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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丽娟，1917年出生在浙江慈溪，她是穆家唯一的女孩，中国新文学史上新感觉派代表作家穆时英的妹妹。1935年毕业于上海南洋女中。因受其长兄穆时英影响，喜读小说，也与其兄许多文友相熟。1935年初遇穆时英文友、诗人戴望舒。1936年6月与戴望舒在上海四川路新亚饭店结婚，婚后育有一女，名戴咏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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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宗汉

马宗汉原名纯昌，字子畦，别号宗汉子。1884年3月30日生，今宗汉镇宗汉村人。其祖父和父亲均任侠好义，在当地颇有声望。马宗汉幼年受家庭熏陶，爱憎分明，见义勇为。15岁那年，马宗汉入达善学堂读书，随着知识面的开阔，对当时政府腐败、列强侮国痛心疾首，常引吭高歌岳飞的《满江红》，以抒发报国壮志。为推翻满清，他除坚持学习外，还每日锻炼身体，兼习英语，从小就展示了他不同寻常的抱负。

1902年，马宗汉考入浙江高等学堂，结识了不少热血青年。1904年，他勉强遵从祖父和父亲之命，考取秀才，但矢志革命的决心促使他对仕途一无兴趣。归来后在三山学堂任教二年，其间，他多次购买革命书刊，在学校和家乡散发。当时反清救国的革命风潮已逐渐形成，秋瑾、徐锡麟等人的革命行动使马宗汉夜不成寐。1905年9月，他听说徐锡麟在绍兴创办了大通学堂，就前去拜会，并由徐介绍参加了光复会。1906年1月，他又与徐锡麟、陈伯平一起东渡日本，学习军事，后因清政府驻日使馆的阻挠未成，于5月份回国。

回国以后，马宗汉本想与徐锡麟、陈伯平一起去德留学，适逢其祖父病故，无法成行。马宗汉身在故里，心向革命，他多次邀集朋友，借谈论时局作政治宣传。

1907年初，马宗汉得知徐锡麟已按计划捐得安徽道员，打入了清政府内部，极为振奋。曾连复两信，表示“准于阴历正月赴皖。”后因病延期至6月10日，才和陈伯平一起从上海溯江而上。两人到达安庆，徐锡麟已升任巡警处会办兼巡警学堂会办，并与秋瑾约定于7月8日皖、浙两地同时起义。马宗汉到皖，使徐锡麟如虎添翼，大家马上分头去做起义的准备工作。6月22日，马、陈奉徐之命，赴上海与秋瑾作最后磋商并采购武器。马宗汉和陈伯平于7月5日回到安庆，徐锡麟告知他俩，起义时间提前，就在明天。马宗汉知道其中的变故肯定突然，也没多问原由，只是将起义的一切准备工作又重新作了商量。

1907年7月6日上午8时许，安徽巡抚恩铭应徐锡麟之邀前来参加巡警毕业典礼，随行的有藩台冯熙和臬台毓贤等一批地方官员。待一批官员坐定、学生列队入场后，徐锡麟即向恩铭说：“回大帅，今天有革命党起事。”未待恩铭反应过来，徐即向恩铭连开数枪。这时，马宗汉和陈伯平也冲入会场，拔出手枪打了起来。然而，恩铭因10天之前就接到密报，说有革命党人造反，所以这几天特别的小心，在来巡警学堂前，都有周密部署，枪声一响，大批清兵便迅速关上了城门，一部分前来学堂围捕。徐、马、陈三人见势危急，便奔出学堂，在一小孩指引下，翻墙抄近路来到了军械库。徐锡麟要陈伯平守前门，马宗汉守后门，自己与三十几名学生去取库内枪炮，准备与清兵决一死战。怎奈这些枪炮都没有装子弹的机铁，所以不能使用。从中午12时一直坚持下午4时，陈伯平战死，学生也死伤多人，但清兵却因有重赏而继续猛攻，形势万分危急。马宗汉建议放火烧掉军械库，与清兵同归于尽。徐锡麟考虑到弹药军火会发生爆炸，殃及居民，于心不忍，所以没有同意。不多时，军械库门被攻破，徐锡麟当场被捕。这时，马宗汉已经从后门突围，在群众的掩护下躲在附近的一口枯井内。清兵搜捕甚急，马宗汉不忍连累无辜百姓，从井内跃出，亦被清兵抓去。马宗汉被捕以后，受尽酷刑，于1907年8月24日在狱中被杀，年仅24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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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开大学创办者是晚清著名教育官员严修（严范孙），一个不太被公众所熟悉的历史人物，2019年也是严修逝世90周年，在即将迎来南开大学建校100周年之际，谨以此文记述严修其人其事，以飨读者。

