。也就是说，存在一个临界收入水平，在达到临界值以前，收入增长对提高幸福水平有重要作用，而一旦达到或超过这个临界值，进一步的经济增长对于提高幸福水平或无效或效果很小，甚至有反作用。第二，经济因素虽然是影响幸福的重要因素，但并不是唯一因素，如果过分关注经济因素，以至于忽略甚至牺牲了其他许多重要的非经济因素，比如亲情、友情、健康、环境等等，是大大有损人的整体幸福感的。第三，相对收入水平比绝对收入水平更能影响人的幸福感。因为人们在社会生活中通常有一种心理倾向，就是把自己的收入跟他人相比较，比较的结果能够反映出个人的经济地位、社会地位，这将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个人的幸福水平。
实际上，不仅仅是在经济收入方面有社会比较的存在，在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比如政治待遇、生活环境、文化程度等方面也一样有社会比较。所以，消除社会生活各方面的不合理差距就成为保障国民幸福的一个必要措施。从而逐渐引发了政府应该理清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幸福之间的辩证关系的争论，发展经济的最终目的就是让人民生活的更好，而不是为发展经济而发展经济。
居民幸福感调查报告 篇六
2011年“两会”前后，“幸福”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各级领导的讲话、报告中。各种各样的幸福指数也应运而生，都致力于将公众的幸福感予以量化，寄望纳入政府考核体系，推动和谐社会建设。
早在2009年11月，全国人大财经委就成立了中国民生指数课题组，副主任委员吴晓灵任组长。经过一年多的统计调查，这份报告近日已经完成。“我们会在公布后，尽快教会人大代表使用，以此监督和推进政府的工作。”吴晓灵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吴晓灵曾任央行副行长，此次课题组又有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背景，因此，其所编纂的民生指数，权威性和科学性一直颇受公众期待。但吴晓灵也坦承，这份被寄予厚望的全新的政府考评体系，目前无论是指标体系的建立还是数据采集上，都还存在很多困难和不足。
从GDP指标到幸福指数
自从2006年4月，国家主席在耶鲁大学演讲时，首次提出了国人幸福指数的问题，幸福越来越成为中国政治生活中一个常用的词汇。
最近的3年多里，更是从文件和报告用语变成了各个地方争先恐后的执政实践。浙江、广东等省市都已经开始编制本地的幸福指数，江苏江阴、河南平顶山等基层政府更是率先将“幸福指数”纳入官员政绩考核。据不完全统计，着手编制幸福指数的各级地方政府至少有20个。
吴晓灵领衔的课题组原本名称也是福祉指数，“但是，学术气息太重，后来几经斟酌，改称民生指数。”吴晓灵说，这项工作也于去年4月份纳入了人大常委会15个“十二五”规划编制重大问题，一并提交国务院，有望在“十二五”期间发挥更大的作用。
在GDP崇拜被学界批判了多年之后，以更加均衡的幸福指数为代表的新政绩观，已经成为了执政党高层的共识，并且在各级地方政府层面也获得越来越广泛的认知。在“十二五”中国经济转型的大背景下，幸福崇拜也大有取代GDP崇拜之势。
毫无疑问，政绩考核体系的革新对于中国社会转型的影响是深远的。过去的10多年里，各级政府对于GDP的盲目追求和互相攀比，酿成了不少深层次的矛盾，以致转型任务还很艰巨。但是，革新政绩考核体系，绝不仅仅在于革除GDP崇拜那么简单。
中国政绩考核体系深层次的问题在于一直缺乏一整套具备科学性、可操作、可量化且相对透明的官员考评体系。改革开放之前，对官员的考核更多的强调政治态度，1980年代以来，则初步建立了一些可量化的指标，如工业总产值、税收、人口增长率、9年义务教育完成率等等。
如今，官员考评主要依据的程序、指标体系都是由中共中央组织部在1990年代以来颁布的各种党内文件来设定，比如《党政领导干部考核工作暂行规定》、《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等等。
这些文件事实上也设定了非常多的考核指标，比如思想政治素质、廉洁自律、工作作风、组织领导能力、工作实绩和年度目标进度等等。在这套由党内文件建构的考核体系中，GDP并没有被置于最显著的地位，但却是唯一一个可以量化、便于统计并且年年公开的指标。久而久之，GDP也就成为了最有说服力的指标。
从某种意义上讲，有什么样的政绩考核体系，就会有怎样的施政行为。现有的官员考核体系首要的问题不在于唯GDP论，而在于缺乏可以量化和透明的指标体系。
与原有的考核体系相比，现在各地方政府逐渐兴起的幸福指数编制工作，存在着同样的问题，虽然加入了诸如医疗、教育、公共设施等指标，但整个体系的可操作性和科学性仍然无从保障。
人大财经委课题组的工作很大程度上在于努力构建一整套具备可操作性的政府评价体系，希望能成为未来考核体系的一个蓝本，民生指数被分为4个一级指标，包括居民生活、生态环境、社会环境和公共服务，下设11项二级指标，最末端的三级指标一共被拆分为44项，包括居民家庭消费支出、失业率、义务教育生均经费支出、万人医生数、千人床位数、非正常死亡率、法院案件公正指数、政府财政民生支出透明度、集中水源地水质达标率等等技术性指标，几乎涵盖了政府工作的方方面面。
44项具体指标又被分解为30项客观指标和14项主观指标。课题组成员刘正山博士解释称，这样做是因为，中国的现实决定了客观指标有扭曲度的问题，而主观指标则可与客观指标相互印证，主观指标主要是基于电话随机调查，纵的可能性很低。
如何不被异化？
“在学术严谨性上花了很大精力，原本是想走学术规范性道路。”吴晓灵说，后来发现这条路走不通，如果这个体系不和政府具体工作直接相联系的话，起不到任何推动政府工作的作用。
但是，跟政府关系太过密切，却又陷入了另外一种困境。据吴晓灵透露，在民生指数试编之后，中共中央组织部也曾有意向将该指数纳入现有的官员考核体系，但最终课题组并没有将该指标体系提交中组部。
吴晓灵说，这套指标体系目前还并不成熟，很多方面需要逐步完善，以后发挥作用主要依赖于社会舆论的解读对政府改进工作形成的压力，并且会慢慢教会人大代表使用这套指标体系来评价政府工作。
但是，社会舆论的解读并不尽如人意。上月底，课题组将民生指数的主观指标调查结果分析后了一份名为《2010中国城市居民幸福感调查》的报告书。该报告是对全国24个不同级别城市的4800居民主观幸福感的电话调查问卷。调查结果显示，有七成半人感到幸福，整体幸福感接近“比较幸福水平”，面对这样的结论，网络上一片“被幸福”之声。
此外，影响公众幸福感因素的统计结果也与平日舆论关注的焦点多有偏差。总共19项因素中，排名靠前的是家庭关系、身体状况、收入水平等，诸如居住状况、物价、交通都在10名之后。
虽然这样的调查结果有翔实的数据支撑，也具备相当大的可信度，但是整个民生指数客观数据基本来源于各相关部委及课题组统一调查，主观数据则借助了国家统计局社情民意调查中心的系统完成。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对于数据可靠性的担忧，吴晓灵说，统计局现有的统计体系肯定是最值得信赖的，除此之外，也没有哪个机构能拿出一套更加权威和值得信赖的数据系统。
刘正山也说，国家统计局的社情民意调查中心覆盖率极其广泛，调查方式也相当科学，目前中国还找不出一家第三方机构能比政府的数据采集系统更加有效。
事实上，为了保证整个指标体系的客观性，课题组做了相当大的努力，保证了各省市数据来源的可靠性。
居民幸福感调查报告 篇七
关键词：幸福悖论；伊斯特林悖论；积极心理学；幸福；GDP；GWB
中图分类号：B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142（2013）06―0136―10
一、引言
中国经济以大于8%的速度逐年稳步增长，从1990年到2009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和消费总额已经增长了至少4倍。人们希望，幸福感也会随着经济增长而不断增长，但是人们感到，手里的钱多了，幸福感却没增长多少。这种现象被称为幸福悖论，_又称为伊斯特林悖论（EasterlinParadox），或“幸福一收入之谜”（Happiness―income paradox），是美国南加州大学经济学教授理查德-伊斯特林（Richard Easterlin）在1974年的文章《经济增长极大提高人们的快乐吗》中提出的。美国和日本都经历过这样的时期。
这种现象违反了现代经济学的核心命题“财富增加将导致福利或幸福增加”，一经提出便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问题。
有学者认为，中国经济已进入一个重要的转型期，一个国家的人均GDP发展到3，000美元的时候，就会产生剧烈的社会心理变化，突出表现就是人们的主观幸福感不再随经济的增长而增长。伊斯特林和其合作者在2012年发表在美国科学院刊上的对中国1990年到2010年长达20年的调查研究结果显示，中国的经济收入增长了，可幸福感却下降了，突出地表现了幸福悖论。还有研究及大规模的抽样调查结果，例如Brockmann et al.（2009）和曹大宇的研究（2009）也有类似的结论。
有研究表明：金钱与幸福之间并不是人们所想象的那样成正比关系，两者之间只是轻微的正相关，相关值大约0.25。身无分文的人对于幸福的满意度趋近于零，当人们手中开始有钱，刚刚脱离贫困线的时候，幸福感几乎与金钱成正比增加，但是到了纵轴的0.25处就变成了与横轴不相干的水平线。纵然是横轴上的金钱以百万、千万、亿万的速度成倍剧增，但金钱与幸福的关联不会再超越0.25。这种现象被称作“金钱的边际效应递减”。有学者认为这个金钱和幸福的相关系数更小些，是0.17，另外一些研究者也得出了大致类似的结论。总之，不管这个相关系数是多少，二者之间的关系，在金钱积累的初期几乎成正比，而金钱超过一定数额之后，就不太相关了。
那么，中国幸福悖论的产生，是因为我们的经济收入到达一定数额，幸福感就不再增加？我们已经进入小康社会，经济已经达到了“一定程度”吗？深入分析之后，我们发现并不是这么简单。财富的增长并没有带来幸福感的增长，对富裕阶层，确实出现了所谓“幸福悖论”――经济增长对幸福的增长贡献已经很小。但是对贫困阶层而言，经济问题仍然是制约幸福感的重要问题。在考察“幸福悖论”的同时，我们也不禁反思，无论是富裕阶层还是贫困阶层，共同的一点是：幸福并不会随着财富的积累如期而至，拥有财富也不等同于拥有幸福，幸福是需要特别的努力来争取的。所以，即便是已经富裕起来如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近年发起了一项追求幸福的运动，“哈佛幸福课”（积极心理学课程）超过在哈佛大学独占鳌头多年的“经济学原理”一度成为选课人数第一的课程。在网易公开课上，这门课的点击率长期居高不下。幸福课之所以炙手可热，也是在追求经济发展之下，人们追求人生幸福的表现。中国政府也将建设幸福中国写入了十二五规划，近年的“两会”，也把提升人们的幸福作为讨论的焦点。让人民幸福，已经成了中国解决温饱之后的重要目标。本文试从积极心理学的角度对“幸福悖论”进行解读，寻求在当前中国的大环境下，社会经济层面和个人心理层面提升人生幸福的途径和方法。
二、解读中国的“幸福悖论“现象
（一）中国“幸福悖论”的特点：高低收入人群表现不同
伊斯特林等对中国1990年到2010年长达20年的调查研究结果发现，中国的经济收入增长了，幸福感却下降了。数据分析发现，1990年，收入最高的1/3人群和收入最低的1/3人群的生活满意度分别是68%和65%，相差还不是太大；但到2007年，高收入人群的生活满意度达到71%，低收入人群的生活满意度直降至42%。高收入人群的生活满意度轻微上升，而低收入人群生活满意度下降。这说明，中国的“幸福悖论”贡献者是低收入人群！导致中国出现幸福悖论现象的，并非如人们想象的那样，是收入提高了，生活好了，幸福感不随之增长，而是收入尚不够高！而国内学者的研究也有发现，低收入者的幸福感要显著低于中等收入者和高收入者。
（二）金钱对幸福的贡献
我们应该肯定金钱对幸福的贡献关系，而不是弱化这种关系。大量研究发现，经济发展确实带来幸福感增加。这也是中国政府发展经济的初衷。金钱与幸福感相关，符合传统经济学的假定，即财富增加将导致福利或幸福增加。这一点可以从三个方面看出：
