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历史专业考研(民国历史研究大家)

民国历史研究大家

王先谦（1842年—1917年），《汉书补注》、《后汉书集解》

罗振玉（1866年—1940年），《殷墟书契考释》

王国维（1877年—1927年），《宋元戏曲考》、《人间词话》、《观堂集林》

郭沫若（1892年—1978年），《甲骨文字研究》、《卜辞通纂》、《中国古代史的分期问题》、《中国古代社会研究》

郭沫若

顾颉刚（1893年—1980年），《古史辨》

蒙文通（1894年—1968年），《古史甄微》 、《辑校李荣老子注》、《辑校成玄英老子义疏》、《周秦少数民族研究》

董作宾（1895年—1963年），《殷墟文字甲编》、《卜辞中所见之殷历》

李济（1896年—1979年），《西阴村史前遗存》、《殷墟器物甲编·陶器》

马非百（1896年—1984年），《秦始皇帝传》、《秦集史》、《秦史纲要》

徐中舒（1898年—1991年），《甲骨文字典》、《古诗十九首考》、《禹鼎的年代及其相关的问题》、《论〈战国策〉》

张荫麟（1906年—1942年），《中国史纲-上古篇》

童书业（1908年—1968年），《春秋史》、《中国疆域沿革史略》、《先秦七子思想》

杨向奎（1910年—2000年），《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

陈梦家（1911年—1966年），《殷代铜器》、《美帝国主义劫掠的我国殷周铜器集录》、《蔡器三记》、《尚书通论》

刘正（1963年—），《青铜兵器文字》、《商周图像文字研究》、《金文学术史》、《商周彝铭学研究史》、《金文氏族研究》、《金文庙制研究》

杨宽（1914年—2005年），《西周史》、《战国史》、《战国史料编年辑证》

杨宽

张光直（1931年—2001年），《中国青铜时代》

朱绍侯（1926年—），《军功爵制研究》、《秦汉土地制度与阶级关系》

安作璋（1927年—），《汉史初探》、《两汉与西域关系史》、《秦汉农民战争史料汇编》、《班固评传》

许倬云（1930年—），《万古江河》、《西周史》、《汉代农业》、《历史分光镜》

李学勤（1933年—2019年）， 《东周与秦代文明》、《古文字学初阶》、《新出青铜器研究》

熊铁基（1933年—），《秦汉官制史稿》、《秦汉文化志》、《中国老学史》、《中国庄学史》

李民（1934年—）， 《〈尚书〉与古史研究》、《夏代文化》、《夏商史探索》、《古本竹书纪年译注》、《殷商社会生活史》

陈恩林（1940年—），《先

民国时期历史学家

1、鲁迅

鲁迅他是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作家，民族精神的发扬人，鲁迅也是中国十大小说家排行榜第一名。

2、萧红

萧红是中国近现代女作家，“民国四大才女”之一，被誉为“20世纪30年代的文学洛神”，代表作有《生死场》、《孤独的生活》、《砂粒》等。

3、李敖

李敖是，思想家，自由主义大师，国学大师，近代史学者，时事批评家，历史学家，诗人，是近代十大作家排行榜第三名。

4、布赫

布赫长期坚持写作，出版了剧本、诗词和文艺评论等大量的文学著作，代表作有《慰问袋》、《再不受骗》等。

民国历史学家

民国时代，知识分子通传统文化又了解西方文化，是中西文化融合较好的一代。当时的社会尊重知识分子，给予他们学术自由和物质支持，所以造就了学术的辉煌。

知识分子的收入

民国政府尊重知识分子，即便在战乱纷扰的北洋时代，知识分子的收入也是相对较高的。当时的大学教员薪俸分为4等12级，最高级别500元，最低级别100元。之前，毛泽东在北大担任图书馆管理员时，月俸是8元。据毛主席回忆，当时的8元月薪已经足够养活自己。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社会相对稳定，经济快速发展，整个知识分子阶层的收入明显提高。学术研究一向被认为是知识分子的第二生命，他们正好利用这个机会进行教育、学术和科研事业。从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到抗日战争爆发前的这十年是民国知识分子学术研究的黄金十年。除了社会经济环境适宜做学术研究外，与北洋军阀时代相比，南京国民政府更注重教育。自1928年形式上统一全国以来，南京国民政府相继颁布了《大学组织法》《大学规程》《中学法》《中学规程》《小学法》《小学规程》等法律法规，从法制上保障各级教育的有序进行。这些法律法规对学校的组织原则，以及教职工的待遇进行了明确规定。