严修（1860—1929）字范孙，浙江慈溪人，1860年4月12日出生于直隶省三河县，其父亲严克宽祖父严家瑞及上几辈人都是盐商出身，严家长期在天津经营盐业，1860年英法联军相继攻陷塘沽、大沽口并占领天津期间，全家人为躲避战乱而避居于三河县，严家二公子严修即出生在那里。

1862年，严家又迁回天津，严修父亲严克宽青少年时代也曾试图走科举之路，但却未能如愿，他把这个希望寄托在两个儿子身上，但长子严振最终也是子承父业，唯有次子严修从小聪颖伶俐，是个读书的材料，成为科举之路上的成功者。

1882年，严修参加了顺天府乡试，乡试是省一级考试，严修与徐世昌同时中举，徐世昌比严修年长5岁，祖上是浙江宁波人，与严家经商不同，徐家是在京畿地区为官，严修与徐世昌的相识，为其日后飞黄腾达有所襄助。

1883年，严修与徐世昌又到北京参加了会试，会试是集全国乡试中举者在北京，考试合格并被录取者为进士，严修金榜题名而徐世昌落榜，因此严修成为光绪九年进士，而徐世昌三年后才考中，是为光绪十二年进士，比严修晚了三年。

严修曾被授予翰林院庶吉士、编修等，翰林院可谓是皇家智囊库，也是任命官员的储备库，历史上曾有“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阁”之说，凡是从翰林院外派为官者，大多授予六品衔官员，类似于现在的厅局级干部。

光绪皇帝对严修也是格外青睐并曾数次召见，并于1894年8月外派其出任贵州学政，学政是省一级主管教育和科举的行政官员，位在巡抚与布政使、按察使之间，类似于现在的省教育厅长，大多都是一任三年，而严修则任期四年，其赴贵州履职之时，适逢中日甲午战争爆发，让国人深感震惊，严修在贵州期间即开始接触西学并曾学习过英语，在贵州“启黔省一代读书新风”。

1898年春，严修结束贵州任期径上海乘船回天津时，在船上偶遇康有为之弟康广仁和梁启超，他们一路畅谈甚欢，严修也深受“康梁思想”影响，回到北京后也与这些维新派人士多有联系，并积极支持维新运动，而严修的所作所为引起了徐桐的强烈不满。

徐桐乃严修座师，是严修参加会试并考中进士时的主考官，也是晚清保守派代表人物之一，《清史稿》中曰：“守旧，恶西学如仇。”徐桐寓所就在东交民巷使馆区，大门上的对联就是“望洋兴叹；与鬼为邻”，其憎恶洋人之态度可见一斑。

徐桐乃朝廷重臣，深得慈禧太后宠信，他采取一切手段打压维新运动，对其得意弟子严修也是毫不客气，徐桐当时执掌翰林院，对严修不再委以重任，严修无奈只好回天津隐居，但此举也是无意中救了严修一命，因为“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梁启超逃亡日本，康广仁作为“戊戌六君子”之一，与谭嗣同等人在菜市口被砍头，而严修因为没有过多参与戊戌变法而未受到朝廷的追究。

严修回到天津隐居后，开始将全部精力用于兴学，他以家塾作为试验创建了“严氏家馆”，并为严家子孙讲授西学，此举也是受盛宣怀创办“北洋大学堂”之启发，“北洋大学堂”创建于1895年，是中国人独自创建的第一所大学，“戊戌变法”失败后也没有受到太大冲击。

严修聘请刚从“天津北洋水师学堂”毕业的张伯苓主持“严氏家馆”，并由张伯苓讲授英语、数学和理化等现代课程，在私塾学堂讲授“西洋”课程，这在一百多年前绝对是一件新鲜事，慕名前来求学者纷至沓来，但更多的是各种非议。

在中国想要办一件创新事情总是会遇到重重阻力的，而要想突破传统思想和传统势力的束缚，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尽管严修与张伯苓年龄相差16岁，但二人兴学理念却相同，共同开创了私塾现代教育模式和教学内容，并游说天津士绅捐资助学，创办了民立小学堂，并逐渐扩大办学规模。

日本实行明治维新之后，致使国力迅猛增长，也由此吸引了中国许多仁人志士东渡日本留学，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严修也于1902年自费前往日本考察教育，了解日本学校的办学模式、教学方法和教学内容，他深切地感受到了日本政府和社会对教育的高度重视，并从中深受教育和启发。