首先，在一个国家内部，富裕的个体会报告更高的生活满意度。例如Easterline等人（2012）的研究中报告，收入最高的三分之一人群的生活满意度都要比收入最低的三分之一人群的生活满意度高。国内学者研究也发现，低收入者的幸福感平均数显著低于中等收入者和高收入者。工资收入高的人相对更加幸福，中产阶层比工薪个体幸福程度要高。
第二，富裕的国家比不富裕的国家生活满意度也较高。盖勒普（Gallup）调查发现，中国的幸福指数在124个国家中排名第92，只有12%的中国人描述他们的生活是繁荣（flourish）的，这一数据和埃及、利比亚、也门和巴林相同等级。丹麦排名第一，有72%的人报告繁荣昌盛，而美国的数值是59%，排名第12。这些数据提示，富裕国家人民的生活满意度也较高（May 16，2011；LosAngeles Times）。在中国，富裕的地区也比不富裕的地区生活满意度高。
第三，随着经济的增长，人们也会报告更高的满意度。国内研究认为，我们的经济增长与国民幸福感指数是成正比关系的，比如，邢占军（2011）对6个省会城市的调查数据，以及来自山东省城市居民连续7年的调查数据进行深入分析后认为，在现阶段的中国，收入与城市居民幸福感之间具有一定的正相关，高收入群体幸福感水平明显高于低收入群体。经济的减退则导致幸福感指数降低，如，英格勒哈特等人的研究发现，从1979年开始的几年里比利时国民收入出现下滑，幸福感指数也相应地降低。
（三）幸福悖论现象的心理解读
但是，在富裕阶层和发达国家，确实出现了幸福和金钱关系不大的现象。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出现呢？我们可以从两种观点来看：
第一种观点，忽视变量说。经济学关注收入、财富和消费，并不关注影响人们幸福的其他方面，如激励与创造、健康、政治参与、社会渴望、自由、利他主义、不平等，等等。特别是，如果这些非经济因素与收入、财富和消费等经济因素呈负相关时，那么随着GDP的增长，许多影响幸福的非经济因素会下降（比如休闲时间的减少，竞争压力的增大），从而在不同程度上抵消经济因素带来的正面作用，于是就可能出现收入增加了而人们的幸福没有相应增加的“幸福悖论”。这也说明，GDP作为测量经济的指标，并不是测量幸福的适合指标，也不是衡量国家总体发展的适合指标。所以，有学者提议用总体幸福感（General Well Being，GWB）代替GDP，作为衡量一个国家发展的基本指标。
另一种观点，攀比理论。着重于从收入本身出发，认为个人的效用与自己的收入水平正相关，但是与社会的平均收入水平（攀比水平）负相关，当社会变得更富裕时，攀比水平也会随之提高，使得总效用水平保持不变，这种解释也被称为相对收入理论，参照组理论（reference group thoery）是社会比较理论（Social Comparison Theory）在心理学上的一个变体。这种攀比和社会比较的竞争仅仅导致个人福利的再分配，而作为整体的社会的幸福程度并没有增加。也就是说，个体因竞争胜利幸福感增加，但是相对竞争失败的个体幸福感减少，所以，总体的社会幸福感没有增加，增加的是个体或者局部群体的幸福感。例如，对哈佛大学毕业生的调查发现，拿5万美元年薪的人比拿10万美元年薪的人更幸福。因为前者所处的行业平均工资为25000美元，而后者行业平均年薪大多高于10万美元。所以，总体财富虽有增加但幸福感却不会增加。在任何一个社会阶段，处于同行业顶层的人数总是少数。而且，一个人相对于别人收入增加，幸福感增加，但别人相对于他收入却是减少了，幸福感也随之减少。为了追赶这个领先者，落后者要付出努力以提高收入追赶领先者。所以，现代社会的人们就像是老鼠赛跑，不断加速，不断交替领先，最终都精疲力竭。人们生活节奏越来越快，收入越来越高，但幸福却越来越模糊。
综上，中国的“幸福悖论”，其本质仍然是经济不够发达的产物，金钱对幸福是有贡献的。但是，主观心理因素等非经济因素也有很大贡献。幸福、人们生活满意度的提高，不是单纯金钱就能解决的问题，人们的主观心理层面起着重要的作用。追求幸福的积极心理学运动，为幸福的提升提出了建议。
三、运用积极心理学提升幸福
（一）什么是积极心理学
积极心理学（positive psychology）是一门研究如何正确把握人生的科学，着重讲授积极心理学家发现的美好生活，以及如何实现这种生活。积极心理学于1998年由美国心理学会前主席马丁・塞利格曼在任时提出。主要针对的是二战以来心理学界主要致力于人类问题的解决和补救，而不是着眼于正常人群的研究，比起那些流行的大众心理学家和演说家等，少了一些对美好生命的关注。因此，呼吁心理学不仅要关注疾病，也要关注人类的力量；不仅要修复损坏的地方，也要构筑生命中美好的东西；不仅要致力于治疗痛苦的创伤，也要帮助健康的人们实现人生的价值。积极心理学的出现，扭转了心理学病理研究的倾向，使得心理学研究开始走向大众，帮助普通人追求幸福的生活。
积极心理学的研究主要包括三个范畴：（1）积极的主观体验（幸福、愉悦、感激、成就等）。主要讨论个体的幸福感和哪些因素相关，比如，年龄、性别和受教育程度对幸福的贡献较低，而自尊、乐观、感激之情、朋友的多少却与幸福感高度相关。愉悦感有原始的愉悦和高级的愉悦，受到很多因素影响，比如全身心投入的酣畅感，可以带来长久的愉悦；而感恩则更令人愉悦，从而体会到一种持久的积极体验；成就则是对自我价值实现的回馈。（2）积极的个人特质（个性力量、天赋、兴趣、价值）。包括个性力量的识别和界定，根据美国行动价值协会（VIA）提出的良好性格的分类，将美德分为智慧和知识、勇气、人道主义、正义性、节制和超越优势等六种类别。帮助人们确认自己的个性力量所在，识别自己的优势，从而发挥优势，实现个体的人生价值，贡献于社会。（3）积极的机构（家庭、学校、商业机构、社区和社会）。探讨积极的人际关系，包括亲子关系、两性关系、爱的能力等友谊、爱情、婚姻关系，探讨如何提升这些亲密关系，从而实现人生的幸福。还包括积极的学校教育、积极的商业机构和工作环境、积极社区的建设乃至积极的社会，等等。
可以看出，幸福是积极心理学关注的核心课题，幸福是人生的终极货币（ultimate currency），是人从事各种活动的根本动机，是人类生活的目的所在。
（二）建立评价社会发展的主观指标，用总体幸福指标（GWB）代替国民生产总值（GDP）。
2012年11月在清华大学举行的第二届中国国际积极心理学大会上，积极心理学之父马丁・塞利格曼（Martin E.P.Seligman）指出，为了更好地衡量国家发展的状况，用GWB代替GDP。他建议中国要建设佛罗伦萨一样的时代，就是当拥有财富的时候，不是想着去占别人的领地，把别人俘虏成为自己的国民，而是要创造世界的美、世界的文明，这就是文艺复兴产生的很重要的原因。这是世界超级大国美国、中国可能都应该要做的事情。到现在为止，美国没有这么做，中国还在思考到底该怎么做。这种提倡，和中国的中国梦相一致，的就职演说中说“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这就意味着我们不能仅仅关注GDP，最重要的是关注国民的幸福。只有人民的主观幸福感都提升了，这样的社会，这样的国家才是最美丽的，才能创造出世界的文明。
GWB衡量的是主观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影响因素主要包括生活条件状况，对当前的生活是否满意，是否得到了想要的东西等，主要反映的是人民对生活的满意状况，含有较多的积极情绪，较少的消极情绪。而国民生产总值（GDP），指的是一段时间内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所生产出的最终产品和劳务的价值，包括消费、私人投资、政府支出和净出口额。反映一个国家的经济表现，也反映国力和财富，是衡量国家经济状况的最佳指标。研究发现，GDP的改变对GWB的影响是微弱的，收入和主观幸福感的相关，更可能发生在人们对财政状况更加满意，对未来更加乐观的时候。
中国在发展过程中，较长时期内存在着一种“重增长、轻发展”，“重客观、轻主观”的偏向。现在，是转变这种倾向的时候了。我们要提高人民的幸福，而不仅仅是提高GDP的数字。主观幸福感作为GDP衡量幸福的指数的替代或者补充，已经受到极高的重视，一些国家如法国已经开始做了。作为弥补GDP单一经济指向的发展目标和手段，势必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
（三）幸福的可持续模型
幸福的可持续模型认为：对幸福的贡献中，50%由基因解释（set point，固定点），[27]10%由环境解释，其余40%则归诸于有意向性活动（intentional activity）。基因方面，我们能做的努力比较小，而环境和个体改变方面我们大有可为。
1.改善影响幸福感的环境
幸福相关的环境因素指那些偶然发生（incidental）但是在个人生活中相对稳定的事实，包括所在的国家、地区、文化氛围，也可包括性别、种族等人口学因素，还包括一个人的个人史，以及婚姻状态、职业状态、工作安全和健康状况，等等。其中，收入水平、生活状况是考虑的重要因素。我们可以从环境因素方面着手提升幸福，而这些方面，国家和政府的责任重大。
第一，大力发展经济，进一步提高人民收入。
低收入群体的幸福感明显低于高收入群体，不富裕地区的幸福感低于富裕地区，这些研究结果意味着，客观生存条件对于民众幸福感的制约作用是不容忽略的。虽然，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国民经济水平有了很大提高，综合国力有了很大提升，人民群众生活水平也有了不同程度的改善，但与人民群众的实际需求相比，我们的经济发展程度还很不充分、很不平衡。居民的收入和财富积累与自身的生存和发展需求相比，也还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差距。所以，解决人民的经济收入问题，仍然是中国一段时间内工作的重点。
曾谈到，“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道路，就是对人民的责任”。“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期盼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需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努力解决群众的生产生活困难，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这段宣言表示，中国政府的工作重点不会变，也是我们前进的方向。党的十报告也提出，到2020年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而且，国民收入显著提高也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写进了“十二五”规划建议。这些都反映了中国党和政府对发展经济的决心和信心。
第二，解决低收入人群的社会保障问题。
伊斯特林认为普通中国人，尤其是较低学历和低收入人群，获得工作和收入的保障、可担负的健康保障、孩子和老人的医疗保障问题，是对生活幸福感的重要影响因素。
研究发现，中国的生活满意度模型和欧洲的满意度模型相似，都有一个u型的底，整体模式都和低就业率、社会安全保障的解除、日渐增长的收入不平等相关。这提示，就业和社会保障系统是决定幸福感的最关键所在。所以，当我们看到这样的调查结果就不足为怪了：“七成半的中国人说他们幸福，其中公务员的幸福感最高。”因为公务员工作最稳定，而且福利保障最安全。
而社会保障系统中，医疗、养老等问题尤为突出。低收入人群虽然收入确实有所增长，但是，大量的医药费支出使得生活满意度降低。另外，最具中国特色的指标莫过于住房。据2009年中国幸福指数调查报告显示，有房贷的人比没房贷的人更幸福，单位建房群体由于在住房上支出较少，幸福感最高，“蚁族”最不幸福，比单位集体宿舍居住者还低。这提示，住房问题已经成了影响中国幸福指数的因素之一。养老方面，突出表现是养老金比较低。中国也在做这方面的努力，比如，前任国务院总理2013年1月9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继续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水平。并且，在普遍调整基础上，对企业退休高工、高龄人员等群体适当再提高调整水平，对基本养老金偏低的企业退休干部按有关规定予以倾斜，等等。这些都是有力举措。