政府解决了教师的经济问题，为他们全心投入教育与科研提供了最为关键的条件。根据学者马嘶的研究，当时大学教授、学者、作家、艺术家等人文科类的知识分子有较为丰厚的经济收入，所以也形成了具有群体特征的生活习惯和情趣。文人们大都在客厅、茶馆、酒宴、沙龙里闲谈，或者逛旧书摊和旧书店，淘书，或者去戏园子听戏，或者下棋、打麻将消遣。文化人生活在一种宽松闲适的环境中，没有任何经济担忧。

由于经济无忧，当时的文人雅士生活在极具艺术气息的氛围中。林徽因喜欢在家里办沙龙，座上宾全是一流的学者与作家；鲁迅喜欢逛旧书店，经常淘一堆旧书回来。知识界能沉浸于学术文化之中，这与他们收入高，生活稳定是分不开的。

学术机构的改革

与教育改革同步的是推动学术机构的改革，其中最重要的是成立了“中研院”。“中研院”，简称“中研院”，是成立于1928年的国家最高学术研究机关，蔡元培任首任院长。在人文研究方面，“中研院”设有历史语言研究所和社会科学研究所。当时有人认为，全盛时期的“中研院”人文组几乎达到了世界一流水平。该所集中了当时一批著名学者，如陈寅恪、赵元任、罗常培、李方桂、李济、董作宾等。他们一方面继承了乾嘉学派治学精神，另一方面汲取了包括西方近代新史学、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在内的研究方法，在历史、语言等许多领域都有卓著贡献，

“中研院”史语所推崇的“新考据学”是当时学术界的主流研究法。岱峻在《民国衣冠》中写道，在抗战前的十年间，史语所组织了15次河南安阳发掘和3次山东城子崖发掘，出土大量国宝，使公元前约1400年的殷代传闻变成了信史；编订整理了明清史料，校订了大量文籍，提高了史学标准；民族学和体质人类学的田野调查，取得了可观发展；在中国东部和西部进行了方言土语调查，采集了许多标本等。1932年，史语所获得法兰西学院授予的儒莲奖，标志着在考古、历史和语言学等领域得到了国际学术界承认。

“中研院”的设置是民国政府一次较有远见卓识的决策，而史语所的设置更是推动了历史研究的发展。史语所几乎是白手起家地开创了民国的历史研究，每个领域几乎都是新的，都需要去开拓和创新。所以，每项研究成果都填补了历史研究的空白。当然，民国政府存在贪污腐败、效率低下、体制臃肿等问题，当时以及后世学者都给予过强烈的批评。但是，仅仅“中研院”一项，我们就该对它表示最基本的敬意。