1904年春，严修被直隶总督袁世凯聘为直隶总督府学务处督办，严修之所以能够再次出山，完全是徐世昌举荐的结果，徐世昌与袁世凯私交甚好，是袁世凯最为信任的智囊人物，经其介绍严修与袁世凯相识，袁世凯也颇赏识严修的才能，严修上任不久即组团再赴日本考察并访问了文部省，了解日本的教育制度和教育行政管理，并让张伯苓也一同随行出访。

严修从日本归来后，主持创办了各级各类学堂多所，还设立了女子小学堂、保姆（幼儿师资）讲习所、养蒙园（幼儿园）等教育机构，与此同时又在天津筹备建立私立敬业中学堂，并于当年10月开学，由张伯苓出任学堂监督（校长）。

1905年春，严修与时任“保定大学堂”监督卢靖一同谒见袁世凯，力陈科举制度之弊，“谓非罢废不足以言兴学”，严修、卢靖都是科举制度的受益者，但为了国家教育之兴盛而毅然进言，再由袁世凯领衔入奏朝廷，当年8月在中国实行了1300多年的科举制度被废止，“此为先生疾呼之力也。”

1905年12月6日，清政府设立学部，设5司12科统管全国教育，类似于教育部职能，而此前是由“京师大学堂”统管全国教育的，这一天也标志着中国近现代教育的开端，学部尚书由荣庆出任，熙瑛补授左侍郎，而严修以候补三品出任右侍郎，翌年又出任左侍郎，左、右侍郎大都由“从二品”官员出任，由此可见朝廷对严修的重用。

1907年私立敬业中学堂在天津城区南部一片开洼地，选址建立新的校舍，学堂随即改称私立南开中学堂，从此“南开”声誉渐起并成为名牌学校， “南开”校名也一直沿用至今，相信“南开”是有风骨的，永远也都不会更名。

1908年11月中旬，光绪帝和慈禧太后相继驾崩，由年幼的溥仪继位，其父载沣为摄政王，载沣因痛恨袁世凯并解除其一切职务，严修曾不畏惹祸上身而为袁世凯说项，甚至与杨度等人还到车站送别袁世凯回乡。

1909年7月，清政府外务部与学部会商启动了“庚子赔款”留美计划，严修委派学部员外郎范源濂会同外务部周自齐、唐国安组建游美学务处，并负责组织遴选考试，于1909年至1911年相继组织了三批“庚子赔款”留美考试，梅贻琦、秉志、胡适、竺可桢、赵元任、胡刚复、周仁等人都是“庚子赔款”考试的受益者。

严修还主持拟定了“八年教育计划”，并以学部名义奏请筹建京师图书馆、名辞编译馆、变通中学堂课程等，因载沣厌恶袁世凯并株连到严修，严修遂于1910年3月称病不出，并“自此不复出仕”，然其在学部履职四年，事无巨细且劳瘁不辞，其历史功绩当载于史册当中。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后，袁世凯被邀重新出山任内阁总理大臣，其力邀严修出任度支大臣和南北议和大臣，这两个职位都是“从一品”大员，尽管严修刚过半百之年，正是年富力强之龄，但都被其婉言拒之，1914年袁世凯又曾力邀严修出任教育总长，但还是被严修婉拒，盖不以利禄为荣耳，此乃官场罕见之人也。！

当袁世凯于1915年底称帝时，严修以书信劝谏袁大总统：“为中国计，不改国体存亡未可知，改则其亡可立待。为总统计，不改而亡，犹不失亘古惟一之伟人，改而亡，则内无以对本心，外无以对国民，上无以对前清之列宗，下无以对千秋万世……。”遂与袁世凯绝交，而当袁世凯因患尿毒症病亡之后，严修又亲往吊唁并参加送葬，由此可见严修“为人见道义不避斧钺，洁身不违世情。”

袁世凯病亡之后，相继执掌北洋政府之权柄者有黎元洪、冯国璋、徐世昌、段祺瑞、曹锟等人，严修与上述等人有同年、故旧、亲戚等关系，但“皆欲罗之而卒不能成。”

1917年秋，严修派遣张伯苓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考察美式教育，翌年又与清朝学部时期的老部下、时任北洋政府教育总长范源濂赴美与张伯苓汇合，三人一起游历了美国各地著名大学，重点考察了美国一些私立大学的组织架构、办学措施和办学经费筹措等等。

1918年12月，严修与张伯苓从美国回国后，开始筹划创办私立南开大学，他们积极四处筹措经费，不但游说天津士绅捐资办学，而且也争取到了北洋政府的大力支持，在各方共同努力之下，在私立南开中学附近建设校舍，私立南开学校大学部终于在1919年9月正式开学，由张伯苓出任校长，凌冰出任教务长，当年共招收了96名学生。