第三，建立和完善利益调整机制。
基尼系数用来定量测定社会居民收入分配的差异程度：0.4是社会分配不平均的警戒线，故基尼系数安全范围在0.2―0.4之间，低于0.2反映贫富差距小，收入过于公平，社会动力不足；高于0.4，社会不安定。中国改革开放前的基尼系数为0.16（是绝对平均主义造成的），2007年已经超过警戒线0.4，达到了0.48。由于部分群体隐利的存在，中国实际收入的差距还要更高。中国基尼系数高于所有发达国家（如日本基尼系数为0.3到0.35之间）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这应该引起高度警惕，否则将会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进而造成社会动荡，危及社会主义人民政权。
当前收入差距拉大的趋势日趋明显，财富分布不均的问题已经出现，不同社会群体利益分化日益加剧，这一切对民众的幸福感都会产生不容忽视的影响。因此，建立和完善实现最大多数人最大幸福的利益调整机制，是宏观决策中必须认真面对的问题。针对这一点，党的十会议上，同志报告的第七部分“加强社会建设”中做了具体全面的安排和部署。其中第三点作为实现收入翻番计划的落脚点，也是社会缩小贫富差距的着力点：要千方百计增加居民收入。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必须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兼顾效率和公平，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多渠道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规范收入分配秩序，保护合法收入，增加低收入者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首先是深化收入分配的改革，要从制度上保证居民收入的提高；其次强调收入与经济增长同步，保证居民收入的增速；第三是提高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分配比重，从根本上保证居民收入提高的路径。而也强调了社会财富分配公平的重要性，向外界释放出政策信号，十后如何遏制社会财富向少数人聚积将是最为重要的经济改革之一。
2.改善意向行动，提升幸福
环境对幸福确有贡献，但所占比例大约在8%～15%的水平，人们对环境变化的适应能力可能是造成所占比例较低的原因。如，人们会对新环境和生活事件产生迅速的适应，不管是感觉的（例如，适应恶臭或者体重增加）、生理的（例如，非常热或者非常冷的温度），还是享乐的（如加薪），等等。
从幸福的可持续模型可以看出，改变个人的意图性活动对幸福感影响较大。环境虽然可变，但人们很快就会适应。而有意图的活动不仅是可变的，且人们可以自己控制这方面的活动，减缓或者改变适应的过程，使得幸福持续提升。而研究发现，环境改变和积极活动改变都可预示生活满意度的加强，但积极的环境改变影响的持续性会降低，只有积极的活动改变预示着持续的幸福感的提升。
第一，坚持积极的思想，包括乐观、感恩和做好事。
塞利格曼认为，不同的解释风格会带来不同的情绪和结果，乐观者在学业和事业、身体健康和主观幸福感上都具有优势。乐观者更容易在学业和事业上取得成功。例如，对初中生人格型乐观、应对策略及学业成绩的关系研究表明，学生的乐观主义与他们所采用的积极应对策略、消极应对策略有显著的正相关，与学生成绩的关系也达到了非常显著的水平。乐观的推销员比那些不那么乐观的推销员卖出更多的人寿保险，而且约有一半的悲观者会辞掉保险工作。乐观的大学一年级学生比悲观者能进行更好的调整，减少抑郁症状，会感到更幸福、更低的退学率及更多的社会支持。对180位天主教修女在其平均年龄约22岁时手写自传的情感内容进行分析，探索其与75岁至95岁之间的生存率的关系，结果发现，自传中积极情绪内容与寿命有着非常显著的相关，而负面情绪内容没有。在85岁时，最快乐的修女（前25%的修女）中有90%还活着，而最不快乐的修女（后25%的修女）中只有34%的人还活着。而到95岁时，在最快乐的修女中还有54%人活着，而最不快乐的修女中只有11%的人还活着。
Seligman（2002）在《真实的幸福》这本书中提到要获得更持久的幸福，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感恩。Emmons和MeCullough（2003）对大学生的研究发现，相对于争执组和生活事件组，感恩组整体生活上觉得比较好，且对未来一周的期待更乐观。感恩既影响了主观生活评价，也增加了积极情感，同时还减少了消极情绪，似乎也提高了人们的睡眠数量和质量。另外，写感谢信也是表达感恩的方法，也能提升幸福。Toepfer，Cichy和Peters（2012）让被试连续三周每周写一封感谢信，结果发现，被试的生活满意度显著提升，抑郁症状却显著下降。而且无论感谢信是否寄出，写给同一个人或不同的人，幸福感都能够显著提升。
幸福的人更倾向于参加较多的亲社会活动，实施亲社会行为的结果，会让人幸福感提升。比如，给被试一定的钱让被试或者给自己花钱或者给别人花钱，结果发现，给别人花钱的被试报告了更高的幸福感。帮助他人也可以提升幸福感，做好事组的被试生活满意度有较大的提升。
第二，提升身体健康。
身体健康是个体学习、工作的基础，更与人的幸福具有中等程度的关联。健康的人比不健康的人要幸福。哈佛幸福课的著名讲师泰勒・本一沙哈尔在总结了利于健康的日常活动之后，提出了幸福的灵丹妙药（wonder drug），已有研究证明这四种方法对提高身体健康十分有效。锻炼能增强呼吸机能，促进血液循环，增强免疫功能，减少紧张，可降低抑郁水平，提高身体自尊水平，降低自卑感，提高认知功能。锻炼在降低抑郁方面效果明显，如Babyak et al.（2000）对156名重型抑郁症患者采取分组治疗：1/3患者只服用抗抑郁药物；1/3患者每周慢跑3次，每次30分钟；还有1/3患者既服用抗抑郁药物又慢跑。16周后，3组患者的抑郁情况都有明显改善，但10个月后的随访却发现，慢跑组患者的复发率要远远低于另外两组。类似的结果也在Blumenthal的研究中出现。
近期“正念冥想”作为认知行为疗法的第三次浪潮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正念（mindfulness）”一词最早来源于佛教，20世纪七八十年代被美国的Kabat―Zinn引进心理治疗领域，他定义“正念”为“一种有目的、不评判地将注意力集中于此时此刻的方法”。临床研究表明，正念训练能够显著提升健康水平，降低酒精和药物滥用，减少失眠，降低临床焦虑、抑郁症状和复发，提高各种认知功能。王岩等（2012）发现正念训练能够很好地提高认知功能，并起到去自动化作用，使人对当前的任务减少失控。正念训练还有延缓衰老的作用，经常走神的人衰老得更快，能够把注意力保持在当下的人，细胞中DNA分子末段保护序列就会更长，细胞的生物学年龄就越年轻。
第三，投入地做事：福流。
福流（flow）的感受能够极大地促进身体健康，提升心理幸福感。米哈伊・奇克森特米哈伊（Mihaly Csikszentmihalyi）第一个提出了福流的概念，并以科学方法加以研究。福流是一种将个人精神完全在某种活动上的感觉；福流产生时会有高度的兴奋及充实感，个体的知觉很愉快很成功。一位攀岩者把福流体验描述为“越来越完美的自我控制，产生一种痛快的感觉。你不断逼身体发挥所有的极限，直到全身隐隐作痛；然后你会满怀敬畏地回顾自我，回顾你所做的一切，那种佩服的感觉简直无法形容。它带给你一种狂喜，一种自我满足。只要在这种战役中战胜过自己，人生其他战场的挑战，也就变得容易多了”。Kazuki Hirao等人（2012）将生活在农村地区的119名健康老年人分为冷漠、焦虑、放松和福流组。调查结果显示福流组、放松组比冷漠组的人身体更健康。而且，福流与应对陌生人、社交信息、亲合力水平、主动交往呈现显著正相关。
第四，追求成功的意志活动。
追求成功的意志活动（volitional activity）可以加强幸福感。Sheldon（2002）研究发现，高水平的目标进程，或者不断地指向目标的活动预示着幸福感的提升，而低水平的进度预示着满意度的降低。而且，这种意志活动的持续进行，会使得主观满意度持续下去。意志活动停止了，主观满意度就会回到当初。Sheldon对学生进行连续两个学期的研究发现，在第一学期达到个人目标的学生，满意度会提升；第二学期继续努力的话，其满意度水平会保持下去；而那些第一学期做的很好第二学期不好的学生，其满意度又回到了当初。持续三年的调查发现，高水平意志活动的学生，在整个大学期间，都保持了他们早期获得的情绪上满意度的提高。
在此过程中，努力的作用非常重要，尤其是当从事的活动不那么令人愉悦，很难保持的时候。而其中的关键性，就是把从事的事情赋予一定的价值和意义。牺牲短期的利益以获得长久的满足，实质上就是赋予当前不愉悦的事物一种意义，这种意义感会使得我们坚持下去，从而获得长久的幸福。这也是生命的价值和意义的反映。
综上，提升个体幸福感的意向性行动可以包括坚持积极的思想，如乐观、感恩和做好事，也可包括提高身体健康、锻炼、冥想、正念，等等，而且，还可以投入到一件事中去，享受福流的，追求成功，超越自我等。值得一提的是，Seligman（2005）在幸福理论方面，提出了新的涵义。他认为，过去对幸福的测量，多采用生活满意度量表，而一个人想要达到蓬勃人生（flourishing），仅保持较高的生活满意度是不够的，还要有足够的PERMA：P-积极情绪（positive emotion）、E-投入（Engagement）、R-人际关系（Relationship）、M-意义和目的（meaning）、A-成就（Achievement）。以上谈到的实现幸福感提升的很多办法，在PERMA理论中也都有所涉及。PERMA理论为更高层次地追求幸福，提出了新的架构。
居民幸福感调查报告 篇八
幸福是什么，幸福是否可被量化，哪些因素在影响着人们的幸福体验？自1972年不丹国王吉格梅·辛格·旺楚克最早提出国民幸福指数这一概念后，幸福研究已成为全球学术界重要课题。
自2009年11月开始，由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前央行副行长吴晓灵牵头的课题组，在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的资助下，逐步展开全国福祉指数或称民生指数的调查及编制。
据吴晓灵透露，尽管已经编了31个省的指数，但是由于不完善，还不能公布。希望再积累一两年，再向社会公布。
从GDP崇拜，逐步转向以民生为本，正在成为中国各级政府追求的执政理念。
量化幸福
由不丹模式引发的幸福指数热，首先带来的一个问题是，幸福或幸福感是否可以被量化以及如何量化。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心理学系终身教授、清华大学心理学系主任彭凯平，近年来持续关注幸福指数的研究。他在接受《财经国家周刊》记者采访时说，量化幸福不是能不能的问题，而是量化得好不好的问题。他说，央视的“幸福”采访，其实也是一种量化，即最低层次的分类量化——幸福的和不幸福的，这种量化粗犷并稍显武断，信息量不大。
最高水平的量化即等比量化，目前在幸福研究领域仍然空缺，迄今还没有一位经济学家，最终完成这一步。
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兼薪酬专业委员会会长苏海南认为，作为学术研究，不仅幸福可以量化，劳动关系是否和谐、税负是否沉重，也都有相应的测量标准，至于结论是否完全如实地反映了现状，则见仁见智。
接下来的问题是，幸福应该如何被量化。
在10月下旬的一节研究方法课上，清华大学心理学系教授傅世敏，曾就央视的“你幸福吗”与学生们展开讨论。
讨论主要围绕三个方面：第一，如何定义幸福；第二，央视调查的样本量有多大，样本选择是否有代表性，问卷设计是否科学合理；第三，面对央视的话筒和镜头，被访者是否有压力，这样的调查结论可信度有多高，能不能把这一结论推广到整个中国。