民国历史研究大家是谁

　　●民国第一才子　　钱钟书被称为民国第一才子。　　●钱钟书是“钟情于书”的大学者　　钱钟书还是个幽默大师，他健谈善辩，口若悬河，舌璨莲花，隽思妙语，常常令人捧腹。钱氏的健谈雄辩大有孟子、韩愈遗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几乎无人不晓。俞平伯与钱钟书是文学研究所最为资深的两个学者，文研所内开会，俞平伯总是木讷寡言，独自抽烟，钱钟书则是纵声谈笑，议论风生，每每坐在一起，便构成了有趣的映照。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可称得上幽默大师的，除了鲁迅、梁实秋、老舍之外，就要推钱钟书了。《围城》的幽默更是中国现代小说中首屈一指的。如：　　学国文的人出洋“深造”，听来有些滑稽。事实上，惟有学中国文学的人非到外国留学不可。因为一切其他科目像数学、物理、哲学、心理、经济、法律等等都是从外国灌输进来的，早巳洋气扑鼻；只有国文是国货土产，还需要外国招牌，方可维持地位，正好像中国官吏、商人在本国剥削来的钱要换外汇，才能保持国币的原来价值。　　像这类幽默的语言，在《围城)中比比皆是，不胜枚举。短篇小说《猫》中写道：“李太太深知缺少这个丈夫不得；仿佛阿拉伯数码的零号，本身毫无价值，但是没有它，十百千万都不能成立。”甚至在《谈艺录》、《管锥编》等纯学术著作中也充满了机趣与幽默。1991年，全国十八家省级电视台联合拍摄《中国当代文化名人录》，要拍钱钟书，被他婉拒了，别人告诉他将要酬谢他钱，他淡谈一笑：“我都姓了一辈子‘钱’了，还会迷信这东西吗?”　　因为才高一世，所以他也颇自负自许，相当的“狂”。司马长风在《中国新文学史》中说他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两个“狂人”之一，钱钟书的狂，狂在才气，狂得汪洋恣肆，颇类古代庄生。他的堂弟曾说过，钱钟书少年时就狂得惊人，从小就不愿说赞扬别人的话，倒批评、挖苦、调侃过不少人，说话既刻薄，又俏皮，这脾气一直未改，这些被他批评的人中有的是他的同学友人，有的还是他的师长、前辈，像朱自清、周作人、冯友兰、赵万里、吴密，甚至还包括他的父亲钱基博在内。上大学时他就敢挑剔博学的父亲的学问，断定父亲的学问“还不完备”。大学快毕业时，清华挽留他继续攻读西洋文学研究硕士学位，他曾说：“整个清华，没有一个教授有资格充当钱某人的导师!”其狂如此!　　他架子相当大，不愿拜访别人，更不拜访名人，他曾引杜于皇的话说：“即使司马迁、韩愈住隔壁，也怨不奉访!”无怪乎当年他父亲写信命他拜访章士创，他也懒得理会，无动于衷，后来看到章氏《柳文指要》，他还为当年没有遵父命而感到庆幸呢!　　钱钟书狂者的风度中却又表现出狷者的性格，他狂得直率、自然、可爱、可敬而复可亲。其实，人们往往忽视了钱钟书性格中很重要的另一面，那就是谦虚、谨慎，并不以自己的博学才华而固步自封，沾沾自喜，他对自己要求更高、更严格，尤其在学问上。他的《谈艺录》、《管锥编》、《围城》，煌煌巨著，可谓尽善尽美了，但他并不满意，并不引以自豪自傲。他说他对《谈艺录》“壮悔滋深”，对《围城》“不很满意”，对《宋诗选注》”实在很不满意，想付之一炬”，因此他对这些既成著作不厌其烦地修正、补订，逐渐地自我完善。他对自己著作中每个字句，每一条中、外引文都要逐处地查找核对，从不轻易放过，人们很难在他的书中挑出错误来，戏称之为“文正公”，他却自谦为“文改公”，尤其是愈到晚年，立论愈谨严、愈认真；成果愈大，他愈谦虚，这才是一位真正的大学者最令人肃然起敬的可贵的精神和品格。　　来源：《钱钟书文集》

民国历史研究院

一是政协文史委员会，全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和学习委员会，源自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在1950年4月27日所设立的学习座谈会。政协文史委员会通过组织相关政协委员以及所联系的社会各界人士，撰写他们亲历、亲见和亲闻的史料（简称“三亲”史料），主要目的在于征集、整理、研究和编辑近现代重大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等资料，并推动对内对外的史料交流工作。

二是中央文史研究馆，简称中央文史馆，成立于1951年7月29日，符定一先生任第一任馆长。中央文史馆建馆以来，先后延揽叶恭绰，柳亚子、沈尹默、章士钊、陈寅恪、齐白石、叶圣陶、萧乾、启功、张恨水、萧龙友、张伯驹等耆年硕学之士入馆，从事修史编志、著书、书画创作等工作，与古代的翰林学士院比较类似。

三是中央档案馆，与国家档案局是一个机构两块牌子，最初成立于1954年11月。中央档案馆集中统一管理国家的各类重要档案资料，他们的工作非常近似于当代史的史料管理，与清代的实录馆、起居注衙门有一些相似。此外，中央档案馆还下设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管理明清时期历史档案资料；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管理民国时期历史档案资料。

以上这三个国家层面的文史机构，虽然在工作内容上与历史上历代的兰台、太史监、国史馆等相近似，但是现代文史工作的目的已经有了新的变化。例如，中央文史馆的宗旨是“敬老崇文”。政协文史委员会则是为“广泛团结海内外各界爱国人士、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祖国统一”而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