南开大学

私立南开大学创办伊始，就设置了文科、商科和理科，后来很快就发展成为三个学院，凌冰是从南开中学走出的毕业生，又从清华留美预备学校考取了留美官费生，他先后在斯坦福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和克拉克大学求学并获教育学和心理学博士。

凌冰以自己的人脉从美国联络和游说了一大批优秀留学生到南开任教，由克拉克大学博士邱宗岳创办了化学系、哈佛大学博士姜立夫创建了数学系、普林斯顿大学博士饶毓泰创建了物理系、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博士蒋廷黻创建了历史系等等，而芝加哥大学教育心理学硕士黄珏生更是以秘书长之身份为南开大学服务了大半辈子。

应该说私立南开大学起点是很高的，其办学经费除北洋政府少许补贴和学生学费之外，基本仰赖于基金团体和企业家的捐赠，学校本着“贵精不贵多，重质不重量”的办学原则办学，学校规模一直比较小，当年南开大学的办学原则，对于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大学建设仍具有一定的借鉴和指导意义。

1923年，严修和张伯苓又创建了南开女中，1928年又设立了南开小学部，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南开系列学校，之后不久又创办了南开经济研究所和应用化学研究所，从而构成了一个相当完整的南开教育体系，这在中国教育史上也是独一无二的，这种教育体系一直保留到现在，无论是小学生、中学生、还是大学生，南开所属的系列学校，从来都是天津人乃至全国读书人向往的名校。

南开校徽

南开从其建校之日起，就主张德、智、体、美四育并进，强调爱国教育、道德教育和人格教育，注重科学知识、科学精神和创新能力的培养，，逐渐形成了“允公允能，日新月异”的校训精神，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南开学子以能在南开读书而自豪，而南开校友之间的情谊，相比其他学校校友之间的关系更加深厚。

张伯苓曾这样高度评价创立南开的严修：“南开之有今日，严先生之力尤多，严公逝世，在个人失一同志，在学校失一导师，应尊严先生为校父。”严修作为南开的创始人，理应被誉为“南开校父”或是“南开大学之父”，无论如何赞誉都不为过。

严修

中国教育经费历来捉襟见肘，而私立性质的学校更是“差钱”，严修自从兴学以来，就掏出全部家底助学，为南开捐款、捐地、捐图书，仅南开大学建校之初，严修就曾捐赠购书款2000美元及数百册图书，1922年又捐赠土地将近6亩，更多的是奔走各地游说各方，为南开筹集办学经费，其中酸甜苦辣常人难以理解，这样一位教育大家难道不应该大力宣传吗？

周恩来为南开杰出校友，因参加学生运动而被南开除名，但严修却是慧眼识珠，从其作文中料定其拥有宰相之才，遂资助其留学欧洲，当有人告知严修其在巴黎参加共产党，应当停止对其资助，严修以“人各有志，不宜相勉”说之，严修这种不以学生政治信仰有变而更初衷，可谓是其育人才别具卓识也，而周恩来也曾以“严先生是封建社会的一个好人”对其高度评价。

严修乃饱学之士，与赵幼梅、王守恂被誉为天津“诗坛三杰”，他也是书法大家，与华世奎、赵元礼、孟广慧并称天津近代四大书法家，一生著有《蟫香馆手札》和《严范孙先生日记》、《严范孙古近体诗存稿》等，尤其以其日记最有史料价值，是研究晚清历史的珍贵史料，其杰出的历史贡献还有待史学家和历史爱好者挖掘和研究。

《严修日记》

严修是1929年3月15日晚11时病逝的，享年69岁，并不算高寿，至今已经整整九十年了，现代人提及南开大学创始人，人们似乎只知道张伯苓，很少有知道严修（严范孙）的，而严修的历史贡献也不仅仅是一所南开大学，在严修辞世之后，张伯苓才成为南开大学的灵魂人物。

鲜为人知的是，自1946年4月9日起，私立南开大学才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从此开启了国立南开大学时代，尽管当年张伯苓和南开校友都不愿意南开改制，但巨额的办学经费却无力筹措，南开大学不得不接受命运的安排，中国一代私立名牌大学仅存在27年就凋零了，此后均由国家拨付教育经费，而100年后的南开大学，其知名度也似乎有逐渐下降之趋势。

南开大学范孙楼

在即将迎来南开大学建校100周年之际，仅以此文为贺之，教育乃国家和民生之大计，希望有更多像严修这样的教育家出现在当代，只要各级各类学校校长都能成为一定意义上的教育家，而不仅仅是官员，那将是中华民族之幸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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