“这就像高官到贫苦农家里慰问，日子过得好不好啊，即便过得再苦，也一般不会说不好。这就是一个反应偏向的问题。”傅世敏认为，对幸福感或幸福指数的调查，调查方法和调查环境非常重要。
不丹的幸福指数调查已渐趋成熟。不丹政府的公开资料显示，不丹的幸福指数包括九个一级指标，即心理健康、身体健康、生态环境、教育、文化、生活标准、时间利用、社区活力及政府管理，每个一级指标下面，另分设子指标。
据称，每隔两年，不丹政府还要对这一评价体系作出微调，以求幸福指数符合时展的最新要求。
而彭凯平认为，不丹的经济发展水平并不高，但不丹是一个佛教国家，有着特殊的文化传统，它的幸福指数，也完全是基于自身优势编制的，不丹模式对中国没有太多借鉴意义。
按照彭凯平的观点，幸福科学是一门复杂的学问，涉及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和政治学等多门学科，而一个真正具有全球推广意义的幸福指数，应该是建立在科学研究而非经验、直觉基础上的，而且各项指标要适合任何国家的任何国民，另外，幸福指数必须包括个体化体验。
目前在全球范围内，对幸福指数的测量，已有一些方法获得了社会的关注，比如欧盟的幸福指数、盖勒普的幸福指数等，美国密歇根大学也对此做了较长时间的研究和积累，并已建立起了指标体系。
彭凯平发现，中国对幸福指数的调查，最大问题是没有足够的科学指导。研究需要有相关领域的科学家，包括社会学家、心理学家的参与。
彭凯平参加过幸福江阴的研讨，在他看来，江阴的幸福指数，在酝酿出台幸福政策的城市中具有代表性，问题设计较为合理。
据说，江阴的幸福指标分成两类，一类是客观指标，一类是主观指标。客观指标如图书馆多少、植树多少、绿化率高低、污染程度怎样、居民上下班距离远近等，这些都是看得见测得出的。主观指标即个人满意度，如对生活状况是否满意，对家庭关系是否满意，对社区、学校教育是否满意等。
未来期待
一般认为，基尼系数与社会平均幸福感有关系，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基尼系数越高，幸福感越低。
10月27日，《2012年中国省级地方政府效率研究报告》公布，该报告由北京师范大学管理学院和政府管理研究院共同完成。
报告称，虽然各研究机构计算得出的中国基尼系数不尽相同，最低的0.43左右，最高的在2011年已达到了0.5，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基尼系数近年居高不下。
该报告发起人兼第一作者、北京师范大学管理学院常务副院长唐任伍向《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介绍，中国居民的收入差距，目前已表现在各个方面，城市内部、农村内部、城乡之间、不同区域之间、不同行业之间，尤其是城乡之间。
为什么有些小城市居民的幸福感，反而比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居民的幸福感还要高，唐任伍的解释是，从经济学上说，幸福等于满足与欲望之比，小城市居民的欲望往往相对简单和低层次，而大城市居民对未来有更高的要求和期待，精神压力也更大。
彭凯平介绍，在上世纪4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已研究发现，当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之后，幸福感与收入并不成正相关。
换言之，当收入达到一定水平，个体主观幸福感与收入的提高将不成正比，而与周围参照个体的关系更大。
美国进入3000美元时代是1962年，英国、法国分别是1968年和1972年，中国是2008年。
“大家并不在乎世界上有超级富豪这回事，离得远，和自己没关系。大家在乎的是，周围邻居或朋友的突然暴富，尤其财富来路不明的。”彭凯平说。
北京师范大学收入分配研究院执行院长李实持同样看法。
李实认为，个体幸福感的确与很多因素相关联，如教育、住房、医疗、环境、职业、婚姻状态、社会保障、政治自由度等，但与其他选项不同的是，目前在收入分配领域，中国老百姓还普遍缺少幸福感。
“其实如果纵向比较，收入肯定提高了，生活确实改善了，但大家更愿意横向比较，于是，哪怕收入增长稍慢些，也会心生失落。”李实对《财经国家周刊》分析说。
实际上，最近两三年，中国在缩小不合理收入差距方面，已经取得了一定成效。在农村居民生活水平有较大提高的同时，城市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更为明显。
据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兼薪酬专业委员会会长苏海南介绍，目前农民工工资已从2007年的1000元左右，增加到了3000多元，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也已有了显著进展，新农保、新农合、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均已全面建立。
同时，中央政府加大了农产品补贴，2012年调整的贫困救助标准，也从原来的一年900元左右，提高到了2300多元，这对保障和适当改善农民生活，发挥了作用。
居民幸福感调查报告 篇九
〔关键词〕公共服务；主观幸福感；Ordered Probit模型
中图分类号：F06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4096（2016）01007708
一、问题的提出
政府作为管理社会公共服务的组织，制定和执行国家服务政策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增加国民的福利。总理在2015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也强调加快发展社会事业，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千方百计增加居民收入，增进居民福祉。其中总理特别指出了几项民生问题：医疗、住房、就业、教育、社会保障。这五大问题关系着群众的切身利益，影响着群众的幸福指数，中央和地方政府一直为改善医疗、住房、就业、教育和社会保障服务做出了巨大努力。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居民幸福指数曾出现过下降趋势，但近年来中国居民幸福指数呈现缓慢上升趋势。中国的全球幸福指数排名由2013年的93名到2015年的84名[1-2]，可以看出中国居民主观幸福感虽然在全球排名仍然比较靠后，但出现了上升趋势。对于大多数居民来说，追求生活幸福是人生的重要目标。随着经济的发展以及生活的改善，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福利、幸福等话题，，本文基于医疗、住房、就业服务的视角研究公共服务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以期待为国家制定幸福导向的公共服务政策提供实证支持。
中国政府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政府作为管理社会公共服务的组织，制定和执行国家服务政策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增加国民的福利。虽然在经济学家看来政府组织可能存在寻租情况而导致社会福利损失，但是良好的市场经济运行离不开政府组织，国民福利的保障更离不开政府组织。因而研究政府如何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Frey 和 Stutzer[3]认为主观幸福感综合反映了个人对生活的整体满意度，可以用来直接衡量国民福利的高低。因此，政府组织能否提高居民主观幸福感，是评判政府组织优劣的一个重要指标。
现有的幸福经济学文献主要从政府质量和政府支出两个维度研究政府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Kim和Kim[4]认为政府效率、公正的制度、减少腐败等政府质量的改善能够显著提升居民主观幸福感。对于政府质量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的作用机制总的来说可以分为四类。
第一，政府质量通过影响经济增长，进而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然而经济增长如何影响了政府质量与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关系，现有文献研究却未能达成共识。有些学者研究发现，政府质量只是显著地影响了富国居民主观幸福感，而在穷国则变得不再显著。他们给出的解释是，富国居民主要追求非物质性需求（例如人权等），而非物质性需求的满足依赖公民权利、民主制度等政府质量维度的改进。但是Helliwell 和 Huang[5]的研究结果恰恰相反，即政府质量与居民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只是在穷国显著，对富国居民主观幸福感影响不显著。他们给出的解释是，政府质量主要是通过影响经济增长，增加居民收入，促使居民对未来收入形成乐观预期等方式增加居民的幸福感。
第二，政府质量通过影响收入分配，进而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Glaeser 和 Saks[6]研究证实，收入分配的不平等是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的重要因素。低质量的政府将会恶化收入分配的不平等，进而降低居民主观幸福感。第三，政府质量通过影响制度信任和社会信任，进而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高水平的制度信任促使居民对未来形成稳定和乐观的预期，低质量的腐败政府则会降低居民对政府的信任，进而影响居民对未来的乐观预期。
第四，政府质量还可能通过影响政府的财政支出，进而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而且政府质量的高低会显著影响财政支出的分配。已有研究表明，政府财政支出对居民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影响。Hessami[7]研究表明，教育支出和医疗卫生支出的增加会显著增加居民主观幸福感。由于政府质量的高低不仅决定其财政支出的结构，而且还决定着财政支出的效率，从而会影响居民幸福感。低质量的政府会减少教育支出与医疗卫生支出，因此会降低居民主观幸福感。
关于政府支出与居民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也进行了大量实证研究，得出的结论基本一致，即政府支出有利于提升居民主观幸福感。Ram[8]使用145个国家的大样本微观调查数据，研究发现政府支出水平与居民主观幸福感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Tella[9]分析欧盟11国的政府失业保障支出与居民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分析发现政府失业保障支出能显著提升社会平均幸福感。Sergei和 Zhuravskaya[10]对转型国家的研究发现，社会经济转型显著地降低了居民主观幸福感，同时还发现公共产品的恶化、公共品供给的数量与质量的下降是降低居民主观幸福感的重要原因。
国内学者利用中国数据对政府质量和政府支出如何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也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得出了一些符合中国国情的基本结论。陈刚和李树[11]利用CGSS（2006）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政府质量显著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同时还发现相对高收入居民，政府质量对低收入居民主观幸福感影响更显著。在中国背景下，政府质量影响居民幸福感的作用机制主要有三类。第一，政府质量显著地影响了中国经济增长，进而提升了国民幸福指数；第二，提高政府质量能够显著改善居民收入分配和收入机会不均等现象，而收入机会不均等现象的改善显著增加了中国居民主观幸福感。第三，提高政府质量能够显著提高教育、卫生和社会保障等社会性支出效率，这显然会提高居民主观幸福感。胡洪署和鲁元平[12]利用2005年和2006年CGSS数据分析了地方政府公共支出对中国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发现增加公共支出有利于提升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且公共支出对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主要通过增加农民消费来实现。汤凤林和雷鹏飞[13]利用CGSS（2008）数据对公共支出通过调节收入差距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的作用机制和作用效果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教育支出显著提升了居民主观幸福感，而医疗卫生支出和社会保障支出微弱降低了居民主观幸福感，他们给出了一个可能的解释，即医疗卫生支出和社会保障支出的增加可能不会带来相应服务的增加，政府行为的低效率以及支出结构的不合理影响了居民主观幸福感的提升。
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也是衡量政府能否提升居民主观幸福感的一个维度。但很少学者从这个维度来研究政府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其主要原因可能在于很难获得衡量公共服务的数据。然而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和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提供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为本文提供了数据支持。本文采用医疗卫生服务满意度、基本住房保障服务满意度以及劳动就业服务满意度作为衡量居民对公共服务满意度的重要指标，从公共服务这一角度来研究政府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二、模型、数据与变量
1实证模型
由于本文的被解释变量（Happiness*）为有序离散变量，其赋值为1―5的整数，分别对应调查问卷中被访问者“非常不幸福”、“比较不幸福”、“说不上幸福不幸福”、“比较幸福”与“非常幸福”的回答，因而本文运用Ordered Probit模型来分析公共服务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本文假定被解释变量（Happiness*）由下式决定：
Happiness*i=β1MHSi+β2BHSi+β3LESi+X′iγ+εi
其中，Happiness*i为被解释变量，MHSi、BHSi与LESi为核心解释变量，分别代表医疗卫生服务、基本住房保障服务与劳动就业服务，β1、β2与β3是其对应的回归系数；X′i表示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的个人和家庭特征变量矩阵（如年龄、性别、婚姻状况等），γ是其对应的回归系数矩阵；εi代表随机扰动项。
2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CGSS（2013），即201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该调查始于2003年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和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所发起的一项全国性、综合性、连续性学术调查项目。2013年为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第二期（2010―2019年）的第四次年度调查，也是CGSS自2003年开始以来的第10年。调查在全国一共抽取了100个县（区），加上北京、上海、天津、广州、深圳5个大城市，作为初级抽样单元。其中每个抽中的县（区），随机抽取4个居委会或村委会，而在北京、上海、天津、广州、深圳这5个大城市一共抽取80个居委会，这样在全国一共调查了480个居委会或村委会；在每个居委会或村委会又调查25个家庭，在每个抽取的家庭，随机抽取一人进行访问，最后总样本量约为12 000。
剔除数据缺失的样本之后，本文最终得到了3 949个有效微观样本，包含了28个省份，这表明本文的研究样本基本涵盖了全国各个地区。本文使用的CPI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14》，每个省份经济全球化水平是利用该省份进出口总额除以该省份GDP得到的，每个省份基尼系数是根据基尼系数的最初定义计算得到的。
3变量描述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Happiness*）为有序离散变量，其赋值为1―5的整数。分别对应调查问卷中被访问者“非常不幸福”、“比较不幸福”、“说不上幸福不幸福”、“比较幸福”与“非常幸福”的回答。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为医疗卫生服务（Medical and Health Services）、基本住房保障服务（Basic Housing Services）与劳动就业服务（Labor and Employment Services）。指标的衡量来自CGSS（2013）调查问卷设计的问题表述：“综合考虑各个方面，您对于医疗卫生服务/基本住房保障服务/劳动就业服务的总体满意度如何？如果0分代表完全不满意，100分代表完全满意，您给打多少分？”本文用居民满意度打分来代表这三大服务的质量高低，打分越高，说明服务质量越好，同时为了方便解释回归系数，本文将居民满意度分数除以100进行处理，即0代表完全不满意，1代表完全满意。本文还引入了控制变量，包括年龄、宗教、学历、政治面貌、是否拥有住房、身体健康状况、户口状况、社会地位、家庭收入、婚姻状况、经济全球化、年度消费者价格指数以及收入差距等。在数据处理方面本文将婚姻状况中的同居、初婚有配偶、再婚有配偶赋值为1，其他赋值为0。对于受教育年限变量，本文将没有接受任何教育赋值为0，私塾、扫盲班赋值为1，小学赋值为6，初中赋值为9，普通高中赋值为12，职业高中、中专、技校赋值为13、大学专科（成人高等教育、正规高等教育）赋值为14，大学本科（成人高等教育）赋值为15，大学本科（正规高等教育）赋值为16，研究生及以上赋值为19。对于是否拥有住房变量，本文将“自己所有、配偶所有、子女所有、父母所有、配偶父母所有、子女父母所有”赋值为1，其他赋值为0。对于居民身体健康状况，本文将很不健康、比较不健康、一般、比较健康、很健康依次赋值为1―5。社会地位取赋1―10，数值越大表明地位越高，其中1为社会最底层，10为社会最高层。以上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1所示。
三、实证分析
1全样本回归结果与分析
本文利用STATA软件对全样本进行Ordered Probit回归，同时还汇报了各个解释变量取其均值时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边际影响。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
回归结果得出以下结论：
在控制变量不变的条件下，核心解释变量医疗卫生服务、基本住房保障服务以及劳动就业服务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分别在10%、5%和5%统计意义上显著为正，这表明三大公共服务都是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的重要因素，且三大公共服务质量的提升，能够显著提升居民主观幸福感。如果政府增加三大公共服务的财政支出，提升公共服务质量，那么居民主观幸福感也会显著提升，这和Kotakorpi 和Laamanen[14]的研究一致。详细来说，如果医疗卫生服务水平提升1个百分点，居民主观幸福感提升0285个百分点，同时使居民感觉“非常不幸福”和“比较不幸福”、“说不上幸福不幸福”的概率分别下降05%、30%、53%，并使居民感觉“比较幸福”、“非常幸福”的概率分别上升30%和58%；如果基本住房保障服务水平提升1个百分点，居民主观幸福感提升0284个百分点，同时使居民感觉“非常不幸福”、“比较不幸福”和“说不上幸福不幸福”的概率分别下降05%、30%和53%，并使居民感觉“比较幸福”和“非常幸福”的概率分别上升30%和58%；如果劳动就业服务水平提升1个百分点，居民主观幸福感提升0337个百分点，同时使居民感觉“非常不幸福”、“比较不幸福”和“说不上幸福不幸福”的概率分别下降06%、35%和63%，并使居民感觉“比较幸福”和“非常幸福”的概率分别上升36%和69%。
控制变量中的年龄、政治面貌、是否拥有住房、健康状况、社会地位、10年前社会地位、预期10年后社会地位、家庭收入、婚姻状况以及通货膨胀率估计结果与已有文献的结论是一致的。即年龄与居民主观幸福感呈现U型关系，随着年龄的增加，居民主观幸福感先降低，当达到一定年龄后，居民主观幸福感随着年龄的增加而提升。如果居民的政治面貌是党员，那么相比其他非党员群众，他们的主观幸福感会更高，这表明与非党员相比，党员可能会有更多的机会，如找工作时党员身份是能力的象征，公司更倾向于招聘党员学生，因而在其他条件相同时，与非党员相比，党员主观幸福感会更高。拥有住房居民主观幸福感高于没有住房的居民，而且在1%统计意义上显著，相比没有住房的居民，拥有住房的居民主观幸福感提升0131个百分点，边际效果表明，拥有住房使居民感觉“非常不幸福”和“比较不幸福”和“说不上幸福不幸福”的概率分别下降02%、14%和24%，并使居民感觉“比较幸福”和“非常幸福”的概率分别提升16%和25%。居民身体健康状况也是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的重要因素，且在1%统计意义上显著为正，边际效果表明，如果居民身体状况提升1个百分点，居民主观幸福感提升0198个百分点，同时使居民感觉“非常不幸福”、“比较不幸福”和“说不上幸福不幸福”的概率分别下降03%、2%和36%，并使居民感觉“比较幸福”和“非常幸福”的概率分别上升20%和40%，这表明拥有健康的身体会显著提升居民主观幸福感。居民的社会地位也是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的重要因素，且在1%统计意义上显著为正，如果居民自评社会地位提升1个百分点，居民主观幸福感提升0125个百分点，边际效果表明，如果居民自评社会地位上升1个百分点将使居民感觉“非常不幸福”、“比较不幸福”和“说不上幸福不幸福”的概率分别下降02%、13%和23%，并使居民感觉“比较幸福”和“非常幸福”的概率分别上升13%和25%。值得注意的是10年前社会地位和预期10年后社会地位也会显著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如表2所示，自评10年前社会地位在10%统计意义上显著影响了当今的主观幸福感，如果对自身10年前社会地位评价越低，表明10年前的处境越差，显然会降低居民主观幸福感，同时预期10年后社会地位在5%统计意义上显著提升了居民主观幸福感，这表明如果居民对未来充满希望，对10年后社会地位评价较高，也会提升居民现在的主观幸福感。家庭收入的提高也会显著提升居民主观幸福感，且在1%统计意义上显著为正，如果居民家庭收入提升1个百分点，居民主观幸福感提升0087个百分点，同时使居民感觉“非常不幸福”、“比较不幸福”、“说不上幸福不幸福”的概率分别下降01%、09%和16%，并使居民感觉“比较幸福”和“非常幸福”的概率分别上升09%和17%。与未婚者相比，拥有配偶的居民主观幸福感更高，且在1%统计意义上显著为正，如果拥有配偶，居民主观幸福感提升0234个百分点，同时使居民感觉“非常不幸福”、“比较不幸福”和“说不上幸福不幸福”的概率分别下降05%、26%和43%，并使居民感觉“比较幸福”和“非常幸福”的概率分别上升32%和43%。通货膨胀率上升会显著降低居民主观幸福感，且在1%统计意义上显著为负，边际效果表明，如果物价上升1个百分点，那么居民主观幸福感下降0107个百分点，同时使居民感觉“非常不幸福”、“比较不幸福”和“说不上幸福不幸福”的概率分别上升02%、11%和20%，并使居民感觉“比较幸福”、“非常幸福”的概率分别下降11%和21%。因此，控制物价水平的上升会显著提升居民主观幸福感。
对于控制变量中的学历、户口、、基尼系数以及经济全球化，本文却得出了新的结论：学历、户口变量的估计结果与已有文献估计结果符号相同，但统计意义上不在显著；、基尼系数与经济全球化变量的估计结果与已有文献估计结果符号相反，除了经济全球化变量的系数不显著以外，与基尼系数分别在10%和1%统计意义上显著。本文发现户口与居民主观幸福感呈现负相关关系，这表明相比城镇居民，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更高，由于回归系数统计意义上不显著，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明城镇居民主观幸福感也可能会高于农村居民，如城镇居民相比农村居民得到更好的社会保障。基尼系数与居民主观幸福感呈现正相关关系，且在1%统计意义上显著，这表明收入差距的扩大能提升居民主观幸福感，这一结论似乎不可思议，然而Hirschman[15]认为收入差距能够提升居民主观幸福感，原因是收入差距能够给人带来乐观的收入预期。Knight等[16]通过对中国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与所在县的基尼系数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居民主观幸福感与基尼系数正相关，因而他们同样认为收入差距的扩大提高了居民对未来的预期，从而提升了居民主观幸福感。
2分样本回归结果与分析
前文的分析是将所有的样本放在一起进行的Ordered Probit回归分析，因而得到的结论是公共服务对所有居民主观幸福感的一个平均效应。本文按照居民的户口登记状况将全样本分为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进一步分析公共服务对不同群体居民主观幸福感影响是否存在差异。同时，由于相比农村居民，城镇居民的收入更容易受房价、就业影响，而且房价的波动和失业是影响城镇居民进行预防性储蓄的最重要的动机之一；相比城镇居民，农村居民更关心医疗卫生服务，医疗卫生支出的不确定性显著增加了农村居民的预防性储蓄动机。简而言之，房价的波动和失业是造成城镇居民收入不稳定的最重要原因之一，医疗卫生服务的不健全是造成农村居民收入不稳定的最重要原因之一。
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样本回归结果分别如表3所示。由于控制变量中的年龄、、学历、政治面貌、是否拥有住房、健康状况、社会地位、10年前社会地位、预期10年后社会地位、家庭收入、婚姻状况、通货膨胀率的估计结果和全样本回归结果基本一致，故表3没有汇报这些变量的估计结果。
由表3可知，通过对农村居民样本回归发现，医疗卫生服务的回归系数在1%统计意义上显著为正，边际效果表明，如果医疗卫生服务水平提升1个百分点，居民主观幸福感提升0531个百分点，同时使居民感觉“非常不幸福”、“比较不幸福”和“说不上幸福不幸福”的概率分别下降12%、61%和91%，并使居民感觉“比较幸福”和“非常幸福”的概率分别上升61%和101%，而对城镇居民样本回归则发现医疗卫生服务回归系数虽然为正，却不显著，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医疗卫生支出的不确定性是农村居民进行预防性储蓄的最重要原因之一，也是造成农村居民收入不稳定的重要原因，如果医疗卫生服务水平提升，那么可以降低农村居民的预防性储蓄，进而提升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同样城镇居民样本中的基本住房保障服务系数和劳动就业服务系数在5%统计意义上显著为正，边际效果表明，如果基本住房保障服务水平提升1个百分点，居民主观幸福感提升0411个百分点，同时使居民感觉“非常不幸福”、“比较不幸福”和“说不上幸福不幸福”的概率分别下降07%、37%和84%，并使居民感觉“比较幸福”和“非常幸福”的概率分别上升4%和88%；如果劳动就业服务水平提升1个百分点，居民主观幸福感提升0452个百分点，同时使居民感觉“非常不幸福”、“比较不幸福”和“说不上幸福不幸福”的概率分别下降08%、41%和92%，并使居民感觉“比较幸福”和“非常幸福”的概率分别上升44%和97%。而农村居民样本中的基本住房保障服务系数和劳动就业服务系数虽然为正，却不显著，一个可能的解释是房价和失业是城镇居民进行预防性储蓄的最重要原因，也是造成城镇居民收入不稳定的重要原因，如果基本住房保障服务水平和劳动就业服务水平的提升，那么可以降低城镇居民的预防性储蓄，进而提升城镇居民主观幸福感。
通过分样本回归还可以发现收入差距（Gini）对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在10%统计意义上显著为负，这与Brockmann和Yuan[17]研究结果一致，即收入差距的扩大会显著降低中国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边际效果表明，如果收入差距提升1个百分点，居民主观幸福感则会降低0766个百分点，同时使居民感觉“非常不幸福”、“比较不幸福”和“说不上幸福不幸福”的概率分别增加14%、87%和132%，并使居民感觉“比较幸福”和“非常幸福”的概率分别下降89%和145%，而对城镇居民主观幸福感在1%统计意义上显著为正，边际效果表明，如果收入差距提升1个百分点，居民主观幸福感则会提升182个百分点，同时使居民感觉“非常不幸福”、“比较不幸福”和“说不上幸福不幸福”的概率分别降低33%、166%和370%，并使居民感觉“比较幸福”和“非常幸福”的概率分别增加178%和392%。这表明收入差距的扩大会显著降低中国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而对非城镇居民来说，收入差距的扩大会给他们带来乐观的收入预期，从而提高了他们的主观幸福感。而经济全球化对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在5%统计意义上显著为负，边际效果表明，对于居民来说，如果经济全球化提升1个百分点，居民主观幸福感则会降低0228个百分点，同时使居民感觉“非常不幸福”、“比较不幸福”和“说不上幸福不幸福”的概率分别上升04%、26%和39%，并使居民感觉“比较幸福”和“非常幸福”的概率分别下降26%和43%，而城镇居民的经济全球化系数为正，但统计意义上不显著。因为经济全球化程度较高的地区面临着社会保障相对不足等不稳定性风险问题，这会降低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但经济全球化程度越高，会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而就业是影响城镇居民收入稳定性的重要因素，显然就业机会的增多会提升城镇居民主观幸福感。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幸福经济学的文献研究在最近二十多年里取得了丰硕成果。已有文献研究了微观个体变量（如年龄、政治面貌、受教育水平、户口登记状况等）以及宏观经济变量（如经济增长、公共支出、通货膨胀率、收入差距、经济全球化等）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但鲜有文献研究公共服务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本文基于医疗、住房和就业服务的视角，对政府如何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进行了文献梳理，使用CGSS（2013）数据定量检验了医疗卫生服务、基本住房保障服务以及劳动就业服务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并按照居民的户口登记状况将全样本分为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进一步分析医疗卫生服务、基本住房保障服务以及劳动就业服务对不同群体居民主观幸福感影响是否存在差异。
本文研究发现以下重要结论：第一，公共服务能显著提升居民主观幸福感，且存在收入不确定因素时公共服务的边际效果更高。由于现实社会中居民收入都存在一定程度上的不确定性，那么公共服务水平的提高显然会给居民带来更高的福利效应。第二，基本住房保障服务、医疗卫生服务以及劳动就业服务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显著为正，并且它们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促增效应依次递增。第三，分样本回归发现，提升医疗卫生服务水平能显著提升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而提升基本住房保障服务水平以及劳动就业服务水平能显著提升城镇居民主观幸福感。同时收入差距降低了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且在10%统计意义上显著，然而收入差距却提升了城镇居民主观幸福感，且在1%统计意义上显著为正，这表明收入差距的扩大会显著降低中国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而对城镇居民来说，收入差距的扩大会给他们带来乐观的收入预期，从而提升了他们的主观幸福感。此外，经济全球化对农村居民幸福感在5%统计意义上显著为负，而城镇居民的经济全球化系数为正，但统计意义上不显著。
本文研究表明，医疗卫生服务、基本住房保障服务以及劳动就业服务水平的提升能显著提升居民主观幸福感。因此，建设和谐社会和提升居民主观幸福感需要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共同努力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各级政府劳动部门应增加社会保障支出，扩大养老保险与医疗保险覆盖面，降低居民收入的不确定因素，让居民收入更稳定，这样会显著提升居民主观幸福感。政府应该增加医疗卫生和基本住房保障补助，提升医疗卫生服务和基本住房保障服务水平，同时给居民提供更好的就业培训机会，让居民提升自己的人力资本，增加就业机会。对农村居民加大医疗卫生补助，对城镇居民加大基本住房补助。由于通货膨胀率的上升和收入差距的扩大会显著降低居民主观幸福感，因而中央政府应该控制物价水平的提升，降低通货膨胀率以及缩小收入差距。总之，提升公共服务水平，让广大居民共享经济繁荣的胜利成果，让百姓生活更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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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感调查报告 篇十
女性比男性早进郁闷期
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这项调查是在英国沃里克大学和美国达特茅斯学院经济学教授的联合领导下展开的。调查报告显示，人一生的快乐水平高低明显地呈U字形分布，童年和老年时期高，中年时期低。研究小组对世界大部分国家――从阿塞拜疆到津巴布韦展开调查，结果发现大多数国家民众的幸福感起伏都一致呈现U字形的规律。
人们在大约44岁的时候最容易出现抑郁问题。分别来讲，男性最不开心的年纪是在50岁左右，女性在40岁左右，女性会比男性更早一点进入中年情绪低潮期。
“中年危机”面前人人平等
研究者相信，U字形规律是由人性内在因素决定的。调查显示，一些外在的因素，包括不同国家和民族背景、社会经济地位、工作、婚姻和生育状况，对此影响不大。无论穷人还是有钱人，已婚者还是单身人士，行业精英还是失业者，他们在步入中年的时候都很可能会遭遇“中年危机”的抑郁。
英国沃里克大学经济学教授安德鲁・奥斯瓦德说：“什么原因导致U字形规律的出现，以及为什么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这个问题上没什么差别，目前还不太清楚。其中一个可能性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们渐渐学会接受自己的长处和短处，而且从中年开始压抑自己不切实际的幻想和愿望。其他的原因还包括：快乐的人普遍更长寿，从而令高龄人口的幸福水平重新上升。此外，老年人看到朋友的离世会更加珍惜自己剩下的岁月。”
健康老人乐比孩童
幸福感调查报告 篇十一
【关键词】城乡结合部；原住居民；生活现状；幸福指数；良性发展
一、城乡结合部地区居民幸福指数调查
（1）调查目的。早期城市与乡村的景观差异明显，但随着城市化过程的加快，城市不断向扩展，使得毗邻乡村地区的土地利用从农业转变为农业、工业、商业、居住区以及其他功能并存，并相应兴建了城市服务设施，从而形成包括郊区的城乡交错带，原来的一些农村正在向城镇转型。在耕地减少的情况下，很多农民告别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耕生活，成为城乡结合部地区的原住居民。这些城乡结合部目前的发展状况如何，当地人的生活现状如何，对生活持着怎样的态度，我们不得而知。为了了解城乡结合地区原住居民的生活现状和生活幸福满意度，我们团队于2011年9月至2012年9月多次在杭州郊区附近的农村进行实地调查，最后以九堡村和萧山瓜沥镇航民村作为典型对象进行调查分析。（2）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及调查方法。我们首先调查了位于杭州城乡结合部、土地征用已经基本完成的九堡村，杭州最大的服装交易市场——四季青刚刚迁至九堡，杭州市政府计划用几年时间将九堡打造成躺在绿阴怀抱中的现代新都市主义社区。不过，对目前的九堡来说，经济发展的蓝图还只是一张图纸，房产开发尚处于起步阶段。除九堡外我们也重点考察了萧山的航民村——这一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典型代表。在前往航民村实地调研以前，我们通过查阅相关资料，了解到航民村积极发展村级经济，依托集体经济实力，全村村民享有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障，户户住上花园式楼房或别墅，实现了“全村没有困难户，家家都是富裕户”的目标。此次共准备了300份调查问卷，九堡村和航民村各发放150份问卷，以每家每户走访的形式，完成了这些调查问卷。调查对象涉及城乡结合部的男女老少，涉及到从事各行各业的原住居民。按年龄标准分，九堡村中年龄在18～35岁有62人，36～59岁有66人，60岁以上有22人。航民村中年龄在18～35岁有68人，36～59岁有70人，60岁以上有12人。按性别分，在九堡村中受访者中男性75人，女性75人。航民村受访男性为80人，女性70人。按户籍标准分，九堡村受访者中农村户口137人，城镇户口13人。航民村受访者中农村户口124人，城镇户口26人。（3）问卷设计与统计方法。调查小组参考了各种各样的幸福指数调查报告，结合城乡结合部的特点设计出调查问卷。问卷共13个小问题，主要为封闭式问题，同时设计了小部分开放式问题。后期数据的统计及分析，主要运用EXCEL和SPSS软件进行。并拟定了一个访谈提纲，对两村原住居民进行个别访谈。
二、城乡结合部地区居民生活状况
（1）居民家庭经济压力情况。对于目前的经济压力，九堡村和航民村原住居民认为有点压力的占大多数，也有一部分人没有考虑过，认为压力很大的人比重非常小。从中可以看出，两村原住居民大多数人存在或多或少的些许压力，但很少有人感到家庭经济压力很大。可以说明城乡结合部原住居民的家庭经济压力普遍较小。（2）居民空余时间娱乐休闲情况。在回答“平时空余时间如何度过”这一问题，九堡村和航民村分别有约占84%和82%的人选择玩电脑，看电视等或者下棋，跳舞，健身等文娱活动，占到绝大多数。两村仍有约16%和18%的人选择打麻将，打牌等度过空闲时间。说明城乡结合部原住居民娱乐休闲方式多样，以文明休闲娱乐方式居多，但仍存在少数打牌打麻将等活动的娱乐休闲方式。（3）居民人际关系状况。在与周边邻居关系方面，九堡村和航民村原住居民绝大多数人认为相处很融洽，都还过得去。极少有人选择邻里之间基本不交流，两村受访者中没有人认为相处不和睦的。从中可以看出，九堡村和航民村原住居民之间邻里关系都比较和睦，人际关系也很和谐。（4）周边生活生态环境状况。在对周边生活生态环境这一项调查中，九堡村和航民村分别有约92%的人认为周边环境整洁干净，适宜居住或者还可以，比较适宜居住，占到绝大多数，只有分别约占8%的人认为过度开发，环境污染严重。总体来说，九堡村和航民村这两个城乡结合部地区环境都适宜当地原住居民居住，环境污染小，过度开发现象较少。（5）周边基础设施建设情况。在对周边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九堡村和航民村分别有约占61%和71%的人认为可以满足一部分需求，占到大多数。认为完全可以满足需要的两村分别约占21%和27%。认为完全不可以的九堡村约占18%，航民村仅占2%。由此可见，随着城市化进程城乡结合部的基础设施建设日趋完善，能较好地满足原住居民一部分需求，但离完全满足还存在一点差距。（6）居民社保体系情况。对于目前的社保体系，九堡村和航民村分别有约29%和33%的人认为能满足，约占39%和53%的人认为基本可以满足需求，但有缺陷，仍有少部分人认为基本不可以和没有任何作用。可见，九堡村和航民村原住居民认为现行的社保体系基本可以满足需求，但仍有一些缺陷。城乡结合部现行的社保体系能基本满足居民的要求，但仍需要采取一定改进措施。（7）周边治安情况。与城市化之前相比，对于目前的治安情况，九堡村和航民村分别有54%和84%的人的人认为有所好转，占大多数，仅有少数人认为治安情况恶化。所以与城市化之前相比，城乡结合部的治安情况有了明显好转，尽管仍存在一些安全隐患，但城乡结合部原住居民普遍感觉当地治安情况好，居民生活有安全感。（8）生活状态总体评价情况。最后，对生活状态总体评价时，九堡村和航民村受访者中分别有约95%和100%的人认为满意，比较满意或者认为一般还可以的，只有九堡村少数人对目前生活不满意，航民村没有人认为不满意。整体来说，九堡村和航民村原住居民对生活的幸福满意度较高，普遍感到目前的生活比较幸福。
三、结论分析
航民村受访的原住居民中，对生活满意和比较满意的约占61%，九堡村约为42%。航民村生活满意和比较满意的比例都要高于九堡村，同时没有受访者对目前生活感到不满意的。反之，九堡村仍然有5%的受访者对目前生活表示不满意，对生活状态感觉一般的占绝大多数。那么，为什么同为城乡结合部的两村原住居民对生活满意度有不同的答案呢？我们认为，以下因素决定了居民对生活的满意度。（1）受教育程度。航民村原住居民受教育程度高于九堡村。我们在问卷调查过程中也了解了学历这一背景信息，两相对比，我们可以发现航民村高中及以上人数为101人，同时本科及以上人数有42人，而九堡村高中及以上人数为60人，本科及以上仅为11人，九堡村文化水平集中在初中及以下。这也反映出航民村受教育程度普遍高于九堡村，文化素质水平较高。因为文化水平高低会直接影响居民的就业问题和精神文化素质，也会影响收入、生活、工作、健康等方面，从而影响居民幸福指数。所以一般认为学历较高，幸福指数越高。（2）收入与职业。航民村的整体收入与就业情况优于九堡村。航民村情况如下：
九堡村情况如下：
两村原住居民的主要经济来源差异并不明显，打工的占据大多数。但是仔细询问之后，在九堡村的其他一栏主要指自由职业者，这些群体工作不固定，面临失业的风险很大。而航民村受访者所指的其他是村集体企业工作，而且受访人群中企事业单位工作较多。总体来说，航民村为该村原住居民提供的就业环境要优于九堡村，收入高而且也很稳定。（3）经济压力。航民村原住居民中认为毫无压力和没考虑过压力问题的人多于九堡村，且认为压力很大的人也少于九堡村。总体来说，航民村经济发展迅速，依托村级集体经济，该村原住居民生活水平高，普遍没有沉重的生存压力。航民村原住居民的经济压力普遍小于九堡村。（4）土地征用情况。航民村受访原住居民中留有少量耕地的为17人，而九堡村留有耕地自己种植的仍有68人。此外航民村土地全被征用的有89人，九堡村为34人。从实地走访直观来看，航民村的土地征用程度也远高于九堡村，全村几乎见不到居民用于单独耕种的土地。相反，九堡村还是能见到当地居民自己耕种的土地。所以，总体来看，航民村的土地征用程度要高于九堡村，且大部分土地征用工作已完成。航民村土地征用后，土地集中由农业工人用现代化机械统一生产，生产低价出售给村民。集约化经营、机械化生产相配套的现代农业经营模式取代了低效率低产出的单干模式。（5）居住条件。航民村住房条件优于九堡村，人均居住面积普遍大于九堡村。
根据问卷调查及实地走访，我们可以知道航民村原住居民主要以自建别墅和村集体统一建造别墅为主（300平方米左右），可以说家家户户住别墅，高档程度令人羡慕，而九堡村多为村集体建房。且航民村居住在商品房和租房的情况也比九堡村少。从住房情况来看，航民村的住房条件自然比九堡村高档。从人均居住面积来看，九堡村人均20～40平方米居多，而航民村集中在40平方米以上。航民村人均居住面积普遍大于九堡村。（6）子女教育。在周边学校质量这一问题上，航民村有93%的人认为比之前好转，没有人认为恶化。而九堡村只有67%的人认为有所好转，仍有32%认为没有区别，也有人认为恶化的。总体来看，航民村原住居民对周边学校质量的肯定明显超过九堡村，周边学校质量得到居民认同。子女教育问题是一个家庭非常关心的问题，是居民能够切实感受到的问题，能够影响居民幸福指数的高低。（7）生活环境。航民村周边生活环境整体优于九堡村。对周边生活生态环境的评价中，虽然航民村和九堡村同时有约8%的人认为周边过度开发，环境污染严重，但是航民村有约37%的人还是认为整洁干净，评价较好。九堡村有17%的人认为整洁干净，其余大部分约75%的人集中在“还可以”这一评价上面。但是根据实地走访的结果来看，我们也是倾向于认为航民村的周边环境优于九堡村。周边生活生态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居民幸福指数。（8）基础设施建设。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航民村基础设施建设较九堡村完善。航民村原住居民中有27%的人认为完全可以，九堡村为21%。认为可以满足一部分需求的航民村占71%，九堡占61%。但是在“完全不可以”这个选项中，九堡村占18%，航民村仅为2%。总体来说，航民村基础设施建设较九堡村更为完善。（9）社保体系。对于现行的社会保障体系，航民村受访的原住居民中有33%认为能满足需求，53%认为基本可以，同时九堡村有29%认为能满足，39%认为基本可以。但是在选择基本不可以和没有任何作用是，九堡村分别为13%和4%，航民村仅为1%和0。说明航民村原住居民对现行的社保体系较为满意，而九堡村仍有不容乐观的地方。（10）治安状况。对比城市化前后，对于治安情况航民村被受访者中有84%的人认为好转，占绝大多数。九堡村有54%的人认为好转。而认为恶化的航民村仅为1%，九堡村占到5%。航民村治安情况好转较九堡村明显。在采访中九堡村原住居民也对治安情况表现出了一些的担忧。总体来说，航民村治安情况好转明显，九堡村仍有待加强。
四、几点建议
（1）城乡结合部必须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积极发展社会经济。经济收入因素是影响幸福感的重要因素之一。很多研究表明，收入与幸福指数呈正相关。航民村的领导班子敢于带领全体村民一起发展集体经济，最终走出了一条以工业带动农业和第三产业发展的路子。而九堡村很多农民只是依靠出租房屋来赚钱，其他很多富裕的劳动力外出打工，并没有致力于发展当地的经济产业。（2）城乡结合部可以集中剩余闲散的耕地资源、剩余的劳动力和资金来发展集体经济，发展规模化工业或者农业，缓解就业压力，为原住居民提供良好的就业环境。九堡地区分散的耕地往往都是农民自己耕种自己收获的，只能实现自给自足，基本没有什么收益。同时很多闲散的劳动力资源也得不到很好的利用。如果能够像航民村那样，九堡村将闲散的土地集中起来，实行规模化、机械化经营，同时将闲散的出租屋集中起来，利用四季青这一服装批发商场的优势，发展规模化的饮食业和酒店宾馆之类的服务业，则必将会有不同的景象。（3）城乡结合部必须完善基础设施建设。配套基础设施服务水平是直接影响城乡结合部居民幸福指数的最主要社会因素。航民村在城市化进程中软硬件设施条件不断改善，从提供住宿服务的星级航民宾馆，到提供生活用品的航民商场，再到提供精神享受的航民影院，城市所独有的基础设施一应俱全，这些都让居民在生活之余有了良好的休闲场所，也为开展文明娱乐休闲活动提供场所，无形中提高了他们的幸福指数。同时周边学校质量也有了很大改善，能够实现就近上学，切实解决当地人的子女教育问题。（4）城乡结合部必须加强对外来人口的管理和安排，建设和谐的工作生活环境。如何与外来人口和谐共处也是影响城乡结合部原住居民幸福感的因素之一。在九堡地区，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外来人口，他们大多向当地人租借房屋经营小本生意，但是管理很不规范，违章建筑繁多，有些地方脏乱差现象比较严重。我们认为，当地政府部门在对待外来人口的问题上，必须与户籍管理制度相挂钩。规范对外来人口的管理，同时对于剩余的外来人口劳动力资源也可以考虑重新整合，将他们集中起来，考虑给他们提供就业的机会或者进行技能培训，以使他们具备一定的工作能力。同时通过宣传教育提升他们的文明素质，改变不良生活习惯。（5）城乡结合部必须建立相对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居民不幸福感的产生来自于社会生活各方面压力，因此政府相关部门需要分工合作，致力民生建设，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保障民众基本需求。在九堡地区，我们发现存在这样几种人群，一种是原来的房屋被拆迁之后搬进小区的，这部分人生活还算舒适，有相应的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另一种是当地的一些农民，特别是一些上了年纪的农民，他们没有医疗保险，养老保险也因为舍不得交钱而没有办理。对于他们来说看病自然就觉得贵了，老了也觉得没有依靠。针对这几种不同的人群，应该采取不同的措施，使他们能够尽可能地享受社会保障体系。也有很多人因为原先土地被征用拿到了征用款，但是苦于没有土地再兴建房屋，只能居住在人均面积极小的老房子里或租房生活。这些人的安居问题也需要得到解决重视。（6）城乡结合部必须重视教育事业的发展。受教育程度也是影响居民幸福指数的一个因素。按照以往的统计数据，一般认为学历越高幸福指数越高，尽管近年来也有些变动，文化水平高低仍然会影响收入、工作、健康等。我们可以看到的是，航民村受教育程度普遍高于九堡村，文化水平较高。主要是因为航民村在重视教育方面可谓不遗余力。村里不仅支持孩子上完小学到高中，免除小学到高中的学费，同时还给考上大学的学生奖励。航民村原住居民重视教育的观念，也促使当地受教育程度的不断提高。（7）政府应提高对城乡结合部居民民生问题的关注度，同时当地居民也要更大程度地提高政治素养和政治水平。政府应致力于努力建设人民群众幸福感、安全感强的和谐城市，城乡结合部本来就出在城市外扩的边缘，往往会被政府部门忽视，治安问题比较突出，在这种情况下，当地居民也应该提高自身政治素养，协同当地领导班子自我管理，才是真正的解决之道，才有基础用来更好地发展工农业，发展第三产业，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构建完善的保障体系，才能从根本上实现突破城乡结合部，才能实现真正的城市化。
综上所述，对于当今的城乡结合地区来说，如何提升居民幸福指数，将是未来引导城乡结合部地区更好发展的一条必经之路。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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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感调查报告 篇十二
而幸福感较低的人群中，还有离异人士。报告显示，离异人士的幸福感得分仅有78.94分。未婚人士得分为82.46分；已婚人士幸福感得分为82.29分。
收入与幸福感成正比
针对此次调查，喻志强说，调查发现，收入与幸福感成一定正比。他表示，从调查结果看，收入在2000元以下的三分组低收入群体幸福感较低，而收入在4000-4500元和4500元以上的高收入群体幸福感最高，其中4500元以上收入的幸福感得分为86.54分。
收入与幸福感成正比
多重因素影响幸福感
记者注意到，此次调查中，影响成都市民幸福感的因素主要包括了收入水平、生活压力、物价、个人意愿是否得到满足等多方面。多达32.9%的市民对自己的工作工资收入不满意，41.3%的市民认为与其他行业相比，自己的工资水平不高。同时，生活压力大也成为影响人们幸福感知的重要因素。调查显示，有近五成的市民感觉当前的生活压力较大。
对幸福影响比较大的因素
幸福感调查报告 篇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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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张岸平，李冀，刘晓光，等。谈医学在职硕士研究生科研能力的提高[J].中国煤炭工业医学杂志，2012，15（6）：936-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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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感调查报告 篇十四
【关键词】小学生 学习主观幸福感 调查
小学生是特殊的青少年群体，学习对其而言是极其重要的生活事件，学习幸福感是其主观幸福感的重要组成部分。学习主观幸福感是指作为特殊个体的学生依据自己设定的标准对其特定的生活领域所做出的整体评价，是指学生在家庭、学校以及社会的积极引导下，伴随着道理的认识，对学习产生的情感体验。国外研究发现各生活领域的青少年对学校满意度的低下可能导致学业成绩不良、退学、违纪等一系列的负性后果。学龄期儿童能否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能否在学习中有快乐的体验，对其未来的学习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本研究旨在通过实地调查，深入了解小学生的学习主观幸福感现状，为提高小学生学习主观幸福感和丰富学校教育评价体系提供实证性支持。
一、调查方法
采用《中小学学生学习主观幸福感量表》进行问卷调查。该量表共16个条目，由学习体验、现有成绩感受、环境激励以及希望学习成绩等4个维度组成。每个条目分为“完全符合”（1分）、“比较符合”（2分）、“不太符合”（3分）、“完全不符合”（4分）四个等级，根据学生的回答计算每个维度得分。
本次调查对象是江西省吉安市师范附属小学1～6年级学生。将调查问卷发放至小学各年级儿童，随堂测试，学生独立完成问卷并当场收回问卷。
将回收的有效问卷整理编号，数据输入SPSS 16.0数据库，进行统计学处理。不同年级量表得分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one-way ANOVA），P
二、调查结果
发放问卷 349份，回收有效问卷 334 份，有效率为 95.7%。调查结果发现男生在学习主观幸福感总得分、学习体验和现有成绩感受维度的得分要显著高于女生，环境激励和希望学习成绩维度男女生得分无显著性差异外。在学习主观幸福感总体得分和现有成绩感受、学习体验、环境激励等维度上存在显著的年级差异，在希望学习成绩维度上各年级无显著性差异。
三、分析与讨论
对于以学校为主要生活场所的小学生而言，学习主观幸福感对学生个体的行为与人格将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小学阶段的学习主观幸福感低下将不利于培养学生热爱学习的良好品质，将妨碍其终身学习理念的确立。
本研究结果显示女生在学习主观幸福感总得分、学习体验和现有成绩感受维度表现要优于男生。可能因为小学阶段女生学习成绩和心智成熟要优于男生，口头表达能力较好，与父母有较好的沟通和交流。而在环境激励和希望学习成绩维度无显著性性别差异，可能是因为本研究的调查对象基本上都是独生子女，无论男孩女孩都是父母心中的宝贝。
小学生的学习主观幸福感在学习过程中逐步下降，1～2年级学学生学习幸福感在中上水平，三年级开始小学生学习主观幸福感处于中下水平，总体呈降低趋势，三年级与1～2年级出现显著性差异，提示三年级是学习的转折期，此时需特别关注学生的学习心理问题。
学习成绩是衡量学生学习水平的重要标志，现有成绩感受是直接影响学习主观幸福感的重要因子，学习主观幸福感随年级变化的趋势可能与学生成绩感受密切相关。1～2年级学生刚开始入学，对一切充满好奇，较少的考试也尚未显示出学习成绩的差距，但进入三年级后，随着课程的增加、内容的复杂，学生间学习差距逐渐明显，这时学生现有成绩感觉最差，逐渐适应后，现有成绩感受略有好转，但六年级面临紧张的升学压力，现有成绩感受略有下降。学习成绩直接决定学生接受表扬或批评的多少、决定教师对学生的态度等，直接影响学生的学习体验。
学习体验是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主观体验，是影响学习主观幸福感关键因素。根据积极情绪“拓展-建构”理论所阐述的原理，积极情绪体验有利于提高人们的主观幸福感，如果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经常得不到积极情感的体验，必将厌倦学习，降低学习主观幸福感。根据学习体验各条目的因子分析，发现随着年级增加造成学生学习主观幸福感下降的学习体验原因主要是学习的趣味性和与师长的分享性逐渐下降。对于心理水平尚处于从幼稚逐渐成长向成熟发展的过渡时期的小学生，随着年级的增加，心理发展逐渐体现出较强的矛盾性，表现为反抗性与依赖性并存、封闭性与开放性并存，其幸福感逐渐从满足于简单与家长的倾听、表扬和鼓励，发展为需让孩子感受到独立、尊重和自主，因此随着年级的增加，其环境激励维度得分逐渐下降。
学龄期儿童能否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能否在学习中有快乐的体验，对其未来的学习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关注小学生学习主观幸福感是小学教育的崭新内涵和创新壮举，使儿童心理健康教育从关注社会发展对人的异化影响，到关注以人为本的主体能动精神科学素养。作为学习最初阶段的小学教育，在提供启蒙知识教育的同时，需重视小学生学习主观幸福感的培养熏陶，对于完善人格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随年级增加的学生学习主观幸福感下降的现状需引起小学教育界同仁的高度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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